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娄东诗派
一 娄东诗派的兴起
当钱谦益给仿古的七子遗风以毁灭性打击并提倡宋诗时，立即激起了毛奇龄的坚决抗议：“诗拟唐人，意在矫前人（指钱谦益）推重宋元之枉。”[1]这时，与毛同属浙江籍的“西泠十子”（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也在陈子龙所立登楼社的影响下，继续走明七子的老路。而在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故乡江苏太仓（古称娄东），也出现了紧守七子衣钵的“娄东十子”（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摅、王曜升、顾湄、王忭），与“西泠十子”遥相应和。
吴伟业是“娄东十子”的前辈，他和云间派主将陈子龙本为挚友，诗歌见解基本相同，不过后来持论逐渐转向钱谦益，创作也不墨守盛唐，而是出入白（居易）、陆（游），特别是从中唐的元、白长庆体入手，发展为长篇歌行的梅村体（亦称娄东体）。这种歌行，内容上主要描摹明清之际各阶层的人物情态、颇具影响的政治历史事件；形式上严格律，重铺叙，词句清丽，音节和婉。这种长诗表现出既委婉含蓄，又沉著痛快的艺术特色。“娄东十子”中有的人即深受其影响。但真正继承梅村体而有所成就的，是吴兆骞和陈维崧。其后则是杨芳灿、黄晟、陈文述、赵晋涵、奎林、章静宜。近代如樊增祥、王甲荣、薛绍徽、王闿运、王国维、张怀奇、饶智元、张鹏一、吴之英、周锺岳、孙景贤、金兆蕃、丁传靖、杨圻、曾广钧，亦皆受其影响，所作歌行，无不哀感顽艳。
娄东派的尊崇唐音，实为清代论诗宗唐的滥觞。
二 吴伟业
（一）生平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一甲二名进士，历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南都福王立，召拜少詹事。以马士英与阮大铖当权，赴官两月即辞归。入清，杜门不出。顺治十年（1653），江南总督马国柱疏荐，有诏敦促赴京，授秘书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十四年，以继母丧南归，从此家居十四年，卒年六十三。有《梅村集》。
伟业尝自述其志行：“余好覈人物，持臧否，不能与时俯仰”，但“坦怀期物，不立町畦，遇有急难，先人后己”[2]。这正是晚明南方士大夫聚众结社、标榜清议的共同性格。但入清后，“忧时感命，坎
无聊生”，终于和钱谦益一样“好佛”，以此自忏自遣。而“口不识杯铛”[3]，不能以酒浇愁，只有把一腔矛盾的思想感情，托之于吟咏。所以他遗命以僧服敛，题“诗人吴梅村之墓”。
伟业平生最为人诟病的是失节仕清。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极为矛盾、极为痛苦的。特别是想到自己的老师张溥、挚友陈子龙，他们的节义，使自己惶愧得无以自容。因而他对入清而不失节的黄观只充满艳羡之情：“西铭（指张溥）之有观只，中郎（指蔡邕）之于仲宣（指王粲）也；大樽（指陈子龙）之有观只，庐陵（指欧阳修）之于子瞻（指苏轼）也。两贤既没，友道沦亡，赖遗逸之尚存，庶微言之不坠。……余也少壮登朝，羁栖末路，犬马之齿，未填沟壑，获与观只称齐年。而困厄忧愁，头须尽白，其视观只逍遥乎网罗之外，蝉蜕乎尘壒之表，不啻醯鸡腐鼠仰睹黄鹄之翱翔寥廓也。”[4]特别是陈子龙，矢志抗清，临难不屈，成为凛然大节的民族英雄，更使伟业自恨其艰难一死。他曾这样回忆：“往者余偕志衍（伟业少时同学，亦姓吴，名继善，志衍其字，太仓人，崇祯进士，知成都县，工诗文，后为张献忠所杀）举于乡，同年中，云间彭燕又（名宾，江苏华亭人，崇祯三年举人，入清，官汝宁府推官，与夏允彝、陈子龙友善，而文章各成一格）、陈卧子（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江苏华亭人，崇祯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后事福王于南京，南都失，又受鲁王职，结太湖义兵欲起事抗清，事泄被执，投水死）以能诗名。卧子长余一岁，而燕又、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与为欢，志衍偕燕又好少年蒱博之戏，浮白呼卢，歌呼绝叫。而卧子独据胡床，戁巨烛，刻韵赋诗，中夜不肯休。两公者目笑之曰：‘何自苦！’卧子慨然曰：‘公等以岁月为可恃哉？吾每读终军、贾谊二传，辄绕床夜走，抚髀太息。吾辈年方隆盛，不于此时有所纪述，岂能待乔松之寿，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壮盛智慧，殊不吾来。公等奈何易视之也？’其后十馀岁，志衍不幸没于成都；卧子则以事殉节，其遗文卓荦，流布海内，不负所志。余与燕又偷活草间，又六、七年于此矣。……盖余年过四十，而发变齿落，志虽盛，而其气亦已衰矣。追念卧子畴昔之言，未尝不为之流涕也！”[5]
关于伟业的仕清原因，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被逼说。伟业本人的诗、词、文多次反映了这一点。如《矾清湖》：“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亲朋尽追送，涕泣登征车。……一官受逼迫，万事堪欷歔。”《遣闷》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贺新郎·病中有感》：“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他的门人顾湄也说：“本朝世祖章皇帝素闻其名，会荐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控词再四，二亲流涕办严，摄使就道。”[6]郑方坤也说：“及入本朝，逼于征召，复有北山之移。”[7]李慈铭更指出：“其出也，以蒙复社党魁之名，杭人陆銮劾其有异志，故不得不应诏。”[8]陆銮事见杜登春《社事始末》：陆銮，杭人，借江上（指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师陷镇江攻南京事）以倾梅村而击两社（慎交社与复声社），上书告密，首及梅村，云系复社馀党，兴举社事，大会虎丘，将为社稷忧。发外审查，当事力雪之，置陆銮于法，士心始安。[9]按：陆銮告密在顺治十七年，而伟业应清廷征召在顺治十年，李慈铭所言不足为据。据王撰自订年谱云：“（顺治）十年上巳，吴中两社（慎交与同声）并兴，……大会于虎丘，奉梅村先生为宗主。……是秋九月，梅翁应召入都，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10]所谓“士论”，据说伟业准备应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中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11]可见即使是被逼，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应召。
另一种是求官说。生年略后于伟业的阮葵生，在其《茶馀客话》中说：“陈海昌之遴荐吴梅村祭酒至京，盖将虚左以待。比至，海昌已败，尽室迁谪塞外。梅村作《拙政园山茶歌》，感慨惋惜，盖有不能明言之情。”清末民初的刘声木说得更清楚：“吴梅村祭酒伟业，才华绮丽，冠绝千古。及其出仕国朝后，人怜其才，每多恕词，盖不知当时情形也。祭酒因海宁陈相国之遴所荐起，时在顺治十五年（应为十年）。当时相国独操政柄，援引至卿相极易。未荐之先，必有往来书札，虽不传于世，意其必以卿相相待，故祭酒欣然应诏，早已道路相传，公卿饯送。迨至祭酒已报行期，而相国得罪遣戍，欲中止则势有不能，故集中咏拙政园山茶以志感慨，园即相国产也。及其到京，政府诸公以其为江南老名士，时方延揽人才，欲不用，恐失众望，因其前明本官祭酒（应为司业），仍以祭酒官之，非祭酒所及料也。祭酒若早知其如此，必不肯出。世但知其为老母，而不知亦为妻少子幼（伟业于顺治十五年始生一子名暻，十年应召时尚无子，此云子幼，误），故偷生忍死，甘事二姓。人生一有系念，必不能以节烈称。祭酒所系念有四：官也，母也，妻也，子也，宜其不克以身殉义，得享令名。”[12]近人邓之诚明确指出：“顺治十年，陈名夏、陈之遴同为大学士柄政，与冯铨、刘正宗争权。名夏（与伟业为社盟旧人，而之遴与伟业儿女姻亲）思借伟业文采以结主知，因嘱江南总督马国柱具疏力荐伟业，敦促就道。阻其行者甚众，经年不能决，终于就道。比入都，补官宏文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仅委以修书，所谓虚相位以待者，竟无其事。”[13]清初的王曾祥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胜国之际，乾坤何等时乎？梅村甲申以前，无一忧危之辞见于毫牍。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呜呼！天下之恶一也，陈父子（指陈祖苞与其子之遴）负贰于昔，而窃柄于今，他日沈阳之窜，不待智者而可决矣，又足附乎哉？或犹以病中一词（即“故人慷慨多奇节”之词）为原心之论。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丧无聊作此愧恨语耳；梅村而用，则阳和回斡（原注：梅村颂海宁语），梅村且有以自负矣。抑请发陵寝者为谁（此指陈之遴向清廷上条陈，请发掘明列祖陵墓，使朱明子孙不能复兴），独无一言相正乎？于旧君故国乎何有！”[14]这种评论，正如当代名记者黄裳所说：“是严酷的，但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15]乾隆时人荆如棠亦同此看法，他曾函靳荣藩（《吴诗集览》撰者）云：“梅村当胜国时，身负重名，位居清显。当改玉改步之际，纵不能与黄蕴生、陈卧子诸公致命遂志，若隐身岩谷，绝口不道世事，亦无不可。乃委蛇好爵，永贻口实，虽病中口占有‘一钱不值’之语，悔之晚矣！”[16]所谓“委蛇好爵”，即指陈之遴虚相位以待一事。王曾祥说伟业“于旧君故国乎何有”，清初人都有这种看法。如魏惟度《梅村诗引》说：“先生诗篇流在天壤，近有摘而疵瑕之者，曰：‘……某篇不为明人讳过，……’”[17]另如“王伯重作令江西，刻史可法幕客虞山周鹤臞所著《霜猿集》四卷，并题其后云：‘如听哀猿啼晓霜，竟凝血泪渍成行。遗闻尽自宫中出，直笔无须井底藏。细写忧勤多史阙，极言灾害信天亡。长歌不解吴詹事，偏把明皇比烈皇！’自注：‘梅村在明为少詹兼侍读，其诗动称天宝，可谓拟不于伦。牧翁咏南都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梅村则云：‘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是故国旧君之思，钱过于吴也。”[18]
这里和吴伟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阎尔梅。陈之遴伙同陈名夏，为了和冯铨等争权，形成“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的局面[19]，他们也曾拉阎尔梅出仕清朝，却被严辞拒绝。[20]阎氏不但峻拒二陈的拉拢，还函吴伟业，责其不该仕清。据鲁一同编《白耷山人年谱》癸巳十年（即顺治十年）下注：“孙氏心仿云：‘按是年吴梅村应诏出，补祭酒。山人移书责之，见《蹈东集》。’”这样一对比，更可以看出吴伟业的骨头确实太软。
同样是贰臣，清高宗何以贬钱而褒吴？他特地“御制题吴梅村集”，称之为“西崑幽思杜陵愁”，自称“往复披寻未肯休”，而题钱氏《初学集》，则斥之为“真堪覆酒瓮”。我看，原因不外三点：
第一点：钱的《初学集》、《有学集》和《投笔集》始终直斥清廷，而且钱氏本人一直参加反清复明的斗争。吴伟业的诗文集刻于清代，既无一语触犯新朝，对自己的失节也只一味自怨自艾。
第二点：钱讳明之恶，吴则显扬明之过。
第三点：吴诗另一注释者程穆衡说：“明末诗人，钱、吴并称，然钱有迥不及吴处。吴之独绝者，征词传事，篇无虚咏，诗史之目，殆曰庶几。夫安史煽凶，明、肃播越，非少陵一老，则唐代纪事称缺陷矣。况大盗移国（指李自成部队攻占北京），天王死社（指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勇将收京（指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战败李自成部队，攻占北京），真人拨正（指清世祖称帝），以是为诗，题孰大焉？咏此不能，何用公（指伟业）为？……知此而《梅村集》之所系大矣，谓少陵后一人也，谁曰不宜？”[21]吴诗确以“诗史”面目起了美化清统治者的作用，难怪伟业的曾孙吴枋会在“御制题吴梅村集”后“恭记”如下的话：“伏念先臣遭逢圣世，毕生矻矻，唯以文章上报国恩，下垂来叶。”
可笑的是，清高宗虽然这样贬钱褒吴，但是，出于“教忠”的目的，最后还是把吴伟业摆在《贰臣传·乙》，和钱谦益同列。据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上谕：“钱谦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谤，是谓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22]可见在清统治者心目中，吴伟业同样“非复人类”，连遗臭万年的大汉奸洪承畴也比不上，“更一钱不值何消说”，吴伟业总算有自知之明，早就给自己一生作了鉴定了。
一个骨头软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诗史的。吴诗刊刻于清初，其前明之作多所删改，所谓“慎之又慎”[23]。即反映明清之交的，如《避乱》第六首：“晓起哗兵至，戈船泊市桥。草草十数人，登岸沽村醪。结束虽非常，零落无弓刀。使气挝市翁，怒色殊无聊。不知何将军，到此贪逍遥？官军（指清兵）昔催租，下令严秋毫。尽道征夫苦，不惜耕人劳。江东今丧败，千里空萧条。此地村人居，不足容旌旄。君见大敌勇，莫但惊吾曹。”靳、程笺注都不言本事，惟吴翌凤注谓“兵至”指陈墓之变，而于《矾清湖》序“陈墓之变”注中，引徐秉义《明末忠烈纪略》云：“大兵（指清兵）之苏州，乡兵四起，诸生陆世钥聚众百馀屯陈湖中。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人于左近。已而所部有被获下狱者，陈湖之师伏力士劫之，焚城楼，城中士兵多应之。”赵翼也指出：“按：此系顺治二年，太湖中明将黄蜚、吴之葵、鲁游击，吴江县吴日生、好汉周阿添、谭韦等纠合洞庭两山，同起乡兵，俱以白布缠腰为号，后入城围巡抚吐国宝，为国宝所败，散去。此事见《海角遗编》。（原注：福山人所著，不著姓名）”[24]吴翌凤和赵翼所说是一回事。顺治二年，江南抗清义师正在风起云涌，伟业此时正杜门不出，而在此诗中盛赞“官军”（即清兵）秋毫无犯，对义师则抱反对态度。《矾清湖》亦云：“世事有反覆，变乱兴须臾。草草十数人，盟歃起里闾。兔园一老生，自诡读穰苴。渔翁争坐席，有力为专诸。舴艋饰馀皇，蓑笠装犀渠。大笑掷钓竿，赤手搏於菟。欲夺夫差宫，坐拥专城居。”写的是同一件事，充满了嘲弄的口吻。这两首诗如果不是刊刻诗集时改作，而是原诗本来如此，那吴在仕清以前早就背弃了明室了。
过去人们盛称《圆圆曲》为诗史，伟业亦以此自负；说者尤艳称其不受吴三桂重赂而删改“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二句。其实《圆圆曲》抹掉吴三桂出卖明室的汉奸罪行，以及清人乘乱夺取明朝天下的史实，只在“英雄儿女”的艳情上做文章，根本够不上“诗史”。证之以他阿谀另一大汉奸洪承畴的事，更可见他不会有直笔。据全祖望说：“洪承畴为秦督，其杀‘贼’（指李自成等部队）多失实。盖既仕本朝，梅村辈谀之也。此惟梨洲先生尝言之，然予求其征而不得。今读陆太仆年谱，言其（指洪承畴）尾‘贼’而不敢击‘贼’。是谱出于甲申之前，可以见梨洲之言不诬。据太仆之子惠迪言：洪督待太仆甚不相能，太仆死事，其得恤者，由于巡按练国事之力，则洪督几掩其忠矣，是不可因梅村辈雷同之口而附和之也。”[25]洪承畴和吴三桂都是大汉奸，吴伟业对洪镇压农民部队的“战绩”可以虚夸，不求著为信史，对吴三桂叛国罪行自然也不会坚持实录精神。拒馈云云，不过是吴三桂叛清失败后，某些文人附会而成的。这种传说显示了人们对吴三桂的谴责，却不能据此断定吴伟业品格高尚。
（二）诗学渊源
（1）继承云间诗派而又有所发展
同治年间的朱彭年曾称：“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26]“黄门”指陈子龙，“复社云间”指复社与几社。复社为伟业之师张溥所创，而伟业被称为“十哲”之一。几社为陈子龙等所创。朱彭年这两句诗正指出陈（子龙）吴（伟业）并称，如王士禛所说：“（卧子）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27]而伟业实在是继承复社与几社的文学传统的。云间诗派最大特点是走明七子的老路，伟业对这点特别称赏：“弇州先生（指王世贞）专主盛唐，力还大雅，其诗学之雄乎！云间诸子继弇州而作者也。……风雅一道，舍开元大历，其将谁归？”[28]他推尊云间诗派在当时诗坛上的宗主地位：“云间者，湖山之奥区，骚人雅士所奉为坛坫者也。”[29]“于是天下言诗者，辄首云间”[30]。他非常惋惜云间诗派的影响在日益消失：“云间固才薮，而诗特工。在先朝（指明朝）由经术取士，士之致身者，废风雅于弗讲，独云间坛坫声名擅海内，至今日零落尽矣！”[31]他分析了消失影响的原因：“云间之以诗闻天下也，三四君子（指陈子龙、宋徵舆、李雯等）实以力还大雅为己任。遭逢世故，投渊蹈海，碎首流肠。其英风毅魄，流炳天壤，可以弗憾。独其文章之在当世者，犹冀后死之知己，整齐而收辑之，如燕又者是也。而燕又自为之诗，乃亦避忌散佚而不尽出，则夫仁人谊士感时悼俗之章，其零落于兵火者，不知凡几矣，可胜叹耶！”[32]从这一分析，可见云间诗派的没落，完全是明清易代的结果。伟业之所以要继承云间，一方面是继续“以力还大雅为己任”，即力辟公安、竟陵，沿着明七子——陈子龙的道路，恢复唐音；另一方面是继承“仁人谊士感时悼俗之章”，即陈子龙等揭露阉党祸国、东北边患以及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指出，伟业是注视现实与民生的，他曾指出战火所加给人民的沉重负担，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痛苦：“今自黄达郧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转运而死者，不知纪极，呻吟痛苦之声，至今未改也。”[33]因而我们可以推知，伟业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自觉地走“诗史”的道路（由于他的骨头软而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但在五、七言格律诗中，对明末清初的黑暗现状多所反映，而且继承并发展元、白的长庆体而创为“梅村体”（“娄东体”）以纪述明清之际的史事，从而抒发自己的无限感怆，实在是和自觉地继承云间传统分不开的。
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伟业所继承于云间的，从诗歌体裁说，实在只限于五、七言格律诗。他称赞陈子龙“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是就七律而言。陈子龙所自负的也是这一诗体：“‘禁苑起山名万岁，复宫新戏号千秋’，此余中联得意语也。‘祠官流涕松风路，回首长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犹带砺，断霞落日海云黄’，此余结法可诵者也。”[34]王士禛说：“一时瑜亮，独有梅村”，也是指“（卧子七律）诸联，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只有伟业可相伯仲。赵翼说伟业“不落宋以后腔调”[35]，徐世昌说他“作诗原本唐人，不涉宋以后一字”[36]，都是就格律诗而言。李慈铭更明显指出：伟业“五律七律沿袭云间。”[37]因此，在五、七言格律诗方面，他的创造性并不显著。
但是，作为一代诗人，即使在近体诗方面，伟业也是有发展的。这表现为以下两点。
（2）杜、韩为主，辅以白、苏、陆
钱谦益曾指出伟业的诗学渊源：“若其攒簇化工，陶冶今古，阳施阴设，移步换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当餐而叹，则非精求于杜、韩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佽助之以眉山、剑南，断断乎不能窥其篱落，识其阡陌也。”[38]靳荣藩也说：“梅村当本朝定鼎之初，亲见中原之兵火，南渡之荒淫，其诗如高山大河，如惊风骤雨，而间之以平原沃衍，故于少陵为近，时出入于退之、香山。”[39]所以邓之诚说：“伟业渐涉宋人藩篱。”[40]从“不落宋以后腔调”到“渐涉宋人藩篱”，正说明吴诗的发展。至于杨际昌说“太仓具体元、白”[41]，那纯粹是就七言歌行而言。
（3）李颀的影响
在歌行方面，陈子龙对伟业说：“卿诗绝似李颀。”并诵其《洛阳行》，“谓为合作”[42]。李颀擅长五古及七言歌行，其独辟蹊径处，在于铺叙夸饰，表现出事物的特征；描绘人物，尤能写态传神，其笔下出现了一群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显得“缠绵情韵，自然深至”[43]。伟业确实吸取了李颀歌行的这些长处，再和长庆体的“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44]相融汇，所作歌行便“使读之者性情摇荡，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45]了。
另外，李颀的七律，今虽只存七首，然音节响亮，气势雄壮，为明七子所师法，伟业七律亦深受其影响。
（三）诗论
伟业论诗，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夫诗人之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学识焉。其浅深正变之故，不于斯三者考之，不足以言诗之大也。”[46]在他之前，公安逞才气，主性情，却空疏不学；竟陵亦主性情，而趋于隐僻；七子之失在仿古而失性情之真。伟业针对三者之失，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性情为本，充之以学识，发之以才气。这种认识是比较全面的，深刻的，对整个清诗的发展起了正确的导航作用。
和前人一样，他论诗也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今燕又之诗，虽出于亡失之馀，而其言皆发乎性情，系乎风俗，使后人读其诗，论其世，深有得于比兴之旨，虽以之百世可也。”[47]这种看法虽非伟业所独创，却是他深造自得之言，他的“梅村体”歌行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创作的。
实际上他是把上述两点认识加以综合的：“君子之于诗也，知其人，论其世，固已参之性情，考其为学，而后论诗之道乃全。”[48]伟业本人进行创作时，是清醒地遵循这一原则的，我们在论析其作品时，也完全可以运用这把钥匙。
因此，他对虞山派的昌言攻击七子是不满的，认为它连七子的精华也抛弃了：“挽近诗家好推一二人以为职志，靡天下以从之，而不深究源流之得失。有识（指钱谦益）慨然，思拯其弊，乃訾謷排击，尽以加往昔之作者（指七子）；而竖儒小生，一言偶合，得躐而跻于其上，则又何以称焉？即以瑯琊王公（指王世贞）之集观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瓌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颓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为有合于道。诎申颠倒，取快异闻，斯可以谓之笃论乎？”[49]王世贞由于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仿古太甚，引起反对派的攻击，晚年颇自悔，自己承认所作《艺苑卮言》未足据为定论。病危时，尚讽玩《东坡集》不已。这正是王世贞认识进步之处，伟业反斥为“晚岁颓然自放之言”，批评谦益不该加以肯定，这正说明伟业当时的认识还有较大的局限性。由于这种认识的局限，他甚至直率地指出：“（牧斋）既手辑其全集（指《初学集》），又出馀力以博综二百馀年之作（指《列朝诗集》），其推扬幽隐为太过，而矫时救俗以至排诋三四巨公（指七子中之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即其中未必自许为定论也。”[50]仍然是反对谦益的攻击七子。
后来他还这样指出：“当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独于论诗一道，攻讦门户，排诋异同，坏人心而乱风俗。……彼其于李、杜之高深雄浑者，未尝望其崖略，而剽举一二近似以号于人曰：我盛唐，我王（世贞）李（攀龙），则何以服竟陵诸子之心哉？竟陵之所主者，不过高（适）岑（参）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材甚狭。其自为之诗，既不足追其所见；后之人复踵事增陋，取侏
木强者附而著之竟陵。……非有寻丈之垒，五尺之矛，足以致人之师而相遇于境上。苟有劲敌，必过而去之，不足乎攻也。吾只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以彼虚
之气，浮游之响，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为竟陵之所乘。如此，则纷纠杂揉，后生小子，耳目荧乱，不复考古人之源流，正始元声，将坠于地。噫嘻！不大可虑哉？虽然，此二说者，今之大人先生（指钱谦益）有尽举而废之者矣。其废之者是也，其所以救之者则又非也。……今夫鸿儒伟人，名章巨什，为世所流传者，其价非特千金之璧也。苟有瑕颣，与众见之足矣；折而毁之，抵而弃之，必欲使之磨灭。而游夫之口号，画客之题词，香奁白社之遗句，反以僻陋故存。且从而为之说曰：‘此天真烂漫，非犹夫剽窃摹拟者之所为。’夫剽窃摹拟者固非矣，而此天真烂漫者，插齿牙，摇唇吻，斗捷为工，取快目前焉尔。原其心，未尝以之夸当时而垂后世。乃后之人过从而推高之，相如之词赋、子云之笔札，以覆酒瓿，而淳于髡、郭舍人诙谐啁笑之辞，欲驾而出乎其上，有是理哉？然则为诗之道何如？曰：亦取其中焉而已。《
宫》之章，《清庙》之作，被之管弦，施诸韶箾者，固不得与《兔罝》之野人、《采蘩》之妇女同日而语。孔子删诗，辄并举而存之。夫诗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迁改，山川云物之变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怀，与之吞吐，其出没变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訾人专己，喋喋而呫呫哉？”[51]这一段话首先指出七子的末流和竟陵派互相攻击，将使唐音从诗坛上消失。再指出谦益的虞山派既反七子，又反竟陵，而提倡宋诗。他承认七子的仿古风气是应该反对，但不能因此连盛唐元音都反掉，更不能认为宋诗胜于唐诗。最后，他再一次提出自己的观点：诗固缘情而出，情必感事而发，不但要求情景交融，而且应能考镜政教得失。
虽然从上述言论中只能看到他一味推尊盛唐元音而菲薄宋诗，但从诗道取其中，孔子并举贵族与野人、妇女之诗而存之这几句话，可见他也并不否定宋诗（尽管他把唐诗比为《宫》、《清庙》，而把宋诗比为《兔罝》、《采蘩》）。这正是他的诗论将有发展的契机，也是他后来能和谦益的观点渐趋一致的所在。在“性情”、“学识”、“知人论世”、“考镜得失”这些根本问题上，钱、吴两家其实充满着共同语言，以杜为主 ，转益多师，两家也是采取同一步调的。清初这两大家由于择术甚精，取途甚正，为清诗的创作与理论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四）吴诗特色
对吴伟业来说，诗歌，既是他对当代巨大事变的纪录，寄寓着他无尽的感伤和评骘，也是他的思想苦闷的升华。这苦闷，是种种矛盾的集合体：他有政治抱负，希望见之于事功，然而前明阶段陷于党争，不可能有所作为；清人开国十年后，他终于甘愿失节出仕，正是原有的政治抱负的逻辑体现。而且这种思想和行为并非伟业所独具，而是当时一部分名士的共识。和陈子龙同为几社核心人物的李雯，出仕清朝后，友人责他不应改节，他说：创立几社，本为考取功名。明朝既不能得，则出仕新朝是应该的。[52]伟业也是同此心理。然而徒然失节，未遂初衷，真是名实俱丧，所以悔恨靡已。然而他又是一个懦弱的文人，不敢得罪新朝，为了全生（实则苟活），只好尽量美化新的统治。但是，他的传统文化影响又使他不甘与草木同腐，总希望在文史方面做点贡献，做到三不朽中的“立言”，所谓“岂甘不死愧良友，欲使奇字留人间”[53]。就是在这样重重矛盾的网络中，他立志要像杜甫那样写作“诗史”。可是怯懦使他无法实录，他只能婉转缠绵、愁肠百结地为前明的繁华旧梦唱挽歌，而丝毫不敢抵触新朝，甚至还要诋毁前明的失德，以见新朝确是天命所归。而这样做，又只能加深他的负罪感，所以晚年会由于在旧簏中发现明朝崇祯皇帝的“御翰”而突然病死。他遗命以僧服敛，是企图空诸所有，连自己的罪孽也空掉。
只有懂得这位诗人这种特殊心态，才能理解他的诗何以具有如下特色：
（1）熟精诸史
这个特点是洪亮吉和赵翼同时指出的，见于《北江诗话》卷一和《瓯北诗话》卷九。《晚晴簃诗话》重复赵翼的话：“梅村熟于两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北史。”吴诗具此特点，和当时的学风分不开，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一般都是经史专家；同时，也是七子馀风：不读唐以后书。但伟业由于意在写作“诗史”，因而更着重运用史实；同时，这样用典，更便于以古喻今，记难言之事，抒难显之情。
（2）古胜于律
这和他蓄意创作“梅村体”诗史有关。赵翼首先指出这点，并称他“尤善歌行”。王士禛分析说：“明末及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54]所谓工丽过于元、白，即纪昀所谓“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今人对此有具体分析：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创叙事体七言歌行的长庆体后，自宋迄明少有佳构。《圆圆曲》后，此体始大行于世，且有所发展。梅村好用词藻与大量用典，比清畅的长庆体更博丽繁富。长庆体以直叙为主的结构，至梅村则以叙事的跌宕起伏取胜。或倒叙，或追叙，或插叙，或侧写，或暗写，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使结构曲折多姿。且偶句、排句比比皆是，并大量运用上下蝉联的顶针手法，比长庆体格律更为精工整饬。[55]袁枚论“梅村体”云：“生逢天宝乱离年，妙咏香山长庆篇。就使吴儿心木石，也应一读一缠绵。”[56]指出他有意以七言歌行作成诗史，特能以情感人。因此，李慈铭称：“梅村长歌，古今独绝。”确实，伟业在清诗史上的地位，主要是“梅村体”所造就的。
但是，从诗史的高度看，“梅村体”不但对杜甫望尘莫及，就是和白居易也难以比肩。这有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差异。主观因素，除如前所述外，还由于他不能像杜甫那样接近人民，更缺乏杜甫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情，也缺少白居易那种讽谏的勇气。客观形势，唐代文网疏阔，而清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极多，伟业自称“日虞收者在门”，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如何能效董狐的书法不隐呢？
（3）哀感顽艳
文廷式曾说：“梅村诗当以《清凉山赞佛》四首为压卷，凄沁心脾，哀感顽艳，古人哀蝉落叶之遗音也，非白香山《长恨歌》所及。”[57]吴诗善于言情，正如龚自珍说的“生就灯前儿女诗”[58]。白居易坚持诗教说，写《长恨歌》先有一个“惩尤物，窒乱阶”的思想，因而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总是带着旁观的描述态度。吴伟业则不然，在《清凉山赞佛》诗中，他就是福临和董鄂妃，也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丰富、复杂、矛盾的深情，融注在这一奇特的故事中，福临和董鄂妃成为他这种深情的载体。他摹写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实际是低吟自己的人生哀曲。邓方说他“一曲圆圆绝代情”[59]。确实，他就是陈圆圆。试吟“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你不可以想像他的失节出仕时的心情吗？
五言古诗也是一片深情。《毛子晋斋中读吴匏庵手钞宋谢翱〈西台恸哭记〉》：“……看君书一编，俾我愁千斛。禹迹荒烟霞，越台走麋鹿。……嗟乎诚义士，已矣不忍读。”写的是谢翱在宋亡后哭文天祥，实际是伟业在哭陈子龙等烈士，也在自哭不能成为皋羽式的义士。所以靳注引顾瞻泰言：“慷慨悲歌，梅村无穷难言之隐，已尽此数十言中，读者可以悲其志矣！”
其他各体，凡有佳作，亦皆以情胜。吴骞说：“梅村五律《课女》一首，写老年襟抱，一语是喜，一语是悲，间入八句中。其实喜中亦有悲，悲中亦有喜，令人缠绵悱恻，不能自已，觉左家娇女逊此情致。”[60]吴乔说：“（梅村）《北上》云：‘身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哀感发于至情，唐人句也。”[61]
（4）镂金错彩
前人在叹赏吴诗之馀，也指出过其不足之处，如嘉、道时女诗人汪端“尝取唐、宋、元、明及国朝人诗，阅一过辄弃去，留青邱、梅村两家。已又去吴，曰：‘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邱淡而有品。’”[62]高启和吴伟业都是学唐高手，而高少变化，吴有发展。汪端作此评骘，并非从两家的政治品格考虑，而是就诗论诗。伟业本人早已承认：“吾于此道，虽为世士所宗，然镂金错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疑其不足以传。”[63]“镂金错彩”即“浓”，“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即“骨”。所谓“古人”，是指建安七子以迄李、杜诸人。“骨”，即刘勰之“风骨”，锺嵘之“风力”。优秀的诗篇，应该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64]。“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65]。汪端所谓“浓而无骨”，实在就是《文心雕龙·风骨》篇这四句的意思。怎样才能有“风骨”呢？刘勰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如前所述，伟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都使他不可能“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如何能使所作诗歌具有强劲的风力呢？赵翼说伟业诗“本从香奁体入手”，似乎“浓而无骨”由于入手不正。其实一个诗人对于学习对象的选择，是和他的素质分不开的。伟业的个性（当然是后天环境形成的）决定了他对香奁体的喜爱，而这种柔靡之作通过他以后的种种经历，更使他耽嗜阴柔之美，以致形成赵翼所谓“有意处则情文兼至，姿态横生；无意处虽镂金错彩，终觉腻滞可厌”[66]。朱庭珍所谓“虽情文兼至，姿态横生，未免肉多于骨，词胜于意，少沉郁顿挫、鱼龙变化之巨观”[67]。“其诗虽缠绵悱恻，可歌可泣，然不过《琵琶》、《长恨》一格，多加藻采耳。数见不鲜，惜其仅此一枝笔，未能变化；又惜其琱金镂玉，纵尽态极妍，殊少古意，亦欠自然”[68]。
赵翼也把伟业和高启进行了对比：“若论其气稍衰飒，不如青邱之健举；语多疵累，不如青邱之清隽，而感怆时事，俯仰身世，缠绵凄惋，情馀于文，则较青邱觉意味深厚也。”[69]
（五）吴氏影响及末流之失
伟业和谦益一样，都保留了明末集会结社的遗风，广事交游，招聚徒侣，自执诗坛牛耳。当时追随他的人就很多，如他的省闱同年邹子介，就遣次子邹于度及其孙邹黎眉先后从之游。[70]黎眉名显吉，“少学诗于吴骏公”，“恽正叔尝谓及门曰：‘我身后，汝等宜师黎眉。’”[71]刘友光“早岁师吴梅村，而诗不效其体，……凄切婉秀，善于言情”[72]。所谓“不效其体”，是指不作“梅村体”歌行；而“凄切婉秀，善于言情”，正是吴诗的风格。沈受弘“弱冠以诗受知于吴伟业，比伟业没，乃于柩前执贽称弟子”[73]。王摅“诗有才笔，师事钱、吴，七言歌行，一唱三叹，有极似梅村者”[74]。“云间王农山广心诗，秀气成采。长篇如《大梁行送林平子》，韵致仿佛梅村”[75]。江都吴
次绮“歌行如《青山下望黄将军墓道》，淋漓顿挫，亹亹逼梅村”[76]。
乾隆时，注释吴诗的靳荣藩“其所自作，亦与之相近，但不逮其华赡耳”[77]。奎林“素嗜梅村诗，背诵如流水，故其所作诗，辞藻宏富，音节高亮，犹有娄东馀响”[78]。戴文灯“诗才绮丽，粲舌馨牙，几与梅村相颉颃，但少魄力风骨”[79]。吴诗本少魄力风骨，戴则更出其下。章静宜“歌行清丽激楚，颇近《梅村集》门径”[80]。法式善曾列举乾、嘉时一批学“梅村体”歌行的人：“纪事之诗，委曲详尽，究以长庆一体为宜，不得议其格之卑也。然元、白合作亦少，至梅村而始臻极盛，则此体自当以娄东为大宗。近日学此体者虽不乏人，若独擅胜场者，则蓉裳（杨芳灿）、香泾（黄晟）、云伯（陈文述）外，以苏州赵艮甫秀才晋涵为佳。”[81]陈文述“诗少学梅村，游京师，与杨蓉裳尤多唱和，时有杨陈之目”[82]。孔昭虔诗“风骨高骞，辞藻丰缛。……作《卿怜曲》，同时陈云伯文述亦赋斯篇，皆效梅村体，异曲同工”[83]。卿怜，和珅妾，和珅败后，她被官发卖。嘉庆时人颇多赋《卿怜曲》者，除上述孔、陈外，还有李遂。[84]赋者“皆仿梅村为之”。另如张祥河，嘉庆时人，“诗亦守娄东宗派”[85]。
道光时人徐汉苍“诗整赡流利，陆祁孙谓在梅村、汉槎（吴兆骞）、其年（陈维崧）之间”[86]。高锡恩“诗典丽自喜，多近梅村”[87]。徐崇文之父“有读吴祭酒集七言古诗，即效梅村，颇称具体”[88]。光绪时人李宗言“于近代出入陈元孝、吴梅村、宋荔裳诸家”[89]。李希圣“辛丑以还，感事成诗，……属辞哀艳，寄怀绵邈”，论者以为“蒙叟（钱谦益）、鹿樵（吴伟业）只以多胜，时涉浅易，逊此幽窈”[90]。王嘉诜“其诗宗樊南（李商隐），近代亦出入梅村、竹垞间”[91]。李稷勋为王闿运弟子，“不尽守师说，七古喜学梅村”[92]。
清末民初的樊增祥“前后《彩云曲》，哀感顽艳，……论者谓樊山二曲，犹是梅村”[93]。王闿运崇尚《选》体，曾笑梅村诗集为《天雨花》弹词，但是“所作《圆明园宫词》，大半摹拟梅村，不能脱彼窠臼也”[94]。周锺岳有《后圆圆曲》，“缠绵悱恻，居然梅村矣”[95]。杨圻“集中七古长歌，哀感顽艳，确可以嗣响梅村”[96]。王国维辛亥革命后作《颐和园词》，致函日本学者钤山豹轩云：“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97]
当然，不喜“梅村体”的也有，如道光时人陈克家，其“诗思力骨韵俱超俗，有赠人句云：‘师法不推吴祭酒，骚坛可压沈尚书’，可见微尚”[98]。所谓“俗”，就是伟业同时人钱陆灿指出《萧史青门曲》“自家兄妹话酸辛”句，说是“可付盲女弹词也”[99]。王闿运所谓《天雨花》弹词，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这种不避俗，甚至化俗为雅，正是“梅村体”的长处。他的长篇叙事诗本来是提供更广大的读者群去欣赏、玩味的。
至于末流之失，如“无病而呻，令人齿冷，甚至以委巷见闻，形容宫掖，谰言自喜，雅道荡然”[100]。大概是指王闿运所作《圆明园词》。据说王诗出后，姚大荣曾批评说：“其巨谬则在不考事实，就所见闻，一断以心，而为莫须有之案证。”“于此役本末，尚在云雾之中，而又传述脱节，信笔舞文。”“于事实不屑屑讨论，……置巴酋（指英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修怨之师不讲，只归狱于园居过侈以垂炯戒，岂非言之成理而隔膜太甚？譬诸村媪出入侯门，虽复醉卧泉石，指陈亭馆，颂德陈箴，均违事实，无当刍荛之采也。……传曰：‘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其湘绮之谓欤！”[101]
另外一点是“学梅村而失之靡曼”，主张“七言古佳处，多寓跌宕于平淡中”[102]。这倒指出了关键所在，因为梅村歌行声情哀婉，辞采典丽，本来就容易流于靡曼。但这是否一种失误呢？
三 “梅村体”传人之一——吴兆骞
（一）生平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少有隽才，又能苦读，“最耽书，一目数行，然短于视，每鼻端有墨，则是日读书必数寸矣”[103]。师事吴伟业（《秋笳后集》卷七有《茧虎追和梅村夫子》等七律三首），伟业把他和华亭彭师度、宜兴陈维崧合称为“江左三凤凰”。父名晋锡，以进士为永州推官；清人入关后，曾为南明将领以抗清。故明亡后，兆骞多家国之痛。如《秋感八首》，自注：“甲申九月在湘中作。”其三云：“天高朔气妖星动，地入边笳御宿空。”直斥清人。《赠祁奕喜》云：“胥台麋鹿非吾土，江左衣冠异昔游。”奕喜为祁班孙之字，明亡，聚众谋恢复，此诗即其时所赠。《遗事》云：“夜雨挑灯到草堂，偶谈遗事一沾裳。南溟日月蓬莱外，东海楼船牛女旁。甲帐惟闻椎晋鄙，沧洲何处哭田王？鼎湖龙去无消息，目断神仙水一方。”悼念故明，中情若揭。《送宇三归楚》七古有“满目山川恨若何？洛中遗事泣铜驼。陆机自草辨亡论，刘章漫作耕田歌”之句，既咎弘光君臣荒宴，更揭非种当锄之义，其反清之意尤显。至于托名豫章女子刘素素题虎丘壁二十绝句，小序中公然指出：“北兵肆掠，遂陷穹庐”，揭发清兵劫掠江南妇女北行的暴行，更触时忌。
兆骞兄弟六人，长兄兆宽，次兄兆夏，皆有才望。顺治六年，结慎交社（文艺团体）于吴江，四方名士参加的很多。兆骞与两兄主持社务，为争操选政（选刻社友所作八股文），和另一文艺团体同声社的章在兹、王发两人发生矛盾。顺治十四年，兆骞应江南乡试，中举人。科场案起，勒令各中式举人一律殿前复试。兆骞愤而交白卷，遂致遣戍宁古塔。而真实原因则是章在兹和王发挟嫌告他有异谋。故兆骞之子振臣跋《秋笳集》，谓“为仇家所中”；而李孟符《春冰室野乘》卷下亦谓《秋笳集》“于故国惓惓不忘，沧桑之感，触绪纷来，始悟其得祸之由，不随力田、赤溟辈湛身赤族者，盖亦幸耳！”力田，潘柽章字；赤溟，吴炎字。两人共撰《明史》，书未成，遭乌程庄氏史狱，遂及于难。李氏引以为比，可见兆骞及振臣的硬骨头精神（《秋笳集》刊刻行世在雍正四年，某些触忌之处，仍然一字未改）。
兆骞居塞上凡二十三年，侘傺无聊之情，尽发之于诗。康熙四年，与其他流人结“七子诗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104]。流放期间，目睹帝俄入侵及黑龙江流域广大军民英勇抗击的情形，每以诗记之，极富爱国主义激情。后因其挚友顾贞观乞援于纳兰性德（著名词人，权相明珠太傅之子），始由徐乾学等友人醵金赎归。归三年而卒，年五十四。著有《秋笳集》。
（二）诗论
兆骞以旷代才人而获无端奇祸，谪徙塞外二十馀年，其内心的愤懑哀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对诗歌创作别有深刻理解。他认为：“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穷而后工，仆谓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穷也。彼所谓穷，特假借为辞，如孟襄阳之不遇，杜少陵之播迁已尔；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尔；至若蔡中郎髡钳朔塞，李供奉长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困厄之尤者，然以仆视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内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阔矣！同在覆载之中，而邈焉如隔泉夜，未知古人处此，当复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穷莫甚于仆。惟其工，故不穷而能言穷；惟其穷，故当工而不能工也。万里冰天，极目惨沮，无舆图记载以发其怀，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直以幽忧惋郁，无可告语，退托笔墨，以自陈写。然迁谪日久，失其天性，虽积有篇什，亦已潦倒溃乱，不知其所云矣。”[105]这段话指出了两点：一，文之工非以穷；二，穷则文不能工。这番血泪交迸的话，说出了人生和创作的真谛。鲁迅说过：陶渊明所以能做诗，是因为他还有酒喝（饭更不在话下），如果他真是饿昏了，那是无此雅兴的。吴兆骞处境奇穷，放逐后的诗篇，只是长歌当哭，根本不可能考虑内容的提炼，技巧的提高。特别是和遭祸前相比，那时，他是少年名士，“英朗隽健，忠孝激发，凡感时恨别、吊古怀贤、流连物色之制，莫不寄趣哀凉，遗音婉丽，情盛而声叶”[106]；而遭祸后，那种残酷的沉重打击，漫长的流徙岁月，真所谓“迁谪日久，失其天性”，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推敲文字呢？可以说，吴兆骞即使在诗歌创作上也是极其不幸的。
遭祸前，他的诗歌创作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主要是模仿六朝、初唐，而且是走明七子的老路。所以，前人评骘他的诗作，都是众口一辞，如沈德潜云：“吴诗乃‘王杨卢骆当时体’，当时无人可抗行，故为梅村首肯。”[107]袁枚说：“能本七子而自出精神。”[108]至于朱庭珍说：“高者近高、岑及初唐四子，次亦七子派中不空滑者。”[109]则是包括他遭难后全部诗作而言的。也就是说，他的全部诗作只达到这个水平，而没有进一步提高，尽化模拟的痕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沈德潜就指出：“倘以老杜之沉郁顿挫出之，必有更高一格者。”[110]邓之诚也说：“惜学业无成，格律亦未更进，固一时之秀，而非盖代所宗。”[111]朱庭珍干脆只承认他：“亦一小作家也。”[112]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愤怒固然出诗人，但这首先得有个允许你愤怒的环境。如果处身于极端专制的高压之下，你连愤怒也不可能，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秦朝没有文学（除了李斯的歌功颂德之作），而其他最黑暗的专制野蛮时代也没有真正的文艺（只有瞒和骗的文艺），不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作家说真话，某些作家甚至主观上也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吴兆骞这则诗论就说出了作家主观条件的问题，所以，它是深刻的，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灵魂深处的躁动和苦闷，实在类似司马迁。但司马迁能利用私家修史的地下活动，创造出伟大的“谤书”——《史记》，吴兆骞遭难后的二十三年，却始终生活在专制魔掌之下，连内心世界也毫无自由。他只能在“失其天性”的情况下，被扭曲地写出自己的某些痛苦。这就是纪昀等人所谓“自知罪重谴轻，心甘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113]。
（三）诗作特色
吴兆骞诗多所散失，据其子吴振臣说：“先君垂髫之岁，即好吟咏，加以身际艰难，著作颇富。奈屡丁颠沛，存者无几。”所谓“屡丁颠沛”，一指流放塞外时，“值有老羌之警，遗失过半”。一指兆骞殁后，振臣“扶柩南还，复覆舟于天津，而沉溺者又过半”[114]。估计一定有不少特别抵触时忌之作，振臣藉口这两次颠沛，有意销毁。根据现有诗作，分类统计：七绝37首，五绝10首，七律210首，五律113首，五排20首，七古67首，五古47首（包括拟古杂体诗30首）。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他写得最多的是七律、五律和五排。前人评议所谓逼肖盛唐者，即指此数种。而所谓学六朝的主要指五古，不但拟古杂体诗酷似，即其馀几首如《秋笳前集》中的《赠友》、《夜燕吴阊》，都神似六朝人作，至于《湘水曲效齐梁体》更不用说了。这种学六朝的五古，《秋笳集》和《秋笳后集》都没有，可见只是前期的仿作。
如所周知，五律成熟于初唐，七律成熟于盛唐。它们一致要求属对工切，韵律精严。同时炼字琢句谋篇以至运用成语和典故，都极费匠心（杜甫所谓“颇学阴何苦用心”）。所以，律诗不比古体，不能任才使气，率尔成篇。即使诗人内在情意骞腾狂烈，也必须作冷处理，即冷静思考，仔细推敲。兆骞少负狂名，天才骏发，又从幼受吴伟业的影响，注重对律诗的练习，所以十三岁时所有感时之作，都是七律，而且“悲凉雄丽，便欲追步盛唐”[115]。到遭难后，满腔愤懑，以其狂纵才性，本应运用五、七古体尽量加以发泄。然而由于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的高压，特别是身为谪徙的刑徒，跼蹐六合，虎视鹰瞵，加罪有辞，动辄得咎。在如此境遇中，他当然不能像李白那样狂呼大叫，一任翻沸的情思肆意喷吐，只能敛才就范，把全部幽情暗恨寓寄于惝恍迷离之境。这就不可能出之以平铺直叙的古体，而只能安排在律诗的紧密结构之中。
但是，他的律诗，无论五律或七律，都并非一味模拟初、盛唐人。一般说，“初、盛唐之诗，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气完而色泽不屑屑也”[116]。而兆骞的律诗除了“真情多”（侯元泓所谓“情盛”），也“神完气足”（徐世昌所谓“出塞后，诗境沉雄，得朔方苍莽之气”）[117]；同时很注意“巧思”和“色泽”。如《晓登东岭寄杨友声次姚琢之韵》：“双峰霜净削觚棱，倚马高寒试一登。晓色迥添雕岭雪，春风不坼菟河冰。名污久拟沦屠钓，身废空怜有爱憎。乡国茫茫徒极目，图南谁道是鲲鹏？”前半写景，后半抒情，这也是唐人律诗的结构（或篇法）。先看写景的前四句。首句写未登时东岭给自己的印象：双峰色白而陡峭。次句写登山，用“试”字，正见东岭太高寒，没有必能登上峰顶的信心。三、四句分写岭上所见。先写远眺雕岭，点出“晓”字扣题，晓色即曙光，表示天亮，由于远处雕岭的雪光映射过来，显得天色更明亮了。再写俯瞰，菟河仍然冰封，即使现已入春，气温依然极低。这两句是写景，却已含情，暗喻自己仍在冰雪封锁中，因而自然地转到明显的抒情上：自己无辜陷狱，名在爰书，被人斥为囚徒，辱何如之！即使有朝一日能由流放地释放回家，也不愿再厕迹士林，以玷辱斯文，宁肯与屠夫渔父为侣了。正如司马迁一样，身已废矣（精神上的宫刑），为士类所共弃，然而还有杨友声、姚琢之这样少数知交，仍然同情我，爱怜我，尽管他们无力援救我。这样，第七句便由对“乡国”知交的怀念，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站在东岭之上，尽管极目远望，也无法看到相隔万里的江南故乡。第八句写自己多么希望能像北溟之鲲，化而为鹏，展开若垂天之云的大翅，抟扶摇而上九万里，迅速地飞返南方去。然而自己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自己纯粹的幻想！把异族政权残酷的镇压，故乡知交无尽的怀念，自恨不能奋飞而归故乡的深沉痛苦，都这么巧妙地微婉地反映出来，词句充满色泽，毫不抽象枯燥，这是在初、盛唐的基础上，继承了优良传统，而又克服了不足之处的。其所以能“巧思”，是因难见巧。他的严酷处境，使他更激发出对自由的想望，却又更难显豁、直率地表露出来。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迫使诗人运用“巧思”以抒发“真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七言歌行。唐人七古有其共同特色，即为了充分表达诗人内心沸腾的情思，诗的语言不假雕饰，一气呵成，几乎不用典故，使诗意明显，毫不晦涩，语气音节都富于口语倾向。即使吴伟业所直接继承的长庆体，其代表作《长恨歌》，也只用“小玉”、“双成”两个常用典故。而伟业出于塑造惝恍迷离之境的需要，在长庆体的叙事框架上，不仅装饰上初唐四杰的华丽词藻，而且独创地多处用典，使其七言歌行的词句富于联想力、表现力，更能调动读者的思考力，从而提高其理解水平，与作者相喻于言外之意、景外之象。兆骞师法“梅村体”，其着力处也正在这几方面。简言之，（1）风华出于四杰，叙事法夫长庆；（2）对偶不仅工丽，富于色泽，而且使用频率极高；（3）音节铿锵，力避板滞、沉闷的音韵；（4）典故使用频繁。但伟业歌行易流于靡曼，而兆骞所作则气勍辞工。如果说兆骞歌行有出蓝之处，就在这里。
兆骞学“梅村体”的几篇七言歌行，都是遭难后所作，如《白头宫女行》作于西曹（刑部狱），《榆关老翁行》作于流放途中，《浚稽曲》作于流放地宁古塔。
《白头宫女行》立意同《琵琶行》，所谓“悲红粉之飘零，感羁人之沦落”（小序），但更主要的是对亡明的悼念。全篇通过白头宫女的自述，先写崇祯初年宫中的太平乐事，再写闯王进京，明王朝“海竭山崩”；再写此宫女逃出深宫，出家为尼，而自叹“仙家龙种尚飘零，贱妾蛾眉亦何有！”叙事部分到此结束，而这两句其实已暗贯下文。这“贱妾”同时也暗喻兆骞本人。正因为明朝覆灭了，自己才这样落难啊！这就自然生发出篇末八句的抒情：“我来故国几沾翰，摩挲铜狄北风酸。昭阳旧侍悲通德，长乐姬人识佩兰。从古存亡堪太息，凄凉无处寻遗迹。麦秀偏伤故客情，柘枝还下宫人泣！”“故国”（指北京这前明旧都）、“铜狄”、“存亡”、“遗迹”、“麦秀”，尽是悼念亡明的词语和典故。从文艺创作心理去探索，兆骞这篇长歌虽然毫不涉及清人一字，而其仇视清王朝的潜意识不是昭然若揭吗？这样直率的内心独白，《梅村集》里是找不到的（即使有，刊刻前也已经芟夷净尽了）。
如果说，白头宫女的自述，兆骞仅得之传闻（同狱难友陈直方转告的），那么，《榆关老翁行》就是他亲身的见闻了。这首长歌的格调，和《白头宫女行》不同。《白头宫女行》的形式（四句一转韵；每一韵的三、四句必为对偶；全诗用韵平仄相间），类似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而《榆关老翁行》的形式恰好相反（每一韵句数不定；用韵基本上平仄相间，但有两处是仄韵相承，一由上声韵转为入声韵，一为去声韵转为入声韵；除了第九韵的三、四两句，通篇没有对偶句）。这种形式类似高适、岑参某些歌行。何以要采用这种较为自由的形式？这和内容极有关系。诗意是说，诗人流放，途经榆关，在酒楼下遇一江苏同乡老人。以下全是老人的陈诉。他先说自己少时学武，后来多次来边州经商，由于常往青楼买笑，以致落魄，只好从军。正逢清兵入寇，他所投的明军固守松山。以下描写松山守卫战的惨烈：“老边墙直长城隈，梯冲百道如山来。宁前（地名）列屯昼城闭，旌旗黯惨纷黄埃。雄边健儿十三万，鼓声欲死弓难开。碛西降丁最翘健，日暮分营夜催战。吁嗟万骑无人回，射尽平州（今辽宁省辽阳市一带）铁丝箭。曙光曈曈海生绿，战血无声注空谷。严霜如刀箭如猬，欲上戎鞍泪交续。坚城就堕将军降，几部残兵向南哭。”我们知道，松山之战是导致明、清政权易手的一次关键性战役。皇太极围攻松山取胜，同时攻下锦州，招降了洪承畴和祖大寿，从此清人直驱中原，终于取代明朝而入主中夏。兆骞在《白头宫女行》中只字不提清人，在这首长歌中，却充满激情地描绘了这次关键性战役。“坚城就堕将军降”，这将军不是指叛降清人的松山城守副将夏承德，因为松山城是由于他私通清方，请其派兵“乘夜竖梯登城”[118]才失守的。这句的“将军”是指辽蓟总督洪承畴，他为了偷生苟活，不惜背明降清。而他所率领的八总兵师十三万人，除了“死五万有奇”[119]，降的只有“残卒三千有奇”[120]，其馀的“几部残兵向南哭”，宁愿逃散，决不从降。两句这样对比，反映出诗人十分鲜明的爱憎。这位“榆关老翁”，当年的残兵，他就是“相随散卒临榆城”而不肯降清的，到榆关后，立即“横刀更隶龙骧营”，打算继续抗清。但是明朝很快就覆亡了，他不愿为清政权当兵，便弃甲归田了。这样突出一个下层小人物的民族气节，正是更深一层地诛伐所有的贰臣。诗人的勇气还表现在对清人暴力统治的指责：“故国他乡尽荆棘，穷黎何处还聊生！”故国，指故乡，即江南；他乡，指他栖身的北方。这就是说，整个中国都因战乱而荆棘丛生，穷苦人民简直无法生活了。最后，写“榆关老翁”既自抒思乡之情，又深悲诗人的穷边远戍，而以“天涯相见且相悲”结束全诗。由全诗安排，可以看出重点在描写松山保卫战。这首七言歌行一共七十句，而描写松山保卫战用了十六句，转了三次韵：先用平声十灰韵写六句，显示出明方战士心情的沉重；再用去声十四愿韵写四句，立即转入声一屋韵再写六句，写出了感情的激化。其次是写两人“相悲”，这是全诗的另一重点，反映出诗人对前途的悲感。因为“榆关老翁”的“羁戍塞垣”，“梦断吴关”，仅仅不能还乡而已，总还是自由人；而自己则“莽莽边沙路何极”，而且是囚徒。这样对比，自己的命运就更可悲了。而这种悲惨命运的构成，和明朝的灭亡是分不开的，这就把两个重点从内部作了有机的统一。说是内部，就是说这种写法能引起读者深思，而不是外露的。因此，诗人写这一重点时，先用去声七遇韵写四句，写老翁自抒乡思；再转入声锡、职韵写六句，写老翁悲诗人之谪戍。这样转韵，也是有意深化感情的激楚程度。由此可见吴兆骞真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仅仅追求词藻和音节。杨锺羲评此诗“票姚跌荡，锋发韵流”[121]，似乎过于抽象了。
《浚稽行》的写作，距离《白头宫女行》和《榆关老翁行》大约二十年。在这么长久的时间内，由于清政权的日益巩固，社会生活的日益安定，加上老羌（俄罗斯）对东北边境频繁入侵，当地各族人民在清军政长官领导下的奋勇抗敌，不断取得胜利。面对这种现状，吴兆骞个人尽管受到清政权特别重大的打击，也和大多数汉族士人一样，慢慢地转变了对清政权的敌视情绪，最后表现为完全拥护它了。这种转变，从其晚期诗赋中可以看出。如五律《长白山》尾联：“登封如可作，应待翠华游。”《长白山赋》既于序中称颂“我国家肇基震域，诞抚乾图，景历万年，鸿规四表”，又于赋中称颂“启潜跃于圣祖（指清始祖布库里雍顺，所谓长白山天女吞朱果而生的），臻景铄于皇图，藏瑶牒兮可俟，涌金精兮讵诬？”最后说：“瑞我清兮亿载，永作固兮不渝！”两年后，他在《寄顾梁汾舍人三十韵》中“漫说逢杨意”句下自注：“前岁侍中对公以予长白山诗、赋进呈。”他希望康熙帝能因此而赏识自己，就像汉武帝赏识司马相如一样。正是在这种思想感情支配下，他写出了《浚稽行》。《浚稽行》这首长篇叙事诗的故事情节，张维屏有个简介：“公主下嫁北部蕃王。王爱琵琶小伎，公主妒，致伎于死，由是夫妻反目，隔绝不相闻。后公主姊妹为之调停解释，遂为夫妇如初。”[122]哪个公主，哪个蕃王，什么时候下嫁，杨锺羲有说明：“嫩江水滨科尔沁汗（汗，hán，国主）奥巴（蕃王名），先诸蒙古入朝。天命（清太祖努尔哈赤年号）十一年，以贝勒舒尔哈齐女孙（即此公主，无名）妻焉，授和硕额驸（皇帝妃嫔所生女称和硕公主，此以尊宠舒尔哈齐的孙女。额驸，犹驸马），封土谢图汗。”公主那位妹妹（亦无名）是一位郡主，奥巴叔父名莽古斯，其孙（亦无名）尚此郡主，清帝赐号“满珠习礼”。奥巴在右翼中旗，莽古斯在左翼中旗，所以诗中说：“弱妹盈盈隔瀚源。”[123]张维屏的简介是根据《浚稽辞》概括出来的，而据杨锺羲说，公主夫妻反目，真正原因是政治上的，生活矛盾顶多是根导火线。他说：成婚后“奥巴屡违约，私通明。天聪（清太宗皇太极年号）二年，将征喀尔喀，征其兵，不至；使侍卫索尼、阿珠祜赍敕责之。时奥巴居别室，索尼与阿珠祜谒公主，以谕旨告。奥巴闻之，扶掖至，佯问曰：‘此为谁？’索尼曰：‘吾侪，天使也。尔有罪，义当绝，今之来，问公主耳！’奥巴促具食，索尼、阿珠祜不顾出。奥巴恐，使台吉（清廷对蒙古部落的封爵称号，位次于辅国公）塞棱等请其事，索尼出玺书与之，奥巴使其大臣环跽请罪。翼日，辞以足疾，欲令其台吉入谢。索尼曰：‘汝欲解罪，而使人行，吾岂取拜思噶尔等来耶？’奥巴乃使人请曰：‘上怒，使应肉袒谢，惧不容耳！’索尼曰：‘上覆载如天地，汝果入朝，虽有罪，必蒙恤。’奥巴乃叩头，决计入朝。”[124]《浚稽行》没有正面写出这一政治矛盾，却在最后一部分（“回忆先皇草昧年”到末尾）点出“赐婚”的政治意义。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为了对清廷和外藩的政治联姻作正面的歌颂，同时避免牵涉到明朝。
这首长篇叙事诗的形式，不同于“白头宫女”和“榆关老翁”的自述，而是和吴伟业的《圆圆曲》一样，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他述。全诗116句，分为29韵，每韵四句。全诗押韵，平仄互转。根据情节划分，第一段（“浚稽山色青崔巍，……不羡名王玉塞尊”）共七韵28句，写“赐婚”。然后用一韵四句过渡（“名王旧是呼韩裔，尚主中朝称爱婿”结束上段，“好猎频征鸣镝儿，酣歌偏惜琵琶伎”引起下段）。第二段（“琵琶小伎珊瑚唇……青鸳塔畔忏他生”）共九韵36句，写“反目”。再用一韵四句过渡（“妆殿何心理残黛，空王皈礼应憔悴”结束上段，“已分猜嫌任狡童，谁怜调护来诸妹”引起下段）。第三段（“弱妹盈盈隔瀚源，……万年公主竟归来”）共五韵20句，写“调护”。又用一韵四句过渡（“从此欢娱莫相弃，上如青天下如地”结束上段，“入贡还修子婿恩，降嫔莫负先皇意”引起下段）。第四段（“回忆先皇草昧年，……春风弄玉在楼中”）共五韵20句，写“永好”。从各段句数可以看出，“反目”是全诗的重点。我们赏析一下这第二段：
琵琶小伎珊瑚唇，歌舞朝朝粉态新。祭马每从青海月，射雕常从雪山云。可敦娇妒还猜忍，同昌那得犀蠲忿。帐下才惊一骑来，杯中已见双蛾陨。短辕彳亍恨驱牛，肠断狂夫泪莫收。自甘剺面哀红袖，不念同心叹白头。荆棘满怀相决绝，双重玉箸沾襟血。龙种宁同葱薤捐，燕飞欲作东西别。妾意君情各自流，鸳鸯文彩掩衾裯。却分蕃部西楼去，别是秋风北渚愁。黄沙深碛连天色，可怜相望谁相忆？千里金河怨别离，经年银汉无消息。八月穹庐白雪高，玉花寒枕梦魂劳。贩珠无复求朱仲，绿帻宁闻侍馆陶？海西沙门术何秘，白马迎来布金地。畏吾字译贝多经，龟兹乐奏莲花偈。灼烁禅灯著曙明，仙梵风飘夜夜声。黄鹄歌中思故国，青鸳塔畔忏他生。
第一韵“琵琶小伎”四句，具体写出了第一个过渡小段“酣歌偏惜琵琶伎”的内容，是从奥巴角度写的。第二韵“可敦娇妒”四句，写公主毒杀小伎，是从公主角度写的。第三韵“短辕彳亍”四句，写奥巴的悲与恨，又从奥巴角度写。第四、五韵写夫妇分居，主要从公主角度写。第六、七韵写公主的孤苦心情。第八、九韵写她从僧念佛，自忏平生。可以看出，这个重点段的中心人物是公主，吴兆骞在这段中写了过程，特别着重写了公主的内心冲突。这种心理描写，有的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如“龙种宁同葱薤捐”，回应了第一段的“自矜帝子金乡贵，不羡名王玉塞尊”，写出了公主的骄矜，认为奥巴畏惧后金（清政权的前身）强大，不敢遗弃自己。可是后来被谪居西楼（辽国的地名），时间一长，她就“别是秋风北渚愁”了。这句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的“帝子降兮北渚”四句，写公主想望奥巴，盼望重圆。有的是作者陈述，如“可怜相望谁相忆”，写公主想望奥巴，奥巴却完全忘了过去的恩情。“贩珠无复求朱仲，绿帻宁闻侍馆陶？”前句用《列仙传》：朱仲，会稽贩珠人，高后时，献三寸珠。鲁元公主私以七百金，从仲求珠，仲献珠四寸。这是说公主内心既苦闷，又赌气，不愿再梳妆打扮。后句用《汉书·东方朔传》：汉武帝姑母馆陶公主私通近侍董偃，武帝到馆陶公主后园饮燕，董偃绿帻（贱人服）随馆陶公主进见。这是说，公主虽恨奥巴，同时很寂寞、苦闷，却并不和近侍有什么苟且行为。“黄鹄歌中思故国”，用《汉书·西域传下》：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汉时西域一国）昆莫（乌孙王的名号）为右夫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是说公主最后对奥巴绝望了，只想大归。当然，这决不可能，因而只有“青鸳塔畔忏他生”。青鸳塔用《初学记》：须弥山（佛教传说的山名）有青鸳伽蓝（佛寺）。这是说公主打算长斋念佛以修来生了。
有人认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特点是：重外在行动而不重内心冲突，从《浚稽辞》来看，吴兆骞是着重刻画中心人物的内心冲突的。这是对《长恨歌》、《圆圆曲》的继承与发展。还应看到《浚稽辞》并不只是多场面的迭印，而是既写了场面，又写了过程；既重视细节，又注意到故事的完整；并且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如从官的挟弹鸣鞭，女骑的射生轻利，弱妹的千骑拥轩，都是想当然的。
我国诗歌的传统审美趣味，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强调含蓄、精炼，因而认为元稹、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不免“浅白”、“繁冗”。正是由于这缘故，从吴伟业到吴兆骞，都在《圆圆曲》和《浚稽辞》这类歌行中，讲究对仗、转韵，力求富丽精工，铿锵悦耳。为了避免过露过直，他们着意用典。以《浚稽辞》说，用典不但频率高，而且处处切合公主。除前述有关公主的典实外，如“乌孙千马亲呈聘”，用《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公主）”。“筑馆王庭奉义成”，用《隋书·北狄·突厥传》：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以宗女义成公主妻意利珍豆启民可汗。“自矜帝子金乡贵”，用《魏末传》（见《三国志·魏志·何晏传》注一）何晏尚金乡公主。“同昌那得犀蠲忿”，用《新唐书·懿宗纪》：懿宗女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相对殷勤向玉真”，用《新唐书·诸帝公主》：睿宗女玉真公主，太极元年为道士，以方士史崇玄为师。这正切合本诗中公主与奥巴反目后，迎来海西沙门，从之学佛。“万年公主竟归来”，用《晋书·左贵嫔传》：晋武帝女万年公主。“沁水园中歌吹尘”，用《后汉书·窦宪传》注：沁水公主，明帝女。“春风弄玉在楼中”，用《列仙传》：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萧史，为作凤台以居。这种用典，对彼时的读者——一般士大夫来说，自然不再会觉得这种诗“浅白”了。有些人认为《长恨歌》只用“小玉”、“双成”二典，而《圆圆曲》故实堆砌，认为是白胜吴处，而不知吴伟业以至吴兆骞正是为了避免“元轻白俗”，才采取这种表现手法。总之，二吴，尤其是吴兆骞，简直是在运用精巧的格律诗的创作手法，把《浚稽辞》这类歌行写成另一种七言排律（其不同处只是排律一韵到底，而这种歌行则平仄韵互转；另则排律除首尾两联不对，其余皆自成对偶，而这种歌行则每韵的一二句不对），而且还夹以抒情甚至议论。这都是对白居易叙事诗的发展。
清中期的女诗人王兰修在《国朝诗品》中曾说：“吴汉槎瓣香梅村，能自立帜，《浚稽山辞》非梅村所能笼罩也。”我以为此诗超出吴伟业歌行范围之处，一是对题材领域的开拓，在此诗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歌行作者写过这种少数民族题材。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还会发现二吴这类歌行大都运用在宫庭贵族的题材上，如吴兆骞的三首七言歌行《白头宫女行》、《浚稽辞》和《榆关老翁行》就截然不同。而更难得的是，二，对主题的深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谓主题，就是此诗末段的“欲将玉女倾城色，远靖金戈绝塞天”。但这不是汉、唐那种屈辱的“和亲”，正如此诗第一段早就指出的：“旧匹由来缔贺兰，和亲讵是因娄敬？”这就是杨锺羲所谓“世为肺腑，礼崇姻戚”。正由于这种政治联姻，使得中国领土上的各民族能结成一个友好的大家庭，所谓“三朝屡订施衿礼”、“今上弥敦兄弟欢”，也正由于这种屡世友好，才能保持长期的互市：“异锦葡萄出帝家，名驹苜蓿通边市。”
四 “梅村体”传人之二——陈维崧
吴兆骞继承并发展了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陈维崧则继承并发展了吴伟业另一种七言歌行。吴伟业的七古有两种：一种是长篇叙事诗，“用元、白叙事之体，拟王、骆用事之法，调既流转，语复奇丽”[125]；或称为“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心脾”[126]。另一种是“气格恢宏，开合变化，大约本盛唐王、高、岑、李诸家，而稍异其篇幅，时出入于李、杜”[127]。吴兆骞继承并发展的是前一种，陈维崧继承而加以变化的是后一种。
（一）生平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古称阳羡）人。父陈贞慧，与冒襄、侯方域、吴应箕（或言方以智）并称明末“四公子”，文采甚著，与阉党阮大铖斗，被捕几死。明亡后，埋身土室，坚守遗民气节。维崧自幼受此熏陶，亦重气谊而富文采。由于天才早熟，前辈多与为忘年交。与彭师度、吴兆骞同被吴伟业誉为“江左三凤凰”。入清后，家道中落，虽补诸生，而久不遇。自言因“才露性疏，动与物忤，神思诞放，窃为乡里小儿所不喜”[128]。于是客游四方，但仍因“才智诞放”，“当途贵游目之轻狂”[129]，而穷途潦倒。明亡时，他才二十岁，直到康熙十八年，他五十四岁了，才应博学鸿词试，授检讨。在漫长的三十三年中，由于“赋性既疏庸，作人复坦率。才因贫贱退，老受饥寒聒。一身类人奴，万事同苟活”[130]，其困顿之状可想。后来虽授职检讨，与修《明史》，不过四年，即以病卒，可说终身未曾得志。
其所以如此，即因思想感情与清统治者格格不入。易代之初，他深抱亡国之痛：“自鹿溪被难，皋里赴义，秋浦效田光之奇，云间秉刘琨之节，何尝不似琅琊登山，洗马渡江，无非触目，只切伤心者乎？”[131]鹿溪，即鹿溪渡，在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东二里。杨文骢，字龙友，有文藻，隆武朝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清兵攻衢州，杨氏与诚意伯刘孔昭共援衢，兵败被俘，不屈而死。鹿溪被难，即指其事。皋里赴义，系指吴昜。昜号日生，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人，弘光朝任兵部职方，参史可法军事。南明亡，为清兵所俘，遇害于杭州。秋浦，县名，即今安徽贵池县。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弘光政权为清所灭，应箕起兵应金声，败走山中，为洪承畴所获，慷慨就义。云间，指陈子龙。子龙，字卧子，南明亡，结太湖兵欲起义，事泄被擒，乘间投水死。这些志士（吴应箕、陈子龙还是维崧的业师）的牺牲，给维崧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之所以长期不与清统治者合作，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时间一过久了，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本质，终于使他和同样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清政权，由对抗而转为合作了。他的思想感情逐渐和明遗民们拉大了距离。到了康熙十七年，他就徵京师，除夕前曾去拜访被迫应徵的傅山。这位老遗民责怪：“盛世偏修聘士仪，老夫滥被徵车宠。儿扶孙曳还仗谁？此事商山真作俑！”他却劝对方“勿浪恐”，因为“即今谁恨骥伏枥，畴昔争看蚕出蛹”。这是说，当代已有伯乐，可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了。伯乐是谁？就是清廷的圣君贤相：“黄扉燮理尽大贤，上有至尊坐垂拱。”所以，你这山西老儿一定要顽梗不化，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蒲轮会见送翁归”，不在乎你一个。[132]这就难怪在次年另一首五古中，他歌颂清廷的诏令各行省荐举博学鸿儒：“中朝欻求贤，轺车遍林莽”[133]；还欢呼清帝的以孝治天下：“我朝体群臣，树业甚宏达。吾皇敦人伦，寰宇遍煦沫。君亲讵二理？忠孝原合辙。”[134]这还不算，他还要求好友李子德去做劝降工作，劝导那些在军事上坚持反清的志士们归顺清朝：“秦关逼巴栈，频岁高战骨。至今洮陇间，土花尚凝血。君其卧西州，调护诸豪杰：聂政仅鼓刀，许身因母决。男儿管乐俦，宁惟效明哲？”[135]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仇视农民起义。康熙十九年他有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对明末农民军的深仇大恨：“公（指同修《明史》的冯再来）纂叛贼传，体核气力完。夔魖遭刻画，梼杌愁雕剜。明季紊其纲，连营矗盘盘。遂令硚跖辈，昼夜
人肝。公文著殷鉴，犀锐谁能干？安得请他作，画为陈金銮。”句下自注：“先生有李自成、张献忠二传。”[136]他把根治农民军的希望寄托给清政权，难怪他终于衷心地拥护他，欣然出仕新朝了。
但是，官职对他来说，也并不真正愉快。不错，开始他很高兴：“我今遭际本意外，一身甘受朝衫羁。”[137]后来渐渐感到这撰修《明史》的馆职颇违初衷，因为“人生作官要济物，不尔受禄何为耶？惭予娖娖溷铅椠，鲁鱼亥豕徒纷挐”[138]。最后这种积闷喷薄而出：“三载溷长安，蹙蹙鸟在笯。平明开九门，噏呷盛纨袴。期门羽林儿，肥者白如瓠。青丝络马头，挥鞭有馀怒。搤人狭巷间，逼仄不使度。问尔何官职，视尔疲行步。良久得官名，戟指揶揄去：‘尔曹在世上，穷薄天所赋！’归来色死灰，凄哽仗谁诉？”[139]做冷官，受闲气，这种滋味，今天的读者恐怕不易理解，而他性格狂傲，当然受不了满洲侍卫对汉官的欺侮；但受不了也得受，这已经使他愤懑了。而更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侮辱的，是“官任百僚压”。由于他不是由正途进，即不是通过科举取得官职的，“匪缘帖括进，或作优俳狎。
面嘲诙，汹汹背盟歃”。这么一来，自己简直是“懦夫畏颠蹶，一步一夔峡”。于是他悠然思返初服，即挂冠归里了。但是，“当归浪得名，缩地苦无法”[140]。他就这样陷在矛盾心情中，不久即以头痛卒于河南，享年才五十八岁。
（二）诗学源流
维崧自言：“忆余十四五时，学诗于云间陈黄门先生。”[141]这时，他“好《玉台》、西崑、长吉诸体”[142]。和陈子龙一样，“云间七律，多从艳入”[143]。也和吴伟业一样，“从香奁体入手”[144]。崇祯十五年，他十八岁时，和云间派的核心人物李雯畅谈诗歌创作问题，从此，“心慕手追，在云间陈、李贤门昆季、娄东梅村先生数公”[145]。正如他在《酬许元锡》一诗中所说：“嘉隆以后论文笔，天下健者陈华亭。梅村先生住娄上，斟酌元化追精灵。忆昔我生十四五，初生黄犊健如虎。华亭叹我骨格奇，教我歌诗作乐府。二十以外出入愁，飘然竟从梅村游。先生呼我老龙子，半醉披我赤霜裘。”[146]这时，他已超越从前所学的《玉台》、西崑、长吉诸体，而上溯至初、盛唐以至汉、魏：“五言必首‘河梁’、建安，七言必首垂拱四子以及高、岑、李、杜，五律贵王、孟，七律善学维、颀，排律沈、宋最擅其长，绝句王、李独臻其胜。”[147]此时创作重点在七律与七古。对这两种诗体的源流及手法，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音节圆亮”、“境地缥缈”两个原则。他说：“夫诗，一贵于境地，二贵于音节。音节圆亮，七律便属长城；境地缥缈，七古乃为合作。”[148]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下意见：明前七子领袖之一何景明“深慨长歌一道，杜陵不如四子。仆（维崧自称）初守此议，窃效季路终身。既而思之，终有未尽”[149]。这说明他和吴兆骞不同。吴主要继承“梅村体”，特别学习唐初四杰的章法，所谓“四句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150]。维崧则摆脱这种格式，立意向上，学习伟业的另一种歌行手法：“必也静如玉洁，动若玑驰。徘徊要眇，便娟依迟。譬之大海安澜，澄莹皎彻。明镜如拭，千里一色。继则鱼龙夭矫，珊瑚络驿。鲛人怪物，波委云属于其际。卒之江妃一笑，万象杳冥。老子犹龙，成连移我矣。”[151]这种七古显然是伟业学杜、韩的一种。伟业这类七古虽学杜、韩，却具有自己的特色：“情韵双绝，绵邈绮合。”“前无古，后无今，自成为梅村之诗。”[152]缺点是“未免肉多于骨，词胜于意，少沉郁顿挫、鱼龙变化之巨观”[153]。尤其是“气稍衰飒”[154]。维崧继承伟业这种手法，却特别注意“以气为主”[155]。他晚年之所以“多学少陵、昌黎、东坡、放翁，而诗又一变”[156]，除了在京任职时，受清初宗宋派的影响，“与当代大家诸先生上下议论，纵横奔放”[157]外，和他本人性格清狂磊落有关系，也和他长期“流浪戎马，纠缠疾病，幽忧瞀乱，无所不至，又常涉历于人情世故之间”[158]有关系。所以，他在学唐时期，对于诗作就“要期深造，务协天然，而又益之以风力，极之以含蕴”[159]。这样重视“风力”，正是为了弥补伟业歌行以至全部诗作的不足。而到了晚期，他就更自觉地学习杜、韩，做到“新诗钩棘不妩媚”[160]，与伟业诗大异其趣。而人们也欣赏他：“一从杜韩不在世，识君笔阵森开张。”[161]
由于他主张作诗要“涵泳乎性情，神系乎治术”[162]，“文章以心术为根柢，德行以藻采为锋锷”[163]，坚持儒家的政教说，所以，他和云间派、虞山派及娄东派其他人一样痛斥竟陵派：“五六十年以来，先民之比兴尽矣。幼眇者调既杂于商角，而亢厉者声直中乎鞞铎。淫哇噍杀，弹之而不成声。夫青丝白马之祸，岂侯景、任约诸人为之乎？抑王褒、庾信之徒兆之矣！”[164]这种论调，和钱谦益诸人如出一辙。
另外，他的诗学虽然出自云间、娄东，而对这两派末流之弊也极为不满：“夫诗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惟极盛，所以为极衰也。数十年来，陈黄门虎踞于前，吴祭酒鹰扬于后，诗学复兴，天下骎骎盛言诗矣。然上者饰冠剑，美车骑，遨游王侯间；次者单门穷巷之子，窃声誉，博酒食，沈约、江淹，割裂几尽，甚者铜丁花合，刺刺不休焉。”[165]
维崧友人李澄中认为：“其年少与陈卧子、李舒章游，其持论多祖述历下（李攀龙），中年始穷极变化。”[166]这说的是他的古文和骈文，但也可用来论他的诗。后来嘉庆年间的舒位又说：“检讨诗派出自陈黄门、吴祭酒诸公，春华秋实，顿挫淋漓；洎于通籍，远趋昌黎，又时时染指苏、黄，亦自豪雄峭拔。”[167]这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维崧临终时亦自云：“吾诗在唐、宋、元、明之间。”[168]从这点说，他和吴伟业、吴兆骞都是不同的。二吴诗纯为唐音，不入宋调，维崧则“转益多师”。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他强调作诗必须气盛。这就使他必然走向韩愈、苏轼以至陆游。可贵的是他基本上避免了韩、苏的槎枒粗疏，而尽量吸取唐人的风华秀缛（也是吴伟业诗歌的特色）。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他的诗“最风秀有骨力”[169]。这对娄东派来说，可称为真正的传人，与二吴各有千秋。
（三）诗歌特色
吴伟业、吴兆骞都长于七律和七古，陈维崧亦然。试看下列陈诗各体篇数：五古135首，五律82首，五排4首，五绝3首，七古165首，七律215首，七排2首，七绝174首。由此可见他重视七古和七律的创作，而七绝五古次之。
从现存诗篇看，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前期颇多思念亡明之作，正如舒位所说：“陈其年七言歌行，道胜国时事，激昂悲慨。”[170]但现存《湖海楼诗集》所收诗自顺治十八年起，即其三十七岁后的诗，前此之诗尽删，思明之作所存无几。晚清的陈衍曾指出：“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
类然也。”[171]维崧正是这样。卷一《读史杂感》二十首，全咏明末清初时事。有的自伤家门衰落和自身潦倒，如其一的“不堪漂泊干戈际，憔悴桓郎斗鸭栏”，其二的“耻从马槊竞勋阶，生世风尘事岂谐？”其三的“蹇予匡鼎惭无补，十载穷经枉揣摩”。更多的是咏叹南明政权的灭亡，如其二的“青史伤心到怀愍，犹记永嘉南渡日”。有责弘光朝欲岁奉金帛与清廷议和者，如其四的“庙堂岁币如长策，杼轴东南恐不胜”，又如其六“河伯宫开惟娶妇，井公台好只摴蒱”一首，指斥弘光君臣晏安以致覆败。其十四“碧鸡主簿到炎方”一首写孙可望拥永历帝事。其十八“白浪青磷战气高”一首写郑成功、张煌言以水师围金陵，功败垂成。其七“鄠杜山南酷暑烦”一首写皇太极征途殒命。其十七“开门一战捷书收”一首写吴三桂之平西。其十“吴质翩翩白麈郎”一首写吴兆骞以科场案远戍宁古塔。在这些借古喻今的诗中，敌忾之情是明显的。康熙元年所作，如“曲江旧事吞声甚，野老分明见劫灰。”[172]“百年离黍春前恨，头白逢人说宪王。”自注：“牡丹洛阳第一，当时周宪王藩府初开，颇极一时之盛。自河决汴梁，故宫失守，旧事不可问矣，因对花及之。”[173]悼念故国之情，简直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然而这种感情后来就日益淡化了。康熙二年，因为“两战两不收”，科举失败，他就决定曳裾侯门，然后“愿言一谒帝”[174]了。他究竟是功名中人，在明代本一布衣，则入新朝而求仕，即遗民如冒襄也是赞成的，因为按照惯例，明遗民一般原不要求其子孙守节的。
其次，是关心民瘼的。现存诗集中，康熙六年以前的一首也没有。就是说，入清后二十三四年，没有写过一首直接反映民生疾苦的诗。这是不可能的，很可能是选编卷一的龚鼎孳、吴伟业等人怕触时忌，全部删除了。卷二是施闰章等人选编的，施氏最喜作诗揭露时弊，因而也选了陈维崧这方面的作品。第一首就自标“新乐府”，以示继承白居易的讽谕传统，题为《开河》，写大旱之年，河床龟坼，尽管“千夫畚锸竞邪许”，可是“那得河中一杯水”，结果，“岢峨大艑”的“官舱骂吏吏骂夫”。吏骂夫：“尔曹饱饭何为乎？”“河夫闻言泪双堕：‘家贫路远夫常饿。’”试问，“河干田焦冬复春”，农民不但不能自救，还要被逼来为官舱开河，这是什么世界！《清明虎丘竹枝词》之二：“神前呵殿隶人忙，绣勒珠牌七宝装。赢得村农争走匿，昨侬曾见汝催粮。”用敲扑得来的民脂民膏佞佛求福，这种揭露也很深刻。其他如康熙七年所作《大水行》、《长安老屋行》、《地震行》，都对天灾人祸所加于穷民的苦痛作了形象的反映。《巩洛道中书所见》描写河南窑洞居民的简朴生活，认为这些劫后馀生在“寰宇清”、“欃枪灭”之后，从此“任运无曲折，饱饭过残年”，便是最大幸福。康熙九年所作《南阳怀古八首》之六，“乱冈凭碣记田畴”句下自注：“道上桓碑林立，大都新垦荒田记。实则一望皆黄茅白苇，绝无所谓田也。”《宛城咏古》之三：“荒途一直视，旷野惟白杨。胔骼罥树根，淫潦污纵横。”都反映了清开国后已二十馀年，民生还是这样凋敝。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忧思中含有一点新成分：“人民糜烂尽，姓氏登旗常。”接着他发问：“如何用人命，藉以成侯王？”这和黄宗羲在《原君》里所指斥的“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观点一致。诗集卷七有《寄黄梨洲先生求为先人志墓》一诗，内称：“平生先子胶漆友，……晨星落落只翁在”，可见维崧对这位父执是尊仰的，思想上受到影响就是必然的了。至于康熙十一年所作《（元月）二日雪不止》：“新年雪压客年雪，昨日风吹今日风。豗声只欲发人屋，骇势苦遭飏满空。田夫龟手拾马矢，邻媪猬缩卧牛宫。安得普天免冻馁，白头蹇拙甘途穷。”这更显然有杜甫的忧念黎元的襟抱了。《咏雪用昌黎韵》：“楚豫三年旱，淮扬合郡灾。所忧关粟麦，谁免诉瓶罍。”把下民贫困和最高统治者挂上钩。康熙十七年写的《寿大司农梁苍岩先生》之二有“谁诉闾阎贫到骨”句，康熙十八年《送毛亦史游山左》有“满目流亡忧不细”句，都反映出这位寒士的悲悯。而《送邑侯张荆山之任》更是为民请命之作：“自从军兴后，民气大驳蹖（杂乱）。树树啼猩鼯，村村沸蛙黾。昨年解战船，拽绝千牛靷。前年送军粮，十室九室尽。今年旱暴尪，赤地足悲悯。两氿（水边枯土）亦焦枯，厄运到蛟蜃。里正乱咬人，捽头类秋隼。明知骨髓干，苦说租庸紧。”这时他已名列朝班，职授检讨，却还这样“激为危苦辞”，和同时的王士禛对比起来，不能不承认这个久苦沉沦的寒士，对穷民确有发自内心的同情，人道主义的同情。他不但自己“激为危苦辞”，也要求别人这样。康熙十九年，他称道好友惠元龙“迩又愤时艰，触口肝胆露。……激为危苦辞，刺彼闾阎蠹”[175]。在送江苏同乡回家时，他所关心的是：“昨岁火龙怒，焦尽江淮田。今年水怪横，轰豗泻长川。嗟哉此邦人，频岁愁颠连。”[176]康熙二十年是他去世前一年，他还殷殷劝勉担任地方官的本家说：“粲粲元道州，迢迢唐以还。恻恻舂陵诗，千载谁敢删！后人视苍赤，驱束同榛菅。未尝无孑遗，是讵与我关？江东郡十四，处处嗟凋残。市驵豪舞文，府史大作奸。”在这样情形下，他寄希望于地方官：“牧伯得其人，庶几可廉顽。……知公奭
（充满）元气，挹注遍阓阛。”[177]
陈诗内容较丰富，除上述两种外，还有抒写身世之感的，慨叹抱负成空的，更有反映其纵情酒色的。纵观他的诗，读者会感到它的最突出的特色是：真。一切喜怒哀乐都发自内心，决不作无忧而戚、无病而呻之态，这实际是晚明士风的表现。正因为维崧富有这种独具个性特色的真，所以必然形成其笔势之豪。狂傲的性格，用世的怀抱，时代的巨变，遭遇的坎坷，这一切汇成他的炽热而真诚的感情，自然而然地蕴结为丰富的想像，通过他的奔放的才情，从笔下发泄出来。当然，这里有一个发展过程。任元祥是他的好友，曾批评他的诗有才无情，仓卒取办，好何、李、云间而不知宗杜。[178]其实这指的是早年之作，具体表现为喜叠韵，如作《梅花百韵》，“绝无意境、气格、篇法，但点缀词藻，裁红剪翠，饾饤故实，征事填书，虽字句修饰鲜妍，究无风旨，亦终不免重复敷衍”[179]。但是这种“魔趣”逐渐被清除了，现存诗集已经看不到这类作品。现在所看到的，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都是“才笔超妙，诗多疏逸之致”[180]。
先谈他的七律，一个突出特色是：时杂宋调，每以古体之气行之。试看其《送毛亦史游山左》：“夜来玉戏太漫漫，早起开门雪又干。子作急装何所向？我凭软语一相宽。即防俭岁低颜面，且对穷交罄肺肝。满目流亡忧不细，乾坤去住总艰难。”这是杜甫沉郁之调，跌宕排奡，横绝一世，形式上是七律，而且是正格而非拗体，实则纯以古体气势运行其间，章法也是叙事的赋体，毫无唐人比兴手法。这样的诗作最能体现维崧的性格，也只有这样写，才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深挚的情思。拿这种七律和吴伟业、吴兆骞的相比，我们会感到伟业的太纤柔丰缛，不如他的老健疏放；而兆骞的虽有气势，仍未免镂金错采，文胜于质。看来娄东派确应诞生一个陈维崧来起衰振弊，合唐、宋而一之。
再看他的古体。吴伟业称维崧“深于七古”[181]。徐世昌则一面肯定陈于七古“最为擅长”，一面却指出其七古“出入杜、苏”[182]。这就是说，他和出于四杰及元、白的吴伟业不同。那为什么人们历来把湖海楼诗看成梅村诗派的一面旗帜呢？原来，维崧的七古，从现存的看，虽然没有长篇叙事诗，但他的歌行，重辞藻，工对偶，这正是梅村歌行的特征。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一基础上，根据自己狂放好奇的个性，爱用险韵，而运以单行之气。试看其《寄赠园次》（作于康熙十七年），多用险韵，如“青山绿水旧官长，漫郎聱叟新阶衔”，“狂深讵肯受束缚，洁极乃或丛讥谗”，“姑胥崎丽美无度，使君跌宕谁能监”，“屋头洞庭雪暠暠，篱角邓尉花掺掺”，“千杯已见笑眼缬，七字忽破歌喉缄”，“高吟凤毛迭赓唱，烂醉蛮素争扶搀”，“遥怜胜侣色先怅，更忆故国涎尤馋”，“缃梅小受玉手摘，碧鲈恰待霜砧劖”[183]，凡此八联，用韵皆险，平仄亦拗，而对偶工切，其虚字转折处，如“讵肯”、“乃或”，尤富散文韵味。
与此相反，又有全诗运以散文章法，中间插入数联偶语的，如《题石坞山房图为王咸中赋》：“谁携一幅石坞画，邀我闲吟石坞诗。石坞溪山我旧识，往往梦中时遇之。”以下就用偶句写石坞溪山：“渔村樵舍雨漠漠，药苗橘刺烟差差。稻畦积叠炼师帔，芋亩错置仙人棋。”然后又用散句写：“忆我从师受经义，总角训诂研书辞。师家正嵌尧峰罅，连山骇若奔潮驰。抛书饱饭腰脚健，手扪萝葛为遨嬉。山下石湖更清泚，东风吹皱黄玻璃。”在此又用偶句：“时摇茶艇乱花艇，小动菱丝牵钓丝”，极写遨嬉情趣。接着又是散句：“别来光景已隔代，昔游兔脱谁能追？闻君斥买数弓地，架屋恰在山之陲。”又转偶句：“日暖渚禽啼啄木，风轻粉蝶飞入篱”，写出新居景色。下又为散句：“邻人百辈杂鼯鼬，凿山铲嶂穷宵曦。”又以偶句写凿铲情形：“雕镵窈窕作瘢痏，刳剔彩翠成瑕疵。”下面又是散句：“青山笑君颜面黧，君亦调笑青山痴。”下面用偶句写调笑：“送向高坟作羊虎，枉却正骨蟠龙螭。”以下大段散句：“山灵苦君恶嘲弄，令汝无故来京师。京师雪后泥一尺，遭我为诉怀乡悲。摩挲更开绿板匣，出画视我添嗟咨。”至此转用一联偶句：“柳绵渐堕
鱼觉，杏颣欲破流莺知。”这是观画怀乡的联想亦回忆。以下全是散句：“家山大好合归去，看画讵必真疗饥？只愁山灵要君恼，乱云封谷归难期。归须拜石谢不敏，前言戏耳诚当治。春山怜汝回薄怒，重揄秀鬋描修眉。娟然流盼一相顾，与汝永好无乖离。”用拟人手法写出归隐的情趣，一波三折。
他的长歌每兼叙事、议论、抒情而一之，所以叙事不作细节刻画，典型例子是《除夕钞〈战国策〉，戏作长句》。它是这样开头的：“晨窗未白风叫号，吹折屋角棕榈梢。意似欲卷岁华去，非止刮我三重茅。”这样点出除夕，不但巧妙，而且气势雄伟。“此时长安马上子，怒蹄蹙踏花鬃摇。不知从奴手何物，但见赤罽浓裹包。窭人馈岁亦不废，匀酥制饼溲枣糕。岂惟微贽出臼磨，亦用雉兔供煎炮。纷纷衢巷竞相织，语声乱与风声鏖。”这是写京城中贵家贫户纷送年礼，末句与开头呼应，首尾完整，自成小段，并与下述己况对比。“吾庐阒若独无事，眼看冻雀蹲堂坳。”这是过渡，并与上下诗意作强烈反比。“忽然勃谿满门限，煤逋米券纷嘈嘈：‘官今作人有阶职，何为瑟缩悭钱刀？’鞠躬缓颊谢不敏：‘我实贫薄天所操。今年纵去有来岁，尔辈慎勿轻讥嘲。’”人皆送年礼，我独被债逼，通过一番对话，反映出自己的耿介。如果自己也肯奔走势利，何至今日受市侩的讥嘲？“须臾渐散户庭迥，万事拨置千牛毛。”这是又一过渡，转到钞《战国策》上来。“故人曾惠官库纸，价压澄心兼薛涛。纸肤莹夺女儿滑，砚眼碧作秋鹰
（凹）。比来颇喜《战国策》，涤砚劈纸为誊钞。鲍彪高诱注琐碎，苏秦陈轸谈纷呶。此皆堀门卷枢士，细如虫豸如蛴螬。及乎伸眉一论列，礌硍摆划翻螭蛟。人生激昂在志气，老庄淡泊宁吾曹？吾思当日著书者，想亦感念平生遭。”从准备钞写到大发议论，末句一收，正与上段逼债讥嘲相应。以下写钞书：“杰然放笔一横写，轩若猛箭离弓弰。我书字觉自粗丑，纸上蛇蚓徒蟠交。只愁两手洴澼洸，作苦还赖松花醪。涂完十幅已曛黑，籸盆（除夕燃火炉于门外）万户如山高。桃符爆竹莫相恼，明日明年吾早朝。”以抒情的自嘲结束，似乎从明天元旦起，他决心也去追求富贵，再不学老庄淡泊了。但这显然是反话。
正因为维崧本身洋溢着奇气，他的长歌也喜欢描绘奇人奇事，如五古《赠泗州戚缓耳》。为了加倍烘托出戚生的奇，他先描绘“畸人黄九烟”，说此人“介性最崚嶒，豪气极抖擞。道逢磬折辈，挥弃等唾溲。当其脱略时，酣叫无不有。生平爱热饮，冷呷便哕呕。奈何吴下俗，偏提（酒注）不幕首。裂眼诟童奴，大声砉雷吼。坐成一世狂，横失几坊酒。”这么一个狂人，却特别欣赏戚生：“为余（维崧自指）说贤豪，落落只谁某。第一泗戚生，才气压侪偶。”这就使读者急欲一睹戚生其人的奇行了。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写戚生，却著力刻画戚生所居之地：“厹犹（古地名，即今江苏宿迁县）古迹多，崖门赭而黝。孤城漫一洼，老树僵千亩。何年五色瓦，杂用覆酱瓿！番然秃翁仲，石老亦粗丑。铜驼脱辔缰，支祁掣械杻。竟令淮泗间，水怪满林薮。临风一摩挲，泪学玭珠浏。”这是写景，更是写人，写奇才被遗弃草野间，因而作者为之痛哭。下面才写到戚生相访，快读其诗，以两句状其诗之奇：“郁律骋蛟螭，飒沓蟠蝌蚪。”却用更多笔墨写其取字之奇：“一语戏问君：‘万事本刍狗。恒闻盗跖言：童稚迄老寿，屈指一月中，几朝开笑口？今君曰莞尔，于义定奚取？讵多笑疾耶，或者陆云后？’君益大咍台，冠缨绝八九。”正面写戚生，就是最后两句。但通过诗人的戏问以及戚生的更加大笑，读者已可悟出这是对世态的嘲笑，类似归庄的《万古愁》，都是明末士风的畸形表现。
诗溢豪气，正是才人之诗。《辍锻录》说得好：“才人之诗，崇论宏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之顷刻。”维崧的歌行正是这样。有意思的是，他“虽主气势”，而又“间出秀语”，不是“全豪”，更非粗豪。他“叙述情事”不是“太明直”，而能“参差，更附景物”[184]，“其发端必奇，其收处无尽。音节琅琅，可歌可听”[185]。
陈维崧在词坛上开创了阳羡派，因而在词史上负盛名，诗名相对地被削弱了。有些人甚至薄其诗为不足道，如杨际昌说：“其年诗知否各半。予观其集，歌行佳者似梅村，律佳者似云间派，大约风华是其本色，惟骨少耳。”[186]朱庭珍说：陈“诗宗法面目不脱七子气习，但非专门，亦不必以诗家绳之”[187]。这种说法，说明两位论者只看到了他的前期作品，而不是从发展看，更没有从全面看。我同意下述诸人的看法。
一个是周大枢，他说：“阮亭词工于诗，陈检讨诗工于词。……故尝谓闲淡历落之才，其人宜于诗。……其年诗最风秀有骨力。”[188]一个是沈德潜，他说，陈维崧“诗品古今体皆极擅场，尤在四六与词之上”[189]。另一个是舒位，他指出：陈诗原出娄东，“通籍后所作多近宋体，然犹是梅都官集中上乘，而世顾艳称其词，真不可解。裘文达日修题《填词图》云：‘文如徐庾当时体，诗比苏黄一辈贤。却被晓风残月误，头衔甘署柳屯田。’可谓迦陵知己，为文苑定评”[190]。
我认为陈氏的诗与词各擅其美，我们不必互有抑扬。但它们的主旋律确更富于阳刚美。钱锺书曾说：“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著得那么浓。”[191]恐怕陈维崧有些例外，尽管他也讲含蓄，讲蕴藉，但嗓门是高的，力气是狠的，颜色是浓的。法式善就指出过：“诗有字外出力者，如陈其年维崧之‘急雪稀闻喧社鼓，回飙时一送邻钟’。”[192]这例句很好，写出了力度，却不失其含蓄美。至于嗓门高，颜色浓，前文多已论及。陈诗这种风格，对后来诗坛的影响是健康的，它使更多的诗人考虑如何走唐、宋诗结合的道路。
[1] 《国朝诗话》卷二
[2] 《家藏稿》卷三一《周子俶东冈稿序》
[3] 《家藏稿》卷三一《周子俶东冈稿序》
[4] 《家藏稿》卷三六《黄观只五十寿序》
[5] 《家藏稿》卷三六《彭燕又五十寿序》
[6] 《吴梅村先生行状》
[7] 《梅村诗钞小传》
[8] 《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类·梅村集》
[9] 《清诗纪事初编》上
[10] 顾师轼《梅村先生世系及年谱》引
[11] 《广阳杂记》
[12] 《苌楚斋随笔》卷八
[13] 《清诗纪事初编》卷三
[14] 《书梅村集后》二首之二，见《静便斋集》卷八
[15] 《榆下说书》第一二六页
[16] 《吴诗集览》附录“谈薮”下
[17] 《吴诗集览》附录“谈薮”上
[18] 《雪桥诗话》馀集卷七
[19] 《清史稿·陈之遴传》
[20] 《阎古古集》附张相文《阎古古年谱》
[21] 《鞶帨卮谈》
[22] 《清史列传·贰臣传乙》
[23] 《吴诗集览》凡例第十三
[24] 《瓯北诗话》卷九
[25] 《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读陆太仆年谱》
[26] 《论诗绝句·吴梅村》
[27] 《香祖笔记》
[28] 《家藏稿》卷五四《致孚社诸子书》
[29] 《家藏稿》卷二八《傅石漪诗序》
[30] 《家藏稿》卷二八《宋直方林屋诗草序》
[31] 《家藏稿》卷三十《董苍水诗序》
[32] 《家藏稿》卷二八《彭燕又偶存草序》
[33] 《家藏稿》卷二九《宋牧仲诗序》
[34] 《梅村诗话》
[35] 《瓯北诗话》卷九
[36] 《晚晴簃诗话》
[37] 《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类·梅村集》
[38] 《晚晴簃诗汇》卷二十“吴伟业”下
[39] 《吴诗集览序》
[40] 《清诗纪事初编》卷三
[41] 《国朝诗话》卷二
[42] 《梅村诗话》
[43] 《昭昧詹言》卷十二
[44] 《旧唐书》卷一一六元稹传
[45] 《容斋随笔》卷十五
[46] 《家藏稿》卷二八《龚芝麓诗序》
[47] 《家藏稿》卷二八《彭燕又偶存草序》
[48] 《家藏稿》卷二八《宋尚木抱真堂诗序》
[49] 《家藏稿》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
[50] 《家藏稿》卷二八《龚芝麓诗序》
[51] 《家藏稿》卷五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52]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七十三页
[53] 《赠吴锦雯兼示同社诸子》
[54] 《分甘馀话》
[55] 盛美娣《从梅村体谈吴梅村的诗——简介〈吴梅村诗选〉》，见香港《文汇报》一九八七、六、二一
[56] 《仿元遗山论诗》
[57] 《纯常子枝语》卷五
[58] 《三别好诗》之一，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
[59] 《冬日阅国初诸家诗，因题绝句八首》之一，见《小雅楼诗集》
[60] 《拜经楼诗话》卷四
[61] 《围炉诗话》卷六
[62]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卷八
[63] 杜濬《变雅堂集·祭梅村吴先生文》
[64] 《诗品序》
[65] 《文心雕龙·风骨》
[66] 《瓯北诗话》卷九
[67] 《筱园诗话》卷二
[68] 《筱园诗话》卷三
[69] 《瓯北诗话》卷九
[70] 《家藏稿》卷三十《邹黎眉诗序》
[71] 《雪桥诗话》续集卷二
[72] 《晚晴簃诗汇》卷二一
[73] 《清诗纪事初编》卷三
[74] 《清诗纪事初编》卷三
[75] 《国朝诗话》卷一
[76] 《国朝诗话》卷二
[77] 《晚晴簃诗汇》卷七九
[78] 《晚晴簃诗汇》卷八五
[79] 《晚晴簃诗汇》卷八八
[80] 《南野堂笔记》
[81] 《梧门诗话》
[82] 《晚晴簃诗汇》卷一一四
[83] 《晚晴簃诗汇》卷一一六
[84] 《蜨阶外史》卷二
[85] 《晚晴簃诗汇》卷一二八
[86] 《晚晴簃诗汇》卷一三三
[87] 《晚晴簃诗汇》卷一三四
[88] 《晚晴簃诗汇》卷一五八
[89] 《晚晴簃诗汇》卷一七四
[90] 《晚晴簃诗汇》卷一七八
[91] 《晚晴簃诗汇》卷一八○
[92] 《晚晴簃诗汇》卷一八二
[93] 《梦苕庵诗话》
[94]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95] 《梦苕庵诗话》
[96] 《梦苕庵诗话》
[97] 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第四十四页
[98] 《晚晴簃诗汇》卷一四五
[99] 《清诗纪事初编》卷三
[100] 《晚晴簃诗汇》卷二十
[101] 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
[102] 汪琬《说铃》
[103] 汪琬《说铃》
[104] 袁景辂《国朝松林诗徵》卷三
[105] 《秋笳集》附录《答徐健庵司寇书》
[106] 《秋笳前集序》
[107] 《清诗别裁集》卷五
[108] 《随园诗话》
[109] 《筱园诗话》卷二
[110] 《清诗别裁集》卷五
[111] 《清诗纪事初编》
[112] 《筱园诗话》卷二
[11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
[114] 《秋笳集跋》
[115] 计甫草评《秋感八首》，见《秋笳前集》卷五
[116] 冯时可《雨航杂录》
[117] 《晚晴簃诗话》
[118] 《清史纪事本末》卷三
[119] 《清史稿·洪承畴传》
[120] 《清史稿·洪承畴传》
[121] 《雪桥诗话》续集卷二
[122] 《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三
[123] 《雪桥诗话》续集卷二
[124] 《雪桥诗话》续集卷二
[125] 《吴诗集览》卷四上“七言古诗之一上”注引袁枚语
[126] 《筱园诗话》卷二
[127] 《吴诗集览》卷四上“七言古诗之一上”引张如哉语
[128] 《湖海楼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四《与蒋大鸿书》
[129] 文集卷四《上龚芝麓先生书》
[130] 《湖海楼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卷六《上大司寇蓼翁宋老夫子五言古诗一百二十韵》
[131] 文集卷四《与张芑山先生书》
[132] 诗集卷六《除夕前二日同储广期过慈云寺访傅青主先生》
[133] 诗集卷六《送同年李子德终养还秦中》之二
[134] 同上题之四
[135] 同上题之四
[136] 诗集卷七《画少司寇冯再来先生册子三首》之二
[137] 诗集卷六《寿冒巢民先生七十》
[138] 诗集卷六《送史省斋观察衮东》
[139] 诗集卷六《送惠元龙南归》
[140] 诗集卷六《除夕烛下读阮亭、牧仲诸公冬夜联句即事，戏和其韵》
[141] 文集卷一《许漱石诗集序》
[142]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43] 《明诗综》引钱瞻百语
[144] 《瓯北诗话》卷九
[145]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46] 《清诗别裁集》卷十一，《湖海楼诗集》未收
[147]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48]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49]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50] 《葚原说诗》
[151]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52] 《吴诗集览》卷四上“七言古诗之一上”引张如哉语
[153] 《筱园诗话》卷二
[154] 《瓯北诗话》卷九
[155] 《晚晴簃诗汇》卷四五引杨西禾语
[156] 陈维岳《湖海楼诗集跋》
[157] 陈维岳《湖海楼诗集跋》
[158]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59] 同上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
[160] 诗集卷八《黄秋水新婚索诗，辄题长句赠之》
[161] 诗集卷八《黄秋水新婚索诗，辄题长句赠之》
[162] 文集卷一《许九日诗集序》
[163] 文集卷四《与张芑山先生书》
[164] 文集卷一《王阮亭诗集序》
[165] 文集卷一《许九日诗集序》
[166] 李澄中《湖海楼文集序》
[167] 《瓶水斋诗集·论诗绝句序》
[168] 陈维岳《湖海楼诗集跋》
[169] 《湖海文传》周大枢《调香词自序》
[170] 《瓶水斋诗话》
[171] 《小草堂诗集序》
[172] 诗集卷一《三月三日，庭中牡丹盛开，同家半雪赋》之一
[173] 同上题之二
[174] 诗集卷一《将发如皋，留别冒巢民先生》
[175] 诗集卷六《送惠元龙南归》
[176] 诗集卷七《送侯大年还疁》之二
[177] 诗集卷八《赠江宁家转庵太守》
[178] 《清史列传》卷七十；《清诗别裁集》卷八
[179] 《筱园诗话》卷二
[180] 王兰修《国朝诗品》
[181] 文集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吴伟业评语
[182] 《晚晴簃诗汇》卷四五引杨西禾语
[183] 诗集卷六
[184] 《诗辨坻》
[185] 《古欢堂集·杂著》
[186] 《国朝诗话》卷二
[187] 《筱园诗话》卷二
[188] 《湖海文传》周大枢《调香词自序》
[189] 《清诗别裁集》卷十一
[190] 《瓶水斋诗话》
[191] 《旧文四篇》
[192] 《梧门诗话》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