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学大师
他的学生俞乃蕴曾回忆说：‘当年，冯老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纵横五千年，可谓洋洋大观……如入胜境，别有洞天。’
潜心研究，编出“毛主席都说好”的《历代文选》
上世纪五十年代位于张自忠路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门
1954年8月，冯其庸奉调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这时他刚满30岁，从此走上了真正意义的教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之路。
为了讲好课，他要把每一篇作品读深研透，从字到词，从词到句到段到篇，直到完全理解和贯通，有了自己的新的理解，才去讲授给学生。为了讲好课，他不敢稍有松懈。当时正是运动多、会议多的时期，他每天读书备课只能在晚上散会之后，关起门来，一直到深夜两三点钟。他给自己规定了一天必须读多少页书，雷打不动，白天耽误了，晚上一定补回来。他宿舍的灯光，差不多总是全校最后一个熄灭。
他的学生俞乃蕴曾回忆说：“当年，冯老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纵横五千年，可谓洋洋大观……如入胜境，别有洞天。”
冯其庸与夫人夏
涓合影
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其庸全家福照片
从这时起，冯其庸在教好课的同时，开始了学术研究。1956年到1965年之间，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古代文学史的论文。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由于以往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一开始研究就显得境界不凡，眼界高广，气象宏阔。例如《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一文，从最早的散文《尚书·盘庚》篇，一直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历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之风格、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把三千多年千容万状、波澜壮阔的散文发展史描绘得脉络分明，既有总揽全局、高屋建瓴式的概括，又有对一支一脉异彩纷呈、生动无比的阐发，如果不具备牢笼万象的气概、烛隐探微的卓识以及随物曲折的笔力，是根本办不到的。冯其庸这十年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逝川集》，1980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这一时期，冯其庸还主编了一部“连毛主席都说好”的《历代文选》。
冯其庸为学生何根生作业所写的评语（1962年）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人民大学中文系开设的几门课程都没有教材，冯其庸和国文教研室的几位老师为大一学生编写了一本《古代散文作品选》。该教材的体例是冯其庸提出的，审稿、统稿工作也是他完成的，他还为许多选文撰写了题解、注释和作者简介。教材印成了讲义，发给学生，反映很好。没想到的是，这本校内用的油印教材，被中国青年出版社周振甫先生看到，一眼相中，觉得选目精当，注释质量高，尤其是其体例让人耳目一新，像这样从先秦到清末的古代散文选本，解放后还没见过，非常适合当时的需要。经和学校商量，决定正式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请冯其庸担任主编，他没答应，署的是教研室的名字，但实际上他做了主编的工作。为了便于读者对中国散文发展脉络有个整体了解，他还连续几天开夜车，赶写了一篇长序，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得到了编辑们的交口称赞。这本书，就是时任人大校长吴玉章所讲“连毛主席都说好”的《历代文选》。
冯其庸《瓜饭楼丛稿》出版座谈会
2011年1月， 35卷本冯其庸文集——《瓜饭楼丛稿》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部特色独具的《中国文学史稿》（上下二册）。这是当年冯其庸讲授中国文学史自己编写的教材，一直未曾正式出版。此次随文集出版面世，人们才知道当年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曾经独立完成了70多万字现在看来也很有学术价值的《中国文学史稿》。这部教材底稿“文革”中遗失，幸亏他的两个学生珍藏了当年教材的油印本，这部别具一格的文学史著作才得以在半个多世纪后出版。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想见当年作为青年教师的冯其庸教学是何等认真，又是何等勤奋了。
《瓜饭楼丛稿》35卷
文献研究，多视角观点新
冯其庸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是多方面、多视角的。他在《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一文中，阐述了作家出身和其作品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既要“知人论世”，又要注重对作品的分析，这样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通过《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一文，他阐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问题；而在《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一文中，又论证了“作家艺术风格的既多样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愈是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他的艺术才能也一定愈丰富多彩。思想、个性和艺术兴趣，是作家、艺术家艺术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他的创作中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来”的观点；像《试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一文，则又从古典文学的创作手法，说到了对时下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
还有一些鉴赏性的文章，如《司马迁的人物特写》《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简练”的技巧》《叙事·议论·抒情—读〈张中丞传后叙〉》《意在言外—读〈醉翁亭记〉》等文，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他不凡的文学鉴赏能力。
对任何问题，冯其庸都能独立思考，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如《论北宋前期两种不同的词风》，通过大量文献，辨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主流的观点实际上并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进而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北宋前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词风。文中深入分析了这两种词风在思想内容、表达情感和艺术风格上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遭遇和美学观点等等的不同决定的。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的高度赞誉。再如《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文，阐释了陶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乃是针对当时很有影响的两汉经学繁琐训诂之风而言，表达了对这种繁琐考证之风的厌弃，并非马马虎虎之意。
可想而知，冯其庸当时三十刚过，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若没有多年来的艰辛付出、孜孜苦学，是不可能做到的。
文史印证，发现大型文化遗址
冯其庸的文史研究，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格外重视实地调查，重视出土文物和地面文化遗存的考察。他认为，实践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书面文献与出土文物及地面文化遗存两者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他在文献研究的同时，格外注重实地调查。他认为，实地调查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他说：“在文史研究中，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许多新的思想、新的发现，是来自实地调查。”他把游历称作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书”，认为，不断地行走，不断地探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真相，不仅与著书立说一样重要，甚至还是一切论述的基础。
1964年秋到1965年暑假前，他在陕西长安县参加“四清”，一到节假日，他就抓紧时间四处考察“游学”，尤其是对他读过的书中提及之地，他更是兴趣盎然，因为这既能领略文化，感受历史，又能求得同原来所读的书本知识相互印证。
这期间，他攀登过唐人反复吟咏过的终南山，参观了王曲的杜甫祠堂，访查了神禾塬上的香积寺遗址，拜谒了埋葬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灵骨的塔，调查了秦代的阿房宫遗址、汉代的未央宫遗址、唐史唐诗中提到的兴庆宫和花萼楼，参谒了周至县的草堂寺，领略了大诗人王维居处的辋川风物，登上了华山顶峰，观览了玉女峰、落雁峰、松桧峰、莲花峰、仙掌峰等，观赏风物，感受历史，一次次走进了大诗人的精神世界。
1964年11月至1965年5月，冯其庸等在陕西长安县王曲公社北堡寨、南堡寨发现的部分新石器时代陶片、陶器和石器
在王曲的实地调查中，他和另外一位老师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遗址，在那里发现很多陶器碎片，因为他一直思考着“中国文学共有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特别注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读了很多有关著作，曾先后参观过仰韶、河姆渡、良渚、红山、裴李岗、大河村等新石器文化遗址。所以，当他仔细查看了这些陶片之后，马上断定这些应当是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于是他们又一起到北堡寨、南堡寨、藏驾庄一带勘察，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一个灰坑，采集到陶片数百片和近二十件复原后完整的陶器，挖出了多种石器、骨器、蚌器和已经形成化石的鹿角。此后他们又多次到这一带考察和采集，陆续发现了多处文化堆积和一座大型周代墓群。他把这些发现一一做了详细记录，报告给了陕西博物馆，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重视，也得到了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大力肯定。1981年，他根据当年的材料，写成了在考古学界看来都“非常内行”的考古调查报告《陕西长安县王曲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一文。
冯其庸在长安县马河滩大队参加“四清”工作时留影
干校三年，尽读“天地间大书”
1966年6月初，他奉命拟写了北京市新市委成立后的第一篇社论《热烈欢呼中央的英明决定》文稿。但到6月中旬，政治形势大变，他竟被打成中宣部“阎王殿”中的黑线人物、“三家村”中的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批斗对象。一直到1970年3月以前，都是在批斗和红卫兵监管下的劳动中度过的。到了1970年3月，他和人民大学的老师们被发遣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思想改造。
干校的三年，也是他大游历的三年。但他的游历，利用的都是节假日或者探亲的时间。因为这里没有书读，也没人敢读，他怕大好时光被白白浪费了，所以正常的劳动和政治学习之外，他把游历当做另一种学习和另一种研究，当成了读“天地间的大书”。
干校的第一年，1970年9月，他利用探亲假期，游览了杭州的灵隐寺、西湖、虎跑泉、六和塔和石屋、水乐、烟霞三洞等古代名胜；重游了无锡太湖、惠山等阔别了八九年的家乡山水；登泰山，考察石刻石碑；游大明湖、趵突泉；上黄山，饱览奇峰美景。
干校的第二年1月，利用过年假，他除夕即启程游览。赴桂林，去阳朔，欣赏漓江两岸美景；冒雨上七星岩和芦笛岩，记录崖壁上的题记和诗句；到长沙，参观船山学社、清水塘毛主席湖南区委旧址、第一师范；上岳麓山，赏爱晚亭，至麓山寺，访查李北海所书碑文；谒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5月至10月间，又利用大休日或者探亲假，在江西、浙江、河南、江苏，先后游历了严子陵钓台、乌龙山、七里泷、灵隐寺、庐山仙人洞、花径、牯岭、含鄱口、白龙潭、乌龙潭、三宝树、琵琶亭遗址、烟水亭、龙门、潜溪寺、奉先寺、白居易墓、甘露寺、瘗鹤铭残碑、定慧寺、彭玉麟梅花刻石、会稽山禹陵、秋瑾故居、东湖、越王台、鹅池亭、青藤书屋遗址、陶村的渊明醉石、米芾等人书法题刻、黄岩瀑、龙潭、香炉峰、李
读书处、万松寺、观音桥、栖贤寺、白鹿洞、海会寺、周瑜点将台、周敦颐爱莲池、石钟山、徐孺子墓等等名胜古迹。
当时的交通条件还比较差，为了游历，坐硬板车、住小旅店，租茅草屋甚至在柴垛过夜，他都经历了。通过游历，他越来越感觉到“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如果仅有书本知识，而缺少“行万里路”这一课，其知识结构就会有缺陷，绝成不了大家。
这样的环境下，他不能读书本的书，却饱览了天地间这本大书。不但没有光阴虚掷，还为他成为“大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出任国学院院长，为复兴国学做出贡献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校长力邀冯其庸出任国学院首届院长。冯其庸推辞不过，同意暂任两年，以便过渡。出任院长后，他全力投入工作，除了及时吸引资金，提振了国学威望之外，还结合古代书院和无锡国专办学传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加强师生互动，确立新型师生关系，实行导师制；亲自延聘校外专家学者，成立专家委员会；学生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注重实地考察，养成良好学风；举办“国学论坛”，不定期地邀请一流学者来校讲学，让学生领略大师学问，提升人生追求。这些做法，现已形成了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办学特色。
在课程建设上，他确立了以经典研读为课程主干，如《论语研读》《老子研读》《左传研读》《文心雕龙研读》等等，再辅之以通论课程，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等的课程，解决了以往按照文史哲分类割裂古代中国的经典著作，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的弊端。
中国的历史，也是多民族共同建设的历史，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复兴国学既不应该排除西学，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也必须正确对待我国多民族、各地域文化在形成多元一体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传统的学术范围较过去有了很大扩展。基于这些考虑，他提出了“大国学”的主张，把敦煌和西域文献、出土简牍和汉画等，都纳入了国学研究的范围；创建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
冯其庸在国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言
在国学复兴发展上，他主张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从培养学生入手。
他提出的办学理念，得到了国学院顾问季羡林先生的赞许，也得到了学术界最为广泛的共识。这是作为教育家和国学大师的冯其庸又一个事业高峰。
2002年11月19日冯其庸在《论红楼梦思想》首发式上（左一王文章；左二启功；右一王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