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作为一个史诗舞台

作为一个小说家，或者我们更精细些来说，一个英国籍的、书写于十九、二十世纪这段小说成熟时日的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从每一个重要成分来看，几乎都是个“闯入者”，这是他特殊到近乎成为唯一的原因，因此不管喜不喜欢他的小说，你都无法略过他，他一方狰狞巨岩般杵在人类小说大河这段航道之中，供你赞叹或者咒骂。

约瑟夫·康拉德，他原来的名字可比这长多了，全名为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Jósef Teodor Konrad Korzeniowski），来自波兰这个不幸的国家；康拉德超过二十岁才学英文，据他自己讲，在他决意移居英国这个现代小说最古老也最成熟的母国之时，他会说的英文还不超过六个字；而且，跟我们所知之甚详一代代受文学召唤前来的非西欧文学大师（如福克纳、博尔赫斯等）不同，康拉德跑到英国是想成为正式水手，加入彼时尚雄霸七海的英国商船队，日后他也如愿干到船长。海上的最后四年，他尝试写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尔梅耶的傻念头》，到一八九四年他三十七岁时完成，这也才是他上陆转行成为小说书写者的“小说家康拉德元年”；就文学书写而言，他不算是个素人创作者，他有他个人“波兰式”的文学教养，父亲是个浪漫的波兰民族革命者兼诗人，因争取波兰独立而遭彼时的帝俄逮捕并举家流放。正因为这个酷寒如冰的记忆，康拉德一生视俄国人为寇雠，包括所有伟大而且本来最方便成为他文学导师的俄国小说家。而进入英国的前面整整十五年时间，他又封闭在水手渔夫的特殊世界里面，因此纯就小说这一行来说，他真正阅读的、知道的其实并没太多。这当然可以无碍于创作（有碍于成为学者或论述者而已），但对于他所处已然充分成熟到某种专业化的小说年代而言，终究是不寻常的。

也就是说，从国籍地域、语言文字、专业技艺甚至到所谓的书写心志，康拉德都是外来的，带着一堆异质之物，以及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鲁莽。某种意义而言，他因此得以面对一个原始的、混沌的、不被专业分工割裂甚或没有文明堆叠的完整小说世界，不知道也才不理会哪些部分已被充分处理过不必再讲，哪些部分已一再证实无力处理是小说思考和书写的合理限制，哪些部分又因现实世界的推移已然被人们普遍丢失遗忘不复看在眼里等等等等。用康拉德自己小说中的重要“元素”来比拟，他小说书写所面对的世界模样，比较不像一道有汩汩时间流逝声音以及时间层次变化的内陆河流，而像大海，没前后左右，没航标，没留下前人走过的痕迹，开阔、无垠而且你无法像统治一道河流般占领它（如马克·吐温占领着密西西比河或加西亚·马尔克斯占领了马格达莱纳河），人自由但渺小如一粟且时时有迷航没顶的危险，能指引你前行的只剩人心，你自己的和他人的，两者一样隔绝、幽微、晦暗、时时被掩遮而且移动变异欺瞒，既亘古存在又不可信任，你得认真地找寻它、盯住它并解读它，这甚至得是某种技艺（技艺的意思是技术也是每天每时重复得做的事）。人心，一如航海人头顶上的原始星空。

当然，我们应该说康拉德也航行过且书写过内陆河流，像他日后最为人知的《黑暗的心》，但那是一道文明曾试图入侵却又快快撤退的非洲大河，也因此这反而成为康拉德笔下最荒败可怖的一次航行景观——河流没有大海那样命运般的厚度和广度，让死亡既在视觉上更在感受上意义上消化于某种巨大时间纵深的自然规律之中，成为恍若无事的沉睡或更干净的循环回归，死亡在这里只能是失败、肢解、尸骸曝晒和腐烂，就像康拉德所说的船只触礁搁浅是最悲惨的死状一般，这正是我们通过《黑暗的心》说故事人马洛船长的叙述所看到的。康拉德自己在这趟机械河轮（他痛恶的船）航程里大病一场，也相当程度催化了四年后他结束船员生涯的最终决定。这个岔出去的航行成为他生命中的一则重大隐喻。

如此的小说书写方式，我们其实可以说，一八九四年上了岸转了行的康拉德船长，似乎并没真的放弃他的冒险行当，他好像只是上了另一种船，航向另一个大海而已，而且，这回他得自己一个人驾驭这整艘船，再没大副二副和一堆水手可供他指挥使唤，这让他总显得手忙脚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尤其在面对人性大风暴袭来的时刻甚至不免狼狈，但总的来说，相当勇敢到堪称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