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翻译策略研究
一般认为从佛经在中国开始被大规模地翻译起，就有关于佛经翻译的历史记载。在翻译佛经涉及具体的方法时，译经僧人支谦提出翻译佛经的宗旨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1]。这个观点实际上与中国古典文学、美学传统理论密切相关。他提出的“信”与“美”、“文”与“质”等概念源于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另一个佛经翻译家道安提出“案本而传”“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实际上是主张直译（偏于质）法。鸠摩罗什是意译（偏于文）的代表，他的翻译标准是，“只要不违背原本经义并且能传达经旨（意）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做一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2]。鸠摩罗什认为，在翻译中做一些增减是必要的，这样能有助于文意更好地传达。如果死扣文句，反而损坏文意。鸠摩罗什所主张的翻译方法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轻言重意”和“言简意丰”的文艺理论思想不谋而合。
在近代中国，翻译事业开始系统地、有目的地进行。晚清时期严复在《天演论》的序言中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标准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翻译一百多年的历史。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从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中汲取养分，他在序言中申明，他的“达旨”式的翻译，意在“取便发挥”，而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虽然严复本人将“信”的标准放在首位，但是通篇考察他的《天演论》汉译本，随处可见他对原文的增删，并还“加入自己的话来发挥原文之意，甚至对原书‘所引喻设譬，多用己意更易’”[3]。严复本人是桐城派的成员，这一流派注重古雅的文风，对严复的影响至深。因此，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无形中也追求汉语语言古雅之风格。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翻译的至高标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在当代中国翻译理论界，傅雷提出的“神似”观以及钱锺书的“化境”说，可以说是在严复厘定的翻译标准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在这种翻译的标准下，译者自然会竭力向目标语文化靠拢，选择一种使译语自然流畅的归化翻译策略。用茅盾的话来说，是用“纯粹的祖国语言”，用钱锺书的话来说，是“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纵观中国漫长的翻译历史，长期以来归化的翻译策略占据着主流地位，这种强劲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在中国现当代翻译史上，与这股主流翻译思想背道而驰的是鲁迅提倡的“硬译”以及“宁信而不顺”的观点，这个观点代表着中国异化翻译策略的主张。关于“硬译”，鲁迅曾这样说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4]。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他认为翻译要达到的目的，首先在于“移情”和“益智”，而“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5]。鲁迅主张“欧化”的翻译策略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中国当时兴起“新文化运动”之际，他希望能借他山之石以攻玉，通过选择一种“求异”的翻译策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异质性和斗争性输入进来，达到先“求异”再“求同”的目的。同时这样也能为汉语语言“输入新的表现法”，改进汉语在文法、句法上的不精密。显然鲁迅是希望通过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达到改造民族文化的目的，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引进异质文化，就要像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似的“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以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6]
在鲁迅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带动下，不少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以达到丰富汉语、弥补汉语语言不完善的目的。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异化的翻译策略曾盛极一时。瞿秋白从语言的角度说明异化翻译策略对创建新的白话文的意义，他认为翻译应输入新的表现法，帮助我们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在随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很多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翻译策略，汉语也由此吸收大量的西语词汇，引进很多西语句法结构，最终促进中国白话文走向成熟并不断发展。
但鲁迅提倡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策略，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生硬的翻译风”。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译坛出现一个‘逆反应’现象，归化法再次占据主导地位”[7]。最著名的是张谷若，他提出“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观点。张谷若的翻译带有浓郁的“中国味”，他在翻译英国文学家哈代（Thomas Hardy）的《还乡》（The Return ofthe Native）、《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the D'Urbervilles）等作品时，大量使用汉语成语，特别是四字结构，并且在译文中采用中国地方方言来传译英国地方方言。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序言中，在谈到自己翻译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作品的体会时，明确提出翻译策略不能“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提倡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他将莎士比亚的无韵诗译成散文体，“力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8]。孙致礼在总结朱生豪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的主要表现时，指出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遇到原文与国情不合之处，往往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删除，务求读来顺眼；二是原文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显露。’”[9]傅东华也是这种归化翻译策略的践行者，他在翻译美国小说家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长篇小说《飘》（Gone withthe Wind）时，将归化翻译策略推向另一个极致，他甚至将小说的人名、地名均用中国化的人名、地名代替，并将原著中他认为与故事情节联系不太紧密的大量心理描写部分删除。他的译著也因其语言的晓畅明快、故事情节紧凑而扣人心弦等特点，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傅东华的译著确实堪称“仿佛是用本国文字而写”，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译者选择这种极端“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不是能真正满足当今时代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