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陆最后岁月
一 从排长到参谋总长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11中学和浙江省立第11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被编入第8期炮科。1922年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少尉、排长——这军队中最起码的官衔，便成了陈诚戎马一生的最初一个台阶。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这一对恩怨相伴一生的难兄难弟之间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9月，陈诚伤愈，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上尉特别官佐，任教育副官之职。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亨通打开了门径。一天晚上，他因出外访友，深夜始归，一时不能入睡，便携带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清晨散步的校长蒋介石。蒋随手拿起《三民主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被认真阅读过，遂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依靠蒋介石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开始。
不久，广州大本营组成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陈诚被任命为校军炮兵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陈诚率领的炮兵连，成为黄埔军校中最早的一支炮兵部队。1925年2月中旬，陈诚的炮兵连在淡水之役中大显神威，将叛军火力压倒，使步兵一涌而上，攻克淡水城。淡水一战，使默默无闻的陈诚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赞赏，在革命军中崭露头角。接着，3月的棉湖之战，更使陈诚声威大振。战斗中，炮兵连因大炮发射过多，撞针发软，已卸下炮身。但面对黑压压冲过来的叛军，蒋介石直接命令陈诚重新架起大炮，亲自发射。陈诚明知炮弹已不能发射，又不好违抗命令，便硬着头皮，将炮架起，试射一发。不料这一炮不仅打响，而且正好击中叛军一群散兵；接着又连发三炮，连发皆中，似有天助。［1］在炮兵的轰击下，战局大为改观，校军的阵地也转危为安，战斗取得了胜利。陈诚的突出表现和战绩，轰动了全团，受到各级指挥官的赞许。此后，陈诚率炮兵连，又参加了广州国民政府的第二次东征，并因在惠州之战中再立战功，升迁校军第2营少校营长；半年后，调任黄埔军校炮兵大队长。
1925年陈诚在东征战役战场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陈诚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不久调任预备第1师严重部所辖第3团团长。部队到达赣州后进行改编，陈诚仍在原部，任第21师第63团上校团长。1927年2月中旬，在桐庐附近，陈诚率部随21师与孙传芳3师之众背水激战，陈部伤亡甚众，连、排长伤亡不少。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陈诚亲率特务队、侦察队冲锋，并横穿往返于200米宽的阵地第一线，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第21师连克新登、杭州，陈诚擢升第2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63团团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思想比较倾向于国民党左派的师长严重，请病假休养，陈诚遂代理师长，旋实任师长。
南京国民政府为彻底解决张宗昌直鲁军和孙传芳余部，于5月开始分三路进行“第三期北伐”。陈诚所率第21师被编入第1路军第4纵队何应钦辖下，辗转作战于苏北扬州、通州（南通）、徐州一带。蒋军在攻击徐州中失利，陈诚所部也损失较重。蒋介石于8月中旬辞总司令职，并宣布下野。这一局势，使青云直上的陈诚，在宦途上遇到挫折。
孙传芳在取得8月初的胜利后，利用南京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机会，集中了11个师和6个混成旅的兵力，分别沿津浦路和大运河南下，于26日趁江面大雾，分三路强渡长江，攻占龙潭和栖霞山。此时，执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大权的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急令在南京驻防的第21师陈诚部驰援栖霞山。陈诚虽胃病正在发作，仍抱病上阵，指挥阵地上5个师的军队，从三面向敌军据点发出冲锋，先后攻克栖霞山、龙潭两地。按说陈诚带病指挥，勇于负责，战果辉煌，应受奖升迁；但他实际得到的却是一枚酸涩的苦果。由于部队中派系的矛盾，又逢蒋介石下野，陈诚于10月被免去师长职，赴沪养病。陈诚在其戎马生涯中，第一次遇到了顿挫。
陈诚赴沪不久，就来到老上司严重手下，任军政厅副厅长；12月，严重辞军政厅长职后，陈诚任军政厅代理厅长，兼军事委员会军事教育处处长。
1928年初，蒋介石复出；4月，蒋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陈诚就任警卫司令后，大肆扩充实力，共辖3个警卫团，节制2个炮兵团，指挥2个宪兵团，其实力超过杂牌军的1个军。但不久，在部队整编中，警卫司令部就被裁撤，仅以原警卫司令部的2个团与第17军曹万顺所部的4个团合编为第11师，曹为师长，陈为副师长。不过，陈诚却掌握着该师的人事、经理实权。
陈诚以第11师副师长的名义，实际指挥第11师，于1929年3月间，参加讨桂战役，西据武汉；旋又于5月间，“宣慰”新编第5师，北进襄樊。这年夏天，曹万顺因处事失当，引起部队中黄埔系下级军官的不满，被排挤走，陈诚遂接任第11师少将师长。此后，陈诚大量罗致黄埔学生，锐意改革，大力编遣曹万顺旧部，使第11师官兵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成了他戎马一生中的起家部队。
12月，唐生智起兵反蒋。陈诚所部第11师被编在第2路军刘峙属下的右翼军中。激战中，第11师有的团被冲垮，有的团伤亡过半，陈诚亲率特务营到前线参加战斗，并对唐军喊话。在度过了最艰难的局面之后，至1930年1月初，陈军随蒋军大部队全面反攻，大获全胜。在收编唐军和其他杂牌军的基础上，第11师扩充为3旅9团，实力大大加强，跃入甲种师行列。
在随之而来的中原大战中，陈诚率第11师，因及时赶赴曲阜，击溃晋军，解了第12师之围，后又与第60师、61师首先攻进济南城，而获重奖，并被提升为第18军军长兼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所率第18军得到较大充实，辖有第11师、14师及直属攻城旅，总兵力达4万余人。与此同时，陈诚对第18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将其建设为一支以他为中心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战斗部队。自此，人们便习惯地将蒋军中的陈诚系称为“土木系”。按中国的字形拆解释义，“土”者，“十一”也；“木”者，“十八”也。第11师和第18师正是陈诚系部队的基础。
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陈诚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1931年6月，他开始担任左翼集团军中第2路进击军总指挥。1933年2月，其所统率的第52师和第59师在黄陂被歼，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蒋介石为此发出“万急电”，称此为“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2］陈诚接蒋电，百感交集，默然曰：“诚虽不敏，独生为羞。”［3］3月21日，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第11师，在草苔冈附近被红军包围，经终日激战，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负伤。陈诚得悉这一消息时，几乎昏厥倒地。数日中，伤心泪下，羞愧不已。一个月内，连损3师，这在陈诚一生的战斗记录中，堪称为少有的失败。蒋介石并未因此失去对陈诚的信任，在第五次“围剿”中，仍命陈诚担任主攻部队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陈诚认真领会蒋介石关于“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处处筑碉”的方针；同时又利用了红军中“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错误，于1934年间，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等地，迫使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这年7月，陈诚还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亲任团长，负责轮训全国各地的高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蒋有意培养陈诚的迹象，亦逐渐显露。
1936年12月陈诚（右二）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夫人在西安事变中
1935年3月，陈诚兼任陆军整理处长，受命整理全国陆军，后又增加对全国骑兵、炮兵、工兵的督导整理。4月，晋升陆军中将。1936年6月，奉派赴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东渡黄河，任“剿匪军”第1路总指挥。其间蒋介石曾电告阎锡山：“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4］6月，任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9月，加陆军上将衔。12月，调任军政部次长；12月12日，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与蒋介石同时被拘，后因事变和平解决，获释回南京。
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于1937年8月中旬提前结束。陈诚被派往淞沪战场，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后又任第3战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率部顽强抗击日军，付出重大代价，同时也重创日军。至转移阵地时，他以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殿后，掩护撤退，致使伤亡更重于其他部队。
在武汉会战期间，陈诚先后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在政治部中，与担任副部长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和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第3厅厅长郭沫若之间，由于各自奉行不同的路线和方针，关系微妙而复杂，曾发生过不少分歧和矛盾，但总体说来，还是维持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局面。1938年7月，出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而三青团团长则由蒋介石亲任。10月10日，陈诚指挥所部将被包围于万家岭的日军大部歼灭，使其“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5］。陈诚所部，经数月奋战，已疲惫不堪。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自武汉撤退，25日武汉失陷。
武汉失陷后，陈诚于12月初赴重庆，专任政治部长，其第9战区司令长官与湖北省主席职，则分别交由薛岳、严重代理。但是，每遇重大战役，蒋介石常派陈诚返回前线，指挥战事，如南昌、长沙之战等。1939年5月，陈诚升陆军二级上将；10月，兼任新设立之第6战区司令长官；12月，他又奉派参与粤北战役的指挥。陈诚发现粤北部队尽使用于第一线，手中没有机动预备力量，实为一着险棋，遂秘密将第9战区之第54军经长沙运至祁阳待命，并控制一部列车备用；后果于日军大举北犯、粤北守军亟待增援时，将第54军快速运抵，给予日军迎头痛击。陈诚在后来忆及这一情节时，还颇带欣赏的口吻说：“此乃粤北战事转败为胜之最大关键，而且含有一段神秘的意味在内。”［6］也有些战役指挥，陈诚奉命于危难之间，战场条件太差，陈诚无回天之力，致未能凑效，如1940年初的桂南战役、6月的宜昌之战，陈诚均自请处分。
第6战区曾于1940年上半年短期撤销，7月，重建第6战区。在此前后，陈诚辞去政治部长与三青团书记长职务，专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湖北恩施。他在恩施主政期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利用自己的权威与地位，推行了一套创利的战时经济政策，如实行“二五减租”，部分物品的平价供应和比较严厉的“三禁”（烟、赌、娼）政策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1年10月初，指挥反攻宜昌作战，予敌重创，迫敌第13师团，连卫生、后勤人员都组织起来，参加战斗；但正待将宜昌完全占领时，敌大批后援部队到达，不得不奉命撤退，致功亏一篑。这一战役共歼敌3677名，毁敌机14架、舰船14艘、汽车107辆。［7］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为了打通陆上与盟国的通道，编练新军，准备反攻，于1943年初，决定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11日，陈诚奉派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第6战区司令长官与湖北省主席，驻节云南楚雄之弥渡。在此期间，他策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为了训练远征军的基层干部，并使其会使用美械装备，军事委员会举办了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龙云与陈诚任副团长，陈诚实际负责。与陈诚打交道较多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诸将领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令人感兴趣的人”；“在蒋介石的儿子具备条件之前，他会被看成临时的继承人”。［8］陈诚于5月初，拟定了在中缅战场反攻作战的初步计划。
正值陈诚筹划远征军实施反攻之际，鄂西战局突呈紧张。驻湘鄂日军集中7个师团，约10万兵力，配以飞机百余架，自5月中旬起，大举西犯。陈诚奉命由云南飞返恩施，坐镇鄂西前线指挥。他诱敌于渔洋关至石牌要塞间，求歼敌军于大江之西；令嫡系部队第18军之第11师胡琏部拼死固守石牌。经半月激战，日军不堪疲惫，主动后撤。此役共歼日军25178名，毁敌机45架、汽车75辆、艇舶122只。［9］陈诚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于10月9日，获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迅返远征军司令部，并于10月再次拟定远征军反攻计划，其部署为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入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陈诚本人因胃病复发，于11月底赴重庆休养，未及实践这一计划，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由卫立煌接替。后来卫立煌基本按照这一计划，实现了与英美盟军会师、打通国际通道的目标。
1945年陈诚（右）在重庆机场与毛泽东（中）、张治中（左）合影
陈诚经半年休息，于1944年五六月间，先后作为机动力量，奉命参与豫西作战之指挥与整顿西北局势。7月6日，他受命接替蒋鼎文，担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统辖9个集团军、23个军。11月，陈诚接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何改任陆军总司令；1945年1月，陈诚又兼任后勤总司令，直至日本投降。
陈诚在抗战中，转战8年，悉心指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陈诚主持军政部，开展部队复员与接收工作。1946年上半年，他根据“三人军事小组”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精神，将陇海路沿线及西北的国民党军，整编为27个军、67个师；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国民党军，整编为29个军、80个师。后因国民党挑动了全面内战，部队整编工作亦中辍。
1946年5月9日陈诚（中）在南京机场迎接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左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军令部、军政部、陆军总司令部，设立国防部。31日，正式发布命令，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这样，陈诚便掌握了全国军事大权，可以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统率陆海空军。
从少尉排长到陆军二级上将、参谋总长，陈诚用了24年的时间。这24年，使陈诚从军官阶梯的最底层，爬到了顶峰。
二 主持东北战局
陈诚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后，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便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5、第6两“绥靖”区的部队，约10个整编师30万人，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发起进攻，从而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当时，中原解放区连同地方部队，总共只有6万多人。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10］，于6月底，分北路、南路、东路三路突围，先后在六七月间，冲破国民党军的围堵，完成了战略转移。
紧接着，在中原地区挑起战事后，陈诚又调动第1“绥靖”区李默庵部、苏北“绥靖”军李延年部和第5军邱清泉部等，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甚至扬言：“两星期解决苏北问题。”七八月间，苏中解放区部队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打了个“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计5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只夺得了如皋、海安两座空城。
在华北，9月下旬，陈诚调动国民党军第11战区孙连仲部和第12战区傅作义部共22个师，分沿平绥线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攻击张家口。10月上旬，傅作义部利用解放军晋察冀部队判断的失误，乘其调动之机，先取张北，继于11日进占塞外重镇张家口。次日，陈诚于飞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途中，在张家口上空故作盘旋，以显示其“胜利”。他为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信誓旦旦地预言：“我负责地说，国军战领之地，确有力量保障其安全。”“万一军事解决，三个月至五个月，一定完了。”［11］
当人们在战火中迎来1947年的时候，陈诚跨入了人生的“天命之年”——50岁。
2月21日，陈诚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可以说，在军衔上，他爬完了最后一个台阶。因为在此之上，便是特级上将，在全国全军，只有蒋介石一人可以享受这一殊荣。
可是，与陈诚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只相隔一天，东战场便响起了丧钟。鲁南战场的李仙洲集团于2月23日，在莱芜、吐丝口间华东野战军的袋形阵地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第73军、46军主力被解放军全歼，身为第2“绥靖”区副司令的李仙洲被俘，胶济路西段及其两侧城镇10多处获得解放。
西战场的战事进行得也不顺利。对于一共只有主力部队6个旅2.7万人的中共延安地区，蒋介石、陈诚调动了34个旅23万人实施攻击。西北野战军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后，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中，使国民党军连失3旅，计1.4万多人。陈诚竟不惜捏造事实，夸大战绩，称：“共军用以保卫延安之兵力共3师13旅，配合民兵约共16万人”；“俘获万余人”。［12］
紧接着，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师”整编第74师又于5月15日被合围在孟良崮、芦山地区。两天后，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第74师被全歼，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第58旅旅长卢醒被击毙，3.2万官兵被毙伤、俘虏。蒋介石哀叹，“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13］。
在全国各战场中，最令蒋介石、陈诚感到棘手的地方还是东北。1947年春季，东北民主联军即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壮举，使国民党军损失4万人，并且一直未能占领临江城。五六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又发动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师、连同非正规部队计8万余人，攻克城市36座。国民党军虽暂时保住了四平城，但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四平南北段和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的狭长走廊地带。
陈诚在这年夏秋间，曾多次去东北活动。7月中旬，他抵沈阳后，于14日分别会见东北各省主席、各市市长及团长以上军官，并宣读蒋介石的命令，批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短期离沈就医，其职务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代理。陈诚于15日到达刚刚经过激战的四平，代表蒋介石对驻军进行慰问、打气；16日到长春，传达蒋介石对长春军民“深致慰问之意”。8月6日，陈诚再飞沈阳；12日，奉派为东北各省市党部、团部统一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权处理东北党团一切事宜。在沈阳期间，陈诚曾与前来考察的美国特使魏德迈作长时间的单独交谈。他对魏德迈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病入膏肓，不可救也”。拿我自己的病来讲，我患的是胃溃疡，只要下决心动一次大手术，就有治愈的希望。但如果我患了癌症，恐怕万能的上帝也救不了我。东北的情况，已不是整治几个将领可以好转的；老百姓积怨太深，也不是看到一些贪官污吏落入法网，便能消除所有积怨保持平衡的。
现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太弱了，但我们的军队在各战场受牵制，一时不可能集中太多兵力投入东北战场。此外，一些美械装备的甲种师，枪械坏了便没有替换的，弹药消耗光了便没有补充的，还怎么发挥他们武器的优势呢？我们的军队现在只能集中守几个大据点，没有进攻能力。守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对方决不会等到你援军开来了再进攻。［14］
如此，陈诚建议魏德迈做两件事：一是说服蒋介石将关外让给共军；二是派空军尽快将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他认为，“这样我们还可以保存精锐守住关内，与共产党分疆而治，这大概是目前的唯一出路”。
魏德迈回到南京真的向蒋介石提出了“撤出关外，防守关内”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最终未能为蒋所采纳。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决定派陈诚去东北收拾日益恶化的局面。8月29日，陈诚奉派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
9月1日晨8时50分，陈诚偕楚溪春等人，乘“追云”号飞机赴东北上任。国防部长白崇禧、次长秦德纯等到机场送行。楚溪春，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曾任该校第8期队长，而陈诚乃保定军校8期生，故尊称楚为“老师”。楚因1946年顽固死守大同而出名，陈诚当即留楚在南京任中央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此次北行赴任，亦邀其同行，以为左右手。
陈诚座机在沈阳机场降落后，受到原行辕主任熊式辉等行辕高级官员的欢迎，并检阅了仪仗队。陈诚与熊式辉素来不合。江西“围剿”时，陈诚损失3师之众后，身为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因不满陈在赣独揽大权，向蒋建议，将陈部被歼师的番号，予以撤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陈、熊同时奉蒋之命赴前线考察，但回来后，熊认为“不能打”；陈则认为应“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并为蒋所采纳。［15］熊式辉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早在七八月间陈诚多次往返东北、广泛接触东北各界人士时，就看出了苗头，故连续7次向蒋介石递上辞呈。
2日上午10时，陈诚在东北行辕大礼堂正式就职。熊式辉向他的继任交出了大印。陈诚在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后，又与熊式辉和全体参加仪式人员合影留念。
陈诚就任伊始，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篇《告东北军民书》，把“执行政府剿匪政策”作为行辕今后的首要任务；提出“去奢崇俭，力挽颓风”的口号；要求东北军民“各就岗位，各尽职守，于艰难困苦之中，寻求自力更生之道”。［16］他还在一次公开训话中严肃指出：
在这里，官多于兵，兵多于枪。各部队长不是积极整训部队，努力作战，而是去忙于做生意、办学校、搞政治活动；地方政府搞什么保安团，尽是乌合之众，而办保安团的经费又列在预算第一位，贪污腐化成风，没有为党国效一点力，却尽干祸国殃民之事。所以，如不杀几个，这种风气如何能扭转？不杀几个，民愤如何得平？［17］
随着陈诚对东北各项军政工作的接手，他愈觉这里的一切工作均不上正轨。于是，上任半个月后，又于纪念“九一八”16周年时慷慨陈词，历数东北之种种弊端。他说：“各人不务本业，不尽职守，分心旁骛，而唯局部一时之利害是图。其尤著者，譬如军职人员，往往对于部队的训练与士兵的生活，漠不关心，而去办理经济教育文化等事业，甚至兼商业……同时文职人员，身负一方政治责任者，却往往喜弄兵权，扩充部队，而对于民众的组织、国民的生计、青年的教育，反少注意。此等不正常现象，不独是风气败坏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就是国家乱源之所在。故抗战胜利已两年，而军事政治尚未能悉趋正规。”［18］
陈诚心中虽十分明白，东北大局已无可挽回；但是既奉上命出主行辕，也只能将死马当作活马医，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些重大的举措。
首先，将叠床架屋的军政机构加以调整。东北原有保安司令长官部与东北行辕互相牵制。按说东北行辕系东北地区最高军政机构，有权统筹指挥区内所有军政事宜，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也是东北最高的军事长官，他名义上受行辕节制，可事实上只是保持了一种礼貌上的报备手续而已。陈诚果断地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予以裁撤，一切对解放军作战的军事指挥均由东北行辕全权负责。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已去北平，副司令长官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行辕参谋长董英斌留任，秘书长由长年跟随陈诚的朱怀冰担任；行辕与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编余人员，一律编入东北训练团政工大队内。此外，将军事重镇沈阳的守备机构加以改变，撤销原沈阳警备司令部，改建沈阳防守司令部。原兼任警备司令赵家襄已调锦州，由新任东北行辕总参议楚溪春接任防守司令。好在楚为赵之岳父，原警备部内部人事变动不大。
其次，进行严厉整肃。陈诚宣称：“与其说向共匪拼命，不如先从自己拼命做起！”［19］于是，他又使出了当年在湖北主政时期的铁腕：以举办“兵学研究会”为名，将暗设赌场的中将田湘藩逮捕归案；将不战而逃的本溪区保安司令李耀慈以“弃守领土”罪处以极刑；将利用职权勒索钱财的少将李修业加以拘捕；将收编军队、买空卖空的少将刘介辉递解出境。即使是防守四平“有功”，获授青天白日勋章的第71军军长陈明仁，也因被控第71军有抢粮行为，而被免去军长职务，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惟其如此，辽宁省参议会议长马愚忱说：“熊式辉是内科大夫，开药治病；陈诚是外科大夫，对东北的恶性肿瘤开刀了。”［20］
第三，扩充部队，增强实力。陈诚从其他战场调来第49军、53军，充实军力。第49军军长王铁汉，“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守将；第53军原军长为万福麟，现任军长周福成。该二军均为“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军。同时，陈诚又把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新3军、新5军、新7军和新8军四个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3个旅的骑兵师；把青年军的第207师扩编为暂编第6军；以收编伪满军队组成的保安团为主力，扩编了暂编第55师、56师、57师、58师、115师、116师等部。陈诚的嫡系将领潘裕昆由第50师师长提升为新1军军长，龙天武由第14师师长提升为新3军军长。经过整顿、扩编、增调，陈诚手中共握有14个军又1个骑兵师，计约40万人，对外号称50万大军。
第四，整顿经济秩序。东北战后接收工作，比之内地尤其混乱，许多军政人员，非法接收，并且不加处理，致使南京政府拨来的补贴管理费用，不能用于工厂复工，而被转移至别处。陈诚于9月19日召集银行及商会负责人开会，商订了避免资金内逃的办法；并将若干处理接收机构与生产机构加以合并改组，限期复工生产。陈诚还采用了一些新的经济政策与措施，以革除弊端。如：9月28日，下令将大豆管制政策改为输出许可制，大豆由商人自由收购运输，不加限制；豆油、豆饼可由商人自由输运关内。10月3日，下令废止《东北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取消对关内输出的贸易限制，使计划范围内的输出、输入均可自由进行；规定今后凡输入东北所急需物资者，可凭运单发票输出同等价值的五金器材。为稳定东北军心、民心，陈诚还呈准南京政府，以1000多亿元东流通券和2300亿元法币，从上海、天津等处购运粮食。
就巩固国民党政权对东北的统治而言，陈诚确可谓尽职尽责，做了他所可以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及全国各地的颓势，也绝非抓几个人、杀几个人，或者颁布几项新的政策、法令所能挽回。
陈诚在1947年的“国庆献词”中狂妄宣称：“要趁此机会将整个‘共匪’主力消灭，尽复失地，使‘共匪’此次进扰为最后的一次，以便明年今日东北四千五百万同胞皆能欢欣鼓舞，同申庆祝。”［21］然而，东北战局的发展，与陈诚的估计正好相反。经过东北解放军50余日的主动进攻，陈诚所部东北国民党被歼6.9万人，有15座城市获得解放，农安至铁岭间、锦州至山海关间的铁路均被破坏。等待着他的，是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失败和顿挫。
三 王牌军覆灭
1948年元旦，伴随着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隆隆炮声的来临，迎来了被陈诚认为是其一生中极为黯淡的日子。解放军的攻势来得太快、太频繁。秋季攻势刚过，冬季攻势又开始了。
为了稳住军心、民心，陈诚不得不故作镇静，虚张声势。他告诉东北军民：东北已度过最困难时期，如果国军能纠正行动迟滞笨重的弱点，并注意爱惜武器弹药，注意陆空联络，服从命令，则全盘局势将由被动转为主动。他还宣称，国民党军即将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对东北解放区进行“扫荡”。
新民、沈阳、铁岭是一个三角地带。它像一把扇子向着西北方向展开。扇子的顶点是沈阳，两端是新民和铁岭，那结了冰的宽阔的辽河，犹如一道弧形的银边。陈诚面对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集中了15个师的兵力，在这个扇形阵地上，准备从近100公里的正面，分三路向彰武、法库方向推进。其部署为：新3军、新6军主力为右翼，由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推进；新5军为左翼，由新民向北推进；第71军、新1军主力居中，由沈阳向西北推进。
在这场战斗中，陈诚与林彪——国共两军的主将，都采用了围歼的战术，互相都企图创造条件，将对方的全部或一部包围起来，加以歼灭。所不同者，陈诚想一举围歼林彪所部20万人；而林彪则是看准了陈诚部署上的薄弱环节新5军，只希望一战吃掉这一个军。结果，中共部队达到了战役歼敌的预定目标。
陈诚命令新5军以强行军占领距新民25公里的公主屯，以便对东北解放军实施口袋战术。1月3日，陈林达率部攻抵公主屯，并成为三路国民党军中比较突出的一翼。在这里，他们遭到了东北解放军第2、第3、第6、第7等纵队及炮兵第1、第2、第4团的合围。
新5军军长陈林达发现自己进入险境，立即给坐镇沈阳指挥的陈诚发去急电，请求从秀水河边的公主屯退守到有坚固设防的辽河西岸小镇巨流河。
陈诚对于作为机动兵团使用的新5军，究竟应退至辽河边固守，还是应坚持现有突出位置进攻，举棋不定。他命令新6军廖耀湘部，务于5日前抵达公主屯，与新5军会师。但此时，解放军的包围正在逐步完成，新5军的退路愈来愈窄。
一天以后，陈诚决定撤回新5军，命令陈林达立即率部向辽河转进。然而，为时已晚。公主屯的一兵一卒已经再也冲不出来。陈林达再次向陈诚紧急求援。陈诚命新5军就地死守3天待援；同时再次电令新6军廖耀湘部，无论如何须于7日正午前，进攻到东蛇子山与西蛇子山南北一带，以解新5军之危。
5日，解放军开始发起冲击。两军在茫茫的雪原上厮杀了三天三夜。在激烈的战斗中，解放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新5军终于抵挡不住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它的军部和两个完整的师——第43师和第195师，共2万余人被全歼，军长陈林达被俘。而负责为新5军解危的新6军，却在新5军被全歼之后，才姗姗赶到。
国共双方，对于这场惊险的战斗，都有详细的描述。国民党方面的资料称：
负有占领公主屯重大任务的新5军，在军长陈林达率领下，攻势甚猛，排除共军拼死抵抗，于3日占领泡子沿、闻家台，逼近攸关20万共军生死存亡的公主屯。4日，新5军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前进，遂将7纵队包围于公主屯内，已完成东北行辕3天内进抵公主屯命令，并期待新6军能在5日会师。林彪在此千钧一发时刻，他鉴于公主屯局势危急，遂纠集了5个纵队主力10余万众，于4日深夜赶到公主屯地区，对新5军予以反包围。此刻，新6军倘能在东北行辕期限内，于5日赶到公主屯与新5军会师，此空前大会战，当可顺利完成，整个历史或将重写了。［2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则赫然记载：
我军决心集中主力首先歼灭较孤立突出和战斗力较弱的左路新5军，尔后再视机扩张战果。遂以第6纵队在新5军前进路上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尔后配合自彰武南下的第3、第7纵队，自蛇子山向西的第3纵队等歼灭该敌于新民以北的公主屯地区；以第1、第4、第10纵队进至沈阳以北、以西地区，阻止敌右、中两路向新5军增援。1月5日，我第6、第2、第3、第7纵队按预定部署，将新5军主力合围于公主屯地区。接着对被围之敌展开猛攻，经6日和7日两天激战，全歼新5军军部及第43、第195师，俘新5军军长陈林达。新5军主力被歼后，中路、右路敌人仓惶退回铁岭、沈阳。［23］
参加合围全歼新5军战斗的东北解放军第3纵队第7师第20团第1营营长赵兴元介绍说，第3纵队的任务是迂回至法（库）新（民）公路以东，切断敌人退路，在辽河北岸围歼新5军。“几天以来，新5军就像一只被困的野兽，到处乱窜；在深井子、叶家窝栅遭我打击后，先跑到安福屯，又跑到周家屯，最后在我两支部队的夹击下仓惶逃到了闻家台。闻家台只是个不到三百户人家的小村子，陈林达把他的军部和一个师的残部、一个炮团、一个特务营以及一大堆后勤辎重，加上个保安团，统统塞进这点子大的地方，大概是认为我们不会在这样天寒地冻的天气里追击它，就是追，他也可以利用闻家台周围这一大片开阔地阻止我们，只要能再坚持那么一两天，另两路敌人往这边一靠拢，也就万无一失了。可是敌人估计错了。我们一下子扑上来四个团，按倒他们就打。”［24］
被俘的军长陈林达，是湖南湘潭人，时年45岁，黄埔四期生，原为第52军第195师师长。陈诚主持东北行辕后，刚提升为以195师为基干的新5军少将军长。当1月6日东北解放军炮兵部队向闻家台实施猛烈炮击时，他带了7名卫士从掩蔽部里钻出来，企图逃走，但没有走出100米，便被冲上来的解放军官兵俘虏。陈林达在被俘后的第7天，才暴露出新5军军长的身份，从而成了东北战场上被俘的第一名蒋军军长。据当时的《东北日报》披露：
他被俘以后，假装是军部的书记官，换了个名字，穿着一件油污的大衣，踏着一双破烂的鞋，帽子扣得很紧，还在脸上涂了一层黑灰，整天躲在阴暗的屋角里，不大说话，更不敢认人。哪知他的下级军官经我军教育动员后，便把他的秘密揭穿。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看到人证物证，只好站起来嗫嚅地说：“我用不着再隐瞒了，你们的政策我是知道的；你们不杀，我也是知道的。”［25］
新5军全军覆没的消息由陈诚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极为震惊。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了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蒋在沈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追查造成新5军惨败的责任。在东北高级将领中经过一番推诿、争吵之后，陈诚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自己指挥无方，请求按党纪国法惩办。对于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当然不忍下手，但是陈诚声望的下降，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大败之后，陈诚仍企图力挽危局，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1月14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前来访谒陈诚，并询问了东北战场的军事情况。陈诚说，苏联已将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了中共军队。美国装备国民党军的计划，第一期30个师还没有完成，第二期30个师又因日本投降而终止；即使已经装备者，一部分因无零件及弹药继续补充而不能使用，一部分因气候关系显已失效；相反中共现用日军武装，原为日本关东军适应寒地而设计，故不受气候限制。最后，陈诚请华德转告马歇尔元帅：“如真要援华，必须争取时间。”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中国同我的病一样，可以医治的，但时间不能拖延！”［26］
四 上海养病
陈诚在东北的多次谈话中，都以自己身上的疾病，来比喻东北危急的局势。早在1947年10月21日，陈诚便发现胃出血现象。蒋介石得悉后，遂于23日致电慰问。11月5日，蒋介石再次电询陈诚健康状况；不久，便派戚寿南医师到沈诊治。
戚寿南大夫检查陈诚身体后，认为必须尽快住院动手术，若长期任其出血，将影响日后的治疗。要动手术，在炮火纷飞的沈阳城，显然是不适合的。但是蒋介石起初还是不想放陈诚离沈，提出给陈增派助手，以便多少减轻一点他身上的负担。陈诚深知，东北高级将领对于前一段严厉的整肃，都有怨言，若再派自己系统的将领来，已不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他便向蒋介石推荐刚从国外归来的卫立煌前来接替。蒋听后沉吟不语。因有人告发，卫立煌在抗战中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期间，与中共有来往，私访延安，并以弹药、物资接济八路军。蒋介石对卫立煌不够放心。陈诚则建议蒋介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经过一番考虑和思想斗争之后，蒋介石最终觉得，卫立煌确是一名战将，在统率远征军时曾立下过赫赫战功，于是便下了将卫立煌用到东北的决心。曾经担任过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先生写道：
蒋介石记得很清楚，他嫡系的高级将领中，还有一个能拼能打的卫立煌。论资历和声望，都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统率过的，或者是他过去的老部下，他都能驾驭得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卫立煌率领远征军打了胜仗，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最近他又到美国，和美国军界酬酢频繁，获得美国佬的支持。和以前魏德迈公然提出要蒋介石撤换熊式辉、杜聿明的情形根本不同，派卫立煌去东北，再适合没有了。虽然抗日战争前期卫立煌和八路军来往密切，有亲共的嫌疑，但是经过这些年的考察，没有发现卫和共产党有什么来往，也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何况这一年派卫立煌到美国参观原子弹试验，参观美国军事设备和军事大业，让美国将领影响他，使他看到在将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哪一方面实力雄厚，巩固了卫立煌亲美崇美的思想。因此蒋介石把卫立煌当作一张王牌打了出来。［27］
赵先生的这段分析，入情入理，确是把蒋介石起用卫立煌的复杂心态表现了出来。
方针既定，蒋介石动员了张群、顾祝同等文武干将去做卫立煌的工作。陈诚的夫人谭祥也亲去南京上海路卫公馆劝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但是卫夫人韩权华在旁边听了却不舒服，她深知东北是个烂摊子，接不得，心想：“救了你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为此，韩权华还和丈夫大吵了一顿。卫立煌身边的人也多劝他不能去东北。卫拿出了丈夫气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28］
1932年1月1日陈诚跟夫人谭祥结婚照
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签发了一条命令：
特派卫立煌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29］
天津《大公报》为此作出解释称：
“东北军事由卫氏指挥后，陈诚兼主任可不常驻东北，而匀出时间来在京执行参谋总长的职务。”
“国防部以东北问题经纬万端，目前政治、经济、军事等项全部集中于东北行辕，爰建议仿照华北体制，调整东北机构，设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专负东北国事全责；并直隶于国防部，兼受东北行辕之指导。”
其实，东北“剿总”的设立是对4个月前陈诚砍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否定，因为它们同样都是在东北行辕这一地区性最高军政机构之外，存在的一个平行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这只能作“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之解释。
不管《大公报》如何帮助解释，陈诚自己心中十分清楚，蒋介石对卫立煌的任命，实际上宣告了自己指挥东北战事的结束。陈诚从东北战场上得到了解脱。历史的轨迹，在这里又一次巧合。4年前，陈诚因胃病离开远征军时，就是卫立煌接替了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此次，陈诚又因胃病发作，再次由卫立煌取代执掌东北。其实，陈、卫之间，由于各自的经历与背景不同，陈诚是公认的蒋介石嫡系，卫立煌则被称为蒋介石“嫡系中的杂牌”。他们二人各自互相戒备，并不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合作者。
卫立煌受命东北新职后，蒋介石只给他3天准备时间。1月21日，卫飞北平，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商谈军事；22日，抵沈阳视事，并携去蒋介石手谕。
2月5日，已至旧历年底，在东北坐镇了5个月的陈诚，怏怏离去。他慨叹道：“国病日甚，身甚病同剧，曷胜怆怀！”［30］陈诚离沈后，将东北行辕暂交其副手罗卓英主持。
时隔一周，蒋介石于2月12日发出电令：在陈诚病假期间，东北行辕主任职务，由卫立煌兼代。
陈诚由东北返回南京后，虽仍挂参谋总长职衔，但就局势、人事、身体条件来看，已均非效力之时。卫立煌主持东北战局后，曾多次致电陈诚，“以目前控制地区狭小，就地筹办困难，请求空运补给”。陈诚的看法与卫立煌不尽相同，他认为对东北巨量的物质补给，单靠空运，乃力不能及，只有依靠东北守军本身，积极打通陆路交通。他于2月21日向蒋介石报告说：“对东北数十万大军之作战补给，纵倾全力空运，运输量亦极有限，为解决该方面补给问题，似应先谋打通新民至锦州间路线，并确保其畅通，始能解决补给之困难。”［31］
陈诚立意打通陆路，不无道理，惟卫氏迭次来电，请求空运，未必不懂得打通铁路的重要，然非不欲也，是不能也！陈诚坐镇东北时，亦曾竭力打通各路线，但最终落得个“铁路南站通北站”（即只在一个城市内通行）的惨局。因此，陈诚的这一建议，也只能使卫立煌望梅止渴，啼笑皆非。
2月27日，陈诚偕夫人由南京乘车抵沪，上午8时到达，9时即由谭祥陪同赴上海国防医学院作检查。医师嘱咐，由于目前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先静养一段时间，到天气暖和以后再行手术。
从此，陈诚谢绝一切社交活动，在法租界一所公寓式的私人住宅里，专心休养身体，等待手术。尽管这时他仍戴着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两顶桂冠，但是在报纸上已极难找到关于他的消息。昔日风云一时的新闻人物，如今却向社会隐藏了自己的踪迹。
陈诚曾于3月1日致电蒋介石，请辞本兼各职，但蒋介石批示：“希安心养病，不必请辞。”
6月4日，陈诚住入位于江湾的国防医学院。12日上午10时，由著名的外科专家张先林大夫为他成功地把胃切除了2/3。
蒋介石对陈诚的身体至为关注。在陈诚手术后住院休养期间，于7月31日派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携带手谕前去探望。陈诚于8月25日出院，回到寓所继续休养。9月，蒋介石又派人送去医药费金圆券1万元，约合2500美元。
陈诚自2月末抵沪，计在沪休养、治疗7月有余，至10月初结束。
五 黯然赴台
陈诚在上海期间，一面治病，一面静观政治风云的变幻。
树欲静而风不止。陈诚本人由于复杂的思想状况和处境，虽不想再抛头露面，但在3月末召开的“行宪国大”上，却有许多代表围绕着他的名字吵闹不休，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难产的行宪国大，经过半年多的吵吵闹闹，终于在1948年3月29日于南京开幕。本来，蒋介石在《开会词》中已为此次会议定下了基调：“国民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32］可是代表们的意见却与之相左，他们强烈地要求：“将地方情况反映于大会，反映于中央政府，对于当前时局及政府施政方针，应有广泛之检讨。”［33］代表们的动议，经付诸表决，竟以绝对多数赞同而获通过。
4月9日，蒋介石在《施政报告》中，再次规劝代表，“切不可重视细节，议论纷纷，争持不决”；甚至恳求大家，“为了国家，程序愈简单愈好，议程的进行愈迅速愈好”。［34］但代表们并不理睬蒋介石的要求，对部长们的报告，尖刻批评。特别是北方代表，在台上大骂政府，台下代表为之鼓掌喝彩；也有的代表在台上颂扬政府，台下代表则发出嘘声、尖叫声、跺脚声，会场吵成一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后来在回忆到这一场面时，对于“会场秩序混乱，人们大喊大叫，行为恶劣”，仍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4月12日下午，国大代表就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军事报告及检讨作自由发言。许多代表把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失败的账，一股脑儿全算到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身上。
山东代表赵庸夫第一个在发言中，点了陈诚的名。他说：
政府应该明是非，信赏罚，检讨目前军事，为什么会严重到这一步？其原因是由于参谋总长陈诚的三大政策：1．肃清游杂，现在共产党在东北的六十万军队，就有这批被肃清出去的游杂；2．整编军队，把一军编成一师，一师编成一旅，有的不知道编到哪里去了；3．调整人事，说是整编军队国家化，把张三的军队交给李四带，李四的军队又交给赵五带，这样的调整人事，究竟有用么？［35］
一名叫吴叔观的代表，呼应台上的发言，要求陈诚到会上来报告他的工作。另一名代表王会文叫嚷：熊式辉、陈诚都要向代表报告东北军事。
赵庸夫见台下有人支持他的讲话，越发慷慨激昂。他提高嗓门说：
抗战开始时，我们的军队还不是很好，后来杀了一个韩复榘，于是军心大振；现在军事当局要明赏罚，才能收拾人心！［36］
这几名代表锋芒直指陈诚的讲话，使会场上情绪激动。有些代表听到传闻，说陈诚将去美国动手术，更加感到气愤。代表张步贤在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高声喊叫：“由大会发电给上海市政府，不要陈诚走！”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
赵庸夫受到鼓舞，口气也更加强硬：“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
一场对白崇禧所作军事报告的自由发言，竟演成了对参谋总长陈诚的缺席审判；国民大会变成了公审大会。
对于这样的局面，1000多名代表中，各人的心态也不尽相同。有把刀锋直指陈诚的；有借陈诚开刀而实际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有站在一旁看笑话的；也有为陈诚鸣不平的。
最感到难堪和难过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幕后，很为这样的场面着急，连忙向大会主席团发话：“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37］并命大会秘书处，加速对军事报告讨论的进程，以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由于蒋介石的干预，才勉强平息了事态。但是，这一发生在国民大会上的闹剧，有1000余名代表和上百名记者在场，是封锁不住的。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登出了代表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的消息。这对于正在上海静养的陈诚，无异于一声惊雷。他听惯了战场上大炮的轰鸣，却没有领教过这种不见火光的炮击。
国民大会的风波之后，陈诚也从他的一些部属那里，得到诚挚的同情和安慰。
陈诚的嫡系将领、老98师师长夏楚中说：
辞公去东北，谁都知道是临危受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岂知东北战场失利，辞公抱病归来，南京上层掀起一股倒风，纷纷要求委座“挥泪斩马谡”！亏得委座连连说“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才把这风头压下去。
另一名陈诚的嫡系将领、老11师师长方靖，叙述了当时见陈的情景：
我已有几年不见陈诚了。这一次看到陈诚，脸色蜡黄，一副病容。我对陈诚，比对蒋介石的感情要深厚得多。现在看到老长官容颜全非，又听说受了那么大的攻讦，再也忍不住了。向他敬礼后叫了一声“钧座”，眼泪就像连珠似的淌下来。［38］
不可否认，在经过来自国民大会的暴风雨般的袭击之后，陈诚的声望和个人的精神状况都直线下降。5月1日，陈诚抱病勉力赶到南京，当面再次向蒋介石请辞所担负的一切职务；10日，送上书面辞呈；12日，获得蒋介石的批准。至此，他只剩下了一个四星上将的空衔，不再担负任何实职。
10月6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泉城济南，辽沈战役正在紧张激烈进行的时候，陈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离开了喧闹的大陆，去台湾岛的草山（即阳明山）休养。整个旅程显得十分冷清。离开上海的时候，陈诚穿一件淡灰色哔叽夹袍，戴一顶旧呢帽，由夫人陪同，慢步登上飞往台北的飞机。机场上只有几位陈诚的部属为他们送行，显得凄凉和冷落。
飞机在台北松山军用机场降落后，前往欢迎的人，连新闻记者在内，一共不到20人。唯一高官阶的官员，是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陈诚与彭孟缉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18年前，他们曾有一面之缘。1930年，陈诚以第18军军长的身份去日本参观秋操，彭当时还只是一名炮兵中尉，正在日本读炮兵专科。他们曾交谈一小时。
新闻记者们都想从陈诚身上打听到一些内幕消息。陈诚只是淡淡地对他们说：“奉总统之命，来台养病。”
陈诚抵台之初，由于行动突然，台湾方面全无准备，只得暂住草山湖底路145号警备司令部招待所。后因草山潮湿，复搬至延平南路一幢二层楼的陈旧洋房里去居住。据在陈诚抵台后不久即去拜访的冯世欣先生著文介绍，当时的台北：“市容虽然整齐，但行人稀少。如衡阳街的店铺，多是一间门面的小店，生意好像很清淡。重庆南路很多店铺都关着门，只有两边走廊有些地摊，卖些军用物资。西门町成都路的妈祖庙，前边都是土墙，有点乡村的味道。中山北路比较整齐，但两边都是日式平房。”而陈诚暂住了一段时间的湖底路145号，很多人搞错了它的单位。冯世欣先生说：“很多书上记载辞公在草山养病住在台电招待所，系错，连郭骥先生都不清楚湖底路一四五号系警备部招待所。”［39］
陈诚到台后，将曾经长期珍藏的一架望远镜和一支手枪，赠予彭孟缉。这件事或者多少能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志。一位了解内情的记者，后来在回忆陈诚刚刚来台的情况时说：
他三十七年（即1948年）来台时，随身带来的私人物件，有两样是他最心爱的，一样是一架望远镜，另一样是一支手枪。是他北伐、“剿匪”、抗战和“勘乱”期间无役不与的心爱之物，但他来台后不久，就都赠给彭孟缉将军。他的意思是他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宝剑送侠士”，作战用的东西，应该送给最有希望的军人。［40］
陈诚在台北，乐于同记者和来访者作无拘束的私人谈话，但谢绝任何人在报纸上予以报道。记者王直后来在谈到这年11月一次拜访陈诚的情况时说：
陈先生和我见面时，首先说明今天的谈话，只是私人之间的聊天，一个字也不能见报，并幽默地说：“如果你要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我就无话可说。”我说我完全是基于私人对陈先生的敬仰而前来晋谒，不是来访新闻，我并向陈先生保证，决不写一个字。［41］
陈诚远离了大陆上激烈厮杀的紧张气氛，远离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也远离了“杀陈诚以谢国人”的逼人气势。他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而又惆怅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