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吉拉德——最富有的船主
1750年5月21日，吉拉德出生于法国的波尔多，是皮埃尔·吉拉德（Pierre Girard）船长的5个孩子
斯蒂芬·吉拉德
中最大的一个。8岁大的时候，他瞎了一只眼睛，这一损失和残缺使他的情感很容易受到严酷的考验，对他的忧郁和孤僻有很大的影响。他在后半辈子里常常哀叹，弟弟们都被送去上大学，而他是家里的丑小鸭，只能忍受父亲的忽视和泼妇继母的尖刻。大约14岁的时候，为了摆脱这些家庭烦恼，他离家出走，去海上漂泊。在9年的时间里，他往返于波尔多和西印度群岛之间，从船上的侍者一直干到了大副。法国的法律规定，只有在皇家海军有过两次巡航、年龄达到25岁的人才可以担任船长，他规避了这一法律，大约在22岁的时候掌管了一艘商船。在此期间，他经常偷偷地携带自己的货物，并以相当可观的利润卖掉。1776年5月，在从新奥尔良到一个加拿大港口的航行途中，他在特拉华海角水域遭遇了大雾，于是便发信号求救，当大雾渐次散去，能够看到不远处有一艘美国船前来帮他，并得知战争已经打起来了。他从那里匆匆忙忙去了费城，把船和货物都卖掉了（货物只有一部分属于他），用这笔钱在水街开起了一家小店，经营苹果酒、葡萄酒和日用杂货。
吉拉德很快就挣到了钱，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名叫玛丽·卢姆（Mary Lum）。她通常被描述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仆，脾气十分火暴。这个不幸的女人后来发疯了，这无疑要归因于她丈夫的吝啬和令人生畏的性格。一位最偏袒他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他：“就身体而言，他又矮又结实，一副阴郁呆板、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脸色，浓眉和独眼使他的脸显得几乎是丑陋不堪。就举止风度而言，他冷淡而矜持，邻居们不喜欢他，其中大多数人怕他。”
有人指控，他在英国人占领费城期间大搞两面派，口是心非，一面假装是个爱国者，发誓效忠于殖民地，另一面却偷偷摸摸地与英国人做生意。他的传记作者们都没有否认这一指控。在一个接一个商人因为贸易中断而破产的时候，吉拉德却财源不断。到1780年，他再一次进入航运生意，他的轮船定期往返于美国各大港口与新奥尔良和圣多明戈之间。据说，他的利润中，有不少来自于奴隶贸易。
他如何建造自己的船
他跟弟弟吉恩·吉拉德（Jean Girard）之间的一次纠纷不断的合伙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哥俩没法达成一致。在1790年散伙的时候，斯蒂芬·吉拉德所分得的利润达到了3万美元。吉拉德最大的一笔横财，来自几年之后圣多明戈的黑人反对法国人的起义。他有两艘船停泊在圣多明戈的一个港口。起初，在人们低声议论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当地的很多种植园主收拾了他们的金银细软，存放在吉拉德的一艘船上，然后匆匆返回，去拿剩下的东西。按照普遍的说法，结果是这样的：种植园主们再也没有回来，显然成了愤怒的起义者的刀下之鬼。这两艘船回到了费城，吉拉德连续不断地刊登广告，寻找这些贵重物品的主人。物主始终没有出现，吉拉德于是卖掉了这些物品，把所得的5万美元存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休顿（Houghton）说：“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帮助，第二年，他便开始建造那些壮观气派的大轮船，使他能够积极地从事中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
打这以后，他的利润就非常巨大。他的船多次环航世界，每次航行都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他擅长于那些在商业阶级中普遍流行的、与合法的商业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欺骗招数。在写给他的一位船长的指示中，吉拉德清楚明白地指示他在巴达维亚购买咖啡时应该如何隐秘和狡诈。要谨慎防范、小心行事，这是他的警告。要对本次航行的意图和船上现金的数量守口如瓶。对于那些爱打听的好奇者，要给他们布下迷魂阵，告诉他们这艘船将采购糖蜜、稻谷和蔗糖——如果这些价钱很低的话——并补充说，所有的意愿将取决于利物浦的那一小批货卖得是否成功。如果这样做了，你购买这船咖啡的价格，就可以比你老老实实地和盘托出——船上有多少西班牙元，此外还有一船贵重的英国商品，这些都打算用来投资，为费城的斯蒂芬·吉拉德采购咖啡，等等——要便宜10％。
到1810年，我们看到，他下令伦敦的巴林银行，把他存放于该银行的50万美元拿出来，投资于合众国银行的股份。当特许状期满的时候，他成了这家银行的主要债权人；他以非常低的价格，用12万美元买下了这家银行以及银行司库的房子。1812年5月12日，他开办了吉拉德银行，资本金是120万美元，第二年又追加了10万美元。
金融独裁者
吉拉德银行（费城）
他的财富如今多得不可一世；他的权力也广大无边。他成了金融领域一个货真价实的独裁者；一个勤勉刻苦、目空一切的小个子，以他那魔鬼般的独眼，把挡在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踩得稀烂。他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带来恐惧，他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任何一个胆敢跟他作对的人粉身碎骨。1812年的战争给很多商人带来了灭顶之灾，但吉拉德却从不幸的深渊中收获了财富。休顿说：“在谈判中，他强硬而偏执，对自己应得的部分，一分一厘都绝不放过。”在开办吉拉德银行之后，他“发现，政府给的薪水比别的地方都要高，他把工资削减到了跟其他银行同样的水平。在圣诞节，值班的看守总是能从老银行那里得到一件外套大衣作为礼物，但吉拉德结束了这一惯例。他没给任何雇员发过一分钱的奖金，而是只限于他们的合同上所定下的薪水。然而，他却想方设法地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具奉献精神的服务。那些破产的商人总是乞求他施以援手，好让自己重新崛起，但他对这样的恳求置若罔闻。他既不慷慨，也不仁慈。当那位长期为他效劳的、忠实的司库去世的时候，他对这位先生的家人所遭遇的丧亲之痛漠不关心，丢下他们不管不顾，让他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挣扎着生活下去。”
接下来，休顿无意中透露的几件事，足以让我们看到，吉拉德从五花八门的商业活动中所挣到的过高利润。1813年春，他的一艘船被一艘英国巡洋舰在特拉华河口给俘获了。英国的舰队司令担心，如果他让这艘船进入港口，美国的军舰会把它夺回去，于是他通知吉拉德，只要拿出18万美元现金，就可以把这艘船赎回去。吉拉德付了这笔钱，而且，即使在交了这笔赎金之后，这一船丝绸、棉布和茶叶依然给他带来了50万美元的利润。他那些表面上富有公益精神的行为，其实是他赖以捞取利润的手段。好几次，当汇率高到了危及一般商业的时候，他就会利用巴林兄弟银行，转一些钱到美国。这被作为公益善行而受到人们的欢呼喝彩。但吉拉德做了什么呢？他把钱存进了合众国银行，并收取10％的费用。
贿赂和胁迫
这家银行的重建和扩大影响，主要归功于他的努力和影响力；他成了这家银行最大的股东和董事之一。在19世纪的头30年里，没有哪家商业机构发挥过像这家特许垄断银行所发挥的那样险恶、支配性的影响。它为了维护特权、控制舆论而间接贿赂政治家和报纸编辑的完整故事，从未有人讲述过。但当时有足够多的事实，在经过许多年的派性煽动之后，被披露了出来，国会被迫进行调查，并发现不少的国会议员许多年来一直在这家银行领薪水。
为了让它的特许状时不时地获得续期，并维持它非凡的专门特权，合众国银行系统地贿赂政界，以及那些贪赃枉法的媒体。每当危急时期出现（譬如，在1832～1834年间），每当民众站在杰克逊总统一边、支持他推翻这家银行的目标，它就会指示它所控制的所有媒体，大呼小叫地预言，如果杰克逊得到响应，紧跟着肯定会出现“革命、混乱和专制的可怕后果”。我们不妨给出许多年来它如何操纵媒体的一个实例。《询问快报》（Courier and Enquirer）是纽约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拥有者韦伯（Webb）和诺亚（Noah）突然抛弃了杰克逊，开始公开抨击他。原因正如国会调查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向合众国银行借过5万美元，银行毫不客气地让他们选择：要么赶紧还钱，要么支持银行。
吉拉德在合众国银行的股份给他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进项。凭借它对政府存款的控制，及其特许状的规定，这家银行影响了美国的整个货币市场，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市场。它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抬升或压低价格。很多次，吉拉德和他的董事同僚们为他们行使的专制权力而遭到强烈的抨击。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责难主要来自各政府银行的拥有者，他们试图排挤掉合众国银行，取而代之。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两个资本家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吉拉德银行发行的纸钞
航运业和银行业是吉拉德财富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房地产上的投资及其他形式的财产。他在费城拥有的大片土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迅速升值；他还是一些内河航运公司的大股东，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拿出了20万美元，投资于丹维尔—波茨维尔铁路的修建。
孤独的大富豪
此时，他已是一个孤独而乖戾的老人，住在水街上的一幢5层小楼里，被每一个人的侮辱谩骂所追击，就连那些曾经为了贪图钱财而讨好奉承他的人也是如此。他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巨额财富并没有给他带来舒适和安慰；他身处的环境卑劣而肮脏；他的很多职员过着更豪华的生活。在他阴暗邋遢的住所里，这个形单影只、风烛残年的商场老兵，让自己沉浸于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潘恩（Paine）和卢梭（Rousseau）的作品中，他由衷地敬佩他们，他的一些最好的轮船便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毕竟，这个冷酷无情的守财奴，有一个了不起的补偿性品质：忠实于自己。他不假装信奉宗教，对伪善深恶痛绝。伪善之言不符合他的本性。他来到这尘世间，原本就是一条凶狠残暴的鲨鱼，目光冷峻地搜寻着猎物，但他从不给自己的动机披上一件精于算计的虔诚或慈善的外衣。他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生意就是生意，但他从不欺骗自己。他辛辣地嘲笑他所谓的神学谬论和迷信，他断然回绝了那些请求他捐钱的牧师，这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他的憎恶。他蔑视组织化教会的诅咒；他控制着商业世界，粗暴地撼动它，满载着战利品横空出世。到最后，甚至在80岁的时候，当他被一辆马车撞倒，鼻青脸肿地躺在那里，一只耳朵被削掉，视力完全被毁的时候，他火山般的精神依然闪闪发光。
吉拉德捐建的吉拉德学院（费城）
在他生命的81年的漫长岁月里，慈善在他的心里始终没有位置。但在他去世（1831年12月26日）之后，他的遗嘱被公之于世，人们大吃一惊。他的所有亲戚全都得到了遗产，他的徒弟每人得到了500美元，他的老仆役都收到了一笔养老金。医院、孤儿院及其他慈善团体，全都得到了捐赠。50万美元给了费城市，用于某些市政服务的改善；30万美元给宾夕法尼亚州修造运河；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价值不菲的不动产捐献给了新奥尔良市，用于这座城市的市政改善。剩下的不动产（约值600万美元）留给了托管人，用于创建并捐赠一所孤儿大学，这所大学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
一阵惊讶和赞美的大合唱轰然而起。何曾有过如此高尚的公益精神？何曾有过一颗如此高贵的灵魂受到如此严重的误解？到处都能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但这些声音听上去软弱无力：吉拉德的财富原本来自于社会，也应该归还给社会，只有这样才是公正的；他赚钱的手段造成了孤儿寡母，他的钱也应该用来养活那些孤儿。这些异议遭到了人们的横眉冷目，且被认为是软弱无能者出于嫉妒而发出的夸夸其谈或胡言乱语。人们慷慨地为吉拉德鼓掌欢呼，他所穿的衣服被当作古老的纪念物而被珍藏。
“大恩人”
跟吉拉德的善行义举比起来，这一时期其他富人的恩惠全都黯然失色。他的竞争对手和生意伙伴也都有过慈善之举，但没有一个人有吉拉德这么大的规模。一些著名的演说家竞相赞美他的善行义举，媒体把大量的颂词倾倒在他的身上，称之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恩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似乎是诚实的，因为他们早就被商业阶级的标准、政治经济学家的诡辩、那个时代的精神给训练得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力者和成功者的身上，与此同时，却对人民大众的悲惨境况视而不见。
吉拉德雕像
一位国王的消遣娱乐，或者某位著名政治家或富人的怪癖嗜好，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大书特书，而平民百姓（或个别或全体）都是无关紧要的。按照现代的标准判断，演说家们转弯抹角的滔滔雄辞（向来能取悦于那一代人）几乎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从那篇夸夸其谈的演说中——有着精心设计的序言、结尾和结束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拥有财产所体现出的那种力量的尊敬。但对于这些财产赖以获得的卑劣手段，及其给人民大众的悲惨后果，我们却看不到任何解释，甚至看不到试图给出解释的任何努力。关于那个时代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做了什么，这样的事实令人悲哀地付诸阙如。关于富人的事实，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可以得到的，尽管谈不上丰富，但关于其他人的事实却少得可怜。那些苦苦追寻真相的人——不满足于一面之词的人——发现：只有很少的作者对工人阶级的境况给予了一点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关注。这少数人中就包括马修·凯里（Matthew Carey），他是一位正统的政治经济学家，在182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这样的图景，既与百万富翁（吉拉德是当时的典型代表）的财富积累形成鲜明对照，也是这些财富故事的续篇：
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跋涉数百英里，为的是在运河上找一份每天62.5～87.5美分（在船上是一周1.50～2.00美元）的工作，而把靠他们养活的家人留在身后。他们时常在沼泽地里劳作，吸入有毒的沼气，毁了健康，并且常常是不可挽回地毁了。他们伤心绝望地回到一贫如洗的家里，带着被毁掉的体质，带着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点可怜的薪水，病倒在床，不能工作。每年有数百人被清退，其中很多人留下了儿女众多、绝望无助的家庭。他们的命运尽管如此悲惨，但他们的位置很快就会被其他人所填补，虽然死神正面对面地盯视着他们。数百人受雇于最辛苦的收费公路，从早干到晚，一天挣50～75美分，夏顶烈日，冬冒严寒。我们的城市里一直存在木料装卸工过剩，他们的工资非常低，即便他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一天顶多也只能挣到35～50美分……最后，任何工作岗位也没有了，无论是多么令人不快或让人生厌的，不管多么有害或工资多么低的，哪怕是人们宁愿乞讨或偷窃也不愿干的工作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