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半个世纪后，反观整个事件，可以这样说，舒芜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当谬误假真理之名以行时，他无察觉，这种失察，和国学功底厚薄、理论修养深厚均无关(舒芜当时年仅三十岁)。
细究起来，谬误是一点点从真理的迷雾中显露出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增大人们的怀疑。至“文化大革命”时，恶才暴露无遗。那时依附主流方可斥为“趋炎附势”，斥为奸佞小人。依此逆推，谴责应逐年下降，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最起码的常识。
认清当年的形势，才能弄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言行。否则，无法解释胡风早在舒芜所谓“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他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胡风在1954年写的“三十万言书”「14」中曾说：
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的时候甚至打进了中央领导部；当时我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有这么巧妙，党内的同志们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什么一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的。当时林默涵同志没有表示意见。后来还是“利用”了舒芜这个武器。我以为，舒芜是尽了“破坏者”的任务的。他恶毒地利用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庄严的武器；把这个为了达到团结的武器利用到相反的目的上面，造成了解放以来公开地破坏团结的最大的事件。
按当年的标准，胡风先生这就是为革命着想，在个人感情上，毫不顾惜朋友之情。但是，若按当今对舒芜的指控，他无疑也是卖友求荣，是趋炎附势，是超越道德底线。
对这一事实，无数自以为捍卫真理的人却至今保持沉默，这沉默，是遭遇真实后的尴尬？是标榜正义一方的合谋？还是对受难者的同情？同情是必需的，但不能因此将加害者搞错。
当然，存在的，即是合理的。然而许多合理，未必有理性。尤其社会主流舆论，往往非理性。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社会主流，哪一个有理性呢？
真正理性的思考应是：
新中国成立初，胡风和舒芜，言行大同小异，所作所为，或算思想问题，或算道德问题，理应承担相同的社会评价，归属同一评判标准(还不说密告和公开检讨的区别)。
按照逻辑推理，若研究舒芜，应先研究胡风(他向中央举报舒芜在先)，研究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崇拜革命的年代，都义无反顾地走上靠拢组织的道路，这才有功于历史，才是研究的正途。万不可自居道德、正义，有意误导、隐瞒真相。张业松说：“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说别人构陷，那么，明知新中国成立初的大环境、当年的人心所向，却不顾实情，硬要把舒芜单摘出来加以指责，硬要把思想认识问题说成人品问题、道德问题，借正义之名，欺软怕硬，算不算构陷？
在中国现代史上，舒芜先生的思想、学术价值，远远高于新闻价值，这是他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的高度决定的。
即使那一点点新闻价值，正确的解读也应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全部为政治覆盖，天意从来高难问，岂能蛮横地让已经受骗的知识分子，再来承担政治、道德罪责？
2009年12月
「1」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徐庆全：《1949—1959壮丽的颂歌创作的嬗变》，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23日。
「3」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6—27页、第64—65页、第87—88页。
「4」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6页。
「5」舒芜：《舒芜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335页。
「6」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67页。
「7」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46页。
「8」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47—348页。
「9」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49页。
「10」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56页。
「11」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57页。
「12」舒芜：《舒芜集》第八卷，第363页。
「13」鲁煤两信，转引自胡风《胡风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
「14」胡风：《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