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说，只有我能令日头停止
——有关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
先来说，这本书的书写者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英籍小说家（复杂得很的身份和必然有事的生命位置）一直是英国某一团体的成员，他们主张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道德选择自由，他于一九八三年服药离开，他的第三任妻子跟他一起走。
是的，这个斗士型的作家没阵亡在战场上，尽管机会多得很，他生前可说是敌人满天下，几乎涵盖了当时一整个欧陆而且还散落其他地球各处。他反纳粹，在法国维希政府的集中营待过；参加过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内战，在这场著名的“诗人战争”中被捕还判了死刑；而更多更久更悲伤的仇敌则来自左边，或者说起自库斯勒自己内部，是斯大林掌权的革命祖国苏联，这原来是库斯勒半生信念和希望所系之地，但莫斯科的审判（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以及一连串的真相（奴工营、思想和言论的全面控制、经济凋敝、社会破毁、一人的集权统治，以及数以百万千万人的真实死亡云云）不得不叫醒这个听实话讲实话的正直之人。一九四九年，库斯勒和访苏归来的同志兼小说同行纪德以及其他四位作家合写了那本决裂宣言的书《不能显灵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而此时此刻我们手中的这部小说《正午的黑暗》[1]则完成于稍早的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审判的第一时间，揭示了第一代老革命家化为历史灰烬的经过及其一层一层的心理过程，既是控诉，其实也是内省，并为日后的出走铺路。
历劫归来的库斯勒，在多年之后已不再纠缠于革命甚至厌倦于谈政治的晚年，平静自由地死于自己之手，基本上应该是幸福的但一言难尽，可仔细想来仍是他合情合理的生命句点，意义相联，逻辑一贯，对他这样子的人生做最后一次带着清晰意志的说明。
说来，库斯勒的一生，和我们通常紊乱、随机、意义晦暗不明而且满是岔路的人生图像不大一样，他的一生像一部结构严谨、有头有尾、意义太过明显的理念型小说，像一部书写者高度控制的小说，当然是更现实的，可是也同时更戏剧性。其中的冲突、挫败、危机、转折和处理收拾，包括他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后的全面转向科学和神秘之学的探索，都仍在这同一道路上，仍遥遥指向着原先那方向，并且都不怀疑可追问得到答案凝结得出启示来。文如其人，今天，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看，库斯勒不会被当成多顶尖的小说家，其中或许也有才分之类的缘由，但重点不在此，真正的重点是，库斯勒不是这样处理自己生命的，他始终有更迫切更非关一己的事情得做，小说只能谦卑地站第二顺位，服从于这个坚定的意志像个无怨无悔的忠仆，必要时可解雇可牺牲，和一般小说家那种“拆掉自己生命的房子来建造小说的房子”的基本认知完全背反。
然而，好也好在小说自身有惊人的柔软度、弹性和宽容，装得进盛得住各种硬块式不易融解的理念东西，甚至像D. H. 劳伦斯说的，禁得起各种理论的“骚扰”（尽管D. H. 劳伦斯说此话时充满嘲讽）。具体证据是，在业已流淌了几百年的宽广小说长河之中，我们的确拥有着一批严重牵动读书之人神经的理念型小说，仍保有像《正午的黑暗》这样的作品。今天，你走进任何一家尽职的书店，十成十会在经典小说的架上找到此书，而它的旁边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纳博科夫，半点不刺眼亦不羞惭。
莫斯科审判的监狱
监狱是个罪恶之地，或至少是个奇怪的地方，尽管对于我们这些善良守法或懦怯或走运的社会公民而言，它的存在正常合理到压根想都不会去想，但对于那些置身其中的不幸或活该的人们，这却是逼你想东想西的一处强迫思考之地——统计学的巨大数字所告诉我们，古往今来数以亿计之人进过监狱这一事实及其普遍性，丝毫不减损它对单一个人的特殊性，以及真实的作用，这是一个古老又古怪的数学悖论。在此地，生命被逼入了小小一方死角，我们曾经拥有和理应拥有的那些东西，包括法律所应允我们的、历史和社会文明所应允我们的乃至于生命本身所素朴应允我们的，一样一样被冻结、禁锢、取消和剥除；而且，时间的意义及其模样在这里也变了，它截去了过去，阻断未来，把时间扁平化为某种“永恒的当下”，长而空洞而循环不变的当下，人孤独地被抛掷其中，总要想出个道理，想出个出口或至少得靠想这想那好打发无聊的漫漫时光，所以我们有契诃夫、有葛兰西、有布朗基、有王尔德、有司马迁和周文王姬昌云云。事实上，人类还据此发明了地狱不是吗？就算想象另有出处另有灵感，但起码其物质基础和经验细节是此地借来的不是吗？
《正午的黑暗》也是一部监狱之书，开始于老革命家鲁巴肖夫的半夜睡梦中忽然被捕，结束于他审判认罪之后的后脑勺两枪，场景几乎没更换过，除了一些脱逸出去的回忆，奇怪那业已不存在的，反而是全书仅有的几处有温度有色彩的画面。
关于监狱，库斯勒本人无疑是有够丰硕的第一手经验材料，但《正午的黑暗》意不在此。这本书有更迫切更特殊的任务，它专注地凝视并试图解释一个看来极不合理却反复出现的骇人事实，请注意这里，不是谁忧心的推断，而是一再重复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全面整肃的过程中，那些不乏出生入死实战经历、挨过迫害、忍过酷刑、死亡都屈服不了他们的硬汉般老革命同志，忽然全变成一只只软弱温驯的绵羊，不反击，不答辩，最奇怪是他们完全配合演出审判的荒谬剧，主动承认加诸他们头上的莫须有反革命罪名（多年后相关机密资料出土证明全系诬陷），不仅没生物本能地保卫自己性命，就连自身最后一点荣誉乃至于尊严也抛掷不顾（前者可能不操之在手，但后者是做得到的）。
人类历史上诸如莫斯科审判的不义审判多矣，我们晓得，通常这反而是受迫害者的专用舞台，是慷慨陈词以明志的回光返照时刻，留下最多超越了死亡才可能痛快讲出来的历史证言。也因此迫害者总想尽办法回避公开审判，如今天大家所熟知切·格瓦拉的迅速处决，以免审判实质意义的必然颠倒；相对的，从被统治者、受迫害者的角度，争取到公开审判，一直被视为人权历史的重大进展。然而，这一批老革命者却逆向地选择“默默地去死”，最后讲的是“我向国家，向群众，向全体人民跪下双膝”这么卑微不堪的话，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这些人在监狱中等候死亡缓步但必然到来的绰绰有余时间里，他们究竟都想些什么？是如何看待自己这即将盖棺的一生并做成这么不可思议的最终决定？
人不畏死，以死亡来恫吓是徒劳而且笨的事情。很明显的，关键答案所在的地方，不是外部的死亡和肉体酷刑的狞恶胁迫，而是人心，受迫害者的独特心理；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是，他们究竟在保护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荣辱、尊严乃至于最后那一点是非真相更重要？或换一个角度想，到底存在一个什么东西，会让生命、荣辱、尊严和是非真相全变成这么可牺牲、这么无所谓？据此，库斯勒在书前那段制式题词便显示了沉沉的重量和宛如封印着的秘密了：“本书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则是真实的。尼·萨·鲁巴肖夫这个人的一生是所谓莫斯科审判的许多受害者一生的综合。作者认识其中好几个人。本书谨献给他们作为纪念。”
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是真实的，意思是，这不是某一单一个人的不需理由胡思乱想，鲁巴肖夫不是个特例，他的奇特抉择和行动相当程度而言是被“决定”的，被某一个历史现实里的巨大东西抓住并驱使。因此，《正午的黑暗》不是一部所谓的心理分析之书，人心的奇特变化源自某种历史环境，源自某个外于人而且大于人的怪东西出现。
没有人，只有神
先来想，在莫斯科审判之前的人类长段历史里，人们可曾拥有过如此超越这一切，而且视这一切如粪土的最重要东西（且不管是不是错觉）？可能有的，比方说神，尤其是加尔文教派相信的那种神。
加尔文教派的神，不是柏拉图式至善代称、一切美好价值总和而且自动和睦相处的那种神。当然，他们仍说祂是至善的，但有关这个神的至善属性始终语焉不详，只知道殊少人性的道德色泽，毋宁更接近某种蛮横的、至高无上的强大力量。或者说，祂的至善不是当下的事实，而是遥远的应允；不是慈悲的赐予，而是人得为祂争战、为祂打碎既有的一切才可望降临。由此，加尔文教派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天国预定之说，构成了其信仰的真正内核——天国一定会来，这是神预定好了的，但没人知道何时。这个神极其阴森，有完全不可知的一面，加尔文教派曾用月亮来比拟祂，说正像月亮有一面永远背着我们；而这个预定好了的天国，又是人完全无法干预无法改变的，包括谁进天国谁下地狱也都由神事先决定，行善积德这种普世宗教的万用入场券，在加尔文教派独独是行不通的。
一般我们把加尔文教派这样的预定说称之为“最后的辩神论”，这里的“最后”，不是高明精深到再无可挑剔辩驳的意思，而是指他们不再打算和大家讲道理、关闭大门一切到此为止。加尔文的神决定一切，唯独祂自己完全不受约束，包括祂自身创造颁行的法则，包括逻辑，也包括道德。这个全然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神，其实返祖回到《圣经·旧约》的那个狂暴耶和华，而其最生动的描述则是《约伯记》里在旋风中现身讲话的样子。《约伯记》里，祂容忍甚至嘉许满口怨言的约伯，只因为约伯自承渺小，不知道也无法解释神意欲何为，却不留情地出手惩罚以利法、比勒达和琐法这三名努力为祂（道德）辩护的倒霉鬼。祂禁止人自认有诠释祂作为的权利和地位，不允许人冒出来某种程度的自我意志，只因这里头隐藏了某种具备繁殖潜能的平等种籽，不仅亵渎，而且极可能是危险的，会改变人和神的必要特殊关系，会让人缓缓离开他渺小如蝼蚁、单一如工具的身份。
更重要的，神的作为如果需要解释，就代表了祂仍受到某种约束，祂就不再是万能、超越一切的神了。
所以绝非偶然的，所有至高无上者总是不允许人有说话谈论自由的，往往连满怀善意的诠释或赞颂都不可以，不只是内容问题，而是根本上就不该有这个说话谈论的位置。约伯以他的卑小顺服而不是以他的睿智坚忍称义，他最终获得什么奖赏呢？除了更多财富之外，神还“补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比原先为了试炼他弄死的那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更好更美丽。只是，人命真的可以这样让渡这样替换这样纯数字地以这个补那个吗？像坏掉的零件，像电脑升级，这倒真是绝佳的隐喻了。
由此，我们来看《新约》著名的登山宝训，便得到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图像了。耶稣在论起誓、论爱仇敌、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等教谕里头皆再三强调这些作为“不要行在人前”，“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世人不知甚至误解都没关系而且可能还是必要的，唯一重要的是神与人的一对一私密关系，你知祂知；是孤独但高傲坚决地行在神已铺好的道路上，你真正的报偿在未来的天国，你面向它，自然就会把此时此刻的尘世置之背后。也就是说，即便是道德善行，也不是人与人之间善意善念的彼此领受感染交流，从而希冀它风吹花开般在人间扩散开来，成为一个更温柔的当下世界，而是人只做给神看，证明给神看，既是信仰的精纯试炼，更是人在神的道路上的做工前进——我们在《正午的黑暗》小说中，清清楚楚看到鲁巴肖夫正是这样侍奉他的神。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幅非常诡异的至福图像了——天国早就造好了，但却在未来。早已完成的天国，你既无需参与创造亦无从参与创造，甚至连思考它讨论它都不必也不好（完美的任何改变都等于是破毁），留给人们的，于是就只剩一张时间表，人要问、要想、要忍受、要行动、要牺牲拼命等等等等都只能限定在这纸薄薄的时间表上；更影响深远的是，既然天国早已造好等在那里了，意思是此时此刻这个寒酸的世界，即使还掺杂着一点好东西，亦不值得珍视存留，如果燔烧它们有助于这张时间表，我们便不应该因为此地还有五个十个义人而迟疑却步；如果，更常被想到被主张的，因为这些小善小美的东西存在，让人不舍当下，让天国降临的时间延后，那它们无疑是更大的恶，更该狠狠地拔除掉。
人命，人的荣辱和尊严，以及人所最后坚持的那一点是非真相，俱属这些容易舍不得的小东西，但用句宗教者常用的谦卑话语来说——在永恒面前，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新宗教的忏悔
书中，鲁巴肖夫贵为新政权的人民委员，有显赫无比的功勋和革命资历，但他眼看和他有男女关系的女秘书阿洛娃莫名遭到逮捕入罪，眼看他一个个老战友被当叛徒处决并从这个国家的历史被涂销，眼看“第一号”（即斯大林）清清楚楚把权力拓展成无限大，眼看人们更穷更苦，社会更糟糕……他什么都看到了，甚至预见并再三梦到自己被捕，时时解嘲地自语“他们要枪毙你了”，但这一切，只要把它们一一摆进那纸神圣的时间表中，在最终的天平上用另一端的至福天国为砝码来称量，就魔术般一下子全合理了、必要了，你不仅不该去抵抗，你还应该竭尽所有去配合。
我们说，《正午的黑暗》是一部监狱之书，但其实应该正确地说，是两种监狱、两重监狱之书。世人所害怕的有形有体那一个，用石墙、铁门、大锁、哨兵狱卒以及国家暴力组合而成。鲁巴肖夫其实并不那么在意，他在此经历了三波并未被拷打凌虐的提讯，并失去了身体的自由，但除了饿过两餐、牙痛复发、香烟断过粮，以及程度尚称节制的疲劳审讯而外，鲁巴肖夫并没有真的受苦，也不以为苦。真正困住他的，是天国及其时间表所造成的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巨大监狱，其由来久矣，远远早于那半夜敲门的声音。鲁巴肖夫必须在愈来愈荒谬的当下现实和永远挂在地平线那里的天国找出更积极有力的论证解释，好重新衔接起这不断远离、发出低沉呜咽声音如多普勒定律、眼看着就要断去联系的两端。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他还隐隐约约希冀这个新的解释新的体悟，也能一并为他重新找到一己的站立位置、价值以及可能的行动。不为着改变，他最骇怕的正正是改变，改变意味着他整个生命的瞬间崩解，而是要重新确认自己的存在不疑以及和他大神的私密亲切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鲁巴肖夫，和“正常”的人犯完全不同，压根是不想越狱的，他爱这个宛如他毕生产业的监狱，他在这里也远比在自己家中睡得踏实安稳。真正危险的、深刻的、他晓得自己消化不了的，是监狱宛如磐石之上之外不断在眼角余光里瞥见的那一点点天光云影、那几颗细碎闪烁的夜星，透露出某种自由、某种他得拼尽力气抗拒的广阔无垠，美丽得令人痛苦，这同样是他亲身经历并钻入他记忆不去的片段，包括阿洛娃的身体气息和颈子的柔和曲线，包括那个信任他却自杀结束一切的热情革命青年小洛埃，包括他奉命工作的异国城市光景，包括那幅钉住他脑子却说不清楚意思的悲伤圣母像云云。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大宗教审判官寓言故事讲的一样，鲁巴肖夫不要自由，他要的是信仰和神迹。
以理念挂帅并以理念直接命名的《正午的黑暗》，并非依靠文学书写技艺取胜的小说，但我们得说，书里头写得最好的（就文学专业判准而言），是鲁巴肖夫那一抹奇特的兴奋之情，自始至终鬼魅地浮现在生冷乏味的监狱石牢以及可预约的悍厉死亡之上。这仿佛是鲁巴肖夫他最需要的，是“老战士”重回他魂萦梦系的战场最后一役，是他的大神终于又想起他启用他如《圣经·启示录》中说耶稣来叩门，是他总算有机会又被那张神圣时间表所纳入并要求他做点事了，一句话，他又“有用”了。因此，鲁巴肖夫那三次审讯，是掌权者和人犯两造间的无情斗争和讨价还价，但若我们把目光拉到历史时间表的高高云端，就再清楚不过看出来了，他们其实面向着同一个天国结伴而行。这宛如一局棋戏，彼此都熟悉而且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鲁巴肖夫自己，他经验太丰富了，唯一的差别只是这次轮他持白子扮演犯人角色而已。因此，这更是一次自我辩证自我对话，审讯席上坐着的人先后戴了老伊凡诺夫和新格列金的假面，但其实也正是昔时的鲁巴肖夫自己。犯人的全新位置、处境和视角，让鲁巴肖夫正反辩证出他过往无从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他更看清楚自己和这张时间表的独特关系，光荣地接受这最艰难也最深奥的最后使命，那就是像那位想必已安居于天国的穷寡妇般捐出自己仅有的两枚小钱，一是他的命，另一是他的名誉（这是过往从未有过的），在已搭建好的公开审判舞台上向世人坦承他犯下那些他从未犯过的叛国罪行，就像登山宝训里耶稣所揭示的那样。
如此，这部独白的、反复自我辩证自我洁净的《正午的黑暗》，于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一些过往挺熟悉的书，比方说圣奥古斯丁的著名《忏悔录》，和他另一本稍微没那么著名的《上帝之城》。犯罪不是我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具体罪行，因此所谓的忏悔其实是积极地再次确认自己的卑微位置，让自己更渺小，好照见出另一端神的巨大；让自己更低贱，好照见出另一端神的崇高；让自己的生命殒没，另一端的神也就永生了——个人的忏悔，却带着为世人受过的觉醒意味，因此他匍匐在神前，却对世人毫无惭色，甚至还是个领头者，是率先获救的人，有这样的得意和骄傲。
只除了一点点不同，鲁巴肖夫这位新宗教的新圣徒，在他很幸福很平静步上枪弹等候的祭坛途上，他还是保有一丝不甘心的人味。他有点想象法国大革命审判法庭上的丹东那样大声控诉：“你们糟蹋了我的一生。但愿我的生命能再起来向你们挑战……”“你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血泊之中。自由的脚步成为墓石必须继续多久？暴政已经出现了；它已揭去面纱，抬着头，在我们尸体上踏过去。”他也有点遗憾，想去研究天文学，看看广阔无垠的宇宙可还有另一种天国，可还容得下另一个天国，没那么严酷那么嗜血但一样至福的天国，或甚至没有天国（日后，库斯勒自己为鲁巴肖夫走了这条路）；也有一点来不及想清楚的狐疑，他隐隐约约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在他为这纸时间表所找寻出来的“无可争辩的原则”一定哪里有处裂缝，但他只能微弱地询问，为了目的真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吗？“他有一次在日记中写了什么：‘我们抛弃了一切传统，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后果逻辑。我们航行没有伦理压舱物。’／也许邪恶的核心是在那里。也许人类不宜没有压舱物就航行。也许理性本身是有缺陷的指北针，把你引向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航道，以至于最后目标也消失在浓雾中了。／也许现在就要降临大黑暗时代。”
鲁巴肖夫只走到这里，一九四〇年当时第一时间反映莫斯科血腥审判的库斯勒亦暂时只走到这里。
从巴札洛夫到格列金
这里，我们稍稍停一下，来看书中另一个人物，格列金，接替伊凡诺夫审讯他的人，这是鲁巴肖夫而外，小说中唯一成形的人物，也一如库斯勒讲鲁巴肖夫那样，是“许多人的综合”。
格列金让人很眼熟，他在小说自身的世界之中有个大名鼎鼎的先行者，一个业已铸造完成的原型，那就是屠格涅夫半个世纪前既存实又洞见所写出来的巴札洛夫，《父与子》书中那个“子”，一个狂风暴雨般的第二代年轻人。他嘲讽思想，嘲讽理论，视上一代人和历史如朽物如粪土，只在意当下，在意有形物质，在意拳拳到肉的行动。原《父与子》小说末尾，巴札洛夫急病死去，屠格涅夫只让他宛如流星划破老俄罗斯的冷凝乡间庄园天际一般，唯巴札洛夫这个典型却栩栩如生地活了下来，不仅仅只作为一个不朽文学掌故，而是真的在现实世界繁殖生养，如天上星海里沙，其中最主要的一批，皈依了辗转多年才由西欧抵达俄国的马克思，找到了主义，也找到了实践方式，果然造成了人类历史翻天覆地的改道而行。
整个半世纪之后的格列金，很明显是巴札洛夫的堕落版本，僵硬版、浅薄版以及贫穷版。这么说，当然重点不在于屠格涅夫和库斯勒的文学书写能耐比较，而是真实历史所发生、而且几乎是必然发生的变化，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是权力，格列金是革命成功后掌了权的巴札洛夫，但不只如此。
格列金，小说里告诉我们，出生于贫穷农村，十六岁才知道一小时分成六十分钟，革命资历有限，大致上只跟上个尾巴跟着摇旗呐喊，教育程度也极有限，谈不上什么文化教养和思想水平，他戏剧性地踩上和自己并不相衬的权力位置，除了历史层出不穷的机运使然而外，还有一个并非不常见的特殊原因作祟，那就是第一代革命者掌权后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出现斯大林这样意图独揽所有权力的人物，他得把对他构成威胁的同代人提前报废送入历史灰烬之中，最堂皇最听来正当无私的做法便是，奉世代交替为名行权力集中之实，不断不次拔擢这些理应轮不到他们的下一代人。而这些格列金，心知肚明自己手中的生杀大权，既不是自己出生入死打下来的，亦非通过表现一点一滴结结实实堆积起来，而是上帝点名般由某一个人恩宠授予的，赵孟贵之赵孟贱之，因此他们的命运无可避免地和这个人牢牢绑在一起，把原先对革命天国和时间表的信仰，转成了对单一个人的忠心和死力，于是，神偷偷更换了，放眼全世界的革命救赎在此变成一人独裁，宛如风吹花开的革命大军穿上笔挺僵硬的制服而成了禁卫军，所以小说中鲁巴肖夫对他们的第一眼印象总觉得不舒服，想到的是希特勒手底下的机器人统治工具，而这不是他们要抵抗要打倒的吗？
格列金现象，是集权的征象，至少是一个集权的打造过程，我们得如此警觉——一九四〇年，真实的历史时间，正是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第二年。
语言的变化是另一个有趣之处。《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议论纵横咄咄逼人，而《正午的黑暗》中的格列金一样侃侃而谈应答无碍。然而，在大致相同的民粹议论方向，大致一脉相承的语汇元素，我们仍可以轻易看出来，真正起了变化的不是语言所表述的内容，而是语言的“外形”或说“外壳”——语言的线条拉直了、僵硬了、固化了，也像穿上了浆得笔挺的制服一般，只剩单一的面向和任务。从巴札洛夫的狂暴到格列金的森严，从革命者的辩论到掌权者的训示，其间，转折不见了，弱点和缝隙被遮盖了，所有的灵韵、想象以及可能性全消失了；也就是说，语言已被抽走了“反骨”，它必要的桀骜不驯、必要的自我怀疑自我颠覆（亦即自我更生）、必要的触类旁通全数消灭了，这成了一条语言单行道，用最简单的“是或不是”二选一打造而成，通往早已准备好在那里等着的只此一种答案。至此，语言已不再思考了，如今它只是某种空洞的神圣符号。
不必思考，照着复诵即可，这于是也解答了格列金古怪的能言善道。格列金此人，我们以台湾的普遍经验来说，实在很像军队中新兵训练中心或士官队干训班的教育班长，讲起话来奇怪的流利、奇怪的滔滔不绝，和说话者本人的智商不相衬，亦和说话者本人的学识、教养、经历乃至于所谓的口齿口才完完全全不相衬，每一个看起来再笨的班长，只要穿上那一身制服，背起值星带，当场就跟上了身一般幻化成另外一个人。当然，没当过兵的人也有其他现成的实例可想，比方说那些教会、寺庙、佛堂、精舍拉你进去非要拯救你不可的好心善男信女；还有，搭计程车时收音机频道永远锁住地下电台的热血司机——格列金是遍在的、俯拾可得的，只因为他是如此语言发展的末端副产品。
从巴札洛夫到格列金的如此语言变化，这很显然就不是所谓国家合法暴力的具体政治权力单独一项所能解释、所能支撑起来的了。语言，有自身的来历和继承，亦有自身的专属战场和夺权之路，平行于国家权力的斗争和攫取。事实上，由于它的隐晦性，语言的集结和战斗通常远远早于政治动员，也往往先一步完成夺权而成为政治夺权的斗争利器甚至必要条件（所以论者才说，法国大革命在开始时其实已完成）。语言的权力冠冕，一般我们称之为“进步”，由新的某一个视角、某一套逻辑和某一组特定语汇所构成，当它夺权成功站上所谓进步思潮的最顶峰，它便从诸多平等并列的对手中单独拔升出来，而成为是非善恶的终极判准；也就是说，它不必再解释自身了，所有的举证责任丢给那些背反它、质疑它、挑战它的对手（一如法庭辩论的经验，得负责举证的那一方通常是输的）。因此，它亦无须辩论无须腾挪说服如巴札洛夫那样，说它的人也再不需要有什么真材实料，理不直气也壮，如此舒适且暂无风险的位置，对外通常会急速吸来一堆原先诋毁它的趋炎附势之辈（这些年来我们每人心里都积了一长串的姓名不是吗），对内则是自身视角和逻辑这两样比较困难、比较不具象的要件失落，只留下那一组“硬体”式的特定语汇，因此，如罗兰·巴特再三指出的，它抽空、绑架、硬化成为某种神话、某种信仰，甚至倒过头来反抗最原初创造它、铸成它的那些人。
在格列金此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这两种权力的合一加持，也就是说，一种既是国家又同时是神话的怪东西——把这两者合而为一来追溯来讨论来破解的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那部《国家的神话》书前序文就先如此告诫我们，这是无法讲理，无法说服，无法用语言攻穿的。但乐观点来说，你其实亦用不着和那些格列金脸红脖子粗辩论，一如你不会和一架录音机辩论一般，当历史的进步思潮再次改道并易主（历史总是持续这样），这些人一样会自动跟着改变或消失无踪。
思想的残暴样式
博尔赫斯，在和作家萨瓦托的一次对谈途中，随口以法语引述过这句漂亮的话：Les idées naissent douces et vieillisent féroces——思想产生时是温柔的，衰老时是残暴的。
这句话令一辈子胸怀激烈政治思想的萨瓦托失神了？好半晌，中断了两人流水般的对话：“对不起，可我真的被您引用的那句话打动了。想一想那些以基督的名义干下的坏事吧。”
一九四〇年彼时，一如自己笔下带着疑惑赴死的鲁巴肖夫，在这个法西斯开始肆虐整个欧陆的历史特殊时刻，库斯勒勇敢站出来拆穿莫斯科审判的神话闹剧，但他仍试着要把目的和手段分开来，以道德的僧袍来代替权力的制服（“也许新的政党的党员会穿僧袍，教导大家只有手段的纯洁才能证明目的的正当”），来保护他所信仰并为之出生入死战斗的那个终极目标。换句话说，彼时的库斯勒，对共产思想而言，只能称之为“异端”，还不是个反叛者背教者；用著名的彼时历史譬喻来说，这个阶段的库斯勒仍相信共产思想是纯洁的、是会成为救世主的圣婴，它只是很不幸（提前）诞生于苏俄，你得拯救这个婴儿，毅然把这盆脏水给倒掉。
博尔赫斯的引述话语给了我们很好的答复，也一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线索——问题不在于思想，而在于思想的外形和样态。同样的思想，它可以是很温柔的，也会是极其残暴的，更不是它的一贯样貌，没错，在斯大林手上它是如此苍老而且狰狞，但我们可别忘了，只要试着把时间往前推个一百年两百年，推到国王贵族和僧侣统治的年代，推到资本主义残暴肆虐的年代，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它把历史的目光往下移，从英雄帝王将相转到底层那些无权无产又无名的人，恢复他们的存在，还赋予他们尊严和希望，也给了我们一个真正包含所有人的完整世界。它曾经如此睿智，而且是最温柔最同情的不是吗？
鲁巴肖夫的受难及其抉择，的确一如库斯勒所讲的，是许多人的综合，然而，这所谓的“许多人”数量其实远比库斯勒心中浮起来的面孔和名字要多太多了。固然，斯大林的杀戮统治给了它一部分特殊的、骇人的受难表现形式，但它也可以是人在某一个思想变得苍老残暴时刻的普遍处境。斯大林之前，我们曾在比方说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时刻再三看到过，斯大林之后，我们此时此刻仍看得到它，包括不远处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台湾，未来，我们依然会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它。也许，是不至于绝望到需要如鲁巴肖夫这样子自诬并且把一条命拿去填补未来至福和当下苦难的裂缝，但深陷在自我神话中，被某个天国幻象及不显灵的时间表所绑架，从而丧失人最基本的同情、最简单的是非乃至于自我意志，靠喟叹和无所事事过日子，把自己提前作废，这我们一样都“认识其中好几个人”
不是吗？
这么说，我们无意把所有不同的思想一家伙抹平掉，等于是虚无地不去细究每一种思想的独特关怀、视野、具体内容、目标结论、可能的实践和使用方式，以及它的历史落点和机遇。事实上，不同的思想的确有着不同的“危险指数”，柏拉图的、耶稣的、马基雅维利的、黑格尔的、霍布斯的、卢梭的、达尔文的、尼采的、弗洛伊德的云云，开放封闭的程度不一，误读误解误用的几率也不一；同时，不同思考亦从不间断地彼此质疑、辩论甚至没风度地仇视攻讦，时时爆出激烈的火花，延烧到纯学理思辨界线外的现实世界来。但我们得这么说，尽管不同思想有着不同历史风险，然而人类的历史经验基本上早已对此做成了结论，那就是我们愿意承受这些风险，也必须去承受这些风险，甚至直接将它视为人的基本处境来接受它。在某一个极特殊的、极迫切的或急怒攻心的历史时刻，也许会有某些人会脱口指控哪个思想是邪恶的，但这里终究有一道不容逾越的底线，那就是每一种思想都该有一处它的栖身之地，也许我们有人会多虑地为它标示几句警语，就像药品或香烟的包装外壳上那样，但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不容许它适切地表达它自己。思想可能会死亡，也可能被消灭，但绝不因为它邪恶或它危险这种层次的理由。
这在我们今天已是庄严的原则了，但此一原则的漫长打造过程里，其中其实也包含了世故且小心翼翼的功利性考量，以丰硕的真实历史经验一点一滴加总计算出来的。消灭任一种思想，认真结算下来，我们损失的通常总是比所得的多，而且多很多。
进一步来讲，思想的危险，通常总是被不当地夸大，就算不是别有意图，也是混淆了思想内容本身和其特定历史形貌的结果。这里，我们来看一个文学书写领域、书籍领域里常常被提出来的有趣话题，所谓的“童话化”，意即童话的演变及其形成。很多深知此一过程来龙去脉、保有着长段历史记忆的人，总带着莞尔的语气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视之为最安全、甜得滴蜜的童话故事，曾经是激烈的、狂暴的、残酷的、恐怖的，就连成人都不宜。远的不说，就像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那是多尖酸多淋漓畅快的现实批判之书，足够让书写者上绞刑架的；或像吉卜林的《森林王子》，谁都晓得书写者本人是个多坚强有挡的帝国主义者，而这本书想讲的正是帝国主义哲学基础中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返祖丛林法则；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头所谓的仙境，其实记忆的是书写者嗑药后的狂乱幻境和梦魇，包括那只可怕的猫，包括那个动不动就大喊“把他拖出去砍了”的红心皇后。
儿童的床边故事世界如此，成人的常识世界亦复如此。比方说，哥白尼的地动说，它所揭示的曾经被看成几乎就是世界末日了，会让坚实大地之上的所有人甩到虚无漂流的太空之中，但今天，我们仍安然被地心引力拉住，虽然不见得快乐但活得好好的不是吗？
最极致的证据之一，可能是今天依然健在的加尔文教会。这支曾经最残暴最凶狠、四处开宗教法庭、把人绑上柴堆烧死或酷刑车裂而死的宗教团体，此时此刻他们依然保有他们的天国图像，仍然在苦苦计算并狐疑他们的天国或末日时间表，但已是一脸慈眉善目的表情了，于是我们也就用不着去砸去烧他们的教堂，把他们从按理说他们并不在意的罪恶地球上根绝干净。
时间会让思想变苍老变残暴，可我们也看到了，时间也会拔去思想的尖牙，磨掉它伤人的棱角，让它过度和睦地和世人相处。因此，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思想内容本身，亦不在单纯的时光流逝，而是在某种特定的时间中发生的思想形式外壳的异变，是历史性的，而非本质性的——思想自以为找到神了，或者直接变成了神，招来一大群身穿笔挺制服的信徒，时时准备为它而死，因此加倍地不会在乎牺牲他者，这是苏东坡昔日对章惇的忧心预言，一个人连自己生命都不在意了，这样的人一定会杀人的。果不其然！
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
同样是一九四〇那年，同样在欧陆，为躲避法西斯迫害绝望自杀于法西边界的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如瓶中遗书又如历史谶语的《论历史概念》一文，最开头一段便这么说：“据说有个机器人可以挡住棋手的所有攻击，因此必然获胜。这个机器人听说是位身上穿着土耳其风味服装的人偶，坐在扶手椅上，口中抽着水烟。摆棋盘的桌子里面设有特殊装置，但是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镜子反射机关，使得观众看不出这个装置。在桌子里面，其实藏着一个驼背的侏儒，他牵着绳子来操纵人偶的动作。这名侏儒是位棋奕大师。我们大可想象一个类似的哲学装置。那位一定击败比赛对手的，乃是另一具玩偶，名叫‘唯物史观’。如果神学这位满脸皱纹、声名狼藉的老女仆可以为他服务，他便会所向无敌。而且，神学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便是躲在没有人会怀疑她存在的角落。”
所以，本雅明亦不认为问题在共产思想本身。
本雅明口中这个声名狼藉的老女仆，执拗地怀抱着她的天国目标和时间表要求实现，因此她喜欢在权力宫廷服务，或至少寻求为有力量取得权力的主人服务。她在宗教现实力量式微、退回去劝恶教善修桥铺路之后离开她的第一个主人，幽灵般飘荡在人间，找寻新的人偶新的宿主。
当这个胸怀无限目标、永不餍足的神学老女仆成功侵入国家，操控着恺撒的大权会发生什么事？其中极特别的一样是，和古老的改朝换代不同，也和近代国家的建构不同，它不会认为这是完成，解甲归田，把戎马放回原野山林，把刀剑熔铸为犁锄。眼前这个国家，既然只是个阶段，是很快得废去的，那谈得上什么治理不治理呢？国家的诸多面向之中，它通常只关心其力量和声威这两部分，把国家资源尤其集中在宣传和军力上头，因为这两项和其天国的梦想直接相关；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也不真的是它在意的，因为这同样只是资源，只有拿来使用才得到意义，也才是道德的，毕竟，和永恒的至善一比，我们其实都是罪人、都可以算是邪恶的不是吗？如果我们不幸像约伯原先那七儿三女在神的试炼道路上光荣牺牲，他日神一定会补偿更好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不是吗？
没有治国，只有持续的革命和运动；没有各种具体有限目标的广泛责任，只有无穷远的单一天国允诺。于是，我们遂不断看到一个荒唐的现实景象：明明是统治者了，却依然盘踞街头声嘶力竭地闹事，好像在某个无何有之乡，还存在一个集昏聩、懒怠、贪污、邪恶于一身的真正掌权者，该为眼前经济的衰败、社会的不宁、言论自由的控制、施政的糟糕品质还有流行感冒的传染负全部责任；也就是说，它既是在朝的，也是在野的，它拥有国家的所有资源和权力，还拥有革命者不受任何法令节制的自由。
既有的国家权力制衡机制，从议会到媒体，很难理解这个“统治／革命”的两头蛇新怪物，更遑论如何抵御，因此通常总选择观望和让步，“捍卫现状的阵营，开始把革命力量的抗议视为战术。他们认定后者其实接受现有的合法性，但为了争取谈判筹码而夸大本身的不满；仿佛一些有限的让步即可抚慰他们的委屈。提醒危机即在眼前的人，被归类为杞人忧天；至于劝告大家适应现状的人，则是行事通达及稳健”（基辛格，《复兴年代》）。相对于现实防御力量的不知所措，这个经验丰硕无比的老女仆则再明白不过，她晓得抽象的天国及其时间表，如果要在更广大的群众身上产生并凝聚取用不竭的激情，它得要造像，要一个实体，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好让群众的情感有对象有焦点。昔日，她曾把一个悲悯的木匠之子死后复活幻化成神，今天她仍如法炮制把掌权的统治者偷偷掉包成神。现实防御力量的让步负责制造恺撒，神学老女仆负责制造上帝，当两者逐渐叠合为一，革命在此便成了私产，成为比空洞口号更坏的东西，掩饰而且听命于一人集权。
我们常讲思想产生力量，这是真的，但思想也许在某个人的某个片刻会闪烁出惊喜的、孤寂的激情，可基本上，它的力量是宁静的、绵延的、杳远的，而且，它还是讲理的。思想也可能影响甚至改变这一整个世界，但走的不会是快速急躁的道路。也许就因为如此，这里便永远有一个弱点，一个浮士德式的诱惑，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心中藏放着它的人，当他意识到年老，意识到死亡，意识到时间不够了，当他渴望亲眼看到它全面的胜利。
这也许才是鲁巴肖夫悲剧的真正根源所在，也是他的怯懦。他不认为自己再有足够时间回头，他害怕他的神弃他而去，尽管他不祥地察觉出这个神已不是他信仰并奉献的那个，可是怎么办？他已押下去几乎全部人生了，要让自己这一生虚无、毫无意义、闹剧一场吗？他比谁都苦苦思索，但不是思想者的思考，而是信徒的忏悔；作为一个忠贞的信徒，就像所有的信徒，他勇敢到可以抛开所有赴死，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怯懦到不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中有两句对话，很合适描述并且回应鲁巴肖夫——“你不觉得没有上帝，一切都会没有意义吗？”“正好相反，我常觉得有了祂，所有一切才变得毫无意义。”
让神离开，我们才有机会真正认清思想的能耐，人的能耐，以及眼前世界的真实样子。近些年来，我个人所知道最好的一段话出自博尔赫斯《图片册》书中的《沙漠》一文，短短的全文是这样子的——“我在离金字塔三四百米的地方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子，默默地松手，让它撒落在稍远处，低声说：我正在改变撒哈拉沙漠。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句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1]Darkness at Noon，大陆一般译作《中午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