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彭磊
我们的时代
新裤子，新朋克
我们的故事很长，新裤子的故事很长。记忆慢慢散落了，成为无法捡拾的碎片，我也怕我自己把它们都遗忘了。我们一起经历了无聊贫穷又充满希望的少年时代，一起创造了新裤子最好的一张专辑，并且一起面对这个无情的社会。但那是20岁之前的故事了，后来大家又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是那几个让人厌烦，口齿不清的呆头呆脑的青年，他们还站在这里吗？让我们回忆一下这20年——无法忘怀的青春。
1992年，我和庞宽上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我们被摇滚乐深深吸引了，可能因为太自卑了，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摇滚乐宣扬的就是反叛，没文化，有姑娘，反正音乐很吵、很噪就对了。我们在寒假的时候聚到庞宽家里排练，当时最流行重金属音乐，那我们也玩重金属吧，但是当时只有一把木吉他，而且我们都不会弹。这个潮流要赶上，于是我们在木吉他上安了一块压电磁片，接在一台录音机上，再把录音机的喇叭捅破，这样就能出现失真吉他的声音。就这样，新裤子乐队的故事开始了。
重金属马上过时了，我们通过收音机每周一收听有待的《新音乐杂志》节目才知道，还有许多更时髦的音乐风格。我们发现北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里的年轻人渴望文化，但确实连一张正版CD也买不起。我们幻想着这里是纽约，这里是伦敦，这里不是那个没有阳光的黑暗角落。我那时开始留长头发，那时候不洗头，头发稍微长一点就分叉了，到了高中毕业也没留出重金属乐手那种到屁股沟的长发。
20世纪90年代挺无聊的，充满破败和颓废。摇滚乐还是很先锋的事物，这也是无数年轻人爱上摇滚乐的原因。玩摇滚乐是要反叛的，要姑娘，要反对社会的不公平。可惜这些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只能努力和之前的中国摇滚乐队不一样。
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出现了一群不是玩重金属的乐队，他们有英式风格的，有电子风格的，也有一些说不出风格的，但更多的是朋克乐队。后来他们被称为“北京新声”。
1996年在北京刘葆家中
1995年，彭磊在北京古北口长城
那时候演出没有太多人看，都是乐队演给乐队互相看。年轻人有太多的能量，而且也用不到正经地方，现在可以摸个手机一天就过了，可那时候每个夜晚都很难熬，没有姑娘，没钱出去喝酒，只有聚在黑灯瞎火的空气污浊的Live House里，才暂时感到有归属感，感到不寂寞。但我很快也发现自己不属于那里，没人看得上我们这支乐队，我也不知道要和别人聊什么。我们也找不到外国姑娘约会，连搭话的勇气也没有。
乐队加上看演出的人不过一二百人，所以很神秘，一种文化就存在了，让人觉得自己非常与众不同。我想当年在纽约或者伦敦，朋克也是这样开始的吧。很多年后，那几支乐队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包括在遥远的北京的我们。
新裤子的第一张专辑推出了，我们的时代真的来临了，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当你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神。当你回到现实的沉寂中，你的心会很躁动。
很空虚。
鼓手尚笑在2002年离开了乐队，为了心爱的姑娘去了日本。一去就是八年。
之前我突然接到尚笑的电话，说他的书要出版了，要我帮他写点什么。回想起来，好几年前在豆瓣上看到尚笑写在日本的经历，感觉有爱，也有许多旁观者无法感受的情怀。但故事刚开始就中断了，后面也没有继续更新，我想可能是他工作太忙没时间写了。其实尚笑在日本的八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只是偶尔有只言片语的消息，我们只能臆测他在日本加入了黑泡泡乐队，或者黑社会。庞宽甚至在《神秘的香波》中唱道：“尚笑留学在日本，刷盘子洗碗扫大街。”
直到有一次尚笑的女朋友顺子作为导游来北京出差，我们在一起吃了饭，然后一起看了好多新裤子在20世纪90年代演出的录像。最后顺子说，她和尚笑早已经分开了，但她是爱尚笑的。我知道尚笑去日本主要是为了顺子，反正为了感情抛开一切的事情我没做过。
来得快，去得也快，乐队在2002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大家在忙着和音乐无关的事情。那个朋克的时代过去了。
Disco Boy
摩登天空有一阵快关门的时候，天天要求我们写手机歌曲，结果一首也没写出来。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手机彩铃是什么鬼东西，多“缺”的人会用。后来又流行好多怪东西，什么微电影，什么各种已经消亡的社交网络。潮流归潮流，不受影响最重要。乐队没有鼓手，所以用鼓机，音乐不够土，西方对中国的乐队没兴趣。
2005年，我和庞宽一直窝在家里研究合成器，并且写出了和以前大不一样的作品。我们不再关注摇滚乐，更多地研究更时髦的Synth-Pop、Disco、New-Wave这些以合成器为主的音乐。Disco时代来临了。
我们又回到了Live House演出，就像大学时代一样，一切都重新开始。也是这个时候，庞宽走向了前台，开始了不平凡的演唱生涯。
2006年我们巡演之前没有到过这么多地方，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这么一群与众不同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音乐与电视上播放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充满活力，和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更多的是在消费，在享受音乐。音乐不再是那根拯救灵魂的稻草，在无聊的时刻，音乐陪伴了更多躁动的心。
我们在巡演的路上会觉得遇上一个漂亮的女孩愿意和我们约会是很重要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并没有什么姑娘会那么主动，尤其是在国外巡演的时候。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已经巡演了好几周，没有任何姑娘向我们示好。终于，在墨尔本的演出结束之后，一个300斤的姑娘走进了后台，表示喜欢我们的音乐，并向我们身上扑，我本能地躲开了。这个姑娘叫丽莎，穿一条短裙，裙子上的皮带有20厘米宽，像《指环王》里的人物。只要一下，她就能把我压死。还是刘葆像黑洞一样能包容一切，勇敢地和丽莎去约会了。
2005年在新加坡圣淘沙
2008年，刘葆离开了乐队，他觉得乐队背叛了最初的朋克精神，成为一支“娘娘腔”的同性恋乐队，并且也不能给他提供更多的酒和食物。后来刘葆加入了更狂野的蜜三刀乐队。乐队的黑洞关闭了，宇宙的秩序正常起来了。
来自便利商店乐队的鼓手德恒在2008年加入了新裤子。在这个时期，乐队更多地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被西方的文化蛊惑了。
2008年在澳门
时代变了，摇滚乐也可以是积极的。那些从各个角落走出来的时髦的人，让星星之火点亮了城市的夜空。庞宽一直喜欢穿款式比较旧的衣服，说复古可能谈不上，其实从小到大他的装扮基本没有变化，他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当新裤子穿着20年前的衣服、鞋子登上舞台的时候，直接引发了后来带给本土的年轻人一点自信的国货回潮。
一支中国乐队在西方演出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所有现代音乐都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东方学徒想在这个摇滚乐的朝圣之地有所作为，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后来大家决定还是回过头想想家乡的朋友吧！
这个世界会好吗？可能不会了……把世界拉黑吧。
我记得整整有半年时间，乐队都在为北展演唱会排练，几乎每天都是在排练室度过的。演唱会也是一个瞬间就过去了。但还好，可以对过去的时光进行一下整理。过去就别再想它了，它会在那个时间点一直等你。
走心的黑暗
现在的生活小得只剩下一块手机屏幕了，文化不再宽广，也不再对年轻人有意义了。再大的世界也不再有吸引力了，什么派对，什么文学，什么电影，什么扯淡，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出现在手机中的面貌。人们变得更孤单，心灵需要抚慰，除了日本电影，还需要一首深刻高雅的走心的歌曲。好吧，反正Disco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进入了走心的黑暗时代。
鼓手Hayato是中野阳介绍给我的，说和他一样，为了援助中国的摇滚事业来到北京十几年了。我第一次见Hayato时，觉得他黑黑小小的，像从印度逃难过来的。他脸上长满了火疙瘩，应该有一年没有和女孩约会过了。他穿了一身优衣库的衣服，好像每天都在吃711的味精饭，看起来惨透了。但他的鼓声响起的时候，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了一根赶走贫寒饥饿的幻觉火柴，整个房间亮了起来。
我一直认为，创作那种一般人会喜欢的流行歌曲是一种耻辱。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努力地创作流行歌曲吗？那肯定不缺我一个。我原来写歌都是写给自己听，没希望什么人喜欢。一直到了最近几年，为了继续向前走，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开始注意到音乐需要被更多人理解和喜欢。我开始口是心非地创作了。写歌的时候在想什么？在想一个喜欢的女孩？从来没有。在想什么经历过的瞬间？也没有。我在幻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2015年在北京星空间
1992年，彭磊在北京家中
我从小时候开始接触音乐，每一次潮流都那么让人兴奋，金属、英式、朋克新浪潮、电子音乐的大爆发，反正每一年都有新惊喜，倒是最近10年几乎什么新东西都没有了，我也开始研究土摇好几年了。上次去美国是参加Coachella音乐节，作为中国最时髦的乐队。这次去美国只能作为中国最土鳖的乐队去了，不过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正是黄鼠狼下耗子——一茬儿不如一茬儿了。
每一阵都会有新的潮流，反正在国内我们什么都没见过，看什么都新鲜，但又很容易厌倦。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变不成白人，也变不成黑人，顶天了成为一支不伦不类的东北亚乐队。殖民地文化始终让我们有点压抑，但好在国内的年轻人还是需要一支本土的更有共鸣的乐队。乐队经历了朋克时代、Disco时代、黑暗时代，其间也有好多次动摇过，但后来发现音乐形式还是外在的，真正让人感动的还是你在音乐里表达的自己的情感。
一支乐队的诞生
在我上高中的那个时候，中国最红的乐队是唐朝乐队。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风格非常炫，吉他也弹得特别快，是那种我当时很喜欢的金属音乐风格。那个时候，学生们玩乐队是一件特别时髦、前卫的事。受这种因素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如果也能组一支乐队，就特别牛。当时我和庞宽在同一所高中——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上学。这所学校很有意思，里面出了很多玩乐队的人，沈黎晖就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可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成天画画，课余时间非常充裕的缘故。
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效果器和一些自制效果器
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录音机
1996年在北京尚笑家中排练
1996年在北京尚笑家中
美校的氛围一直就是那样，连老师都在宿舍玩吉他。上课的时候，就能听到隔壁有乐队在排练。最离谱的是，我们有一次把吉他的声音接到学校做操的广播上放出来。要是别的学校发生这种事，学生肯定被开除了，但我们学校就没人管。而且我们学校竟然还允许学生留长发，因为老师也都留长发。美校就是这样一所另类的学校。
在这样一种另类的氛围下，我和庞宽一起开始筹备组建自己的乐队。但当时我们什么设备也没有，我自己只有一把箱琴，还不怎么会弹。即便这样，高中第一学年的寒假，我们还是聚到庞宽家，准备一起“排练”。
既然乐队成立了，总该有自己的曲目和风格。在那个年代，想了解点不一样的音乐只能通过广播节目，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听有待主持的《新音乐杂志》节目。这档节目会介绍很多外国音乐，尤其是金属音乐播放得比较多，最早接触Guns N’ Roses和Metallica都是通过这档节目。所以我们乐队成立后，也想走重金属风格，但实际上我们连一点弹奏基础都没有。
那时电视里有MTV频道，我把喜欢的音乐MV用录像机录下来，然后和庞宽一起在我家里看，录得比较多的仍然是重金属或者Garage。MTV频道有一个特别另类的节目，在每周二凌晨2点播出，都是重金属音乐，这正合我们的口味。我们越看越喜欢这类音乐，尤其是看到Pantera的MV时，我们觉得他们的表演特别猛，音乐感觉非常重。而Nirvana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噪，经常兴奋起来把琴都摔了。
由于喜欢重金属音乐，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好的音乐就必须特别吵才行。但我只有一把箱琴，根本没办法达到想要的那种感觉，而且乐队的人员配置也不完整，只有我、庞宽和另一个叫岳程的朋友。
当时庞宽家在四道口有一间房子，我们就老聚在那里混。他家那房子里只有一个收不着台的旧电视，其他什么都没有。那台电视只能收到附近一家人玩任天堂游戏的画面，我们就天天聚在那里看别人打游戏。我当时跟家里说的借口是我们在画画，其实一张画都没画，而且也没排练出什么歌。那是1993年左右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段特别无聊的日子。
1996年在北京暴风酒吧
1999年在北京17酒吧
后来我们偶然听到有待的节目里说有家唱片公司招募艺人，我们什么都不会，却准备去应聘。当时正是冬天，招聘地点在北京昆仑饭店，我们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奔过去了。那时我们手里什么作品都没有，庞宽唱了一首别人的歌就草草地结束了，过程很惨。现在想想，当时只是一时冲动而已，心里梦想着进入音乐这个领域，但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持着。当时我们还试着用庞宽的录音机来录一些音乐小样，先用他的电子琴模拟鼓的声音录一遍，再录其他乐器的声音和人声。但很多时候录出来的效果非常差，各种声音混在一起，根本没法听。我们一开始就希望乐队唱自己的歌，所以录的歌也都是自己写，只不过没有什么称得上作品的歌。
录音的同时，我们还自己学吉他。其实原来也会一点，因为吉他入门很容易，只是想弹出风格来比较难。那时电视上有吉他教学节目，从节目里能学到一些吉他弹奏的技法。周末我们也经常去看重金属乐队的演出，那时的演出都是所谓的“拼盘”演出，就是一堆乐队一起来演。演出的乐队大多是重金属乐队，比如铁风筝乐队、战斧乐队，但当时来表演的还没有朋克乐队。
慢慢地，我们的技术有了点进步。我们又通过岳程认识了后来的乐队成员——尚笑和刘葆，他们也是其他学校学画画的，但后来都不上学了。我们几个人的家离得很近，所以认识以后，大家就在一起玩了。
印象中，我们乐队第一次正式演出是1995年在香河，那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摇滚乐演出现场，而是农村戏班子的演出，那时农村很流行这种演出形式。比如之前我们看过的大厂评剧团的演出，他们就是翻唱唐朝、郑钧的摇滚乐，再加上跳霹雳舞和泳装Disco，有时还演小品，总之是一种综合性的演出。
我们去香河演出的时候，对方以为我们也是类似大厂评剧团这样的组织。但其实我们只是几个傻里傻气的大男孩，唱着一些他们听不懂的歌，所以唱到一半，就被他们轰下来了。不过这的确是我、庞宽、尚笑和刘葆第一次聚在一起正式演出。
我们叫作新裤子
1996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在毕业之前，我们意识到乐队应该有一场演出，不然这几年就白过了。当时我们想，乐队来一场正式的演出，也就算给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先向学校提出了演出的建议，但学校不让，他们说要是我们演，就把我们都开除。所以，我们只好另找演出的地方。
我们听说对外经贸大学里有一个学生们蹦迪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准备在那里演。但演出时出了问题，大学的学生会以为我们是伴奏乐队，大学生可以在我们的伴奏下跳交谊舞，而工艺美校的学生是来听我们唱摇滚乐的，于是这两拨人就闹起来了，现场秩序十分混乱。在唱了几首歌以后，现场已经乱到没法演了，我们只能赶紧收场。据说第二天学校知道这事以后，把那个地方给封了。
虽然演出现场混乱，但那天晚上沈黎晖来到了现场，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演出。我们也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这场演出的，之前我们也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搞乐队，还办公司，挺有钱的。看完那一次演出，沈黎晖就看上我们这支乐队了，之后他找到我们，邀请我们录制一张音乐合辑。这张合辑类似他之前做得很成功的《摇滚94》。新合辑的名字可能会叫作《摇滚97》，沈黎晖计划在里面放一首我们的单曲。
新裤子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小样
新裤子乐队第一张同名专辑
就这样，我们开始排练需要录制的单曲，排练地点在当时北京服装学院的一个防空洞里。那里条件非常恶劣，处于汛期的北京老下雨，防空洞里的水都没过脚面了，而我们却都在用着通电的吉他和音箱。虽然设备都用草垫子垫起来了，但也非常危险。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找了这么个地方排练，我们每次排练都必须穿着拖鞋下去，里面连一盏灯都没有。那时候庞宽喜欢我们学校的一个女生，有一次，他开心地邀请这个女生来防空洞看我们排练，但她来过后，就再也不搭理庞宽了。
沈黎晖也来这个防空洞看过我们排练，他看完挺高兴，正式决定给我们录《我们的时代》这首歌。可这首歌正式发行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了，被收录在《摩登天空1》这张合辑里面。
不管怎样，我们乐队总算可以混“摇滚Party”了，也可以和其他摇滚乐队一起演出了。1996年前后突然涌现出很多乐队，包括地下婴儿、麦田守望者、69等一些偏朋克风格的乐队。我们这些乐队当时都在双榆树的大西俱乐部演出，那是一个迪厅改的Live House，算是不错的演出场所，在这之前，我们没有特别正规的摇滚现场。
每周末我们都去那里演出，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好像有点不招人待见。因为其他几支乐队演出状态都比较猛、比较噪，而我们在这方面比较弱，不太招观众喜欢。当时看摇滚演出的外国人比较多，经常是一个外国人供养一个摇滚乐手。老一拨的摇滚乐手都是靠外国人养着，因为大家都没钱。我们是一个老外都没逮着，没有老外喜欢我们的音乐。
2007年在青岛
当时我们乐队的风格类似Ramones，而其他朋克乐队是性手枪乐队那一系的。Ramones的音乐比较平，没有那么猛烈，不像性手枪那么噪。那时还没有玩英式摇滚的乐队，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是比较另类的。
沈黎晖能签我们，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他的品味很怪，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人会签我们这样的乐队。当时主流的乐队风格是金属而不是朋克，况且我们的风格在朋克里都算是比较奇怪的。
1997年，沈黎晖说要成立摩登天空公司，我们就开始录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专辑里收录的歌也是随着录、随着写的。我们乐队的名字最初并不叫新裤子，而是庞宽起的另一个名字——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别人都以为我们要玩重金属，其实我们想玩非主流。而庞宽特别喜欢包豪斯设计风格，所以就借用了包豪斯里面的这个说法用在了乐队上。但是这个名字太怪也太长了，于是在录专辑的时候，我们决定另起一个比较容易记的名字。就这样，“新裤子”这个名字诞生了，为的就是和中国过去的摇滚乐队有些区别，以前摇滚乐队的名字都比较沉重，而我们希望自己乐队的名字轻松一点，时髦一点。
《摩登天空1》
1997年在北京花园桥摩登天空
我们录制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从高中毕业了，庞宽在毕业后去了设计公司上班，一年后又入职摩登天空做平面设计。《摩登天空1》这张合辑的设计就是他做的，后来他还为清醒乐队和我们自己的专辑做唱片设计。
当时摩登天空公司还在北京花园桥附近的居民楼地下室里，那个地下室特别破，还有一个特别脏的厕所。我们第一张专辑里的歌都是在摩登天空的地下排练室完成录音的。那个年代没有音质修复技术，录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了。我们当时的技术也都不怎么样，所以正式录音前就需要集训。我们经常逼自己的鼓手，打得不行就得重新来。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的状态比较懒散，其实就是几个小孩而已。录专辑的时候被逼得太狠，突然就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没戏了，连说话都让人听不清楚了。那会儿他们写专辑文案，说我们是大舌头，其实我们不是大舌头，而是录专辑录糊涂了。公司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想找个营销的点，就说我们是大舌头乐队。
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发行公司是正大，上市后，他们开始组织新专辑的宣传，安排我们做一些演出和签售。但那些演出的地方都特别怪，叫大型演艺歌城，还有类似歌厅、夜总会、工人俱乐部的地方，我们也去过。说起来是面向全国的宣传，但新专辑巡演只去了北京周边的几个城市，最远的地方是石家庄。
2007年在北京东单排练
后来我们还去了洛阳的一家夜总会演出，那年冬天特别冷，夜总会里全是穿黑西服的人。在我们前面演出的是一个长得特像谢天笑的人，唱的是李谷一的《难忘今宵》，算是个反串演出。现在觉得挺可笑，但那个年代演出环境就是如此。正大也是一家大公司，他们给我们做的这些安排和给当时的流行歌手做的宣传安排是一样的。
出了专辑以后，全国各地的歌迷开始给我们写信，也填写购买专辑时附带的回执卡。当时摩登天空真的收到了好几麻袋歌迷给我们寄来的信和回执卡，大致数了数，能有几万张回执卡。这可能是乐队火了的一个证明。除此以外，乐队火不火，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能不能登上各大媒体的歌曲排行榜，像我们这样能上榜的乐队就算是火了。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未来很有希望，虽然当时我们没什么收入。
清冷岁月
在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乐队出道之前，玩摇滚的人都是年近30岁才组乐队。唐朝出专辑的时候，乐队成员岁数也都不小了。我们感觉和他们不是一代人，我们20岁左右就开始出专辑了。其实乐队应该是年轻人玩才对。
出了专辑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赚到钱，谁也不会觉得玩乐队的这些人火了就发财了。当时我们乐队的几个人，除了庞宽有稳定工作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收入。尤其是刘葆和尚笑，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想到哪儿去吃饭，在一家小饭馆一混就是一宿。
我跟庞宽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打工，所以自己也有点积蓄。除此之外，我帮人拍广告，也有点收入。庞宽当时上班每个月已经能挣1500块钱了，即便如此，我们想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都非常贵。当时一部随身听要1000多块钱才能拿下来，如果要买一把好一点的吉他，得一万多块钱，所以我们当时用的都是“假琴”，也就是国产琴贴着名牌外国琴的商标。即便是这样，也要好几千块钱一把。那个时代电子产品更贵，我当时买的586电脑要两万多块钱。
我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的工资也是每个月1500块钱，但是我的工作比庞宽累，在一家公司做多媒体教材课件。当时非常流行《Internet宝典》这种教人上网的课件，这些课件里都需要电脑动画，正好能用上我的专业，我干这份工作干了一年左右。
1999年在北京三里屯
1997年在北京花园桥摩登天空
那段时间我们乐队没什么活动，在1996年和1997年主要是周末的演出多一点。在这两年之后，演出市场就进入一个更为冷清的时代，很多能演出的地方都倒闭了，剩下的那些酒吧的演出环境就更差了。
到了1999年前后，树村的那批乐队出来了，比如木马、舌头、诅咒、苍蝇这些乐队。那时沈黎晖弄了个“北京新声”的概念，把当时时髦的乐队都聚在了摩登天空。紧接着，他就开始收那些比较怪的乐队，包括木马他们。
虽然出现了很多新的乐队，可演出市场却越来越惨淡了，不过我感觉那时候音乐的传播还是比以前快了。我们乐队的作品在当时还算处在比较流行的范畴，换句话说就是有市场。在这之前，摇滚乐好像只是北京本土的一个音乐类别，但从1999年前后出来的这批乐队开始，我发现南方的很多人也开始玩摇滚乐了。
其实那几年是摇滚乐的发展最为蓬勃的时候，但同时又是玩乐队的人过得最惨的几年。其实这些冲击和市场的变化跟我们关系不大，对我们来说，音乐市场不好，我们就不演了，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
1999年在香港
1999年在香港
那时候最逗的是谢天笑，当时没有人请他演出，他就去蹭别人的演出。等人家演出完了，他突然蹿上台，拿着别人的吉他开始折腾。所以经常有人要打他，说他把人家的琴弄坏了。后来他终于组了自己的乐队，名字叫作冷血动物。谢天笑特别喜欢Nirvana，所以他演出完了也要砸东西。他只有一把吉他，砸了就没法演出了，所以后来他就砸贝斯手的贝斯，紧接着又开始砸别人的琴。有一阵子，只要他一来，别人就都躲着他，说这人又要砸别人的琴了。
1999年，我们去香港地区演出了一次，那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那时香港有一本讲摇滚乐的独立音乐杂志，叫《音乐殖民地》。因为香港特别商业化，所以这本杂志是香港唯一的独立音乐杂志，后来《摩登天空》杂志就是参考它。
香港的这场摇滚乐演出就是这家杂志社办的，他们邀请了内地的一些乐队在香港的高山剧场演出。参加演出的乐队有我们，还有鲍家街43号、唐朝、清醒乐队。演出时，我们其实还是有些紧张的，但后来发现观众根本听不懂普通话，我们更听不懂粤语。
香港人办演出可比我们在内地的歌城办演出认真多了，这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正规的地方演出。在演出之外，香港社会对我们思想意识上的冲击更加剧烈。比如我们在内地买打口磁带需要30～40块钱，而香港音像制品的零售价基本上都是100～200多块钱。这让我们立刻感觉到音乐市场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和财富，但是这在内地是完全没法想象的事情。其实直到现在，内地也没能建立起对音乐产品的消费习惯。
我们在香港住的酒店里可以看付费电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但是费用很高，一般没有人会去看那些节目。但是我们的鼓手尚笑却看了半天，后来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就把电视插销拔了，以为拔了插销就不会计费。最后退房的时候才发现，他竟然看了1000多块钱的电视付费节目。那次尚笑花钱最多的项目就是看付费电视，这也算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见闻之一。
那个年代，香港的物质财富比内地更丰富一些，但就文化方面的热度和活力而言，香港并没有北京那么猛烈。但是在知识产权的建立方面，香港做得非常好，文化产品很值钱。除了音乐，香港的图书也非常贵，但是内地的人们听歌不习惯花钱，文化产品变得很廉价。那次在香港的所见所闻，让我们对知识产权有了点信心，可是回来一看，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算到了现在，也还要为这事发愁呢。
理想生存
我们第一张专辑的封面是我同学画的，而专辑里面《爱情催泪弹》那首歌的MV是我最早做的MV作品。当时我已经建立了一个概念，乐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做，后来专辑的MV都由我来做了。渐渐地，我们有了独立乐队的概念。
2000年我们出第二张专辑《Disco Girl》的时候，我做了用黏土动画呈现的MV《我爱你》。我感觉通过这支MV，乐队的影响力又有所恢复，很多人开始关注我们，因为有一段日子，各大电视台都在放这支MV。那张专辑应该是我们卖得最好的一张专辑了，销量比第一张专辑高出不少，只不过我们依然没什么收入。
新裤子乐队的第二张专辑《Disco Girl》
新裤子乐队的第三张专辑《我们是自动的》
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候，音乐圈里的朋克风潮开始往下走了，英式摇滚逐渐风靡起来，国外的Blur和Oasis开始流行。其实在这方面，国内外不太同步，英式摇滚在国内火起来的时间要比国外晚了五六年。
我们在做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也刻意往英式的风格上靠了靠，但我们并不是因为英式摇滚开始流行才这样做，而是对我们乐队风格的一种探索。那时候，我们自己也开始听Blur的音乐，觉得开阔了思路，觉得用英式摇滚的方式能让音乐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但后来发现其实我们的水平还不够。庞宽曾说，如果现在让他重新去编当时创作的曲子，肯定比那时候做得好多了。音乐创作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才可以做好。
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摩登天空公司的状况很不佳，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所以新专辑推出，连宣传期的演出也没搞，只搞了一个首发式。那时候我还在一家网站上班，专辑首发的当天我上午上班，下午去专辑首发现场，晚上还去看了达达乐队的第一次演出。当时我们新专辑的封面被用在了《摩登天空》杂志的封面上，那也是《摩登天空》杂志的最后一期，这本杂志一共出了10期就终结了。当时沈黎晖什么都想干，所以精力很分散，在艺人和专辑的制作方面只能草草了事。
那几年摇滚乐好像已经没什么市场了，大家都在听国产的流行歌，像羽泉组合这样的歌手在当时特别火。流行歌手的商业演出机会也非常多，但商演一般不会邀请摇滚歌手参加，所以那时候摇滚圈的人普遍过得比较惨。那段日子，我和庞宽都在上班，但是尚笑和刘葆没怎么上过班，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2003年，全国闹起了“非典”，我们虽然出了第三张专辑《我们是自动的》，但摩登天空也快完蛋了。第三张专辑里面的歌词本都没人校对了，制作人名单也全是错的。其实在录制的时候，我感觉那张专辑的效果还不错，可不知为什么，后期做完以后，听起来却非常糟糕。
本来我们对这张专辑的期待很高，也非常拼命，连MV都拍了半年时间。MV以星球大战为主题，虽然后来的反响还不错，但因为各种原因，很快也就被人遗忘了。那一年，摩登就只剩一个员工了。那个人想要辞职，就跟沈黎晖说：“你给我100块钱，我要买车票回家。”可是沈黎晖说：“我只剩50块钱了。”
2002年，彭磊、庞宽在录制《她是自动的》
2017年在银川
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卖得不好，因为2003年左右正是盗版横行的时候，当时最火的就是盗版DVD。第二张专辑虽然卖得好，但我们拿不了太多版税，卖一张CD，歌手只能提三四毛钱。我们倒是无所谓，因为我们还在忙其他的工作，没有指着版税生活。
2000年之后的那几年，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特别火，羽泉组合、韩红、田震这些当红的歌星，他们拍一支MV能花10万块钱，换作现在，都可以拍网络电影了。当时比较流行用电影胶片拍MV，实际上在电视上播放根本看不出效果，成本却非常高。羽泉第一张专辑的每首歌都拍了MV，每支MV都要花10万块钱。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经常做一些为流行音乐服务的工作，庞宽给他们做平面设计，我来做MV。因为有这样的工作，我们在2003年就买车了，每次去Live House演出，其他乐队还要骑自行车去，我们已经能开车去了。由于我和庞宽有各自的专业背景的支撑，在音乐市场处境艰难的那几年，我们挺了过来。
时代在改变
我们的鼓手尚笑在2002年离开了乐队，他说要去日本学文学，其实是要去追一个日本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在中国留学时，和我们认识了。她开始不喜欢尚笑，但尚笑追了她很多年，非常执着，后来终于追上了。但这个女孩子马上就要回日本了，他俩可能也就好了几天，人家就走了。尚笑对这个日本女孩子一直念念不忘，执意要去日本上学。我们心里明白，他哪里是去上学啊！反正那段时间我们乐队比较惨，也没收入，大概也没什么值得他留恋的。
到我们出第三张专辑的时候，乐队就没有鼓手了，录音时，我们只好找了个鼓手来帮忙。其实对摇滚乐队来说，没有鼓手挺奇怪的，但当时我们不太喜欢摇滚风格，所以觉得没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种说法：电子乐的时代即将来临，在未来的音乐市场中，电子乐将独占鳌头。因为90年代初的时候，Techno风格开始风靡德国，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趋势，那时候中国就有人说：“你们还玩摇滚干吗？以后都是电子乐的天下。”后来很多乐队都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但实际的情况是，直到今天，电子音乐在中国都没有得到普及，反而越来越走向地下。
录制《龙虎人丹》时使用的Fender Jag62吉他
我们小时候喜欢听的电子乐其实不能算是纯粹的电子乐，而是合成器流行音乐，属于新浪潮范畴。比如我们熟悉的麦当娜，之后还有Pet Shop Boys和Depeche Mode，他们其实就是用合成器做流行音乐，突出的还是歌唱和旋律。我们小时候受这类音乐影响比较大，所以在乐队没有了鼓手以后，我们就开始偏向这种类型，而且庞宽很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创作。
那段日子，庞宽经常来我位于西直门的家里，对着电脑编曲。他把之前写的小样都拿出来重新编，《Bye Bye Disco》《龙虎人丹》这些歌，原来只有简单的框架，没有歌词，我们就把这些歌都做完善了。
我们的创作环境也挺惨的，我家住的是筒子楼，连厕所都没有。如果想上厕所，就只能弄个盆来解决，时间一长，屋里臭得没法待人。那时候屋里有一大堆我们买来的老式合成器，有些甚至是20世纪70年代的，非常经典。环视四周，感觉我家就跟坂本龙一的家差不多，但低头一看，有个尿盆……当时我们感觉自己做的音乐特别时髦，但所处的环境又那么恶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新裤子乐队前三张专辑的磁带
做电子音乐很费钱，以前每个合成器是一个音源，每个音源带一轨，所以要想做一首完整的歌，可能需要十几个合成器，才能把这首歌的全部音色凑齐。这些设备加起来得要十几万块钱，那个时代没什么人玩电子乐，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大家都没什么钱。后来有了合成器软件，代替了硬件设备，音色有了质的飞跃，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在电脑里就可以制作音乐。但我们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软件远没有那么强大。
这张新专辑的风格有了巨大改变，庞宽憋了很多年，写了好多电子风格的歌，但之前乐队走的是朋克风格，所以他的这些歌一直不能发表，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其实这张新专辑的名字最初不叫《龙虎人丹》，庞宽准备给新专辑起名叫《巴黎的夜晚》，为了体现他心里向往着西方生活。
把专辑名字改成《龙虎人丹》，主要还是觉得专辑本土化一点比较好。《Bye Bye Disco》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一个时代过去了，Disco音乐在中国流行的时间非常短，只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几年火过，然后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我们这首歌就是在纪念那个短暂的潮流。所以在这首歌的MV里面，我们穿的也是那种比较旧的衣服，庞宽把他爸爸的衣服找出来穿上，让人有种80年代的感觉。这张专辑整体上也给人怀旧的感觉，所以最终我们用了“龙虎人丹”这个比较怀旧、比较本土的名字。后来别人说《龙虎人丹》这张专辑挺火的，我们并没觉得怎样，自己做得开心就好。
2005年前后，手机彩铃的音乐特别火，庞龙、杨臣刚都是那时候的著名歌手，据说他们的彩铃歌曲被下载了好几千万次。彩铃歌曲是真能赚到钱的，所以整个音乐行业开始聚焦于此。摩登天空也看准了这个商机，沈黎晖鼓动着大家写彩铃歌曲，说彩铃火了，肯定就发了。我那时给别人拍MV，其中有一首歌叫《QQ爱》，应该算是很成功的彩铃歌曲。沈黎晖听过以后跟我说：“这歌可以，你们要是能写成这样，就行了。”后来我们把《龙虎人丹》录完拿给沈黎晖听，他听完以后摇摇头，说没有一首能做彩铃歌曲的。
那时摩登天空想做流行音乐，还签约了牛奶咖啡，但做出来的东西总是觉得有点另类。这种独立音乐公司做主流流行音乐总是感觉很怪，虽然沈黎晖一直对这件事很上心，但做出来的东西还是有点“邪”，进不了主流。摩登做主流音乐这件事，我们一直没参与，也不太在意这件事能不能实现。
《龙虎人丹》这张专辑最终在2006年发行，当时制作和设计还算比较用心，我们也没那么多心理负担，只要玩到极致就行。这张专辑一方面表达了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这些题材在当时很少有人写。尤其是怀旧这个主题，被当时的很多年轻人关注和模仿。
2005年在北京无名高地
2005年在北京钱粮胡同
从2005年开始，我和庞宽、刘葆又开始在Live House演出，我们那时候常去的地方是亚运村的无名高地。无名高地在一条特别阴暗的小胡同里面，第一次去那里演出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去的，而是有一个朋友要在那里举办Joy Division乐队解散多少周年的活动。中国老搞这种纪念外国乐队的活动，主办人说我们乐队特别适合去参加，所以我们就去了。在无名高地，我们还曾和五月天一起演出过，他们当时是来大陆交流。不过那时看演出的观众很少，多的时候也就100多人。有一次，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演出，现场才来了3个人。当时演出还是没什么钱赚，市场仍然不好，参加演出主要是为了玩。
玩乐队这件事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这和现在的文化生态演变有关系。在网络时代，年轻人需要的是更直接、更快速的表达，组乐队毕竟还是麻烦事，首先要有几个人，还要写歌，这个周期很长。本来一个人就能搞定的事，却必须要找三四个人一起来做。就算组队成功，也可能头10年都没有钱可赚，这事怎么能坚持下去呢？还不如去参加选秀来得快。
玩摇滚乐如今也算是比较沉重的事了，不像过去，大家需要一个反叛传统的出口，更需要轻松一点的东西。国外的乐队也一样，现在国外的很多摇滚乐队的生活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开放、叛逆转变成非常“素”——吃得素，甚至不近女色。
2005年，新的乐队出现了，但后来火爆的音乐节的概念在那时还没有成熟起来，当时只有迷笛音乐节，规模很小。迷笛音乐节最早就在迷笛音乐学校的教室里面办，相当于他们的教学汇报演出。开始的那两届我们去过，办演出的房子感觉就像锅炉房，演出的乐手都是迷笛的学生，长得神头鬼脸的。我们当时开玩笑说，这就像地狱之门突然打开，放出来很多怪人。他们学校的学生当时都过得比较惨。我记得那会儿参加演出的有舌头乐队，演着演着，他们就把衣服脱光了。痛仰乐队也上场了，唱的歌和舌头乐队一样。其实早期的迷笛音乐节就是自娱自乐，我们的演出也是，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了。
2006年，摩登天空开始组织摩登天空音乐节了。那年年底，我们也开始了乐队巡演。那是乐队的第一次巡演，我们都觉得这事很新鲜，结果这一圈下来，我们把什么样的演出环境都体验了一遍。我们的巡演是自北向南走，从山东淄博开始，到上海，再到广州，一共有10多站。有时在Live House演，有时仍然在歌厅那样的地方演。有的Live House特别小，随便站几个人，屋子就满了。巡演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天坐着火车或长途车出发，演完就去喝酒，吃特别脏的东西，搞地下音乐的感觉特别强。当时喜欢摇滚乐的还是对文化有追求的、比较先锋的人。巡演回来，很多人和我们说新专辑火了，有些有钱人甚至把专辑封面的贴纸贴在他们的跑车上。
《龙虎人丹》
2006年在北京前门
澳大利亚的演出
2007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去国外演出了，最早去的是澳大利亚，我们在那里和当地的一支叫作反刍的乐队一起巡演，为他们暖场。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儿童漫画》杂志当编辑。这个单位是我爸给我介绍的，他以前也是图书编辑，让我去这里上班，是觉得我可以在以后接他的班。那时候我在出版社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400块钱，在当时算是比较少的了，我是硬着头皮答应的。去澳大利亚前，我正在这个单位做一部名为《淘气包马小跳》的动画片，刚做完，我就跑去巡演了。
以前《儿童漫画》杂志还挺厉害的，一期的销量能有三四十万册，是社里唯一挣钱的刊物。但是等我到这个单位的时候，发行量开始下滑了。杂志社的办公空间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场景一样，每个人都有一张没有电脑的写字台，上面放一个铁丝做的篓子，里面是稿纸，在它旁边是一部老式电话机。每个人的写字台上都有一块玻璃板，下面压着自己珍藏的照片。办公室里还放着一个现在已经见不到了的脸盆架子，是用来放中午吃完饭洗手的脸盆的。
200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200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整个杂志社好像只有一台电脑，单独放在一间屋子里。这台电脑一般不开，只在稿子弄完以后扫描用。那是一台黑白界面的苹果机，里面装着一款Photoshop 3软件，用的操作系统是类似Windows 3.1的古老系统。这么一台古董级电脑，扫一张图要用一个小时。每天对着这堆老物件坐着，我能干什么？这个单位虽然老旧，不适合工作，但我们挺喜欢那种旧建筑的感觉，在别处还真的很难找到这种地方。后来我拍电影、拍MV，都在这里取过景，《野人也有爱》的MV和封面也都是在这里拍的。
我们在澳大利亚演了20多场，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国巡演。这一次，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外那种比较专业的演出氛围，也感受到了真正的摇滚生活是什么样子。在澳大利亚演出的日子里，反刍乐队的每一场演出我们都参与了，他们也是一支朋克乐队，但他们和国内玩乐队的人非常不同，每个人都特别“素”，一点都不噪，连吃饭都只吃素食，非常健康。他们的主唱喜欢做动画，所以总是跟我聊动画、摄影和设计方面的事情。有一次，他还向我请教中文的写法，因为他们要在乐队定制的T恤上印中文，后来他们还把自己乐队的T恤送给了我们。
反刍乐队演出前的准备流程非常专业，我们经常观察他们在演出前如何调音。他们平时就和普通人一样，甚至比普通人还“素”，但一开始演出就特别猛，特别来劲。听多了以后，我甚至有了一种想法，就是中国人根本不适合玩朋克或重金属。这帮西方人特别能折腾，人高马大的，中国人在台上再怎么折腾，都感觉比较弱。他们乐队有一个女孩子以前是德国籍，身高有一米九，特别壮。我们跟她一比，就跟小鸡似的。
我们去国外演出，只要坐长途飞机，身体就吃不消，下了飞机，一脸菜色。后来有一次，我们又去澳大利亚演出，一连飞了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吃不好睡不好。下了飞机，我们几个人都感觉不行了，非常憔悴。当地的经纪人没安排我们去吃饭，准备直接带我们去当地的动物园参观，我们一听，都要站不住了。但同样是经历长途飞行，一个从旧金山飞过来的白人哥们儿就挺兴奋，直接去卫生间化了妆。庞宽问他为什么要化妆，他说：“我来到这么美好的地方，一定要尊重一下这里。”
那一次我们还遇到一个从纽约来的说唱歌手，是个小胖子。到澳大利亚的第二天，他从早到晚一口东西都没有吃，可还是那么活跃。他演出时穿了双尖头皮鞋，可能是因为他太能折腾了，演着演着，鞋开胶了，他就找我们借了大力胶把鞋粘上，接着唱。
我们每次演出，后台都会准备一些小零食和沙拉，外国乐手吃点零食，再喝点啤酒就够了。咱们中国人怎么受得了？必须来一点热的才行。外国人吃东西，基本上都是粗加工的食材，特别简单。但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吃的，所以很难适应那种吃法，觉得没有味道。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就买了一包盐，拿开水冲了一杯盐水，吃完那些零食，再喝几口盐水，假装是在喝汤。还有一次，我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去当地的中国超市买了五包方便面在锅里煮着吃，特别惨。
不得不感叹西方人的精力特别充沛，而我们中国人吃喝不合适，一切都不行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做这个。中国人噪不动，可西方人不吃不喝什么事情都没有，还那么能折腾。
在澳大利亚，我还发现西方人开Party也和中国人不一样。不了解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每天都要搞各种盛大的Party，但其实他们的Party就是一大帮人在马路边上喝啤酒，每个人拿瓶酒，在外面一站就是一晚上，有钱一点的人也顶多开个烤肉Party而已。咱们中国人聚会可不一样，必须有吃有喝，安排得好好的。而他们那边什么都没有，就是喝酒聊天。
那时候，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中国人和摇滚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有一次，我们演出的Live House旁边就是一家中餐馆，推门进去，一屋子中国人在吃饭，但没有人关心旁边在演什么。一走进中国城，到处都贴着刘德华或周华健世界巡演的海报。我们感觉他们虽然在国外生活，但和当地人是完全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
2007年在澳大利布里斯班
澳大利亚的演出市场还是很有规模的，完全可以消化掉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的摇滚乐手基本上是职业的。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并不比中国小太多，但是人口跟北京差不多，只有2000万。那么少的人，却有这么大的文化消费能力。在北京，很多Live House生存得非常艰难。在这方面，我们和国外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我觉得摇滚文化和乐队文化对西方人来说，就是他们的一种主流娱乐文化。而咱们这边很多人的生活中，根本就谈不上有所谓的文化生活，休闲娱乐的主要内容就是参加饭局。我们去看一场演唱会，还特别把它当一件重要的事，还得在朋友圈发一条动态，以示纪念。
通过在澳大利亚的演出，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在此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摇滚乐在国外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演出回来后，我们乐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刘葆觉得乐队背离了摇滚乐，和他的理念有了偏差，逐渐不和我们玩了，最终退出了乐队。
2007年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另一个变化是，在澳大利亚演出一个月回来以后，我单位的领导说：“咱们现在改革了，要不一个月给你开700块钱？”我说：“一个月700块钱也可以。”我觉得开多少工资无所谓，反正单位也没事，就待着呗。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领导说：“咱们又要改革了，700块钱给不了，你还是回家吧。”我就这么结束了出版社编辑的工作生涯，这家出版社成了我最后一个工作单位。
海外奇遇
2008年，我们应邀去英国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艺术博物馆演出，那次演出的背景是借着北京奥运会的风头，在英国搞的一个中国现代展览。展览包含了我们的Video和演出，演出是在闭幕式上进行的。这座博物馆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我们的演出就在其中一间非常古老的房间里进行，而观众是一帮英国老头。
英国人特别正经，甚至有些古板，好像很难有什么事情能打动他们。当时这些观众就在下面静静地看我们表演，还带着点批判的眼光，让整个演出的气氛非常沉闷无聊。后来庞宽跑到台下，往那帮老头身上靠，想跟他们来点互动，但一下就被那些老人家给推开了。我们当时演出都戴着帽子，为了活跃气氛，我就把帽子往台下扔。正常情况下，台下的观众一定会抢帽子，但这些英国老头竟然又把帽子给我扔了回来，弄得我们特别尴尬。
彭磊作品《摇滚鸭子》，布面丙烯，70x50厘米，2008年
彭磊作品《自画像》，布面丙烯，60x50厘米，2008年
2006年到2008年是中国现代艺术井喷的时候，我们到国外演出经常会去看看艺术展，而国内的艺术展也非常多。那个时候的画，只要画得好，就会有人买。2008年前后，我没事的时候也开始画画，当时一个朋友把什刹海体校的画室借给我用，最后我画了一屋子的画。2008年以后，现代艺术这股风刮了过去，我也就慢慢不画了，把所有的画拉回了家。那段日子，家里的画多得摆不下，因为当初流行大尺寸的画，觉得越大越好卖，结果很多画都有两米多高。最后实在没地方摆了，我就只能在画上睡觉。
《龙虎人丹》那张专辑在海外发行后，很多国外的乐迷知道了我们，于是我们有机会去了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演出。2008年，我们又出版了专辑《野人也有爱》，那个时候一方面要延续一些东西，一方面又想往前走，所以有点冲突。《野人也有爱》这首歌其实还算不错，比较复古，学习了老一代摇滚乐风格的歌曲。这首歌的Video还借鉴了黑豹乐队《无地自容》的Video中在天安门骑挎斗摩托的场景。
2015年在北京星空间
《世界都市iLook》2009年5月刊新裤子封面
2008年以后，国内的音乐节慢慢发展起来，乐队的演出也开始多起来，收入状况也有了一些好转。这一年，乐队做了第二次全国巡演，但那次巡演感觉比第一次还惨，演出环境并没有任何改善，导致我们一连好几年都不再想巡演了。第二次巡演时，我们已经没有了贝斯手，而我们从便利商店乐队找的贝斯手小胖子演到一半，就回北京接活去了。正巧我们在演出途中碰到了牛奶咖啡组合的格非，他提议帮我们弹贝斯救场。结果我们要演20首歌，他其实一首都不会弹。上台以后，他就开始瞎弹，我们都要疯掉了，那种演出简直就是一锅粥——穷凑合。直到2009年赵梦加入了乐队，我们贝斯手的角色才终于稳定下来。
我们状态最好的一次演出是2008年在澳大利亚，那次我们是去布里斯班的一个艺术展做助演嘉宾。那一次的路程特别辛苦，因为去布里斯班需要转机，所以花在路上的时间特别长。我们坐了20多个小时飞机才到达布里斯班，一下飞机，澳大利亚的经纪人就带我们去看展览，我们几个人都感觉快累死了。看完展览，他直接就带我们去附近的小城市演出，又要几个小时车程。那个城市特别小，我印象里只有两条街道。我们演出的场地在一个饭馆里，到了以后，我们终于在饭馆老板家里吃了点东西。
那天晚上的演出开始之前，还有几支本地的乐队为我们暖场。整个屋子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光是参加演出的人，就已经站满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折腾，我们几个人已经筋疲力尽。最后轮到我们上场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演。说来也奇怪，可能是我们已经疲惫到了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点以后，感觉快累死的我们又满血复活了，状态开始往好的方向转变。那场演出的设备并不是很好，但我们感觉那是我们演得最好的一场，所有物质层面的条件都不再重要了，我们的脑子里只剩下了音乐。在这次近乎完美的演出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体验。那一次，用庞宽的话说，真的是把西方人给演服了。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2011年，我们去美国的Coachella音乐节演出，这是美国最大的音乐节，可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音乐节。全世界的大牌艺人都会参与，观众有十几万人之多，而我们是第一支在那里演出的亚洲乐队。到了美国之后，感觉那里和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至少比英国时髦多了。美国的乐队，不论是娱乐性还是时髦程度，都相当牛，相比之下，中国的乐队实在太弱了。我感觉他们所有的乐队都特别拼命，唱歌声音大到让人害怕。乐手们也都打扮得特别有样儿，状态特别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在Coachella音乐节看国外的乐队演出时，会发现这支乐队很像美国的新裤子乐队，另一支乐队又像美国的后海大鲨鱼乐队，我们都很像这些外国乐队的翻版。
2011年在美国Coachella音乐节
2011年我们参加Coachella音乐节，是受美国著名的潮流文化杂志VICE的邀请，这是他们主办的“Creators Project”（创想计划）的一部分。出发的时候，我们带了一台苹果电脑的显示器，想整一点花样出来。大家都知道谢天笑演出的时候爱砸琴，我们觉得这太俗了，所以准备在美国的演出现场砸一台电脑。演出的时候，我们就把带来的这台G4苹果电脑的显示器砸了，但是主办方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办的创想计划是芯片制造商Intel赞助的，而苹果机用的都是Intel的芯片，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是在跟他们对着干。
在后来的表演中，我们放了一段《著名导演》这首歌的Video，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猴子的形象。这个Video的内容其实是在讽刺那些流氓导演的行为，那只猴子其实就是一个导演，它就像歌词里唱的：长胡子、秃脑袋、大肚子、留辫子，还穿着黑色的摄影背心。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一个流氓导演的典型形象。可美国人非得说我们这是歧视黑人，说那只黑猴子就是黑人，简直让我们哭笑不得。这回美国VICE杂志的人真的急了，向他们的中国同事投诉我们，结果从这件事情以后，VICE就再也没跟我们合作过。
等我们再去美国，已经是2015年摩登天空开始在海外做音乐节的时候了。那时候参加海外音乐节的全是中国的留学生，演出的感觉已经和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了。很早以前，中国的乐队和美国的音乐界并没有太多联系，后来中国的好多乐队都有机会去美国演出了，这其实都是因为一个人——Michael Lojudice。
2012年在北京中央电视台
Michael是纽约人，负责摩登天空在美国成立的分部。他和摩登的缘分源自我们乐队原来的经纪人孟金辉，孟金辉曾去英国留学，回国后来到摩登天空上班，成为摩登天空与海外联络的一个渠道。孟金辉偶然在网上认识了Michael，Michael就来到北京，入职了摩登天空。一开始他就住在孟金辉家里，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喝酒、打牌。他俩有一次去上海出差时喝多了，住的酒店门口有两个用来装盆栽植物的大盆，Michael就把其中一个大盆搬到了酒店房间里。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抱着盆睡了一宿。后来Michael回到了美国，成立了摩登天空的美国分部，推动了中国乐队在海外的演出交流，也策划了摩登天空音乐节走向海外。
去美国演出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我们觉得自己的音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了，要有一点转变。不能仅仅因为在国内有歌迷喜欢就止步不前了，还是要把音乐打造得更强才行。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制作《Sex Drugs Internet》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在音乐上跟以前大不一样，但反响也就那么回事。
2015年在洛杉矶
录制《生命因你而火热》使用的Jazzmaster吉他
这张专辑是我们向国际乐坛标准看齐的一张唱片，但国内的歌迷并不关注这些，他们更需要看一首歌是否走心，是否唱的是他们的生活，音乐既要顺耳也不能太吵，歌词也要能看明白。我们这张专辑和歌迷的要求完全搭不上边。后来我们在国内音乐节上的演出也反映了这一点，很多东西歌迷明显消化不了。比如在我们之前上场的是本土摇滚风格的乐队，我们上场之后，表演的是时髦并带有电子风格的音乐，唱得怪里怪气的，所以就会特别冷场。
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我们从2013年开始进入黑暗时期，听众对我们的新风格完全消化不了，而西方根本就没有我们的空间，我们玩得再好，也不可能融入西方主流音乐的世界。有些国内的乐队也做过类似的尝试，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还和著名的Depeche Mode乐队做了全球巡演。但巡演回来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在国内连个排练室都没有。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
录制《你要跳舞吗》使用的Fender Jag-Stang吉他
所以我们反思了一下，觉得还是要立足中国，没有必要去国外拼。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拉回来，关注一下中国乐迷的诉求，不能一意孤行，按照我们自己的审美由着性子来做音乐。其实《龙虎人丹》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感受来创作的专辑，只不过它碰巧和那几年大众的喜好撞上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走得太超前，太在乎自己的感受，这样似乎并不是很好。
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很多红了的歌曲，主题都是生活潦倒或者境遇不佳，主歌部分低吟浅唱，副歌部分开始飙高音，情绪爆发。现在流行的歌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但这个路子跟我们之前的音乐完全是两码事，差得特别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可以照这个思路去试一试。于是我就开始写歌词，那时候正赶上我比较失意，各方面都不顺，所以歌词也写得比较长，跟一篇作文似的。歌曲的旋律也是按照主歌低沉、副歌高亢的思路来构思，这首歌就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歌曲问世以后，很多人马上就开始听，我们好像赢回了市场。在这之后，乐队的境况也开始顺利了，扭转了之前的窘境。
2016年在南京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这首歌开始，乐队才走向了黑暗时期，因为我们对音乐的自我追求停止了，转而考虑起市场的问题。但流行的风潮很难把握，2017年嘻哈火了，一下子就没人看乐队的演出了，连音乐节都很难办起来。2017年，《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为中国摇滚画了个句号，但这个句号没画好，最后还是《中国乐队》彻底把摇滚的棺材板给盖上了。
歌曲最核心的东西要能够打动人，虽然可能连歌词都听不懂，但旋律传达出来的情绪能够感染人，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如果自己没有情感，又拿什么传达给别人呢？
2013一2015年演出时使用的Airline吉他
铁皮玩具
我和庞宽都很喜欢复古的东西，庞宽开过复古国货店，我以前收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铁皮玩具。因为我们都是70后，所以小时候赶上了铁皮玩具流行的尾巴。等到80年代以后，这东西就慢慢绝迹了。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园里给孩子们玩的都是那种铁皮玩具。由于我接触铁皮玩具的时候还太小，所以后来就逐渐把这东西遗忘了。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去一家幼儿园画画，偶然在那里的垃圾桶里面看到一辆老旧的铁皮汽车。那辆车是红色的，能利用惯性自己跑，这辆车一下子唤起了我小时候玩铁皮玩具的那些记忆，所以我再次对这种玩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铁皮玩具了。
2005年在北京钱粮胡同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工厂在生产这些铁皮玩具，而且北京和上海的产量还挺大的。北京的铁皮玩具厂在宣武区南横街那边，叫北京第一玩具厂。我知道他们仍然在生产铁皮玩具以后，就去了那里。厂子里面有一个仓库，里面全是这种东西，当时根本没有人买。听厂里的人说，这些铁皮玩具只有一些外国人会发一点订单，另外有少量出口，剩下的基本上全扔在这儿。
上海的铁皮玩具厂在浦东的世博园那边，原来那片地区全是工厂。出口量最大的是曙光玩具厂，他们出产的玩具当中，最经典的一款产品叫作“7号飞船”，也是带有惯性自走功能的。飞船上面写着一个“7”字，座舱里还有一个胶皮脑袋的小人儿。当时7号飞船的产量特别大，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朋友几乎人手一个。我第一次去那家工厂的时候，看到有一栋楼里面放的全是这种飞船，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人再去买了。
后来我收集的铁皮玩具越来越多，2001年的时候，尚笑说想开一家店。我说：“你要开店，就开一家玩具店吧，这样我也能卖一些多余的铁皮玩具。”于是我就在东四的钱粮胡同开店卖这些东西。开始的时候几乎无人问津，后来慢慢有一些外国人注意到铁皮玩具的独特价值，开始购买，但国内的人始终对这些玩具不感兴趣。
彭磊作品《7号飞船》，布面油画，120x80厘米，2008年
其实铁皮玩具是很有本土设计思路的一代产品。20世纪80年代以后，无论是玩具还是其他工业产品，在产品设计方面，国内和国外都一体化了，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模仿国外的设计。而铁皮玩具盛行的时期，国内的设计思路还比较本土化。虽然很多东西也借鉴了国外产品的设计，但感觉上还是不太一样。这也是我觉得铁皮玩具有价值、有意思的地方。
我的玩具店从2001年一直开到2008年就关门了，因为从2008年开始，实体店面的经营就开始不行了，好多产品的销售都转移到了网络上。而且说实话，我也不太适合搞销售。
我以前还画过一系列类似米老鼠和唐老鸭形象的画。其实这些画的创意很早就有了，1998年我们开始做第一张专辑的Video时，我就开始设计这两个形象了，《新裤子》专辑的内页里也有。其实这是我想象的外国的动画形象到了中国以后将会变成的样子，后来我觉得这两个形象挺好的，就保留下来一直画。
2006年，所谓的现代艺术开始热起来，我就主要画以这两个形象为主题的画，它俩干的事情都是非常本土的，感觉就是在北京这个环境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些画画的也不是当时的北京，而是过去的北京，所以画里面也有一些复古的元素。2007年的时候，画比较好卖，到了2008年，就卖不动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胡来，最初画油画，油画卖不掉又画丙烯画，然后丙烯画也卖不掉，我就学安迪·沃霍尔做丝网印版画，最后又在喷绘上画画，总之每天都在变，最后剩了一屋子的画。
彭磊收藏的老磁带和一些20世纪80年代的精品
2008年以后，收藏市场就不好了。2017年，我还观察了嘉德的秋拍情况，发现全是画廊互相买卖，没有藏家进场了。最近10年来，艺术品市场一直都不是很好。其实90后的年轻人也搞收藏，但他们关注的不是当代艺术，他们认为那些东西都太腐朽，会把钱花在潮流的东西上面。有一次，我从家里翻出一双臭球鞋，这球鞋是乔丹一代，很多人会收藏这一代的鞋。我这双鞋是2003年买的，被我穿得不能再破了，本来想扔了算了，估计扔了都没有人捡。但我一时兴起，把这双鞋放到闲鱼上去卖，竟然来了好多人评论，其中有一个人对这双鞋特别感兴趣，他让我把鞋垫拿出来，把鞋底拍照给他看。我把鞋垫拿出来后，发现下面都是棉花。照片发出去以后，那个人说这个版本的鞋不错，还说了很多这双鞋的门道，最后说要买这双鞋。我在网上挂出的价格是500块钱，他买了以后才发现这双鞋实在太破了。后来他跟我说：“你退我150块钱，我就当那350块钱扔了，那双鞋我就扔垃圾桶了。”我觉得追赶潮流的人特别盲目，但确实有很大一批人在追求这方面的东西。
彭磊收藏的铁皮玩具
2005年在北京彭磊家中
以前我还特别喜欢Bearbrick的玩具熊，自己买了很多。这家公司做的Sex Pistols（性手枪乐队）的玩具形象，以及装扮成米其林和米老鼠的小熊都很不错。后来有一次，我看到VICE给陈冠希拍的纪录片，发现他家有一屋子Bearbrick的玩具熊，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跟他一样，就把玩具熊都卖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卖早了，因为纪录片一播出，Bearbrick玩具熊的价格大涨。从那以后，我就不买玩具了。
我是一个电影导演
乐队出第一张专辑的前一年，我们已经从学校毕业了。毕业以后，庞宽直接去了设计公司上班，我开始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其实那时从美校毕业不能直接考大学，我是自己愣去考的。我的文化课补习了半年都觉得没把握，补习班的学费也挺贵，所以我就想放弃了。正巧岳程也在考大学，但他的专业课考试没通过，他就把他没用的补习班资格转给了我，于是我又继续参加补习班的学习。最后我终于通过了考试，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的第一期。
大学的氛围和高中完全不同，大学里的学生就像从全国各地过来拼命的，没有高中那么自由和真实。但电影学院有一点挺好的，就是每周会放几场电影，在我上大学的年代，能看到不同类型的电影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对文艺片完全没概念，不明白电影有什么可文艺的。上课时，老师会给我们讲电影大师的作品，这都是原来没接触过的东西。通过这些经历，我慢慢对电影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原来我觉得电影很神圣、很复杂，后来发现其实电影也能很浑、很出格。
我当时学的是动画专业，这是件苦差事，经常一秒钟的动画要画十几到二十几幅画。学完动画再做别的事，都觉得没那么复杂了。电影学院给了我一个学习新东西的氛围，但那里的学生没有美校的学生有趣，他们都想着以后怎么当明星。后来周围的人开始搞电影创作，我也受到一些影响，开始做自己的作品。
2004年，彭磊在拍摄《北海怪兽》
2007年在通州漷县镇拍摄《野人也有爱》
我从2004年左右开始接触电影拍摄，那段时间我经常给别的歌手拍Video，过程特别无聊。后来有一次，我在法国大使馆的一所小学里面看到了贾樟柯的电影《站台》，给我的印象很深。《站台》这部电影特别长，而且演员都讲山西话，我也听不懂。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很震撼。以前我没有看过这种电影，觉得这么惨、这么无聊的一件事，怎么能拍成这么牛的片子？片子里传达出青春的伤感，表现得非常强烈。而且我发现这部片子并不是标准化的制作，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试着这么做。
那时候刚好我的一个朋友参与制作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我就去问这个朋友拍摄是不是很麻烦，他说他拿着一部两万多块钱的DV就直接去拍了。后来我看了《任逍遥》，觉得那部电影拍得特别好，于是我从内心来讲就更想尝试一下电影制作。
最终我的另一位导演朋友的经历让我决定去拍电影。这位朋友叫施润玖，他曾拍过中国第一部公路片《走到底》。有一次，他找我帮他拍一段动画，想用在广告片里。聊天中，他说他拍广告是因为自己正在拍一部纪录片，但是缺钱了，所以想用拍广告的收入来填补。后来他去西藏拍了关于庙宇的纪录片。施润玖就是这样，按自己的兴趣来拍片，经费不够就用其他渠道的收入来弥补，拍电影成了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钱只是实现价值的基础。我感觉他境界很高，觉得自己也可以这么干，赚的钱够生活就可以了，我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
2007年在通州漷县镇拍摄《野人也有爱》
就这样，2004年我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名字叫作《北海怪兽》。这部电影里面有好多动画的成分，所以整部电影的制作特别费劲。我当时没有太多经验，用的演员是吴庆晨，经常拍着拍着就找不着人了，所以那部电影断断续续拍了两年才拍完。电影放映之后，关注度还可以，很多人喜欢看。片子是科幻题材的，这在国内挺少见，虽然制作得比较差，但当时对年轻人来说算是一件挺新鲜的事。我拍电影非常认真，但我感觉其他人都不认真，他们以为我是在玩，其实并不是。等片子拍完了，他们又后悔了，觉得还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
之后我又拍了《熊猫奶糖》。2006年年底，我们去巡演，我想既然能去那么多地方，不如趁这个机会拍一部电影。这部片子讲的是两个女孩在一起的故事。那个时候“超级女声”的势头特别猛，经常可以看到两个女孩手拉手走在马路上，你也不知道俩人是真好还是假好。这种现象在当时也是一种潮流。我就是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看是不是真有这么多女孩愿意跟女孩在一起。这部电影没有拿到“龙标”，所以没法在国内放映，但是参加了好多电影节，成绩也挺好。这部电影是现实主义题材，和第一部电影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熊猫奶糖》
2012年在上海电影节
《熊猫奶糖》的内容谈不上是个完整的故事，一直到我2008年拍《野人也有爱》的时候，情况才有所转变，故事变得更有意思了。那部电影完全是照着20世纪80年代的国产片来制作的，拍了一年多才完成。片子讲的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来到北京打拼，后来受到伤害的故事，主演是丁太升。主人公在老家是一个做痰盂的人，他的女友来北京以后在发廊工作，他也跟着来了北京，从此开始迷失自己。后来他在电视购物节目里买了一条所谓的壮阳内裤，穿上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在城里狂奔的野人。
这是一个特别离谱的故事，创作的初衷是想拍一部带有比较老旧感觉的电影，把国产电影中的离奇元素放进来。影片开头就是一个考察队寻找野人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特别感兴趣的事情。这部电影的反响特别不好，很多人看完都不知道这电影在讲什么。也许放在今天，会有一些喜欢它的人能够找到电影里有意思的地方。
这部电影没有人投资，完全是我自己拍，自己剪辑。本来我们要把影片放在《野人也有爱》专辑的DVD光盘里，但是出版社说我们的片子粗俗，不让我们放，所以我们只好把影片文件藏在DVD目录里当作彩蛋呈现。由于很难被发现，因此很少有人看过这部片子。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自己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它挺成功，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品位。
2011年，我开始拍第四部电影，名字叫《乐队》。这部电影彻底不用吴庆晨这个演员了，摄影是和老安合作。老安就是安德烈·卡瓦祖蒂，是个意大利人，大家都叫他老安。他在1980年就来到了中国，拍了很多反映中国的照片，王小波生前唯一一部访谈纪录片就是他拍摄的。《乐队》这部电影故事性也很强，讲的是北京的年轻人组乐队的故事。这部片子第一次拿到了“龙标”，我也终于从拍地下电影转到了地上。这部片子参加了很多电影节，在北京和上海电影节都得过奖，大家终于知道我不是胡闹了。
这部电影也算给我提供了一个转机，我觉得自己也许可以走拍电影这条路了。但是后来出了一个问题，我这部电影在上海电影节得了奖，电影节给了我15万块钱的奖金，但是这15万块钱却被一个给我帮忙的大学同学卷跑了。这事挺让我堵心的，我觉得自己心里受到了一些打击，因为那个人和我认识差不多20年了，没有想到他人品那么差。当时我已经开始拍下一部电影了，他在这个时候把钱卷走，弄得我非常被动。那时已经快到2013年了，我们乐队也开始进入了黑暗时期。
《房间里的舞蹈》
我的第五部电影叫《房间里的舞蹈》，讲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在网上争吵，甚至互相谩骂，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同样都比较惨。这部片子可能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探讨文艺青年的网络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电影。这个题材我后来也没见有其他人拍过，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题材太无聊了，但我觉得它挺有意思。
拍过几部电影之后，有很多人开始来找我，让我拍一些比较俗的商业电影，包括摩登天空的沈黎晖，他想拍一部《董小姐》。前两年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片子，一首歌的IP衍生出一部特别俗气的电影。那时正是电影市场井喷的时候，拍什么东西都卖钱，现在肯定不行了，幸好我那时候没有跟这个风。
乐队在《两个女朋友》的MV中使用的卡西欧电子琴
2017年在北京
年轻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受音乐、电影、文学这些东西的蛊惑和吸引，会觉得这些事如果能一直坚持干下去，没准就成功了，但其实在这些方面想成功，挺难的。我记得侯孝贤在拍《刺客聂隐娘》的时候搞了一个开机仪式，主办方请人吃饭，结果来了200个人。当时侯导就有点意见，他说自己干电影这行好几十年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钱的问题，从来没有哪一次钱是宽裕的。他可能很反对这种铺张，但中国人特别喜欢找一堆人来凑热闹。其实表面上看，侯孝贤这样的大师级导演拍的东西特别有艺术价值，但实际上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曾看过黑泽明的访谈，他也是这样，一直困扰他的就是资金问题，没有别的。所以年轻的时候，有人会选择艺术之路，实际上他们不明白，这件事跟经济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挣到钱了，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人。
忧伤的故事
最近20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大学毕业后，我希望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实际上却成了动画片导演。每个动画作品的制作过程都漫长又艰辛，比做音乐要辛苦太多。我们的第一支定格动画MV《我爱你》，是我和李纲不间断地工作了三个月才完成的。《她是自动的》制作了半年时间，几乎熬白了头发。后来开始拍电影，一干就是十几年。
音乐对我来说一直是不灭的理想，每个理想都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电影梦也同样那么遥不可及，认真努力的人总会有回报。在拍过三部地下电影后，我终于有一部作品登上了大银幕，我再也不是那个只能看客户脸色的行活儿导演，我终于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
画画的时候，我最长每天不间断地在画室里画了两年。音乐更是每天都在脑子里盘旋，很多歌都用了好几年才完成。庞宽有一首歌叫《我的八十年代》，一共花了20年时间才完成。把生命浪费在创作上，总好过把它浪费在办公室里，在手机上，在无穷尽的等待中。
最不愿意听到的话是：你是画画的，帮我画张像吧，要不送我张画吧；你是搞音乐的，帮我写首歌吧；你是拍电影的，我一哥们儿结婚，帮我来个婚礼摄影吧。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我们骄傲地谈论艺术的时候，像在谈论自己的经历，其实那些作品的作者并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谈论它，让自己显得有态度、有品位。如果没有这些文化，我的生活会多无趣。
何以解忧？音乐、电影、戏剧、绘画都只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梦。我们一直努力为自己解忧，更多的还是失望。有了孩子之后，好多次我觉得我的艺术生命结束了，更多的是消耗和磨炼，年轻的时光真的不在了。
一个一个时代过去得太快了，好多原来念念不忘的东西，现在连想都想不起。而且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被时代抛弃了，嘴上说调整自己跟上时代，却还是坚守过去，等待腐烂——没人惦记的人会下地狱。
彭磊作品《KTV包房》，布面丙烯，80x120厘米，2008年
说理想多么伟大，多么遥远，其实大多是物质上的要求。日子如果不是那么水深火热，如果能在床上躺着，想躺多久就多久，那人生理想就真的实现了。
有一次回家，父母跟我说2008年去什刹海体校看我画画，中午一起在新川面馆吃了饭。父母觉得我过得特别苦，画了一屋子画，也卖不出去。我拍的电影在电影院里看不到，我的音乐永远上不了春晚。在父母眼里，我还是个潦倒的飘浮在空中的理想主义者。但我还是请父母放心，我过得非常好。
现在比较普通的年轻人喜欢韩国明星，有点追求但没什么知识的喜欢日本文化，爱做梦的喜欢美国电视剧，更闭塞一点的喜欢港台流行文化。反正一代一代的年轻人长大了，归属感却越来越缺乏了。
我老婆比我有文化，好多电影我根本看不明白，我老婆却看得很有兴致。和她好之前，我基本是个文盲，我虽然又拍电影又做音乐，但其实我听的音乐很少，也不看电影。我们在一起生活之后，我才放下了许多对文艺作品的芥蒂，才慢慢了解什么是商业。我原来是喜欢走瞎道的人，现在才慢慢接受很多东西。我问我老婆为什么会看上我，她说她喜欢比她聪明的人。
2006年12月9日，我和她在成都的小酒馆相识。2007年的12月9日，我们又在小酒馆遇见了，命运不可阻挡地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当时她还是个20岁的大学生，而我已经是个30岁的老哥了，而且穷困潦倒、糊里糊涂，还有女朋友和五只猫。我想小女孩的新鲜劲可能一阵就过去了，但她拼了命要和我在一起，大学没毕业就跑来和我一起住了。之后我的人生彻底走向上升状态，几乎做什么都能成功。虽然我依然讨厌得像个怂孩子，但有她的帮助，我还是变得成熟了。我老婆从来没有做过一般女孩会做的外国梦、中产梦，也没在物质上逼迫过我，所以虽然我不富裕，但我从来不会自卑。我们一起完成了两部艰难的电影，一起经历了太多开心、闪光的事情。能和她在一起，我一生无憾，也希望我们能一起把“小白猪”养好。
好久以前，在北京一栋普通的老式六层单元楼里，一个帅气的王子被囚禁在这里。他的工作就是抚养照顾一只小白猪，终日不得踏出房间半步。王子曾经琴棋书画样样出众，并有无数女性朋友仰慕他。但王子在养育小猪的漫漫时光里淡忘了这一切，他已经忘了自由的滋味，忘了人间还有享乐。随着清苦、平淡的流逝，这个王子长得越来越帅了。这个王子就是我。
2007年在成都
我有反大众的人格，觉得别人喜欢的都是破玩意儿，看谁都不顺眼。我与众不同，不喜欢大众口味，从来不去参加电视节目，也讨厌媒体、讨厌宣传，去演出时，看到人很多就会烦躁。但最终我们还是呈现了几天几夜也欣赏不完的文艺作品。我老婆也是个特别叛逆的人，与众不同，不喜欢大众口味，所以会嫁给我。结果我们的孩子综合了我们的优点，虽然没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但有毁灭一切的人格。
摇滚乐是邪恶的东西，是魔鬼发明的诅咒，只有真正的魔鬼才能驾驭它，那些不是魔鬼的普通人只会被它摧残、毁灭。我就不是魔鬼，所以摇滚乐毁了我。
如果死的时候，有爱你的人陪在身边，那会是最幸福的事。希望我死的时候，有爱我的人在我身边，我不想做那个陪伴的人，我想做那个先死的人。希望死亡真的是一个更好的开始。
我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讨厌的人，可是上天特别眷顾我。我对别人大都态度冷淡，喜欢挖苦人，放大他人的短处。可不管是周围的朋友还是陌生人，大多对我很友善，愿意帮助我，让我总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很难受。我有这么好的命，不当皇帝真是浪费了。
什么也比不上开心，可是开心太难了。
这个社会需要的是老哥，不需要文艺青年，不需要知识分子。
北京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但越来越多有意思的人离开了，有意思的地方也消失了不少，快成为那些没文化的、终日为一口饭奔波的、无聊的人的乐园了。
现在的人都喜欢看到一些比自己惨的人，拿他们取乐，认为自己上了几天网，知识很丰富，生活比较优越，就像美剧里的中产阶级用自己睿智的大脑取笑不如自己的人。其实大家真的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正我丝毫没有优越感，美不起来。
岳程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结婚了，和那个爱尔兰国花。想起我和岳程是八岁在少年宫学画的时候认识的，之后一直混在一起，一起听摇滚乐，一起学抽烟喝酒，一起考大学，一起蹦迪，一起玩乐队。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少年时光都是和他一起度过的。1998年，他去了日本，之后我们每隔三四年才见一次面，他一直在日本打工搞设计，一直坚持做音乐。我们还在一起演出过。只是过了那么久，我和他还像没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不变的还是对文艺的热爱，努力不做一个庸俗的人。
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挺让人开心的，其实是个忧伤的故事。大多数时间，我们几个人都是无法融入社会的，我们还是会向生活低头，同时也会被琐事牵绊。但几个人在一起创造一段音乐、一段故事，这是其他体验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乐队的魅力吧。如果没有乐队，我们几个人也只是默默地度过时光，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光彩的瞬间可回忆。我没有虚度我的青春，我不会对过去感到后悔。有爱，有恨，有很多难过，还有音乐，它们会生生不息。
2011年在北京雍和宫
2009年，新裤子与雷朋眼镜合作“重温经典”系列演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