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航运财富
在独立革命时期，很多重要的财富都是船主的，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其中有些人只经营商品，而其他一些人则通过出口鱼类、烟草、玉米、稻米和木材，挣到了大把大把的钱，返航的时候则满载着黑奴——他们发现，这种商品在南方市场很受欢迎。大陆会议的很多成员都是航运商，或者，其财富是从富有的船主那里继承来的，例如，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查尔斯顿的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他35万美元的财富来自他的叔叔托马斯（Thomas）、纽约的弗朗西斯·刘易斯（Francis Lewis），以及北卡罗来纳的约瑟夫·休斯（Joseph Hewes）。还有一些航运商，则是各殖民地制宪会议的成员，或者成了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高级官员。独立革命破坏并几乎摧毁了殖民地的航运业，而商业则继续停滞。
来自私掠船的财富
情况并非全都是这样，因为危险的私掠巡航冒险就提供了高额的回报。波士顿的乔治·卡伯特（George Cabot）是一位富裕船主的儿子。独立革命期间，乔治和他的弟弟一起，领着20艘私掠船（每艘船上装有16～20门大炮），横扫了整个海岸。前后四五年的时间，他们的战果丰硕，但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英国
从事海上冒险的私掠船
的炮艇猛烈轰击了他们的船队，兄弟俩损失惨重。乔治后来成了美国参议员。伊斯雷尔·桑代克（Israel Thorndike）最初是一名桶匠学徒，于1832年75岁的时候去世，留下的一笔财富是“新英格兰最大的一笔”，作为一艘有过多次成功巡航的私掠船的共有人和指挥官，他挣到了大笔的钱。带着这笔钱，他投身渔业，后来又进军制造业。他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据说，“他在房地产、航运或工厂的投资都惊人地明智，数以百计的人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相信他的路子是安全的”。他所遗留下来的财富堪称巨大。他给自己的三个儿子每人留下了50万美元，其余的则留给了另一位儿子、他的寡妻和女儿们。留给健在的家庭成员的遗产总计高达约180万美元。
另一位从事私掠巡航的“杰出商人”（有人这样称呼他）是纳撒尼尔·特雷西（Nathaniel Tracy），他是纽伯里波特市一位商人的儿子。像大多数富商子弟一样，他也念过大学，25岁那年领着一大帮私掠船出发了，许多年来，每每都满载着战利品，凯旋而归。引用他的一位最有眼力的传记作者的话说：“他过着最奢华的生活，有几幢乡村别墅，或者是带有优雅的避暑别墅和美丽鱼塘的大农场，所有这些提供便利或表示品味的东西，一个英国贵族可能会认为对他的社会地位和幸福快乐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他的马都属于最精良的品种，他的马车属于做工最讲究的。”但是，唉！当英国护卫舰和炮艇钩住了他那些莽撞无礼的私掠船的时候，这一段光彩照人的辉煌生涯顿时风流云散，特雷西彻底破产了。
约瑟夫·皮博迪
约瑟夫·皮博迪（Joseph Peabody）则要幸运得多。年轻的时候，皮博迪被招募为德比的私掠船“邦克山”号的指挥官。他的第二次巡航是在卡伯特的私掠船“朝圣者”号上，这艘船俘获了一艘满载货物的英国商船。上岸后，他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刻苦学习，后来重新登上了私掠船的甲板。他的部分丰功伟绩，正如乔治·阿特金森·沃德（George Atkinson Ward）在1856年出版的《美国商人列传》（Lives of American Merchants）中所叙述的那样，确实令人毛骨悚然，完全有资格在一部恐怖小说里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他拿出自己用各种战利品换来的钱，买了一艘自己指挥的船，亲自从事各式各样的前往欧洲和西印度群岛的航行。到1791年，他积攒了一大笔财富。没有必要继续出海冒险了，如今他成了一个大商人，可以花钱雇别人打理他的船。他的业务规模剧增，在塞勒姆修造并拥有了83艘船，装运货物，驶往世界上每一个已知的角落。他雇用了7 000名海员。他的商船闻名于加尔各答、广州、苏门答腊、圣彼得堡，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港口。它们返航的时候满载而归，货物被分给各个美国港口沿岸航行的商船。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同时代人曾说道，他在自己所生活的州缴纳了总计约20万美元（塞勒姆县里和市里的税）。1844年1月5日，他以84岁的高龄去世。
阿萨·克拉普（Asa Clapp）1848年以85岁高龄去世的时候，被认为是缅因州最富有的人，在独立革命期间他作为一名私掠船的指挥官而开始了他的事业生涯。战后，他指挥过不同的商船，1796年建立了自己的航运公司，总部设在波特兰市。他的船与欧洲、东西印度群岛和南美做生意。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进入了银行业。至于他的财富规模，我们不得而知。
其他航运财富一瞥
上面这些实例中的富人，其原始资本都来自私掠船巡航，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报复性劫掠手段。至于这一时期另一些杰出资本家的财富起源，就其中大多数人的情况而言，现存的材料寥寥无几。托马斯·拉塞尔（Thomas Russell）是波士顿的一位船主，1796年去世，“据推测，他所留下的财产，是截至那时整个新英格兰最大的一笔”，关于他的出身和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其财富的规模也不得而知。拉塞尔是独立革命后最早跟俄国做生意的人，签下了很多条件苛刻的合同。他在查尔斯顿修建了一幢雄伟气派的宅邸，每天乘坐一辆由4匹黑马拉着的马车去波士顿城。他在商业上不屈不挠，但在不考虑生意的时候，他是个慈善家。赛勒斯·巴特勒（Cyrus Butler）也是一位船主和商人，据一位权威人士说，他大概是新英格兰最有钱的人，据另一份出版物声称，他留下的财产估计为300万～400万美元之间。关于他的详细材料，我们同样所知不多。他的父亲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是一个鞋匠，大约在1750年从马萨诸塞的埃德加敦迁到了普罗维登斯，并成为一个商人和船主。赛勒斯子承父业。当这位百万富翁在1849年以82岁高龄去世的时候，其财富的规模令整个新英格兰叹为观止。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群身体硬朗的富有船主当中，没有活到80岁的人似乎不多。
巨额财富的迅速积累，并不是什么难解之谜。劳动力很便宜，而且没有劳工组织，商业利润十分惊人。据威登（Weeden）说，在18世纪末，按照惯例，平纹细布和印花布的利润是100％。船运咖啡有时候要产生三四倍的利润。威登举了一船白玻璃杯的实例，其成本不到1 000美元，在法兰西岛卖了1.2万美元。
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夜暴富的前景，刺激得资本拥有者敢冒最大的危险。朽烂不堪的船只，马虎地修补一下，常常就这样扬帆出海，指望好运和技巧能让它们完成航行，带来财富。一批又一批的船员牺牲在这股追逐金钱的疯狂热潮中，但没有人关心这个。还有一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鲁莽事例。彼得·查顿·布鲁克斯（Peter Charndon Brooks）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商人之一，在他和他的老丈人的传记中，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讲到了一艘从加尔各答开往波士顿的商船，由一个19岁的年轻人指挥。为什么以及如何让这个小伙子负责这艘船，并没有给出解释。这位少年船长对船上的航海图一无所知，就连对格思里（Guthrie）的《地理学》中那幅小小的世界地图也不过略知一二。然而他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航行。后来，当他成为波士顿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时，关于这一非凡事迹的故事，就成了他平生骄傲的记录之一，如果是真的，也确实值得骄傲。
埃利·惠特尼
1793年，惠特尼（Whitney）发明了举世闻名的轧花机，这给了南方各州的棉花种植以巨大的推动力。由于船主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这种原材料的出口也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贸易和财富。顺便说一句，有人可能认为，既然这项发明给种植园主和商人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进项，想必他本人也应该从中挣到了惊人的财富。但是，他的发明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带给他的——至少在轧花机的发明上——只不过是大量对他的专利权的侵犯，对支付专利费的拒绝，以及让人伤透脑筋而又花费昂贵的维权诉讼。1808年，他绝望地转向了纽黑文的制造业，为政府制造武器，他设法从这个行当发了一笔财。托马斯·汉达赛德·帕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是波士顿的一位船主，他从广州和加尔各答的贸易中榨取了200万美元的财富。他的商船进行过30次环球航行。这位商人贵族活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90岁；当他在1854年去世的时候，他的财富尽管完好无损，但比起其他新进的商人来，却缩小到了很不起眼的比例。詹姆斯·劳埃德（James Lloyd）是帕金斯的合伙人，挣到的利润大致相当，1808年，他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后来又获得连任。
尼古拉斯·布朗
威廉·格雷（William Gray）被描述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在塞勒姆受到人们的尊重并在那里纳税，“在那个可以找出美国最大几宗私人财富的地方，他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全盛时期，他拥有60多艘商船。关于当年的这位财富巨人的经历和个性，我们能得到的材料殊为不足。他最开始是一个学徒的技工。50多年来，他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刮胡子，穿衣服。然后，书信和文件就摊开在他的面前，一天的事务开始了。在他1825年去世的时候，他的财产没有编制目录。罗得岛布朗家族现有的数百万美元财富，主要来自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的商业活动，以及人口和价值的增加所带来的增长。1760年，尼古拉斯·布朗出生于普罗维登斯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在罗得岛学院念的大学（这所学校后来由于他的捐赠而改名为布朗大学），主要是通过航运业增加财富。
然而，我们完全用不着进一步举出更多的实例来支持以下结论：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期的几乎所有的巨额财富都来自于航运业，并主要集中于新英格兰。这些财富的收益，经常被投入到工厂、运河、收费公路，以及后来的铁路、电报线路和快递公司。然而，被用来从事此类投资的钱，很少真正传到攒钱者的子孙后代手里，而是传给了那些通过更狡诈的手段设法让财富落入自己之手的人。这个陈述是对放在后面章节中更具同质性的事实的预告，但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或许也是合适的。我们说过，来自航运业的巨额财富集中在新英格兰，这是一般情况，但也有例外。查尔斯·皮姆·科普（Thomas Pym Cope）是费城的一个贵格会教徒，他的航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并在费城与巴尔的摩之间建立了第一条定期班轮航线，带着这样挣来的钱，他进入了运河与铁路企业。而且，纽约及其他港口城市也有许许多多大船主，个个都挣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
工人的份额微不足道
很显然，这些百万富翁，除了分发产品的企业之外什么也没有创造，而这些产品则是由世界各地数百万工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工人在制造这些产品的同时，他们分享的唯一份额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工资，几乎不足以维持普普通通的生活需求。而且，一个国家的工人不得不以过高的价格购买其他国家的工人所生产的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船主，却收获了巨大的回报。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船主在他们那个年代扮演了独特而不同的角色，这个时代的精神，是热衷于过激的竞争和最肮脏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