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单位“好”与“不好”是相对的
一九九八年年初，我因“腰椎间盘突出无法治愈”而被确定停飞后，日子一下子变得漫长起来。没有了催促的起床号，不需要排着整齐的队伍去空勤灶吃饭，远离了熟悉的机场和战鹰的轰鸣，全身轻松了许多。我忽然发现，心里空落落地发慌。曾经以为自己厌烦了“宿舍—饭堂—机场”三点一线的生活，如今一旦不再拥有，还真的有了别样的感觉。
为什么发慌？因为前途未卜，也因为我在结束十九年军旅生涯后，又成了一个“新兵”。通俗点说，当年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军人，如今，将从军人回归为老百姓，开启人生新的旅程。因为在军队生活的时间比较长，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力水平与地方上日新月异的变化是否相适应？心里没有底。对即将面临的工作、新结识的同事，怎么去开拓和交流？心里没有底。对今后自己的发展、单位的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心里没有底。
其实，在去新单位报到之前，等待的一年多时间里，最让我纠结的是，我到底会去哪个单位工作？
那时候，军转政策比较单一，组织上虽然有兜底的安排，但“老转”们仍少不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原部队介绍鉴定的同时，如何推介好自己，十分重要。
那段时间，我时常骑着自行车，到遍布城区的博物馆、纪念馆去“补课”。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西湖孤山之上的西泠印社，因为在部队时自学了篆刻十多年，来到这个全世界印人膜拜神往的圣地，听老师指点，赏传世精品，漫山的摩崖石刻常常让我流连忘返。篆刻这活，修身养性，使人宁静，对调节心理有助益。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篆刻的文章—《我办公室里的八方印章》：
我的办公室的一堵墙上，挂着两个镜框，里头是盖在西泠印社印笺上裱衬过的八方印章。换了几次单位，它们一直是我随身携带的重要之物。
说起这八方印，是有些“来头”的。
一九八七年初夏的某个晚上，天还没完全黑透。我刚刚在篮球场上厮杀了几局，汗流浃背，准备回宿舍和几个哥们过把瘾，干掉那个中午就泡在了水缸里的大西瓜。
远远地看见，我们的“头”老庞在朝我招手。老庞，是我们飞行一大队的大队长，在飞行学院当飞行教员快二十年了。我想肯定有事，便一溜烟儿跑过去。
“进我屋里聊。”老庞把我引进他的屋，这间办公室兼宿舍的屋子，与我们住的一样大小。只是，我们是两个教员合住一间，老庞职务高，一个人住着。说真的，我平时极少单独进他的房间。
“和你说个事儿，”老庞笑嘻嘻地说，我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静听他的指示。“你这家伙精力太旺盛，太好动。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应该学点东西静下心来。”
老庞点的穴太准了。尽管只有二十二岁，我却已是一个“老资格”的飞行教员了。教学业务相对熟悉了，业余时间便闲不住。不飞行的时候，中午和晚饭后打两场篮球，满场地飞跑，根本不知道疲倦。有时候我还会凑个热闹，去“拱猪”场上操练几把，扑克大战是一帮老飞休闲解乏的好方式。
“您看，我学点什么好？以前是练过一阵毛笔字的，可惜早就歇手不干了。”我试探着请教。
老庞拉开他的“百宝箱”，扒拉着，拿出两方印章和一把小刻刀，“喏，这些东西我送给你。杭州有个名气很大的印社，我疗养的时候去过的，了不得。南方人适合干这个细腻的活，你可以去试试看。”
老庞是地道的山东汉子，却娶了富春江畔出生的美丽女子，结婚后一直分居两地。飞行上的出类拔萃自然不用多说，闲暇的时候，除了锻炼身体，他是个优秀的自行车修理师傅，谁的车有了状况，他三下五去二立马手到病除。老庞还精通美术设计，做得一手好木工活。
看我有些犹豫，老庞给我打气，“下次回家探亲的时候，去西泠印社买点资料，回来看看，模仿着学，咱们干飞行的，模仿能力可是一等的强啊！”
我收下了老庞赠送的原材料，回家探亲的时候，有意留足了去西泠印社的时间。临走时，买了篆刻字典和几册大师的印谱，练习的入门书籍，以及刻刀砂纸印泥之类必需的工具。照着书本的指引，我在方寸之间照葫芦画瓢，突然就有了与驰骋蓝天相类似的感觉。刻刀起伏之间，容不得丝毫分心走神。当刻完最后一刀，原本硬冷的石料便有了生机，鲜红的印面愉悦了心灵，就像完成了一次美妙的“空战”。意想不到的是，临摹了三个月之后，我的两幅习作在部队驻地的《蚌埠日报》上发表了。
从此，我有了一个让自己安静下来的法子。转业的时候，细细一数，竟有一百多方习作发表在了军地各种刊物上。
挂在办公室墙上的这八方印，其实是四个组合，每两方分别表达一个主题。
起首的两方，刻的是“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引用了郭沫若先生的名言，讲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学习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急于求成显然不行，熊瞎子掰苞米似的三心二意，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头来终究也不可能学有所成。
这两方印，最早刊发于《空军报》。我之所以在回到地方以后重新将它们拓印了并悬挂在醒目的位置，自然是希望自己能够以此为镜，时常对照，活到老学到老，把学习当成终身的乐趣，持之以恒。
紧挨着的两方印，是我在部队发生了一次严重飞行事故后进行整顿的间隙篆刻的。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一路走来，不少同吃一锅饭的战友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用了两个晚上，静静地伏在台灯下，刻出了“居安思危”和“警钟长鸣”。这或许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表达。
很快，这两方印作发表在了《航空杂志》上。这是飞行员们爱读的刊物，但愿这鲜红的印章，犹如长鸣的警钟，能够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飞行员们提个醒吧。
这样的提醒，其实是极有意义的。要想保证飞行安全，飞行员们就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每次上天之前，都要将本次飞行预想一遍，把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问题的处置办法练得滚瓜烂熟。尤其是在长时间保证飞行安全的情况下，思想上的松懈与麻痹便是天大的敌人。有人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干飞行，还真的绝对不能有半点儿马虎。
正是有了这种敬畏，自然就多了缜密，少了粗糙；多了自律，少了放纵。无论是当飞行教员，还是后来到了航空兵部队，我一直保持着这份初心与定力。
转业到了地方，告别了刀尖上跳舞的生活，自然没有了空中安全的威胁。而各种或大或小的诱惑与陷阱，犹如夏秋时节航行途中时常会碰上的积雨云，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误入其中。这个时候，“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这个让我保证了长期飞行安全的法宝，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很管用。
这两方印，后来曾入选过纪委组织的书画展。
“志在蓝天”，是我早年发表在《中国空军》杂志上组印中的其中一方印。它表达的，是老飞们的壮志凌云，是一种远大的理想，或者说是一种博大的胸怀。
这方印，其实与我后来长期使用的网名“天地线”有异曲同工之味。天地线，天与地相交的切线也。它是老飞们空中判断飞行状态的基准线。如果说，“志在蓝天”有一种包容万物的豁达，那么，“天地线”则是仰望星空的依托。
只是，这方印随我流转多地，印与印之间的摩擦，使印章四角变得残缺。没想到，钤印出来的效果，有些饱经风霜痕迹，反而更有了金石味道。
多年之后，我成了地方某单位班子中的一员。工作中需要彼此支持，相互信任，就像当年编队飞行时需要弟兄们齐心协力，步调一致。某个休息天，我刻了“同心同德”这方印。刻好后才发现，这方按照常规布局的印，刻出了别样的味道。因为，它还可以读成“心同德同”“同德同心”“德同心同”，有意思吧？
我把这两方印章排在一起，表达的意思很直接，做人干事要有胸怀才行。
后来我换了多个岗位，与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打交道，这方面的体会就更加深刻了。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是画好最大同心圆的基础，没有宽广的胸怀肯定做不成。
一次，有幸遇见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我趁机向他求几个字，当他知道了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一挥而就，在一尺见方的红色卡页上写下“海纳百川”。我甚喜，第二天就将它悬挂在了办公室的另一面墙上，与八方印章遥相呼应。
后刻的两方印，刻成的时间相差了十来年。
“三讲”的时候，我还在部队。“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方印，我采用了不规则的石料，刻好后发表在《空军报》上。其中，我最中意的，是“讲正气”这一方。
人以类聚，气味相投。正气，须通过人生长期修行方能凝聚。它是职务以外最能影响他人的一股正能量，有人把它称为非权力性影响力，读起来虽然有些拗口，却是说到了点子上。
十几年后，“群众路线教育”掀起。想起自己转业到地方以来的点点滴滴，不论是“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洁”的环卫工作，还是始终处在社会矛盾风口浪尖的城管执法，是善良朴实的老百姓教会了我基本的工作方法，也使自己较好地融入了地方，心里便充满了感激。即使，在与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打交道的五年里，我发现，他们的“光鲜”背后，也有不少用金钱无法解决问题的“难言之隐”。于是，我和同事们一起，积极发挥工商联组织的优势，尽力做好“联”的文章。既做锦上添花的事，宣传企业家精神，讲好创业故事，更注重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为企业热忱服务，排忧解难。
在一个休息天的午后，我从纸板箱里掏出久违了的“家伙”，有些生疏地在四厘米见方的青田石上刻下了“服务群众”。尽管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从未改变。刻石明志，是古代文人的做派；而有意无意间，也成了我这个篆刻爱好者表情达意的方式。
说到底，这两方印章，说的是工作作风问题，也间接反映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八方印章，静静地挂在那儿，没有落款，也无注释，有些别样。大多数人因看不懂篆字，不明就里，也鲜有人问起它们的来历。
这八方印，前后跨度二十多年，它们真实记录了我从军营到地方某些时段的心境，成为我挂在了墙上的“座右铭”。
1月18日
于北京友谊宾馆会议间隙
我无法脱俗，用心准备了一页纸的自我简介。从政治素养、军事素质、工作能力和业余爱好等方面作了浓缩性总结，如实地展现自我，作为到地方的“投名状”。
我翻箱倒柜，用了不少时间，将自己在紧张飞行训练之余“爬格子”“操刀子”的成果，在《空军报》《钱江晚报》等报刊发表的近两百块“豆腐干”和一百多方篆刻作品逐一找出，仔细剪辑粘贴，汇成一本不算太薄的“成绩单”。我特意去复印了几份，用精美的塑料文件夹装了，算作一块特殊的“敲门砖”吧！
现在想来，这块“敲门砖”还是有些“值铜钿”的。就连不少飞行员都自认为，老飞们一旦离开了一杆两舵（飞机上的驾驶杆、方向舵和升降舵），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以后的人生。记得那年银杏树叶黄了的时候，团里三位刚刚转业到地方的老飞回老部队叙旧。说起近三十年的飞行生涯和眼下回到地方的不适应，他们语重心长，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干好飞行的同时，多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培养一些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听了前辈们的肺腑之言，我内心很有触动。自从干上了飞行这一行，来自安全的压力和完成任务的使命，需要我们心无旁骛。大多数同行都会收拾起曾经的爱好，专心致志地投入飞行训练，这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些老飞的常态。此后，我开始捡拾起中学时养成的写作习惯，专门瞄准飞行这个最熟悉的领域，用当事者独特的视觉撰写一些飞行训练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第一篇在方格稿纸上誊写得工工整整的小稿，寄出不久就刊登在了《空军报》上，同时还收到了吴编辑热情洋溢的鼓励便签。从此，我便利用训练间隙的休息时间，隔三差五地爬格子。后来，又自学了篆刻，一门非常个性有趣的艺术。几年下来，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一些积累。
这样做的收效显而易见。写文章让人变得善于观察与思考，玩篆刻却使人宁静而专注。后来，当我恭恭敬敬地将这几份“敲门砖”分别向几个候选单位的领导双手奉上时，“你这个老飞还这么会写？”我注意到，对方的眼睛显然有些发亮了。
当年的转业干部安置，大致有两条路径：一种是由组织直接安排，通常团以上干部由组织部门负责，营级以下干部由人事部门负责。另一种，是由“老转”自行联系，寻找愿意接收的单位。通常必须是该单位“一把手”点了头，明确要人了，然后以书面形式主动报告组织或人事部门，这事基本就成形了。当然，也有中途变卦的。总之，这事儿有点像“相亲”。
我最早联系上的是市计划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发改委，一个高大上的单位。邻居老王当着这单位的副手，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对我多少有些了解。看过我的简介和“敲门砖”，他一口答应愿意帮忙推荐。
一次朋友聚会时，我有幸结识了本市市容环卫局的“一把手”。他的风趣幽默、乐观大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自嘲自己领导的是“垃圾局”，光扫地的环卫工人就有五千多人，管理着数百个公共厕所，每天要运出几百吨垃圾。那份坦然和自信，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当然也使我满怀敬意。话题说到我的时候，他极感兴趣，问了不少挺专业的飞行问题，原来他是个军事迷，据说年轻时当过民兵连长。说到热络处，他开心地说：“如果你不嫌弃，来我们这儿吧！”
次日，我应约去见面。局长简洁而又全面地介绍了该局的工作，爽朗的笑声里，我一点都没有拘束感，交谈十分愉快。我递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他仔细翻阅着，神情专注，须臾抬起头，说：“不容易，一个飞行员能发表这么多作品。”他顿了顿，“小邵，你如果不嫌弃，就来我这儿吧！我这里正需要笔杆子呢。”
这是我第二次听他讲这句话了，我的心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和关心！
“也不急着表态，你先考虑考虑，再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他接着说，“我们局可能因为名声不太好听吧，军转干部愿意来的不太多，去年来了一位武警部队的副团职干部，我们为他平职安排在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你要是愿意来的话，也不能亏待你，有文件规定，长期从事飞行的军转干部要适当照顾的，就平职安排机关的副处长，你看怎么样？”
这样的场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为自己的好运，也为局长的好意而感动。我几乎不假思索，立马跟局长说：“我非常乐意来您这儿，以后还要请您多帮助多指导！”我站起来，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好那好，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局长爽朗地笑起来。随后，两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是啊，对于我这样的“草根”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市容环卫局听上去确实不大好听，管理的主要业务是垃圾、厕所、城市“牛皮癣”之类的琐碎杂事，不是什么权力部门，但它毕竟是堂堂正正的市政府一级局呢。再说了，有哪一座城市少得了这个行业呢？如果全体环卫工人三天不上班，你试试看，城市肯定会变成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之地，谁受得了？这样想着，我就有了职业归属感，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失业的行当呢。
另外一点当然更重要，那就是“一把手”重视你，未来便似乎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是千金难买的！其实，我也通过各种渠道事先做了初步了解，环卫这一行当，对机关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的要求不算高，干部们大多比较朴实，关系处理会相对简单一些。这样的单位，对转业干部来说，相对比较容易融入，工作上比较容易适应。
事实上，选择单位也有个相对论的问题。热门的单位，往往人才济济，专业性强，关系大多相对复杂，表面看上去要风光得多，转业干部要很快适应环境并不容易，要想能够脱颖而出就更有难度。何况，“好单位”里头，也有“一般性”的岗位。反之，一些相对冷门的单位，如果有适合自己的岗位，却真的是挺好的选择。
我谢绝了前些时日托人介绍去面见过局长的劳动局的好意，一心一意准备去市容环卫局了。
消息传回部队，许多人愕然，为我惋惜。这家伙副团级都四个年头了，才三十四岁的年纪，怎么就去了扫地的单位？这不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吗？
这样的话语，同样传进了我的耳朵里。甚至，有的战友特意打来电话，要我证实事情的真伪。
是啊，飞行员有一个浪漫的别称，叫作“天之骄子”。在部队时，许许多多的战友围着我们转，为了我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而辛勤忙碌。
可眼下，我“平安着陆，顺利返航”了，实在不应该再有“天之骄子”的念想。干什么都一样。
我不再理会别人怎么说，内心深处反而多少有些得意。“转业”，这件曾经让我琢磨了很久也纠结了很久的事，就这么顺利地定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