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商业阶级的崛起
大地产的创设，伴随着小商人的缓慢发展。不可避免地，他们最早都是在商业集中的海滨港口安营扎寨。
长期以来，有很多障碍把他们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获得特许的大公司垄断了有利可图的资源。他们要想获得哪怕是最小的特权，也不得不向土地巨头们进贡礼物。严厉的法律禁止他们与大公司竞争，商人们都强烈感受到了法律的威力和阶级政府的严酷。特许法人和土地权贵们常常是一个有着同样的身份和利益的群体。跟他们的力量和资本相抗衡，小商人不可能占上风。尽管他们有胆量、有魄力，但他们却不得不受制于某种被压缩的商业规程。他们可以销售特许公司卖给他们的货物，但不能染指制造业。在这些特许公司风流云散之后，土地贵族便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压制小商人身上所有过于活跃的积极性。
庄园主垄断着贸易
在纽约尤其是这样，那里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少数土地所有者的手里。萨拜因说：“说纽约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一种封建贵族统治，那真是再准确不过了。土地被少数人所拥有。大多数老百姓纯粹是家仆或者佃户，就像在欧洲的君主国家一样。”封建领主，同时也是占支配地位的制造商和贸易商。他强迫自己的佃户签署契约，除本庄园的产品之外，别的什么都不经营；除他的店铺之外，不到别的任何地方去交易；他们应该在他的磨坊里碾磨面粉，在他的面包店里买面包，在他的锯木场里锯木材，在他的酿酒厂里买酒喝。因此，他不仅能够以高昂的价格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后一块铜板，而且还有能力让他们始终欠自己的债。他声称（并且也做到了），他有权垄断他的领地里他能够抓到手的任何买卖。这些封建特权是根据法律确立的，胆敢侵犯这些权力的佃户，势必要遭殃——他将沦为罪犯，并作为重罪犯而受到惩罚。小商人不能，也不敢在这些封建管辖权之内与庄园主的贸易垄断竞争。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半世纪以来，商人的地位都比较低，尽管远远高于埋头苦干的劳工。商人只好采取精明且通常可疑的挣钱方式。他们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对贵族阿谀奉承，对劳工巧取豪夺。
纽约已具商业城市的模样（1765年）
看来，至少在纽约，最放肆的高利贷是早期人们最喜欢的获取他人财产的一种手段，而这些“他人”往往是技师或劳工。商人不敢试图欺诈贵族，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害怕贵族手里的权力。通过销售商品和欺骗天真的印第安人交出贵重皮毛所挣来的钱，被以高得可怕的利率贷出去。贷款如果逾期未还，放贷者就会毫不留情地扑向那个倒霉蛋的财产，把它攫取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时期纽约殖民地最富的商人是科尼利厄斯·斯蒂恩维克（Cornelius Steenwyck），他是一位酒商，1686年去世时留下了一笔总额为4 382英镑的财产，以及一本厚厚的账簿。根据这份账簿，纽约城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欠他的钱，部分是购买朗姆酒的赊账，部分是借贷。彼得·雅各布·马里厄斯（Peter Jacob Marius）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也是一位富商，1706年去世时留下了一大帮债务人，“几乎包括曼哈顿岛所有男性居民”。这位显赫的掌柜，“像一位绅士那样被埋葬”。在他的葬礼上，花了大把的钱用于葡萄酒、饼干、烟草、啤酒、温葡萄酒的香料和食糖——全都按照既定的、虔诚的荷兰方式。有些富人所留下的实际货币，是一堆古怪的大杂烩，几乎每一种戳记都有，显示了消费者的五花八门，鱼龙混杂。有西班牙的金币、几尼、阿拉伯的硬币、银行元、荷兰和法国的货币——品种繁多，全都小心翼翼地堆在一起。毫无疑问，那些有胆量的海盗船长［基德（Kidd）和伯吉斯（Burgess）之流］和他们手下的伙计，都是这些乐于帮忙、童叟无欺的商人的好主顾。正是在这个时期，钱的价值翻了三倍，因为其中只有很少在流通。对于一个主要通过实物交换做生意且其交易媒介长期以来是贝壳、毛皮及其他物品的民族来说，金银的触觉和悦耳的声音极为宝贵，令人心醉神迷。把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金币和银币引进纽约的功劳，应该记在基德和伯吉斯这两位江洋大盗的头上，据信，他们长期以来跟某些商人结成同盟，后者负责处理他们抢劫来的货物，为他们通风报信，提供保护。
商人的手段
凭借这样那样的手段，这一时期纽约的有些商人在财富上达到了与少数土地巨头平起平坐的位置。长岛弗拉兴的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是“一个有着巨额财富和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像他这个阶级的其他人一样，他也瞧不起商人阶级。他死后，一份财产目录显示，他的资产价值4 032英镑，大部分是土地和奴隶（他死的时候一共有10个奴隶）。拥有土地的人常常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狂欢、打猎、赌博和撒钱上，与此同时，商人却睁大着眼睛，警觉地盯住每一个挣钱的机会。他们没有时间浪费在轻浮的追求上，无需多愁善感，用不着瞻前顾后，他们一点一滴地存钱，每天思来想去、魂牵梦绕的，只有他们的生意。
在所有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也不例外），商人的普遍做法是，通过阴险狡诈和背信弃义的手段，利用印第安人来谋取好处。特许公司的代理人和土地所有者，先是玩弄花招，设法让印第安人酗酒，然后几乎不花什么代价便获得了他们收集的毛皮——只需给他们两瓶朗姆酒，一床毯子，或一把斧头。在公司的特许状被废除或期满之后，领主们在继续从事这种勾当，而商人们则以各种巧妙的方式不断改进它。费尔特（Felt）说：“印第安人很乐意用他们的毛皮换刀子、短柄斧、珠子、毯子，尤其想要烟草、手枪、火药、子弹和烈性酒。最后一种东西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使得狡诈的商人能够把他们最下流的欺骗永远玩下去。数量巨大的毛皮，被装船运往欧洲，利润多多，财源滚滚。”
殖民者用小商品交换印第安人的动物毛皮
这一描述，用在纽约、新泽西和南方也很恰当。在纽约，有严厉的法律专门对付喝酒的印第安人，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印第安人发现，喝酒要处以10先令罚金，并受到鞭笞，任凭地方行政官处置。至于那些为了获利的目的而让印第安人喝酒的白人，法律却奇怪地无所作为。人人都知道，饮酒有可能刺激印第安人叛乱，并危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生命。但做生意的考量甚至比自我保护的本能更强大，这种勾当一直在继续，导致对白人受害者的屠杀以及让整个社会付出巨大代价并担惊受怕的情况并不少见。
处罚亵渎上帝和不上教堂的严厉法律，却默许系统化地骗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毛皮。有两个强有力的考量，被用来证明这一做法是正当的。首先是，印第安人是异教徒，必须给文明让路，他们是被捕食者，这没什么不公平。其次是贸易的要求，殖民地的繁荣依赖于此。事实是，在所有地方，商人阶级的准则都正在逐步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准则，甚至压倒了严厉的、几乎是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道德信念。那些挣平常工资的劳动者，则带着怀疑和敌意来看待富人的这些手段，人们普遍觉得，财富是通过偏袒的法律和欺骗的行为来聚集的。那年头的一些著名海盗，把这作为他们掠夺商业的正当理由。
在弗吉尼亚，整个社会的生活依赖于农业，因此，奴隶制被认为是他们的劳动力后盾，并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捍卫。在马萨诸塞和纽约，商业是基本要素，只要是能增加数量和利润的东西，都被认为是社会之福，并被认为是正当的。那个时代的精神，以及法官所执行的法律，更多的是反映了人们的商业需要，而不是他们的道德。人们常常把这二者混为一谈。
这一情境，屡次三番地反映在竞争商人之间的贸易冲突中，他们的奴役劳工制度，以及殖民地商人与英国商人之间的长期竞争，在独立革命中达到了顶峰。在教堂里，殖民者向作为众生之父的上帝祷告，表现出极大的谦卑。但在实际上，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却不承认诸如平等之类的劳什子，彻底摒弃了谦卑。商人也小规模地仿效土地富豪以领主自命。不经营黑奴的商人寥寥无几，也很少有商人没有一两个受人身限制的契约劳工，长期以来，其劳动被他们所独占，其事业是他们的财产。有限的奴役（美其名曰“学徒”）普遍存在。
一贫如洗的男孩、女孩和成人，对于受雇于人的必要性，可谓刻骨铭心。1694年，年仅10岁的尼古拉斯·奥格（Nicholas Auger）就订立契约，成为韦塞尔·埃弗森（Wessell Evertson）的学徒，为期9年，并宣誓：“我将真心实意地服从师傅的戒律，不伤害师傅，不浪费、不偷盗他的货物，不通过掷骰子或其他非法赌博把它们输给任何人，不订立婚约，不经常去酒馆，随时为师傅效劳，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作为回报，埃弗森把桶匠的手艺教给他，给他“衣服、食物、饮料和被褥”，期满的时候为他提供“两身好衣服，从头到脚”。1695年，一位名叫科尼利厄斯·亨德里克斯（Cornelius Hendricks）的劳工订立契约，成为约翰·莫勒（John Molet）的学徒和仆人，为期5年。亨德里克斯得到了3块银币和两身衣服（一套节假日穿，另一套工作日穿），膳宿由师傅提供。1696年，一位名叫伊丽莎白·莫里斯（Elizabeth Morris）的纺纱女工，考虑到乘三桅船“安特冈”号从英国到纽约需要盘缠，便签订契约，成为威廉·基德（William Kidd）船长的仆人，为期4年，以充抵船上的膳宿费用。期满的时候，她将得到两套衣服。这就是契约学徒制度的几个特殊实例——这是一套对店主和商人非常有利的制度。
新英格兰的渔业
到17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波士顿的商人已经是所有殖民地中最富的人。那里的贸易十分活跃。据马萨诸塞历史协会的记录，到1687年，波士顿有10～15个商人的资产总额合计5万英镑（或者说每人约5 000英镑），各自资产价值达3 000英镑的人共有500个。这些财富中，有些来自毛皮、木材和商品销售。
马萨诸塞殖民地首府波士顿
但最大的刺激是新英格兰海岸地区的渔业。1700年，贝罗蒙特把马萨诸塞超群出众的商业归功于以下事实：弗莱彻用腐败的手段卖掉了纽约殖民地最好的土地，因此导致了糟糕的局面。他写道，要不是因为这个，纽约“恐怕就会比马萨诸塞殖民地更繁荣，并很快在人口和商业上迅速超过它”。当南方把农业作为主要支撑的时候，纽约的商人却满足于更舒适地在柜台上挣钱的办法，波士顿的1.2万居民中，以及塞勒姆和普利茅斯的人口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勇于挑战危险，从汪洋大海中捞取他们的战利品。他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征、大胆的冒险精神，以及特立独行的独立性。这种独来独往的性格，最终产生了忙乱的商人一族，他们为了做生意而航行天下。
18世纪头几十年的一些著名的财富，正是来自航运业。聚集这些财富的手段，其起源主要就在渔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鳕鱼徽标，就是那个时代的遗存，当年，渔业是最大的、最丰富的财富之源，也是各种商业的主要动力。商业冒险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人们都承认，渔业对整个新英格兰的社会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们的这一认识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船只常常通过公众的认捐来建造，正如普利茅斯的实例所证明的那样，有一次，普利茅斯的公众认捐支付了造船的费用。
为了回应持续不断的对船只的总体需求，造船业很快就应运而生。没过多久，仅波士顿就有了将近30家造船厂，每年建造60艘船。这是一个赚钱的行当。一艘船的价格高得吓人，而木匠、铁匠、捻缝工和桅杆制造工的工资却很低。很多通过诱使印第安人堕落并欺骗他们而大发横财的店主和商人（或者他们的儿子）都进入了这个高利润的行业，成了更加富有的人。到1700年，波士顿每年船运5万公担干鳕鱼。鱼被分为几种。上等品运往天主教国家（这些国家有很大的需求），主要销往毕尔巴鄂、里斯本和波尔图。次品被运往西印度群岛，卖给黑奴和劳工。价格经常变化。1699年是每公担18先令。次年，由于法国渔业向国外市场倾销，价格跌到了每公担12先令。
“力量就是力量！”
随着渔业的发展，人们在新英格兰榨取着相当可观的财富，正像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从装运木材中榨取财富一样。在购买砍伐木材的特许权上，那些精明的商人轻而易举地胜过了印第安人和土地所有者。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新罕布什尔（艾伦曾声称拥有这个殖民地），木材索性无需许可，便可自行砍伐。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力量就是力量，欺骗就是欺骗。”艾伦通过力量和欺骗得到了这块殖民地；让他阻止木材砍伐者试试，如果他有这个胆量的话。欧洲正急切地寻求造船用的木材。据记载，波士顿的一位商人就运送了一船这样的木材到里斯本，以300英镑的支出，净挣了1 600英镑。1700年6月22日，贝罗蒙特写信给贸易和殖民委员会说：“人人兴奋不已，塞勒姆的有些商人眼下正在装载一船12 000英尺最高级的船用木材。”
北美殖民地的木材似乎取之不尽
大约在这一时期，捕鲸业开始兴起。最初的方法，就是先从岸边的瞭望台上观察鲸鱼，然后突然冲出一艘小船，捕获锁定的目标，再回到岸上。鲸油从鲸脂榨取出来，很好卖。当新英格兰诸岛的周围鲸鱼变得稀少的时候，捕鲸人便乘坐小船驶向汪洋大海。不到50年的时间，至少有60艘小船在从事这一冒险。逐渐地船造得越来越大，直至它们开始绕过合恩角，有时候甚至出海一年半到三年的时间。船上的劳工常常能得到丰厚的回报：1 000桶抹香鲸脑油和250桶鲸油。
英国商人的战术
到17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商人已经能够建立与英国竞争的制造业。积极好战的航海一族和商业舰队开始出现。他们构想了野心勃勃的计划，打算从一直由英国人把持的进出口贸易中分一杯羹。殖民地的船主，装运烟草、玉米、木材或鱼类前往欧洲，实在看不出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在返航时往自己的船上装载商品，挣得双倍的利润。现如今，英国商人阶级不容分说地插手并利用政府的权力，要把一场让他们惊恐不安的竞争扼杀在摇篮里。
詹姆斯河上的烟草船
如今，任何殖民地商品，只要触及英国商人阶级已经把持和打算把持的垄断权，都要申报高额的出口税，与此同时，对非英国产的进口货，则要征收最苛刻的关税。殖民地的工厂被及时的立法所剿杀。1699年，英国议会制定法律：美洲殖民地的任何羊毛线或羊毛制品都不得出口，不管出口到什么地方。这是一项破坏性的立法，因为，殖民地的几乎每一个乡村家庭都饲养绵羊、种植亚麻，再制成粗亚麻布和毛料出口。殖民者刚刚开始造纸，这一产业就同样遭到扼杀。制帽业也是如此。殖民者几乎刚刚开始出口帽子到西班牙、葡萄牙和西印度群岛，英国帽商同业会就要求政府出面，让殖民地停止染指他们的生意。国会于是通过了一部法案，禁止任何美洲殖民地出口帽子，以及在一个殖民地销售另一个殖民地制造的帽子。殖民地的炼铁厂刚开始点火，它们立即就被宣布为令人讨厌的东西，英国议会下令，殖民地不得建造任何用来切割或滚轧钢铁的工厂或机械设备，但客气地允许从英国进口生铁和条铁。酿酒厂很常见；糖蜜被广泛用于制造朗姆酒，且渔民对此也有需求；对糖蜜和食糖征收的沉重税负，也对茶叶、钉子、玻璃和油漆征收。走私变得稀松平常；要是讲述走私者所使用的巧妙花招，那将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这些限制性的法律，导致了各种严重的后果。它们不仅使得整个商人阶级（然后是大的殖民者团体）群起而反对英国，而且还通过限制个人财富的使用方式，从而在规模和范围上抑制了个人财富的增长。很多钱被撤出了积极的商业活动，投资于土地和抵押贷款。尽管殖民地的资本家不得不跟这些压制性的法律抗争，但渔业依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利润之源。到1765年，这个行业雇用了4 000名海员、28 000吨的船只，其交易量估计在100万美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