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留·离婚像截肢
朱安：一颗锈了的图钉
去参观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是在夏天。
不大的四合院，种有丁香。北面是两进的卧室，临门一间偏房大概8平方米左右，沿窗摆着张桌子，靠西墙设着张床，桌子上摆着一张介绍性质的小纸片，上书：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卧房。从1924年5月搬进小院，直到去世，朱安不曾离开过这里。
看过朱安的照片，知道她并不美丽。眼睛低低地望着，重重的单眼皮，有一种旧式媳妇的恭顺。高额头，扁鼻子，厚嘴唇，穿一件深色元宝领的旧式棉袄，那竖起的领子把脸庞遮盖了大半，人躲在衣服后面似的，更显得逼仄尖薄。
小脚、没读过书的朱安是旧中国的产物。留洋归来的鲁迅，从一开始便带着种抗拒式的负面情绪与她相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点，鲁迅何尝不知，可他毕竟是从旧时代的淤泥塘里走出，进而迈上新时代坦途的。旧时代的种种牵绊就像腿脚上沾染的淤泥，哪能轻易甩掉。母亲的“礼物”不能不收，孝敬母亲是应该的，更何况，母亲也需要人陪，那就先收下来吧。
朱安
鲁迅对朱安的不接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思，是不可改变的刻板印象。朱安是“旧”了一点，可这“旧”，在现在看来，恰恰是标准家庭主妇的绝好质量。温良恭俭的朱安，最起码比胡适的那个欲操刀砍人的太太，要温婉得多。
遗憾的是，历史不曾给她证明自己的机会，作为一个女人，朱安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太过扁平，没什么生气，虽然“苦菜花”着实令人同情，可终究不是做人生伴侣的好对象。
于是乎，在新旧历史风云转变的夹缝里，朱安们只能是时代进步的牺牲品。她那三寸的小脚，颤颤巍巍，迈过了旧时代的门槛，站在了新时代的土地上，可接下来往哪里走，她不知道。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原地踏步。
新女性风风火火地上学去了，恋爱去了，革命去了，旧女性却没有朝前走的技能，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自小学会的一套，不能成为她们成长的依凭，反倒成为一种累赘和某种不为新一辈男性认同的口实，毫无竞争力可言。
女学生经过，抢尽了风头。“不学无术”的旧式妇女那套“无为而治”，再不能解决如何生活这个大问题，朱安们不能不迷惘了，宁愿转身回到旧时代。
1906年夏天，鲁迅从日本返归绍兴，奉母亲之命，与比自己大3岁的同乡朱安结婚。土语有云，女大三，抱金砖，言下之意，男人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结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是享福的美事。可鲁迅明显对这块“金砖”不满意。婚后4天，他便毅然东渡日本，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娘娘（绍兴话，即婆婆，指鲁迅的母亲鲁瑞），独守空房，一等13年。
13这个年数很有趣。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13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13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
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薛平贵衣锦还乡，还她一个美满家庭；胡适给了江冬秀一个较美满的家庭，鲁迅为什么给不了朱安？在这里，不是说胡适近于人情，鲁迅心肠太硬，我反倒觉得朱安的等待无功，恰恰是因为鲁迅太是个性情中人（胡适很理性，善于调和矛盾）：爱，便是爱；不爱，便是不爱，鲁迅的感情世界，是清冽的。1919年冬天，朱安在鲁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居住。在八道湾，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真替朱安不值！幻想着她当了家，手握财政大权，像王熙凤般撒豆成兵把整个大家庭调配得服服帖帖，那各路人马，恐怕就会对她另眼相看了吧。
事与愿违。
在旧时代，婚姻问题最容易成就一个女人，也最能让一个女人抬不起头。羽太信子是不把朱安放在眼里的吧。她们妯娌之间，朱安多数时候持失语状态，羽太则全然掌握了话语权。不然，当家的弟媳妇乱花钱，坐小汽车进进出出，挥霍无度，身为长嫂的朱安，怎么就不能站出来帮大先生帮娘娘批评她两句？按常理，这个家还轮不到二房媳妇嚣张。可朱安没这机会，或者说，她没准备好，也没法抓住机会。
就这么三年就过去了。三年后，因为某种至今不能确定的原因（羽太信子起了大作用），周氏兄弟失和。
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介于担心流离失所的考虑，搬走之前，鲁迅曾询问过朱安，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愿意回绍兴，如果她愿意回绍兴，他会按月给她寄钱。朱安婉转地拒绝了，她想和鲁迅一起搬出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1924年5月，朱安和娘娘一起，搬进了位于阜成门内的这间小四合院。这一年，朱安46岁。这个如今只有一棵丁香点缀的四合院，就是朱安后半生全部的天地。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厦门，挣扎万分亦轰轰烈烈，同许广平女士结百年之好，后来便长期居住在上海。这其中，只有1929年和1932年回过北京两次。
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那种喊出“我可以爱”的悲壮，让人心痛。
朱安在北京西三条院内
在离婚潮汹涌流过，在走进新天地的男人们纷纷抛弃包办黄脸婆的时代，鲁迅没有离婚，对于朱安，他是放弃但不抛弃。他对朱安或许没有爱情，可一个“义”字，定还是有的。离婚，朱安何以承受？不离婚，自己又何尝不痛苦？一方面要忠诚于良心，一方面要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处于道德与爱情之间的鲁迅，恐怕也只能选择这个折中的办法。
鲁迅没有离婚，许广平的胸怀和大度让人钦佩（即便是在鲁迅去世三年后，编纂《鲁迅纪念集》时列鲁迅年谱，许广平亦敦促编辑不可不提鲁迅与朱女士结婚之事，而写到自己，她则径直拟写道“（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朱安仍是鲁迅名义上的妻子，这件从母亲那里得来的“礼物”，将永远寄存在母亲那里。鲁迅对朱安不算坏，他所能做到的最好，大抵也只能如此，他和朱安有缘无分，各有各的人生。
那时的朱安，虽然顶着个原配夫人的名分，可已然像是个被供起来的偶人。朱安的内心，大概如一盆将熄的炭火，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一点对生的余温之恋。朱安以前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现在她没有办法了，她没有力气了。
周海婴的出世，对她未尝不是个震动。她只能以吃斋念佛遁入空门的心态度日，她的全部生趣，也只能是在照顾娘娘这件事上。大先生是新式的大先生，娘娘还是旧式的娘娘，有娘娘在，朱安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点用处。
在这个略显阴沉的青灰色四合院里，两代旧式妇女相依为命。盛夏时节，丁香树枝繁叶茂，这里的天幕，有点像她在水乡绍兴的家。
寂寂流年也有突转。
1936年，鲁迅去世。北京方面的生活费，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
1943年，鲁瑞去世。临死前，她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15块钱（折合成当时的伪币150元），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是鲁瑞把朱安带到这个家来的。鲁瑞担心朱安的未来，想在生命的最后帮她安排安排，可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无力的，人走茶凉，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自身难保，哪里还能顾得上朱安？更何况朱安从心底里，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钱。大先生走了，如今娘娘也走了，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真的是到了再无可恋的地步，人世间，仿佛也只剩下糊口这个本能，可供她去操劳。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朱安忍痛将鲁瑞喂养了十几年的黄黑色大花猫，蒙了双眼，让佣媪带到崇文门外放走了。
抗战后期，朱安生活困难，有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唐弢恰于此时北上，便和友人前往劝阻。那时的朱安只是默默地喝着汤水似的稀粥，吃着几块酱萝卜。
宋紫佩说明了来意，唐弢将上海家属和友人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朱安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当真凄凉入骨。她在黑暗里沉默太久了。
虽然有许广平的接济，但在心底里，朱安似乎依旧有着那种“拿人家手软”的客气和怯怯，尽量把生活需要降到最低，不给别人造成太大麻烦。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岁。逝世前，她还将两块衣料送给许广平作纪念。她说：“许先生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里，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
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若锦上添花的话，得到丈夫一点爱肯定便更好）。只可惜，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她无力往前走。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朝前驶去，站在车上望着车尾那些渐渐远去的人影，不经意间依稀还能望见朱安那哀愁的眼神，在夕阳的余晖里，淡淡地闪出一线光，瞬间又暗下去。这眼神里，是一代旧式妇女的命运写真。
许广平：纸面以下的情爱密码
历史总会制造出一些奇妙的巧合：许广平是在鲁迅和朱安结婚17年之后，才出现在鲁迅的生活里的，而鲁迅恰恰比许广平大17岁。
鲁许相遇之初，许广平是年轻激进的女大学生，鲁迅是声名卓著的大学教授。彼时，许广平刚结束一段痛苦的恋爱，鲁迅的心，则长久地深埋在漆黑的孤独里。在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女师大风潮里，许广平是学生方面的领头人，鲁迅则是老师方面的代表，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扶持，他们从共同的奋斗中，感觉到彼此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那本堪称鲁许恋爱实录的《两地书》，现代人拿起来，乍一看，通常不解其意：没什么啊，写的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平常琐事，而且作为情书集，这也未免有点太过于古板平淡——感情泛滥的年代，不少人似乎更习惯于为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表达击掌（譬如徐志摩陆小曼的《爱眉小札》）。可是当我们捧书对灯细读，恰是《两地书》中那一份欲说还休，更令我们感动。
鲁迅在《两地书》序言里说：“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正是在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笔调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节制之美：平凡琐事后是波澜起伏的内心，平凉外表下，是一颗火热的心。
如果说，徐志摩的恋爱，是开放型的，是满城风雨才罢休的，他是恋爱天地里的李太白，斗酒百篇，情感波涛山呼海啸，绵绵不绝，那么鲁迅的恋爱，则是内敛型的，是爱你在心口难开的，他是情感原野里的杜子美，字里行间，潜气内转，典故丛生。
《两地书》里的情爱密码，生朴而又有趣，读着它，像是侦探捧着一篇杂乱的莫尔斯符号，看似毫无章法，细碎凌乱，可一旦破译出来，则仿佛是用线串起了一盘珍珠，光华足炫人目。
《两地书》里的情爱密码，又像是藏在纸面以下的隐形字符，必须要显影水才能看得清。在这些躲躲藏藏若隐若现的情感密码里，我们看得见鲁迅的犹豫，看得见许广平的果敢，看得见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相濡以沫，逐渐朝恋人的方向迈步。
他们最初的通信是在北京写就的，时间是从1925年3月到7月。此时两人都在北京，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未毕业的学生，两人未尝没有机会见面，但写信的乐趣，就在于它的间接性，通过纸面的文字表达自己，有些话更能说得出，不会觉得窘迫。
鲁迅的文字厉害，可是如果面对面与许广平交流，鲁迅先生不知是否还能如此晓畅，好似我们时代里的用手机发短信，有时候，电话里说不出口的，短信能帮大忙。借文字传达感情，可调控度较高。
鲁许北京时期的通信，开始谈的大多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寻常话，苦闷啊，学潮啊，人生啊，社会现状啊，现在看起来未免有点闷，可在这样简素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捕捉到鲁许之间的好感，最起码是有话说，有共同语言，而后，许广平便开始给鲁迅的《莽原》杂志提建议，鲁迅也开始帮许广平改发文章，以文字相交的两人，越走越近。
鲁许北京时期的通信，应该以四月为界，在1925年4月10日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她首先在称谓上做出了突破，原来那个“学生”、“小学生”、“你的学生许广平”，变成了俏皮可爱的“小鬼许广平”（之后鲁迅也帮她起过多个外号），一下子就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不少。紧接着，她第一次去鲁迅家中拜访，在16号的信中，她开头便是一句：“‘尊府’居然探检过了！”此处，我们可以感觉到许广平的努力，她是在用一种近乎顽皮的书写，逐渐引导鲁迅放下教授的身份，走进原应平等的情感世界里去。
在《两地书》中，原信有几封是被删除了的，其中就包括1925年6月农历端午节时，鲁迅请许广平和另外一位女生吃饭之后许广平给鲁迅写的信，还包括鲁迅给许广平回信的前半封。这部分信，是编书的时候被删除的（鲁迅那一天可能因为高兴而喝多了，导致一位女士逃走，许广平可能第二天写信来赔罪）。
一删除，便引起了世人的兴趣——那其中一定藏着惊天的秘密吧。于是，看过原信的人便揣测说，鲁迅和许广平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的情，理由可能是因为鲁迅那突然的紧张。
其实不必。生生给流动的情感加上一个固定的桩子，指令说，这里是定情处，未免有点刻舟求剑，同时，也把感情这东西量化了。情感本虚无，沉浸在感情的世界里，本来就是惝恍迷离，不知所往的，何时定情，主人公都未必说得清（只要不是山呼我爱你），充其量也只能说，这是他们相处过程中的一件大事。
1926年6月，许广平从女师大毕业，8月26日，鲁许二人同车离开北京，抵达上海后，两人分别，鲁迅去了厦门，许广平去了广州。从1926年9月到1927年1月，鲁许二人通信不断。
此时的鲁许二人，在彼此心里，都已经有了很高的位置，此次两地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反倒加深了鲁许感情的进程，它像是卡布奇诺里面的一块方糖。
在鲁迅和许广平恋爱过程中，鲁迅这方面，始终是艰涩的，对于恋爱，他心怀忧虑。正如他自己所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许广平
鲁迅的恋爱观是标准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恋爱的指向是婚姻，可恋爱和婚姻之间，却又并不是一个顺接关系，恋爱不讲实际，婚姻则多少要讲求实际，恋爱的浪漫与婚姻的现实，对接起来难免会有痛苦。鲁迅说他明白各种缺点，是多么可贵的自知之明，年纪大、身体差，更大的阻碍是他已经有了一段名义上的婚姻，虽然他有他不凡的地位，有经济保障，但是他依旧为恋爱的对方着想——他可能不能给她名分，他怕辱没了她。
离开北京的家，抵达厦门，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派系斗争依旧严酷的厦门大学国学院，鲁迅无疑是寂寞的，这中间的苦闷，向谁诉说？唯许广平而已。在厦门的日子，鲁迅于情感上，更加依赖许广平，许广平也以鲁迅为自己的心灵安慰。
乍分离，相思无解。在船上，他们就开始给对方写信。许广平乘的船路过厦门，她还要格外望一望厦门在哪里，并顺便打听从广州到厦门的路怎么走，并开始使用新的署名H．M．（害马之意）。
在厦门—广州通信里，除两人大量谈的工作情况外，总会有些十分有趣的微小的部分，使人眼前一亮。鲁迅身体不好，许广平很担心，在信中，鲁迅时不时便会向广州方面，汇报一下自己的饮食状况：不喝酒了他要提一下，饭吃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的两碗）他也提，停止吃青椒改吃胡椒，吃牛肉罐头不吃火腿，吃点心和香蕉不吃肉松，吃了从未吃过的南方水果杨桃，见了却不敢吃的桂花蝉和龙虱。巨细无遗，他都向许广平说明。许广平还教鲁迅用湿石膏粉在食物周围画圆圈来抵御蚂蚁，并奉劝他自爱少喝酒，细心解释杨桃为何，桂花蝉、龙虱为何。这样的交流，似乎已经露出了夫妻的神气。许广平女士，俨然已经有了鲁迅后勤部长的样子。鲁迅在生活上，也开始渐渐遵守许广平的指示了。
在信中，鲁迅两次提到“女生”。第一次，是在刚去厦门任教时，有人来选课，鲁迅在信中写道：来听我讲义的学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内女生二人）。特地加一个括号注明女生二人，不知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引发小小的醋意。但很快，鲁迅便做出了解释：“听课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直到离开了厦门。”这样的解释，多少有点表忠心的意思，淳朴得可爱。
鲁迅时常关心许广平的经济情况。在1926年10月12日和10月15日，他两次在信中写道：“我看你的职务太烦剧了，薪水又这么不可靠，衣服又须如此变化，你够用么……”“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口气温柔体贴。两性交往，经济很重要，男方给女方提供经济保障，这在女性已基本独立的当代，也被许多人认作理所当然，可一旦男方主动提出，就有一种温柔的情意在里面。苏青不是说过，我环顾四周，家里的一颗钉都是我挣来的，有什么意思呢？鲁迅想给许广平保护，让人很感动。
许广平得了一块金星石，她帮鲁迅刻了个印章寄过去，鲁迅特地要从上海邮购印泥，许广平便说：“傻子！一个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买印泥去呢，真是多事。”一声“傻子”，透露出了许广平和鲁迅感情的发展状况，之后，许广平还不时温柔地下达“命令”：命令鲁迅以后不准将信“半夜放在邮筒中”。鲁迅先生，是沉浸在许广平女士营造的温柔港里了，爱情的花，已酿出甜蜜。
在感情的世界里，鲁迅不再只是一个严肃的老师，许广平也不再只是一个俏皮好学的学生，他给了她温暖，她回报他，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在与鲁迅的爱恋中，许广平如此坚定与坚强，在流言四起的环境里，没有她的笃定的坚毅，鲁迅或许就喊不出那句让人听了心醉又心碎的“我可以爱”。
而许广平曾写下的爱的宣言，又多么令人鼓舞：“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然而在去广州与许广平团聚之前，鲁迅还是有迟疑的。从1926年10月起，他就在信中反复解释自己不去广州的原因，并说明下半年会去。许广平则始终是商量的口吻，给他足够的时间做决定。恋爱讲求自愿，这是许广平的聪明。鲁迅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内心的牢笼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破除，此时的鲁迅面对的最大阻碍，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可就在此时，高长虹开始在《狂飙》上攻击鲁迅。在1926年11月7日的信中，鲁迅刚为赴粤之论做了个了结，紧跟着在15号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就提到长虹攻击自己一事，言语间，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愤怒；写完此事，鲁迅又再次提起去广州之不合的几点，其中最后一点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这里的朋友，是指许广平（许广平曾提到要去汕头）。高长虹因许广平之故与鲁迅闹翻（至少鲁迅认为这是个原因），以及许广平要离开广州，都给了鲁迅一个刺激，这敦促着他早点下决断。接下来，许广平给鲁迅做了背心，帮他刻制了印有鲁迅名字的金星石，温暖的爱情最终战胜了荆棘，抵达了幸福的新天地。
1927年1月18日，鲁迅终于到了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许广平被聘为鲁的助教。没过多久，鲁迅便因不满中山大学的人事雇用问题而辞职，是年9月，鲁迅和许广平一同启程去往上海，并于10月8日住进虹口景云里23号，正式开始同居生活。
鲁迅、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
鲁迅和许广平是同居。面对伟大的爱情，我们没必要为贤者讳，即使在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女士也没有避讳这一点。他们的“为了爱而同居”，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鲁迅的不离婚，恰恰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良心——按照当今的方法，没有感情大可以离婚，充其量只需按月交付抚养费即可，干脆利落——可那个时代不同，鲁迅的压力大，朱安的压力又何尝不大，旧式妇女本就可怜可叹，离了婚的旧式妇女，又将会有何等的不堪。
鲁迅的保全朱安，许广平的胸怀宽广，令人敬佩，他们甚至是开创了一种新的两性相处模式：既坚守爱情，也尊重婚姻，他们以一种前驱的姿态，矗立在20世纪的婚恋舞台上，这种探索，对于当代两性的相处，都可谓颇具启发意义。
当然，这启发不是说鼓励这种三人婚恋的模式（婚外恋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启发是说，当我们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时刻不忘责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鲁迅，以瘦弱的肩膀，在爱情的天地里，承担起了道义二字。
江冬秀：顺流逆流
江冬秀跟了胡适一辈子，在婚姻这件事上，她坚持到底，功德圆满。虽踏着小脚步伐，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可她也算走遍海角天涯，用那种坐在抽水马桶上犯便秘症的白玫瑰来比拟她，似乎有点不大合适。
可她绝不是红玫瑰。她少了红玫瑰的冶艳，但又比白玫瑰多一份当仁不让的霸气，她其实更像一株野地里的黑玫瑰，自成一格，以天生天养的气质撼人。
同样是旧式闺阁走出来的女子，朱安只能在四合院的一方天地里枯望清空，云卷云舒，都不与她相干，而江冬秀，则能以臃肿体态，走遍大洋两岸，跟海内外名流共持酒杯，抿一口甜涩的干红，说两句互相都听不懂的话，场面奇崛。
她把麻将从北京玩到上海，从上海带到纽约，之后再转战台北，一路搓过去，136张牌，张张都是熟人，活生生垒砌出小型万里长城。胡适无语，为成全爱妻，退避三舍，自觉跑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找清净，没想到却做出一番学问；在台北，他更是想要成套买房，供冬秀搓麻专用，帮她成就一个终身癖好。说也难怪，旧式妇女，识字不多，又没有琴棋书画的习惯，除了照顾老爷，生活哪有重点，麻将在中国如此繁盛，大抵就是因为中国人爱好较少，坐在一处，搓麻谈话，游乐也有了，交情也有了，没准还能赢两个钱贴补家用，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江冬秀的麻将牌，搓出的是一种闲适。敢于安心狠搓麻将牌的女人，不是在寻找男人，便是太放心自己男人。江冬秀显然是后者。她仿佛稳坐西天的女菩萨，对胡适那两下子，早就吃透，年轻的时候都不过尔尔，更别说老了以后，相濡以沫，夫妻关系固若金汤，他怎么少得了她？天高任鸟飞，但终究有归巢一日。
恋爱不讲社会地位，声名卓著的教授，也可能被丘比特之箭击中，拜倒在女学生的石榴裙下，家庭生活有时候，谁又同你讲学历身份，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有先生太太老公老婆。胡江的婚姻之潭倒映出的，不过是一个剽悍的女子组合了一个温柔的男子。两性的战争，超出了社会规则，只在几尺见方的厅庭中展开。劳苦功高许多年，江冬秀在家中的地位，细细琢磨，竟比胡适还高，熬至白头，她未尝不能卧在藤条大方塌上，做一回贾母，遥对着阶下一大家子儿女，颐养天年。
张爱玲说过一句话：没有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因为她以婚姻为自己的事业，全身心经营，怎能不成功？的确，在这场世纪婚姻中，江冬秀堪称完胜。她的成功，不知激励了多少旧式妇女，在与新女性的对垒中，江冬秀，无招胜有招，一个“做自己”，成了她制胜的法宝。把握住大关节，不拘小节，江冬秀一生活得洒脱。
当年剧作家欧阳予倩因家人婚变，感慨于旧式女性命运，遂写下话剧《回家以后》，试图为旧女性寻找婚姻的出路：留学生陆学成归来，回家探望父母和妻子吴自芳，可身在异国求学的治平，却已经同新女性牛玛丽结合。一个是包办的乡下妻子，一个是自由恋爱的恋人，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陆治平，在回家之初思想上无疑是偏向新女性的，可随着对这位过去交涉不多的妻子吴自芳的深入了解，陆治平发现吴自芳也自有一种好处，知书达理，为人大度，不卑不亢，相比之下，牛玛丽则被塑造得那样泼辣不讲理。
吴自芳，自己芬芳，这样一个名字，包含了欧阳予倩太多的希望，她被赋予了一种被称作“贤惠”的品格：丈夫漂流在外，另觅新欢，她表示理解，并以乡村的耕读之乐平衡独守空房的孤苦，吴自芳的从容笃定，换回了陆治平的同情，进而使得他对她有了点爱，无限的希望就在未来……
话剧里的吴自芳胜利了，可现实中呢，欧阳予倩美好的愿望又何尝变为现实，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有多少旧式妇女被外出读书的丈夫抛弃，相对折中的办法，也不过是放弃但不抛弃，姑且供养起来，裹着小脚不识字的女人们，有多少真正得到过丈夫的爱？身居弱势地位，没有谋生手段，掌控不了经济权，旧女性这个无声的群体，慢慢地坠入历史的深潭。
可偏江冬秀突围出来了。
在旧式女性的婚恋道路上，她是顺流而下的，依靠包办成就婚姻，是福是祸天注定。她的突围，在一开始，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不过她也苦等胡适13年才守得云开月明），可就算是盲婚，她撞到胡适，又有什么话说？若将胡适换成鲁迅，江冬秀的人生将会怎样？是不是她也会在北京的一方天井了此残生？又或者是鱼死网破两败俱伤？我们不敢妄测。可换个方向看，在自由恋爱冲击旧式婚姻的大潮中，江冬秀又是逆流而上的，她的飞升里，有太多个人的努力：饶是胡适有百般聪明，江冬秀平时放羊，关键时刻却往往能奋力一击，保住婚姻。
胡适与江冬秀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
江冬秀的婚姻，开头是悲喜剧，中间是闹剧，结尾是温柔的大团圆。这其中，中间一段最好看，江女士的以刚克柔的好戏，真令人拍案惊奇。
人本孤独，所谓精神上的了解，原本就是奢望。志摩小曼，才子佳人，般配爱侣，众人引为美谈，可志摩生前，小曼又能理解志摩多少？她来到志摩的生活中，为其增添的苦痛，未必比欢乐少。
而胡适和冬秀的组合，因为学识差距甚大，所谓精神交流，可能在婚姻之初，胡才子便没有太多的心理期待。
没期待，才有意外。江冬秀给胡适的惊喜，是建立在扎实的物质生活基础上的，胡适的身体她照顾，胡适的物品她保护，都说日久生情，这种坚守，恐怕不能不让胡适对她生出一丝切实的好感，而在此类好感之上的意外感动，则仿佛夫妻庸常生活中的小礼物，颇能给胡适一些惊喜——婚姻生活上的不间断垦荒，播种情感之苗，就仿佛差生提高成绩，因为空间巨大，所以格外看得见效果。
江冬秀读书自然不多，可憧憬于文人酸味恋爱的胡适，偶然遭遇冬秀那种天然质朴的关怀，就好像吃惯了山珍海味，突然来一顿家常的青菜豆腐，却也鲜美异常。
江冬秀是白字大王，她给胡适写信，遣词造句生朴可爱，直抵人心。
胡适生病，她写信关怀道：
你前两星期给我的信，你说十三四大概可以动生（身），你叶（叫）我不必写信把你，故我就没有写信把你，但是你到今天也没有回京，也没有写信把我，叶（叫）我这四天心里着急的不得了。还是你又发病了，还是有另（外）的原故？我日晚挂念和着急。你这一次离京，我没有一天心里不发愁，加只（之）你叶（叫）我盼望和着急，这是怎样说发（法）呢？高先生说你到上海再不能住了，说你这一尚（向）又没有一（以）前的身体好了。我今天听他说你今天不狠（很）好，我心里好比刀割一样。无论如何，我求你见我的信就赶快回京为要。我病了三天了……
胡适要去当官，她劝解道：
你现在好比他们叫你进虎口，就要说假话，他们就爱这一套。你在大会上说老实话，你就是坏人了。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加你的罪，何苦呢？……你看了我这封信，又要怪我瞎听来的，望你不要见怪我吧。我对与（于）你，至少没有骗过你呀。
没有过多的修饰，反而显示出一种处处为胡博士着想的赤诚，身为一个平凡的女子，江冬秀别有一套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能算不上复杂，但它却是忠孝节义自成一体，不需要任何知识分子来“拯救”。在胡适的知识大厦里，江冬秀就仿佛是动画片《机器猫》里神奇的魔术门，走过这门，便是另外一个精彩的世界。胡适的世界尘世纷扰，乱花渐欲迷人眼，可时不时走到冬秀的门里去，却能很难得地呼吸到了野外的新鲜空气。有这样一个枕边人，胡适未尝不幸运。
胡博士才貌双全，声名卓著，有大把女性爱慕，丝毫不令人意外。对于这样一个胡适，江冬秀的底线是，心可以出去放放风，但身一定要回家——这是对她正牌夫人地位的确保，天不变，夫人地位不变。
1926年，胡适准备去英国出差，临行前冬秀却与他一大闹：她反对胡适为徐志摩和陆小曼做媒。江冬秀不是不害怕胡适受徐陆爱情的影响，使自己步了张幼仪的后尘的。只要名分在，一切都好说。
胡适一生明恋暗恋不少，与美国丽人W的恋爱固然可歌可泣，温婉缠绵，可到底有点纸上谈兵，况且这段恋情，在胡江二人结合之时，已然明日黄花，冬秀没必要吃那一口过了期的老醋。
可也不是没有危难时刻。
1923年，胡适去杭州养病，造访南山烟霞洞，借住友人金复三居士在清修寺的房子养病。在杭州读书的表妹C听闻胡适抵杭，便频频上山造访。暑假开始，她索性搬来与胡博士隔壁而住。这样的交往，山风明月，似乎并无越轨之处，此二人整日里也无非读书看报，聊天散步。这种恋爱，对于胡适来说，仿佛是续接一场未完成的初恋，在美国同W戛然而止的恋爱，此时被搬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在这场恋爱里，胡适享受到的，是在与江冬秀婚姻中找寻不到的文艺气质：听风，读画，吟诗。此种恋爱，从五四开始，便吹遍神州大地，文人墨客趋之若鹜，可事实上，这种恋爱真的可靠吗？
多年之后，曾经在赴港之前去杭州小游的张爱玲，就曾以西湖为故事背景，写下小说《五四遗事》。故事中，张爱玲以一贯的反讽姿态，颠破五四浪漫爱情的神话：罗某人最后的坐拥三美，支起桌子就能开一桌麻将，到底不还是没能走出封建婚姻的藩篱吗？其实，话说回来，封建婚姻未尝不好，只要两情相悦，亦能白头到老，关键是要看男女双方如何去对待，婚姻的问题，不该只出在“封建”二字上，男女两性的博弈，各朝各代，绵延不绝，即便是在今天，女性解放的口号喊得震天，围城里的困扰依旧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江冬秀当年的奋力拼杀，更觉可贵，她的举动，对今天麻缠在婚姻中的女性，格外具有指导意义。
也许当年，胡适就根本没想过要离婚。三个月的恋爱，好比他婚姻生活的味精，调配出绝美菜品。可10月一到，理性的胡博士，还是照样回北京教课。这段恋爱，仿佛水过沙地，眼看便会了无痕迹。
是徐志摩泄露了天机。诗人回到北京，竟对嫂夫人透露了“烟霞门”事件。
她生命的全部精彩，都是他带来的，失去了他，就等于失去未来。
江冬秀不能不孤注一掷！她一手扯过一个儿子，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声泪俱下，台词大致如下：你好！你好！你要那个狐狸精，要同我离婚！好！好！我先杀两个儿子，再自杀！一哭二闹三上吊，封建时代农村妇女表达不满的手段，无非自残。拿刀劈开婚姻生活的路，这样戏剧化的场景，现在恐怕只能在怀旧港剧里看到。
秀才遇到兵，习惯喜欢说理的胡适被震懵了，一旦离婚，玉石俱焚，胡适不能不慎重考虑。
江冬秀的一把刀，彻底宣判了C的出局。婚恋的战场，从来都是你死我活。河东狮一吼，C女士再没机会走进胡适的生活，虽私下里有来往，却终少了长相厮守的完美。1925年，C女士毕业离开杭州前，给胡博士修书一封，博士回复词作一首：“多谢寄诗来，提起当年旧梦。提起娟娟山月，使我心痛。殷勤说与寄诗人，及早相忘好。莫教迷疑残梦，误了君年少。”
没想到C女士痴心不改，精神上执着追随胡博士，先入东南大学，选择胡适未竟的农学专业，之后又赴美留学，选择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从事农学研究，终生未嫁。当然，这是另外一段佳话。
夫妻之间谁占上风，谁处下风，往往需要一个事件来奠定，唐僧原本如何敌得过孙悟空，可一顶花帽下来，金箍缩额，紧箍咒一念，孙悟空天大的本事，照样得投降。“菜刀门”一战，无疑是江冬秀念给胡适的一首紧箍大咒。我想从这个时候起，江冬秀可能才算是彻底抛弃婚嫁以来的自卑，理所当然地在胡适的生活里，扮演一个女王的角色，胡适对她，只能以柔克刚，即便是水果刀飞到脸上，他也不过嘀咕几句了事。
不成功便成仁，有了这勇气，江冬秀扭转乾坤了。她把旧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从此，胡家便有了一套新“三从四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细细品来，胡适先生当真是经济适用男。
张幼仪：后来，终于明白什么叫爱
中学时代看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刘若英把张幼仪演得很悲，无辜的眼神，嘴角颤抖着哭出来，离婚真的使她发狂……因为始终忘不了这一幕，张幼仪的形象，就这么在我心中定格下来。
从那以后，每看到有关张幼仪的材料，我总是留意，并且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女人肩膀上的担当。
从1915年10月张幼仪在浙江硖石与徐志摩结婚，到1922年3月两人在德国柏林离婚，徐张走过的婚姻路，离整7年还差7个月。婚姻生活里有所谓“七年之痒”，徐张的婚姻，也恰恰是中了“七”的符咒。
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来年头一号的《新月》杂志上，刊载了一系列纪念徐志摩的文章。其中胡适的一篇《追悼志摩》中，曾引徐志摩当年要求离婚的信：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问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更奇崛的，是刊登在1922年11月6日和8日的《新浙江报纸》上的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
这则通告，竟像是一篇辩论词，它没有对徐张离婚这件事，进行任何正面说明，反而极力去论证反对离婚的父母之“异于寻常”，严厉指出家庭反对离婚的不合理性。实行离婚，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徐志摩竟跑去大众媒体上，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妄图“笑解烦恼结”，天真到可笑。
这是典型才子式的不负责任。
当然，我们不怀疑，彼刻的徐志摩，确是用真心去寻找真爱。但这种以爱的名义造成的伤害，往往是令人不能承受的。他拍拍屁股谋求幸福去了，可他身后的女人呢，以何种心情、何种面目对待未来人生？
所幸张幼仪不是小脚，张幼仪读过书，张幼仪家里情况不错，更难得的是，张幼仪还有站起来的勇气。
徐志摩与张幼仪实行离婚，固然是因为当时他的感情之门，只向另外一个玲珑的女子敞开，再没空余地方容下张幼仪。但事实上，在徐张结婚之初，两家父母都对张幼仪表示满意的时候，徐志摩就嫌她土气（这恐怕是导致离婚的某种原因）。第一印象很重要，特别是像徐志摩那样唯美的西洋绅士，他所中意的美女，大致不出清丽雅致的范畴。
张幼仪到底土气不土气？
看她和徐志摩的合照，她带着大大的圆顶宽边遮阳帽，自有一种诚恳老实式的端庄，说土气有点过，她顶多只能算老气，但这大抵也是受生活环境影响所致，如果有机会，在时尚之都熏染几年，我想她也会变得时髦。可徐志摩等不到她蜕变。
两人结婚之时，张幼仪应男方要求，穿了红白混合的粉红色礼服，礼服有很多层丝裙，最外面一层粉红裙绣了几条龙，张幼仪还戴了中式头冠，亦土亦洋。
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他们曾去巴黎的百货公司购物。徐志摩帮张幼仪挑了一些外国衣服，相比之下，张从家里带来的服装“全都不对劲了”。
衣食住行，“衣”字打头阵，张幼仪在装扮上的落伍，使得“洋气”的徐志摩颇不能接受。
徐志摩曾邀请过一位“明小姐”，去他和张幼仪在剑桥的家中吃饭。这位明小姐头发剪得短短的，涂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可她偏偏有一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这让张幼仪很震惊。事后徐问张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张答道：小脚与西服不搭调。徐随即尖叫：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张幼仪与徐志摩
无论这一场景，是徐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的，在徐的眼里，张幼仪永远是落伍的（虽然张是大脚）。小脚西服事件发生后，徐志摩便不辞而别，直到半年后出现在德国，徐张二人离婚。
张幼仪家底殷实，离婚后，她奋发图强，在银行里做到副总裁的位置，事业上已经算是很成功。于此工作之外，她开服装公司，出任总经理，涉足时尚业，最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发展事业，但其内心深处，恐怕不是没憋着一股劲儿，当年的小脚西服事件对她的影响，延续良久。这里面大概是有一种可爱的倔强：说我土，我偏要引领时尚潮流。
张幼仪执掌的云裳服装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新式服装公司。独特的立体剪裁法，一改中式服装扁平的状貌，在上海滩风靡一时。服装店开张的时候，徐志摩和陆小曼曾前去祝贺，还拍了照片（当时我年纪尚小，观后不禁愕然：这正牌妻和前妻的关系，好像还不错啊。半晌才转过弯，志摩和幼仪离婚之时，痴恋的是林女士，小曼属于后来者，并不在情敌之列，故理应情同姐妹）。
与小曼成婚后，志摩的生活，苦乐参半。他同幼仪偶尔还有联系，她坚持照顾徐的父母，徐的母亲在她那里“各事都舒服，比在家里还好些”。不知道此时的徐志摩，会不会对这个自己曾经伤害过的、隐忍坚定的女子心怀愧疚？
小曼一直病，徐感到很闷，娶名女人回家的滋味，想必他已尝到一二。他在破客栈里困守着，无生活可言，后来搬去宋春舫家住才好些。这时候的徐志摩，会不会怀念这个诸事不让他操心的张幼仪？
冷暖自知。
张幼仪把自己的人生一分为二，“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
去德国前，她大概是什么都怕，怕离婚，怕做错事，怕得不到丈夫的爱，委曲求全，可每每受到伤害；去德国后，她遭遇了人生的最沉重的怆痛，与丈夫离婚，心爱的儿子死在他乡，人生最晦暗的时光，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罩着她，一切都跌至谷底。
伤痛让人清醒，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明白，人生任何事情，原来都要依靠自己。别人的怜悯，搏不来美好的未来。离婚丧子之痛，让张幼仪一夜长大，羞怯少女，转身成为铿锵玫瑰，就算风雨琳琅，她无所畏惧，很快开创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
张幼仪一生为人严谨，有人说她不计较，帮徐志摩照顾父母，帮徐志摩出全集，她都亲力亲为。其实，她又何尝不计较，一个不计较的女子，怎会在离婚后，独居多年？她只是自己同自己计较罢了。她意念中那种执拗的力量，强大到自己佩服自己，她的沉稳，使她永远会去扮演龟兔赛跑中，起跑较慢的角色。可凭借坚持不懈的毅力，她往往却能走到最后。
晚年张幼仪，对爱的定义，堪称经典。有人问她爱不爱徐志摩，她答道：“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的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这样的回答，厚积薄发，就像一个依靠勤奋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远兜远转，嘴上谦逊着，可内心磅礴的自信，无意中，还是渗透出一种剽悍。
你最爱的人，伤你最深；能伤你最深的，才是你最爱的人。二者何为正解？也许，爱与伤害，从来都是相伴而生。
忘记一个伤害你的人，重新建筑感情世界，需要多久？
告别徐志摩30多年后，张幼仪于香港再婚。
蒋碧微：双城纪
看蒋碧微，并不觉得她是一个绝色美人。在徐悲鸿那些以她为模特的画像里，蒋碧微身上总是带着淡淡的毛茸茸的光。她抱着猫，或是闲卧着，有一种少女的恬静。可到了自传里贴出来的一张作者相，她便是一身旗袍斜坐在沙发上的少妇，翘着腿，嘴角微微下拉，露出一种微苦凝重的神色——不知道怎的，隐隐感觉如此相貌的女子，是属于得理不饶人的类型。
一个是名声卓著的画家，一个是身居要职的高官，蒋碧微一生遭遇的两段情，堪称奇崛。
蒋碧微是那个时代出走的娜拉，她走出家庭，寻找爱情和新的生活。她也是为了逃婚。表面上看，她反对的是封建包办的婚姻，那个不学无术相貌平平的査姓男子，并不符合她理想中的爱人形象。她以十几岁的年龄，同徐悲鸿私奔去日本，辗转反复，最终官费去欧洲求学——蒋碧微人生的起步，一方面靠她的胆识，一方面可能靠着她的直觉。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身世波折的徐悲鸿，引起了她的同情和钦佩，一瞬间的决心，成全了这样刻骨铭心的出走。
这样一对璧人的出走，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子君最后的离开，伤心无奈。蒋碧微不同，她是依偎着男人走出来的，赴欧几年，她也并未学得多么过人的生存本领。但在她的天性中，却始终存在着一种尖锐的东西，用民间一句俗话说，这是命硬。这个毅然跟随画家出走的女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不平凡的角色。
蒋碧微太亮烈，她的世界，没有回头路。她似乎从不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她是爱情疆域的女战士，身披铠甲，手握长矛，长驱直入。当年撕心裂肺的婚变里，蒋碧微的表现可谓剽悍：她见到徐悲鸿孙多慈并存画中的《台城月夜》，当即没收，声称只要她在世一天，此画便不能公之于世；孙多慈送枫树苗给老师，蒋则当机立断，让人把树砍了作柴烧；徐悲鸿为孙多慈印画册、做宣传、谋求留学的官费，蒋便写信给负责留学的中方代表，横插一杠子（据蒋后来声称，孙的留学本来就没机会，这算辩解吗？）。十几岁就陪徐悲鸿流浪天涯，在蒋碧微看来，功成名就的徐悲鸿应该完完全全属于她一人，怎能与人分享？
20世纪20年代初的蒋碧薇
可她偏就看不到，两人性格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已经让他们越走越远。蒋碧微识大体、顾大局，在世俗的世界里，她玩得很转，事事摆在面上，让人说不出半个不字。可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苛刻，对于徐悲鸿来说，却是有苦说不出。他的行为为人诟病，他的举止被指为不可理喻，可恰恰是这种“不可理喻”里，我们看出了一种艺术家独有的天真。相形之下，反倒蒋碧微显得有点处心积虑了。
在与孙多慈交往之初，徐悲鸿就曾向蒋碧微说明过情况，胸怀不可谓不坦荡，离婚的时候，他也悉数满足她的要求，100万加100张画，这是蒋碧微终生的物质依靠。可蒋碧微呢，她与张道藩何时开始，她是否曾与徐悲鸿交涉此事？宽己严人，这个一向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的女子，最后反而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在回忆录中，蒋碧微把她与道藩的故事讲得如梦似幻，堪称现代的爱情典范，可张道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怀柔策略夺取二嫂的做法，怎么也算不上光明磊落，政客的爱情游戏比起艺术家的来，多少有点阴森森。
面对婚姻的冲击，蒋碧微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竭力挽救的姿态：他诸多不义，奋然出轨，她替他掩盖，保住名声；他深陷广西，抛弃家庭，她不顾安危，毅然前往，劝他回南京。这时的她，可能真的是想挽救这场婚姻，但徐悲鸿的心思此时显然不在此处。这是感情的阴差阳错。等到同处重庆，他向她求和，她又不愿意去原谅这个被别人拒绝的徐悲鸿：镶有慈悲二字的极大的红豆戒指，给了蒋碧微太大刺激。可蒋碧微为何不懂得，此时正是她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以前这么苦都过去了，丈夫要回家，为何还要拒绝？然而这就是蒋碧微，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么做。
1938年7月31日，徐悲鸿曾在广西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两行小字的广告：鄙人与蒋碧微女士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哪知登了广告，他仍未能和孙女士共结连理，反倒被孙老先生骂得狗血喷头。再回首时，蒋碧微已是怒火中烧。回想20年前，以一个不出闺门的18岁少女，跟他跑出去到处流浪，共患难，挨贫穷，生儿育女，谁要是不承认我是他太太，他能不感到侮辱？可是他到今天，居然刊登脱离“同居”关系的广告，想就此抹杀自己的责任，其居心，其用计，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艺术家的冲动，可能也未必就到“居心”到“用计”的地步。可事实已就，徐蒋的情感裂痕，已然再下一城，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滑去。
更何况，从南京时期开始，张道藩就一直在她身边，嘘寒问暖，呵护备至。这个游学时代“天狗会”中的三弟，同二哥徐悲鸿的夫人走得很近，蒋碧微之所以在同徐悲鸿的情变中，表现得铿锵有力，我想不能不同张道藩有一定的联系。最起码，他是她情感的避风港，他给她退路，即便离了婚，她也不是无处可去，她已经设计好了下半生的爱情童话。于是，她的叙述中，露出了对画家不屑的口吻，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让她反感。
1941年愚人节前夕，一群朋友聊天，想到徐先生当年的离婚报道，便想趁机开个玩笑。于是，4月1日的《中央日报》上，果然登了这样一条广告，徐悲鸿蒋碧微结婚启事：
兹承吴稚晖张道藩两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订于民国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庆磁器口结婚，国难方殷，诸事从简，特此敬告亲友。
第二天，蒋碧微立马登了个否认启事：
昨为西俗万愚节，友人徐仲年先生伪借名义，代登结婚启事一则，以资戏弄，此事既属乌有，诚恐淆乱听闻，特此郑重声明。
都是老夫老妻，做这种游戏，固然有朋友撺掇和好的情意在，可蒋碧微未免太过计较，巴巴地去登个否认启事，找心理平衡，寻找情感的高地，大可不必。徐悲鸿的登报启事，是爱情的糊涂；蒋碧微的启事，则多少有点负气。多年共度，她还是不懂得他，她适合做华丽客厅里的太太，纵横捭阖，翻云覆雨，在人际交往上，她找到了乐趣。而他只是醉心艺术的画家，他需要的，不过只是一个懂他爱他，能与他在艺术的道路共进退的伴侣。
晚年的蒋碧微在回忆录中，前三分之一写“我与悲鸿”，笔调凝冷细密，毫发毕现，其中不乏抱怨；后三分之二写“我与道藩”，大段情书穿插其间，温柔绵软，情深意长，已婚的张道藩在她眼中，是有为的青年政治家（虽然也是画家出身），是潇洒中有其凝重，眉宇间洋溢着飒爽的英气，谈吐中充分流露出睿智与机敏，他服饰高雅，风度翩翩，这些都是苦画家无从比较的。
她与青年政治家恋爱了。她对于他，是充分理解、支持。为了他的政治前途，她情愿做地下情人。他们之间飞鸿不断，情意绵绵，他们的感情，可以追溯到留法时期，她把他当作今生唯一的知己。可在世人看来，这样的恋爱，终究未免俗气，既然真心相爱，为何不敢破釜沉舟？张道藩的权宜之计，损害的，到底还是蒋碧微的利益。
以蒋碧微的个性，她绝不会允许自己的恋爱变成悲剧，在第二段感情中，她始终没把自己放低，拿着端着，她永远作女神状。和张道藩几十年的相处，是一场爱情长跑，在这段旅途中，她始终不是他的妻子，他亦不是她名义上的丈夫。在旷日持久的爱情马拉松里，她懂得不确定的重要性——结了婚的可以离，不结婚的才更难断。她和徐悲鸿，是对吵对骂，是标准的冤家。她和张道藩，却是相敬如宾，要说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可也仅仅如此。也许，她只是需要一场恋爱，好让自己有勇气去继续面对未来的生活。
爱之深，恨之切，蒋碧微又何尝能忘记徐悲鸿。18岁那年的出走，夜黑风高，溪水架小桥，她乘着黄包车，按照徐悲鸿指示的路线，一路狂奔。海明威曾说，25岁的时候，能生活在巴黎，是幸运的。蒋碧微得到了这种幸运，巴黎生活虽苦，可到底成就了后来的蒋碧微。没去巴黎之前，她是养在深闺的少女，去了巴黎之后，她性格中的果决才茁壮成长。后来的蒋碧微，谁敢说不是在第一段婚姻中培养出来的。只可惜，徐悲鸿和蒋碧微对待爱情的方式不同。
1945年12月1日，徐悲鸿与蒋碧微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教授宿舍里，进行了隆重的签字离婚仪式。夫妻一场，蒋碧微需要一个郑重的仪式来为自己的婚姻正名（有离婚，必然有结婚，所以不是同居）。到场的人除了律师沈钧儒外，还有不少朋友以及徐蒋的女儿丽丽。蒋碧微办完手续，便搭车直驶重庆。在中国文艺社里，她度过了胜利以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后又去朋友家，打了一夜的牌。
在结束婚姻的那一刹那，蒋碧微不会没有伤痛吧，多少年的恩怨，在纸面上一笔勾销，可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怎能是一纸合约就能清算？蒋碧微打了一夜的牌。这种太太式的发泄，也许正是她缓解伤痛的好办法。可她到底没有掉眼泪。从家庭走出来，走到大千世界里去，蒋碧微已经逐渐懂得了男人的不可靠。恋爱可以谈，生计还是应该自己筹划。所以，在正式走进张道藩的世界之前，她谋求了价值不菲的筹码，她已经为自己的下半辈子，做好了打算。
1949年5月26日，蒋碧微和张道藩在台北团聚，他们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属于他们的孤岛宝岛，可是，这样一个孤岛，真的就是爱情的天堂吗？张道藩法国原配素珊和孩子丽莲住在高雄，蒋碧微则住在台北，一南一北遥遥相望，张道藩身夹其中，拉锯战在所难免。
可机巧之处就在于，张道藩与法国之妻的孩子张丽莲，竟是蒋碧微姐姐所生，是蒋碧微安排把外甥女送给素珊抚养的。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解素珊膝下无子的孤苦，还是为了在张道藩身边安插一个永久的痕迹？我们不得而知。
1950年，素珊在高雄港务局工作的姐夫得到机会，转职到澳大利亚东部的法属新卡利多利亚岛工作，素珊便同行去了卡岛，一住就是10年。素珊的移居，在蒋碧微看来，是因为素珊的母亲舍得不外孙女，素珊便也想同行。但不难揣测，素珊的离去，多少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思，她得不到丈夫的心，何苦还痴留台岛！
蒋碧薇与张道藩
1954年，张道藩当选台湾“立法院院长”，风光无限，蒋碧微和她的爱人过了几年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可恋人们一旦走入夫妻生活，即便是身处如画妙境，相处久了，便也稀松平常。红玫瑰转白玫瑰，爱情在时光的流水中，渐渐打磨得没了棱角。爱情到了头，剩下的往往就是责任了。责任靠什么来保证？靠婚姻吗？至少张道藩是需要婚姻约束的人。
从一座围城，跳入另外一座围城，难免苦多乐少。更何况，张道藩的围城里，已经有了坐镇的夫人。虽然这夫人退避三舍，拱手让出城池，徒然顶着个名分，但她在等待时间的裁决。而懂得了婚姻的不可靠之后，蒋碧微也不急于入城（也有人说张蒋约定60岁时成婚），她只是站在城墙上眺望，牵之招之，等待张道藩来共同铸造童话。可同时，她为自己准备好了出城和进城的台阶，第一次离婚，她要物质的保障，第二次恋爱如果失败，她则要赢得漂亮——即便是结束，也应该是由她来宣布。她讨厌受制于人，面对相处几十年的恋人，在最后关头，她需要保持一个优雅的姿势。
1958年底，张道藩想去新卡利多利亚，探望素珊、丽莲，蒋碧微未加阻拦，反倒主动促成。面对张道藩的犹豫和软弱，她决定给自己的爱情一个漂亮结局，她为自己策划了一次南洋之旅，回来时，他们的爱情宣告结束——张道藩已于三天前搬出了他们的爱巢。
1960年，原配素珊终于班师回朝。先几天，张道藩搬进了他们通化街的新居。蒋碧微得到消息，命人购了三束鲜花，去庆贺他乔迁之喜，并附上小纸条，以感谢的姿态，正式了结了这一段恋情。可是这段恋情，真的像蒋碧微口中所说的“达到了理想的境地”吗？见仁见智。
蒋碧微的一生，在两座围城游走，进城出城，转眼大半个世纪。繁盛烟花，刹那光华，渐渐散去，她终归寂寞。据说，在蒋碧微的家，卧室里悬挂的一张画，是徐悲鸿为其绘制的《琴课》；在客厅里悬挂的，是张道藩为其绘制的肖像。这种安排，饱含深意。又或许，她与张道藩，只是场面上的爱，爱给自己看，也爱给别人看——高官张道藩是她爱情的俘虏，这无疑是女性魅力的明证，是建立自信的好途径。当年的她，也许只是需要一段感情，来支撑满身伤痛的肉身。所以，云淡风轻后，她能做到与他和平分手。她帮张道藩完成三大愿望：出书、出画、出自传，最终两不相欠，完成一段他们所认为的伟大的恋爱。
而与徐悲鸿的纠缠，恐怕才是她的一生最痛。生命中最好的那几年，她与他一同度过。离婚时的财富要求，她不正是极力想让他从物质上，对这段感情做出补偿吗？1953年，徐悲鸿因病去世，身在台湾的蒋碧微听闻，泪如雨下，她甚至还亲口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孙多慈——当年你死我活的情敌，最终都没能伴在他身边。命大如天，故人已乘黄鹤去，彼此的恩怨，还有什么好计较——她们的哭声混在一道了。她从来没得到过他，她也从来没得到他，然而恰恰是他，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苏青：妇女生活
一个女人，离了婚，带着个孩子，从丈夫家搬出来，到社会上讨生活——卖文章为生。这就是苏青。苏青的生活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她的家，她的孩子，说到底，是为了果腹。在这她身上，我们看到是一个时代承载在一个女人身上的力量，看到的是一个“逼”字。苏青在历史上的位置有她的特殊性，在整个文学的进程中，似乎只有上海的沦陷之时，男性话语被战火挤压之刻，她才有机会得以破茧而出。
她深知自己是个女人，是个妇人，她要求的不是女权，而是妇权，她就是要过日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看似离经叛道的豪言壮语其实包含着一个女人最最基本的要求。她看到的无非就是她自己，她就是要写她自己，毫不扭捏地，像一个小市民出卖劳动力谋生一样理直气壮。她述说女人的委屈、不幸，却并不悲悲切切。
作为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到社会上闯，在事业上，苏青不可谓不成功。写书就写到一本书再版36次，办杂志就办到社长主编发行一手包圆，尽情尽兴尽心尽力，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人”。可在爱情上，苏青却一直没有圆满的结局。她错就错在“旧式女人的权利她要，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结果到最后，芝麻西瓜一个也没得到。
单身女人有单身女人的苦，她办杂志（《天地》）办得有声有色，表面是风光的，可时代对个人的牵扯，往往是不知不觉中的，看着是肥肉，吃下去是毒药。她有女人的固执，她自认为是很有理的。“是啊，我就是为了要吃饭呀。”卖文，当然谁要就是给谁，苏青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的（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为了糊口而去考戏曲编导班，政治科答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她也只能勉强答出一个毛泽东），一不小心，就卖文卖到了“反动”刊物上去了，以此为媒介，自然还认识了一批反动要人，彼此还有了来往。苏青办《天地》杂志的时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公博二话没说就赞助5万，周佛海的妻子也赞助了2万作为贺礼。为了早点把出版社运转起来，苏青当然照单全收，可万没想到，这成了日后她怎么也洗不掉的污点。
苏青
苏青的走红有点风云际会的意思，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在历史的空白处大书了一笔。但当风流云散的时候，当男权和民族主义的怒火东山再起的时候，苏青似乎“理所应当”不该被原谅。从抗战结束起，对于苏青的谩骂似乎就一直没停过，别人骂，她就反过去骂别人，毫不含糊的。苏青依旧是那个苏青，她不愿意像很多投机的文人那样换个名字又生活得若无其事，她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她或许是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感到“惘惘的威胁”，所以没离开大陆（也许是她根本就没有机会离开），她所关注的仍然是那四个字：养家糊口。
在她看来，时代是变动不居的，可日子却是恒长的，一天三顿，就是我们的任务，在她的世界里没有过度浪漫的成分，平民的生活安稳的家，就是她的人生理想。可时代没给她机会，反而跟她开了玩笑，她失业了，最后还万分巧合地进了监狱，“文革”开始后，不用说又是一番折磨，苏青这个名字渐渐在历史的灰尘中掩埋不见，在民族主义的怒火中蒸发开去。
苏青有她的人生失败处。她太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敏感，以至于最后死得很凄惨，张爱玲再不走运，她终究是活到75岁，可苏青呢，家破人亡。用句时尚的话概括苏青的悲剧就是：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最终淹没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如今，对于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歧途佳人，我们只能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那个热辣、实利、不陈腐，却也缺少回味的苏青。苏青临死的时候，还托人找她那本成名作《结婚十年》，她想再看一眼，是啊，人生里顶完美的一段全都在这本书里了，然而，毕竟还是有了一个不甚完美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