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滨江小镇的“神童”

江苏省泰兴县（今泰兴市）黄桥镇，位于淮河、长江之间的平原地区，境内河网密集，交通便捷，在清朝末年，是一个“商贩归往，云集蚁附”的繁华集镇。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公元1887年4月13日），黄桥镇米巷丁家大宅里，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孩子是当地富商丁臻的第二个儿子，父亲按家族这一代“文”字辈排行，给孩子取名为“文江”。年轻的父母对这个新生儿寄予厚望，期望他将来能够读书中举、光宗耀祖，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婴儿未来会成为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在这个安静的滨江小镇上，此时还是一个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名词。

一 黄桥丁家

丁文江的先祖原先居住在苏州（一说浙江），于南宋时期或元朝初年迁入距离黄桥镇东南六公里的“丁庄”，明朝万历年间又由丁庄迁入永丰镇（今黄桥镇）。到丁文江出生时，丁家在黄桥镇已居住了三百多年，繁衍成人口众多的大家族，是当时黄桥镇的“四大家族”之一。与明清时期的很多大家族一样，丁氏家族有着严格的家规，尤其重视子弟的教育。虽然家族成员世代以经商为主，但也出过官员，丁文江的高祖父丁椿担任过庐州卫守备的职务，负责漕运公粮。丁椿的二弟丁桂是国子监生员，当过浙江通判、台州同知，为官廉正勤勉，据说曾得到林则徐的嘉许。

图1 黄桥镇丁文江故居一角

在宦游安徽、湖北、江西等地之后，丁椿回到故乡黄桥镇开设米店，成为富甲一方的士绅。丁桂后来也回到故乡，同样做起了买卖粮食的生意。丁椿店号“丁万昌”，丁桂店号“丁均昌”，他们的三弟丁楷的米店则号为“丁利昌”，加上一些其他丁氏族人陆续开设的米铺，整个丁氏家族居住的巷子成为黄桥镇上著名的粮食买卖一条街，因此被称为“米巷”，巷名沿用至今。

丁椿做过漕运官，熟悉各地粮食差价，为人又精明能干，很快就从粮食交易中赚了一大笔钱。积累财富之后，他开始大量买入田地，据说有几千亩之多。他还仿照当时军机大臣潘世恩府第的格局，修建了一座大宅院，有大小房屋百余间，还有一座五百多平方米的内花园。宅院外有一座占地五千多平方米的外花园，名为“东山别墅”，园东、园北环有小河，直通长江。这座大宅院，就是丁文江出生和他度过人生最初岁月的地方。

道光十一年（1831），丁椿与二弟丁桂、三弟丁楷一起出资，设立了“丁氏义庄”。一般的家族都会有祠堂，但设立“义庄”的却很少，因为设立义庄有着相当高的条件。根据清廷的规定，设立义庄需要有足够的田地、房屋、现金，并且财产必须超过百万（银圆）。据光绪年间《泰兴县志》记载，丁氏兄弟三人为设立义庄，曾两次捐出田产和房屋，这些田产房屋的收益，除了用于丁氏家族的祭祀之外，其余都用在了设立家塾、接济贫困族人等方面。自此，丁氏族人无力读书者得以入学，年老贫困者有一定的赡养费和医药保障，无力殡葬者的棺木、丧葬费用也由义庄提供。百年之后的1934年秋，丁椿的玄孙、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聘请了一位金陵农大的毕业生，将丁氏义庄作为改良粮食品种、发展禽畜业的实验基地，还在义庄内办起农民夜校、畜牧兽医学习班等，使义庄不仅惠及丁氏家族，更令整个社会受益。

二 早期教育

丁文江的父亲丁臻，又名祯祺，字吉庵，是丁椿这一支的长房长孙。按照中国传统，长房长孙在家族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吉庵先生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但继承了丁椿创下的偌大家业，也是丁氏义庄的主要管理者。丁文江出生时，丁臻既要打理自家生意，作为地方绅士和长房长孙，也要处理地方和族中的事务，非常繁忙，因此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了丁文江的母亲单夫人肩上。

单夫人出身书香之家，通文墨，思想开明，对子女的管教约束也很严格。据丁文江的大哥丁文涛回忆，母亲对自己和弟弟虽然“爱护周至”，但并不溺爱，“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虽然是富绅之家，僮仆成群，但只要自己能做的事，单夫人一定不会假手仆人。即使要差仆人做事，她也会和颜悦色，绝不会颐指气使。她不仅自己坚持这样做，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做。更为难得的是，单夫人不是一个一味地谨小慎微的家庭妇女，她经常鼓励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不能庸碌无为、目光短浅。丁文涛认为，弟弟文江在年少时就敢于“去家万里”、游学异邦，后来在长途地质旅行时不畏艰难困苦，凡事亲力亲为，乃至养成节俭、宽仁等良好品格，都是童年时期母亲家庭教育奠定的基础。

丁文江天资很好，记忆力强，悟性高。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外出时看到街边的牌匾、楹联，母亲常常会指着上面的字教他辨认，有时去药店，就让他认药名。据丁文涛回忆，到了五岁（虚龄）进入私塾读书时，丁文江已经认识很多字，以至很快就能“寓目成诵”了。母亲在教他认字时，还会随时加以解释，所以当私塾里的老师给丁文江讲授《千字文》等书时，他不仅能认识书上的字，还能理解其中的意义。

丁文江的父亲自己没有走科举仕进这条路，但非常希望儿子们能好好读书，考取功名。为此，他特地请来一位很有声望的贡生，为他掌管家塾。通常家境富裕又重视子弟教育的乡绅，会请秀才担任塾师，而“贡生”是秀才中的佼佼者，延请贡生做塾师，需要更高的费用。然而，丁文江对父亲郑重请来的这位贡生老师，却不大佩服，他晚年曾撰文说：“教我书的先生是一位名贡生，但是他写封普通信札，还不如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写得流畅。”对于私塾生活，丁文江也觉得枯燥无味，他的同时代人鲁迅回忆起自己在私塾度过的时光，至少还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种种童年乐趣，而丁文江却只有抱怨：“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有一部分向来是反对运动，反对娱乐的。所以我们在私塾读书的时候，一步不准出书房，终年没有假期。”几十年后，他还在为朋友之子的遗著所作的序中说：

他的遗著很可以代表目前优秀青年的知识和志趣。七篇中文、五篇英文之中，一篇是他毕业的论文，是讲物理的，此外六篇讲航空，一篇讲医学史，一篇讲新闻史，两篇讲外交，一篇小说。许多腐化的人动辄骂现代青年不如从前。请问三十年前，哪一位二十三四岁的青年有这种知识，能写这种文章？就是他的死也足以代表时代的进步。三十年前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还饱受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教训，路且不会走，何况游水？喜欢运动，不怕冒险，现在的青年比三十年前高明何止十倍！所以我看了汤晋遗著，一面为朋友和社会可惜这一个优秀的青年，一面觉得这是三十年 来青年进步的证据。

由贡生执掌的家塾，所传授的当然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圣人之言”。在这里，丁文江不可能像几十年后的青年那样学到物理、航空、医学、新闻、外交等现代知识。虽然当时西风东渐，国内的维新派已开始提倡“新学”，各地陆续开办了同文馆、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但八股取士的旧科举制度尚未废除，读圣贤书、做八股文，仍然是私塾里的“正业”，科举出身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正途”，除非家境困苦，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新学堂。为了吸引学生上新学堂、培养出国家需要的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人才，新式学堂大多不仅免除学费，还会提供生活补贴。与丁文江同龄、日后“科玄论战”的另一著名主角张君劢，就是由于家道中落，12岁时奉母命入读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出路。

家境富裕的丁文江当然不会被送进这种新兴学堂。15岁之前，丁文江都在家塾里读“圣贤之书”，他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四书》和《五经》的学习，日常主要功课是做八股文和“试帖诗”，这都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他不喜欢八股文，认为讲究套路的八股文就像演戏一样造作，但他也能把八股文写得很好，乃至“偶一文成，师必称善”。至于“试帖诗”，这是丁文江的拿手好戏，他在这方面极具天赋。据说，有一次老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丁文江应声答“还读我书”。老师为此大为高兴，认为这个学生资质不凡，有“宿慧”。

在完成课业之余，丁文江喜欢读诗，他喜欢那些有真情实感、洒脱自由的诗，不喜欢拘泥于格律、工整呆板的诗。丁文江的挚友傅斯年曾说，他非常厌恶“选学派”的诗，喜欢杜甫的诗，这与他的性格和为人是一致的。苏轼的诗，丁文江也很欣赏，直到晚年他还能背出很多首。同样喜爱苏诗的傅斯年说：“苏诗真是气象万千，没有人像他这样多方面。”丁文江说：“惟其如此，专就一格论诗是不当的。”

在古文方面，丁文江“既不喜那些小品风趣，也不爱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韩退之，说韩文‘蛮不讲理’；他很崇拜柳子厚”。他还喜欢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据丁文涛说，丁文江之所以喜欢这些文章，是因为钦佩顾炎武等人的民族气节。他对史书很感兴趣，六七岁就开始读《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课余时，他常常与最要好的朋友顾甸青一起谈论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情况，分析其中的因由，评判其利弊得失，有时也会评鉴各个朝代有名的人物。虽然只是两个小小少年，却颇有指点江山的气概。

读小说也是丁文江的业余爱好之一，他特别爱读《三国演义》，并且小小年纪就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比如对于人人钦佩的关羽“关圣人”，他却不以为然，更口出豪言：关云长就是个刚愎自用的匹夫，怎么能被尊成“圣人”呢？他敬佩的古代人物是唐代的陆贽和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就在距离他家乡不远的扬州城，清军南下时，史可法曾经在此坚守，最终殉难，这位民族英雄一直是丁文江的偶像。

11岁那年，丁文江作了一篇《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洋洋洒洒数千字，老师称赞不已，“神童”的名声自此传开。一些亲朋好友便劝丁文江的父亲送他去考秀才。丁文江当时实足年龄只有十岁，但清代江浙地区教育水平很高，幼童考中秀才的先例不少，甚至有九岁的小秀才，所以他的父亲当时也动了心。然而，丁文江的母亲单夫人却坚决反对，她认为文江年龄太小，如果现在就考中秀才，难免骄傲，反而对他将来的发展不利。既然孩子的资质好，就更得好好雕琢才能成大器，不能急于求成。父亲觉得母亲说得很有道理，就让丁文江继续在私塾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三 科场失意，安知非福

19世纪的最后十年，国家内忧外患加剧，清政府风雨飘摇，各处暗流涌动。鸦片战争以来的多年遭外国欺凌，渐渐使得普通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当今世界的文明，在于科学与民主，孔孟之学在现代世界已腐朽不堪。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哲学、文学书籍被大量译介过来，新知识像一股清新的风，使生活在古老帝国的年轻人感到新奇和振奋，同时也愈发感受到陈腐旧学的无用、可笑和令人窒息。在维新人士的不懈努力下，备受诟病的八股文乃至整个科举考试都快要走到尽头。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了“变法”运动，虽然不过百日即遭到守旧派的镇压，但维新思想的传播却势不可挡，日渐深入人心。据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渊说：

戊戌政变的那一年，在君二哥刚好才到了11岁的年龄，那时他还在黄桥家乡我们家里的私塾读书，然而已经受了这个变政运动的很大影响。他在私塾里，早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在戊戌政变失败以后，他就和他的几位同学互相约定：从此发奋努力，以图救国；不再学八股制艺，要从事实学；不再临帖写字，以免虚耗光阴。那时他们的所谓“实学”，就是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实事求是，不尚虚伪，于是乃从攻读正史着手。当时的同学，除了练秋大哥以外，还有顾甸青表叔和一位本家叔祖绣春。其中真能力行不衰的，只有二哥和甸青。

丁文江被新时代的空气所感奋，本来就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他，不愿再浪费时间学习假大空的八股文。但没有合适的引导者，丁文江此时只能与一二知己摸索，这些锐意求知的乡下少年，见识毕竟有限，对于近代数学、物理、化学知识一无所知，他们仍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一样，以为认真读史、考证历史就是“实学”。

时代风气已经转变，即使是朝廷里的守旧派也不得不承认八股文和试帖诗是无用的了，但实行了千年的科举制度本身还是难以立即废除，丁文江也没叛逆到不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程度，一转眼，他已13岁，老师和父亲认为他完全可以去考秀才了。考中秀才，就可以继续考举人、考进士，踏入仕途，光耀门楣。即使将来屡试不中，有了秀才的身份，也可以当个教书先生。做官或者教书，这是旧时读书人几乎仅有的两条出路，13岁的丁文江，也按部就班地沿着这条千年来读书人的“天梯”向上努力。

按理说，有“神童”之誉的丁文江，考秀才应当如探囊取物，但考场的事就是这么难以预测，这一次，他竟然落榜了。对于成绩一向优异的丁文江来说，落榜很令人意外，以至于他去世后，相处几十年的同事、挚友翁文瀚为他写传记时，理所当然地推想他必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院试”。胡适也曾推测，以丁文江之才，大概不会考不中。但事实是，丁文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科举考试，以失败告终。

没有考中秀才，对于神童丁文江当然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师友亲朋都认为，这只是他第一次下科场，他才13岁，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再去争取功名。然而，从小就极有主见的丁文江却不这样想，尽管只有13岁，他已经开始设想人生的别种可能性。

丁文江参加院试的那一年，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此前，决意变法的光绪帝改革教育制度，先是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发布上谕，命令各省将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高等学”（大学）、“中等学”（中学）以及小学。尽管有戊戌政变的波折，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才被正式废除，但在此之前，敏锐的新时代有志青年，思想变化一日千里，科举之路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唯一选择。

就在丁文江考秀才失利前两年，上海新开办了一所“南洋公学”，它的创办者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这所“公学”不同于此前洋务派办的各种地位较低的“技艺教育”学校，而是着眼于提高“实业教育”的地位，仿效西方大学学制，旨在培养高等实用人才。实业教育的蓬勃兴起及地位提高，主要是受鸦片战争以来屡次遭受外侮的刺激，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朝野上下痛感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显著提升。“救时之材”的严重缺乏，使得大力发展专门化、职业化教育成为急需。老大帝国虽极不甘心，却不得不承认：要想增强国力，避免落后挨打，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学习西方、改革教育方式，使中国的教育能跟得上新的世界形势。

于是，19世纪末，培养高、中、低各层次的实用人才的各种实业学堂，在国内一些“领风气之先”的地区陆续开办起来。华洋杂处、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一马当先，光绪二十二年（1896），洋务派大臣盛宣怀仿照近代西方大学学制，在上海筹备创立南洋公学。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四院制”，是我国近代师范教育和小、中、大学三级学制最早的试点。1897年，南洋公学开始公开招收师范生，并且在招生广告中说：公学不仅不收学费，学习优秀的学生还可以获得奖赏，特别重要的是，公学毕业生在地位和待遇上优于科举出身的进士。其中，特别优秀的学生还将由学校出资送到国外留学。

这些优厚的条件，对大批有志于新学的青年学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第一年就有上千人前来应考。经过多轮考试，校方从中选取了三十名学生进入师范院。第二年，“中院”（中学）开始招生。1901年，不打算再参加科举考试的丁文江，筹划去考南洋公学，这一选择在当时颇为新锐，即使十年后也还是一条对于青年人而言不错的出路：如1902年院考失利的叶楚伧，1903年考入南洋公学；1910年，未来的物理学家兼喜剧作家、比丁文江小七岁的黄桥人丁燮林，也考入南洋公学，毕业后被学校出资送去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

与以往毕业生地位低下的“方言馆”和各种传授技艺的“船政学堂”“路矿学堂”不同，南洋公学声称，其毕业生的地位高于科举出身的进士，这让思想略为保守的丁文江父亲也能接受，于是，丁文江报考南洋公学的事就被提上了日程。当时，报考南洋公学需要本地官员的推荐。恰在此时，泰兴县来了一位新县令，这位名叫龙璋的中年县令，改变了丁文江一生的轨迹。

龙璋，字研仙，生于1854年，湖南攸县人。攸县龙家是湘中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龙璋的祖父曾任国子监学正、候选教谕，父亲龙汝霖和二叔龙溥霖都是举人出身，学养深厚。三叔龙湛霖更是做过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江苏学政，还当过光绪帝的侍讲官，贵为“帝师”。龙家与左宗棠家族、谭嗣同家族有姻亲关系，龙璋的父亲和叔父们都倾向于变法维新，龙湛霖在江苏学政任上时，曾“引入格致新法”，敦促各学堂培育“通西法”的人才。辞官回到湖南后，龙湛霖大力兴学，有学者认为，近代湖南得以领全国革命风气之先，其中就有龙湛霖“孕育后生，开全省风气”的功劳。

受父辈影响，龙璋很早就有“革旧图新”的意愿，支持洋务运动，赞成光绪帝的变法主张。1879年，龙璋父亲的朋友、曾协助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晚清名臣郭嵩焘从国外回到湖南故里，他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对西方了解之深，在当时的中国罕有人及。郭嵩焘认为，只学习西方的技术即仅仅“师夷长技”，无法起到富国强兵的根本目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实业，中国才有出路。对西方的赞扬与肯定，使郭嵩焘被很多人骂为“汉奸”“贰臣”，他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称病辞官回到湖南。郁郁之中，他见到了故人之子龙璋，没想到，两人纵谈天下事，十分投缘。郭嵩焘全面学习西方的主张正与龙璋不谋而合，这让郭嵩焘非常欣慰，引他为“英年知己”。郭嵩焘将自己在国外的见闻一一相告，进一步增广了龙璋的眼界和见识。

虽然家学深厚，并且23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龙璋多次会试落第，没有考中进士。按照清代官吏制度，举人也可以“选官”，于是，从31岁起，龙璋先后任江苏沭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地知县。光绪二十六年（1900），龙璋被任命为泰兴县令，作为一名有抱负、有责任感的父母官，龙璋在泰兴一方面兴修水利、扶持农桑，一方面不遗余力发展新式教育。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将泰兴襟江书院改为“县学堂”，第二年又改名为“泰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不仅扩建校舍、增添书籍仪器、延请教师，对教育内容也作了重大改革：设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等十门必修课，手工、农业、商业、乐歌、英文等五门选修课。后来，龙璋又陆续在泰兴兴建了好几所新式小学，使泰兴县教育面貌为之一新。

和很多洋务派、维新派有识之士一样，龙璋认为振兴国家的关键在于人才。他到泰兴上任后，恰逢丁文江打算报考南洋公学，需要地方官推荐，而龙璋上任伊始就曾听说过丁文江是当地有名的神童，于是，上演了一出“县太爷召见神童”的传统剧。据亲友回忆，15岁的丁文江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泰兴县衙，一番交谈之后，龙县令觉得这位少年果然对答流利、才思敏捷。他决定进一步考察丁文江，出上联“隔水问樵夫”，丁文江大方应对“落日照渔家”。接着，龙璋给丁文江出了一道不同寻常的策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西南夷”即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丁文江自出生以来，去过的最远的地方距离黄桥不过百里，对于万里之外的西南，他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书本。好在他喜欢读《史记》，《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是他所熟知的。据说，丁文江“下笔迅速，议论毫畅”，龙璋阅后非常惊喜，认为眼前少年小小年纪就能写出这样条理清晰、分析透彻的文章，实是“国器”。他当场将丁文江收为弟子，从此悉心教导。

虽然《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一文得到了龙璋先生的褒奖，但丁文江知道，自己对“西南夷”其实没有切身观察和真实的了解。多年后丁文江曾作诗自嘲：“十五初来从吾师，为学试论西南夷。平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不过，“西南”从此在丁文江的心中埋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那片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土地似乎对他产生了无声的召唤。多年后，留学归国的丁文江特地绕道西南，多走了几个月异常艰难的路，由西向东回到故乡，就是为了亲眼看一看西南的风土人情，亲自走一走“滇黔路”。再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他又多次亲自探勘西南各省，翁文灏在其所著的《丁文江先生传》中曾指出：丁文江平生所做的最重要的地质工作，“均系集中于滇黔及邻近诸省”。龙璋先生让丁文江作“西南夷”策论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随口出的这道题，给中国造就了一个“西南通”。

四 明师助立鸿鹄志

龙璋将丁文江收为弟子后，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指导他读书。龙先生特别要求他学习“新学”，让丁文江大大开阔了眼界，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明师的指点下，他已不再仅仅将史学当作“实学”，而对中国传统教育之外的学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龙璋还认为丁文江不必去考南洋公学，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维新人士，认为以丁文江的天资和家庭的财力，与其在国内实业学堂学习，不如直接去国外留学。

作为维新派，龙璋赞成在国内大力推行新式教育、实业教育，但龙璋认为，刚刚兴起的国内各类实业学堂，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与国外的教育水平相去甚远。读国内学堂与出国留学的差异，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说得很明白：“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在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的建议下，1901年元月，清廷下旨实行“新政”，“新政”内容之一就是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此后，各省陆续开始派遣“官费生”。龙璋的故乡湖南，于1902年首次派遣了一批留日“官费生”，其中就有龙璋的表弟胡元倓。

当然，读国外学校比读国内学堂花费要大得多，如非公派出洋，非豪富之家不能承担。龙璋对丁文江和丁家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他认为，丁文江家境中等，远赴欧美可能较为吃力，但如果去日本留学，则所需路费、学费、食宿费用等比在国内读学堂高不了太多，丁家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况且，比起英美等国，日本与中国语言文化差异较小，中国留学生通常很快就能适应在日本的生活。

然而，出国留学，这在1902年的“滨江偏邑”黄桥还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大事。事实上，放眼全国，当时愿意远涉重洋自费留学的人都是不多的。自明朝海禁以来，中国闭关数百年，与国外交往甚少。19世纪，西方虽以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到处设立通商口岸，但普通中国民众，仍视外国人为“洋鬼子”，视中国之外为番邦蛮夷。沿海各地的贫苦人民，迫于生计或受诱骗，多有赴海外做苦工者，也有商人为了丰厚的利润，不惜冒风险去“南洋”“东洋”“西洋”经商，但读书人，尤其是家境富裕的读书人，鲜有考虑“去父母之邦”、犯险涉洋。因此，19世纪末，清政府刚开始派遣人员出国留学时，应征者寥寥无几，且主要来自沿海福建、广东两省，很多省连一个留学生都派不出去。到了19、20世纪之交，愿意考“官费”出国读书的人多了起来，但自费留学的大多出于高官巨富之家，像丁文江这样的“偏邑”小康之家，很少有送子弟出国读书的。

自费留学之所以罕见，所需费用高昂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人们眼界普遍不够开阔。以当时的交通水平，从泰兴到不远处的苏州、上海，路上都要花几天时间，算得上出远门，一辈子没出过泰兴县境的人比比皆是。况且，此时丁文江的母亲单夫人去世刚满一年，按照儒家礼法，母亲去世，儿子应守孝三年，亲戚们纷纷议论：哪有母亲去世刚一年，儿子就要出远门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以神童丁文江的才华，读书中举不是难事，何必花那么多钱、去那么远的地方搏一个未知的前程呢？

丁文江的父亲丁臻也觉得，儿子年纪还小，作为富家少爷，自幼衣食住行处处有人伺候，出门时不是乘船就是坐轿，乃至“从未步行到三里以上”，现在突然要去另一个国家，生活能否自理？饮食风俗是否习惯？另一方面，他虽然信任龙县令，但长久以来的正统教育使他对新学远没有儿子那么热衷，心里不能不嘀咕：孔孟之道才是正道，科举才是“正途”，儿子是不是去苏州跟随中过进士的表姑父曹叔彦读书应举更好呢？当时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虽然丁臻不阻拦丁文江报考南洋公学，也不排斥他学“新学”，但他从未完全放弃让儿子读书中举的旧梦。

多年后，胡适在为丁文江写传记时曾感慨，在黄桥那样的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安石笔下的神童仲永，正是因为周围的人目光短浅，成长环境不佳，以至于成年后“泯然众人”。如果不是恰好遇到见识非凡的龙璋县令，很难说丁文江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仲永。直到成年后，从英国留学归来，丁文江重新见到的故乡仍是“风气闭塞”。据他的四弟丁文渊回忆，丁文江在北京工作时“不愿意我在暑假时候回到老家泰兴黄桥去度假。他说，我们家乡的习气太坏，不适宜于一个青年，所以要我到北京他那里去”。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龙璋先生的力劝，丁文江是不可能那么早出国留学的。

然而，与泯然众人的仲永相比，丁文江非常幸运。他不仅生长在富裕之家，有能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在人生关键的转折点上遇到了有“满清名县令”之称的龙璋。龙璋既是文江的恩师，又是泰兴县的父母官，出身名门且交游广阔，是丁家上上下下都很敬重的人。他出面晓以利害，终于说服了丁文江的父亲，同意丁文江随同龙先生表弟胡元倓去日本留学。

胡元倓字子靖，长丁文江15岁，生于湖南湘潭书香之家，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选“拔贡”（贡生的一种），1902年被选为湖南省首批官费留学日本的十二人之一（实际成行有十一人）。他立志从事教育事业，东渡日本后，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这一时期，胡子靖了解到日本人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对明治维新的深远影响，触动很大。回国后，他立即联合龙湛霖、龙璋叔侄，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明德学堂。明德学堂是湖南最早的新式私立中学，蒋廷黻、任弼时等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曾在此就读。胡子靖誓言“磨血办教育”，后来成为与张伯苓齐名的近代著名教育家，能够得到这位未来的教育名家陪伴一同出国，又是少年丁文江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龙璋说服丁家父子后不久，胡子靖从湖南来到泰兴，龙璋将丁文江郑重托付给表弟。胡子靖带着丁文江，先去上海，从上海登船去日本东京。当时富家子弟出国留学，多有挑夫挑着满箱的银圆跟随，去日本虽然花费没有去欧美那么多，但也是一笔巨款。丁文涛回忆，为了送丁文江出国留学，父亲“举债以成其行”——向黄桥镇仁源生药店（与丁家有生意往来）借了500大洋。借钱不是因为丁家财力不足，实际上，丁文江在留学日本期间，家中的经济供给还是不成问题的，直到他自作主张转到英国留学之后，家里给他的经济支持才发生了困难。据熟知丁家情况的人分析，之所以要在丁文江赴日本留学前借债，可能是经商的丁家一时之间拿不出太多的现款，因此需要跟同行拆解，“临时互通有无而已”。

只比丁文江大一岁的长兄文涛，也是对新思想和新世界抱有向往的青年，他不仅赞同弟弟出国留学，自己也想出国读书。然而，母亲去世未久，三弟、四弟尚年幼，需要照顾。从经济情况来看，长子和次子同时出国留学，对丁家来说也是沉重负担。何况，身为长房长孙，按照中国传统，丁文涛有更多的家族责任。对于丁文涛不能与丁文江一起出国留学，同族的丁廷楣后来曾表示惋惜，他在口述实录中说，丁文涛风采不俗，“因系长子，未能外出求学，甚为可惜”。丁文江当时对哥哥说：“不有居者，谁侍庭闱？不有行者，谁图国事？家与国，尔我当分任之。”少年心事当拏云，丁文江决心去陌生的日本留学，像那个时代很多有志青年一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求新知、认识广阔世界的渴望，而主要是为了拯救不断遭受列强欺凌、灾难深重的祖国。抱着这样的志向，他与胡子靖先生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东京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