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埋·一个有天分的女子忽然结了婚
秋瑾的刀与酒
秋瑾的婚姻，门当户对。她和王廷钧，一个是湖南湘潭厘金局（税务局）总办的女儿，一个是晚清重臣曾国藩的表侄子（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与曾国藩是表兄弟，当过曾家的账房，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了财），他们的结合，在外人看来，更像是强强联手，齐心协力往富贵的路上奔的。王廷钧相貌不俗，白面皮，很上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还腼腆有礼，善良民主。从世俗意义上看，秋瑾嫁得不可谓不好。王廷钧给秋瑾提供的，是寻常意义的幸福，那幸福有点温柔，有点麻醉，像一口咬到一颗酥糖，粉红色的甜甜蜜蜜。那幸福不是实现理想的幸福，而是富贵太太的幸福，打打麻将，会会朋友，逛逛街市，扯两匹布面，做一身旗袍，吃喝不愁，快快活活。他为秋瑾提供的，是白流苏期待的幸福。稳固的婚姻关系，长期的饭票，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男人过下去，就算世界再变，也总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可秋瑾对这种幸福不满意。刚嫁过去的时候，她嫌他不能与她诗词酬唱，不能满足她精神交流的渴望，秋瑾写信抱怨：“妹如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能怎么办呢？怪只怪自己没才华，没气性，王廷钧哑口无言，但却不知“防微杜渐”。秋瑾渐渐地新潮起来，王廷钧却还是旧的。他们一个上升，一个下沉，一个要做时代潮头的舞者，一个却要老老实实过安稳的日子。家庭对于愈来愈前驱的秋瑾来说，不是一个温暖的庇护所，而是一阙憋闷的鸟笼，纵然金丝做栏，也是无味。1903年，王廷钧捐户部主事，秋瑾随夫进京，视野随之大阔，社交范围也愈来愈广。秋瑾一生挥洒恣意，北京时期是个起始。她心怀民族国家，小小家庭，已经不能满足她。
心中的大志愿，像一个不断胀大的气球，使得家庭的小天地与秋瑾之间，愈来愈不搭配。秋瑾奇装异服。“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无脂粉，雇乘街车，跨车辕坐，与车夫并，手一卷书”，丝毫不符合官宦女眷典雅庄重，笑不露齿、行不动裙的标准。她还女扮男装携小厮去戏园子看戏，令王廷钧成为京城笑柄。秋瑾不打扫卫生，友人来访，她家里“书架上胡乱地放着书籍和衣服，瓜子皮、果皮撒在屋角里，发出一股异臭，并不很清洁”，不大“主内”。
秋瑾不满足家庭稳定，在和友人谈起自己的家庭时，她甚至说：“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的确，秋瑾总在反抗着些什么。她一度爱穿男装，以此反抗男性的压迫，只是她的方式，不是立足女性本身，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男性化，她要比男人还要强。秋瑾反抗统治者，同样也用最极端的方式：刺杀。女侠的天空，向来凛冽。最难忘秋瑾的一张相片，画面中，她穿着厚重的衣服，面色端凝，很有种大义凛然，最触目的她右手握着的尖刀，白白的刀刃，刚烈，不由分说。
秋瑾
王廷钧面对这样一个秋瑾，先是忍耐，然后，唯有成全，她不是跟他看细水长流的女人，她有她追求的天地。他们婚姻的破裂，不是简单的像坊间认为的“家庭暴力”，而是两人在思想上渐行渐远。王廷钧愿意做一个普通的温柔的男子，秋瑾却是个刚烈的女子，或许放手，才是最好的结局。据说，当年秋瑾要东渡日本留学，还是王廷钧帮秋瑾求情，才得以应允。此前，王廷钧为了挽回秋瑾的心，陪她逛街、看戏、买字画，但全没用。1907年秋瑾回国后，从事革命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也是王家慷慨解囊相助。王家出钱，是希望秋瑾回心转意，跟随丈夫，照顾儿女，可这哪里是秋瑾的志向。一片天空，被秋瑾用尖刀划开，破成两半，互不粘连，从此，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秋瑾爱佩刀，善饮酒，可刀与酒，终究不是女儿家善用之物。秋瑾的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竞雄。她一辈子不愿“雌伏”。王廷钧则是秋瑾高大形象背后一个孤独的影子。1907年，秋瑾英勇就义。据史料记载：秋瑾死后，王廷钧遭大故，奉汤药数月，哀伤过度，体渐消瘦……病延两载，遂不起，年30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巳山亥向。秋瑾和王廷钧一度合葬。后来，秋瑾的遗骨改迁杭州外西湖西泠桥畔。他们生前仳离，死后，也终究没能在一起。
庐隐：所谓自由
五四一代女作家里，庐隐素以苦闷形象屹立文坛。
在其代表作《海滨故人》里，我们看到一群因挣扎在男女婚恋中，找不到出路，而惝恍迷离的女大学生，在绝美海滨探讨人生意义。那些浓得化不开的苦闷，仿佛一团迷雾，氤氲笼罩在这些青春灵魂上。在近百年之后读庐隐，我们不能不疑惑，她到底在苦闷些什么？
从封建教育中破茧而出，不用缠足，不用做童养媳，在京师接受当时女子所被允许接受的最高等的教育，在校园里畅享新文化洗礼，有了难得的社交机会，可以恋爱、演讲、游行、在报上发文章，优秀的写作者还相对比较容易成名成家（在新文学初萌的岁月，庐隐能拿起笔，是多么幸运）……这些几乎是我国首批次的女大学生，在新文化汹涌而过的时代浪潮中，可以说是占尽了先机。
那缘何苦闷？这种“时代的苦闷”，仿佛一团烟雾，缠绕在一代女学生的心头，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它又为何偏在庐隐的笔下，格外浓稠？
庐隐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官僚家庭，父亲早亡，自小随母亲投奔北京娘家，13岁考入女子师范预科，毕业后辗转于安庆、开封教书，后又考入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科当插班生。
庐隐的求学路，不可谓不幸运。“父亲”这一形象的缺席，一方面让庐隐自小就相对缺少父爱，可从另外的角度看，父亲这一封建家庭最高执掌者的不在位，也无形中削减了庐隐“反封建”的难度，从而给了她的人生不少自由（庐隐的每个人生重大选择，几乎都是自己在做决定）。这种自由一经放大，同某种固执和任性相混合，不经意间便造就了庐隐的奇妙人生。
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就算父亲不在，不是还有母亲在、兄长在吗？他们不照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庐隐的人生？最起码，上不上学，去哪就业，同谁结婚，这些方面，还是有发言权的。的确，母亲在，兄长在，他们原本可以顺势顶上，成为“封建家长”，帮庐隐做决定。
从庐隐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庐隐从小似乎很苦，对于旧式家庭，她并无多少好感，而她与母亲的关系，仿佛也不是那么融洽。但不容我们忽略的是，庐隐是个以浪漫风格闻名的女作家，她在写自述的时候，难免会带上过多庐隐式的“苦闷”，庐隐式的自我抒发，特别是对于早年自我经历的叙述，我们不能说其违心，因为她的确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我手写我心的，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新文化新道德冲击旧文化旧道德——庐隐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才更加对旧家庭抱以“恶感”，这难说。
从庐隐命定似的考入女子师范预科开始，虽然从已知材料看，是庐隐的兄长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鼓励她投考，而非按照母亲的意思，让她继续在教会学校就读），但庐隐的人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是处于一种“无父”的状态。
家庭内部稳固强势的“父─子”模式，在庐隐的人生关键期，没有建立起来，而取父亲而代之的母亲，作为家庭的首脑，对庐隐的影响却非常有限，人生重大决定权，一下子都摆在庐隐自己的手上。虽然庐隐一直吐露自我的苦闷，彰显她和母亲的不佳的情感联系，但实际上，家庭内部反封建这个工作，庐隐并不需要做。相对于同时代的女儿们，庐隐有着太大的自由，母亲可能会对她匆促的人生抉择不满，但到底没有力挽狂澜。恋爱、工作、结婚，母亲虽然有过反对，但大多听之任之，上了女子师范的庐隐，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只断线的风筝，一片流浪的浮萍，即将开始走自己的路。
17岁那年，庐隐遭遇了初恋。对象是姨妈远方的表亲，叫林鸿俊，年近而立。他留学日本，半途归来打点家事，哪知有重大变故，有来无回，穷困潦倒，只能到北京投亲谋生。这时候的林鸿俊，可能算不上是多优秀的人才，但他到底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熏陶，加之对于文学的爱好，他和庐隐便有了交流的平台。《断鸿零雁记》《玉梨魂》这种凄美的爱情故事，最能打动少女的心。
庐隐彼时年纪尚幼，情窦初开（未必真正知道情为何物，但她已经知道争取恋爱自由权），为恋爱冲昏头脑，毅然要和林鸿俊在一起，加之其性格反叛，母亲反对她同林鸿俊的交往，她就偏要把爱情进行到底。母亲的反对，更多是为女儿的未来着想，是人之常情。试想，没钱，没家底，年龄又大，前途未卜，空有一腔浪漫，这样的男人，能不能要？说白了，嫁给他，图什么？鲁迅先生都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太虚无，年轻人，一旦陷入爱情至上的情感漩涡中，在爱情里找人生的意义，往往最终吃苦的，是自己。
从这第一次的恋爱，我们就可以隐约感觉到，在恋爱这件事上，庐隐始终让自己保持着反抗的姿态，这姿态里，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当然也有一种奇异的固执，现代心理学所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放到庐隐这里正合适——家长愈反对，恋人的爱情愈坚固，庐隐最终还是同林鸿俊订了婚。
但母亲这时不忘制约，定下林鸿俊大学毕业，落实工作后，再真正谈婚论嫁。由此可见，庐母对女儿，并非不关心。反倒是庐隐自己对于婚姻大事有点草率。百年前反观百年后，如今男女恋爱，走相亲之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知根知底，门当户对，成功率反而高，未来生活反而极有可能很幸福。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相投。因此，有人愿意帮你包办，只要合情合理，有何不可？自由恋爱，光凭感觉，往后生活，柴米油盐，如何维系？恋爱非空中楼阁，身处其中，更非吸风饮露，辟谷修仙，要求经济基础，有何羞愧？庐隐此时全然不顾其他，只求一时之感觉，恋爱也就失败了一大半。
然而庐隐的恋爱自由路还没有完，等到林鸿俊毕业，正式提出结婚之时，庐隐却因厌恶其想做国家文职公务员，断然提出离婚。林鸿俊起先不同意，在庐隐的反复坚持下，林某只能就范，同意解除二人婚约。
庐隐何等幸运。与其同校的女生李超，就曾因抗拒家庭包办婚姻，而被父兄断绝经济援助，最终愁病交加，悲惨死去。庐隐却是来去自由（虽然社会舆论的压力是有的），蔑视流俗，自结自解，快意恩仇，好不痛快。
可婚姻大事，想订便订，想解便解，这在今天看来虽然稀松平常，但到底有点“此人做事不经大脑”之感。当然，此事放到民初时刻，女子有这般举动，更无异于在俗世抛下炸弹，震动无数平凡人。庐隐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路，走到这儿，已经算够味够劲了，女子权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爱情降临的时刻，不由得人来定夺。眼角眉梢，起承转合，命运的蹊跷，我们只能描摹。1921年，庐隐早期重要作品《一个著作家》（这是庐隐的第二篇小说），发表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上：青年数学家邵浮尘天分高，地位低，无父无母，飘零孤寂，只有沁芬与之相爱，安慰人生。可沁芬父母却嫌浮尘贫穷，一手包办，逼沁芬嫁给富佬。浮尘全然不知，只日日在旅馆埋头苦干。一日，沁芬去旅馆找浮尘，请求他原谅，不料羞愤之下，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几天后死去。浮尘得知沁芬去世的消息，变为狂人，跑至医院，在沁芬住过病房里刺胸自尽。这样两败俱伤的悲剧结局，仿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在这里，促使恋人赴死的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非家族旧怨。
在现实生活中，庐隐行走在历史的转折处，且控诉且躲避，可一抬头，还是撞到了的包办婚姻这堵墙。庐隐的第二番爱情传说，是与北大法学男生郭梦良坠入情网，这恋爱大抵符合校园爱情模式：北大找女师大，男才配女貌（当然，女的也很有才气），再加上又是福建老乡，更亲近了一层，他们在一起组建社团，有了接触，产生了感情。
如果说庐隐和林某的牵手，多半是因为少不经事的少女同情心大发的结果，那她与郭某的相爱，则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初恋，青春、校园、知识、理想，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都为庐郭之恋铺展好了条件，只等那一场东风，送佳人入洞房。
可偏偏好事多磨，使君有妇。郭梦良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包办”的妻子。在婚恋问题上，庐隐有足够的自由，但这自由，也不外乎解放自己。可婚姻终究是两个人的事，一方自由了，另一方不自由，同样无法成全美满姻缘。
庐隐遭遇的困扰，是时代转换过程中发生的一出奇景，从点到面，放眼望去，不在少数。鲁迅与许广平结合，中间隔着一个朱安；郁达夫与王映霞相爱，当中夹着一个孙荃；胡适对曹诚英动情，半路免不了杀出个江冬秀。许是那时男子外出读书，他母亲总感不放心——对儿子不放心，对新潮的女学生也不放心（先定一房媳妇也好陪陪自己）——大多数走出乡村天地，走向城市的男子，都会在“母亲”的安排下，在老家有一房妻子。
可随着爱伦・凯女士的一句名言“无论怎样的结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倘若没有恋爱，即使经过法律上的结婚手续，也是不道德的”风传九州，新式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盲婚是否能使自己幸福？自由恋爱呢？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并寻找未来的路。可在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无论是放弃所谓爱情留守发妻身边，还是放弃发妻转而投奔新的爱情，他们到底是“获利”的，但作为被选择方的女性，却终有一个受到伤害。
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丧妻两个月后，即与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婚约的沈某在报纸上痛斥谭陈。4月19日，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为谭陈辩护的文章《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四项定则：第一，爱情是有条件的；第二，爱情是可比较的；第三，爱情是可变迁的；第四，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的文章见报后，在《晨报副刊》上引发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大讨论，影响遍及全国。
何谓“爱情定则”，莫衷一是。爱情究竟有什么规律，该往哪个方向走，似乎谁也无法给出确定答案，爱情的先锋们，也只能说是筚路蓝缕，磕磕碰碰，摸着石头过河，成与败，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
庐隐和郭梦良结合，恰恰也在这蹊跷的1923年。
离婚这问题，放到现在，相对容易。可在百年之前，新与旧交缠在一起，离婚确是一桩难事。男方抛弃家乡不识字裹小脚的发妻，和新女性结合，那发妻未来的生活怎么办？被丈夫抛弃，余生她将以何种面目对世人？唾沫星子满天飞，恐怕发妻再无活路。身为女人，叨在同性，庐隐又于心何忍？强行要求爱人离婚，那等于杀了另一个人。可自己与恋人，又着实相爱，难分难舍，如何是好？庐隐的做法是：先尝试着精神恋爱，走柏拉图路线，后觉实在太苦，终于放弃努力，放弃名分，选择和爱人同居。
一个是与未婚夫解除婚约的女人，一个是故乡有妻子的男人，庐郭的结合，如平地惊雷，堪称一时之盛举，北平的保守势力自然也不会轻易错过这个发泄恶气的好机会，流言蜚语瞬间漫天飞舞，庐郭二人不得不选择南下上海（上海社会环境相对宽容）举行婚礼。单枪匹马穿过漫天烟火，在爱情的征途上，庐隐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可钻过微光薄透的黑山洞，真的就是爱情的桃花源吗？
胜利以前，是与外在世界作斗争，胜利以后，庐隐们需要面对的，是庸常的生活，和自己的不安的内心世界。从轰轰烈烈到平淡如水，女人们从浪漫爱情花前月下的女主角，转身变为空山绝崖下的老尼，春光秋色，都与她们不再关联，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任务。可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庐隐的内心，又有了新的困扰。在纷歧的人生路上，她发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
在女子大学所学的满身本领，放到家庭几尺见方的屋子，总显得不那么协调。作为女大学生，虽然庐隐们也在兼做着教职，闲暇的时候读读书，聊以自慰，可校园时期那种济世的豪情，在婚姻生活里，受到了无形的打压。在中华民族尚在挣扎的屈辱年代里，庐隐们，其实是胸怀天下的，她们很想为社会做点事。料理家务固然是当时女子婚后重大的责任，可是庐隐们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未来如此了结。婚姻是围城，在外面的拼死冲进去，身处其中，又觉得意趣平平，不过如是。
那么路在何方？在小说《胜利以后》里，庐隐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琼芳和平智取得了婚姻的胜利，但婚后，琼芳却陷入了无边的枯寂中，胜利以后的苦恼，无处诉说。这时好友，沁芝来信，琼芳发现旧时大学闺蜜，几乎都陷在婚恋的苦恼中。沁芝、肖玉、宗、冷岫，每个人都在新的家庭中消磨了志气，只有独身的文琪，担任着一所女子小学的校长，过着积极而忙碌的生活——文琪遂成为整篇小说的唯一亮色，回到独身主义，这仿佛是庐隐指出的女性未来的光明路，可这条路真的走得通吗？庐隐自己也不敢笃定，她终于只发出了“作人只是无聊”的感慨。
为人妻，为人母，仍不时地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这是庐隐勇敢的探索，只可惜，还未待她给出答案，郭梦良便因病去世。1925年11月，庐隐带着孩子护送郭的灵柩回福州老家，就此和婆母及郭的前妻生活在一起。婆媳矛盾自古有之，丈夫这个“双面胶”的去世，使得婆媳之间的相处，更为困难。庐隐、郭母，再加上一个郭前妻，三个女一台戏，以前是遥遥相对，天大的矛盾，不抵在眼前，但凡大面场过得去，终究好说，可如今郭君已死，庐隐扶灵归乡，婆母前妻难免会暗暗责怪庐隐不会照顾丈夫，三人关系微妙之极，如此这般日夜相处，怎不尴尬？个中怨怒，仿似黑道纠葛，无法向外人道。
1926年夏，熬了大半年的庐隐，终至爆发，决心离开福州，北去上海，在大夏大学担任女生辅导员。可没多久，爱换工作的庐隐，又觉厌倦，便又回到北京，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干了一年，她觉得这工作太机械，便辞了职。
后几经辗转，庐隐终又回到女师大附中任教，和好友石评梅相伴，喝酒、吸烟，同病相怜。从家庭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去社会上做事，庐隐的这段实践，恐怕只能是增添了她的苦闷与惆怅，当初改造社会的宏愿，碰到病痛满身的中国，到底打了许多折扣。
婚姻失败，奉献社会又感失望，前途漫漫，庐隐不能不苦闷万分。这苦闷，不仅是爱的苦闷，更是生的苦闷，人生太短，可有时候又觉太长，精神上无所依凭的庐隐，就这样度过了生命中一个短暂的放浪形骸的时期。
直到清华学生李唯建出现。
李唯建时为清华西洋文学系学生，比庐隐小8岁。爱情太讲时机，早一点遇见，庐隐不可能接受弟弟一般的李；晚一点遇见，庐隐又可能全然心灰意冷，对爱情死了心。
石评梅的去世，给了庐隐很大的打击，李唯建在这时节出现，对于庐隐，是个极大的安慰。
庐隐
一部《云鸥情书集》，悱恻缠绵，痴狂程度不输给《爱眉小札》。通观情书，李唯建的大胆和热烈，令人咋舌，庐隐终成了他生命中“戴着永远不凋谢的玫瑰爱冠的天使”，这样热情的呼喊，庐隐纵然铁石心肠，到后期，也逐渐露出柔情，对爱情恢复信心，称李唯建为“我生命的寄托者”。
庐李之恋，再次轰动京师。1931年，庐隐辞去师大附中教职，和小爱人一起去日本度蜜月，后因经济不支，回到祖国，在杭州西湖住下，直到1931年迁往上海。
长期奔波寻找爱的真谛、生之自由的庐隐，在第二次婚姻之后，终于走入了人生的承平时期。可平凡幸福的生活，到底需要极大的努力来支撑。上海时期的庐隐，为生活奔波着，女作家、女教员、家庭主妇，庐隐日日转换在这三个角色之间，成为家庭生活的一堵承重墙。当初怀有的“胜利以后”的苦恼，庐隐只能用“内外兼修”来解除。累不累？当然累，可除此之外，她还能怎么办呢？生命是乐不抵苦，能心甘情愿，苦中作乐，大概也算幸福。
庐隐一生追求恋爱自由、人生自由，可在两性生活这道槛面前，她到底获得了多大的自由？不好说。
1934年5月13日上午11点20分，庐隐因难产去世，这样的收梢，仿佛一丝苦笑——意外归去，本只能怨命，可这运数，到底是因为男性的参与，才造成的。
一生求自由的庐隐，到底没逃过，女人特有的那苦楚。
杨步伟：一个有天分的女子忽然结了婚
杨步伟出身南京望族，祖籍安徽池州，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7岁开始读私塾，16岁入南京旅宁女校读书。1908年美国庚子赔款后，中国拟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杨步伟在上海中西女塾学了一段时间，拿到官费，东渡日本学医，并于1919年拿到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学位。“步伟”这个极具男性特点的名字，是同学林贯虹为她起的。据说年少时，林即看出杨的“器宇不凡”，于是便说，“你这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杨家小姐开始不以为然，后来林贯虹得传染病去世，为了纪念故人，杨家小姐便舍去了她原来的名字“韵卿”，改叫步伟。
杨步伟与赵元任
不过，一路走来，虽然谈不上“伟大”，但杨步伟跟同时代女性比，已经前驱很多。1919年5月，杨步伟在父亲的授意下回国，在北平西城绒线胡同开了一家“森仁医院”，院下设妇产科、小儿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医生生涯。可就在事业刚刚起步的当口，杨步伟遇到了时任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学教授的赵元任。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恋爱谈了不到一年，32岁的杨步伟就和29岁的赵元任结了婚，婚后不久，赵元任即奔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及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开始了自己盛名不坠的学术生涯。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38年至1939年他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1939年至1941年，任教于耶鲁大学。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
可杨步伟呢？医学才能全无施展余地，教授太太的名头倒是跟了她一辈子。在美国缺钱时，她熬夜做手提包卖，也常跟房东教授太太去捡批发商店倒在路边的菜和水果，她还典当和出售自己的皮货。在清华园，她和几位太太共同组织了一个“三太公司”，招来不少附近的女孩子，教她们做各种手工。她甚至还要了清华学校门外小桥过去的几间小房，加以修理，请来五芳斋的几位厨师，“解决清华学生的伙食问题”，生意火到“连城里人都来叫酒席”。当然，她还开过诊所，很难得的，她每周“出诊”两次，以教授太太的身份。
有一次胡适问杨步伟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她很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她不忘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可个人的发展，不正是人生的“大事情”吗？张爱玲曾戏言，生平最恨“一个有天分的女子突然结了婚”！读到医学洋博士，一旦结了婚，便甘愿放弃一切，做太太……杨步伟式的付出，过去、现在、未来，从未间断。只是，她可是个有天分的女子呵。
张兆和：理解万岁
看过张兆和的一篇小说《费家的二小》。
故事中，费家一家三口父亲、哥哥、二小相依为命，二小渐渐长大，顶上过去母亲的缺，每日操持家务，成为这个家中不可缺少的女性，父亲和哥哥想把二小留在身边，无论谁来提亲，都一准吃闭门羹，日子就这样过着，二小也承诺，永远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可终于有一天，二小还是跟着卖货的年轻人走了，父亲和哥哥得知后，陷入到无名的哀伤中。
张兆和的笔触是清婉的，淡淡的叙述，近似于童话，这是标准20世纪30年代京派小说的路子。可在这种近乎唯美的图画中，张兆和最后却笔锋一转，给整个故事来了个不大不小的破灭，这让我隐隐觉得，作为半个老乡的张兆和，并非一味清雅，她骨子里，似乎还是有一股狠劲儿，有着江淮女子的倔强与现实。
张兆和和沈从文的爱情，现在听上去，几乎算是童话了吧：湘西走出来的穷孩子，经过努力，当上了大学教授，并且他还爱上了自己的一位学生，并且他还写大量的情书给她，并且他还得到了上级领导胡适先生的帮忙。最终，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青蛙王子和公主生活在一起。
前段时间被人大书特书的沈从文和高青子的情感纠结，令人看了好不厌烦，从原本美满的婚姻中，挖出一点两点破绽，是世人的兴趣。但即便主人公之间出现过问题，我却更想从当事双方本身入手，来看来探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毕竟沈从文最爱的人，是张兆和，他在她最好的年龄爱上了她，进而从这爱中，生出了一些烦恼。
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可以分出两个系列。一个是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极力创造神境；另一个世界，则是都市世界，他对这个世界始终带有抵触情绪，他讽刺这个世界，揭露这个世界的虚伪，他一向腼腆而不无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可是，当沈从文走进爱情天地的时候，这个乡下人的身份，多少又让他感到自卑吧。追求张兆和，他费了不少力气，虽然最后革命成功，可是在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里，沈从文应该始终放得比较低。
沈从文与张兆和
读《从文家书》，看到抗战开始后，他们的那一束飘零书简，真叫人心焦，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一个女巫，给公主王子施了法术，阻挡他们的团聚。1937年7月，抗战的炮火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战争逼着人流转迁徙，8月12日，沈从文和一批朋友结伴，化装逃出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守北平城。
这多少让我们这些不明就里的读者感到迷惑，为什么他们不一起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不就是一起上路的吗？他们这么难，上有老下有小，还一身的病痛，也都坚持逃亡了。青蛙王子和公主不是说好不离不弃的吗？这个让人困扰的问题，其实在那个不得不暂时分离的年代，就是沈张夫妇俩争论的焦点，在目前可见的通信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敏感温柔的沈从文内心的绝望，而张兆和女士，则理智、冷静，很多时候似乎在打太极。
张兆和为什么不愿意走？1937年9月24日，沈从文走了一个多月，张兆和开始透露自己不走的理由：“我呢，有着乡下老太婆死守家园的固执，情愿把孙儿媳妇一齐打发走了，独自一个人看家。前两天整理书信，觉得更不愿意走了，我们有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这时候带着麻烦，弃之可惜，这还只书信而言，另外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若此时动身，无论到安徽、湖南，生活即刻就发生困难，我不愿意南来累赘你……”看这段话，张兆和给出的不南下的理由大致有三：自己的固执是主观原因，书信文稿不方便携带和南下生活的苦难是两条客观原因。
战争年代，储备粮和傍身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能救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张兆和完全合格。也许是年轻，即便偶尔有情感上的牵绊，她也不似沈从文的情绪那样阴霾，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帮助家庭抵御这场危机上。
苏州娘家已经返回合肥避难，这让她放心，她自己也已经储了可吃半年的米，她要实行省吃俭用，用余款还可以过旧历新年。她开始念叨沈从文的打肿脸充胖子，钱上大手大脚：“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你的面子糊好了，我的面子丢掉了，面子丢掉不要紧，反正里外不讨好，大家都难过。所要的钱我已写信给大姐，她当会如数寄二百给你，这边所剩无多不能寄你。”
从这里看，沈从文应该写信找张兆和要过钱，张兆和由此觉得沈从文花钱太大手大脚，因此来了一段“教训”，沈从文花钱是大手大脚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做出一点揣测。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沈从文在逃难途中，遇到了一些紧急事件（譬如帮助朋友），所以钱上面很快就紧张起来；第二种是沈从文先生确实花钱没数，没有沈夫人勤俭持家的劲头，觉得有钱花就花，随意得很。再追问下去，沈从文先生为什么花钱随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早年很受过钱的苦。
沈从文从湘西来北京求学的时代，那住的是“霉而小”的书斋，吃饭经常赊账，冬天冷得哆嗦，郁达夫来看望他，看得不忍心，便送了他一条围巾，请他吃了饭，饭后还把找的零钱给他。这样一位穷苦孩子，可以说是很受过钱的压迫的，等到他当上了大学教授，手里有了点钱的时候，他用钱随意一点，也情有可原。可在当时，自小家庭生活相对优渥的张兆和，也许真的无法理解丈夫的这种行为——怎么可以这样花钱而不会用钱？这种沟通上的错位，应该说谁都没有错，充其量只能说是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不同，有待磨合。但是这种磨合，却在有意无意间，给当事人带来了痛苦。
1937年10月，沈从文离开北平两个多月，他们的朋友也开始劝张兆和南下，可张女士依旧保持乐观，好像算定这场战事不久就会了结，她希望等春暖花开再从从容容上路，或者欢迎朋友们北来。作为一个要操持家务顾全大局的主妇，她继续负责纠正沈从文生活上的弊病，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洗衣服弄糙了手，不怕吃得差，不愿意沈从文逼着自己穿高跟鞋做头发。
沈从文先生有时候很矛盾。小说中，他是批判绅士阶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又的确是在往绅士阶级努力，希望自己的爱人美丽一些，再美丽一些，也是他免不了的私心。可这在干练的张兆和那里，完全是多余。
张兆和的一生，大概都是在追求朴素而近自然。看她那些照片，浓妆艳抹的一张也没有的，有的只是清风一缕，很家常，很天然，要么梳着辫子，要么是短发，迎着风站着。较陆小曼她们，又是一种味道。她像是田埂上的一株野百合，天性混沌未开，然而外表上，又有一种倔强的清丽。
沈从文为她的这种美所吸引，可对她的这种倔强，则有点不理解。进而，他开始有点对自己的爱情没信心了。1937年11月6日，离家不到三个月的沈从文，从武昌给张兆和发了一封长信（其间沈从文的信应该还有，但现在似乎看不到了），表达他对于张兆和不愿南下的疑惑。在信中，沈从文把自己柔软的一面表露无遗。张兆和不在他身边，他总是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异态，精神上飘飘荡荡，不知所归。他觉得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能在一处，不管过的是什么日子，总比离开好，两个人的幸福，还是同在一处，才能得到。
沈从文像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主义者，张兆和则仿佛是现实主义者。张兆和的不南下，让沈心焦不已。他自己揣测，并对每一种揣测做出了应对：“你是不是仅仅为的怕孩子上路不方便，所以不能下决心动身？还是在北方，离我远一点，你当真反而感觉快乐一点，所以不想来？不拘哪一种理由我都能了解而原谅，因为我爱孩子也愿意让你快乐。”
沈从文温柔的劝解，让读者一下子就把同情抛向了他那一边。旧女性的世界里有句俗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个“随”字表现了多少无奈。可放到新女性这里，张兆和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反过来，倒是沈从文感到无奈了，一个短暂的分离，甚至让他对爱情产生看法，虽然他的口气是那么彬彬有礼：“你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气。”
“这种事”恐怕是没有的。但从文先生写出这些话，造出一个假想敌，就已经算是莫名的妒忌与生气了。只是这气，他没办法、也不会朝着爱人撒，他似乎是匍匐在爱神面前的。对于爱情，他始终怀着一种敬畏，在与张兆和的恋爱中，他不无乡下人的自卑。他是在疑心了，可他又连忙解释，反复申辩，表明如果张兆和遇到“这种事”，不必考虑他。他那莫名的悲观，让他陷入到幻景之中，他甚至从这幻景里，得到了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
沈从文这封信写得孤苦可怜，恐怕是寄望着能以情动人。可没想到张兆和女士根本不接招。11月9日的信中，她感慨：“这次我的坚留不走，真可算不错，不然路上二十来天的颠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说路费他们借给我，孩子们同我到地后一定都得生一场大病。”当然，这个时候，张兆和应该还没有收到沈从文那封发自武昌的信。
张兆和收到信后的反应怎样，在现存可见的信中，我们并没有看到1937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通信。到了12月14日的信，张兆和的笔触里又露出柔情，开头一段家居景色描写，好不静谧。南京已经沦陷，她还是决定留在北平。
从家书的行文看，张兆和应该是个利落的女子，说一不二，性格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东西。她对于沈从文的批评，往往不乏犀利。友人南下，沈从文为路线的事可能责怪过张兆和，张兆和立刻回击：“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应替人想想，用一张口，开阖之间多容易啊，这是说你对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这样缺点，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
这是张兆和由生活谈到沈从文的创作，她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都非常好，评论可能就欠缺一点。但是她的这种指摘中，我们似乎还是能捕捉到一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对于南下与否的争执，可能让她也有点冒火。在她看来，南下的条件根本不具备，为什么要盲目南下，她有她的道理，这种道理在哪都说得通。
日子过得很快，1938年来临了。沈从文夫妇依旧在为南下的事焦灼着。1938年1月，张兆和在信中再次强调了不能南下的理由：路费不足、天气尚寒、沈从文自己也是居无定所，并声明如果有了钱，可以寄来，有了路费，她才可以随时上路，胆也壮多了。
张兆和似乎对写信这件事情有独钟。战争毁掉了一切，她独对两样东西毁掉了要心痛不已，一个是大大的相片，一个是婚前沈从文写给她的信。她曾为沈从文有爱写信的习惯感到欣喜，她说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她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
爱写信，是因为信件是对于个人历史的见证，还是因为她喜欢这种相见不如怀念的情感交流方式？不得而知。可沈从文显然对这种鸿雁传书的情感交流方式是不满意的。追求张兆和的时候，他就曾给她写过大量的书信，如今战火连天，原本正应该是夫妻俩相濡以沫的时候，可他却还是得通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相爱而不能相守，怎么能不痛苦呢，他说自己的爱情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
沈从文开始了他最漫长的思念与等待。黄昏让他心地柔弱，杜鹃的叫声也让他觉得清而悲。他是悲伤着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从泛泛的往来上得到快乐，而爱情的快乐，却因为距离，也不能得到。男女之间，即便是亲密的夫妻之间，要达成全然的理解，竟也是那么难。等过了春天，等过了夏天，沈从文终于等到了张兆和决定南下的声音。
可张兆和临行前突然又决定取消南下计划。这种反复，几乎让沈从文发狂。他在信里喊：“写到后来总不知不觉要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因为到了应当上路时节还不上路，你不能不使人惑疑有点别的原因。你从前说的对我已‘无所谓’，即或是一句‘牢骚’，但事实上你对上路的态度，却证明真有点无所谓。我所有来信的话，在你看来都无所谓。”沈从文又开始了他的猜测，对于爱情，他再度悲观了。
张兆和这次连忙安慰，是带点娇憨的安慰：“可是我们还安然不动，要在下月底动身，为时尚有一月，我知道你得到这消息一定很生气，责怪我不要紧，希望你自己莫生气，我要你不生气。”好一个“我要你不生气”啊，张兆和不愧是沈从文爱情神龛里的小小女神，她能让他忽然欢喜，手舞足蹈，亦能让他忽然悲恸，暗自神伤。这样的操控，仿佛不可理喻，然而，这就是爱情。1938年初秋，张兆和终于动身，去与沈从文会合，青蛙王子和公主终于又生活在了一起。
统观这一束珍贵的家书，我们不难感觉到爱情的神秘，以及它对于人的赐予与折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独。这孤独，正如沈从文形容的杜鹃叫一样，是清而悲的。这孤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仿佛怀揣一种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面对他人的时候，彼此说着不一样的心灵密语，想要理解，是多么难，即使有爱情，即使有亲情。
晚年的张兆和，在整理从文家书的时候，就曾发出过感慨。在整理这些旧书信，她忽然发现自己当年，是多么的不理解沈从文，同时她也感觉到沈从文的可贵。命运就是这样蹊跷，无法言说，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刚刚好的情感交流，需要得到上天多大的宠爱。理解万岁，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叫的口号。的确，理解是美好的，可在通往理解的迷宫里，几乎每个人，最终都会迷失在分岔小径的入口。于是，人与人之间，便有了朦胧的神秘。
饭米粒与朱砂痣
年轻时的林语堂称得上帅气。白白净净一张小脸，有棱有角，眼睛不大不小，鼻子高高的，眉毛直直的，戴着一副当时颇为走俏的圆框眼镜，很有文化气息。和丈夫站在一起，廖翠凤多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在林氏夫妻的一张合照中，林语堂于画面中的位置，要比廖翠凤高半个头。他表情淡淡的，仿佛有些忧愁，又有些怅惘。她坐在他身旁，穿着深色的衣服，高领子外面挂着一圈项链，她是在笑，可多少笑得有些不自然。她是宽脸，不上相。
林语堂与廖翠凤
廖翠凤对林语堂，很可能早生情愫。而他对她则不。无论在遇到她之前，还是之后，他都心有所属。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结识了福建同乡陈希佐、陈希庆兄弟。暑假回家探访陈家，林语堂与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相遇，两人暗生情愫……可惜，陈家系厦门巨富，照女方家长的意思，他林语堂区区一个小牧师的儿子，门不当户不对，根本不配做陈家女婿。林语堂无力扭转门第差距，夜半时分，心事上来，失声痛哭。而后，他遇到了她。
廖翠凤当然不是林语堂的百分百女孩。可她是他的失恋救心丸。她爱偷偷望着他，会帮他洗衣服，上圣玛利亚书院之后，她还喜欢听别人说林语堂当年“出风头”的事，有关他的一切，在她眼里，似乎都有着特别的意味。后来，她要跟他定终身，她母亲说，和乐（林语堂本名）家里很穷的。廖翠凤想了想，说，贫穷算不了什么。是的，她爱他，就为这一点，她就愿意跟他走，哪怕是海角天涯。更何况，他勤奋、努力、有上进心，是标准的潜力股，暂时的贫穷，何惧之有？
廖翠凤执意付出。她带上1000元嫁妆，和林语堂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而后转去德国，共同度过了人生中一段艰难又美好的时光。风水轮流转。1927年至1936年，林语堂在上海，先住在善钟路的西式公寓，后搬至愚园路的花园洋房，家里配备有厨子、保姆、女仆、书童，廖翠凤妻凭夫贵，安心做阔绰的林夫人。1936年夏，林语堂和廖翠凤乘坐胡佛总统号赴美，先在宾夕法尼亚州落脚，而后迁居纽约，住在中央公园西沿的一幢大厦里。他在美国一住30年，她就陪他30年。
其实，她知道，他一直忘不了陈锦端。锦端来家里做客，和乐（林语堂原名）会紧张；和乐作画，也会不知不觉在笔下画出锦端的样子。锦端是和乐心口的一颗朱砂痣，美丽，惆怅，如梦似幻，越得不到越怀念。可她看得开，结婚时，他烧掉结婚证书，答应跟她白头到老……而且，他还是她的，不是吗？他们晨昏相伴，朝朝暮暮，即使风雨琳琅，她也在他左右。她知道自己是林语堂生活之碗中的饭米粒，他根本少不了她。
1966年，林语堂回台湾，廖翠凤紧相随。1969年1月9日，台北阳明山林家花园里的客厅悄然亮着一对喜烛。结婚50周年，林语堂送了廖翠凤一枚金质胸针，上刻“金玉缘”三字，并附送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一首。廖翠凤端然坐着，默默领会这穿风越雨得来的幸福，满心欢喜。或许她知道，自己并不美，永远成不了男人眼中的朱砂痣。可如今，她甚至也佩服起自己当年果敢的付出来。
老少配
熊希龄同毛彦文结婚前早已是社会名流。1870年出生的他幼时聪慧，被誉为“湖南神童”，15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而后点翰林，43岁当选第一任民国总理，事业攀至顶峰，想不成名流都难。毛彦文也不是等闲之辈。1898年出身的她，辛亥革命后自私塾入女校读书，15岁被保送到杭州女子师范，18岁入浙江吴兴湖郡女校，4年后以浙江省第一的身份考入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参加五四运动，而后转入金陵女子大学，31岁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读书，拿下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
与毛彦文结婚前，熊希龄有过两次婚姻，原配廖氏与其成亲后不久即病逝，第二任夫人朱其慧是大家闺秀，跟他生过三个孩子，夫妻感情甚笃，1931年去世。与熊希龄结婚前，毛彦文则经过两次婚恋波折。第一次是在杭州女子师范时期的逃婚，属于典型的新女性拒不接受包办婚姻。第二次是在从杭州女师毕业后，她自己做主，跟当时尚在的清华大学的表哥朱君毅订婚。这段缘分没能长久。1924年，男方要求退婚。很明显，在牵手之前，熊希龄是长夜孤苦，毛彦文则情海恨长，两颗原本不可能靠近的心，因为寂寞而有了相连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几乎隔了一辈（熊希龄的侄女熊芷，是毛彦文在金陵女大的同班同学）。
1934年秋，鳏居四年的熊先生自北平抵沪，寄住侄女朱曦家。在众亲友的鼎力相助下，熊对毛彦文展开了全面攻势。虽然当时毛彦文身边，不乏吴宓这样的大学问家做追求者，但无论是从真诚度上讲，还是在事业发展上看（熊希龄当时办香山慈幼院，毛彦文刚好也钟情于教育实践），毛似乎都感觉到熊才是“最佳选择”。熊给毛去信诉衷肠，毛回复，抬头仍称其为“老伯”，可熊却由此看到了希望，锲而不舍，每日给毛写信填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能够“将爱情进行到底”。
1935年农历正月初六，66岁的熊希龄一身蓝袍黑褂，与御珠冠，披白纱，衣白缎礼服，穿银灰色高跟鞋，鼻架金丝眼镜的38岁女教授毛彦文，在上海摩尔教堂喜结连理。红颜白发云泥改，这当然是爆炸性新闻。沪上大小报纸竞相报道，《申报》更是连续用大版面追踪曝光。不过，熊毛大婚，最有意思的还是亲朋所赠的贺联，善意揶揄，令人捧腹。譬如：“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九九丹成，恰好三三行满；双双如愿，谁云六六无能？”“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眉。”还有个俗辣的流传最广，叫“熊希龄，雄心不死；毛彦文，茅舍顿开”。历史惊人相似，熊毛结婚近70年后，杨振宁迎娶翁帆，又过了7年，汪小菲迎娶大S，虽然后者要么是老与少的距离越拉越大，要么是女老男少，但老少配的传奇，终究一直在争议中变化着延续。
毛彦文与熊希龄1936年2月结婚周年纪念
四个女人的成全
一个男人，究竟需要多少女人的成全，才能完满？
1908年，年仅20岁、正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因父病故，回国奔丧，结果丧事一办完家里人就张罗着给他办喜事。他有娃娃亲，男女双方都已到适婚年龄，没有理由不成亲。于是，顾维钧便和这个叫张润娥的女子拜了堂。张润娥是小脚，读书不多，来自中医世家。他们蜜月没有同床，顾维钧坚持睡沙发。婚后，顾维钧携张润娥返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这段婚姻持续没多久便宣告结束。因为一来两人没感情基础，结婚纯属“完成任务”，只以兄妹相待；二来，张润娥一个小脚女子，又不通外语，在满是“洋人”的美国，到底过不惯。长痛不如短痛，张润娥同意离婚，成全彼此，放顾维钧自由。
1912年，25岁的顾维钧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归国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单身海归、精通外交、办事干练、风度翩翩……种种优质因素叠加在一起，俨然打造出一个“优质女婿候选人”形象。1913年，顾维钧在上海与一个叫唐宝钥的女子结了婚。而这个叫“宝钥”的女孩的父亲，就是时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鱼跃龙门，这段婚姻，对于顾维钧来说，无异于仕途推进器。有才能，有关系，年轻的顾维钧一步登天。1915年，顾维钧便被任命为美国公使，携第二任夫人赴美。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顾维钧30岁，唐宝钥因病去世。
顾维钧、唐宝玥与长子顾德昌
黄蕙兰肖像照（1921年）
1919年，顾维钧因巴黎和会上的一席发言名声大噪，第二年便被任命为纽约“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理事。在纽约，经人撮合，顾维钧与“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黄蕙兰相识，相恋，当年便在伦敦注册结婚。出身大富之家的黄蕙兰，精通几国外语，人又时尚漂亮，并且长袖善舞，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她与顾维钧的结合，对于顾来说，一来算是“共同富裕”，二来也算是顾维钧活跃国际外交舞台的贤内助——娶个高贵时尚漂亮能干的太太，是外交事业走向成功的捷径。他们的婚姻结束于1956年，顾维钧卸任驻美大使，理由是“性格不合”。
顾维钧晚年的伴侣是严幼韵，他们年轻时就认识。她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孩子，她那位在菲律宾牺牲（日军入侵时殉职）的丈夫杨光泩，顾维钧也认识，可谓知根知底。严幼韵是顾维钧晚年的“生活护航人”。人近黄昏，繁华落尽，身体最重要，顾维钧庆幸自己找到了严幼韵，晚年总结长寿秘诀时，他说，就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他的长子也说，如果没有严夫人的照顾，“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高寿至97岁。
严幼韵
第一位太太的理解，第二位太太的间接提携，第三位太太的辅助事业，第四位太太的照料晚年，四个太太各司其职，轮番上阵，顾维钧的一生，真真完满。
聪明与无奈：鲁迅身边的许广平
许广平在遇到鲁迅之前，就已经很优秀了。19岁去天津读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做爱国同志会《醒世周刊》的主编，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她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而后做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直接领导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她写文章，跑游行，闹运动，整个人昂扬得好像一首进行曲。许广平是前驱的、勇敢的、充满了气血的，她是那种随时都能走到街上去，振臂一呼，高声呐喊的女子。她曾与流血牺牲的刘和珍并肩战斗，在气质上，许广平更像是一个革命女性，若是没有遇到鲁迅，日后许广平很可能走到延安去。
那时的许广平，是有点男孩子气的。她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生，她不软弱，不需要人照顾，她自己能处理自己的生活，她的气场，她的作风，她的胆识，都让她多少有些大姐大气质。不是给别人带来问题的人，而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人。看许广平的照片，很为她那刚毅的嘴角折服。她是不屈的，冷静的，时刻准备着的，她从来都知道自己的方向。做斗争，她不惧怕被开除出校，谈恋爱，她不躲避流言蜚语。她自觉行得正，坐得端，她心里有一把尺，度量衡是世间的公平正义、情感人伦。许广平很像一棵仙人掌，大多数时候有刺，但只有懂她的人，才知道她也会开出娇美的花。
许广平是在课上遇到鲁迅的。他是老师，她是学生，他在台上侃侃而谈，她坐在第一排，抬头仰望。许广平对鲁迅，开始是仰望，然后是相互扶持，最终是包容。许广平28岁跟随鲁迅南下厦门，他们是战友，也是情侣。许广平对鲁迅，有仰望，但相处得越多，她就愈发明白，那个别人眼里的斗士，不屈的硬骨头，许多人畏惧的鲁迅，在情感世界里，也不过是个需要人包容和爱护的孩子。鲁迅早年的情感生活是扭曲的、不平衡的，甚至压抑的。许广平是一线光，照亮了鲁迅黑暗的情感之海，只有在许广平这里，鲁迅才露出难得的柔软。同样，在耀眼的鲁迅身边，原来那个硬派的许广平，自觉消失了，她为了他，几乎放弃了自己曾经追求的一切。她的文采，她的组织能力，她的所学所长，都忽然深埋进朴朴素素、平平淡淡的家庭生活里。鲁迅是一轮明月，许广平就是那烘托明月的云彩。许广平变得温柔了，琐碎了，里外兼顾了。许广平和鲁迅结婚后的照片，大都有浓厚的家庭妇女味。她以前是斗士，现在则是妻子、助手、母亲、媳妇。
如果没有许广平的陪伴，鲁迅的“上海十年”将会黯淡许多。许广平是他安心的后院，没有她的支持，他又怎么有精力和勇气，握着一支健笔，以笔作刀，斗完这个斗那个？为了支持鲁迅写作，许广平不出去工作了。她隐藏了自己，甘愿成为鲁迅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帮他查找资料，誊抄稿件，还与他一起校对译著，包容他各种突如其来的小情绪。她对他的付出，在外人看来，或许理所当然，但鲁迅自己，未尝没有一丝愧疚。这不是他的自私么？她有她的天才，为什么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就因为他伟大么？鲁迅发表译作时，常常用笔名许霞，因为心里念着许广平的好。他自己也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1934年12月，鲁迅送给许广平一本《芥子园画谱》，上题：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亦可哀。哀就哀在，她为了成就他，而丧失了最初的那个自己。鲁迅感叹，许广平和自己在一起的日子，并没有过上很好的生活，也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1936年，鲁迅去世。许广平为鲁迅奔忙，她帮他编稿子，跑出版，哪怕自费。1937年，上海沦陷，许广平为了保护鲁迅的遗稿和遗物，不曾离开。后来，她又帮着出版了《鲁迅全集》、《鲁迅书简》。1959年，她完成了《鲁迅回忆录》。许广平的一生，最精彩的在开头，最感人的却是和鲁迅结合之后的漫长岁月。许广平是聪明的，她敢于迈出那一步，爱一个众人不敢爱，但却非常需要爱的人。许广平也很无奈，在伟大作家的巨大光芒背后，她渐渐地成了小之又小的一点。许广平结了婚，便也就很少有人叫她许广平。大家都说，哦，那是鲁迅的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