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的翻译策略研究
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西方文明的发展、繁荣也应归功于翻译的兴起与发展。从古罗马时代起，西塞罗就提出“解释员”和“演说家”式的翻译方法。西塞罗厘定的这两种翻译方法，实际上开启了西方翻译历史上关于“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先河。此后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在《诗艺》中提出，“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1]。这句话成为活译与意译用来批评死译与直译的至理名言。
在西方翻译史上，《圣经》的翻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于《圣经》的翻译策略，在西方出现过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主张直译法；二是哲罗姆（St.Jerome）主张翻译《圣经》应采取字字对译（word for word）法，而文学翻译则应采用“意译”法。他把二者的关系称为“互补”关系并承认自己“有时直译，有时也意译”[2]。这样在早期的西方翻译史上形成以西塞罗和贺拉斯为代表的“意译派”，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直译派，以及以哲罗姆为代表的折中派。
在中世纪的西方翻译史上，尽管也络绎不绝地涌现出许多翻译理论家，他们也提出过一些很有洞见的翻译主张，但都没有突破早期的这些模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真正的飞跃。14世纪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兴起之后，15世纪逐渐蔓延到欧洲各国。在这一期间，德国翻译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提出的翻译策略主张蕴含着最初的“归化”（domestication）意味。他说，“真正的翻译是把外国语变成译者的本族语言”，“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用拉丁化的德语”[3]。英国的查普曼（George Chapman）对翻译理论研究也很有见地，他反对逐字对译并将逐字对译列为“死译”的范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翻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开始强调译入语应该具有本土的语言特点，也就是说译入语应该向目标语读者靠拢。
17、18世纪时，欧洲学术理论界受科学主义“求真意志”（the Will to Truth）的影响至深，使翻译理论研究也蒙上显著的“求真”特点。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提出的“翻译三原则”就具有这个典型的特点，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是以“忠实”为根本前提，也就是说译作应在内容、风格上忠实原作，同时还要忠实原作的通顺。
19世纪时，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Ueber die versschiedenen Methoden des Uebersetzens”）一文中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翻译的两条途径”。施莱尔马赫认为，要帮助目标语读者正确而完整地看懂原作，译者可以采取两条途径：“一是尽可能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个是尽可能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4]施莱尔马赫认为两种途径彼此截然不同，因而无论采取哪一种途径都必须坚持到底，如使二者混淆，势必产生不良后果。[5]第一种途径，是把读者送到陌生的原作发源地，读者根据译者提供的语言形式，去理解原作的真正含义，这是一种向原作靠拢的翻译策略；第二种途径，是让外国作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也就是说译者需要将原作的语言通过翻译变成地道的目标语语言，以便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理解，这是一种向目标语读者靠拢的翻译策略。“前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异化’，后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归化’。译者可在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6]施莱尔马赫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他强调要刻意保留原语的文化特征，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
进入20世纪之后，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里程。新的翻译理论思想涌现，翻译理论大家迭出，各种翻译流派纷呈。作为解构主义的杰出代表，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那里受到启发，他承认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翻译既是不可译的又是不可或缺的悖论，呼吁通过强调一种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结束译者的隐身状态，从而弘扬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建构。他通过对西方翻译史的追溯，“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揭示了‘通顺的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是要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在英语中形成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7]。韦努蒂认为，从德南姆（Sir John Denham），到德莱顿（John Dryden），再到泰特勒，他们都主张“通顺”的翻译策略。通顺的翻译一味追求译文的自然与流畅，因此，这种翻译策略能有效地归化异国文化，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即他们阅读的作品就是外国文本。韦努蒂认为，这种主张把翻译看成是恢复外国作家所要表达的意义，而意义的转换又不受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这种“透明”的翻译使译者“隐身”，其主体地位得不到彰显，翻译也相应地被视为“次等的”“从属的”活动。
韦努蒂提出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抵抗”（resistancy）式翻译策略，这是一种“异化”（foreignizing）的翻译策略。这种策略首先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要求在翻译中表达出这种差异。译者永远不能，也不应该抹杀掉这些差异。译本应该是目标语读者了解外国文化的场所，他所主张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就是要保留外国文本的差异性和陌生性。韦努蒂提倡的这种翻译策略是施莱尔马赫所主张的“异化”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提倡译文的表达向原语靠拢。因为，通过这种策略选择，可以有效地吸收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达到丰富目标语语言文化的目的。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致力于抑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是对当今世界事务的一个策略性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8]。作为异化翻译策略的支持者和鼓吹者，韦努蒂在批判西方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归化策略的同时，还从自己的翻译实践出发，着手构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以抵抗归化对弱势语言文化的暴力和打压。[9]因而在韦努蒂看来，异化的翻译策略不仅仅是一种翻译途径，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和解构主义的意义。
在20世纪，与这种翻译思潮背道而驰的是奈达（Eugene A.Nida）的翻译理论思想，他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归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原则，即译语“与原语最切近而又自然的对等”[10]，成为许多译者恪守的至理名言。奈达认为译文语言应自然流畅，为了便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还可用目标语中与原语具有“功能相等”的文化信息代替。由于奈达的“动态对等”强调反应对等，即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应产生与原文读者一样的感受，是一种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因而具有强烈的“归化”色彩。在后期奈达又提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翻译思想，其本质与内涵不是追求两种语言表面的刻板对应，而是要实现两种语言在功能上的对等。据此，奈达认为“意义是重要的，形式是其次”[11]。这种以目标语和目标语文本为归依，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深深地打上归化翻译策略的浓重色彩，并对西方的翻译理论思想影响深远，在20世纪西方的翻译理论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实际上，早在18世纪就有学者提出翻译应该尊重原语文本的异质成分，这种思想在19世纪乃至整个20世纪的西方翻译理论中，虽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但一直都如一股强劲的潜流而持续地存在着。例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就极力主张翻译应采取直译方法，甚至应达到字字对译的地步，将主张异化翻译策略推向了极致。可以这么说，20世纪西方译坛几乎都处于究竟是选择归化翻译策略好还是异化翻译策略好的热辩之中。20世纪中期之后，目的论（skopos theory）学派的出现，使翻译策略的研究有了新的转机。弗米尔（Hans J.Vermeer）是这个学派的首倡者，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而任何行为皆有目的。因此，翻译要受到目的之制约，衡量译文的标准不是“忠实”，而是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目的总是决定性的标准。另一位目的论的代表诺德（Christiane Nord）则进一步发展了弗米尔的理论，她认为，“译文的功能并非由分析原作而自动得出，而是由跨文化传译中的目的所确定。译者不是要制作与原文等值的译文，而是要制作能发挥（由策动者的需要决定的）预期功能的译文”[12]。目的论是翻译的行为论，这种理论暗示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同时也应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译文预期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些理论或流派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多元系统理论，该理论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佐哈尔在俄罗斯形式主义提出系统概念的基础之上开启系统研究的方法，来解决翻译理论以及希伯来文学的历史结构等相关问题。在佐哈尔看来，各种符号现象，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可视为若干不同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交叉并互为依存，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整个多元系统维持着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发展状态。在这个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成分试图维持现状，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成分力争走向中心。因此，系统中的各成分始终处于斗争状态。佐哈尔把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强势与弱势联系起来，研究和探索决定和影响翻译文本的各种因素，其实质是研究目标语文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以及翻译文学对目标语文化文学的影响。
多元系统论还认为，某个时期翻译文学在一个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决定译者如何选择翻译策略。在以下三种情况下，译者最有可能选择异化翻译策略：一是新兴文学从古老文学中寻求现成的文本类型；二是弱国文学被强国文学的光芒遮盖时；三是古老的、基础坚固的模式难以获得，只有通过翻译引入新的观念来弥补。而在其他情况下，译者可能选择归化翻译策略以维持传统模式。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动态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翻译理论仅拘泥于文本之间的对等关系问题，而多元系统理论则把翻译视为多个系统，目标文本不再是孤立的现象，而只是系统中一个成分，翻译程序受到目标语多元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制约。
多元系统理论的产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拓展性的变化，直接导致另一个学派——文化学派的产生。以多元系统理论进行翻译研究，凸显出翻译在文化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翻译远非一种处于边缘的活动，相反，它一直是一股塑造和左右目标语文化的主要力量。把翻译文学置于目标语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作为与翻译文学并存的系统，会对翻译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并推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0年，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re）为他们共同编写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论文集撰写《导言：普鲁斯特的外祖母与＜一千零一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Introduction: 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正是在这篇导言中，他们正式宣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国际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化学派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打破了传统的翻译研究语言学模式而将翻译研究上升到一种文化反思的高度，这一翻译史上新的里程碑的树立，使西方翻译研究逐渐被纳入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翻译策略的研究也更多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入手，从目标语社会文化中去找寻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无疑是一种最具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判理论思潮。这种理论思潮似乎较少关注翻译学本身以及两种语言的转换问题，而更多关注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消解与批判，他们将批判的触角伸入文学和文化批评中，也将批判的触角伸入翻译理论研究之中。
后殖民主义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首推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她在其著名的《翻译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指出，“一切翻译都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而是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批判意义。尤其是将第三世界妇女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帝国主义的霸权语言时就更是如此”[13]。根茨勒（Edwin Gentzler）和铁莫志科（Maria Tymoczko）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的中心应转移到“权力”上来。因此，到20世纪末，翻译研究又实现了“权力转向”（power turn）。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使翻译研究自“文化转向”之后，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翻译研究的这个新转向不仅是对传统翻译理论致力追求的“忠实”神话的一次彻底解构，也使在背后操纵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权力”因素凸显出来。另一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是巴巴（Homi Bhabha），他所主张的“混杂”（hybridity）文化策略，试图通过混杂和含混的策略使原作失去其本真性，“原作的整体性被消解成碎片，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这碎片之中提取最为接近原作的成分加以重新组合，最终构建一种新的东西”[14]。这种策略从文化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化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对20世纪翻译研究的发展与深化可以说功不可没。他们发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呼吁，使翻译研究更加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等权力因素对翻译活动的操纵。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联系起来，翻译研究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在这个时候，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而“改写”要受到包括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等“三要素”的制约。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在四个层面上做出的：意识形态、诗学观、话语世界以及语言差异性等，从而将翻译策略的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也就是本书着重要讨论的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因素”。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
[4]Munday, 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Applications.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01:28.
[5]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25.
[6]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92.
[7]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88.
[8]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20.
[9]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96.
[10]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45.
[11]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74.
[12]转引自：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85.
[13]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33.
[14]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