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来亚的丛林冒险
我所参加的SAS行动将在泰国和马来亚的边境线上展开，这一地区仍然活跃着少量当地游击队。这次行动绝不像常规演习那么简单。团里的老兵认为，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可能阵亡，当然几率很小，所以不失为一次极好的训练行动。
团队乘飞机到达北海（Butterworth），这里与位于马来亚北部的槟榔屿隔海峡相望。我们一行队伍下了飞机，装配着全套的英军丛林装备。随后我们还要再转乘几架小飞机，才能到达基地。这时候，彼得·沃尔特向我走过来。“什么话也别说，查理。这里有个家伙过会儿会问到你。你的口音一定会被他听出来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切交给我吧。”
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有个来自吉隆坡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模样的人正在和彼得说话。我一步也没有停留，大气也不敢出，直到安全登上了来接我们的飞机。彼得走过来告诉我，他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了。我没有问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也不关心。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马上进入丛林去战斗。
我们被送到一座廓尔喀人
在丛林里开辟的旧营地，这里距离宜力（Gerik）有几公里远。这一区域有几座橡胶种植园，还有一两条硬面公路。军团里有人在紧急状态期间曾经在这里驻扎过，看得出来，重返旧地，他们心情不错。其中一个就是苏格兰人哈里·汤普森。他给我讲了很多在此地的丛林里战斗的故事。1958年2月，哈里·汤普森曾率领D中队，在雪兰莪州（Selangor）紧挨着马六甲海峡的海岸线上，搜捕两支由一个叫“婴儿杀手”的人率领的游击队。他们搜寻了三个星期，筋疲力尽地到达了安顺的沼泽地，终于在那里将其俘虏。这时中队成员已经在那块广袤的沼泽地经受了漫长的煎熬，汤普森本人更是双腿感染发炎，满是脓疮。毫无疑问，他是经验丰富的老兵了。我对汤普森少校很敬重。几年以后，哈里·汤普森在婆罗洲当上了第22特别空勤团的副指挥——不幸的是，后来在一次直升机坠机事件中遇难，这当然是后话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亮之前便起床，英国人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棒——我们打好背包，被人载到河边，乘船过河，然后被带到训练地点。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军士长罗斯和其他几位教官。随后我们行军40分钟进入丛林，准备当晚在丛林里露营。我们要用成堆的旧降落伞来制作吊床。我已完全不记得怎么用降落伞做吊床了，还好一名乐于助人的中士帮了我一把。取三块降落伞绸，把它们的边缝在一起，千万不要把连接伞盖和外伞包的吊伞索弄断。然后，把吊伞索编成辫子，就像小姑娘的发辫那样，再用这些辫绳把吊床的头和脚绑到树上。所有这些，包括在丛林中辟出一块属于你自己的空地，只用了几个小时的工夫。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告知要四人一组，进行一次地面导航演练。我和罗斯军士长搭档。罗斯享有杰出导航员的美誉，我很欣赏他在布雷肯比肯思山时完成任务的方式。多年后我得知，这个绰号“阴暗”的人在离开SAS之后便自杀了。不过，这天早上，他生龙活虎，沉着笃定，从容不迫。
我们动身穿过丛林，之后很快就开始翻越一座高山。罗斯军士长把野兽的足迹和大象经过的地方指给我看。我了解到人们通常可以在这些大型野生动物穿过的荒僻小径找到水，因为它们踩过的地方有时会储存下小小的水汪。
头一个小时，罗斯军士长负责带路，他向我解释说明我们应该寻找的地形特征。身处茂密的丛林里，要判断自己身在何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丛林里树木参天，遮天蔽日，有些大树枝干粗壮，两个人手拉手都无法合抱。地界标志隐藏在其中，很难看到，所以我们被告知，要寻找与地图上的等高线相匹配的山脊线或者山顶。河流也是个问题。有时候我们涉过一条河，地图上却没有它的标示。有时候地图上明明标有一条河，但它其实已经干涸，不再是地形的组成部分。所以，关键是要寻找与等高线、入射方位角和反方位角匹配的地形。此地的丛林里环境险恶，蚂蝗异常凶猛。在东南亚各国，马来亚是我此前和此后见过蚂蝗最多的地区。
按照地面导航，我们进行了快速接战训练（Immediate Action Drills，缩写为IAD）。英国人在马来亚与游击队战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很擅长这种训练。我们学习了如何埋伏，如果部队与对手迎头相遇或者从对手的侧翼经过该怎么办，或者在露营时遭到进攻该如何应对。总之，应对各种不测事件的训练应有尽有。最初我们要完成这些演练需要很长时间。渐渐地，我们的行动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终于在演练时用上了真枪实弹。我在美国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接下来，罗斯军士长告之，我们第二天要两两一组穿过丛林，到达各个会合点，之后会有汽车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回宜力。我选了一名叫基尔帕特里克（kilpatrick）的队友做搭档，在天色还没有暗下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俩一起认真挑选了我们要行进的路线。我不认为这些路线之间有什么难易差别。我心里暗想：“该死的，我还不了解军士长罗斯，哪一条路都好走不了！”
命令下达后，我和基尔帕特里克马上出发了。整整一天，我们不停地在陡峭的丛林山脊上爬上爬下。连绵的山脊好像无穷无尽，在那潮湿闷热的一天里，我们手脚并用，前拉后推，从一条壁立的河谷滑下去，又费力地爬上另一条河谷。我们一路都在急行军。天黑了，我们还没有到达会合点，我们继续往前走——虽然SAS有一条规定，为了避免发生危险，不允许夜间行军。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按时赶到那个该死的会合点，所以拖着沉重的步伐又行进了一个半小时。后来我们想到，这么傻走下去根本不是办法，于是停了下来，挂起了吊床。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太好。我知道基尔帕特里克也没睡好。第二天，我们在拂晓之前就打起背包出发了。当第一缕晨光照射进来时，像轻雾一样缭绕。我们在丛林里走了不过200码的距离，抬眼一看，赫然发现我们已经走出丛林，进入了一座橡胶种植园。我们又在橡胶园里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开始走上了一条沥青碎石路。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昨天晚上，我们离这条路那么切近，却又那么遥远。
我们在路上坐等了10分钟，然后突然反应过来：“嗨，现在谁也不会来这里接我们了，我们错过了昨晚的卡车。最好还是继续往前走吧。”我们硬起头皮，继续上路，前面还有10英里的路程。还好途中一辆旧卡车经过，我们得以搭便车走完剩余的路程，回到了宜力。回到营地，我们得知，我们并不是唯一错过集结的人。
虽然还有些人在丛林里没有回来，但我马上有了新任务。刚走进营地，彼得·沃尔特就走过来对我说：“我给你弄了架飞机，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带上你的装备，你的小队正等着你呢。马上出发，马上，快，快，快。顺便说一句，这是给你的啤酒和三明治。”
郁郁森森的丛林遮天蔽日，到处呈现出苍苍的深绿色，我心里想，眼前的景致看起来是多么美啊。一架双引擎飞机把我送到一小块修整出来的草地上，这里挨着边境安全哨所，一条泥泞的小河从旁边流过。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参加教堂举办的野餐会时的情形。
我这时的样子很狼狈。虽然回到宜力时脱掉了褴褛的制服，换了一身新衣服，但是我的脸和胳膊上还留有多处伤痕，身上到处可见干涸的血迹。这是和基尔帕特里克拼命赶路换来的“成果”。我身上发出阵阵臭味，而且胡子也已经几天没有刮过了。我把装备取出，开始用河水刮胡子，洗脸。这时一等兵斯科特凑过来说：“对不起，长官，你别白费劲了。你倒不如让自己浑身上下都结一层痂，这样连可恶的蚊子也叮不进去。而且最好别刮胡子，否则只会让蚊子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叮你。”我心里想，这些人真是不懂卫生的重要性。我跳进河里，游了一会儿泳，把身上的污垢清洗干净，又仔仔细细地刮了脸。我穿好衣服，顿时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那些队员什么话也没说。
绰号“黑脸”的戴维森（Davidson）从学校进修回来后，取代“吉普赛人”史密斯担任了我的中士。我把自己收拾利落后，他已把三队集合起来。我向大家说明了下一项训练任务。接下来是口粮发放，大家都开始往背包里塞进足够多的口粮，以免到时候不够用。大家都清楚一点：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后，10天之内不会再有新鲜食物。我也尽可能多带了一些口粮，直到觉得有些不堪重负。此外，我还必须为无线电报务员分担一部分负重，他需要背负沉重的野外无线电台。这天晚上，我睡在亭子里的几块木板上。我把背包像马鞍一样垫在脑袋下面，睡得十分香甜。
第二天早上我们麻利地行动起来。包括弹药在内，每个背包可能重达60磅，我们需要互相帮着把背包扛在背上。你得俯下身子，才能让人把背包放在你背上。但是我们要把武器握在手中。第22特别空勤团不允许把武器跨在肩膀上。或者准确地说，严格禁止官兵把武器跨在肩膀上。经验证明，在遭遇伏击时，把武器从脖子上解下来的当口就可能让自己送命。
我们向外开拔的时候，马来亚保安警察分遣队——英国人嘲讽地管他们叫“百利发奶油小生”（Brylcreem Boys）——已经就地歇息了。他们已经大汗淋漓，不准备再往前走了。他们显然体力不支。不过这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还有几名来自婆罗洲沙捞越的突击队员，他们负责担任指路的向导。
刚开始我们顺着河流的方向往前走，然后就开始爬山。地上完全看不到路。我们在岩石之间攀爬，手里抓着树枝和藤条，以免不小心掉下去。这一列纵队中，走在前面的人最辛苦，他们要在前面当开路先锋。他们砍掉竹子、矮树丛、藤条和荆棘，开出一条路来。我们这一天出发得很早，所以下午早早停了下来。这是规矩。我们必须趁着两个小时的天光在丛林里安营扎寨。
大家进入露营地之后，我挨个看了一下。他们戴着的软塌塌的爬山帽已经被磨破，身上的衬衫更是被汗水浸湿，裤子又破又脏，看起来哪里还像是一支精英部队。大家坐下来，第一件事情是先点起一支烟。在丛林里，一个人能背的物资有限，于是香烟变得弥足珍贵。如果有人提前把烟抽完了，谁也不会给他一根烟，那他可有的受了。扎营之前的第二件事情是检查双脚，然后是检查身上有没有附着蚂蝗。我会走到搭档那里，让他用烟头把我身上发现的蚂蝗烫一下，把它们弄掉。当然，我也会为他做同样的事。蚂蝗常常透过破旧的丛林夹克和裤子钻到人身上。发现蚂蝗以后，在树上磨蹭几下，便可以把它们碾死。在血迹斑斑的袜子里也能发现许多蚂蝗。运气“好”的话，一个人身上也许会找到15到20只蚂蝗。蚂蝗大约15英寸长，直径四分之一英寸，体内全是血。你自己查看了身上能够看到的每一处以后，要弯下腰，把两片屁股张开，让你的搭档查看那里有没有躲藏的蚂蝗。太阳落山了，前一秒钟还很亮的天空，瞬间就变成了漆黑一片。
我们开始泡茶，用小锅把罐头食品加热。虽然太阳下山了，密林深处却依然酷热难耐。丛林里静悄悄的，万籁俱寂。
晚上的主要麻烦来自于蚊虫。蚊子已经很可恶，更可恶的却是蠓虫。
第二天的路程比第一天要长。行军途中，没有人说话——我们学会了一言不发地埋头赶路。在有些地方，能见度只有几码远。地面松软湿滑，铺了一层经年累月的厚厚的腐叶。密密匝匝的防风竹林有时会突然伸出来挡住去路，我们只好步履艰难地绕过去。头顶浓密茂盛的枝叶遮住了阳光，一行人在半明半暗中默默前行。
一天将尽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我的一名队员发生了严重的事故。他在翻过一块覆盖了一层苔藓的圆形花岗岩时，背包偏到一边，把他带倒了。他重重地摔倒在地，把腿摔断了。这下可难办了。我们派一支“冒险”小队继续往前走，寻找过夜的地方，其他人则留下来处理这件事。
第三天的任务是找一个地方，让直升机能够飞进来，把这名队员接走。我们一大早就开始清理一片空地。大家没有时间站在那里商量怎么办。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们在灌木丛中劈出了一块空地，但是还有几棵大树要砍倒。这里没有什么地方不长着这种遮天蔽日的大树。小队负责通信的士官连通了无线电，用摩尔斯电码滴滴答答地发出信号，请求总部派一架飞机空降一些炸药。大概在3点钟左右，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双引擎瓦莱塔飞机出现了，它在我们头顶盘旋，寻找我们。我们燃起烽烟，为飞行员指引方向。风向不错，飞机空降了两包东西，一包炸药，一包起爆雷管。我们马上行动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马不停蹄地劈砍，把周边密密匝匝的矮树丛砍掉，并在要炸掉的几棵树上砍出切口。把树炸倒的难点是不要让树倒在我们开辟出来的空地上。我差点犯了错，让几棵树倒在里面。我因此长了不少知识。这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了，天黑之前，我们基本上炸倒了那些大树。不管你怎么看，对我来说，连续两天，我干的都是有生以来干过的最重的体力活。
在绵延数英里的郁郁苍苍的茂林密树丛中，我们开出来的这个小小的豁口看上去——在飞行员眼中——肯定只有针尖那么大小。不管怎样，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一架小型直升机成功降落到我们这里，支架上绑着一副担架。我们把受伤的队员抬上直升机，他严肃地要求把他的步枪和装备随身带走。就在这一刻，我懂得了要枪不离身，身不离枪。英国人在撤退的时候不会遗漏任何东西。他们在行动时不会携带太多东西，所以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清点得一清二楚。
直升机飞走后，我们把各自的行装整理好，看到下午还剩余一些时间，于是继续行军。傍晚，“吉普赛人”史密斯、基尔帕特里克和另外几个人议论起我们耽误了多少时间——我们已经落后中队的其他人有三天了。我给彼得·沃尔特发送消息，他回复说，我们应该加紧前进。现在，我们必须尽量弥补，这是个时间问题。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赶上大部队，因为前面的路程一点不比先前轻松。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行进到一条宽阔的河边。从地图上看，它的流向与我们前进的方向一致。几位队员建议我们顺流而下，这是弥补失去的时间的唯一办法。但有人担心不安全，因为在筏子上比在丛林里更容易暴露目标。我采纳了我很器重的几名队员的建议，全部责任由我承担——我们开始制造三只木筏。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好这些SAS队员清楚地知道怎么造木筏。一群人出去砍柴，采集藤条，其余的人寻找粗竹竿，把它们砍下来。天擦黑的时候，我们做好了三只又大又重的竹筏，把它们漂在了水面上。
第二天，我们坐上木筏，用撑杆在河里滑行前进。我们追回了失去的时间。
大概在丛林行军的第九天，我们跳下木筏上了岸，在乡野地区继续奋力赶路，前往与另一支队伍集结的地点，这时候我开始感到不舒服。我一头栽倒在地，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我的烟用完了，我以为是没有烟抽的缘故。第十天，我们与一队会师。之后一队继续出发去赶赴下一场集结。印象里，我们那天没有得到补给，我还是很难受。第二天，我感觉更糟了。4名巡逻队员出去了，“吉普赛人”史密斯建议我留在营地休息。他一定是看我的脸色很难看。我开始腹泻，并且很严重。一等兵斯科特给了我一支烟。我心里想，好家伙，他给我烟抽，我一定是看起来不成样子了。
空降补给来了，但是我觉得香烟抽起来不是原来的味道。大概在这个时候，“黑脸”戴维森和“吉普赛人”史密斯过来看我。这是空降补给后的第二天凌晨。我晚上睡得不太好。我身体虚弱，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他们说：“长官，你病得很厉害，我们很担心你。我们要把你送出去。”我很不好意思，我不想走，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的确是病了。“我们会给沃尔特少校打电话，请求用救护直升机把你运走。”他们把我扶到一棵树下，我半躺在那里等直升机。我已经没有力气收拾自己的东西了，所以，背包和装备也是他们替我收拾的。
我被直接送往一家位于怡宝（Ipoh）的英国医院。我身上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一名护工把我引到澡盆边，让我自己洗一洗。可是我连澡都自己洗不了，我的身体已虚弱到这种地步。下午晚些时候，我躺在病床上，他们给我做了全面彻底的体检。傍晚时分，医生走进来，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毛病。“知道，”我说，“我患了登革热，”我以前在老挝患过登革热，“可能还有点疟疾。”
“唔，我告诉你你得了什么病，”他挨着我坐下，“你得了非常严重的钩端螺旋体病。实际上，你是我见过最严重的三例患者当中的一个，另外两例患者都没能挺过去。”
我说：“好吧，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能走着进到这家医院，也打算走着出去。我会挺过去的。”
“有这样的态度，”他说，“也许你能挺过去。”然后他告诉我，他准备先用青霉素治疗，但会有不良反应。“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今天晚上会很难熬。你有一阵子会很不舒服。”
他说得一点不错。头一天晚上简直生不如死。有那么一两次，我差点就想放弃了。第二天早上情况并没有好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继续注射青霉素，在屁股上打针。每三个小时注射一次；先是一侧屁股，再换另一侧。不分白天黑夜，接连注射了5天。我记得最后一次打针时，我心里想，老天爷呀，真烦啊！但是谢天谢地，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我逐渐开始恢复体力。10天后，我已经可以稍微走几步了。再之后没多久我就能在院子里活动了。有一天，负责管理医院的中校走进来对我说：“我们收到了消息，明天这里要来一架飞机，美国人要把你送到菲律宾的医院。”“嗯，”我说，“我不想离开这里。”“那是你的决定，”他说，“但是上校来的时候，我会把他带过来。当然，如果你愿意留在这里，我们很高兴继续为你治疗。”他不能直白地说出来，但是我知道他希望我留下来。他们对我很好，虽然我认为我在美国医院会得到更好的治疗，但我不能这么说，这会伤了他们的心。
早上，透过百叶窗，我看到医生带着一个矮胖的家伙走了过来。我估计他就是从菲律宾来接我的军官。他穿着一身白：白鞋，白色的袜子拉到膝盖下面，白短裤，白衬衫。我翻了个身侧卧在床上，背对着他。我不想看见他。“贝克卫斯上尉，我是上校……。”我忘了他的名字，“我来接你到美国医院……”“给我滚蛋，”我大声叫道，“我不去！”我这样大喊大叫了好几分钟。我想让他觉得我疯了。我始终没有转过脸来看他。我只是一个劲地大声尖叫，乱喊乱骂。最后，他对英国陆军的医生说了些什么，转身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医院的负责人走进来告诉我，他们决定了，我可以留下来。
因为我的这一疯狂行为——选择留在英国医院里，而不是转到本国的医院——护士们对我的态度开始变得和气。她们还给我热巧克力吃。此前我甚至不知道医院里还有热巧克力这种美食。消息传回到我的小队，团里的军官们也听说了。“这一次，”我心里想，“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廓尔喀人是尼泊尔的主要居民，他们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