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刊登了父亲的《回归五四·后序》,随后半年,报刊上评论不断。这年年底,11月29日,《文艺报》发表了叶遥女士的文章——《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她写文章之前曾专门给父亲来过电话,因为几十年断了联系,接到她的电话父亲还颇感意外。叶遥说:父亲的《回归五四·后序》发表后,文坛上挺热闹,她大致都看了,知道内情的朋友们纷纷劝她写文章,说:“你应该站出来说说话了,你是第一当事人,只有你最清楚当年的事。”她同意朋友们的建议,想来聊聊。

她来时,我还细问过当时的情形,叶阿姨说:“嗨,当时你爸好像还不想拿出信来,推说没在身边,是你奶奶弯腰从床下拖出一只小皮箱说:‘喏,都在里面呢!’”

我因此问过父亲:“当初是不想拿出信吗?”

父亲说:“不想拿出来。因为那些信挺珍贵的。原来是奶奶先把箱子拖出来,这个细节叶遥不说我都忘了。”

“阿爸,早就催你写写当年是怎么交出信的,那么多人劝你写。后来还是马蹄疾来采访,你才把经过说了说。现在幸亏叶遥主动写出经过,不然大家都按照林默涵的说法,说你特地拿着信跑到中宣部交给他,多糟糕啊!”

父亲说:“我写了有什么用?他们会说:‘啊!还在辩护!’”

“说什么是他们的事,但是你也得说啊,不然,就听林默涵一面之词。绿原不是已经改口,说:‘至于信是怎么交出的,现在有两说。’可见叶遥文章不容忽视,比单持林默涵一说强多了!”

父亲说:“那倒是的。也可见单靠我说,他们不会信的,反而更会大骂!”

我不得不承认,父亲说的是对的。

(有朋友曾问:你奶奶拿出信来是因为心疼儿子,怕儿子出事吧?其实不是这么个问题。当时胡风问题还没那么严重,奶奶更不会知道得太详细,不过她知道有胡风的信在床底下,组织上派人来谈胡风的事,又是儿媳的同学,她当然采取热情待客的态度,支持儿子的工作,很自然就把信从床下拖出了,她不可能想到这件事的后果。)

近十几年来,我们父女断断续续地聊过胡风一案,集中起来,大致如下。

谈到当年的批判,父亲细说原委:“当时,叶遥拿来批判提纲,宗派主义是最后一个,我说:就写这个吧,因为那是最不上纲上线的。我也一向有这个看法,胡风派排斥很多人,比如,我认为茅盾的小说就不错,他们说他是市侩;沙汀的《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多好,我很喜欢,他们也都攻击。我新中国成立前就问过胡风:是不是把文艺界看得太糟了?我们是不是太孤立了?他还很不高兴。”

我看过《致路翎的公开信》,觉得通篇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而落井下石是要把人砸死,感觉是不一样的。

父亲说:“这就没法说了,你说是这样,他们非说不是这样,没法说。一打成反革命更没人管你原来的意思了。”

不过,我认为公开胡风的信,那些骂人的话倒真是很容易让人扣帽子。

父亲认为那是现在人的思维。新中国成立之初,反革命是有特指的,比如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一贯道”、反动会道门的等等。而胡风一贯拥护共产党是谁都知道的,文人在信中骂骂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宗派问题上升为反革命,实在是没想到。

对于私人信件公开问题,父亲说:

“那时,隐私观念比较淡薄,觉得私人所有东西都可以向党公开,对党不存在任何秘密。鲁迅不是也公布私人信件吗?”

我又想起李慎之的“事无不可对党言”的话,觉得当时新政权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政治高于一切。其实,胡风不是也政治第一,早一年就向党举报父亲是国民党派来搞破坏的人吗?这倒真是当反革命举报了。

对于“借检讨向上爬”,父亲淡然一笑说:“这个说法无聊得很。那时实在厌烦了做行政工作,整天就是送往迎来,一天几个宴会,哪个不到都不行,痛感没有读书时间。为了留我在广西,省里拿出省文委秘书长、省出版社社长、省文联主席的职务让我挑,都是正职,可我不想干。”

我说:“阿爸,胡风要你在实践中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你体会出了伟大尽力符合它,按说是必然结果。可是真这么做了,反过来又说是叛徒;你希望朋友们也和自己一样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又说是拿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那怎么既体会了毛泽东的伟大又不背离胡风呢?”

父亲说:“不懂。”

我说:“现在的人,自以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就可以放言高论,信口开河。”

父亲说:“是有这个问题,自以为掌握真理,容易叽里呱啦说下去!你看斯大林的文章,就有这个特点:非此即彼,简单明了,那种代表真理的样子,当时我们还很佩服,想学。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以势压人,主观武断,那种文风发展下去,就是‘文革’时‘唯我独革’的文风。”

有一天,周绍良先生给父亲打来电话,说:

“我建议你把《回归五四·后序》压缩,再写一篇短的,这篇太长,一般人不仔细看。我再约一些老朋友写文章呼应。我们同事几十年,你是什么为人我们最清楚。说你借出信是‘泄私愤’我不赞成,那不是你的为人。”

父亲说:“没办法缩短,要想说清楚,只有那么长。再说他们的眼睛都盯着我,动辄大骂,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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