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后,反观整个事件,可以这样说,舒芜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当谬误假真理之名以行时,他无察觉,这种失察,和国学功底厚薄、理论修养深厚均无关(舒芜当时年仅三十岁)。

细究起来,谬误是一点点从真理的迷雾中显露出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增大人们的怀疑。至“文化大革命”时,恶才暴露无遗。那时依附主流方可斥为“趋炎附势”,斥为奸佞小人。依此逆推,谴责应逐年下降,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最起码的常识。

认清当年的形势,才能弄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言行。否则,无法解释胡风早在舒芜所谓“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他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胡风在1954年写的“三十万言书”「14」中曾说:

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的时候甚至打进了中央领导部;当时我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有这么巧妙,党内的同志们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什么一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的。当时林默涵同志没有表示意见。后来还是“利用”了舒芜这个武器。我以为,舒芜是尽了“破坏者”的任务的。他恶毒地利用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庄严的武器;把这个为了达到团结的武器利用到相反的目的上面,造成了解放以来公开地破坏团结的最大的事件。

按当年的标准,胡风先生这就是为革命着想,在个人感情上,毫不顾惜朋友之情。但是,若按当今对舒芜的指控,他无疑也是卖友求荣,是趋炎附势,是超越道德底线。

对这一事实,无数自以为捍卫真理的人却至今保持沉默,这沉默,是遭遇真实后的尴尬?是标榜正义一方的合谋?还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同情是必需的,但不能因此将加害者搞错。

当然,存在的,即是合理的。然而许多合理,未必有理性。尤其社会主流舆论,往往非理性。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社会主流,哪一个有理性呢?

真正理性的思考应是:

新中国成立初,胡风和舒芜,言行大同小异,所作所为,或算思想问题,或算道德问题,理应承担相同的社会评价,归属同一评判标准(还不说密告和公开检讨的区别)。

按照逻辑推理,若研究舒芜,应先研究胡风(他向中央举报舒芜在先),研究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崇拜革命的年代,都义无反顾地走上靠拢组织的道路,这才有功于历史,才是研究的正途。万不可自居道德、正义,有意误导、隐瞒真相。张业松说:“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说别人构陷,那么,明知新中国成立初的大环境、当年的人心所向,却不顾实情,硬要把舒芜单摘出来加以指责,硬要把思想认识问题说成人品问题、道德问题,借正义之名,欺软怕硬,算不算构陷?

在中国现代史上,舒芜先生的思想、学术价值,远远高于新闻价值,这是他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的高度决定的。

即使那一点点新闻价值,正确的解读也应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全部为政治覆盖,天意从来高难问,岂能蛮横地让已经受骗的知识分子,再来承担政治、道德罪责?

2009年12月

「1」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徐庆全:《1949—1959壮丽的颂歌创作的嬗变》,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23日。

「3」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6—27页、第64—65页、第87—88页。

「4」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6页。

「5」舒芜:《舒芜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335页。

「6」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67页。

「7」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46页。

「8」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47—348页。

「9」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49页。

「10」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56页。

「11」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57页。

「12」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63页。

「13」鲁煤两信,转引自胡风《胡风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

「14」胡风:《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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