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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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刊登了父亲的《回归五四·后序》，随后半年，报刊上评论不断。这年年底，11月29日，《文艺报》发表了叶遥女士的文章——《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她写文章之前曾专门给父亲来过电话，因为几十年断了联系，接到她的电话父亲还颇感意外。叶遥说：父亲的《回归五四·后序》发表后，文坛上挺热闹，她大致都看了，知道内情的朋友们纷纷劝她写文章，说：“你应该站出来说说话了，你是第一当事人，只有你最清楚当年的事。”她同意朋友们的建议，想来聊聊。

她来时，我还细问过当时的情形，叶阿姨说：“嗨，当时你爸好像还不想拿出信来，推说没在身边，是你奶奶弯腰从床下拖出一只小皮箱说：‘喏，都在里面呢！’”

我因此问过父亲：“当初是不想拿出信吗？”

父亲说：“不想拿出来。因为那些信挺珍贵的。原来是奶奶先把箱子拖出来，这个细节叶遥不说我都忘了。”

“阿爸，早就催你写写当年是怎么交出信的，那么多人劝你写。后来还是马蹄疾来采访，你才把经过说了说。现在幸亏叶遥主动写出经过，不然大家都按照林默涵的说法，说你特地拿着信跑到中宣部交给他，多糟糕啊！”

父亲说：“我写了有什么用？他们会说：‘啊！还在辩护！’”

“说什么是他们的事，但是你也得说啊，不然，就听林默涵一面之词。绿原不是已经改口，说：‘至于信是怎么交出的，现在有两说。’可见叶遥文章不容忽视，比单持林默涵一说强多了！”

父亲说：“那倒是的。也可见单靠我说，他们不会信的，反而更会大骂！”

我不得不承认，父亲说的是对的。

(有朋友曾问：你奶奶拿出信来是因为心疼儿子，怕儿子出事吧？其实不是这么个问题。当时胡风问题还没那么严重，奶奶更不会知道得太详细，不过她知道有胡风的信在床底下，组织上派人来谈胡风的事，又是儿媳的同学，她当然采取热情待客的态度，支持儿子的工作，很自然就把信从床下拖出了，她不可能想到这件事的后果。)

近十几年来，我们父女断断续续地聊过胡风一案，集中起来，大致如下。

谈到当年的批判，父亲细说原委：“当时，叶遥拿来批判提纲，宗派主义是最后一个，我说：就写这个吧，因为那是最不上纲上线的。我也一向有这个看法，胡风派排斥很多人，比如，我认为茅盾的小说就不错，他们说他是市侩；沙汀的《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多好，我很喜欢，他们也都攻击。我新中国成立前就问过胡风：是不是把文艺界看得太糟了？我们是不是太孤立了？他还很不高兴。”

我看过《致路翎的公开信》，觉得通篇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而落井下石是要把人砸死，感觉是不一样的。

父亲说：“这就没法说了，你说是这样，他们非说不是这样，没法说。一打成反革命更没人管你原来的意思了。”

不过，我认为公开胡风的信，那些骂人的话倒真是很容易让人扣帽子。

父亲认为那是现在人的思维。新中国成立之初，反革命是有特指的，比如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一贯道”、反动会道门的等等。而胡风一贯拥护共产党是谁都知道的，文人在信中骂骂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宗派问题上升为反革命，实在是没想到。

对于私人信件公开问题，父亲说：

“那时，隐私观念比较淡薄，觉得私人所有东西都可以向党公开，对党不存在任何秘密。鲁迅不是也公布私人信件吗？”

我又想起李慎之的“事无不可对党言”的话，觉得当时新政权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政治高于一切。其实，胡风不是也政治第一，早一年就向党举报父亲是国民党派来搞破坏的人吗？这倒真是当反革命举报了。

对于“借检讨向上爬”，父亲淡然一笑说：“这个说法无聊得很。那时实在厌烦了做行政工作，整天就是送往迎来，一天几个宴会，哪个不到都不行，痛感没有读书时间。为了留我在广西，省里拿出省文委秘书长、省出版社社长、省文联主席的职务让我挑，都是正职，可我不想干。”

我说：“阿爸，胡风要你在实践中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你体会出了伟大尽力符合它，按说是必然结果。可是真这么做了，反过来又说是叛徒；你希望朋友们也和自己一样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又说是拿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那怎么既体会了毛泽东的伟大又不背离胡风呢？”

父亲说：“不懂。”

我说：“现在的人，自以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就可以放言高论，信口开河。”

父亲说：“是有这个问题，自以为掌握真理，容易叽里呱啦说下去！你看斯大林的文章，就有这个特点：非此即彼，简单明了，那种代表真理的样子，当时我们还很佩服，想学。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以势压人，主观武断，那种文风发展下去，就是‘文革’时‘唯我独革’的文风。”

有一天，周绍良先生给父亲打来电话，说：

“我建议你把《回归五四·后序》压缩，再写一篇短的，这篇太长，一般人不仔细看。我再约一些老朋友写文章呼应。我们同事几十年，你是什么为人我们最清楚。说你借出信是‘泄私愤’我不赞成，那不是你的为人。”

父亲说：“没办法缩短，要想说清楚，只有那么长。再说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我，动辄大骂，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