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娄东诗派
一 娄东诗派的兴起
当钱谦益给仿古的七子遗风以毁灭性打击并提倡宋诗时，立即激起了毛奇龄的坚决抗议：“诗拟唐人，意在矫前人（指钱谦益）推重宋元之枉。”[1]这时，与毛同属浙江籍的“西泠十子”（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也在陈子龙所立登楼社的影响下，继续走明七子的老路。而在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故乡江苏太仓（古称娄东），也出现了紧守七子衣钵的“娄东十子”（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摅、王曜升、顾湄、王忭），与“西泠十子”遥相应和。
吴伟业是“娄东十子”的前辈，他和云间派主将陈子龙本为挚友，诗歌见解基本相同，不过后来持论逐渐转向钱谦益，创作也不墨守盛唐，而是出入白（居易）、陆（游），特别是从中唐的元、白长庆体入手，发展为长篇歌行的梅村体（亦称娄东体）。这种歌行，内容上主要描摹明清之际各阶层的人物情态、颇具影响的政治历史事件；形式上严格律，重铺叙，词句清丽，音节和婉。这种长诗表现出既委婉含蓄，又沉著痛快的艺术特色。“娄东十子”中有的人即深受其影响。但真正继承梅村体而有所成就的，是吴兆骞和陈维崧。其后则是杨芳灿、黄晟、陈文述、赵晋涵、奎林、章静宜。近代如樊增祥、王甲荣、薛绍徽、王闿运、王国维、张怀奇、饶智元、张鹏一、吴之英、周锺岳、孙景贤、金兆蕃、丁传靖、杨圻、曾广钧，亦皆受其影响，所作歌行，无不哀感顽艳。
娄东派的尊崇唐音，实为清代论诗宗唐的滥觞。
二 吴伟业
（一）生平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一甲二名进士，历官至南京国子监司业。南都福王立，召拜少詹事。以马士英与阮大铖当权，赴官两月即辞归。入清，杜门不出。顺治十年（1653），江南总督马国柱疏荐，有诏敦促赴京，授秘书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十四年，以继母丧南归，从此家居十四年，卒年六十三。有《梅村集》。
伟业尝自述其志行：“余好覈人物，持臧否，不能与时俯仰”，但“坦怀期物，不立町畦，遇有急难，先人后己”[2]。这正是晚明南方士大夫聚众结社、标榜清议的共同性格。但入清后，“忧时感命，坎
无聊生”，终于和钱谦益一样“好佛”，以此自忏自遣。而“口不识杯铛”[3]，不能以酒浇愁，只有把一腔矛盾的思想感情，托之于吟咏。所以他遗命以僧服敛，题“诗人吴梅村之墓”。
伟业平生最为人诟病的是失节仕清。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极为矛盾、极为痛苦的。特别是想到自己的老师张溥、挚友陈子龙，他们的节义，使自己惶愧得无以自容。因而他对入清而不失节的黄观只充满艳羡之情：“西铭（指张溥）之有观只，中郎（指蔡邕）之于仲宣（指王粲）也；大樽（指陈子龙）之有观只，庐陵（指欧阳修）之于子瞻（指苏轼）也。两贤既没，友道沦亡，赖遗逸之尚存，庶微言之不坠。……余也少壮登朝，羁栖末路，犬马之齿，未填沟壑，获与观只称齐年。而困厄忧愁，头须尽白，其视观只逍遥乎网罗之外，蝉蜕乎尘壒之表，不啻醯鸡腐鼠仰睹黄鹄之翱翔寥廓也。”[4]特别是陈子龙，矢志抗清，临难不屈，成为凛然大节的民族英雄，更使伟业自恨其艰难一死。他曾这样回忆：“往者余偕志衍（伟业少时同学，亦姓吴，名继善，志衍其字，太仓人，崇祯进士，知成都县，工诗文，后为张献忠所杀）举于乡，同年中，云间彭燕又（名宾，江苏华亭人，崇祯三年举人，入清，官汝宁府推官，与夏允彝、陈子龙友善，而文章各成一格）、陈卧子（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江苏华亭人，崇祯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后事福王于南京，南都失，又受鲁王职，结太湖义兵欲起事抗清，事泄被执，投水死）以能诗名。卧子长余一岁，而燕又、志衍俱未三十。每置酒相与为欢，志衍偕燕又好少年蒱博之戏，浮白呼卢，歌呼绝叫。而卧子独据胡床，戁巨烛，刻韵赋诗，中夜不肯休。两公者目笑之曰：‘何自苦！’卧子慨然曰：‘公等以岁月为可恃哉？吾每读终军、贾谊二传，辄绕床夜走，抚髀太息。吾辈年方隆盛，不于此时有所纪述，岂能待乔松之寿，垂金石之名哉？曹孟德不云乎：壮盛智慧，殊不吾来。公等奈何易视之也？’其后十馀岁，志衍不幸没于成都；卧子则以事殉节，其遗文卓荦，流布海内，不负所志。余与燕又偷活草间，又六、七年于此矣。……盖余年过四十，而发变齿落，志虽盛，而其气亦已衰矣。追念卧子畴昔之言，未尝不为之流涕也！”[5]
关于伟业的仕清原因，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被逼说。伟业本人的诗、词、文多次反映了这一点。如《矾清湖》：“天意不我从，世网将人驱。亲朋尽追送，涕泣登征车。……一官受逼迫，万事堪欷歔。”《遣闷》云：“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贺新郎·病中有感》：“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他的门人顾湄也说：“本朝世祖章皇帝素闻其名，会荐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控词再四，二亲流涕办严，摄使就道。”[6]郑方坤也说：“及入本朝，逼于征召，复有北山之移。”[7]李慈铭更指出：“其出也，以蒙复社党魁之名，杭人陆銮劾其有异志，故不得不应诏。”[8]陆銮事见杜登春《社事始末》：陆銮，杭人，借江上（指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师陷镇江攻南京事）以倾梅村而击两社（慎交社与复声社），上书告密，首及梅村，云系复社馀党，兴举社事，大会虎丘，将为社稷忧。发外审查，当事力雪之，置陆銮于法，士心始安。[9]按：陆銮告密在顺治十七年，而伟业应清廷征召在顺治十年，李慈铭所言不足为据。据王撰自订年谱云：“（顺治）十年上巳，吴中两社（慎交与同声）并兴，……大会于虎丘，奉梅村先生为宗主。……是秋九月，梅翁应召入都，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10]所谓“士论”，据说伟业准备应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中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11]可见即使是被逼，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应召。
另一种是求官说。生年略后于伟业的阮葵生，在其《茶馀客话》中说：“陈海昌之遴荐吴梅村祭酒至京，盖将虚左以待。比至，海昌已败，尽室迁谪塞外。梅村作《拙政园山茶歌》，感慨惋惜，盖有不能明言之情。”清末民初的刘声木说得更清楚：“吴梅村祭酒伟业，才华绮丽，冠绝千古。及其出仕国朝后，人怜其才，每多恕词，盖不知当时情形也。祭酒因海宁陈相国之遴所荐起，时在顺治十五年（应为十年）。当时相国独操政柄，援引至卿相极易。未荐之先，必有往来书札，虽不传于世，意其必以卿相相待，故祭酒欣然应诏，早已道路相传，公卿饯送。迨至祭酒已报行期，而相国得罪遣戍，欲中止则势有不能，故集中咏拙政园山茶以志感慨，园即相国产也。及其到京，政府诸公以其为江南老名士，时方延揽人才，欲不用，恐失众望，因其前明本官祭酒（应为司业），仍以祭酒官之，非祭酒所及料也。祭酒若早知其如此，必不肯出。世但知其为老母，而不知亦为妻少子幼（伟业于顺治十五年始生一子名暻，十年应召时尚无子，此云子幼，误），故偷生忍死，甘事二姓。人生一有系念，必不能以节烈称。祭酒所系念有四：官也，母也，妻也，子也，宜其不克以身殉义，得享令名。”[12]近人邓之诚明确指出：“顺治十年，陈名夏、陈之遴同为大学士柄政，与冯铨、刘正宗争权。名夏（与伟业为社盟旧人，而之遴与伟业儿女姻亲）思借伟业文采以结主知，因嘱江南总督马国柱具疏力荐伟业，敦促就道。阻其行者甚众，经年不能决，终于就道。比入都，补官宏文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仅委以修书，所谓虚相位以待者，竟无其事。”[13]清初的王曾祥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胜国之际，乾坤何等时乎？梅村甲申以前，无一忧危之辞见于毫牍。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呜呼！天下之恶一也，陈父子（指陈祖苞与其子之遴）负贰于昔，而窃柄于今，他日沈阳之窜，不待智者而可决矣，又足附乎哉？或犹以病中一词（即“故人慷慨多奇节”之词）为原心之论。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丧无聊作此愧恨语耳；梅村而用，则阳和回斡（原注：梅村颂海宁语），梅村且有以自负矣。抑请发陵寝者为谁（此指陈之遴向清廷上条陈，请发掘明列祖陵墓，使朱明子孙不能复兴），独无一言相正乎？于旧君故国乎何有！”[14]这种评论，正如当代名记者黄裳所说：“是严酷的，但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15]乾隆时人荆如棠亦同此看法，他曾函靳荣藩（《吴诗集览》撰者）云：“梅村当胜国时，身负重名，位居清显。当改玉改步之际，纵不能与黄蕴生、陈卧子诸公致命遂志，若隐身岩谷，绝口不道世事，亦无不可。乃委蛇好爵，永贻口实，虽病中口占有‘一钱不值’之语，悔之晚矣！”[16]所谓“委蛇好爵”，即指陈之遴虚相位以待一事。王曾祥说伟业“于旧君故国乎何有”，清初人都有这种看法。如魏惟度《梅村诗引》说：“先生诗篇流在天壤，近有摘而疵瑕之者，曰：‘……某篇不为明人讳过，……’”[17]另如“王伯重作令江西，刻史可法幕客虞山周鹤臞所著《霜猿集》四卷，并题其后云：‘如听哀猿啼晓霜，竟凝血泪渍成行。遗闻尽自宫中出，直笔无须井底藏。细写忧勤多史阙，极言灾害信天亡。长歌不解吴詹事，偏把明皇比烈皇！’自注：‘梅村在明为少詹兼侍读，其诗动称天宝，可谓拟不于伦。牧翁咏南都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梅村则云：‘尚言虚内主，广欲选良家。’是故国旧君之思，钱过于吴也。”[18]
这里和吴伟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阎尔梅。陈之遴伙同陈名夏，为了和冯铨等争权，形成“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的局面[19]，他们也曾拉阎尔梅出仕清朝，却被严辞拒绝。[20]阎氏不但峻拒二陈的拉拢，还函吴伟业，责其不该仕清。据鲁一同编《白耷山人年谱》癸巳十年（即顺治十年）下注：“孙氏心仿云：‘按是年吴梅村应诏出，补祭酒。山人移书责之，见《蹈东集》。’”这样一对比，更可以看出吴伟业的骨头确实太软。
同样是贰臣，清高宗何以贬钱而褒吴？他特地“御制题吴梅村集”，称之为“西崑幽思杜陵愁”，自称“往复披寻未肯休”，而题钱氏《初学集》，则斥之为“真堪覆酒瓮”。我看，原因不外三点：
第一点：钱的《初学集》、《有学集》和《投笔集》始终直斥清廷，而且钱氏本人一直参加反清复明的斗争。吴伟业的诗文集刻于清代，既无一语触犯新朝，对自己的失节也只一味自怨自艾。
第二点：钱讳明之恶，吴则显扬明之过。
第三点：吴诗另一注释者程穆衡说：“明末诗人，钱、吴并称，然钱有迥不及吴处。吴之独绝者，征词传事，篇无虚咏，诗史之目，殆曰庶几。夫安史煽凶，明、肃播越，非少陵一老，则唐代纪事称缺陷矣。况大盗移国（指李自成部队攻占北京），天王死社（指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勇将收京（指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战败李自成部队，攻占北京），真人拨正（指清世祖称帝），以是为诗，题孰大焉？咏此不能，何用公（指伟业）为？……知此而《梅村集》之所系大矣，谓少陵后一人也，谁曰不宜？”[21]吴诗确以“诗史”面目起了美化清统治者的作用，难怪伟业的曾孙吴枋会在“御制题吴梅村集”后“恭记”如下的话：“伏念先臣遭逢圣世，毕生矻矻，唯以文章上报国恩，下垂来叶。”
可笑的是，清高宗虽然这样贬钱褒吴，但是，出于“教忠”的目的，最后还是把吴伟业摆在《贰臣传·乙》，和钱谦益同列。据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上谕：“钱谦益素行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谤，是谓进退无据，非复人类。若与洪承畴等同列《贰臣传》，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22]可见在清统治者心目中，吴伟业同样“非复人类”，连遗臭万年的大汉奸洪承畴也比不上，“更一钱不值何消说”，吴伟业总算有自知之明，早就给自己一生作了鉴定了。
一个骨头软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出真正的诗史的。吴诗刊刻于清初，其前明之作多所删改，所谓“慎之又慎”[23]。即反映明清之交的，如《避乱》第六首：“晓起哗兵至，戈船泊市桥。草草十数人，登岸沽村醪。结束虽非常，零落无弓刀。使气挝市翁，怒色殊无聊。不知何将军，到此贪逍遥？官军（指清兵）昔催租，下令严秋毫。尽道征夫苦，不惜耕人劳。江东今丧败，千里空萧条。此地村人居，不足容旌旄。君见大敌勇，莫但惊吾曹。”靳、程笺注都不言本事，惟吴翌凤注谓“兵至”指陈墓之变，而于《矾清湖》序“陈墓之变”注中，引徐秉义《明末忠烈纪略》云：“大兵（指清兵）之苏州，乡兵四起，诸生陆世钥聚众百馀屯陈湖中。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人于左近。已而所部有被获下狱者，陈湖之师伏力士劫之，焚城楼，城中士兵多应之。”赵翼也指出：“按：此系顺治二年，太湖中明将黄蜚、吴之葵、鲁游击，吴江县吴日生、好汉周阿添、谭韦等纠合洞庭两山，同起乡兵，俱以白布缠腰为号，后入城围巡抚吐国宝，为国宝所败，散去。此事见《海角遗编》。（原注：福山人所著，不著姓名）”[24]吴翌凤和赵翼所说是一回事。顺治二年，江南抗清义师正在风起云涌，伟业此时正杜门不出，而在此诗中盛赞“官军”（即清兵）秋毫无犯，对义师则抱反对态度。《矾清湖》亦云：“世事有反覆，变乱兴须臾。草草十数人，盟歃起里闾。兔园一老生，自诡读穰苴。渔翁争坐席，有力为专诸。舴艋饰馀皇，蓑笠装犀渠。大笑掷钓竿，赤手搏於菟。欲夺夫差宫，坐拥专城居。”写的是同一件事，充满了嘲弄的口吻。这两首诗如果不是刊刻诗集时改作，而是原诗本来如此，那吴在仕清以前早就背弃了明室了。
过去人们盛称《圆圆曲》为诗史，伟业亦以此自负；说者尤艳称其不受吴三桂重赂而删改“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二句。其实《圆圆曲》抹掉吴三桂出卖明室的汉奸罪行，以及清人乘乱夺取明朝天下的史实，只在“英雄儿女”的艳情上做文章，根本够不上“诗史”。证之以他阿谀另一大汉奸洪承畴的事，更可见他不会有直笔。据全祖望说：“洪承畴为秦督，其杀‘贼’（指李自成等部队）多失实。盖既仕本朝，梅村辈谀之也。此惟梨洲先生尝言之，然予求其征而不得。今读陆太仆年谱，言其（指洪承畴）尾‘贼’而不敢击‘贼’。是谱出于甲申之前，可以见梨洲之言不诬。据太仆之子惠迪言：洪督待太仆甚不相能，太仆死事，其得恤者，由于巡按练国事之力，则洪督几掩其忠矣，是不可因梅村辈雷同之口而附和之也。”[25]洪承畴和吴三桂都是大汉奸，吴伟业对洪镇压农民部队的“战绩”可以虚夸，不求著为信史，对吴三桂叛国罪行自然也不会坚持实录精神。拒馈云云，不过是吴三桂叛清失败后，某些文人附会而成的。这种传说显示了人们对吴三桂的谴责，却不能据此断定吴伟业品格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