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本不想说“三十而立”这样的套话，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之所以不想说，是因为《外国文学评论》呱呱坠地就已然是个巨人，立得高，站得稳。它似乎并未筚路蓝缕，更非横空出世。在它之前，本所早有《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现已更名为《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此外，作为前身，《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同样令人无言而心悦，尽管此刊基本不登所外同人之著述。然而，开始毕竟是开始。万事开头难啊！面对一桌新菜，最巧的媳妇也难免发怵，何况还有众口难调或偶无良米之忧。于是，从立意建章，到鸣锣开张，“二十四小时”般店铺伙计的辛勤劳作是一代代编辑殚精竭虑的奉献。

重要的是，《外国文学评论》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设若没有外国文学狂飙突进式的冲击与推动，我们思想解放的脚步便不可能如此迅捷；同样，倘使没有外国文学评论适时的鼓吹与引导，我们的译介便不可能这般繁盛、这般热闹。更为重要的是，文坛潮起潮落，而时代又总是有所偏侧。《外国文学评论》与前后左右的兄弟刊物奉顺社会诉求和国家需要，遵循学术规律和殷殷初心，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品格。这中间既有历任主编如吕同六、韩耀成、盛宁、陆建德等为人称道的学术视野和各具特色的精神追求，也有张羽、吴元迈、黄宝生等不遗余力的关心和支持。三十年既不漫长，亦非短暂，屈指算来已有数十人倾力于斯，所憾在此无法一一道来，只能从略“等”掉。

又云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但蓦然回首，我们不能不感慨时光严酷、叹惋前辈零落。好在众多同辈后学继承鲁迅、茅盾、冯至、钱锺书等先人遗志，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为此付出心血、贡献才智。眼看着各种量化指标、影响因子熙熙攘攘、纷纷扰扰，而《外国文学评论》可谓初衷不改、安之若素。

诚然，纠结总是免不了的。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与精神需求的上升适成反差。遥想当初，我们刚刚走出书荒年代，不论好赖，更无论翻译创作、评论随笔，但凡能被印成铅字者，便算是登上了文坛。而今，即若如春晚这般“精神大餐”，也是“槽点”多多、几成进退两难之势。何也？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似乎最为显见，那便是审美取向的多元发散。而它的背面恰恰是价值的混乱、权威的阙如。在这样一个“价值等于价格”的“后权威”时代，除了义无反顾地抵抗资本和技术或者二者的合谋，外国文学研究又当为何？或许更应取舍有度、进退中绳吧！问题是这个度、这根绳其实越来越难于确定、难以把握；“二为方向”、“二为方针”，说时容易行时难。

唯其如此，舍我其谁？！如何在坚持“三来主义”，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前提下，勾画同心圆，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恐怕正是如今《外国文学评论》的最大心志。毋庸讳言，文化自信意在消除百余年来的文化自卑，但若矫枉过正则势必滑向文化自大。遥望故宫三大殿：太和乃天人之和，中和乃人人之和，保和则分明是人己之和。这是满族同胞对中华文化的高度概括和杰出贡献，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再观浩瀚世界文明，瞻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及形形色色的已知与未知，我们唯有“不忘初衷、牢记使命”，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才无愧于这个时代、这片阵地，也无愧于业界同道的抬爱、作者和读者的青睐。

逢《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三十年之际，并遵编辑部诸位同人之嘱，本人不揣浅陋，感慨系之。

是为序。

陈众议

2018年2月16日·戊戌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