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后母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
十岁时的小张爱玲，母亲再次远走欧洲，她的命运就如一叶孤舟，该何去何从要靠自己来抉择了。对于自己的母亲，可留恋之处不仅是精神的，还有与欧化都市密切相连的物质环境。这两者的“善”，在她看来是同一的。
而对父亲的家这一面，她则相当鄙视，因为毫无鲜活光彩。张爱玲从这时起，就不喜欢旧文化的形式，在她眼中，鸦片、教她和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等等，都不过是“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的暗淡投影。
小小年纪的张爱玲已经懂得了辨别。母亲对她来说，是何种分量，小姑娘已经完全清楚了。若断若续的思念，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吧。母亲走后，张爱玲顿失屏障，境遇明显地在倒退。矛盾的是，她在这个时期，对父亲还是依恋的，也有所期待，但父亲总是让她失望。日子就这样继续在过，好像也还是相当平静的。
1934年夏，张爱玲读完圣马利亚女校的初中，升入高一。她已经有了很强的人生意识，开始设计自己的未来了。她想在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蓝天下的小红房子”对她始终有诱惑。她还想学画卡通影片，要把中国画的风格介绍到美国去，且自以为已有了相当的绘画才能。
总之，小女孩的计划是海阔天空的，同时也斩钉截铁；可是，那时的张爱玲没想过，母亲不在身边了，梦还做得成吗？
就在这个夏天，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忽然又起了纷扰，“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父亲要结婚了！这就是说，张爱玲和弟弟要有一个后妈了。这对于张爱玲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旧小说、传说、戏剧中，有太多关于“狠心后妈”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后妈的形象已是被定型了的。“小白菜呀地里黄”的谣曲，以最有感染力的艺术手段，在民众中普及了这个不无偏见的观念。
如果过去父亲养姨太太的时候，张爱玲年纪还小，还可以被“收买”，不会有撕心裂肺之痛，但是现在就大不一样了。身为堂堂一名高中生，张爱玲已经有了自主意识，她原本对父亲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现在更无法接受贸然一个陌生而令人讨厌的后妈。
女高中生张爱玲有预感，后妈的进门，对她和她的家庭，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她简直是万念俱灰：“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可是孱弱的她，抵挡不了长辈们导演的这幕戏。这件“无论如何不能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那个女人”也果然就在眼前了。当年夏天，双方就在礼查饭店举行了订婚仪式，年底在华安大楼举行了结婚仪式。
比较残酷的是，这个婚礼，张爱玲和弟弟都参加了。身份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张爱玲和弟弟了。年少敏感的孩子，不可能不想起远在欧洲的母亲，不可能不对后母进门可能引起的变化疑虑重重。
张爱玲对此事的内心反激非常强烈，过去以家庭为最可靠庇护的信念完全崩溃了。她对突然闯进的“后母”、对绝情寡义的父亲，都充满了无名仇恨。
显然，这是青春期的偏激。然而，张廷重显然低估了再婚对女儿的心理影响，并没有适时做好安抚工作，结果父女关系变得更糟，想要修复也就变得困难重重。不过张爱玲暂时并无激烈的行动表露，跟谁也没提起过，以至于弟弟张子静多年以后读到《私语》，才知道姐姐当时的感受竟然那样强烈。
后母进门后，确实显示出她在治家方面的“干练”，对于张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爱玲不喜欢淮安路这座老房子，大概因为后母的原因，即使知道自己是在这里出生的，也对这里没感情，只是觉得阴沉。
在《私语》里，她对这房子有一段著名的描写，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关于她的书都在引用：“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这虽是张爱玲成名以后的文笔，但如果这就是她当年真实心态的摹写，其沮丧、灰暗的程度，确实令人惊讶。这与“花样年华”太相悖了。
少女的心，有时那种自我怜悯，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正直青春年华的张爱玲，阴郁性格的形成不免与突如其来的家变，和突然打破原本平静的生活的后母有关，后母这片挥之不去的阴云，成为了张爱玲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