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阿斯特财富的势头
正是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1837年的金融恐慌中，阿斯特明显积极地从别人的绝望中获取了利益。一位同时代的叙述者写道：“在1836～183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他通过购买政府的股票、债券和抵押贷款，从而使自己的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他很乐意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从陷入贫困的持有者手里购买抵押契据；当这些契据到期的时候，他就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他还以在当时看来极低的破产价格购买抵押财产。”
如果7％的利息没有准时支付，阿斯特就会坚定不移地利用法律的每一项规定，申请撤销抵押品的赎回权。法院很快就会做出回应。他就这样一块地接一块地、一笔财产接一笔财产，取得了完整的所有权。
家庭的痛苦，社会的悲痛和苦难，四顾茫然的绝望和毁灭，迫使很多人去行乞和卖淫，还有一些人则一死了之，所有这些都对阿斯特毫无影响，只会让他更加干劲十足地利用别人的不幸和悲剧为自己牟利。
如今，适用于每一次金融恐慌的向心法则，其作用都非常明显。这一法则就是：恐慌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手段，非常富有的人借此可以占有越来越多的一般产品和财产。由于1837年的恐慌，小土地所有者阶层元气大伤，独立商人的数量锐减；这两个阶层的相当一部分人被迫沦为工薪一族。
阿斯特财富的增长
在1837年的金融恐慌之后几年的时间里，阿斯特的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商业复苏，物价上升。正是在这个时候，移民大量涌入。1843年，共有6万移民进入纽约港。4年后，这个数字是一年12.9万人。它很快就上升到了一年30万人；打那以后，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增长。其中大部分移民留在了纽约市。土地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强劲；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快。几年前还荒无人烟的空地，很快就人满为患。地主所有制和贫民窟齐头并进，繁荣兴旺，互相促进。1812年的纽约市有10万人口，它的一些偏远农场、岩石地和沼泽地，成了1840年的人口稠密的都市区，有317 712居民，而到1850年则接近50万。劳动者尽管干活非常卖力，却因为房租的连续上涨而普遍贫困，他们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劳动成果，以换取丑陋而狭小的栖身之所。
纽约城一角（公园大道）
一旦牢牢地控制了土地，阿斯特绝不会卖掉它。从一开始，他就采用了按一定的年限（通常是21年）出租土地的计划，打那以后，这一计划被他大多数子孙后代虔诚地遵守。市中心的大片土地他都任其闲置多年，当城市在它们的周围飞速发展的时候，它们的价值便有了巨大的增长。他常常拒绝建房子，尽管对土地和建筑有强大的需求压力。他的原则是，要一直等到那些迫切需要使用这些土地的人来求他并接受他所提出的条件时。可到最后，人口和商业的发展使得他的土地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人们不得不按照租赁的方式来获得它。
阿斯特对租金的勒索让人不堪重负，但他不会作任何让步。承租人必须自己掏腰包建造他的住所或营业场所；在21年的租赁期内，他不仅要按照土地价值的5％或6％向阿斯特缴纳租金，而且还要承担所有税收、维修和其他费用。当场地租期届满时，上面的建筑物便成了阿斯特的绝对财产。租赁阿斯特的土地并建造出租公寓或商用建筑的中间房东、投机的租户或做生意的承租人，都必定要收回他们支付给阿斯特的高额租金。因此，他们要么把过高的租金强加给租住的工人，要么提高价格以便让他们的商品能够产生更高的利润。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都是由生产者来买单。
地主逃税
整个法律机器，被阿斯特及其他地主冷酷无情地用在了坚持他们作为地主、出租人或承租人的权利上。没有一个实例，能说明阿斯特们有过任何仁慈的行为，譬如，延长承租人拖欠租金的期限。不管承租人的家里是否有病人，也不管他们的境况有多么糟糕，只要他们有丝毫拖欠，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就会立即被赶到大街上。
他在利用严厉的法律驱逐欠租者的同时，自己却违犯法律，逃避税收，而这种做法绝对不是阿斯特所独有的。实际上，几乎整个有产阶级都这么干，不只是一次，而是连续不断地逃税，以至于当时的官方报告年复一年地提及此事。1846年，市议会的一份关于税收的报告显示，每年有价值3 000万美元的可征税财产逃避税收，而且官员们也没有做出任何真心实意的努力以纠正这种状况。有产阶级——正是他们要求制定严厉惩罚流浪汉和穷人犯罪的法律——当中的道德状况，清楚地显示在纽约市议会的一个委员会1847年提交的这份报告中：
过去几年来，那些在本城经商并享受市政府所提供的保护和好处及其巨大的公共福利改进的人，他们的偷逃税收引起了市政当局的注意，催生了各委员会的报告，并导致了要求立法机关给予救济的申请，但人们对公正和合理政策的要求却被忽视了。
它们必然被忽视，理由非常明显，因为控制政府的正是商业阶级。这一阶级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符合其利益的法律，另一方面又要求部分或完全豁免那些对其利益和利润有不利影响的法律。于是，报告继续写道：
我们的富商和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总是找借口把家迁移到附近的地方，因此逃避所有的税收，除了他们所占住的房产之外。纽约有2 000多家从事商业的公司，其投入的资本被用在纽约，个人财产总计高达3 000万美元，就这样逃避了税收。
欺骗是一门艺术
该委员会指出，按照1％的税率计算，纽约市就这样一年被骗走了22.5万～30万美元。这2 000多家每年都欺骗纽约市的公司业主，都是本城非常受尊敬、有影响的商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虔诚的教会成员，很多人是救济穷人的慈善团体的董事或成员，他们自诩拥有高尚的品格和出众的才能，可他们全都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争取改善境况的任何运动，指责这些运动敌视财产安全，危及社会福利。年复一年，仅此一项，每家公司平均每年就从纽约市骗走了150万美元，其他方面的欺骗就更不用说了。然而，纽约市一次也没有援引法律来对付他们。他们所逃避的税收，都落在了工人阶级的身上，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数不清的其他形式的间接税，最终也要由工人来承担。然而，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穷人偷窃了价值超过25美元的财产，就会被判处刑期较长的大盗窃罪，从而身陷囹圄。在每座城市，譬如，在波士顿、费城、辛辛那提、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及其他每一个地方，情况都是一样的，或者几乎是一样的。富人逃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必要作伪证的话，他们会爽快地犯下伪证罪。阿斯特远非例外。他只是整个商业阶级的一个杰出典型。
但是，在一个理论上是民主的、依赖于公民投票权的政府中，有产利益集团是如何控制政府职能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公民投票并制定（或规避）法律的呢？
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影响力和方法。首先，“贵族优越”这一古老的英国观念，对美国人的思想、习俗和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小册子作者、政治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编辑一直在不断传播这些观念。在英国，这一观念主要根据血统被应用于天生高贵的社会等级，而在美国，它被适用于本地贵族、商人和土地拥有者。在英国，它是等级和财产的混合物，而在不存在贵族头衔的美国，它成了有产阶级所专有的象征。社会以很多公开而微妙的方式，谆谆不倦地告诫人民，要尊重财产的神圣，正如他们在过去被谆谆教导要谦卑地敬仰国王的威严一样。有人鼓吹并告诫我们，有财产的人代表着社会中的价值、稳固、美德和智慧。他们是坚实、可靠的人。无产者有什么重要价值呢？的确，他们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粗俗的人；他们的观点和愿望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
民意是如何制造的
教会声称要向所有人传道，然而它们主要依靠有产者的捐赠。此外，神职人员——至少是他们当中的权势人物——本身就是有财产的人。大学里的说教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刚好符合不同时期的商业阶级想要传授的观点。很多大学是用商人捐赠的经费创办起来的。报纸被有产阶级的广告所养活。各种立法机关主要的法官席位则完全是由律师阶层的人来填充；而这些律师的客户大多是富人，很少有律师热衷于穷人的案子。他们都是一些被先例和自身利益包裹起来的人，完全接受这样的信条：他们所关心的法律，都是为了有产者的利益而制定和执行的。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全都与有产者结成了同盟。
就这样，很多势力全都串通一气，把这样一种观念深深地灌输到所有阶层的脑海里：有财产的人是社会的中坚。因此，随着这一观念被不断灌输进每一个社会阶层，它被体现在思想、习俗、法律和趋势中也就无足为怪了。因此，当一次无产者的起义宣布看上去极端革命的激进原则的时候，同样也无足为怪了。所有社会，除了小部分工人阶级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被财产的符咒给迷住了。
财产神圣
从这一流行观念中，发展出了很多的解释和部分的法律执行。一位立法议员、行政长官或法官可能非常反对贪污腐败，但在商业阶级及其联盟不可抗拒的强大推动下，他们被迫接受了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财产的权利和优势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说富人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完全是贿赂这一腐败手段的结果，是荒谬可笑的偏见。还有一种更微妙、更有效、也更危险的腐败形式，这就是思想的腐败。千百年来，所有政府都在遵循这样一个坚定而一贯的原则：财产神圣优先于人类生活的考量，一个有财产的人对社会来说不大可能是一个罪犯和一种危险。在各种不同的伪装之下，教会、大学、报纸、政治家、法官，全都是这一原则的解释者。
人们沉迷于对财产的歌颂与赞美。但是，这些教义得到了另外一些增加其效力的方法的补充。我们已经看到，独立革命之后，有产阶级是如何拒绝把投票权授予那些缺少财产的人。他们担心，财产将不再能够掌控政府。逐渐地，他们被迫向公众的要求做出让步，允许成人拥有投票权。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一股新的、令人恐怖的力量；如果选票将决定政府的人选和政策，那么，占大多数的无产者最终将会压倒他们并通过全新的法规规章。
经过漫长的斗争之后，在一个接一个州，有产阶级被迫把投票权授予公民，不管他们有没有财产。在纽约州，1822年采用了无条件限制的成人投票权，但在其他州，这一革命性的改变更难发生。例如，在《独立宣言》采用之后的60多年里，新泽西州基本的投票权法律一直保持不变，这样做所依据的是1776年7月2日（即《独立宣言》采用的两天之前，还有人说就是在采用当天）新泽西殖民地议会所通过的一项法案。除了其他的规定之外，这项法案还要求，选民必须“拥有价值50英镑的财产，并在殖民地拥有明确的地产”。新泽西州议会在1820年6月通过的一项法案的第四章明确地重申了同样的财产资格。然而，到1840年前后，几乎所有州全都采用了成人投票权，只不过它仅仅适用于白人。最严重、最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罗得岛州。1762年通过的一项法案宣布，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选民，必须至少拥有价值40英镑的财产。在接下来的80年里，这部法律一直在罗得岛有效。在1811、1819、1824、1832和1834这几年，工人（官方报告称之为“技工”）做出了最坚定的努力，试图废除这一财产资格限制，但掌握着立法权力的有产阶级却拒绝做出任何改变。根据这样一部法律，占总数1/3的男性成年居民很容易左右选举的结果。罗得岛所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是184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共有8 662人投票，而永久居民中成年男性人口的总数为2.4万。有产阶级这种敌意，结果导致了一次工人暴动，在传统的历史中，这次暴动被诋毁性地称作“多尔叛乱”（Dorr’s Rebellion），关于这一事件，至今尚未有人讲述过它的真正历史。这场运动最终迫使罗得岛引入了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的投票权。
有产阶级如何面对遍及整个美国的这种投票权扩张呢？
当年在费城宣读《独立宣言》时的情景
投票腐败
系统化的腐蚀选民如今开始了。贿赂某些立法议员以投票支持银行、铁路、保险公司及其他特许状的政策被扩大，向下进入了基层选区的政治，在权力的源头腐蚀选民。有产利益集团拿出一部分通过商业欺诈或土地勒索所挣到的钱，起初通过亲自参政，后来通过卑鄙政客来操作，纠集议会党团，操纵初选，贿买选票。城市和乡村社群都是如此。在很多乡村地区，人们的道德水平非常低，尽管他们有上教堂的习惯。城市像过去一样，继续控制一定的人员限额，那些贫民窟和窄街小巷里的人，在贫困或烈酒中沉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不再有男子汉的品格或操守。随着选举的到来，商人、土地拥有者和银行家的钱也来了，进一步腐化这些人，贿买他们手里的选票，怂恿他们违法重复投票。上流社会和贫民窟开始携手合作，一方出钱购买另一方的选票。年复一年，这笔腐败资金不断增长，直至1837年秋，仅银行家在纽约市所筹到的钱就高达6万美元。尽管与后来那些年里所动用的庞大腐败经费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笔钱却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些愚昧无知的移民，在金钱的引诱下投票支持某一方，并重复投票。不久之后，一批批的囚犯被从监狱里买出来，去重复同样的事情，并威胁很多选区的投票。
至于另外一类选民，他们手里的选票买通不了，他们是根据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来投票，但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影响他们：通过报纸和政治演说撰稿人的党派观点来影响他们。这些影响人民的媒介，被有产利益集团以这样那样的形式间接地控制着。财富发挥了实际上的审查作用。如果一份报纸胆敢鼓吹任何不被既得利益集团认可的议题，它立即就会感觉到有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会撤回广告，收回那些银行可以非常有效地利用或滥用的特权。
政治附庸
最后，一些强有力的政治党派都在财富的控制之下；当然，它并不那么公开，而是暗中控制。分歧肯定存在，但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基本的社会结构，也不会威胁到富人所拥有的基本特权。政治斗争，除了后来那场决定奴隶制最终命运的斗争之外，都是假装的战斗。自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的那场选战以来，民众热情最为高涨的莫过于1832年，当时，他们坚定地站在杰克逊总统一边，与合众国银行作斗争，他们把这场战斗看作是美国人民与有钱贵族之间的一场斗争。合众国银行被消灭了，但是，各州的银行迅速接管了合众国银行在剥削过程中长期以来所占有的份额，人民的境况并不比以前更好。一帮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被打倒，只不过是为另一帮资本家扫清了道路。
各政党的竞选经费大部分来自拥有巨额财产的人或类似的既得利益集团。例如，阿斯特一直是自由党的捐助人，如今赞助辉格党，又赞助民主党。反过来，这些政党推选进入立法机关、法院或行政部门的政客，通常都认为自己欠了那些为本党竞选筹款的人的情，在他们竞选连任的时候，这些人有能力通过拒绝给予经费，或者通过支持反对党，从而打败他们。在这些政治斗争中，民众只不过是卒子，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懂得身陷其中的所有兴奋、党派活动和狂热，其意义通常只不过是更牢固地把他们束缚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它的受益者不断地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和特权，他们的财富也因此迅速增长。
阿斯特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
如今，阿斯特是美国最富有的人。1847年，他的财富据估计足足有2 000万美元。在整个美国，甚至没有一个人的财富跟他接近。对他的巨额财富，美国人莫不叹为观止。从当时的观点看，他的财富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妨把那一时期另外一些被认为非常富有的财富与之做个对比。
1847年和1852年，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的出版人摩西·耶鲁·比奇（Moses Yale Beach）的领导下，先后出版过一本罗列大量纽约富人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内容确保了严格准确。小册子显示，那个时候纽约城约有25人被归类为百万富翁。其中最突出的包括：彼得·库珀（Peter Cooper），其可以确认的财富是100万美元；古莱特家族，200万美元；罗瑞拉德家族，100万美元；摩西·泰勒（Moses Taylor），100万美元；A.T.斯图尔特（A．T．Stewart），200万美元；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150万美元；以及威廉·B.格罗斯比（William B．Crosby），150万美元。还有几个人的财富达到了50万美元，有几百个人的财富从10万至30万美元不等，平均财富在10万～20万美元。费城出版的一本类似的小册子显示，该城共有9位百万富翁，其中100万美元以上的只有两位。关于波士顿及其他城市的个人财富，没有可用的原始资料。当时的历书中偶尔会简短地提到某个富人去世。新奥尔良市的亚历山大·米尔恩（Alexander Milne）去世的时候有记录，他把自己2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M.科内（M．Kohne）在同一年去世，他唯一记录在案的事实是他留下了73万美元的慈善遗赠。1841年，新奥尔良的尼古拉斯·吉罗德（Nicholas Girod）去世，他留下了40万美元给“各个不同的对象”；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的威廉·巴特利特（William Bartlett）的去世发布了一则信息，通告很少，不过提到了他留下20万美元遗产给安杜佛神学院。这些人很可能都算不上百万富翁，否则人们就会突出地强调这个事实。因此，1843年，当纽约的一位烛花制造商、银行家和土地拥有者皮埃尔·罗瑞拉德（Pierre Lorillard）去世时，留下的约100万美元的财富被认为是如此不
纽约第五大道：富人的聚居地
同寻常，以至于新近杜撰出来的“百万富翁”这个词以大写的形式出现在报纸的通栏标题上。同年去世的费城百万富翁雅各布·里奇韦（Jacob Ridgeway）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现如今，一个身价只不过区区百万的人过世了，只会发表一则微不足道的简短讣告。然而，当纽约城的亨利·布雷伍德（Henry Brevoort）在1848年去世时，他的死却被当作当年的一件大事来报道。据估计，他的财产约值100万美元，主要来自市中心11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起初，他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了一个蔬菜农场，经营着一家牛奶场，每天向市场输送时鲜蔬菜、黄油和牛奶。报纸上的小传写道，布雷伍德是一个“在绘画、文学和各种智力追求上有相当品味的人。他在本市的时尚地区拥有一大片地产，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幢非常气派的房子，雅致的装饰和陈设都是意大利风格。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艺术鉴赏家”。
于是，我们立刻可以看出，阿斯特的财富在何种程度上远远超出当时的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富翁的财富。
阿斯特的财富傲视群雄
阿斯特的财富在当时是巨大的，是所有财富奋斗者高山仰止的一个目标。制造业在社会和工业体系中尽管必不可少，然而，在积累巨额财富上，制造业所占有的位置却惊人地次要和低级。1844年发布的美国制造业的统计数据显示，其投资总额是307 196 844美元。而当时，阿斯特的财富占到了整个美国在棉花、羊毛、皮革、亚麻、钢铁、玻璃、食糖、家具、帽子、丝绸、船舶、纸张、肥皂、蜡烛、马车——换言之，即文明使之成为不可或缺之需求的每一种商品——上所投入资本总额的1/15。
阿斯特在纽约的宅邸
这位财富巨头的最后几年是在奢华、赞美和权力的氛围中度过的。他在百老汇（紧挨着王子街）建起了一幢自命不凡的宅邸，装饰着金钱价值远远超过艺术价值的艺术品。他中等个头，依然相当结实，但曾经饱满的脸庞和深邃的眼眸如今由于岁月的侵蚀而松弛塌陷。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在王子街的办公室里专心阅读商业报告，那是一幢单层防火砖建筑，窗户被厚重的铁栅守卫着。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星期，是在他位于第88街和东河之间的那幢乡村别墅里度过的。他看上去虚弱而疲惫，以至于不得不像女人怀中的婴儿一样获取营养，不得不让人把他放在一床毯子里颠簸，以此进行锻炼。然而，他依然保持着警觉来审核租户的每一笔欠款，他要求代理人提交每天的账目。帕顿（Parton）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早晨，这位先生［代理人］碰巧在阿斯特正享受毯子锻炼的时候走进了他的房间。老人从毯子中喊道：
“××夫人交过租金没有？”
“没有。”代理人答道。
“好吧，但她必须得交。”这位可怜的老人说。
“阿斯特先生，”代理人答道，“她眼下交不了租金，她有很多的不幸，我们必须给她时间。”
“不，不，”阿斯特说，“我告诉你，她有能力交租金，她会交租金。你没有采取正确的办法对付她。”
代理人离开了，对阿斯特的儿子提到了老先生对这笔未付租金的担忧，他儿子一五一十地把所需的金额数给了代理人，告诉他把这笔钱交给老人，就好像从租户那里收来的一样。
“你瞧，”阿斯特收到这笔钱的时候叫了起来，“我告诉过你吧，只要你用正确的办法对付她，她就会交租金的。”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之死
就这样，直到临死的那一刻，阿斯特都在榨取承租人；他的心思全都集中在那些卑鄙的方法上，长期以来，这些方法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宗教；带着喜悦和兴奋注视着他长长的财产清单；阿斯特就这样撒手归西。他死于1848年3月29日，享年84岁。几乎就在他辞别人世的同时，工人游行队伍兴高采烈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纽约城。他们在庆祝1848年的法国革命，这次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美国；这场革命是巴黎工人的鲜血引爆的，不料后来被中产阶级的阴谋诡计所扼杀，转变成了拿破仑三世的腐败专制。
这位老商人留下了一笔约值2 000万美元的财产。其中大部分传给了威廉·B.阿斯特。遗嘱所揭示的财富规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哪个人死去的时候留下了这么多财富；公众的头脑还不习惯于看到数百万美元被一个人所拥有。纽约的一份报纸《杂志》（Journal）声称，阿斯特的个人财产高达700万～900万美元，而他的不动产大概更多，然后指出：“无论哪个数额都完全超出了我们可怜的理解力；我们认为，在大多数人那里，100万的概念大约与好几百万没什么不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的老板和编辑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持有完全不同的独特观点；贝内特的评论，跟人们对阿斯特的金钱和行为的大肆赞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在1848年4月5日的报纸上，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本报的专栏中发表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奇人的一份权威文本——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遗嘱，这份遗嘱处理了一笔总额约为2 000万美元的财富，分配给他各个不同支系的后代子孙……倘若我是阿斯特的生意伙伴，我要让他记住的第一个观念是：他的一半财产（至少1 000万美元）属于纽约城的人民。在阿斯特一生中的后50年里，他一直在利用纽约的智力、工业、企业和商业，不断扩充财产，足足占到了其总价值的一半。他在40年、20年、10年和5年之前买下的农场和土地，全都由于纽约市民的辛勤劳动而增值了。当然，就其实际价值而言，他的巨额财产的一半都是通过整个社群的勤劳而积累起来的，这一点就像二二得四一样清楚明白。
时代的奇迹
分析家很可能要对这一逻辑的幼稚一笑置之。假如阿斯特有权得到社会集体勤奋所创造的一半价值，那么，他为什么就无权得到全部价值呢？为什么要人为地分开一半呢？他要么有权得到全部，要么无权得到分毫。不过，这篇社论尽管有种种推论上的缺点，可毕竟是报纸观点的一次非同寻常的表达，并且被这家报纸的总体方针所压制，这一方针通常支持商业贵族所要求的法律和制度。
阿斯特图书馆
就这样，这位高踞顶端的亿万富翁去世了，他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和人们仿效的榜样。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很少——深深地哀悼他，他刚刚失去亲人的家人遭受了重大损失，据说，他是个慈爱而纵容的丈夫和父亲。他留下了40万美元的遗赠用于创建阿斯特图书馆，为此，他被人们作为一个慈善家而铭记在心。这笔遗赠受到了人们过于热烈的欢呼；然而，这就是华而不实的荣誉的价值和当前社会的理想；没有人说，仅仅一年掠夺印第安人的收入，就足以实施这件广受赞扬的善举。社会就是这样无视财富的起源，拿出一部分财富作为捐赠就足以让社会兴高采烈。整个财富都来自于人民的集体劳动，那么，以慈善捐赠的形式回馈给社会的一部分财富，实际上只不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毫无疑问，阿斯特认为，就捐建一座公共图书馆而言，他是在为人类做贡献；对他的评判，不应该依据当时几乎闻所未闻的有着利他愿望的工人阶级的规诫和要求，而是应该依据其本阶级（即自称目标高远、手段正当的商业贵族阶级）的标准。
阿斯特去世的时候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但如果没有他们对人民大众所发挥的一致影响，他和他的同龄人就不可能积累起巨额的财富。这一影响是什么呢？大约就在他去世的那个时期，纽约市每125个居民当中就有一个靠救济生活的穷人，每8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靠公共开支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