温莎城堡

温莎城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尽曲折之后,终成定局,“四化”是方略,“小康”是目标,大家不再左顾右盼,十亿大军终于缓缓启动,朝一个方向开进。当时的国家经委教育司出于对中国改革大业的长远考虑,决定引进外国的先进管理技术,为此在全国设立了八个管理培训中心,每个中心都固定与一个国家合作,以便更好地博取各家所长。如大连中心与美国合作,天津与日本合作,上海与德国合作,如此等等。西部重镇成都也有一个中心,称作成都中心,是与加拿大合作的。

引进管理技术主要是两条路,一是请外国和尚到中国来念经,各中心都专门修建了“外宾公寓”,供外国和尚安心居住,安心传经;二是自己派出和尚,到外国去取经。

两条路各有各的好处,成都中心选择了走出去,因此派出了大批和尚,东渡太平洋,以加拿大的温莎城为基地,四散到加拿大各地取经。

这温莎原是英国温莎大公在英国封地的名称,欧洲人移民北美之初,可能因为懒,照搬了很多原住地现成的地名,除了温莎,还有伦敦,滑铁卢,据说北方有个小镇,直接就叫中国。温莎是加拿大的汽车城,与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一桥之隔,是典型的工业城市,灰蒙蒙的。

温莎大学里聚集了很多华人留学生,有公费的,也有私费的,来自世界各地。其中香港学生最多,台湾最少,大陆学生人数居中,不多不少,但都是公费。成都这帮取经的和尚,全部聚集在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其貌不扬,四层棕色的楼房就是全部家当,有学生一千余人,若按中国的标准,就很小了。但这小小的商学院却藏龙卧虎,老师学生个个神通广大。

托尼的足球馆

托尼是商学院的教授,当年已是五十郎当岁了,是院里学位最多的教授,文科理科的都有。据托尼自己讲,年轻时不想上班,就攻读学位,顺带也拿着奖学金,吃喝不愁地做学问。这样一来二去不知不觉地,托尼弄了七八个学位,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就结了婚,到温莎大学商学院当起了教授,讲授经济学。

托尼天资极高,学术功底也深,各路经济学流派的来龙去脉、发展轨迹都一清二楚,讲起课来如数家珍,深入浅出,很受学生的爱戴。但美中不足的是托尼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曾有成都去取经的和尚请教,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托尼想想说,你们的道教儒教,有区别吗?肯定有,在哪里,那就说不清了。和尚们听得懵懵懂懂似乎不大明白。

托尼自己的看家本领是制度经济学,造诣很深,有一年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年的这个奖项被美国的萨缪尔森拿去了。

拿去就拿去吧,那萨缪尔森是新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也不是等闲之辈,输给他也正常。托尼并不泄气,文的不行来武的,看着自己越来越肥的肚子,托尼决定去搞体育事业,如能以一己之力,搞得人人体魄健壮,也很有意义。

托尼自己来自英国,老婆原籍是德国,都对足球情有独钟,自然一下就想到了足球。足球在北美是荒原,不过托尼明白,其实加拿大喜欢足球的人有的是,但苦于没有地方操练,因为足球运动在北美不甚吃香,那边的首选是橄榄球、篮球和棒球。篮球架棒球场星罗棋布,到处都是,就是没有足球场,托尼认为这都是因为北美牛仔文化的毒害,橄榄球太暴力,哪像运动,就是群殴,但篮球过于精巧,棒球过于复杂。只有足球,美妙而绅士,勇猛而不失技巧,温莎太应该推广足球了。

他同老婆一商量,决定先建一个室内足球馆,免费向公众开放,让人们先把球踢起来。托尼知道,人们只要爱上这一口,领略了妙处,就不可收拾了,星星之火马上可成燎原之势。托尼立志做个点火人,像普罗米修斯那样。

主意已定,夫妻俩分头行动。一番讲解加上鼓动之后,托尼找到了十多个创始人,法国、英国、德国各色人等自不必说,托尼还把会计学教授蓝博拉下了水。蓝博是中国人,小个子细腿,对足球一窍不通,托尼打他的主意是因为要让蓝博搞财务。

锣齐鼓齐,托尼在克莱斯勒汽车厂附近寻了块地,决定在那里建设北美的足球基地。

托尼跑贷款,看图纸,搞宣传,托尼推掉了所有研究生的指导,一门心思建设他的足球馆,有点不务正业的样子。

托尼他们都是资深教授,又是当地名流,推动力很大,事情虽很琐碎,却如期进展得很顺利。

一阵忙碌下来,终于有一天,阳光灿烂彩旗飘飘,托尼的足球馆在五彩缤纷的秋天落成了。足球馆是充气式的,高大雄伟,银光闪闪,像个巨大的天文台,里面有大小不等五块足球场。

开幕式由托尼本人主持,来宾是当地各界人士,成都那些取经的和尚们也被邀请参加,兴致勃勃。虽没有锣鼓喧天,倒也热热闹闹,开幕式后,依照国际惯例,由托尼一伙进行了表演赛,一群教授腆着肚皮在场上溜达,完了两队握手互致敬意,都说,好球,好球。

托尼兴高采烈,带了一行人热热闹闹来到一家熟识的小酒馆,要自己庆祝一下。

小酒馆名叫“第五站”,小火车时代曾是个火车站,老板里克是个波兰人,瓦文萨的团结工会大闹波兰时,不堪其苦,就逃了出来,拖儿带女地浪迹天涯,最后落在了“第五站”。

里克拿手的是炸鸡翅,多汁,微甜,香气扑鼻。

托尼一行落座后,里克挤了过来。

里克是生意人,很关心足球馆怎样赚钱,趁着托尼高兴,他就来打听。托尼咔咔地嚼着根西芹,对里克说,公益的,不赚钱。里克不相信了,资本主义哪有不赚钱的,还是公益,莫非其中还另有玄机?里克有些警惕起来,托尼见状笑了,拍拍里克,让他放松坐下来,说:“公共厕所,见过?”里克点头,托尼说:“那就是公益,别人出钱你方便,不卖票不收钱,就为你好,明白?”里克明白了,有些感动,起身端来一大盘鸡翅,对托尼笑笑说:“公益,这是公益的。”

偌大的安大略省样样发达,唯独足球馆只此一家,托尼的足球馆是完全免费的,只要愿意,就可以前来踢球,先来先踢,过时不候。足球馆很快声名远播,附近的人常来常往不用说,连多伦多的家伙们也驱车赶过来,组队,踢球,交朋友,然后到“第五站”,啤酒、鸡翅,乐不思归,把里克高兴坏了。

热闹归热闹,还是要说钱,足球馆一天到晚水电气的,哪样不说钱?还有银行的贷款,本金且不说,利息一定要付,这银行是托尼最痛恨的美国人开的“花旗”,牛眼向天唯利是图,一点都不好说话。

托尼把火点起来了,但还不能退步抽身。他把创始人都找来,请求大家都去打工,把工钱捐出来维持足球馆。

这下知道加拿大人的可爱了,这群教授二话不说,星期天都去打工,挣钱补贴球场费用。因为是零工,对工作还不能挑肥拣瘦,一时间温莎城里城外,各行各业,都能见到这群不务正业的教授。

教公共关系的博士福克斯到加油站打工,一头红发在寒风中猎猎飘动,煞是抢眼。托尼则强行要求里克雇了自己,在“第五站”当起了酒保,扎着围裙,腆着肚子满地乱跑。按他的资历,工钱还不低,里克趴在柜台上,一脸苦笑地看。

蓝博教授也被征用了。蓝博有一手绝活,会用汽车零件焊接出各种动物工艺品,栩栩如生,还带点中国人那种不屈不挠的劲头,很有市场,价格也很昂贵。

蓝博以前闲来无事,以业余爱好的态度,一年能搞出一两件,现在被托尼抓住,每月要交一件。蓝博无奈,每天下班就钻进车库里,弧光闪闪,一个教高级财务的教授摇身一变,成了蓬头垢面的电焊工。

这样人仰马翻地折腾了一阵,群策群力之下,足球馆的财政算是好了一点,但托尼觉得这种打法不能持久,自己当酒保毫无问题,总不能叫蓝博一辈子这样发展下去吧。

海上可以生明月,哪里可以生钱呢?托尼开始想办法。托尼的强项是制度经济学,知道制度的厉害,他就在制度上想办法。托尼何等聪明,办法果然有,制度果然能生钱。

这办法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托尼决定去开赌场!

加拿大的赌场是合法的,只是有个规定,赌场的收益要交出60%去做公益,有取恶钱做善事的意思。托尼以前很反对这种助恶又助善的做法,称之为鼠首两端,现在一看,这办法居然有它的道理,除恶难尽,善事无边,取恶钱而行善事,大有道理。

托尼到了市政府,亮出身份,讲清缘由,一番签字画押后拿到了经营赌场的特许证。

托尼辞掉了酒保的工作,让里克松了口气,回头一看,里克又倒抽了口气,这伙教授马不停蹄,南北转战,居然又开起了赌场!

这是个小赌场,主要赌客是底特律过来的美国工人,美国工人钱多,好赌,托尼很欣赏他们这种性格。

玩得最多的是一种叫“病狗”的游戏,小赌,简单,在北美很流行。赌客们按一定的程式在随机印出各种数字的票上打点,连线,只要出现了规定图形,就算赢了。图形很简单,三点一线,竖直,横直,对角直,连上就算赢,赌客会大叫一声“病狗”,这一局就告结束,赢家领钱,其他人振作精神迎接下一局,没有输家,只有赢家,每个人都欢天喜地。

“病狗”对庄家而言,主要靠卖票,每票五毛,有“票人”在场子里不停走动,引诱赌客买票,随叫随卖,多买不限,卖票所得就是庄家的收入。票房就是生命线,至关重要。

托尼安排福克斯主管卖票,福克斯的一头红发这时派上了用场,大放光彩。赌徒迷信,认为见红就是见喜。福克斯顶着红发满场游走,在赌徒看来就是一朵五彩祥云飘来飘去,有赌性大的,祥云一飘过来就按耐不住,会大把买票,面前“病狗”堆积如山都快照顾不过来了,还要买。托尼哪管那许多,催动福克斯不停地走,到处地飘,始终要让赌徒见到祥云,而且这可怜的祥云还必须均匀地飘动在赌场各地,一场下来,福克斯要溜达七八个小时,是全场最辛苦的人。

托尼自己也不轻松,他负责摇号,其流程和今天大行其道的体育彩票差不多。托尼拿起随机吹出的乒乓球,把数字对准摄像孔,满场的赌徒都可以通过闭路电视看清楚,然后托尼用冷漠的声音叫出那个号,一定要冷漠,不能让人感到有什么暗示,赌徒们紧盯着自己面前的“病狗”,找寻叫出的号。如果中了,就大声喊,“病狗!”托尼就用更冷漠的声音说,“恭喜病狗!”然后开始下一局。

也有耳聋的赌徒,就比较忙,先要紧盯着电视看,然后要紧盯着自己的“病狗”对号码,比其他赌徒多一道手续,发现自己中了,也比别人慢半拍。聋子声音无轻重,拼了命一声“病狗”,往往吓人一跳,这时托尼就随便喊一声,“恭喜病狗!”管他那么多,聋子听不见,朋友会告诉他。

就这样打打杀杀的,赌场通常要到深夜才能打烊,托尼一行疲惫不堪,尤其是福克斯,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几近残疾。教授们这时如释重负,自然而然就直奔“第五站”,只留下蓝博独自在那算账,按加拿大的法律,赌场打烊后四小时,就要把当天的报表送交到税务部门,所以蓝博不能走。

里克当然欢天喜地地迎接托尼一行,心里很感动。不过里克觉得这帮教授太过辛苦,都年过半百,须发齐胸了,深更半夜还在外面晃来晃去,太过辛苦。公益是好事,全民健身是好事,推广足球更是好事,但也不能把一群老命都拼进去嘛,里克从生意人的角度觉得托尼一伙是因小失大了。比如教授蓝博,他主编的《高级会计》是全国指定教材,不学这本书,研究生拿不到学位,会计师拿不到证书。蓝博现在却不务正业,在一个小小赌场里免费担当个记账的,里克认为大名鼎鼎的托尼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

里克给托尼送上一杯啤酒,说:“公益,这是公益的。”托尼道了谢,捧着肚子给里克让座。

里克说:“辛苦辛苦。”托尼说:“创业无坦途,自找自找。”

里克问:“还能顶多久?”

托尼想想说:“还有五年。”

里克大笑,指指一帮两鬓斑白的教授说:“你欺负我波兰人不懂医学,都强弩之末了,再这样弄五年,这帮人还在?”

托尼一时语塞,竟然无言以对。

里克又说:“我们波兰制度不同,遇到这种事,我们一要发动群众,二要依靠组织,你这样单枪匹马地弄,在波兰就叫个人英雄主义了,你搞制度经济学,这都不懂?”

托尼一拍大腿,对呀,话丑理端,有道理,制度决定一切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托尼茅塞顿开,他不管赌场了,摇身一变,西装革履变成了政客,在大大小小的市议员家里进进出出,滔滔不绝坚韧不拔地进行院外游说。

工作是琐碎的,但效果是显著的,到了年底,市政府通过了议案,由政府代为偿还足球馆的建设贷款,由托尼一伙自筹资金维持日常运营。这就小菜一碟了,托尼、蓝博、福克斯,都快活难耐。

托尼一行说说笑笑又来到“第五站”,里克虽说立了功,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谦卑,没有居功自傲的样子,托尼很满意。这时托尼看见成都那帮取经的和尚也挤在人群里前来祝贺,就腆了肚子挤过去,笑一笑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但异曲同工,都可以搞成足球馆,明白?”

和尚们面面相觑,好像还是不明白。

雅各布的广告

就在托尼一帮人历尽艰辛地建设足球馆时,北美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一场广告大战,由百事可乐挑起,对手是巨无霸可口可乐。对市场营销学而言,这场战争的重要程度是诺曼底之于二战,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今天搞市场营销的人,如果不知道这场战争的,一定是冒牌货。

策划这场战争的,就是温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青年教授雅各布。

雅各布祖上三代都是正宗的法国人,移民来到加拿大后,一直在那里生息繁衍,到雅各布父亲这一代,血统里混进了其他成分,雅各布的皮肤就带那么一点浅浅的咖啡色。

雅各布毕业于安大略的伦敦大学,后来到美国的哈佛,拿下了他的MBA,再后来就转回安大略,在温莎工商管理学院当了教授,讲授市场营销。

雅各布时年三十出头,英气勃勃。他的学位是哈佛的,含金量很高,但学位本身只是个硕士,并不算得高,比起托尼这些七八个博士在手的老家伙来说,他的学位还真有点卑微。但雅各布毫不在意,他学富五车,广交天下英雄,理论实战都有一套,令托尼、蓝博、福克斯等,都不敢低看他一眼。

雅各布率先提出了“好酒也要会吆喝”的营销理论,颠覆了“好酒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他的道理很简单,好酒再吆喝吆喝,可以卖得更好,何必要端起架子坐等上门。

这理论直白,深刻,易学,大得人心,成都那拨取经的和尚对此理解得尤其深刻,并且很快引进了中国。中国的好酒多,今天都在大声武气地吆喝,都是得雅各布的真传。

雅各布也到“第五站”去,啤酒,鸡翅,聊天,但他从不到托尼的圈子里去,彼此敬而远之。

一天雅各布在“第五站”碰到一个大学同学,叫亨利,相见甚欢互敬啤酒后才知道,亨利在百事公司市场部就职,还是个小头目。两人一个搞实战,一个搞理论,本不相干,但毕竟是同学,惺惺相惜,加上啤酒一催,话就多起来,百事对可口可乐的广告之战,居然就这样在“第五站”萌出了衅端。

雅各布第二天来到亨利的办公室,倾听百事可乐的苦恼。百事那时刚刚降临人间,立足未稳,却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着巨人可口可乐。相比之下,可口可乐是大象,百事是跳蚤,可口可乐是昆仑,百事是车前草。可口可乐高高在上睥睨群雄,走一步地动山摇,百事哪是对手。但百事为了生存,必须要想法叫可口可乐让出三尺地盘来。

雅各布笑笑,接着听。

百事当时有两个关键命门被可口可乐捏住,有点动弹不得,这两样一个是出身,另一个就是那个世人皆知的可乐配方。可口可乐自己的出身堂堂正正,追根溯源,亲生父母都有名有姓,有案可查。百事在这个事情上,就有点气短。关于百事的出身,有几个版本,有叛变说,分裂说,甚至有盗窃说,不一而足,但都跟可口可乐有关系。给人的印象,就像百事在可口可乐处偷师学艺,自感翅膀硬了,就飞了出来,跟师傅分庭抗礼。不管是哪个版本,百事自己都作声不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

再说那个大名鼎鼎的可乐配方,江湖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秘方存放在瑞士一家银行,保险箱有七把钥匙,由七位董事分别掌管,七人合力,才能开启密码,打开保险箱。

七位董事不可能集体叛变,那样将毫无意义,所以秘方不可能外泄。

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百事却因此一筹莫展。吆喝都找不着调子,它不能吆喝说是自创,因为道不出父母的姓名,也不能吆喝是学的,因为你拿不到秘方。

亨利望着雅各布,一脸无奈。

雅各布冷冷地对亨利说:“这种出身论,英国人喜欢,我们法兰西有个拿破仑,哪管你这么多。”

三天后雅各布发动了第一战役,代号“CP”,意为“百事的挑战”。百事向全世界挑战,“谁能辨得出!”雅各布这一招叫作以假乱真,他不跟你纠缠出身和历史,只要大家知道可口可乐之外还有个百事可乐,就可以了。

挑战的形式很简单,大街上扯出横幅,上书“百事的挑战”五个大字。地上摆两个瓶子,一模一样,一个装可口可乐,另一个装的是百事可乐,外面看不出来,只看见1号瓶和2号瓶。来了人,就请你喝,咕嘟咕嘟喝完了,拿出问卷,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喝的“百事还是可口可乐”,让你猜,猜了就打钩;第二个,“喜欢哪一个,1号还是2号”,又打钩;最后一个问题,“平常喝什么,百事还是可口可乐”,然后再打钩。

前来迎战的人成群结队,一是图新鲜,二来不要钱,大家欢天喜地,还有打赌的,一时间热闹非凡。

可口可乐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场产品大比拼,毫不惧怕,秘方在瑞士银行,可口可乐稳坐钓鱼台。

哪知道雅各布这里面还藏了一招“暗度陈仓”,他真正要比的,不是那罐水,是吆喝声。他在问卷里不露形迹地问了你两次“百事还是可口可乐”你必须想想百事,再想想可口可乐。以前你要饮料,只需说“来听饮料”,服务生自然拿来可口可乐,现在服务生必须问清楚,“百事还是可口可乐?”你就必须想想百事,再想想可口可乐。百事如影随形,无声无息地随着可口可乐进入了千家万户,现在大家都知道,这虽是个双胞胎,却是两个人。

雅各布还有招,第二问,“喜欢哪一个”其实是个圈套,不管你选哪个,总有一半的人选到百事,二选一,半对半,概率使然。

还不止这些,阴谋最深的是第三问,如果你平常喝的是可口可乐,答题结果却是喜欢百事,这文章就变成“忠实的可口可乐饮者也喜欢百事”,而且不管你怎么选,总有一部分文章会变成这样。雅各布在这区区三个问题里布置了千军万马,任你精似鬼,也要喝洗脚水。

一个月后,“百事的挑战”落下帷幕,统计结果由一家中立的调查公司公布,显得客观、公正,但一定是意料之中。

调查结果显示,50%的被调查者喜欢百事,40%的可口可乐饮者选择了百事,果不其然。

亨利的销售量突飞猛进,亨利买了房,换了车,还换了个老婆,陪着他早出晚归。喝水不忘挖井人,亨利当然没有忘记雅各布,时不时地陪雅各布到“第五站”去,鸡翅,啤酒,聊天,亲密无间。

雅各布还是一如既往,备课,上课,改卷子,然后气定神闲地稳坐中军帐,他知道事情没完,还有飞来将。

果然,可口可乐反击了,广告铺天盖地而来。雅各布冷眼一看,觉得可口可乐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老调重弹,百年老号啊,独家秘方啊,七名董事管钥匙啊,雅各布觉得好笑。他打电话叫来亨利,特别吩咐不要带他那形影不离的老婆来,雅各布决定发起第二战役,此战代号“CN”,意思是“新一代的选择”。

“新一代的选择”针锋相对,有明确的主题,就是新一代,百事是新一代的产品,自然是新一代的选择,我不是百年老号,但我是新一代的选择,雅各布又巧妙地避开了出身的问题。

雅各布为第二战役准备了两组电视广告,各有机巧。

第一组广告里,一群年轻人刚搞完运动下来,汗津津精神焕发,兴冲冲阳光四射,“来听可乐”,广告里喊,老板搬出可口可乐,大家一起摇头,“不是这个,是那个,百事可乐!”老板恍然大悟,屁颠屁颠换出百事,然后是口号,男女青年高声呐喊“百事可乐,新一代的选择!”其中还夹带着童声,你看看,年轻人已经拒绝可口可乐了,百事可乐是新的时尚,可口可乐才是老人家的宝贝。“新一代的选择”造成一种可口可乐老态龙钟,正在消失的印象。

雅各布还不罢休,第二组广告更为露骨。雅各布安排了一个老教授带领一群娃娃到一座废墟去考古探幽,发现了一个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娃娃们翻来覆去地看,却不认得,拿去问教授,这教授也翻来覆去地看,然后一脸迷茫地说,“这是何物,我也不认得。”广告里的教授表情夸张,广告外的雅各布手段更夸张,说的意思都一样,在不远的将来,可口可乐已是无人认得的陈古之物,静躺在废墟之中,代之而起的,就是那群娃娃人手一罐的百事可乐。

雅各布深知广告应有明确的针对性,这样看广告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对我说”,有的广告对人人说,但人人都觉得“这是对他说”,事不关己,充耳不闻,这就是垃圾。所以雅各布的两组广告都在对年轻人说话,而且说得很清楚,老头们如果愿意听,当然也欢迎,但他不刻意说给老头们听。

多年后中国也有一次广告战,在雅各布的中国和美国弟子之间展开,产品是牙膏。美国弟子说自己的牙膏可以防蛀牙,而且目标是消灭蛀牙,为此还当众弄了实验,做了对比,一本正经,由不得你不信。牙病中你最怕哪种,当然是蛀牙,一听说美国牙膏可以防蛀牙,谁也不问真假,马上就买,反正每天要用。

中国弟子却嬉皮笑脸地说自己的牙膏百病可治,用了后身体健康,壮实如牛。这就扯远了,牙膏就是牙膏,刷牙用的,既不是大力丸,也不是百消丹。

结果百病可治败给了只防一病,雅各布的点评是,面面俱到,其实一无所有,要攻其一点,再及其余。

好汉全靠当年勇,雅各布当年两仗全胜,可口可乐再不是百年老号,而是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陈旧之物,只供喜欢怀旧的人把玩。

可口可乐慌了,以往面对百事这样的小东西,可口可乐是不屑一顾的,它觉得自己随时都可以掐死这只小跳蚤。谁承想两仗下来一看,鸟枪换炮,百事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可口可乐觉得自己轻敌了。

很多年后,有一家中国知名汽水也想打进美国,可口可乐知道后,吸取了当年雅各布之战的教训,严阵以待不敢大意,甚至准备了巨额资金,要将闯入的中国汽水全部加以收购,然后倒入太平洋,让美国市场永远见不到这个异想天开的小东西。遗憾的是,中国汽水当时不认识雅各布,因此在美国市场闯荡一阵后自动消失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可口可乐倒省了笔钱。

可口可乐现在要对付的是眼前这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万万没有想到,区区两个广告战就使百事站稳了脚跟,还顺便把自己搞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可口可乐决定从根本做起,改进自己的产品。百事有啥了不起,不过是稍微甜一点,迎合青少年,雕虫小技而已。可口可乐果断下令往自己的饮料里多加些糖,并在瓶上打了个“新”字,意思是新一代的新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当时不知道,这一点点糖却差点真正毁掉了自己。

可口可乐加糖的消息被亨利探听到后又及时报告了雅各布。雅各布笑了。雅各布感到可口可乐已经完全乱了方寸,慌不择路,竟自己踏进了绝境。这一改好,百年老号啊,秘制配方啊,等等,以前所有的神话都不攻自破,成了废话。雅各布决定落井下石,再推可口可乐一把,他指示亨利发动了第三次战役,这次的代号是“CS”,意为“求变图存”,暗示可口可乐已经走投无路,到了求变以图生存的地步。

第三战役其实有点多余,雅各布的广告还没有制作完成,可口可乐周围已是骂声一片,口出恶言的居然全部是自己人,股东、顾客、经销商,无人不骂,骂可口可乐变节的,骂可口可乐SB的,还有直接骂它是狗日的。

第三战役的广告像一套教科书,列举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历数了各国改革带来的好处,最后的结论是“不改革无以图生存”,还夸赞可口可乐识时务,是俊杰,把可口可乐说了个哑口无言。

面对自己人的一片骂声,可口可乐无可奈何,吃起了回头草,恢复了原来口味的可口可乐,命名为“经典可乐”。看着狼狈不堪的可口可乐,亨利风风火火地跑来报告雅各布,雅各布却打了个哈欠,已没了兴趣,他让亨利去找中国来的那拨取经的和尚,然后请和尚们上了电视,给可口可乐讲了个中国的古代寓言,叫作“邯郸学步”。

雅各布自己则找来大比例的地图,研究起了那个大洋对岸叫作中国的地方,几年以后,百事的蓝色海洋就淹没了那片古老的土地。

玫瑰玛丽的小日子

玫瑰玛丽本名就叫玫瑰玛丽,法国人,黑发碧眼,性格爽朗,因为抽烟的缘故,嗓音有点嘶哑。玫瑰玛丽是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的秘书,院长叫汉斯,德国人。

玫瑰玛丽本来是公共秘书,就是大家的秘书。学院专门有个秘书室,里面坐了一大群秘书,为各科教授们打印文稿,学生的作业也可以叫她们打,不过要收费,五毛一页,算是秘书们的外快。那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秘书们用的都是打字机,噼里啪啦地打,走到头了,就“叮”地响一声,秘书们就扳一扳回车柄,“哗啦”一声回了车,再继续打。打字机的键盘按起来很费劲,手要悬在键盘上方,像弹钢琴一样,保持一定的手形,才能使手指有弹性,打起字来双手像兰花一般在键盘上跳动。不像现在的电脑,手趴在键盘上,懒洋洋的,毫无生气。

玫瑰玛丽是打字速度最快的,而且极少出错,因此被院长选中,当上了机要秘书。玫瑰玛丽本不想去当机要秘书的,坐在院长办公室里冷清清,孤零零的,哪有在大秘书室里自在。院长汉斯明白这一点,他开出两个条件,让玫瑰玛丽无法抗拒,一是给玫瑰玛丽配了一台电脑,归她一个人用;二是给她开了一份很高的工资,玫瑰玛丽投降了,举着白旗从大秘书室搬进了院长秘书室。

不出玫瑰玛丽所料,院长办公室因为高高在上,所以冷冷清清。但玫瑰玛丽是法国人,乐于助人热情如火,把个院长办公室搞得暖意融融,每个来办事的人,都被她呼为“亲亲”,心情一下就轻松下来,感到春天般的温暖。秘书杂事很多,都很忙碌,院长的秘书尤其忙碌,玫瑰玛丽像一只蝴蝶,急匆匆地飞进飞出,一刻也停不下来。但不管有多忙,她都不忘记那些等待办事的人,不断用语言安慰他们,“亲亲,再给我5秒钟”,“亲亲,再过1分钟我就是你的了”,等待的人总是充满希望,从不会感到寂寞。如果真有急事,玫瑰玛丽会操起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对院长说:“冯德里克先生,我认为你应该马上见见这个人,请马上给他两分钟。”玫瑰玛丽这时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倒像是院长的上级一样,十有八九,冯德里克先生会乖乖地听话,优先予以办理。办事的人对玫瑰玛丽说:“非常感谢。”玫瑰玛丽回答:“时刻准备着。”

尽管玫瑰玛丽把机要秘书当得有声有色,但她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她真正的爱好是收拾后院的小花园。又不知道是啥原因,玫瑰玛丽不喜欢当机要秘书,但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轻重缓急秩序分明,她喜欢的后花园却从来收拾不好,颠三倒四。不过玫瑰玛丽并不十分在意花园里长了些啥东西,她的乐趣就是在里面摆弄。

礼拜天一大早玫瑰玛丽就要起来,先穿上长筒水靴,围上胶皮围裙,套上袖套,然后戴上头巾,墨镜,容易晒到的地方还要涂上防晒油。全副武装后,最后钻进车库,搬出十八般兵器到后花园去,用她自己的话说,搞园艺去了。玫瑰玛丽的老公乐得清静,赖在床上放心地睡。

玫瑰玛丽的老公叫约翰,也是个德国人,与院长汉斯是老乡,在克莱斯勒公司当客户经理,管理安大略片区。平常的工作就是去轮流拜访客户,陪他们喝酒,聊天,当然也听听他们的建议或者抱怨。约翰和玫瑰玛丽一样,情商极高,同客户们相处甚欢,克莱斯勒公司起死回生之际,约翰凭着与客户非同一般的关系,是立有大功的。

等约翰睡到自然醒,到花园里一看,吃了一惊,花园倒变成了战场,锄头钉耙散落一地,玫瑰玛丽满身泥污。见约翰出来,玫瑰玛丽一脸涎笑地跑过来说:“我前两天种了些玉米,亲亲,你过来帮我看看,哪些是苗,那些是草?”

约翰以德国人惯有的严谨认真看了,对玫瑰玛丽说:“你隔一株拔掉一株,剩下的都是玉米。”

过了一个星期,玫瑰玛丽又叫约翰说:“约翰亲亲,你看看,剩下的有草也有苗。”

约翰说:“太好了,这回你把草拔掉,剩下的一定是玉米。”

约翰这是在敷衍她,约翰不喜欢玫瑰玛丽搞园艺,它衍生的东西太过繁多,接水管啊,找扳手啊,有时还要开车出去买农药,而且这些事玫瑰玛丽自己都不做,统统交给了约翰。约翰觉得园艺太啰唆,他更愿意带上玛丽,租条小船,去游霹雳角。

霹雳角在安大略湖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观鸟胜地。霹雳角还有个神奇的地方,本来从加拿大看,美国永远在南面,到了霹雳角一看,星条旗就到了北面,这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约翰就租了条船,在船上备了足够的啤酒,有法国的也有德国的,还叫里克送来一盒“第五站”的鸡翅,带上玛丽,离开后花园到霹雳角去了。

约翰慢慢把船开出港湾,关掉发动机,换上风帆,任小船在湖上静静地漂行。玫瑰玛丽戴着大墨镜,喝着啤酒,一头黑发在风中静静地飘,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动水动的声音,浅吟低唱,摇篮曲一样。约翰和玫瑰玛丽一头一尾地坐着,都不作声,不管德语还是法语,在这片宁静中都会粗俗不堪。

霹雳角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各样的鸟,有路过的也有常住的,婉转歌喉,斑斓羽毛,都汇集在这里。霹雳角上众多的鸟儿中,名气最大的是加拿大斑头雁。这是一种候鸟,每年成千上万的定期到来,也吸引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定期前来,在加拿大的霹雳角会合,人雁共舞,度过短短的几天。

玫瑰玛丽把自己安顿下来,静静地观望小鸟和大雁,心中充满温馨,感动,还有一丝敬畏。这些小小的精灵在天上飞,在霹雳角卿卿我我的谈情说爱,神而奇之,玫瑰玛丽立起手掌,在胸前上下左右地,虚画了个十字,求上帝保佑大家,也包括自己和约翰。

约翰似乎对鸟儿不感兴趣,此刻正在湖边钓鱼,湖里鱼很多,但真正美味的叫太阳鱼,约翰此刻正在钓太阳鱼。

太阳鱼个头不大,色彩斑斓,因为是野生的,性情凶猛,大嘴利齿,喜欢吃肉多的东西,约翰为了钓它,专门准备了大蚯蚓。

大蚯蚓在北美很普通,别的地方就少见,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国峨眉山发现过。有传教士拍了照片回来,有两条,犹如祖孙外出,一条小的指头粗细,拉直了有尺把长,大的那条就赫然了,竟有酒杯粗细,一米多长,令人不敢相信。后来实地进行了考察,那条小的孙子是真,大的那条爷爷,却是根高粱秆,一时传为笑谈。

大蚯蚓肉多,并且能在水下长久保持生命活力,很受钓鱼者的喜爱。大蚯蚓到了晚上就会溜出地面,乘乘凉,也看看人间景象,这当然不是明智之举,密匝匝的捕捉者乘机出动,捉拿大蚯蚓。晚上星星点点,到处矿灯闪烁,就是捉拿大蚯蚓的队伍,天亮拿到渔具店里一条一条数,能卖五毛一条,相当于一个秘书打一页文稿。店家再卖出来,变成一块钱一条,相当于秘书打两页文稿。贵是贵了点,但要钓太阳鱼,还非用此物不可。

约翰此刻正在寻找太阳鱼。太阳鱼都躲在岸边的石缝里,钓鱼的人要用大蚯蚓不断引诱它,钓钩不能沉底,要悬在水里,大蚯蚓一动一动,太阳鱼就扑出来,迅雷不及掩耳,一下就上了钩。

太阳鱼都是独居,钓上一条,周围就没有了。钓鱼的人要沿着湖边的岩石不断爬来爬去地找,太阳鱼容易上钩,但要找到一条还是不容易,很辛苦。

玫瑰玛丽看完鸟儿,在轻轻的小风中小小地睡了一会儿,仙女般醒来,往湖边一看,约翰站在水中,正在同一条太阳鱼拼命。那条太阳鱼咬钩的时候,约翰慢了半拍,结果太阳鱼把渔线拖进了石缝里,约翰脚下一滑,掉进了水里,约翰不肯罢休,正水花四溅地要把它拖出来。

玫瑰玛丽抬头看看天,太阳红红的,已经紧挨着湖边,就对约翰喊,叫他回来。约翰想想,剪断了渔线,咬牙切齿地从水里爬上了岸,开动小船,带着玫瑰玛丽回去了。

太阳鱼是难得的美味,玫瑰玛丽第二天就挨家挨户地把鱼给秘书小姐妹们送过去,有福同享嘛。最后还有一条鱼,玫瑰玛丽决定送给院长,汉斯·冯德里克。

中国同学会

温莎大学最热闹的季节是金秋九月开学的日子,这和中国的大学完全一样,但这热闹的内容不大一样。中国学校开学时,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人分为三群,学生自己,接学生的老师和送学生的家长。学生自己那一群不热闹,倒有点呆头呆脑不知所措的样子,热闹的是另外两群,老师和家长,都在大呼小叫,叮嘱学生注意这里,注意那里,脸上油汪汪的满是汗水,学生随着他们的叮嘱东看西看,傻瓜一样。

温莎大学就不同,新生进校的时候,老师不用来,家长懒得来,满校园热热闹闹大呼小叫的,全是学生自己。有来找同学的,有志愿者帮新生带路的,其中最热闹的,是琳琅满目、各国各地的同学会,各自竖了旗帜在那里招兵买马。当然,也没有老师,都是学生自己。

校园同学会不止一个,有很多很多,像俱乐部一样。规模有大有小,小的只满足法定最低人数,三人就可以,多了不限。同学会门类繁多,政治,宗教,钓鱼打猎,应有尽有。

有个新生从渥太华赶过来念书,寂寞他乡,就把车里的音响搬将出来,就地打围,放出惊天动地的美妙音乐。不一会儿就引来一大群人,吃鸡翅,喝啤酒,围着那车扭啊扭,还真有志同道合的,第二天就成立了“爱沙尼亚车载音乐同学会”,据说会员还不少。

但是同学会分类最为基础的,还是它的国别,比如“柏林同学会”,“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及近郊同学会”,等等。

成立同学会手续简便,学校有一个专管民间组织的机构,到那里登个记就可以。解散后同样是到那里打个招呼,进出自由。

每到开学,各样同学会就要拉开阵势,各自招兵买马,扩充力量。各同学会首领煞有介事的还要进行演讲,宣传自己的宗旨,讲说自己的好处,大家都很认真,把这看作以后竞选议员甚至总统的前期历练。

林林总总的同学会中,唯独没有中国同学会,有些奇怪。其实说怪也不怪,中国学生那时缺少民主意识,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民做主,你是民,就做得主,中国学生哪有这个意识,一想到要自己做主,恐怕自己先要吓一跳。特别是“组织”一类的东西,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服从“组织”才是自己的事,所以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成立一个“组织”。其他同学会招兵买马的时候,中国学生都在期盼,盼着组织上哪天派一个同学会来,从来没有人想过自己动手,创办一个同学会。

每个人学业都忙是一回事,对事情的态度也是一回事。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少,但散居各处,各自为政,平时并不来往,甚至有人学成回国了,在国内相遇,谈起往事,才知道当年住在隔壁的是老王。

最先醒悟过来的是迈克,迈克曾在美、加国境线上因误会遭遇一次挫折,之后迈克一直耿耿于怀。要是有自己的同学会,大使馆何至于把电话打到冯德里克那里,自己又何至于洋相出尽,中国乃泱泱大国,千年文明,连个同学会都没有,成何体统!

迈克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同学会,划一个时代。

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但迈克万万没想到,这校园里藏龙卧虎,竟有这么多中国人,中国同学会一下子吸收了三十几名成员,成为最大的校园同学会。会员们自己也很吃惊,平常从没见过这么多中国人,相见后彼此打听来路,又打听去路,都很高兴,也很感谢迈克。

迈克操着大兵腔同大家打招呼,左一个“伙计”,右一个“伙计”的,大家都成了他的“伙计”。不过迈克最后推举了南京的王博士当了首领,说自己是闲散之人,不惯做官。

王博士提出同学会的宗旨,“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听起来有点像基督教,不过大家都受了西方教化,没有在国内时那么挑剔,就这么定了。

无巧不成书,第二天就来了两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两个台湾小留学生,初来乍到,举目无亲,语言也不过关,想找个栖身之处,就找到了中国同学会,恰逢王博士在那里收拾会所。王博士在进门之处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下联是“五湖以外是亲人”,横批是“国人之家”,把两个小台湾感动得热泪盈眶。

王博士听完小台湾的来意,马上招来迈克,让他帮忙找房子,还特意吩咐“顺便找些家具”,小台湾听不明白,迈克说:“听老王的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走吧走吧。”

原来租房分带家具和不带家具的,价格相去甚远,迈克带了小台湾去找不带家具的。能省就省一点,一个加币相当于三十个新台币,不可小觑。

至于家具,迈克自有办法。加拿大人流动性大,今天在这里上班,明天就可能到别处去谋生。人可以随便走,家具不能随身带,要么卖掉,要么扔掉。有信教的人,就把家具摆放在路边,贴一个大大的“捐”字,留给有需要的人用,分文不取。还有细心的,怕家具放在路边损坏了,就直接在门上写个“捐”字,用红笔把它圈上,有点像中国的“拆”字。需要的人直接进去随心所欲地挑,待挑剩下了,主人会通知教堂,把剩下的家具都拉到教堂去,积累了一定数量,教堂就拿出来义卖,变成钱,再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迈克此刻就开着车,带小台湾到处转,去找那大大的“捐”字,小台湾明白迈克的用意后,发自肺腑地笑了,说:“大哥,你真像雷锋。”迈克也笑笑说:“那当然,我在部队上,那是少校,两杠一星,少校,懂吗!”

少校归少校,雷锋归雷锋,王博士觉得同学会还应该搞点其他的,不然可能真要沦为教会了。王博士把商学院那群成都和尚找来商量,和尚们都知道里克给托尼支招的故事,此刻异口同声地说:“找组织啊。”王博士一听,豁然开朗,还真离不开组织。

王博士把成立同学会的事通报了中国驻加使馆,使馆得知温莎成立了同学会,还是民间的,认为这有利于开展工作,不但没有批评,还发来了贺电。不仅如此,使馆还登记了每个在温莎取经的男女和尚的地址,以后会定期寄来《人民日报》海外版,温莎学子为此很激动,竟有当场哭出声来的。说来也怪,在国内的时候都讨厌组织,出国了,自由了,没人管了,反而又很想念组织。

就像这方块字,天天所见,习以为常,不觉得有啥,甚至还觉得英文好看。等到出了国,满眼都是英文的时候,你又会朝思暮想那方块的汉字,惶惶然坐立不安。组织没寄来《人民日报》的日子里,温莎大学只有台湾的《中央日报》和满架子的《中共研究》,月刊,也是台湾出的。中国留学生一有空闲,就钻进图书馆,不是勤奋,是去看报,看《中央日报》,了解时政,再翻翻《中共研究》,了解历史。其实最主要的,是去见见方块字,解解思乡之情。人真是个又复杂又奇怪的东西。

任何组织,最大的问题都是经费的问题,同学会也一样。那时的留学生比起国内同胞,那是特别有钱,但同时也世所罕见的抠门,一年10元的会费,还有人要讨价还价,说是自己还有半年就要回国了,能不能只交5元,王博士为此气得差点动了杀人之心。

像托尼他们那样打工是不行的,一来没时间,二来没有执照,不能打工。王博士于是同使馆商量,弄些中国电影来放,想卖些门票,挣些钱。

校园里有个小型电影院,私人用,租金是50,如果团体用,是免费的。使馆发来的拷贝,也是免费的,一本万利啊,王博士心里很欣慰。

使馆发来的第一部影片是《少林寺》,拷贝随“灰狗”大巴运到位于城外的客运总站。王博士本想叫迈克去取,后来想想,还是自己驾车去了,他想起了迈克那车,是300元买的不知几手货,经不起长途颠簸。

片子取回来了,场地租好了,门票也卖出去了,一切顺利。观众都来自“唐人街”,清一色饭馆后厨的干活。

温莎市中国餐馆不少,后厨全是来自大陆的华人,其中不少是偷渡来的,不是要移民,是想打几年工,挣点钱就回去。这拨人就可怜了,文化没有,英语不会,护照是假的,因为是“黑人”,连门都不敢出,万不得已要出去,要先看看天,天还亮着,就要再等等,等到天黑了,才敢像耗子一样溜出去。有人来了好几年,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现在这拨人一个一个溜了来,坐在那里乱聊,心情很轻松,这里是中国同学会,“国人之家”,谁敢动我!

王博士带了一拨人在那里拨弄那机器,心情一点不轻松。这同学会里精英如云,都是学富五车的国家栋梁,居然没有一个会放电影,王博士有些焦躁。

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果不其然,那两个小台湾也来了,一见这情形,二话不说就前来帮忙。两人开机、装片、调焦距、试镜头,手脚麻利,倒像在自己家里摆弄影碟机,不到一分钟就一切就绪,可以开演了!

王博士和他的会员们有些不服,小台湾眯眼笑一笑,指指那机器,众人定睛一看,上面竟写着“台湾制造”。

电影效果非常好,不单单是好看,更是触动了大家的乡情,那帮厨房黑奴看完后拉着王博士,泣不成声,一口闽南话也变了调,夹了些普通话,不断地说,大概是“下次有好事一定要通知我们”的意思,王博士也不大听得懂,只管笑容可掬地点头,“一定,一定”。

经费问题解决了,同学会也风平浪静了好一阵,王博士组织了桥牌队,时不时在会所里打桥牌,悠然自得。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灵验得很,留学生又出事了,这回不是因为国境线,是奖学金。

奖学金的故事

奖学金对中国留学生是关乎生死的,那些自费的华裔留学生,不管家境如何,读书的经费是有保障的,中国留学生就不同,虽说是公费,但都有经费不足之虞。比如你读研,需要两年,但不知何故,公家给定的经费往往只够一年,后半程就靠自己想办法了。这办法也往往只有一个,就是争取奖学金,不然学位无望不说,生活都要成问题。所以在那个时段,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担着公家的重任,拿着老外的奖学金,攻着自己的学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奖学金。

奖学金一般包含在研究经费里,只要弄出个课题,造出预算,争取到经费,奖学金就到手了。狠心一点的,会把奖学金那部分弄得富裕一点,这样除了交学费,还有剩余,可以维持生活,不然就还要争取一份助教的差事,人就很累。

这回偏偏就是奖学金出了差错,倒霉的家伙是大王。大王是陕西人,来自西安,学地理的,已经靠着奖学金一路攻下了硕士,现在又靠着奖学金正在攻读博士。还有一年就功德圆满,可以衣锦还乡,吃上羊肉泡馍了,大王心里很期盼。

大王有一个课题,叫作《论贝加尔湖与中国黄土高原的关系兼论中国黄土高原对太平洋的影响》。大王的导师认为这个课题有拿到大奖的可能,大王也具备完成课题的实力,所以几年来导师一直力挺大王,只是研究经费一直没有落实,大王和导师空有一腔理想,不得其志。

大王就只好兼起两份助教,维持局面,很辛苦。

助教的工作之一是批改作业,这不算什么,大王笔走龙蛇,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搞定。自己是博士,对付那帮还在吭哧吭哧读研的家伙,就是小菜一碟,大王高兴起来,还要批些中文在上面,同样没人敢吭气。

麻烦的是答疑。按照要求,助教答疑的时间每周不得低于两个小时,答疑时间要公布在助教办公室门上,大王也必须守候在内,不得自由。以大王的学识,答疑不在话下,大王实在舍不得时间,他觉得被幼稚的问题纠缠起来,等于是被严刑拷打,痛苦不堪。大王就玩了个小聪明,他把答疑时间拆成四节,每节半个小时,再迟到早退地一弄,答疑时间变成了20分钟,鬼还来问你。办公室一下清静下来,大王可以一心一意地等那该死的奖学金了。

有志者事竟成,大王这天正在助教室百无聊赖地坐着,导师来电话告诉他,经费下来了,而且因为大王课题的重要性,预算一点没削减,如数照拨了下来。大王马上来了精神,很快制定出研究方案,第一步就是要到西安去,实地考察黄土高原。

大王西装革履,领带飘飘,归国华侨般回到了西安。因为经费充足,大王临行前把存款全数取出,回家都交给了老婆,让她放敞了挥霍。老婆很听话,电视冰箱缝纫机,买了个齐全,钱也花了个一干二净。

就在大王风风光光研究黄土高原的时候,史密斯博士找到了大王的导师。

这史密斯是研究超导材料的,也带了个中国学生。当时超导这一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数美国的芝加哥和加拿大的温莎,史密斯就是温莎的领军人物,牛气冲天。

但不知何故,史密斯的经费一直没有下来,让他有些气短。现在听说大王他们的经费下来了,他就跑了过来,跟大王的导师商量,要借些钱,期限一个学期,史密斯估计下个学期经费无论如何也下来了。

互借经费在教授之间很常见,何况来人是大名鼎鼎的史密斯,大王的导师二话不说,留出当年的用度后,就把经费借给了史密斯,连大王的奖学金也一并借了出去。倒不能怪导师狠心,导师万万没有想到大王会把钱全部带回了中国老家,不然以大王的资历,垫上几千万把块钱交学费,应该不在话下。这大王也虚荣了些,衣锦还乡一趟,竟把自己弄得身无分文。

两个月后大王回来了,带了满满70个箱子,装的都是黄土,够大王折腾两年的,口袋里却只剩50块钱,够他生活一个星期。

第二天大王知道了奖学金的变故,心中一惊,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这就是了。不过大王也算是有历练的人,心中吃惊,脸上却不带出来,若无其事地回了家。

回家后大王赶紧算账,一算之后,大王吹起了口哨,心里轻松下来。大王手里还有两份助教,除了交上当期学费,还有结余,手打紧点,没什么了不起。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大王算账的时候,系里的教授们也算了一笔账,认为大王他们的经费如数下来,应该是富人了,大王就不该再兼两个助教。大王的导师争也没用,助教被匀了一个给印度同学。平地起风波,大王这下进退两难了,一份助教支持学费当然没有问题,但吃喝就成了问题,还有房钱,麻烦大了。

照理大王应该开口向同学借钱的,借几百块钱对付一个学期,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但大王是那种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当时回国的时候,满校园都知道,大王经费充足,百万富翁回乡去,何等风光!现在一回来就成了掉毛的凤凰,反倒不如了鸡,反差太大。大王面子下不来,这面子实在是个怪物,无影无形,又无处不在,中国人被他害得不浅,大王就是一例。

休学也是一招,可以不交学费,但一休学,那一份助教也要拱手让出,生活还是成问题。一文钱难倒了英雄汉,大王左思右想,不得要领。大王是陕西人,这时想起了秦叔宝,秦琼当年就卖了黄骠马,还有杨志,陕西人,也卖了祖传宝刀。自古英雄落难多,大王想想,搬进了教堂,那里有个难民救助站。

救助站是教会办的,吃喝免费,住也免费,到教父那里登个记,就可以领到一个铺位,一早一晚两顿饭菜,简单,少肉,但果腹足矣。救助站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可怜巴巴,那里面都是一时气短的落单英雄,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进进出出,理直气壮。大王混杂其间,毫无愧色,心情好时,也听听布道,领杯圣水喝喝。

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了一阵,教父起了疑心。这大王举手投足之间,缺少了江湖味道,倒有些书卷气息,教父画过十字,求得上帝的宽恕后,悄悄翻看了大王的私人物件,查明大王是个中国留学生,就通知了王博士。王博士听后大吃一惊,手里的牌散落一地,赶紧到了教堂,找到大王。大王一脸愧色面对博士,唱道:“西凉川,四十单八站,咱大王一路行来,受尽了熬煎。”王博士哭笑不得,把大王带回了“国人之家”,让他一直住到史密斯还钱。

不知碰到了什么鬼,这“国人之家”今年成了“多事之家”,大王才消停下来,那边老范又有事了。

访问学者老范和他的伙伴们

老范是正宗北京人,在外经贸委工作,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还没出过国,组织上大概也考虑到这一点,就让老范当了回“访问学者”,了却他一分心愿。

这“访问学者”的身份是很古怪的,颇具时代特色,那时很多人都扛着这样的头衔在国外转悠。他们不必上课,也没有研究课题,所以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学者,但可以四下里访问,凡事,凡地,只要自己感兴趣,都可以访问。

老范就是这样一个“访问学者”,长得粗眉大眼,剃了个光头,只在脸上留一把大胡须。

老范的胡须很不平凡,浓密,连腮,且是黄色的,老范对此很骄傲,逢人就夸说:“自古黄须无弱汉,你自己看看。”这把黄须也的确给老范带过好运,那时调他去搞外贸,除了会些英语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的黄须,颇有洋人味道,大家认为便于国际交流,老范就去了外经贸委。外经贸委当时是炙手可热的好地方,没有点过人之处,哪就随便进得去,老范很感谢他的黄须,“黄须无弱汉”,果不其然。

老范从此留须不留发,头上毫发全无,只剩下那把黄须。

说起来做那“访问学者”也很辛苦,这拨人都年过半百了,在家里都是养尊处优,说一不二的人物,忽然到了外国,人地两生,词不达意,遇到老外,吭哧吭哧连比带画,一肚子学问也卖弄不出来,平白让人低看一眼。尤其为了省钱,一个个史无前例地节约,弄得自己一点尊严没有。比如老范,为了省房钱,正房不住,与江苏老徐合租了间地下室,阳光没有,空气稀薄,种上盆花草两天就死,只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便宜。

老范虽戴着“访问学者”的帽子,却是官员身份,经常被当地企业请了去,讲讲中国外贸的情势。讲完以后总有宴请,觥筹交错,情意融融,老范捋着那把黄须,指点江山,笑谈其间。完事后,主人都要开车送他回来,老范从不敢让人送到门口,车一到拐角,老范就让人家留步,又握手,又拥抱,还有中加友谊说个热闹,等人走了,老范哧溜一下钻进地下室,松口大气。

同住的老徐也一样。老徐是江苏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在访问学者中是少有的勤奋之人。老徐四十来岁,作为外科医生,正值当年,不愿意蹉跎了岁月,每天起早贪黑,都要到温莎总医院去观摩。

老徐前一天就看好手术安排,选出自己感兴趣的,第二天就赶了去,站在一旁用心看,有时一站七八个小时,偷师学艺,很不容易。手术下来晚了,同行就要送他回来,老徐同样不敢让人发现地下室,也在拐角处让人留步,握手,拥抱,然后哧溜一下钻回家,老范就会冲着他笑,说:“彼此,彼此。”

不过“访问学者”的访问时间都比较短,生活上艰苦一点不算什么,撑一下也就过了,最让这帮大爷痛苦的,是时差。年纪大了,调节能力就差,老范到学成归国,时差到没有调过来,一直是黑白颠倒地过日子。白天永远睡眼惺忪,哈欠连天,一到了晚上,就来了精神,两眼放光,脚步轻盈,东翻西翻就是不睡。这也要怪老范他们的地下室,阳光稀少,无以辨黑白,开灯是白昼,关灯便是夜晚。老范困了,“啪”一关灯,安然睡去,这在当地却是白天,等睡到自然醒,钻出地下室,准备晨练,繁星点点,外面已是黑夜。老范调侃,说自己是鼹鼠,范大鼹鼠。所以老范不大愿意去听课,怕出洋相。

有一回老范见到雅各布在开讲座,正在点评中美牙膏大战,就挤了进去,不料过了5分钟,范老先生在演讲厅居然鼾声如雷,搅得四邻不安,最后被轰了出来。

老范闲来无事,会去看看玫瑰玛丽,那里轻松,也有咖啡,不会打瞌睡。最重要的,是玫瑰玛丽那里可以抽烟,老范云遮雾罩的,跟玫瑰玛丽神侃,加拿大,拿大家,大家拿,还有白求恩,玫瑰玛丽似懂非懂笑容可掬,哼哼哈哈地对付他。

烟瘾过足,咖啡喝饱,瞌睡也好了一点,老范就去了图书馆,想看看成都那帮攻学位的和尚都在念什么经。一看之下,嚯!老范感慨了,这帮西部和尚一人一个小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身边各种经书,堆积如山。和尚们正摇头晃脑,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用功,一个个精神抖擞,毫无倦意,谁说取经难,玄奘在前面。老范见此情景,心潮翻滚感动不已,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自有后来人啊。

第二天老范到“国人之家”找到王博士,同他商量要借用一下“国人之家”,他要请客,要请大家搞一回BBQ,就是烧烤派对。“国人之家”有庭有院,正好搞烧烤。

王博士不明白,你无缘无故,这是为哪般?老范对他讲了在图书馆见到成都和尚的情形,心情依然很激动,说:“都很争气,都不容易,我要代表首都犒劳犒劳大家。”

王博士一听,对老范说:“你不是搞派对的料,你该请张扬来帮忙啊。”老范一抻黄须,“对呀。”

这张扬是校园里唯一的女性访问学者,搞地球物理的,重庆人,一点也不张扬,但是很倔。张扬的丈夫在“文革”期间被打死了,这事说来也很蹊跷。

张扬的丈夫叫马良,当时是重庆一家军工单位研究所的所长,肩上担着好几个军事研究课题,都是保密级别很高的东西。“文革”一发动,课题都停了,马良也靠边站着,百无聊赖。

后来各路造反人马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谁也说不服谁,就打起来了,步枪机枪,坦克大炮都搬将出来,枪声炮声不绝于耳。马良从前的一个对头这时趁乱夺了大权,领导了研究所,然后开了会,做了决定,让马良交出了所有的机密材料。

马良郁郁不得其志,晚上就独自在小阁楼上摆弄矿石收音机,夜深人静的时候,天边一阵乱枪响起,这边马良应声倒地,死了。

马良因为身份不同,死后惊动了各方面人物,倒不是因为马良,是担心马良手上的机密。大家一起做了仔细勘查,最后认定马良系流弹所毙,与泄密无关。但研究所是何等地方,研究枪炮的,里面智慧充足,高手如云,都是火眼金睛。马良的朋友私下里告诉张扬,马良是被专业的K型军用狙击步枪击杀的,伤口摆在那里,一看便知,这里面定有文章。张扬当时是个“臭老九”,哪敢声张,只能拖儿带女,忍气吞声地活着。

熬到“文革”结束,打倒了“四人帮”,张扬出头想替丈夫申冤,不料却遇到了麻烦。马良一事太过复杂,太多隐情,容易拔了萝卜带出泥,领导有顾虑。张扬东奔西跑两三年,各方都支支吾吾,没有结果。张扬一怒之下,申请了个“自费访问学者”,扬帆远航,到了加拿大。

“访问学者”是自费的,这在全加拿大恐怕只此一例,张扬也不避忌,直言不讳就表明自己是不打算回去了,离开伤心地,自有大光明,张扬坚信不疑。

张扬靠着自己的才智和勤奋,拿到了奖学金,读过了硕士,正在攻博士。与众不同的是,因为她打定主意不回去,就没有省钱回国的意思,生活上不会扣扣克克地虐待自己,衣食住行,张扬都风光体面,带着巴山蜀水那种历尽沧桑的秀丽。

张扬从不去翻看《中央日报》,她看了那些独家言论就会反胃。闲来无事,她会摸到城里一家华文小书店,去租武侠小说看。武侠的世界直白,天真,虽然有时候不近情理,但爱憎分明,很容易理解。张扬最爱看古龙的小说,古龙喜欢用短句,通俗易懂,有点海明威的味道,他一句接一句地赶,赶得你一句接一句地看,欲罢不能。

张扬开始是白看,拿本书靠在角落里自由自在地翻,跟着古龙高山大川,小桥人家地云游四海,手里还拿着自带的咖啡,惊心动魄地游荡完了,张扬把书放回架上,长发飘飘,潇洒而去,让老板娘很是不满。

这老板娘是台湾人,弄了小孩到加拿大念书,大概是为以后移民做准备。按加拿大的法律,监护人是不能离开的,必须陪读,老板回台湾打工挣钱,老板娘就开了间书店,留下来陪小孩念书。大概缺少男人的滋润,又要承受小孩的缠磨,老板娘未老先衰,颜色全无,无端的醋意还大。见张扬光看不买,老大不高兴,就要她租,五毛一天。你想张扬山清水秀之人,哪会与这等黄袍怪纠缠,租就租嘛,张扬从此租书看。

张扬在家休息时,也有孤单寂寞的时候,这时她就弄火锅,一锅菜,一杯酒,一页书,一片自在。

火锅的香气飘啊飘,引来了隔壁的房客,张扬给他一瓢料,让他回去自己弄。老外哪会弄这个,回去把个火鸡腿囫囵放进去,张开大口一咬,马上跳起来,“啊呜啊呜”地叫,用手扇着嘴,不知是辣还是烫。

张扬翻过一页书,悄悄地笑。

老范这回来请张扬,就是请她给自己的烧烤席上弄一个火锅,锦上添花嘛。

老范心里那份感动还在激荡,这回下了血本,龙虾,小鸡翅,山珍海味,饮料啤酒,能有的都有了,还缺一样,那就是烟。

加拿大烟贵,按当时的汇率,合人民币30元一包,而按当时国内的工资水平,这样的烟一月只能买三四包。就算老范有一官半职,充其量也就买个五六包,抽烟在留学生中是一种奢侈。但老范这回不管了,为区区几盒烟弄个美中不足,好像不值得。他就同王博士商量,要到对面底特律去买烟。

底特律与温莎一河之隔,很近,开车打个来回只要半把小时,那边烟也便宜,这边三块七,那边一块五,还免税。不过那边是美国,是底特律,是美国治安最差的地方。王博士有些担心,劝他算了,说烟钱归我,我来付。老范是黄须,当然不听,“黄须无弱汉”,他坐上张扬的车去了。

不一会儿两人回来了,两手空空,老范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张扬却笑成一团,老王急忙一问,才知道两人有了历险记。

过了河,老范径直去买烟,留下张扬在车里等。这时附近有几个黑人慢慢向老范靠了过去,一个个面无表情,手里拿了根球棒在地上顿,一声一声,不紧不慢的,不知道要干啥,但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要干啥。张扬见状一惊,赶紧叫老范回来,这下坏了,张扬喊的是中国话,却让那几个黑人误认了他们是日本人,一下就扑向老范。

底特律是美国的汽车城,家家户户都靠着汽车厂吃饭,不料那几年号称“有路就有丰田车”的日本丰田,沿着各条路径蜂拥而来,开进了美国,搞得通用、福特还有克莱斯勒都无从招架,纷纷裁员。底特律怨声载道,那几个黑人大概就是被裁掉了的,正在那里伏击日寇。

伏击者开始还不确定老范的身份,手里的球棒节奏缓慢,像是在打探,后来听张扬一喊,认定了眼前人就是偷袭珍珠港的家伙,球棒顿击声立刻变成了战鼓声,黑人们扑向老范,嘴里咿里哇啦,大概是“打死狗日的日本人”的意思。

百口莫辩,老范也不顾黄须了,撒腿就跑,张扬开车迎上去,接了他一溜烟回到温莎。

王博士大笑,说:“黄须无弱汉,今天如何?”老范不服气:“有本事你去试试,那几个黑人,胡须是他妈通红的!”

莲花街649号

小元曾参加了赛琳娜对浅冢本田的女权保卫战,而后心潮起伏,按捺不住,就给《多伦多星报》发了篇通讯,详细报道了此事。文中对两位长发飘飘的巾帼英雄大加赞赏,见报后张扬看了,想了想,把报纸剪了下来,给赛琳娜寄了去。

过了两天,赛琳娜来了电话,邀张扬去芝加哥喝酒,电话中赛琳娜说:“记着带上你的中国兄弟,那人不错。”张扬笑起来,答应了,这头电话放下去,那头电话拿起来,是小元。小元听说赛琳娜请喝酒,啥都不说,只问了一句:“好久走?”张扬回了两句:“明天,坐船。”

第二天一早,小元赶到码头,张扬早已到了,穿了件大花的连衣裙,戴了墨镜,在码头飘飘洒洒地等他。见到小元,张扬把车开上船,然后和小元一起,登上了顶层甲板。

船在密歇根湖上劈波斩浪轰隆隆地开,感觉却很慢,一起一伏,摇篮一般,令人昏昏欲睡,小元叫来两杯咖啡,和张扬一起慢慢地喝。

小元问张扬:“你认得到路不?”

张扬说:“咋认不到,我都去了两回了。”

张扬告诉小元,赛琳娜住的地方,是芝加哥最牛的地方,门牌号是“莲花街649”,小元一听来了精神,“莲花649”是北美最具传奇的彩票,无人不知。“莲花649”五天一开,每次大奖200万,如果没有幸运降临,奖金就倒进下一桶。有时很久没有幸运,奖金就不论桶了,那就是个金库,这时幸运就会悄悄地降临,把人间搅得悲喜交加。有次一对巴基斯坦夫妇中了一注,奖金高达一千三百万美元,那女的立刻就疯了,男的赶紧救她,不料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断了锁骨。

第二天记者来采访,问他有何感想。那男的指指墙上夫人的照片,眉目顾盼,风姿绰约,又指指墙边的铁笼,那女的关在里面,披头散发地咆哮如雷,男的说:“我希望生活改变得不要太过剧烈。”

不过这“莲花649”却好像总是悲喜同行,让人无可奈何。还有更惨的,底特律有人也抓住了幸运,传闻已多,他心里有了准备,就独自到了酒吧,同朋友一道,东说南山西说海,分散一下注意力而已,绝对不提大奖之事。谁知酒过三巡,把持不住了,就站起身来要请所有人喝杯酒,幸福同享。他也是好意,不过心里激动,声音就大了些,惊动了墙角一群人,那群人正围在一起,好像在谋划什么大事。正说到关键时刻,这中奖的不知好歹,站起来一吼,酒吧里本来就吵,墙角这一群一时也没听清他吼些啥,但觉得他烦,打断了思路,一人拔出枪来,“砰”的一声把那中奖的打翻在地,这边若无其事,继续议事,那边却救人,报警,乱成了一团。

这种故事小元听得多了,不料赛琳娜的住处就是“莲花649”。

“我上次一见,就知道赛琳娜不同凡响。”小元对张扬说,张扬哈哈大笑:“你不要乱想,那房子是赛琳娜租的,房东不是她。”见小元有些泄气,张扬赶紧说:“那房东也不错,也有些故事的。”

房东叫彼得,全名叫伊万·彼得洛维奇,是苏联人。小时候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父母在那次运动中双双去世,彼得也受了惊吓,变得不能识数,数到三以上就要乱套,他就会说:“很多。”如实在多,彼得就说:“树那么多。”

彼得在苏联是个孤儿,在集体农庄里长大,除了不识数,倒也健健康康,与常人无异,长大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日子虽是平常,倒也快乐。

后来波兰闹事了,苏联也渐渐乱哄哄的,彼得就犯了病,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他有个舅舅在美国,年事已高,正需要人照顾,看到苏联不是个事,就把彼得一家接了过来,彼此好有个照应。

彼得到了美国就买彩票,“莲花649”,没啥其他原因,只因为“莲花649”一份2元,多了彼得也数不过来。彼得一买一买又一买,有一回就中大奖了,一中中了500万。不过彼得不识数,只知道“比树还多”,所以彼得没有疯,也没有招来杀身之祸,倒是发现了这栋洋房,一看门牌号是649,彼得就执意买下,算是留个纪念。

要说这“莲花649”,真是个魔咒,彼得中了就中了,平安无事就是幸运,偏偏还要钻进649,这下好,悲剧来了。老婆有了钱,就嫌弃他不识数了,带了儿女,当然也带了钱,跑了,嫁给了一个识数的人,留下彼得孤零零一人,守着偌大的洋房。

彼得觉得孤单,就养了条狗,雪橇犬,高大,温驯,善解人意,但他还是觉得孤单,就开始思念老婆,翻江倒海,不堪其苦。有一回听说那个识数的人死了,彼得高兴惨了,一连几天进进出出的,都哼着苏联的《马刀曲》,不料想老婆并没有回来,她找了另外一个识数的,又嫁了。

彼得死了心,在649里搞了个家庭酒吧,放出苏联军伍歌曲《告别红场》,自斟自饮,自得其乐。

赛琳娜就是这时租了彼得的房,一老一少,相处甚是融洽。

小元听到这里,有些着急,忙问:“这孤男寡女住在一起,好不好哦?”张扬搡他一把,说:“美国历史短,文化浅,哪有你那么多名堂。”

那船“呜呜”地鸣起了汽笛,靠了岸,张扬开出车,载上小元,直奔649号而去。

649号坐落在一座小山下,森林环绕,红花点缀,经彼得一番修整,带了些苏联味道,屋顶有个克里姆林宫似的尖顶,高耸入云,顶尖上是青铜做的门牌,“莲花649”。

张扬和小元沿着林间小道穿行而来时,赛琳娜正和彼得在园子里喝咖啡。彼得已奔花甲,穿了条双肩背带裤,上身扎了件雪白的衬衫,戴着老花镜,高鼻浓须,大概知道有客人要来,还特意打了个蝴蝶领结,鲜红似火,只是头发乱蓬蓬的,是爱因斯坦的发型。赛琳娜乖乖女一般,坐在一旁。赛琳娜今天穿了条白色休闲长裙,真丝的,飘飘欲仙。见到张扬和小元来了,赛琳娜打趣小元说:“嗨,这么远都跟来啦。”张扬一笑说:“人家是来看你的,要是看我,哪还用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你不要不识好歹。”大家笑起来,互致问候,让座,上咖啡,赛琳娜在小元的杯子里悄悄滴了两滴辣椒油,心里偷偷地乐。

彼得等大家安顿下来,起身进屋去了,说是要给中国的同志们弄些好吃的。小元趁机问赛琳娜,这彼得是干啥的,看打头像个教授,赛琳娜望着张扬:“你没告诉他?”张扬说:“没来得及,船就靠了岸,我留点机会给你啊。”赛琳娜白了张扬一眼,俯过身来,对小元说:“他哪会当教授,是个清洁工。”小元大出意料:“哦?”

彼得从苏联过来后,就一直在福特公司当工人,开始是在流水线上当装配工。这流水线是现代管理的标志,充分体现了科学、效率的现代理念。

流水线样样都好,就是忽略了人,一上线就做一件事,不动脑筋,也不用动脑筋。工人的脑袋就像个箱子,上班一打卡,箱子就打开了,公司“呼”一声把脑花拎了出来,放在一边,反正你也用不着;下班时再打卡,箱子又打开了,脑花又被放回去,“啪”一声盖进脑袋。这时脑花就大有用处,你要用它认路回家,还要用它认识自家老婆。流水线上工作一天的人,下来后都直行直立,僵尸一样,那是因为脑花刚放回去,还没有适应。这说来残酷,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看过《摩登时代》的人都知道。

这事后来遭到了“全美汽车工会”的强烈抗议,管理学家及时提出了“工作丰富化”的理念,这本是好事,不料却把彼得害了。

原始的流水线是永不停歇的长流水,零件摆在传送带上,从面前一过,工人就弄它一下,简单之极。“丰富化”以后的流水线,七八个零件放在一起,让工人把它们组装起来。流水线十米一停,留出装配时间,这时工人就要走动,把零件找到,再拼装在一起,工作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工人感到有极大的创造性,但彼得却吃不消了,他不识数!七八个零件对他而言就是“很多”,彼得经常装出些奇怪的东西给下道工序,那人再装出更奇怪的东西往下走,等到了总装线,早已面目全非,天晓得是个啥东西,反正不是汽车。

彼得被撤下流水线,到了保洁部,当起了清洁工。

小元为彼得感到惋惜,说:“这下亏吃大了,一天起码损失五十元。”赛琳娜说:“还不单单是钱,流水线的人都是蓝领,彼得倒好,成了花领。”

美国社会民主是民主,不过还是有社会等级,上级看不起下级。彼得这等级,恐怕是最低的了,谁都瞧他不起。彼得从此无语言,白眼常向流水线。赛琳娜告诉小元,只有她来了后,彼得才与人说话,才有了笑容。

张扬打趣说:“小元倒想搬过来陪彼得说话哦,只怕你不肯。”赛琳娜眯着眼看着张扬说:“这要看彼得的意思,我一个房客,有什么肯不肯的,对不对。”小元赶紧说:“我肯定跟彼得谈得来,谈联共党史,谈卫国战争,我都拿手得很,没得问题。”张扬笑起来,说:“那你赶紧转学过来嘛,就慌成这副样样儿。”

这时彼得出来了,拿了酸黄瓜,黑鱼子,一大盆俄罗斯浓汤,当然,还有伏特加。大家围拢来吃菜,喝酒,席间小元挑起了卫国战争的话题,不出所料,老彼得马上来了精神,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只是记不得年代,彼得都用“很多年前”来代替。

小元聊得口渴,喝了一口咖啡,皱紧了眉问赛琳娜:“哪里的咖啡哦?”赛琳娜一本正经:“正宗墨西哥的。”小元嘟囔道:“我说有点辣喃。”

张扬悄悄问赛琳娜:“你看小元会不会转学?”赛琳娜笑笑,不答,泯了一大口酒。

后记 本文的故事,都是笔者留学时的亲历亲闻,文中人与事不一定完全吻合,但都是真实的。这拨和尚后来都携带了各种经书回了祖国,同全国人民一起在改革大潮中翻腾,故事更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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