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彭磊
我们的时代
新裤子，新朋克
我们的故事很长，新裤子的故事很长。记忆慢慢散落了，成为无法捡拾的碎片，我也怕我自己把它们都遗忘了。我们一起经历了无聊贫穷又充满希望的少年时代，一起创造了新裤子最好的一张专辑，并且一起面对这个无情的社会。但那是20岁之前的故事了，后来大家又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是那几个让人厌烦，口齿不清的呆头呆脑的青年，他们还站在这里吗？让我们回忆一下这20年——无法忘怀的青春。
1992年，我和庞宽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我们被摇滚乐深深吸引了，可能因为太自卑了，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摇滚乐宣扬的就是反叛，没文化，有姑娘，反正音乐很吵、很噪就对了。我们在寒假的时候聚到庞宽家里排练，当时最流行重金属音乐，那我们也玩重金属吧，但是当时只有一把木吉他，而且我们都不会弹。这个潮流要赶上，于是我们在木吉他上安了一块压电磁片，接在一台录音机上，再把录音机的喇叭捅破，这样就能出现失真吉他的声音。就这样，新裤子乐队的故事开始了。
重金属马上过时了，我们通过收音机每周一收听有待的《新音乐杂志》节目才知道，还有许多更时髦的音乐风格。我们发现北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的年轻人渴望文化，但确实连一张正版CD也买不起。我们幻想着这里是纽约，这里是伦敦，这里不是那个没有阳光的黑暗角落。我那时开始留长头发，那时候不洗头，头发稍微长一点就分叉了，到了高中毕业也没留出重金属乐手那种到屁股沟的长发。
20世纪90年代挺无聊的，充满破败和颓废。摇滚乐还是很先锋的事物，这也是无数年轻人爱上摇滚乐的原因。玩摇滚乐是要反叛的，要姑娘，要反对社会的不公平。可惜这些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只能努力和之前的中国摇滚乐队不一样。
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出现了一群不是玩重金属的乐队，他们有英式风格的，有电子风格的，也有一些说不出风格的，但更多的是朋克乐队。后来他们被称为“北京新声”。
1996年在北京刘葆家中
1995年，彭磊在北京古北口长城
那时候演出没有太多人看，都是乐队演给乐队互相看。年轻人有太多的能量，而且也用不到正经地方，现在可以摸个手机一天就过了，可那时候每个夜晚都很难熬，没有姑娘，没钱出去喝酒，只有聚在黑灯瞎火的空气污浊的Live House里，才暂时感到有归属感，感到不寂寞。但我很快也发现自己不属于那里，没人看得上我们这支乐队，我也不知道要和别人聊什么。我们也找不到外国姑娘约会，连搭话的勇气也没有。
乐队加上看演出的人不过一二百人，所以很神秘，一种文化就存在了，让人觉得自己非常与众不同。我想当年在纽约或者伦敦，朋克也是这样开始的吧。很多年后，那几支乐队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包括在遥远的北京的我们。
新裤子的第一张专辑推出了，我们的时代真的来临了，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当你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神。当你回到现实的沉寂中，你的心会很躁动。
很空虚。
鼓手尚笑在2002年离开了乐队，为了心爱的姑娘去了日本。一去就是八年。
之前我突然接到尚笑的电话，说他的书要出版了，要我帮他写点什么。回想起来，好几年前在豆瓣上看到尚笑写在日本的经历，感觉有爱，也有许多旁观者无法感受的情怀。但故事刚开始就中断了，后面也没有继续更新，我想可能是他工作太忙没时间写了。其实尚笑在日本的八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只是偶尔有只言片语的消息，我们只能臆测他在日本加入了黑泡泡乐队，或者黑社会。庞宽甚至在《神秘的香波》中唱道：“尚笑留学在日本，刷盘子洗碗扫大街。”
直到有一次尚笑的女朋友顺子作为导游来北京出差，我们在一起吃了饭，然后一起看了好多新裤子在20世纪90年代演出的录像。最后顺子说，她和尚笑早已经分开了，但她是爱尚笑的。我知道尚笑去日本主要是为了顺子，反正为了感情抛开一切的事情我没做过。
来得快，去得也快，乐队在2002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大家在忙着和音乐无关的事情。那个朋克的时代过去了。
Disco Boy
摩登天空有一阵快关门的时候，天天要求我们写手机歌曲，结果一首也没写出来。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手机彩铃是什么鬼东西，多“缺”的人会用。后来又流行好多怪东西，什么微电影，什么各种已经消亡的社交网络。潮流归潮流，不受影响最重要。乐队没有鼓手，所以用鼓机，音乐不够土，西方对中国的乐队没兴趣。
2005年，我和庞宽一直窝在家里研究合成器，并且写出了和以前大不一样的作品。我们不再关注摇滚乐，更多地研究更时髦的Synth-Pop、Disco、New-Wave这些以合成器为主的音乐。Disco时代来临了。
我们又回到了Live House演出，就像大学时代一样，一切都重新开始。也是这个时候，庞宽走向了前台，开始了不平凡的演唱生涯。
2006年我们巡演之前没有到过这么多地方，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这么一群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音乐与电视上播放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充满活力，和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在消费，在享受音乐。音乐不再是那根拯救灵魂的稻草，在无聊的时刻，音乐陪伴了更多躁动的心。
我们在巡演的路上会觉得遇上一个漂亮的女孩愿意和我们约会是很重要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并没有什么姑娘会那么主动，尤其是在国外巡演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已经巡演了好几周，没有任何姑娘向我们示好。终于，在墨尔本的演出结束之后，一个300斤的姑娘走进了后台，表示喜欢我们的音乐，并向我们身上扑，我本能地躲开了。这个姑娘叫丽莎，穿一条短裙，裙子上的皮带有20厘米宽，像《指环王》里的人物。只要一下，她就能把我压死。还是刘葆像黑洞一样能包容一切，勇敢地和丽莎去约会了。
2005年在新加坡圣淘沙
2008年，刘葆离开了乐队，他觉得乐队背叛了最初的朋克精神，成为一支“娘娘腔”的同性恋乐队，并且也不能给他提供更多的酒和食物。后来刘葆加入了更狂野的蜜三刀乐队。乐队的黑洞关闭了，宇宙的秩序正常起来了。
来自便利商店乐队的鼓手德恒在2008年加入了新裤子。在这个时期，乐队更多地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被西方的文化蛊惑了。
2008年在澳门
时代变了，摇滚乐也可以是积极的。那些从各个角落走出来的时髦的人，让星星之火点亮了城市的夜空。庞宽一直喜欢穿款式比较旧的衣服，说复古可能谈不上，其实从小到大他的装扮基本没有变化，他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当新裤子穿着20年前的衣服、鞋子登上舞台的时候，直接引发了后来带给本土的年轻人一点自信的国货回潮。
一支中国乐队在西方演出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所有现代音乐都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东方学徒想在这个摇滚乐的朝圣之地有所作为，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后来大家决定还是回过头想想家乡的朋友吧！
这个世界会好吗？可能不会了……把世界拉黑吧。
我记得整整有半年时间，乐队都在为北展演唱会排练，几乎每天都是在排练室度过的。演唱会也是一个瞬间就过去了。但还好，可以对过去的时光进行一下整理。过去就别再想它了，它会在那个时间点一直等你。
走心的黑暗
现在的生活小得只剩下一块手机屏幕了，文化不再宽广，也不再对年轻人有意义了。再大的世界也不再有吸引力了，什么派对，什么文学，什么电影，什么扯淡，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出现在手机中的面貌。人们变得更孤单，心灵需要抚慰，除了日本电影，还需要一首深刻高雅的走心的歌曲。好吧，反正Disco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进入了走心的黑暗时代。
鼓手Hayato是中野阳介绍给我的，说和他一样，为了援助中国的摇滚事业来到北京十几年了。我第一次见Hayato时，觉得他黑黑小小的，像从印度逃难过来的。他脸上长满了火疙瘩，应该有一年没有和女孩约会过了。他穿了一身优衣库的衣服，好像每天都在吃711的味精饭，看起来惨透了。但他的鼓声响起的时候，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了一根赶走贫寒饥饿的幻觉火柴，整个房间亮了起来。
我一直认为，创作那种一般人会喜欢的流行歌曲是一种耻辱。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努力地创作流行歌曲吗？那肯定不缺我一个。我原来写歌都是写给自己听，没希望什么人喜欢。一直到了最近几年，为了继续向前走，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开始注意到音乐需要被更多人理解和喜欢。我开始口是心非地创作了。写歌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一个喜欢的女孩？从来没有。在想什么经历过的瞬间？也没有。我在幻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2015年在北京星空间
1992年，彭磊在北京家中
我从小时候开始接触音乐，每一次潮流都那么让人兴奋，金属、英式、朋克新浪潮、电子音乐的大爆发，反正每一年都有新惊喜，倒是最近10年几乎什么新东西都没有了，我也开始研究土摇好几年了。上次去美国是参加Coachella音乐节，作为中国最时髦的乐队。这次去美国只能作为中国最土鳖的乐队去了，不过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正是黄鼠狼下耗子——一茬儿不如一茬儿了。
每一阵都会有新的潮流，反正在国内我们什么都没见过，看什么都新鲜，但又很容易厌倦。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变不成白人，也变不成黑人，顶天了成为一支不伦不类的东北亚乐队。殖民地文化始终让我们有点压抑，但好在国内的年轻人还是需要一支本土的更有共鸣的乐队。乐队经历了朋克时代、Disco时代、黑暗时代，其间也有好多次动摇过，但后来发现音乐形式还是外在的，真正让人感动的还是你在音乐里表达的自己的情感。
一支乐队的诞生
在我上高中的那个时候，中国最红的乐队是唐朝乐队。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风格非常炫，吉他也弹得特别快，是那种我当时很喜欢的金属音乐风格。那个时候，学生们玩乐队是一件特别时髦、前卫的事。受这种因素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如果也能组一支乐队，就特别牛。当时我和庞宽在同一所高中——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上学。这所学校很有意思，里面出了很多玩乐队的人，沈黎晖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可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成天画画，课余时间非常充裕的缘故。
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效果器和一些自制效果器
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录音机
1996年在北京尚笑家中排练
1996年在北京尚笑家中
美校的氛围一直就是那样，连老师都在宿舍玩吉他。上课的时候，就能听到隔壁有乐队在排练。最离谱的是，我们有一次把吉他的声音接到学校做操的广播上放出来。要是别的学校发生这种事，学生肯定被开除了，但我们学校就没人管。而且我们学校竟然还允许学生留长发，因为老师也都留长发。美校就是这样一所另类的学校。
在这样一种另类的氛围下，我和庞宽一起开始筹备组建自己的乐队。但当时我们什么设备也没有，我自己只有一把箱琴，还不怎么会弹。即便这样，高中第一学年的寒假，我们还是聚到庞宽家，准备一起“排练”。
既然乐队成立了，总该有自己的曲目和风格。在那个年代，想了解点不一样的音乐只能通过广播节目，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听有待主持的《新音乐杂志》节目。这档节目会介绍很多外国音乐，尤其是金属音乐播放得比较多，最早接触Guns N’ Roses和Metallica都是通过这档节目。所以我们乐队成立后，也想走重金属风格，但实际上我们连一点弹奏基础都没有。
那时电视里有MTV频道，我把喜欢的音乐MV用录像机录下来，然后和庞宽一起在我家里看，录得比较多的仍然是重金属或者Garage。MTV频道有一个特别另类的节目，在每周二凌晨2点播出，都是重金属音乐，这正合我们的口味。我们越看越喜欢这类音乐，尤其是看到Pantera的MV时，我们觉得他们的表演特别猛，音乐感觉非常重。而Nirvana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噪，经常兴奋起来把琴都摔了。
由于喜欢重金属音乐，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好的音乐就必须特别吵才行。但我只有一把箱琴，根本没办法达到想要的那种感觉，而且乐队的人员配置也不完整，只有我、庞宽和另一个叫岳程的朋友。
当时庞宽家在四道口有一间房子，我们就老聚在那里混。他家那房子里只有一个收不着台的旧电视，其他什么都没有。那台电视只能收到附近一家人玩任天堂游戏的画面，我们就天天聚在那里看别人打游戏。我当时跟家里说的借口是我们在画画，其实一张画都没画，而且也没排练出什么歌。那是1993年左右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段特别无聊的日子。
1996年在北京暴风酒吧
1999年在北京17酒吧
后来我们偶然听到有待的节目里说有家唱片公司招募艺人，我们什么都不会，却准备去应聘。当时正是冬天，招聘地点在北京昆仑饭店，我们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奔过去了。那时我们手里什么作品都没有，庞宽唱了一首别人的歌就草草地结束了，过程很惨。现在想想，当时只是一时冲动而已，心里梦想着进入音乐这个领域，但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持着。当时我们还试着用庞宽的录音机来录一些音乐小样，先用他的电子琴模拟鼓的声音录一遍，再录其他乐器的声音和人声。但很多时候录出来的效果非常差，各种声音混在一起，根本没法听。我们一开始就希望乐队唱自己的歌，所以录的歌也都是自己写，只不过没有什么称得上作品的歌。
录音的同时，我们还自己学吉他。其实原来也会一点，因为吉他入门很容易，只是想弹出风格来比较难。那时电视上有吉他教学节目，从节目里能学到一些吉他弹奏的技法。周末我们也经常去看重金属乐队的演出，那时的演出都是所谓的“拼盘”演出，就是一堆乐队一起来演。演出的乐队大多是重金属乐队，比如铁风筝乐队、战斧乐队，但当时来表演的还没有朋克乐队。
慢慢地，我们的技术有了点进步。我们又通过岳程认识了后来的乐队成员——尚笑和刘葆，他们也是其他学校学画画的，但后来都不上学了。我们几个人的家离得很近，所以认识以后，大家就在一起玩了。
印象中，我们乐队第一次正式演出是1995年在香河，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摇滚乐演出现场，而是农村戏班子的演出，那时农村很流行这种演出形式。比如之前我们看过的大厂评剧团的演出，他们就是翻唱唐朝、郑钧的摇滚乐，再加上跳霹雳舞和泳装Disco，有时还演小品，总之是一种综合性的演出。
我们去香河演出的时候，对方以为我们也是类似大厂评剧团这样的组织。但其实我们只是几个傻里傻气的大男孩，唱着一些他们听不懂的歌，所以唱到一半，就被他们轰下来了。不过这的确是我、庞宽、尚笑和刘葆第一次聚在一起正式演出。
我们叫作新裤子
1996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在毕业之前，我们意识到乐队应该有一场演出，不然这几年就白过了。当时我们想，乐队来一场正式的演出，也就算给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先向学校提出了演出的建议，但学校不让，他们说要是我们演，就把我们都开除。所以，我们只好另找演出的地方。
我们听说对外经贸大学里有一个学生们蹦迪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准备在那里演。但演出时出了问题，大学的学生会以为我们是伴奏乐队，大学生可以在我们的伴奏下跳交谊舞，而工艺美校的学生是来听我们唱摇滚乐的，于是这两拨人就闹起来了，现场秩序十分混乱。在唱了几首歌以后，现场已经乱到没法演了，我们只能赶紧收场。据说第二天学校知道这事以后，把那个地方给封了。
虽然演出现场混乱，但那天晚上沈黎晖来到了现场，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演出。我们也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这场演出的，之前我们也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搞乐队，还办公司，挺有钱的。看完那一次演出，沈黎晖就看上我们这支乐队了，之后他找到我们，邀请我们录制一张音乐合辑。这张合辑类似他之前做得很成功的《摇滚94》。新合辑的名字可能会叫作《摇滚97》，沈黎晖计划在里面放一首我们的单曲。
新裤子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小样
新裤子乐队第一张同名专辑
就这样，我们开始排练需要录制的单曲，排练地点在当时北京服装学院的一个防空洞里。那里条件非常恶劣，处于汛期的北京老下雨，防空洞里的水都没过脚面了，而我们却都在用着通电的吉他和音箱。虽然设备都用草垫子垫起来了，但也非常危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找了这么个地方排练，我们每次排练都必须穿着拖鞋下去，里面连一盏灯都没有。那时候庞宽喜欢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有一次，他开心地邀请这个女生来防空洞看我们排练，但她来过后，就再也不搭理庞宽了。
沈黎晖也来这个防空洞看过我们排练，他看完挺高兴，正式决定给我们录《我们的时代》这首歌。可这首歌正式发行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被收录在《摩登天空1》这张合辑里面。
不管怎样，我们乐队总算可以混“摇滚Party”了，也可以和其他摇滚乐队一起演出了。1996年前后突然涌现出很多乐队，包括地下婴儿、麦田守望者、69等一些偏朋克风格的乐队。我们这些乐队当时都在双榆树的大西俱乐部演出，那是一个迪厅改的Live House，算是不错的演出场所，在这之前，我们没有特别正规的摇滚现场。
每周末我们都去那里演出，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好像有点不招人待见。因为其他几支乐队演出状态都比较猛、比较噪，而我们在这方面比较弱，不太招观众喜欢。当时看摇滚演出的外国人比较多，经常是一个外国人供养一个摇滚乐手。老一拨的摇滚乐手都是靠外国人养着，因为大家都没钱。我们是一个老外都没逮着，没有老外喜欢我们的音乐。
2007年在青岛
当时我们乐队的风格类似Ramones，而其他朋克乐队是性手枪乐队那一系的。Ramones的音乐比较平，没有那么猛烈，不像性手枪那么噪。那时还没有玩英式摇滚的乐队，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是比较另类的。
沈黎晖能签我们，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他的品味很怪，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人会签我们这样的乐队。当时主流的乐队风格是金属而不是朋克，况且我们的风格在朋克里都算是比较奇怪的。
1997年，沈黎晖说要成立摩登天空公司，我们就开始录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专辑里收录的歌也是随着录、随着写的。我们乐队的名字最初并不叫新裤子，而是庞宽起的另一个名字——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别人都以为我们要玩重金属，其实我们想玩非主流。而庞宽特别喜欢包豪斯设计风格，所以就借用了包豪斯里面的这个说法用在了乐队上。但是这个名字太怪也太长了，于是在录专辑的时候，我们决定另起一个比较容易记的名字。就这样，“新裤子”这个名字诞生了，为的就是和中国过去的摇滚乐队有些区别，以前摇滚乐队的名字都比较沉重，而我们希望自己乐队的名字轻松一点，时髦一点。
《摩登天空1》
1997年在北京花园桥摩登天空
我们录制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从高中毕业了，庞宽在毕业后去了设计公司上班，一年后又入职摩登天空做平面设计。《摩登天空1》这张合辑的设计就是他做的，后来他还为清醒乐队和我们自己的专辑做唱片设计。
当时摩登天空公司还在北京花园桥附近的居民楼地下室里，那个地下室特别破，还有一个特别脏的厕所。我们第一张专辑里的歌都是在摩登天空的地下排练室完成录音的。那个年代没有音质修复技术，录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了。我们当时的技术也都不怎么样，所以正式录音前就需要集训。我们经常逼自己的鼓手，打得不行就得重新来。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的状态比较懒散，其实就是几个小孩而已。录专辑的时候被逼得太狠，突然就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没戏了，连说话都让人听不清楚了。那会儿他们写专辑文案，说我们是大舌头，其实我们不是大舌头，而是录专辑录糊涂了。公司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想找个营销的点，就说我们是大舌头乐队。
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发行公司是正大，上市后，他们开始组织新专辑的宣传，安排我们做一些演出和签售。但那些演出的地方都特别怪，叫大型演艺歌城，还有类似歌厅、夜总会、工人俱乐部的地方，我们也去过。说起来是面向全国的宣传，但新专辑巡演只去了北京周边的几个城市，最远的地方是石家庄。
2007年在北京东单排练
后来我们还去了洛阳的一家夜总会演出，那年冬天特别冷，夜总会里全是穿黑西服的人。在我们前面演出的是一个长得特像谢天笑的人，唱的是李谷一的《难忘今宵》，算是个反串演出。现在觉得挺可笑，但那个年代演出环境就是如此。正大也是一家大公司，他们给我们做的这些安排和给当时的流行歌手做的宣传安排是一样的。
出了专辑以后，全国各地的歌迷开始给我们写信，也填写购买专辑时附带的回执卡。当时摩登天空真的收到了好几麻袋歌迷给我们寄来的信和回执卡，大致数了数，能有几万张回执卡。这可能是乐队火了的一个证明。除此以外，乐队火不火，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能不能登上各大媒体的歌曲排行榜，像我们这样能上榜的乐队就算是火了。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未来很有希望，虽然当时我们没什么收入。
清冷岁月
在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乐队出道之前，玩摇滚的人都是年近30岁才组乐队。唐朝出专辑的时候，乐队成员岁数也都不小了。我们感觉和他们不是一代人，我们20岁左右就开始出专辑了。其实乐队应该是年轻人玩才对。
出了专辑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赚到钱，谁也不会觉得玩乐队的这些人火了就发财了。当时我们乐队的几个人，除了庞宽有稳定工作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收入。尤其是刘葆和尚笑，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想到哪儿去吃饭，在一家小饭馆一混就是一宿。
我跟庞宽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打工，所以自己也有点积蓄。除此之外，我帮人拍广告，也有点收入。庞宽当时上班每个月已经能挣1500块钱了，即便如此，我们想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都非常贵。当时一部随身听要1000多块钱才能拿下来，如果要买一把好一点的吉他，得一万多块钱，所以我们当时用的都是“假琴”，也就是国产琴贴着名牌外国琴的商标。即便是这样，也要好几千块钱一把。那个时代电子产品更贵，我当时买的586电脑要两万多块钱。
我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的工资也是每个月1500块钱，但是我的工作比庞宽累，在一家公司做多媒体教材课件。当时非常流行《Internet宝典》这种教人上网的课件，这些课件里都需要电脑动画，正好能用上我的专业，我干这份工作干了一年左右。
1999年在北京三里屯
1997年在北京花园桥摩登天空
那段时间我们乐队没什么活动，在1996年和1997年主要是周末的演出多一点。在这两年之后，演出市场就进入一个更为冷清的时代，很多能演出的地方都倒闭了，剩下的那些酒吧的演出环境就更差了。
到了1999年前后，树村的那批乐队出来了，比如木马、舌头、诅咒、苍蝇这些乐队。那时沈黎晖弄了个“北京新声”的概念，把当时时髦的乐队都聚在了摩登天空。紧接着，他就开始收那些比较怪的乐队，包括木马他们。
虽然出现了很多新的乐队，可演出市场却越来越惨淡了，不过我感觉那时候音乐的传播还是比以前快了。我们乐队的作品在当时还算处在比较流行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有市场。在这之前，摇滚乐好像只是北京本土的一个音乐类别，但从1999年前后出来的这批乐队开始，我发现南方的很多人也开始玩摇滚乐了。
其实那几年是摇滚乐的发展最为蓬勃的时候，但同时又是玩乐队的人过得最惨的几年。其实这些冲击和市场的变化跟我们关系不大，对我们来说，音乐市场不好，我们就不演了，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
1999年在香港
1999年在香港
那时候最逗的是谢天笑，当时没有人请他演出，他就去蹭别人的演出。等人家演出完了，他突然蹿上台，拿着别人的吉他开始折腾。所以经常有人要打他，说他把人家的琴弄坏了。后来他终于组了自己的乐队，名字叫作冷血动物。谢天笑特别喜欢Nirvana，所以他演出完了也要砸东西。他只有一把吉他，砸了就没法演出了，所以后来他就砸贝斯手的贝斯，紧接着又开始砸别人的琴。有一阵子，只要他一来，别人就都躲着他，说这人又要砸别人的琴了。
1999年，我们去香港地区演出了一次，那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那时香港有一本讲摇滚乐的独立音乐杂志，叫《音乐殖民地》。因为香港特别商业化，所以这本杂志是香港唯一的独立音乐杂志，后来《摩登天空》杂志就是参考它。
香港的这场摇滚乐演出就是这家杂志社办的，他们邀请了内地的一些乐队在香港的高山剧场演出。参加演出的乐队有我们，还有鲍家街43号、唐朝、清醒乐队。演出时，我们其实还是有些紧张的，但后来发现观众根本听不懂普通话，我们更听不懂粤语。
香港人办演出可比我们在内地的歌城办演出认真多了，这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正规的地方演出。在演出之外，香港社会对我们思想意识上的冲击更加剧烈。比如我们在内地买打口磁带需要30～40块钱，而香港音像制品的零售价基本上都是100～200多块钱。这让我们立刻感觉到音乐市场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和财富，但是这在内地是完全没法想象的事情。其实直到现在，内地也没能建立起对音乐产品的消费习惯。
我们在香港住的酒店里可以看付费电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但是费用很高，一般没有人会去看那些节目。但是我们的鼓手尚笑却看了半天，后来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就把电视插销拔了，以为拔了插销就不会计费。最后退房的时候才发现，他竟然看了1000多块钱的电视付费节目。那次尚笑花钱最多的项目就是看付费电视，这也算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见闻之一。
那个年代，香港的物质财富比内地更丰富一些，但就文化方面的热度和活力而言，香港并没有北京那么猛烈。但是在知识产权的建立方面，香港做得非常好，文化产品很值钱。除了音乐，香港的图书也非常贵，但是内地的人们听歌不习惯花钱，文化产品变得很廉价。那次在香港的所见所闻，让我们对知识产权有了点信心，可是回来一看，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算到了现在，也还要为这事发愁呢。
理想生存
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封面是我同学画的，而专辑里面《爱情催泪弹》那首歌的MV是我最早做的MV作品。当时我已经建立了一个概念，乐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做，后来专辑的MV都由我来做了。渐渐地，我们有了独立乐队的概念。
2000年我们出第二张专辑《Disco Girl》的时候，我做了用黏土动画呈现的MV《我爱你》。我感觉通过这支MV，乐队的影响力又有所恢复，很多人开始关注我们，因为有一段日子，各大电视台都在放这支MV。那张专辑应该是我们卖得最好的一张专辑了，销量比第一张专辑高出不少，只不过我们依然没什么收入。
新裤子乐队的第二张专辑《Disco Girl》
新裤子乐队的第三张专辑《我们是自动的》
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候，音乐圈里的朋克风潮开始往下走了，英式摇滚逐渐风靡起来，国外的Blur和Oasis开始流行。其实在这方面，国内外不太同步，英式摇滚在国内火起来的时间要比国外晚了五六年。
我们在做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也刻意往英式的风格上靠了靠，但我们并不是因为英式摇滚开始流行才这样做，而是对我们乐队风格的一种探索。那时候，我们自己也开始听Blur的音乐，觉得开阔了思路，觉得用英式摇滚的方式能让音乐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后来发现其实我们的水平还不够。庞宽曾说，如果现在让他重新去编当时创作的曲子，肯定比那时候做得好多了。音乐创作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才可以做好。
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摩登天空公司的状况很不佳，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所以新专辑推出，连宣传期的演出也没搞，只搞了一个首发式。那时候我还在一家网站上班，专辑首发的当天我上午上班，下午去专辑首发现场，晚上还去看了达达乐队的第一次演出。当时我们新专辑的封面被用在了《摩登天空》杂志的封面上，那也是《摩登天空》杂志的最后一期，这本杂志一共出了10期就终结了。当时沈黎晖什么都想干，所以精力很分散，在艺人和专辑的制作方面只能草草了事。
那几年摇滚乐好像已经没什么市场了，大家都在听国产的流行歌，像羽泉组合这样的歌手在当时特别火。流行歌手的商业演出机会也非常多，但商演一般不会邀请摇滚歌手参加，所以那时候摇滚圈的人普遍过得比较惨。那段日子，我和庞宽都在上班，但是尚笑和刘葆没怎么上过班，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