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东洋到西洋

一 东京神田区的中国留学生

丁文江跟随胡子靖到达日本东京后，住在东京神田区的一个旅馆（下宿屋）里，同屋的是一位比他大五岁的江苏同乡——江苏武进人汤中。神田区是东京的中心地区，距离日本天皇的皇宫很近，日本皇族子弟通常接受教育的“学习院大学”就位于神田区。除了学习院大学，明治维新后，神田区还出现了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前身，此外还有很多为进入高等学府作准备的“预备学校”，形成了学生云集、书店众多的“学习街”。

神田区也是晚清中国留日学生最早、最为集中的居住区。19世纪70年代初，清政府刚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时，去向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当时日本刚刚开始明治维新，在清廷要员的心目中，仍是僻处海隅的番邦小国。不料，二十余年后，堂堂“天朝”竟在甲午之战中大败于此番邦小国之手，震惊之余，清廷很快向日本派出留学生。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领第一批13名留学生来到日本，热心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东京神田区为这13名中国留学生专门办了一所学校，教授日文等课程，这就是后来胡子靖上的弘文学院。既有此先例，以后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大多居住、学习在神田区。

20世纪初，在中国官方的鼓励下，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增加迅猛，神田区出现了专门为中国学生开设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生活十分方便。1902年，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建起了一座中国留学生会馆（又名清国留学生会馆），会馆常有集会、演讲，次年，孙中山在此发表过多次演说，很多中国留学生就是在这里受到孙中山的感召，从此追随他革命的。

与当时大多数留日中国学生一样，丁文江一到日本就在神田区住下，并开始学习日语。虽然日本与中国是“同文之国”，当时很多日本书籍通篇都是汉字，中国学生能够直接阅读文字，但听、说仍然是很多留学生跨不过的语言关。丁文江出国前没有学过日语，甚至连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因此到日本后，一开始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

除了日语，丁文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读惯四书五经，曾经以为历史知识就是“实学”的丁文江，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世界。多年后他在《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在日本学习几何的时候，只觉得教员讲的一个点，一根线，是一种毫无意识的举动。”他在国内也看过中国古代的一些“算学”书，但那与西方近现代的算术、几何有着很大的不同。受龙璋先生的影响，他读过“新学”，对于物理、化学等也有所耳闻，但那与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相去甚远，甚至他到了日本才第一次看到中国地图。

在日本，丁文江不仅开始真正学习近代知识，还开始锻炼体魄，比如练习骑马。在故乡黄桥，这是不可想象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何况骑马这么危险的事？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可以看到国内被禁的书籍、报刊，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常常聚会畅谈，经常有革命党人在会所演讲，激动人心的新世界就这样在少年丁文江面前豁然敞开。

已过而立之年的胡子靖先生，留学日本有明确的目的，在弘文书院学习不到一年的师范课程后就回国办教育去了。与丁文江在神田同住一屋的汤中（字爱理），当时在读法政专业，这位青年的志向也很明确，他于1908年26岁时毕业回国，此后做过山西法政学堂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教育部次长（副部长）等，民国时期的很多教育法规就出自汤中之手。而丁文江此时虽有一腔学成报国的热忱，却还不能确定自己将要学什么专业。他此前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所谓“通才”教育，对于西方的专业教育知之甚少，很难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狭窄的学科门类之中。

丁文江在日本留学两年，所学究竟是何专业，目前尚缺乏确切资料可考。不过，20世纪初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所习专业大多为师范、法政、军事三种，像鲁迅那样学医的尚属少数。据《字林西报》后来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中说，丁文江去日本留学时“研究法律”，但丁文江及亲友的回忆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他留日时学习过法律专业。丁文江对军事极感兴趣，但当时清政府有规定，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得入军校，因此，他也不可能像蒋百里等人那样学习军事专业。

事实上，在日本的近两年留学生涯，丁文江极有可能一直在读“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和其他一些基础课程，为考高等学校做准备，却没有正式进过高等学堂。这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是很常见的，同样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的鲁迅说，当时的留学生们“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丁文江也不例外，除了这些常规项目，他还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谈政治，写文章”上。据汤中说，那时的丁文江“很有革命的情调”，“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汤中还说，少年时代的丁文江“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是看人时没有后来那种著名的“奇怪的眼光”（胡适后来曾在文章里调侃丁文江“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也没有留起后来他那标志性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式的胡子”。

二 江苏同乡会与《江苏》杂志

20世纪初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圈中，革命气氛浓厚，本来就抱着“图国事”志向东渡的丁文江，一到日本就受到这种风气的感染。日本是清末中国革命的重要海外基地，出于种种目的，日本朝野对中国革命者普遍持同情与支持态度，很多革命者被通缉后选择流亡日本：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相继逃往日本；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大部分的海外流亡生涯是在日本渡过的；丁文江在日本结识的好友史久光，也是在“罪辫文案”发生后避居日本的。这些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来到日本，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取得的成就，更加痛感清朝之腐朽、中国之落后，也更感到改造中国之迫切，他们积极地集社、办报、讲演，宣传革命主张，很多人都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身处这样热闹的东京留学生圈中，关心国事又生性热情、爱交际的丁文江，自然很难静下心来学习。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大部分是江苏同乡，除了同屋的武进人汤中，还有黄桥的朱履先，溧阳的史久光，常熟的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两人都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侄曾孙），武进的李祖虞、李祖鸿、李祖植三兄弟及庄文亚，无锡的张肇桐等，此外，还有后来鼎鼎大名的军事奇才浙江人蒋百里、湖南人蔡锷等。当时，留日中国学生受梁启超等维新派影响，大多主张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但丁文江、史久光、蒋百里、蔡锷四人却主张共和制，被在日华人称为“日本留学生四大怪。”

丁文江在日本新交的这些朋友，大多是学习军事的，好几个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如年长丁文江三岁、同样来自泰兴黄桥镇的朱履先，少年时就立下“从军学武，强国雪耻”的志向，1902年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资格，在东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学习炮兵专业。朱履先回国后不久即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多岁就当上了陆军中将。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举行了阅兵式，阅兵式的总指挥就是这位朱履先将军。

而后来成为丁文江内兄的史久光，也是丁文江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史久光少年时遍读诸子百家、二十四史，15岁进入浙江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成为蔡元培的学生，与蒋百里、许寿裳、李斐然等人是同窗好友。1901年，求是书院发生了一起对清政府大不敬、甚至有煽动造反之嫌的“罪辫文案”，此案虽然被惧怕受牵连的浙江地方官压了下来，但主角史久光等人在国内是待不下去了。很快，史久光被求是书院送到日本避祸。他一开始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教育专业，后来转入振武学堂，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回国后，史久光曾短暂担任清朝陆军第九镇参谋长，1911年参与组织武昌起义，并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31年，史久光奉命在南京组建了中国第一所炮兵学校——汤山炮校，并任校长，后来他还曾著有《中国国防史》等军事著述，成为我国近现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其余如翁之麟、翁之谷兄弟也在军校学习军事。蔡锷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蒋百里更是成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丁文江本来就对军事很感兴趣，身处这样的朋友圈中，耳濡目染，论起军事来也头头是道。

1902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600多人，次年即猛增至1300多人，其中江苏留学生人数最多，仅东京一地就有一百多人。随着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多，各省“同乡会”开始陆续成立。留日学生强烈的地域意识，首先与国内时局有关。中国人自古重宗族、重乡土，虽然明清以来，中国一直强化中央集权，省界观念不强，然而，清末连年战乱，各地督抚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实力，朝廷对地方的约束力严重削弱，形成了地方政权专政、省界分割鲜明的局面。到20世纪初，在军事上，新兵分省编练，费用大多由各地自筹；在经济上，以商办铁路为代表，“以本省之财，办本省之路”。当白银紧缺，出现“钱荒”时，清政府允许各省“自铸铜元”，不同省份之间的铜元往往不能通用。因此，20世纪初，各省尤其是实力较强的省份已出现独立自治的趋势，“省界观念”由是得以兴起。

国内的省界观念直接影响了留日学生，而远离祖国、思乡心切、“抱团”需求强烈的留日学生又进一步强化了省界观念。从客观来看，公费留学生是以“省”为单位派遣出国的，留学费用也由各省财政自出，并且由各省在日设立的“留日学监”进行管理。当时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或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如弘文学院，在中国留学生人数暴增后，开始按照中国的省域编排班级，有湖北普通班、北京警务班、四川速成师范班等。语言、风俗乃至饮食习惯等因素，更加深了留日学生同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那些留学生较多的省份，同乡组织更为强大。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中指出，从1902年底开始，“随着中国的地方组织把更多的学生输送到日本，各省同乡会纷纷在东京成立，以便在留学生到达时接纳他们并加以指导。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和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

这种“具有近代社团色彩”的同乡会，大多以“同乡互助”为宗旨，同时也有互相勉励、奋发图强的约定，“各省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其后出现的留日学生报刊《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豫报》等，也以同乡会为依托，其编辑、作者大多为本省人，将关注本省利益与关切国家命运密切结合起来。如《豫报》第1期登载的《豫报之原因及其宗旨》一文中说：“愚等一切用度，虽资官发，其实何莫非吾父老兄弟所供给？吾父老兄弟不自恤艰辛，岁出巨资供愚等游学万里外，愚等顾能忘家乡之事而置诸不议不论之列乎？”《湖北学生界》第1期刊登《湖北同乡会缘起》指出：“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当时还有“时论”分析“本省人议本省事”的原因：“以平时全不相熟习之外省外府外县人，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府州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者，自然之势。”然而，同乡会并不局限于关心本省人、本省利益，“爱家乡”是“爱国”的落脚点，同乡会是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中坚力量，当时的一些革命组织，无论招募新成员，还是平日演讲做报告，大多通过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

留日学生江苏同乡会成立于1903年1月，《江苏同乡会公约》规定：如同乡人遇到困难，会员要及时救助。由于江苏留日学生人数特别多，公约还要求“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建立支会，以图分体势力之扩张”，还“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互相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江苏同乡会设立出版、教育、调查、实业四部，定期召开会员经常会、职员经常会、评议员经常会等，此外还有“临时会”，保证会员之间的联络。1903年4月，江苏同乡会出版部正式创办《江苏》杂志，刊登教育、调查、实业部的研究成果。

丁文江与这些同在日本留学的江苏同乡们志趣相投，相约“携手同心，澄清世道”，他不仅积极参加江苏同乡会活动，还参与办报刊，写文章。据史久光回忆，他就是在创办《江苏》杂志时认识丁文江并与其成为挚友的。他还说，他和丁文江曾受教于梁启超，1902年初，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时，曾邀丁文江担任“助编兼校对”。但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则认为，丁文江在日本与梁启超并无来往，直到1918年梁启超与丁文江同赴欧洲，两人才结识。虽然此段公案已无可考，但丁文江在日本经常读《新民丛报》、崇拜梁启超，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江苏》杂志，据汤中回忆，同乡会中的“能文之士”轮流担任《江苏》杂志的总编辑，第一任总编是钮惕生，第二任是汪衮甫，第三任总编就是丁文江。汤中还说丁文江“文章也很流畅”。但实际上，《江苏》杂志的第三任总编是赵厚生，汤中记忆有误。总共十几期《江苏》杂志上也没有署名“丁文江”或“在君”（丁文江字“在君”）的文章，不过，当时留学生报刊上的文章多署笔名，因此丁文江到底有没有在《江苏》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很难说。

虽然丁文江到底有没有做过《江苏》杂志的编辑、作者，现在难以考证，但他必定为《江苏》杂志服务过。《江苏》杂志的创办者之一、无锡人张肇桐（号轶欧），也是在这一时期认识丁文江的。张轶欧在国内曾就读于南洋公学的“译学院”，当时的院长是张元济。因不满美国人福开森排挤张元济，张轶欧发起了驱逐福开森的活动，结果被南洋公学开除。张元济用了南洋公学译学院的留学名额，把他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张轶欧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翻译过《宪法要义》《权利竞争论》等书。办《江苏》杂志结识丁文江后，张轶欧很欣赏这位江苏小同乡，丁文江后来去英国留学，费用比留日时期增加数倍，资金紧张，很多人在国内帮助丁文江争取公费留学名额，张轶欧就是其中之一。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归国第二年，又是张轶欧把他召到北洋政府任地质科科长，并协助他创办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从此开始了丁文江一生的地质事业。

三 远方的呼唤

丁文江去日本约一年后，曾经回故乡黄桥探亲。他抄录了日本诗人西乡隆盛的一首诗，送给昔日私塾同窗丁绣春，诗中写道：“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丁文江虽然不是这首诗的作者，但这首诗很能表现他慷慨豪迈的气概。自“壮志出乡关”后，虽然接触了很多新思想新知识，写文章、谈政治的日子也很快意，但丁文江还是有“学业未成”的遗憾。不过，完成学业的机会不久就来了。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丁文江原本相对平静的留学生涯，此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本来，日本和俄罗斯两国开战，与中国人应该无关，但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日、俄两国争夺朝鲜半岛以及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战场却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国，而是在中国东北境内。祖国任人欺凌，成为别人抢来抢去的肥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仅悲愤、焦急，还要常常被周围的日本人嘲笑，许多学生大受刺激，无心读书。留日学生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让清政府派来管理留学生的官员十分紧张。

恰在此时，江苏武进人吴稚晖从苏格兰写信给中国的留日学生，批评他们身为留学生却不好好读书，整天开会谈政治，虚度光阴。吴稚晖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他在国内曾中过举人，此时已年近四十。1901年吴稚晖留学日本，一开始入读东京的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时由于发表了许多革命言论，惹恼了监督留学生的清政府官员，差点被递解回国。虽然吴稚晖最终没有被抓回国内，但也不能留在日本了，于是他1903年转去法国留学，1904年又去英国爱丁堡攻读古生物和进化论。去英国后，吴稚晖经常给庄文亚等在日同乡写信，指出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学习风气太差。他告诉庄文亚等人，英国教学质量比日本高，也没有日本那么浓厚的政治氛围，很适合读书，而且所需费用也不是很多，一年大概只要五六百元，当时在日本的留学开支也要四百元左右，差别不大。于是庄文亚同丁文江、李祖鸿等人商量，打算转到英国去留学。

李祖鸿是庄文亚的室友，同吴稚晖、庄文亚一样，他也是江苏常州武进人。李祖鸿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李宝章是一位画家，晚清著名批判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是他的堂叔。李祖鸿比丁文江晚一年到日本，当时，他的六哥李祖虞以及很多旧友都跟丁文江熟识，于是李祖鸿很快也认识了丁文江。经李祖鸿介绍，庄文亚与丁文江成为好友。接到吴稚晖来信，庄文亚和丁文江都动了去英国读书的念头，丁文江甚至搬到了庄文亚和李祖鸿的住处，天天筹划留英事宜。

但是李祖鸿的家庭经济情况让他很犹豫。丁文江家是富商，兄弟虽多，但出国留学的只有他一人，举全家之力供他留英，问题似乎不大。庄文亚家境也比李祖鸿稍好。而李祖鸿兄弟有十人之多，父亲没有收入来源，全靠长兄、山东知县李祖年支持。此时，仅在日本留学的就有祖虞、祖鸿、祖植三人，经济负担很重。本来，七弟李祖鸿来日本留学，已是由母亲出面与长兄商量才得以成行，如果此时要去英国留学，他觉得可能会让大哥为难。

得知李祖鸿为经费的事犯愁，慷慨有侠义风的丁文江力劝他一同去英国，并且替他出主意：先斩后奏。丁文江说自己可以先替他出路费，在去英国的路上，李祖鸿再把此事向家中报告，商量以后学费的事。同在东京的六哥李祖虞和八弟李祖植是瞒不过的，也由丁文江出面，替李祖鸿向他们解释并请求兄弟们援助。商量的结果是，李祖虞、李祖植不但同意祖鸿去英国，还同意将家中刚刚寄到的、兄弟们半年的学费 300元全部先交给李祖鸿带去，让李祖鸿非常感念。

至此，丁文江、李祖鸿、庄文亚三人确定了去英国留学的计划，丁文江和庄文亚各自写信回家说明情况，等待家中筹措经费。这段时间，三人仍然住在东京的旅馆里，每天去一个侨居东京的英格兰教师家里学习英语，很快就读完了一册英文课本。李祖鸿和庄文亚此前多少学过一点英语，丁文江则完全是零基础起步。但丁文江很有语言天赋，办事能力也强，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到他们出发去英国时，买船票、签证这些事都由丁文江出头去办了。年龄并不居长的丁文江，俨然成为三人中的“领袖”，此时已显示出他的果断性格和极强的办事能力。

丁文江家中答应先筹1000元左右给他带去英国，以后的费用再慢慢想办法。庄文亚家中答应给他四五百元的资助，但去英国后的学费就很难继续保证了。加上李祖鸿手中的300元，三人准备的经费大约有一千七八百元。他们对于路途的计划是：乘坐价格便宜的日本邮船，订三张三等舱船票，每人只要一百几十元。服装、吃饭和沿途的其他开支大约需要三五百元。这样，到英国后，还可以剩下好几百元。他们相约，在英国要住最简陋的房子、吃白面包喝白开水过日子，这样就不至于加重家中的经济负担。

四 万里远航

三个少年制订计划时踌躇满志，但基本出于自己主观想象，考虑严重欠周全。首先，由于日本和俄罗斯正在开战，他们无法乘坐日本邮船远渡英伦，只能选择价格昂贵的德国船。德国船的三等舱位，每人需300元左右，比他们原计划高出一倍。另外，他们并不是直接从东京坐船到英国，而是要先去上海取丁文江和庄文亚两家所筹的钱。而从东京到横滨，再从横滨到上海，这一路的路费、食宿费等就用去了三四百元。抵达上海后，庄文亚因为家就在上海，住到自己家里去了，丁文江的父亲和大哥来上海为他送行，只有李祖鸿一人独自住在旅馆里，等丁、庄二人把事情办完，一同上了去英国伦敦的船。

此时是1904年的春夏之交，付完船费，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几个金镑。但是三个万里求学的少年丝毫不以为意，认为只要到了英国，吴稚晖总会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于是，他们不仅高高兴兴地上了远洋巨轮，每当轮船在码头停靠时，还要下船游玩一番。直到有一天，性格外向、喜欢到处跟人聊天交朋友的丁文江听人说，伦敦离爱丁堡还很远，他和李、庄二人一算，发现剩下的钱完全不够坐车去爱丁堡，这才着急起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爱交朋友的人运气不会太差。与他们同船的一位姓方的福建人，虽然坐的是头等舱，但很喜欢这三个坐三等舱的穷学生，经常跟他们聊天，谈得很投机。当船到达新加坡码头时，方先生要上岸去见一位同乡林文庆，他邀请丁文江等三人一同前往。林文庆先生是一位名医、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他虽然远在新加坡，但很关心祖国的情况，支持维新变法，也支持民主革命，与康有为、孙中山都有交往。林文庆见到三位来自祖国的青年才俊，非常高兴，热情招待了这一行人。席间，他透露，康有为先生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马来西亚槟榔屿，而槟榔屿是丁文江他们的船必经之地，既然路过，不妨顺便去看看鼎鼎大名的康南海先生。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维新派“康梁”并称，而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的老师，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威望很高。不过，与梁启超的激进改良思想相比，康有为要保守得多，是有名的保皇派，在国内革命形势日新月异的20世纪初，康有为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被清政府认为是乱臣贼子，被思想进步的人士认为是保守的“老古董”，流寓海外的康有为心情十分沉郁。船靠槟榔屿时，丁文江等人果然按照林文庆先生提供的地址，登门拜访康有为。听说来自故国的三位青年才俊万里来访，老先生很高兴，立即接见。他一一询问了每人姓名，发表了一通“青年人应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宏论，还询问了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去英国后的打算等等。丁文江此时尽管只有17岁，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却毫不胆怯，不卑不亢地代表大家一一作答。

交谈中，康有为得知这三个年轻人经济状况窘迫，既惊讶于他们的敢想敢干，也很替他们着急。康有为表示，他自己不久后也要去英国，到时会为他们想办法。他当场送了三人十个金镑以解燃眉之急，并且修书一封，让丁文江等人带给他在英国读书的二女婿罗昌，请罗昌尽可能帮助这几个年轻人。对于康有为先生的热情帮助，丁文江非常感激，后来，他不仅在康有为到达英国时专程去拜望，还在康有为去世前还给他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从上海出发四个多月后，丁文江、李祖鸿、庄文亚终于抵达英国南汉普顿口岸，从那里坐火车到伦敦，再由伦敦坐火车到爱丁堡。途中又幸好有方先生友人的招待，省去了很多问路和耽搁的工夫，也因此少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到爱丁堡时，三人身上已是“总共只剩旅费5镑”了！对于这段接近于冒险的经历，多年后李祖鸿回忆起来还半开玩笑地责备丁文江“鲁莽”，并且表示，那时“我们一切的计划、言论、行动，大多是他出主意。我们如此的冒险出洋究竟对不对，功过可说都是在君的”。不过他还是认为：“天下的冒险事，不计成功失败，只要有正当目的的即是勇气，若是任性胡为的则是糊涂；那么我们冒险赴英，不能不算是在君一件勇敢之事。”

他们以为，抵达爱丁堡是冒险历程的结束，没想到，真正的“冒险”才刚刚开始。吴稚晖在爱丁堡与他们会面，并且已经为他们租好了房子。丁文江他们发现，居住条件还不错，吃得也不坏，而这就意味着食宿都要花很多钱。经吴稚晖解释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日本时计划的“住最简陋的房子、吃白面包喝白开水度日”根本行不通：那时住在爱丁堡的中国人很少，如果过得太寒酸，就会有辱国格。丁文江他们本来以为一年只需花费600元，现在看来，600元只够租房子和吃饭，连衣服都买不起，更不用说读书了。而吴稚晖也不富裕，没有钱可以借给他们，这可怎么办呢？

到爱丁堡的第二天，他们就把康有为的信寄给了罗昌，罗昌很快回信，并给他们汇了20英镑。但这笔钱也只够用来救救眼前的急用，长远的经费还是没有着落。为了将来的去向，他们和吴稚晖反复讨论，大概其中还有多次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吴稚晖这段时期的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与在君决裂”。吴稚晖的意见是，他们可以去格拉斯哥或利物浦，那里中国水手多，当地人对中国穷人见得多，过得寒酸点不算丢脸。但丁文江却认为那些地方不适合读书，如果来英国不好好读书，岂不违背了辗转来此的初衷？另一方面，此时他们囊空如洗，要搬到另一个城市，一时半会也不容易。

最后，庄文亚因为实在缺乏经济来源，不愿拖累丁文江和李祖鸿，表示愿意跟随吴稚晖去利物浦。丁文江和李祖鸿则留在爱丁堡，一边等国内家中寄钱来，一边跟一位英格兰女士——孔马克夫人补习英语。在这期间，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位名叫约翰·斯密勒的医生，这位斯密勒医生曾经作为传教士去过中国陕西，对两位中国青年很有好感。熟悉之后，斯密勒医生告诉他们，像他们这样经济不宽裕，又缺乏西方中学教育基础的外国青年，要想直接进英国的大学是不太可能的。斯密勒医生给他们出主意，建议他们先去自己的家乡司堡尔丁（Spalding）读中学。司堡尔丁位于英国东部林肯郡（Lincolnshire），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乡下小镇，生活费用不高，并且有斯密勒医生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可以给丁文江和李祖鸿很多照顾。

五 英伦小镇的中学生活

正为前途发愁的丁文江和李祖鸿很快采纳了斯密勒医生的建议，从爱丁堡坐火车去伦敦，又从伦敦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到达司堡尔丁镇。在斯密勒医生的介绍下，他们进了司堡尔丁文法学校（ Spalding Grammar School）。学校在维兰德河边，围墙上满是爬墙虎，门前有铁栏杆。一进校门，是一片平整的大草坪，草坪后面，靠右是校长家，靠左是教室。后来李祖鸿住在校内，丁文江则寄住在维兰德河右岸一户人家的家里，每天穿过河上的小桥步行去学校，中午还要回到房东家吃午饭。

英国的文法学校一般面向11岁至18岁的孩子，最初专门教拉丁文，后来课程范围逐步扩大，开始教希腊文、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在丁文江求学的20世纪初，英国的文法学校大约相当于较好的普通中学，教育偏向学术性，主要为升入大学作准备。丁文江和李祖鸿一入学，除了英文需要继续深入学习之外，还有拉丁文、法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一大堆课程扑面而来，其中绝大部分是他们从来没学过的。

这两位中国青年一边克服文化上的差异、生活上的困难，一边刻苦学习。校长土意特（Tweed）看在眼里，十分感动，对他们特别照顾，学校里还有一个叫格灵胡（Greenwood）的老师，对丁文江特别器重，在校长和老师的帮助下，丁文江和李祖鸿在第一学期结束时就取得了优异成绩，尤其是丁文江，学业突飞猛进，化学等科目经常考第一名。化学老师贝尔视丁文江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他常常对自己的儿女说：“你们还不用功，看一个外国孩子，不上一年（就）考在任何人前面。”

丁文江在学校里很快就有了四五个要好的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一位名叫法诺的同学，还有司金诺、汤谟、乔治等。法诺家有几千亩田地，房子很大，丁文江有时住在法诺家，还教法诺解剖青蛙。司金诺以前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结果丁文江升到司金诺的班级后，第一名的位置就被丁文江占据了，司金诺一开始很不服气，直到有一次在老师的桌上偷偷看了丁文江的卷子，对他佩服起来，后来反而跟丁文江成了好友。

在校外，斯密勒医生的亲戚朋友都把丁文江看成家人，一到周末，“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尤其是斯密勒医生的姐夫顾克一家，对丁文江特别好。顾克先生家住维兰德河边，离文法学校不远。他家的仆人常常在门前的草地上教丁文江骑马，有时故意把马打得乱跑，害得丁文江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大家笑他：“都说你聪明，怎么骑马这么不中用！”顾克夫妇朋友家的一位小姐教丁文江弹钢琴，两星期后丁文江就能弹“Home！ Sweet Home！”这种维多利亚式的英国乡间生活，是温馨惬意的。在这里，丁文江有机会彻底了解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李祖鸿后来回忆说：

在君后来能彻底了解英国人实基于此时。我们在此，中国人一个不见，终日所交际的都是诚实的村人，且司密士的家族亲友，经司密士介绍后，都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家庭琐碎绝不对我们有所隐藏，更兼格灵胡为尽其教育的责任，对所见所闻，处处对在君加以解释和指示，所以在君此后可以对英国人的心理和思想，用正当的眼光去观察，不至于误解他们了。

司堡尔丁给丁文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这里也是他学习西方知识、了解西方文化的起点，所以丁文江对司堡尔丁感情极深，他甚至说司堡尔丁是他的“第二故乡”。但丁文江在司堡尔丁的生活也是相当困苦的。其实，在司堡尔丁这个乡下小镇生活，所需费用并不太多，丁文江寄住在校外，一星期的膳宿费只要15个先令，换算成中国国内的货币大约是30元一个月。学费、书籍等费用，每年也仅需一百余元左右。然而，丁文江的家款常常不能按时寄到，导致他经常发生经济困难。来司堡尔丁的第一年冬天，丁文江的鞋子穿破了，没钱买新的，平时还好，遇到雨雪天气，走不了多少路鞋袜就会湿透。袜子也只有两双，除了穿在脚上的那一双，还有一双在洗衣坊里。丁文江只好乘中午吃午饭时把脚上的湿袜子脱下来，在火上烘，有时还没烘干，下午又得穿上半湿的袜子继续上学。后来丁文江得了脚痒病，也可能与这段穿湿袜子的经历有关。

那时丁文江和李祖鸿钱都放在一起用，有一次他们急缺钱，李祖鸿写信回家催汇款，却始终等不到回音，两人急得携手在校门口踱来踱去两个多钟头，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幸好第二天李祖鸿家的汇款及时寄到，解了燃眉之急。这两个钟头的情景，让李祖鸿和丁文江都终生难忘，直到去世前一年，丁文江还跟李祖鸿的小女儿详细谈及当年的情景，感慨那时两人患难相共的不易。曾经衣食无忧的富家少爷，这时饱尝人生艰难，对他此后的金钱观、人生观影响巨大。此后，即使收入再丰厚，丁文江也是量入为出，决不奢侈，这种不乱花钱的习惯被一些不了解他的人认为“吝啬”，而其实只是因为他深知缺钱的痛苦。丁文江的朋友汤中在论及这段经历时说：“他少年时即如斯刻苦，受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他一生用钱不超过他的收入，从来不欠债。”而他后来对于有志于求学的贫困青年，总是不遗余力地设法帮助，也正是因为他自己的这段求学经历太过艰苦，使他对于有类似经历的人都有感同身受的同情。

在这种经济窘迫的情形下，丁文江坚持苦读，接连跳级，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全部的中学课程，并且考上了著名的剑桥大学，在司堡尔丁引起轰动。丁文江在中学时还获得了几个紫铜奖章，后来他把奖章带回国，在不断搬家、颠沛流离的情况下，一直不曾丢弃，珍藏了很多年，可见他对于在司堡尔丁读中学的这两年感情之深。

六 坎坷求学路

来英国仅仅两年，丁文江就从一个英文只有初级水平、刚刚接触自然科学知识的青年，成为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的学生。据李祖鸿说，丁文江在剑桥可能读的是文科专业。剑桥的学术水平是一流的，然而，剑桥大学的学费和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司堡尔丁，“一年用费必得三千金”，后来的银行家独子徐志摩可以悠游康桥，但这笔费用远远不是小康之家的丁家所能负担得起的。因此，在剑桥仅仅过了几个多月，丁文江就退学了。不过，他在剑桥也不是一无所获，李祖鸿说：“他在剑桥大学时，受了名师的指导，于英文一项，竟告完成。”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丁文江就在英国一两家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可见英文已有相当的水准。回国后，丁文江的英文写作水平屡受名家称赞，固然主要由于他出色的语言天赋，但与剑桥的短暂求学也许不无关系。

那时，李祖鸿被老师司拜塞（Spicer）介绍到约克郡董克司多（Doncaster）市的美术学校读书，1906年年底放假时，丁文江去董克司多看望李祖鸿，告诉他因为经济上无法承担，自己不打算再去剑桥了。由于重新考试、进别的学校还需八九个月的时间，丁文江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欧洲大陆游历。1907年，他去了德国、瑞士等国，其中在瑞士洛桑住的时间最长。在这一时期，他对欧洲的政治有了更深的了解，法语也有长足的进步，已经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交谈。

第二年七月，丁文江结束了在欧洲大陆的游历，回到英国。他在途中给李祖鸿写了封信，邀李祖鸿同去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格拉斯哥坐落于苏格兰中部的克莱德河西岸，离爱丁堡不远，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维多利亚时期有“大英帝国第二城”之称。丁文江说，他已经打听到格拉斯哥有很好的美术学校，李祖鸿可以去那里求学，而丁文江自己则打算报考伦敦的医科学校，在此之前，也会暂时住在格拉斯哥。于是，李祖鸿转学去了格拉斯哥的美术学校，丁文江则在格拉斯哥的一所专科学校选修了课程，为考伦敦大学医科做准备。

本来以丁文江的聪明，考伦敦大学应当没有问题，结果他自恃是考试能手，有点轻敌了，由于准备不充分，有一门考试没能及格，不符合当时伦敦大学“必须所有课程全部及格方能入学”的规定，最终未能进入伦敦大学学习。可能是这个挫折来得非常意外，以至于丁文江就此放弃了去伦敦大学学医的念头，第二年秋天考入本市的格拉斯哥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是1451年在当时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建议下创建的，它是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之后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全球最古老的十所大学之一。创办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成为苏格兰的启蒙中心，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发源地之一，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著者）、工业革命之父詹姆斯·瓦特、苏格兰哲学之父弗兰西斯·哈奇森、热力学之父威廉·汤姆森等著名学者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1905年至1908年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政治家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也出自格拉斯哥大学。

1909年丁文江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时，格大作为一所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学，下设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等六个学院。当时格拉斯哥大学规定，选读科学类的学生，第一学年不分专业，先学习数、理、化等基础课程，考试及格后再选择主科一种、副科两种。丁文江第一学年结束后顺利通过了考试，选择动物学为主科、地质学为副科。动物学是当时格拉斯哥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格拉斯哥大学古老的巴沃楼内，存有达尔文《物种起源》数页原稿。 1910年，丁文江增加地质学作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当他于1911年毕业时，获得了动物学和地质学两个学士学位。

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地质学家格里高利（J. W. Gregory）教授，格里高利教授不仅是他那个时代英国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之一，还是一个出色的探险家。1908年，他进行了一次北非探险，在那次探险过程中，他对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位精力充沛的教授还对其他很多领域有强烈的好奇心，1925年他写了一本关于优生学的、名为《色彩的威胁》（The Menace of Colour）的书，1928年出版了《人类的迁徙及未来》（Human Migration and the Future），1931年他又出版了《道路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ad）。对人类几乎一切知识领域都充满好奇心的格里高利教授，对丁文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丁文江回国后还与他保持了多年的通讯联系。1932年6月，当68岁高龄的格里高利教授在秘鲁南部进行探险、研究火山和地震时，不幸由于翻船事故落水淹死，丁文江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

在司堡尔丁文法学校，丁文江获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而在格拉斯哥大学，丁文江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李祖鸿说：“我记得他有一次不知在哪一个实验室里工作觉得很难，颇感棘手，他归家时对我一方面表示对他师长的佩服，一方面自励说：‘我必须养成这种好习惯，方始有真正求学和做事的才能。’”这种训练使丁文江培养出“科学化性格”，也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终生不渝的热爱，这种热爱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几乎成为一种信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国家，20世纪初的英国，还没有遭遇世界大战对“科学、理性、进步”信念的沉重打击，是当时“用科学为人类谋福利的最先进之国”。在这种氛围里，丁文江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还越出实验室之外，深受达尔文、赫胥黎、葛尔登（Francis Galton）等人科学精神的鼓舞，从此，“科学”成为他的精神家园。胡适曾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科学的明晰、确定，科学对于现实生活直接而巨大的力量，以及讲科学、求真理过程中所蕴含的进步与乐观的情绪，使得从昏沉沉的东方“老大帝国”来的丁文江，仿佛拨开迷雾，第一次见到了清朗的景象。与西方那些坚定的启蒙主义者一样，丁文江坚信“科学万能”：

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曾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傅斯年认为，正是英国的思想与环境，铸就了丁文江的科学化精神。这种“科学化精神”就是：“行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纵感情压倒了理智。”“是是非非要全依经验，而不容以幻想代经验。流传之事物或理论，应批评而后接受，而不容为世间的应声虫。”他还指出，丁文江关于社会合作、社会改革的观念，如“一切事物之价值，全以在社会福利上人类知识上之关系为断”“社会是一种合作集团，人人要在里边尽其所有之能力”“社会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费之处是必须改革的”，等等，也是在近代英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在丁文江看来，“科学”应是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不应狭隘地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上。后来，他以“地质学家”名世，但他的兴趣、工作、成就远远超出了地质学甚至自然科学。与日本留学时期相比，在英国读书时，丁文江似乎不再过多谈论“革命”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兴趣。英国知识阶层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广泛关注，不可避免地对丁文江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他看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但他的朋友后来说他“尤其喜欢凯恩斯（J. M. Keynes）”，凯恩斯的书“每本必看”，则可能是年代有误了，凯恩斯仅仅比丁文江大四岁，在丁文江1911年离开英国前，尚未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丁文江对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很感兴趣，认真阅读过相关文章和书籍，傅斯年判断：“他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批思想的影响者。”功利主义不能等同于自私自利，与中世纪提倡奉献、利他、节欲的思想不同，功利主义者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因此，社会治理的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就是最有效用的”。在儒家道德观熏陶下成长的丁文江，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接受起来毫不困难，对于“行为的最高目的应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这样与中国传统教诲大相径庭的观念，却也深深认同。后来，他的好友们注意到，丁文江尽管节俭，却总是在自己能力许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生活尽量舒适，比如旅行时能坐一等车决不坐二等车，每年夏天都要带家人去海边休养度假，等等。而他的思想行为，尤其是政治主张，更是严格贯彻了“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就是最有效用的”原则。

与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日常习惯一样，丁文江喜欢看报，尤其喜欢看英国有名的严肃大报《泰晤士报》。当时英国正是自由党活跃时期，他对于自由党的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理念想必是了解的，但胡适说丁文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认其为自由主义者，则未必如是了，这从他20世纪30年代访问苏联、对苏联人集体主义观念的赞同可见一斑。他还喜欢读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哈罗德·拉斯基（H. J. Laski）、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及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文章，广泛的阅读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

大学学习是紧张而愉快的，但经济紧张始终是一块笼罩在丁文江头上的阴云。考入剑桥大学时，经济压力骤然加剧的丁家，就曾向丁文江的恩师，当时仍然在当泰兴县令的龙璋求助，请求他代丁文江争取官费津贴。当时一些中国留英学生也曾帮他上书清政府驻英大臣李经方，证明丁文江“经英伦大学选为正科，正今在葛拉斯古实业学校肄习工科。英制惟英伦大学正科生可见纳于各官学校，将来卒业即为该大学之学生”，为丁文江争取官费津贴。

当时中国留洋的学生，除了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生和自费生之外，还有“公费生”，官费生的经费由各省或“学部”出，而公费生的留学经费则由各州县自筹。并且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只要能考取外国的大学，即使是自费出国的，也可以申请“递补官费”。据李祖鸿说，丁文江在去格拉斯哥之前，家中寄来的钱就已“多半是他本县的公费”，那是在龙璋先生的帮助下，丁臻祺上书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的公费；到格拉斯哥后，驻英公使汪大燮又帮丁文江争取到了每月十镑半的官费。

那时丁文江和李祖鸿仍然“经济通用”，李祖鸿家每年也寄来约800元，这些钱加在一起，勉强解决了两人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尽管经济不宽裕，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丁文江每逢假期都要外出游历，最远去了德国。这也是丁文江坚持一生的原则：不乱花钱，但该花的钱也不会一味节省。他还喜欢帮助朋友，有时会接济遇到经济困难的同学。1933年，丁文江为了去苏俄考察，在柏林办相关手续，偶遇了一位他曾经帮助过的大学同学：

正说话间，忽然又一个中年的人从旁边一个小桌子上走了过来，向我问道：“你是中国人学地质的。你知道有个丁文江吗？”“我就是丁文江！”“什么！丁文江！你不认识我哪，我是尼采！”我仔细一看，可不是二十四年前在苏格兰给我同学的尼采！他是一个极苦的学生，一面读书，一面教俄文为活。1911年他巴黎学法文时，川资用完了，困在那里。我寄了他几镑钱方始渡过难关。不料在此间无意中遇着。于是他从新给我介绍：“这是我的老朋友，是帮助我学费的朋友！请你们大家照料。”

经过在日本时结识的好友张轶欧斡旋，1910年，丁文江和李祖鸿被告知可以“补全官费”。这时，丁文江已经快要毕业回国了，于是他把自己的那部分官费让给了李祖鸿。而李祖鸿知道丁文江有毕业游历的计划，当拿到补给他的一百多英镑官费后，李祖鸿又把这笔钱交给丁文江做盘缠，玉成了丁文江在国内的第一次西南考察。

1911年春天，丁文江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他没有等到毕业典礼举行，便匆匆回国。这时，距离他走出故乡黄桥、走出国门已近九年。九年的时光，从东洋到西洋的半个地球的漂泊，使他从一个步行从未超过三里路、不懂数理化的15岁少年，长成热衷野外考察，通晓英、日、德、法数种外语，具有科学头脑和国际视野的24岁青年。在这九年里，尤其是在英国的七年，他逐渐成为“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他的生活最有规律：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外皮的水果，必须先在滚水里浸二十秒。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

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因为他受到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英国是近代化进程开始最早的国家，16、17世纪时，培根等人就提出知识要为人的幸福服务，随后工业革命兴起，三个世纪后，丁文江所见的英国，已是当时世界上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与他传统落后的家乡形成鲜明对比、判若两个世界的国度，即使不能说重新铸就了丁文江，至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英国也有守旧的一面，普通英国人守旧、自大、摆架子等毛病，丁文江却一点也没有，正如多年后傅斯年所观察到的：

英国有很多极其可恶的思想，不过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层精粹。因为在君能读法德文书，走过大陆，他对于英国人之守旧、自大、摆架子、不自觉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绝看不起中国人学来一个牛津架子，或者他对于圜桥清谈，也不尽看重吧。

现在，这个“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完全近代化了的中国青年，要回到那个仍然有皇帝、礼教、男人留着长辫子的古老中国去了，而且还将计划由西往东横穿整个中国腹地，他将会有怎样的遭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