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待在五角大楼。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在这里一事无成。
这是1980年4月。几个月过去了，我几乎料定三角洲部队将部署在埃及。我们会在那里集结。前天琼斯（Jones）将军在和沃特（Vaught）将军离开布拉格堡（Fort Bragg Stockade）之前，让我今天在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缩写为JCS）上做简报。我想这不过又是一次平常的会议，与过去5个月参加过的其他会议一样。可是我想错了。1980年4月16日（星期三）召开的这几场会议与以往大不一样。
我之前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海军将军麦凯恩（McCain）手下工作的时候，曾参加过JCS的会议。那时候会议室里总是满满一屋子人，可是这天只有各个军种的首长和我们几个参加“饭碗”行动的人。负责海军作战的海军将军托马斯·海沃德（Thomas Hayward）、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罗伯特·H巴罗（Robert HBarrow）将军、空军副参谋长罗伯特·马西斯（Robert Mathis）将军，以及陆军参谋长E C迈耶（E CMeyer）将军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沃特和加斯特（Gast）两位将军。我在绰号“摩西”的迈耶身后找了个座位坐下。他回过身拍了拍我的膝盖，冲我咧嘴一笑。
琼斯将军首先发言：“诸位都知道，我们为了设法营救德黑兰的人质下了不少工夫，从11月份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周全的计划。我希望大家听听这个计划，然后提出你们的疑问。这不是个简单的计划，不过，我们已经尽量让它简单明了了。吉姆，”他转身对沃特将军说，“可以开始了吗？”
特遣部队指挥官沃特将军随后介绍了此次使命的背景情况。他在这天的会议上很紧张，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清楚地说明总计划各个方面的安排。
接着，我汇报了地面战术计划和具体的行动安排——我们如何“从沙漠1号”到达目标地德黑兰，然后解救人质，并成功逃离。我讲完之后，巴罗将军提出了几个战术问题：“你们带什么武器去？你们能用火力掩护并封锁罗斯福大道吗？在哪个位置开火？你们在营地停留多长时间？”
接着轮到迈耶将军发言了：“查理，从你离开埃及到成功解救人质，这期间你会承受持续超过36个小时的压力。我想让你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克服这种压力。对于你和行动人员营救人质时的身心状态，我比较担心。”
我解释说，我会自我调节，尽量多睡眠——也许在埃及先睡一会儿，第二天在隐蔽处再睡一会儿。我接着谈了三角洲部队在这段时间怎么轮岗——半数警戒，半数自由活动，轮换值勤。
迈耶将军还有一个担心：“我很不放心。五角大楼如何在千里之外掌控这次行动呢？它只能由参与行动的人小心掌控——其他人都掌控不了。”他接着谈到JCS的一次事件，当时行动的掌控者是迪克·史迪威（Dick Stilwell）将军。在那次危机中，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平民进入了JCS的控制中心，对此迈耶将军很是不满。他希望这次不要再出现同样的情况。他的警告说中了要害。显然，琼斯将军也对这个管理问题感到忧虑。简报会持续到下午3点30分左右才休会。
因为事情变得紧急起来，我迫不及待想回到布拉格堡进行最后时刻的细节调查。沃特将军却认为我应该多待一阵子，但又不告诉我为什么。我想这里面肯定有名堂。在和加斯特将军前往JCS的特种作战部（Special Ops Division，缩写为SOD）的路上，他向我透了底。
“我们想让你留在华盛顿，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去白宫，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工作。”我大吃一惊！原来，刚刚开过的会议是今天晚上正式向卡特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们汇报工作的预演。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和特种作战部的几个人喝了大量咖啡。当时我身穿运动外套，打着领带，忖量着自己的着装可能不合适。也许我应该穿三件套西服。
不过说来也巧，在一间办公室我意外遇到了在三角洲部队的伙伴巴克肖特（Buckshot），他来五角大楼办别的事。我向他透露了自己再过几个小时要去白宫的消息。他和我一样兴奋。他把自己的英国特别空勤团（Special Air Service，缩写为SAS）的领带解下来给我，要我晚上用。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好运。
下午6点30分，我、沃特将军和加斯特将军乘车前往琼斯将军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堡（Fort Myer）的住处。我们三人都穿着便服。琼斯将军上身穿一件看起来很利索的哈里斯粗花呢运动夹克，下身穿灰色宽松长裤，打着领带。我想自己的着装还算是得体的。我们回到车上，被送往白宫。汽车行驶途中，大家挤坐在一起，虽然没有人说话，但是车厢里弥漫着一种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感觉。我们已经整装待发。
一位身穿白宫特勤局制服的军官看了看我们的证件，挥手放我们进了大门。这是我的第一次白宫之旅。有人领着我们穿过几道走廊，上下了几截台阶，把我们带到了战情室。我全脑开动，想把自己看到的东西都记下来。我对这里一无所知。
战情室很小，大概15英尺×20英尺见方，没有窗户。围着中央会议桌，摆放着一圈舒适的办公座椅。还有一排座椅摆放在装了护墙板的木质墙壁前面。有几个人正坐在里面等我们。其中乔迪·鲍威尔（Jody Powell）说话和提问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白宫新闻秘书，比我想的要年轻。而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看起来更年轻，竟然穿着李维斯牛仔裤。
有人把我介绍给鲍威尔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跟角落里的某个人说话。布朗（Brown）博士径直走到我们身后，他身旁是国防部副部长克莱顿（Claytor）先生。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博士突然冒了出来。最后，副总统蒙代尔（Mondale）也来了，他身着运动套装和一双别致的运动鞋——我对他的着装有点不以为然。我在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副总统蒙代尔的后排中间找了个座位坐下。这时总统穿着蓝毛衣和灰色的宽松裤走了进来。大家马上起立。“晚上好，总统先生。”他看起来气色很好。
琼斯将军首先发言。他先向总统的班底简短地介绍了我们一行人，然后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向大家说明营救计划，并解答疑问。接着，他向沃特将军点了点头，并详细向大家作了介绍，他说沃特将军是特遣部队指挥官，此言不假；他说沃特将军是久经沙场、勇敢顽强的空军军官，这也不假；他说沃特将军是老资格的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特种兵，却所言不实。我知道，琼斯将军相信自己告诉总统的信息是真实的，可是据我所知，沃特将军一天也没有在特种部队待过。沃特将军肃立一旁，他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而是开始扼要地说明我们制定的行动计划。
他把三角洲部队的演练过程向在座诸位从头到尾叙述了一番，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怎么参加进来，空军表现如何，当然也少不了他自己青睐的游骑兵。他讲得绘声绘色。显然，在下午的联席会议简报会结束之后，他又为今天晚上来白宫汇报工作下了不小的功夫。
然后，沃特将军开始讲述计划的具体内容。在白天的简报会上，副总统蒙代尔曾向我要了一副护腕，我们管那种护腕叫伸缩护腕；现在他一直把它拿在手里摆弄。在听取重要的报告会时摆弄护腕，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沃特将军大致说明了我、他和加斯特将军各自负责的事务范围。他胸有成竹地谈到了对“沙漠1号”的指挥和掌控——“沙漠1号”是营救使命的第一站，而在接下来的曼札利耶（Manzariyeh）行动中，游骑兵特遣队会参与进来。最后，他简要介绍了医疗设施，评估了此次行动成功的几率。
沃特将军发言的时候，中间被打断了两次：一次是被布热津斯基，还有一次是被副总统蒙代尔，他们要他澄清一些疑问。我认为他们两个人提出的问题都不是关键。不过重要的是，我觉得总统听明白了沃特的整场发言。
然后琼斯将军介绍了我：“总统先生，这位是贝克卫斯上校，他是担任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汉密尔顿·乔丹就大声说道：“总统先生，贝克卫斯上校是佐治亚州人。他来自南部的施莱县。”
总统好像来了兴致：“是吗？”
“是的，先生。我出生在亚特兰大，但我老家的亲戚都在埃拉维尔。”
总统微笑道：“是吗？那里挨着普莱恩斯。我们当年肯定是邻居。”
寒暄过后，我开始向总统汇报从抵达“沙漠1号”到飞离曼札利耶的整个行动过程：三角洲部队怎么在破晓之前到达德黑兰城外50英里处的秘密据点，怎么使用迷彩伪装在那里隐蔽一整天。
接着，我描述了从德黑兰开来的6辆梅赛德斯卡车和两辆小轿车如何在日落之后到达，并随后将三角洲部队送到德黑兰。我说，我会提前行动起来，驾驶其中一辆小轿车侦察沿路的情况，也就是我们进入那里以后的最后一段路程，并观察大使馆周边有无异常。
待卡车行驶到大使馆面朝罗斯福大道的东墙后，三角洲部队便翻墙跳进去，随后引爆烈性炸药，把东墙炸开一个足够大的窟窿，大到一辆重型拖挂式卡车可以开过去。爆炸还可以把周边民居的窗玻璃震碎，达到在附近的居民中间制造混乱的目的。
我解释了三角洲部队如何分为红色、蓝色和白色三个单位。红色单位和蓝色单位负责发起进攻，每组40人；白色单位的人数少得多，充当后援。
接下来，我详细描述了各单位的任务安排：用炸药把东墙炸开一个窟窿以后，由蓝色单位进攻副大使住处、大使官邸、蘑菇状建筑物和大使办公室，解救被关押在里面的人质；红色单位进攻给养处和使馆人员住处，释放里面的人质，并负责解除把守停车场和发电站的警卫岗的武装；在蓝色和红色小组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白色单位要压制住来自罗斯福大道的火力，然后占领挨着大使馆的足球场。
在三挺机枪——两挺M60和一挺HK21的掩护下，获救的人质随同红色单位和蓝色单位一起从大使馆撤离，从东墙的窟窿冲出去，横穿罗斯福大道来到足球场，并在那里等待直升机把他们接走。
然后我着重说明了这项任务中最棘手的部分：“总统先生，三角洲部队最大的问题不是炸毁那几座建筑物——我们作为反恐部队已经历经了两年的训练。我们担心的是怎么控制和管理获释的人质。我们打算给人质戴上黄色的袖标或者系上黄色的吸汗带，以便于我们把他们认出来。我们还会给每位人质各分配两名三角洲行动人员，因为我们不知道人质在营救过程中会做出什么反应。他们可能会保护看守自己的警卫——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①
；他们也可能会攻击警卫，夺取警卫的武器，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营救过程中会出现哪一种情况，谁也说不准。我希望您允许我以您的名义，对他们说，‘我们是美国总统派来的。’”
总统笑了：“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他们管不管用。”
然后我介绍了医疗救护人员的任务，他们要负责清点足球场内的人质是否到齐。除非所有人质悉数到齐，否则谁也不能离开。
在足球场内，我们可能会损失一两架直升机，但是备用直升机足以把所有人都接走。第一架直升机应该能够容纳所有获救人质，第二架直升机备用，以防不测。
红色单位和蓝色单位乘坐第三架直升机离开，白色单位乘坐第四架直升机最后离开——它负责殿后。
人质和三角洲部队一到曼札利耶，就与游骑兵特遣队会合；特遣队负责保障机场，保护大家顺利登上空军的C-141运输星，一款大型固定翼运输机。
我的发言到这里结束。我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你认为，”总统问，“这个过程中会有多少伤亡？”
沃特将军开口说话了：“总统先生，老实说，我们没法回答您的这个问题。也许会有六七名三角洲行动人员受伤，两三名人质受伤。”
我接着说：“我们进入使馆大楼以后，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转过屋角、侦察房间里有没有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质在黑暗中打倒警卫，把警卫的武器夺走。使馆里被扣押的人质当中，有些军事人员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我知道有一位中情局的人质，如果有机会，他会这么干。人质手中一旦有了武器，就会跑出去，进到大厅或者跑到楼下，与我们会合。我们的行动人员会把他撂倒。三角洲行动人员受过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会杀死所有持有武器的人。这种情况会发生，虽然我希望它不要发生，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总统说：“我理解。我接受。”
沃伦·克里斯托弗开口了。他想知道我们要把那些警卫怎么办。我之前的措辞让他有点糊涂。
“克里斯托弗先生，我们的目的是把警卫制服。”
“什么意思？你们会击中他们的肩膀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不，长官。我们会瞄准他们的眉心射击，给每个人两枪。”
他听了似乎有点不相信。
“你是说，你们能够做到在黑暗中，边跑边开枪？”
“是的，长官，我们肯定能做到。我们打算用0.45英寸口径手枪在他们的眉心开两枪。”
国防部副部长克莱顿先生插话了：“我去三角洲部队视察过，总统先生，我看过他们射击。我觉得他们的枪法相当高超。”
显然，克里斯托弗先生有点担心。我知道他一定认为三角洲部队冲进使馆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射向所有人。我们的确能做到，但我们并不打算这么做。他也许认为，如果我们冲进去一通扫射，会误杀人质。但是我认为不会。我深信，他对我们必须杀死现场的武装警卫感到不安。但我们的计划正是这样。使馆配备的当地武装人员全都会被杀死。看到发生流血事件，使馆内的其他当地人会转身四散奔逃，他们企图逃跑的时候，三角洲行动人员会用火力把他们压下去。这不成问题。计划就是这样。此外，我不认为大使馆里的当地人会同仇敌忾，与我们顽抗到底。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会有一两个人会以死相拼。如果那样，我们只能将其制服。
乔丹先生问：“上校，你们在演练营救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误击了美国人而不是对方人员的情况？”
“长官，”我说，“三角洲部队的营救演练是在玫瑰碗（Rose Bowl），不是在抽水马桶（Toilet Bowl）里！”我解释说，据三角洲部队预计，使馆内有70到125个人——不包括人质。其中20到25人是执勤的警卫，其他人都在营房睡觉。我们会用机枪扫射大楼。唯一真正的威胁来自看押人质的警卫。
讲完以后我坐了下来。
接着轮到加斯特将军发言了，他介绍了此次行动的空运环节：我们怎么飞到埃及，再到阿曼，再到“沙漠1号”，直升机如何把我们送到目标地城外的秘密据点，最后在曼札利耶，飞机如何把所有人员撤走。
加斯特将军讲得非常详尽，但是我对空中行动的一个方面非常担心，他却没有提到。三角洲部队这次执行任务，没有得到战术空军的支援。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白天的简报会上，我被三番五次地告知——还有人给了我几个无线电台呼叫代号——万一真的遭遇不测，我可以呼叫歼击机支援。但是，我也被告知，由于飞行距离的缘故，不要指望歼击机支援会在一小时内到达。从发出信号，到等待救援的那一个小时，将会是漫长的煎熬。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而我们从曼札利耶起飞后，也没有安排战术空军支援。在我看来，我们大动干戈发起突袭，却在最后环节被对方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员一举消灭——如果他碰巧走运，成功地击落了载有人质和救援人员的C-141的话，整个营救行动将变得毫无意义。这个问题好像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直到现在到了白宫，它才再次被提了出来。
总统明确做出指示：“飞机从曼札利耶起飞直到离开目标地时，要有空中掩护。”
真是太好了！
这时又有人说：“总统先生，我现在必须知道您的决定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行动起来，提前部署部队？”
总统很直接地给出了回答：“我先来总结一下。我不希望采取这次行动，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现在能够让我取消行动的唯一办法是，国际红十字会能把那些美国人给我们送回来。所以，提前部署部队远远不够，我们要准备执行这次行动。”
我听后，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我不敢相信吉米·卡特总统居然有如此胆魄。
营救人质的日期也最终确定下来：4月24日，进入目标国；25日，在秘密据点隐蔽，营救人质；26日一早，离开目标国。
总统对琼斯将军说：“戴维，这是一次军事行动，由你负责。按照法律，你要随时向国防部长布朗博士汇报情况；如果你也能向我汇报，我会非常感谢。我想告诉在座各位，这件事的责任将完全由我承担。”话毕，他挥着手臂示意了一下坐在会议桌边的各位。此刻，我在心中激赏不已。这位总统正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为自己是美国人以及为自己的总统说出刚才那番话而感到自豪。
会议结束，大家站起身来。卡特总统看着我：“贝克卫斯上校，我想在你出发之前跟你谈谈。”大家顿时安静下来。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我想请你为我做两件事。”
“先生，请您尽管吩咐。”
“我希望你在出发前往那里之前，把队员集合起来，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传达我的口信。你告诉他们，万一此次行动失败，不管原因为何，过错都不在他们，而在我。”
“先生，我向您保证，一定转达。”
“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有美国人被杀，不管是人质还是三角洲部队的行动人员，可能的话，在不至于危及到其他人安全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把尸体带回来。”
“先生，如果您看过我的从军记录，就会了解我的为人。我保证完成任务。”
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编者注
玫瑰碗是美国洛杉矶的一座球场，此处为押韵的修辞手法，表示问题太小儿科。——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