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草桥中学堂的学习生活
一 立德励志的“学堂乐歌”
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学制三年，叶圣陶因学业优异，读了一年就于1907春越二级考入新创办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顾颉刚也是个“学霸”，且比叶圣陶大一岁半，可他在“公高”读了两年，跳一级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可见叶圣陶的“霸气”。叶圣陶非常感激“公高”老师对他的关爱，直到1982年还在回忆章伯寅、朱遂颖两位先生时说：“我受两位先生的教育只有一年，可是得益极大，一辈子受用。他们谢世已久，我永远敬爱他们，忘不了他们。”
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学堂校址在王废基（又名皇废基）北侧，玉带河草桥南堍路东，所以又叫“草桥中学”。苏州是“桥乡”，宋代碑刻《平江图》上标注的桥有三百座之多，其中就有“草桥”，说明草桥是座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桥。由于历代更替中经常发生战争，这里的房屋被毁，桥梁倒坍。元末张士诚举兵抗元，自称吴王，在“王废基”那里筑了子城，后来被明太祖朱元璋所灭，子城成了废墟，人们这才叫它“王废基”。1906年前后，苏州一些有识之士在此建公园和体育场，也造了不少民房，人多起来了，通向王废基北面的小河上的几座倒塌的桥也重新修建了，其中就有最古的“草桥”，人们还在草桥畔建立了两所名校，这就是草桥中学和草桥小学。草桥中学现在叫“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名是叶圣陶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校内立有叶圣陶的塑像，校内的大讲堂叫“圣陶讲堂”，草桥中学与叶圣陶的名字互为辉映。
1908年草桥中学同学合影（自左至右为章君畴、叶圣陶、蒋企巩、尤轶臣）
草桥中学学制五年。叶圣陶在草桥中学就读的五年（ 1907—1912），正是由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过渡到民族革命运动的年代，是“创建中华”最亢奋、最热烈的年代。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叶圣陶既接触了西方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又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和升华。
草桥中学由清光绪甲午科举人蔡俊镛（云笙）等发起，获准开办后，蔡俊镛任第一任监督（校长）。为了办好这所中学，蔡氏于1906年去日本考察中学教育，回校后在教育制度和课程设置方面参考日本的经验，按现代教育的要求进行改革。开设的课程中，正课有国文、英文、算学（数学）、博物、经学、修身、历史、地理、化学、体操、乐歌、图画等。这些课程，除了经学教四书五经以外，其他各科和现在中学所开的课程竟没有多大差别。据叶圣陶回忆，算学教代数、几何、微积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除必修的正课外，学校还开设了球类、国术、军乐、金石、丝竹、音韵学、度曲、剥制（制作标本）、照相、日语、法语等供选修的“附课”。为了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学校广招人才，聘程仰苏主事务（兼授经学）、蔡望之任舍监（兼授历史）、朱渊士任舍监（兼授数学）、孙伯南授国文、罗克家授英文、张书绅授地理和博物、吴帙书授植物、安树敏授图画、潘震霄授音乐、洪竹铭授体操，修身则由校长兼任。教师中既有会贤达和资深学者，也有年轻有为、力倡改革的大学毕业生及军界名流，草桥中学一时名声大震。
第二年，蔡俊镛辞职，监督（校长）职务由铁路学堂监督龚子英暂行代理。半年后，蒋韶九到校任监督。龚、蒋二人都是改革派（蒋于民国元年被推举为国会议员）。蒋韶九到任后，聘陆星授英文，聘魏旭东教体操，既放眼域外，又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塑。
正是出自立德励志、重塑“民族精神”的定位，草桥中学特别重视“乐歌”，把“学堂歌”视为“第一义”。音乐最能深入人心，李叔同1906年于日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他在第一期的《序》中谈及音乐发展的过程以及音乐的作用时说：
繄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达，瑰伟（玮）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云滃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
“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乐歌”的意义可谓大矣。正是站在这个高度，草桥中学唱“乐歌”蔚然成风，题材或志国耻，或写形胜，或颂礼式，或慨时局，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感。他们唱得最多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歌》《黄帝歌》、杨度的《扬子江歌》、李叔同填词的《祖国歌》，以及曾志忞的《黄河》等。梁启超的《爱国歌》气魄宏大，令人鼓舞。歌云：
泱泱哉！吾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吾国民！可爱哉！吾国民！
芸芸哉！吾种族。黄帝之胄尽神明，浸昌浸炽遍大陆。纵横万里皆兄弟，一脉同胞古相属。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彬彬哉！吾文明。五千余年历史古，光焰相属何绳绳。圣作贤达代继起，浸濯沈黑扬光晶。君不见，朅来欧北天骄骤进化，宁容久扃吾文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轰轰哉！我英雄。汉唐凿孔县西域，欧亚搏张地天通。每谈黄祸詟且栗，百年噩梦骇西戎。君不见，博望定远芳踪已千古，时哉后起吾英雄。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歌词盛赞我国历史悠久辉煌，国土辽阔富饶，英雄辈出，对“二十世纪新世界”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激励“国民”“结我团体，振我精神”。
与《爱国歌》一脉相承的还有《黄帝歌》。轩辕黄帝乃我中华“人文初祖”，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中华的伟绩载入史册。歌词云，作为炎黄子孙，岂能忘了“乃祖之光荣”？岂能不传承“乃祖之光荣”？岂能不保持“乃祖之光荣”？岂能不“发扬蹈厉乃祖之光荣”？毋忘“祖名”，继往开来，成了那个年代炎黄子孙共同的心声。
杨度的《扬子江歌》旋律豪壮奔放，大有一泻千里之慨。诗人将源远流长、奔腾浩瀚的扬子江喻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又将扬子江比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寓意极为深远。美国人民发动独立战争，从而挣脱英国的羁绊。中华民族只要革除“陋俗”，洗尽列强凌侮的“国耻”，就能巍然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叶圣陶说他们那时唱这支歌时，总喜欢用手在桌子上打拍子，手越拍越用力，歌声越唱越激昂。曾志忞的《黄河》与杨度的《扬子江歌》互为呼应，曲调悲壮，但气势豪迈，慷慨淋漓。《黄河》写于1904年，正值俄国屡屡侵吞我国疆土之时，歌中的“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誓不战胜终不还”都是有感而发的。
最值得一提的还有李叔同填词的《祖国歌》，其写于1905年，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后，唱遍大江南北。作者歌颂祖国大地的辽阔丰饶，祖国历史的文明悠长，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并驰骋美好的想象，祝愿祖国如雄狮振鬣怒吼，摆脱屈辱命运；如黄鹤展翅高飞，翱翔于世。最后，作者充满期待地提问：谁为我驱除列强，使我扬眉吐气？谁为我励精图治，使我屹立如山？祖国的嘱托、历史的使命就落在我们这些“大国民”的肩上啊！至于怎样才能称得上是“大国民”，当年的教科书上是这样诠释的：“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凡我少年，苟有意为大国民”，其“路径”有三条：
一曰德育。崇信义，谨礼仪，守节俭，勤职业，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待人则宽厚而笃敬。公益慈善之事则不问国界，不问种界，恒尽力以图之。此大国民之所有事也。
一曰智育。饥而食，渴而饮，蠢蠢而动，昏昏而睡，其所以异于禽兽者也几希。故必讲求各科学术，穷其原理，究其应用，使政治日益修明，实业日益发达，且以学问发明新理，而图世界文明之进步。此大国民之所有事也。
一曰体育。卫生得其道，运动得其宜，体力既强，自少疾病夭折之患。一旦有事，内之可以保国家之权利，外之可以持列邦之和平。此亦大国民所有事也。
凡我少年，苟有意为大国民乎？则亦无恃空言，躬行而实践之。其不然者，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则奴隶之民也。不守法律，不尽义务，则狂暴之民也。奴隶之民多，国必弱；狂暴之民多，国必乱。强弱治乱之原，皆吾民所自取也。呜呼！可不勉哉！
“凡我少年”当为“大国民”，面对列强的蹂躏宰割，当“仗剑挥刀”，为国家和民族的“升平”决战疆场。我国近代思想启蒙家们在创作爱国歌曲的同时，还谱写了《哀希腊》《哀印度》《哀埃及》《哀罗马》等“域外”题材的歌曲，述说希腊、印度、埃及、罗马等文明古国，由于不思自强，衰颓残敝，国宝流失，人民沦为戎狄奴隶的悲剧，希望中华儿女铭记“民不竞便亡国”的教训，发愤自强。所有这些，都令中华儿女痛心疾首！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蒙受凌辱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强邻外寇相继入侵，国家沦为次殖民地，大好河山，改染异色。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冀图后报。清末民初风靡一时的“爱国歌”，让青年叶圣陶这一代年轻学子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连在一起！
二 “军国民教育”的磨炼
“军国民教育”源自美国，后来为各国所采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军国民教育”，倡始于1902年，由奋翮生和蒋百里率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入侵者对我民族肆意讥讽和嘲笑，说中国人是“冷血动物”，没有勇气和正义感；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于是“军国民教育”的呼声四起。“苟欲振衰起弱”，不可不奉行“军国民教育”成了时代的共识。其目的和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强体卫国，纠正学校教育中“轻忽体育”的偏向，使青年“知有必当军人之义务”，“练身之端”，“自不容不加注重”。二是培训学生态度整肃、行动活泼、举止矫捷的德操，使之“非特能制胜疆场”，亦有益于“工商农艺之发达”。三是养成“服从法律之观念”和“遵守国家之秩序”的“习惯”，“保证社会之安宁，不致有道德堕落之现象”。四是倡导“团结之精种”，“见义勇为，不存私人利害之见”。倡导者希望通过“军国民教育”，对青年乃至整个民族进行脱胎换骨般的改造。
在“军国民教育思潮”的裹挟下，清政府在1906年4月钦定“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为“教育宗旨”。“忠君”和“尊孔”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尚公”“尚实”“尚武”则倍受推崇，尤其是“尚武”的思想支配我国教育界的时间甚长。1911年，各省教育总会曾以“欲使全国人民克尽当兵义务，必先于学校趋重尚武主义”的决议呈请学部照办。1915年，“民国政府”特定尚武为教育宗旨。
“尚公”突出“欲新一国必欲新一国之民”的思想，把公民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尚实”突出世界之事在“财力”的思想，强调教育为“实业界”服务，促使教育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尚武”就是突出世界之争在“武力”的思想，让学生在“劳其筋骨，冻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历练中，养成忍苦耐劳、百折不回、遵守纪律、乐于牺牲的美德，养成健全的体魄和团体精神，从而使教育直接与兴邦联系起来，富国强兵。
生来身体“孱弱”的叶圣陶，在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读书时受到严格的“军国民教育”，养成了“吃苦耐劳”和“坚持不懈”的意志。章伯寅宣传“体格健全，筋肉发达”之重要性，声称“没有健全的体格，决不会产生优秀的文化”，“筋肉是意志的器官，品性不过是筋肉的习惯”。为了练就健全的体格，叶圣陶迷上了“体育”。顾颉刚谈起叶圣陶在学校里练习爬竿的情景时说：“每观其缘附竹竿达凉棚颠，若猱升木，恒有愧弗如。”
高等小学“军国民教育”的科目主要是“体操”和“远足”。体操练的是徒手操和器械操。“徒手操”就是一般的体操。“器械操”用木哑铃、铁哑铃、棍棒、长杆双木球（双木球装在棒的两端）之类的器械进行操练。“远足”仅限于虎丘、东山、西山等景区。中学第一年的体操也是徒手操和器械操，第二年上“兵操”，每人一支一响后膛枪，一条皮带，皮带上附有两个子弹匣，一把刺刀挂在左边。春秋两季的远足第一年在苏州府境内，第二年去了常州，第三年去了无锡，第四年去了南京，第五年去了杭州。一路上完全是正规军队的模样，有“军法部”，“一队有队长，一小队又有小队长。步伐听军号，归队、散队听军号，吃饭听军号，早起、夜眠听军号……旅行中不但掮枪、束子弹带，还要向军营借了粮食袋和水瓶来使用。粮食装挂在左腰间，水瓶挂在右腰间，里面当然充满了内容物。这就颇有点累赘了，然而我们都欢喜这样的装束，恨不得在背上再加一个背包。其时枪也擦得特别干净，枪管乌乌的，枪柄上不留一点污迹……”顾颉刚回忆说：“远足旅游时，圣陶唱行军歌鼓舞士气：‘哥哥手巾好作旗，弟弟竹竿好作马，邻家兄弟拿枪来，去到山中演兵马。山中处处下大雪，路上无人飞鸟绝，北风吹面似尖刀，黑衣变成白衣色。我等不怕死，哪怕风与雪。山中喇叭呜呜吹，山下人家出门看。山下人家你莫惊，我等不是外国兵，也非山中有盗贼，乃是学生放假来演兵。将来替你打胜仗，保我四万万人民都安宁！四万万人民享太平！’”这是孩童“裁巾为旗，削竹为刀”，模仿革命军驰骋疆场时唱的歌，叶圣陶以此来激励同学们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志。叶圣陶晚年回忆起中学时代的远足旅行时，说他还唱过《中国男儿》和《童子军》。当唱到“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中国男儿》），“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童子军》）时，“真觉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远足不仅是“军国民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科目，有益于造就精神、健全体魄、改变气质，而且还是革新教育的一大举措，这种“读书”与“走路”相结合的乐趣是在狭窄的教室里绝对想象不到的。“远足”途中，适逢风和日暖、天澹远、山静穆的时候，学生们可以无拘无束、心安意得地去餍饫自然界的风情；遇到风雨雷暴，学生们可以用自己的精神和体魄与之抗争，感受自然界的雄浑以及胜利者豪迈的喜悦。史地教师对于经过的名胜古迹有详细的说明；理科教师伴学生们采集动植物作标本；国文教师命题作游记；图画教师要大家写生作画，这种“灵活的教学”既加深了各科之间的联系，又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谊。
1910年，我国近代革命的先驱者、同盟会在江苏省的负责人、著名教育家袁希洛出任草桥中学第四任监督（校长）。袁希洛留学日本，他信奉“师不严则道不尊”的古训，推崇“武功”和“实践”，他的名言是“微小的实践远胜于空谈”。他抨击“放逸”，认为我国流于放逸，故国民身体衰弱，精神委顿，办事敷衍苟且；进而提倡“筋骨坚强、精神奋发”说，宣传“上课钟当为醒世钟，操场当视为战场，学生当自认为军人”的“新思想”，强化“军国民教育”。学生赵孟轺回忆说：“（袁希洛）先生留学日本，隶同盟会，精神饱满，办事果敢。夏日，同学畏操，先生恒在烈日中陪立一小时，行动身先作则，校风为之一变。”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回忆说：“庚戌辛亥间吾校之监督为袁俶畬先生希洛，宝山人，学于日本，加入同盟会。归，以假辫发缀瓜皮帽上，无客即光头。先生欲学生从军劳作，辟地种菜蔬，或以天热联名请罢，先生怒，脱冠立赤日中。同学为之感动，遂锄地。先生欲以我辈为革命干部，假提倡体育为名，向抚署请领枪枝实习，程抚德全（苏州巡抚）允之，遂排队至军械局，领前膛枪约百枝，学生数目倍于枪，一枪两人共之。自是以后，体育教师邵阳魏旭东先生廷晖日率学生至王废基操练。”叶圣陶1911年5月17日的日记中记：清晨到盘门南园“操野战”。5月23日记：傍晚“至王废基操野战”。6月13日记：“于雨中演习战攻”，“是时雨甚大，衣尽湿”。7月1日记：“晚膳后再至王废基，盖此地实为我校诸同学游息所也。时适营中点名，军号吹‘哀达来’，此谱为最雄壮而又优美者，鼓声和其节奏，实无异听仙乐矣。”清末，王废基成了兵营的校场，有军营和马厩，军号呜呜，马蹄声脆，令叶圣陶为之神往。
魏旭东“军界出身”，精通武术，擅长单杠和骑术，“苏州人几乎全都知道他，课程中有兵操的学校都请他，大伙儿称他‘魏教习’”，辛亥革命时曾任苏州商团总司令。叶圣陶在日记中多次写到这位魏老师率领他们“冲锋”“野战”“破城”。军训的阵线常常从王废基延伸到郊野或丛冢间，顾颉刚回忆说：“（王）伯祥以为苦，常避不往，予与圣陶不避也。”叶圣陶1924写的散文《两串人》中谈到中学时代的军国民教育时说：“回想从前掮过几年的枪，什么散兵线和野战等都操练过，靶子也打过，这真是切实的根基。”又说“轻快的枪杆背在肩上，耳闻凄清的军号声，使我悠然神往了”。
在袁希洛的感召下，草桥中学的纪律极为严明。1910年秋，学校组织旅行到南京旅行，参观南洋劝业会，刚到会场正门时忽然来了一阵粗大的急雨，叶圣陶在《掮枪的生活》一文中说：
我们好像没有这回事一般，立停，成双行向左转，报数，搭枪架，然后散开，到各个馆去参观。明天《会场日报》刊登特别记载：
某某中学到来参观，完全是军队模样，遇到阵雨，队伍绝不散乱，学生个个精神百倍，如是云云。我们都珍重这一则新闻纪事，认为是这一次旅行的荣誉。
同学赵孟轺在日记中写到，因纪律严明，他们受到江苏谘议局副议长兼江南高等学堂监督蒋季和太史的热情款待，江宁提学使还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本“法帖”，以示表彰。
无论是“精神百倍”，“完全是军队模样”，还是谘议局副议长的“款待”和“提学使”的嘉奖，都彰显了草桥中学严明的校风。中学时代，叶圣陶穿操衣，扎绷腿，军训时不避苦，课余和同学翻单杠、踢足球、练习骑马。他在散文《回过头来》中写到踢足球时如何奔跑和抢球；在散文《骑马》中记叙在野外骑马时控纵驰骋的快乐，策马“小走”的欣愉。为了壮胆，叶圣陶还和顾颉刚一同到清末刑场“踏血而行”，观“悬绞桩上”之死囚，看“身首异处”的“盗魁之尸”，有时还特地赶到刑场看“刀下头落”之“决囚”。
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并未能使国家“振衰而起弱”。但那“颇带一些浪漫意味”的“掮枪生活”，却使那一代青年学子们的身心“得到一些润泽”，夯实了爱国思想，以及律己极严的“服从”意识、敢于拼搏的雄武之气和“不存私利”的团结精神。叶圣陶在日记中经常写到国内大事。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叶圣陶有过立志“从军”、持枪驰骋沙场的志向，有过与列强帝国“背城一战”的冲动，这些也可以看作是“军国民教育”的成效。
三 “放社”与《课馀丽泽》
在我国，结社风气的渊源是很古远的，可说是“亘古称盛，于清末民初为烈”。结社是以文会友，其目的是择友会文，讲究制艺，揣摩风气，讨论如何赋诗作文，以便将来厕身仕途。清朝末年，社会急剧动荡，革命火焰到处蔓延，“结社”成了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鼓吹“维新”“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苏州和上海原本就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活动的中心，各种社团竞相成立。叶圣陶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于1908年春在草桥中学组织了诗社，取名放社，这明显是受到白居易《放言》诗的启发，意在放言高歌，抒发自己的志向。顾颉刚在《〈隔膜〉序》中说：
他（叶圣陶）比我早进一年中学。我进中学时，他正是刻图章、写篆字最有兴味的当儿。记得那时看见他手里拿的一把大折扇，扇上写满了许多小小的篆字，我看了他匀净工整的字，觉得很是羡慕。后来他极喜欢作诗。当时同学里差不多没有一个会作诗的，他屡屡教导我们，于是中学里就结合了一个诗会，叫作“放社”。但别的人想象表出，总不能像他那般的深细，作出来的东西总是直率得很，所以我们甘心推他作盟主。
所谓“盟主”，就是“召集人”“带头人”。叶圣陶经常和王伯祥、顾颉刚在一起吟诗、联诗、填词、嵌字、对对子。
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说：
（1908年）予亦入中学。是时王君伯祥喜与予及圣陶近，结社作诗钟，或嵌字，或咏物，恒三数日轮出一题。圣陶以好饮，自署“醉泥”。社中惟此三人，所作推圣陶最工。又相约急就章，欲驰骛于隶草之间，亦以圣陶为神似……是时予有所恋，而社交未公开，无由自达其意。圣陶能篆刻，曾倩刻三印，曰“隔花人远天涯近”，曰“想得人心越窄”，均《西厢记》语；曰“网得西施愁煞人”，尤《西堂赋》中语。印篆或遒劲，或蕴藉。时加摩挲，聊可自慰。至圣陶本身，则未闻其有此种烦闷也。
1911年，叶圣陶（右二）与同学顾颉刚（左二）、王伯祥（右一）、王彦龙（左一）参加社会党后攝
传统的中国文人推崇文法技术，作文章讲虚实字，作诗讲对偶，于是学作诗文便从使用虚实字和对对子入手。叶圣陶在私塾读书时就对“对对子”很感兴趣。他把“天对地”“云对风”“白马对黄牛”“皓月对长空”“登高山对望远海”之类的“对联大全”背得很熟；明清笔记小说中“点雨滴肩头”对“片云生足下”，“愿乘苍龙上天去”对“偶牵黄犬过街头”这一类“对对子”的趣闻也知道得很多；对苏州园林中那些表现了选字遣词高度艺术技巧的园联，如苏州网师园的“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燕燕莺莺，花花叶叶，乡乡暮暮朝朝”，苏州拙政园的“北院寺新成，有寒碧千层，远青一角；东君如旧识，正庭槐垂荫，梁燕将雏”等园联，也熟烂于心。他看得多，记得多，对起对子来自然敏捷工整。
叶圣陶回忆说，为了争奇斗胜，他们曾对过“拆字对”（如“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拗字对”（如“三塔寺前三座塔，五台山上五层台”）、“无情对”（如“木已半枯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喝酒作“诗钟”，也是一种高雅的消遣。诗钟名称不一，或称羊角对，或称雕玉双联，或称百衲琴，或称诗唱。古时文人雅士作诗钟，社规甚严。拈题时缀钱于缕，系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其声铿然，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放社作诗钟，没有文人雅士那么严的社规。“盟主”（叶圣陶）要社友作两句对子，七字句或十四字句，出题有种种花样，有“命题对”，如以“青蛙”或“雨伞”为题目作一对对子；有“嵌字对”，如以“小红”或“如意”嵌入上下句作一对对子。最难的是把不相干的字句嵌入上下句中作一对对子，例如上句嵌“天”，下句嵌“花”；上句嵌“初听起”，下句嵌“暖瓶”，把本来不搭界的字和词作成七字对或十四字对，难度很大。“盟主”点燃一支香，用以计时。这支香烧完了就要交卷，不合格的要罚酒。对对子和作诗钟，虽属雕虫小技，然以之瀹性灵，涤烦躁，亦不失为“艺苑之支流，尘海之逸轨”。对对子也最能显示中国文字的特征。能对对子才能分辨虚实字、平仄声。从所对对子的巧拙、华朴、雅俗中，可以看出读书之多寡、语汇之贫富，以及思想聪慧程度和审美情趣的高下。这种游戏既能练习作诗的基本功，又能激发同好求知好学的性情。社友各显其能，妙句出，意蕴生，优者雀喜，劣者苦醪，“巧对为欢幽寂破，低吟乘兴快诗成”。对对子若有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本领，诗一定写得很雅洁。
1909年11月，柳亚子、高旭、金山、陈去病等组织的南社在苏州正式成立。南社社员既是爱国志士，又是热情澎湃的革命诗人。他们不以投身革命为满足，还要从事文艺活动，以文艺为武器，呼唤“国魂”，汇聚革命力量，从而形成了“登高一呼，四山响应”的盛况。叶圣陶在《追念亚子先生》一诗中说：
南社风流弱岁倾，骚心侠骨柳先生。
中年謦欬获亲接，如饮醇醪仰老成。
曼殊平素春航艺，大笔颁挥耀报章。
多少民初同学辈，传抄告语兴如狂。
“柳先生”就是柳亚子；“曼殊”是苏曼殊，“平素”意为打破常规；“春航”是冯春航，是当年上海伶界最有名的旦角，柳亚子曾将当时沪苏两地名家称颂冯春航演艺的诗文和剧评汇编成《春航集》上下两册，由广益书局于1913年出版。叶圣陶倾慕柳亚子，也是“曼殊迷”，是冯春航的“粉丝”。苏曼殊写的言情小说《断鸿零雁记》在《太平洋报》上连载时，叶圣陶逐日抄录下来，装订成册，反复揣摩玩赏。叶圣陶盛赞冯春航新剧《血泪碑》的剧评就编在《看航集》（下册）中。
叶圣陶很钦敬苏曼殊的“平素”，把冯春航誉为“天上丽人”，但最感佩的还是柳亚子的“骚心侠骨”。
受到柳亚子及南社的影响，草桥中学同学纷纷要求加入放社。经过认真的筹组，1910年春，草桥中学放社正式成立。除王伯祥、顾颉刚、吴宾若之外，江应千、乔笙亚、章君畴、吴湖帆、张吉如、张禹琳、庞京周、蒋益生、程国任、周锦文、吴旭丹、冯葆和、徐伟士等同学也都成了放社的成员，大家仍推举叶圣陶为“盟主”。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帮以“中华男儿”自励，“誓将只手擎天空”的学子，在叶圣陶的带领下，经常举行社集，谈作文、作诗词、作画、刻印章、习字、吹箫；谈国内的“水灾”“兵荒”“暴动”，谈国外的“新事物”，谈民族前途。大家随心所欲，“畅谈无禁”，你争我辩，“往往至数小时”，这在今天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清朝末年，革命志士为了唤醒民众，鼓吹民族革命，争先办报。近代革命史上和新闻史上有“横三民”“竖三民”的佳话。“横三民”指的是《民权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竖三民”指的是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创刊于上海，于右任自任社长，范光启、王无生、庞青城等任主笔。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以主要篇幅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和残暴，并以不同的形式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8月2日，上海公共租界公廨应清政府之请逮捕了于右任。于右任在狱中致书同仁，宣称“宁死不停报馆”。但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摧残下，8月14日，《民呼日报》被迫停刊。9月，出狱不久的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吁日报》，主笔中多了朱葆康和景耀月，《民吁日报》秉承《民呼日报》的宗旨和风格，抨击腐败的清政府，为民呼吁。10月14日，清政府下令查封了发行仅43期的《民吁日报》。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联络宋教仁又创办了《民立报》，宣传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叶圣陶和放社同人受到于右任“宁死不停报馆”精神的感动，于1911年5月29日创办了年级小报《课馀》（后改报名为《课馀丽泽》）。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晨到校绝早，书玉忽提倡组织一种专讲科学之印刷物，以发行于校中。余遂取名曰《课馀》，因作发刊词一首，其他撰稿者则笙亚、书玉、藩室也，而怀兰专任图画。至课毕时共出四张，又画二张。以后则每日两张而画一张也。诸同学皆出纸，定阅几遍全堂。不过如此做来人有益，而己则苦矣，归家时已六句钟。
这里所说的“全堂”指全校，“定阅几遍全堂”，可见其影响之大。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介绍说：
在中学时，各级均办报。圣陶主五年级，报名《课馀》，予主四年级，名《学艺》。报皆钢笔版油印，同学分任缮写。中有论说、翻译、诗文、图画诸栏，惟图画用真笔版印。今国画家吴湖帆君，即常为报中作画者也。时张聿光在上海《时事新报》作漫画，能表见其才气，湖帆效之，署名“韦光”书草宛若“聿光”字。而圣陶学李叔同魏碑体亦特肖。是时苏曼殊发表《断鸿零雁记》于《太平洋报》，南社诸人若宁太一、景耀月、姚鹓雏、柳亚子常发表诗文于《民立报》，圣陶恒抄录集之，以是所作最有时下风。中学英文读《莎氏乐府本事》及伊尔文《见闻杂记》，圣陶恒以吾国古体译其中诗词，载于《课余》，盖亦仿曼殊之《文学因缘》焉。
“丽泽”，源于《易·兑》，“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王弼注：“丽犹连也。”“兑”，喜悦。意谓两个沼泽相连滋润万物，所以万物皆悦。叶圣陶用“丽泽”作报名，彰显“相连”的情谊，激励自己和同学们相亲相爱，互相切磋，砥砺学问，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课馀丽泽》丰富了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弘扬了群德。作为主编，叶圣陶不仅组稿，为专栏写诗、写诗话、写理学和哲学方面的论文，还担任“印刷人”负责印刷。这里抄录叶圣陶6月3日和4日的两则日记：
6月3日 午后课毕时预备后日出版之《课馀》，以后日为“课馀”下加“丽泽”两字之第一日，故格外多出约十馀页，各科学无不有，且有征文之题目三，其中余所出者一为《佛教为中国教议》，其外余有哲学一则，曰《心学与人类之关系》。令时、笙亚两人伏案勤写，写毕余为印刷人，至夜膳而归，共印好六张，盖尚小半也。归后作诗话几则，以备登于文学一门中。
6月4日 晨起走至校中，盖以《课馀丽泽》事，故亦不管星期日也。既而令时、笙亚俱来，于是彼两人写，余则待之，写好而印，至晚始完，共有十六张。复以各页，依次配成诸份，及完工归家已灯火灿然矣。
叶圣陶在《杂谈我的写作》一文中说：“升到五年级（前清中学五年毕业）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发起一种《课馀丽泽》，自己作稿，自己写钢板，自己印发，每期二张或三张，犹如现在的壁报；我常常写一些短论或杂稿，这算是发表文章的开始。”这也能看出《课馀丽泽》在他的成长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四 文学的“兴趣”和“尝试”
在我国小说史上，晚清是小说最繁荣的时代，仅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的“文学类”中，截至宣统三年，所收的翻译小说就将近四百种，创作的约一百二十种。造成小说空前繁荣的局面原因有三个，一是印刷事业的发达。二是梁启超“小说为文学之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宏论，让智识阶级认识到了小说与“改良群治”（政治）和“新民”（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三是清室的无能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促使有识之士写小说以事抨击，提倡维新与爱国。鲁迅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鲁迅1902年3月去日本留学，1903年开始翻译活动。他最初是编译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从日文转译法国雨果的短篇《哀尘》和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等，在热心从事翻译外国文学的同时，提出了一些译学见解，成为清末文学理论拓荒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曾经将“异域文术新宗”“始入华土”的年代界定在1909年。这年3月，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及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7月，《域外小说集》第二集由友人蒋抑巵出资代垫印行，出书后在上海蒋家开设的广兴隆绸缎庄代售。鲁迅是真正意义上的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个人。叶圣陶说他也读过《域外小说集》，可看得较多的还是英文小说。他在开明版《〈叶圣陶选集〉自序》中回顾创作的历程时说：
我写小说，并没有师承，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自己瞎摸。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读了些英文的文学作品，英文没有读通，连浅近的文法都没有搞清楚，可是文学的兴趣起来了。这是意外的收获。当然，看些翻译作品也有关系。
这里所说的“英文”，指的是他中学时代学英文时读的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见闻录》（又译《拊掌录》《见闻杂记》《见闻札记》）是华盛顿·欧文的代表作，包括小说、散文、杂感等共三十余篇，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和富于幻想的浪漫色彩描写了英美两国古老的风情及善良纯朴的旧式人物。叶圣陶最喜欢欧文的《妻》《睡洞》《睡谷》《耶稣圣节》《圣节夜宴》《记惠斯夕景》《耶稣生日日》《记惠斯敏司德大寺》。他说：“华盛顿·欧文的文趣（现在想来就是‘风格’了）很打动了我。我曾经这样想过，若用这种文趣写文字，那多么好呢！这以前，我也看过些旧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曾经看过好几遍；但只是对于故事发生兴趣而已，并不觉得写作方面有什么好处。”又说：“作小说的兴趣可以说因中学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那种诗味的描写，谐趣的风格，似乎不曾在读过的一些中国文学里接触过；因此我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民国）三年或四年，我的小学教师的位置被人挤掉，在家里闲了半年。其时上海有一种杂志叫《礼拜六》，销行很广，我就作了小说去投稿，共有十几篇，每篇都被刊用。第一篇叫作《穷愁》，描写一个穷苦的卖烧饼孩子，有意摹仿华盛顿欧文的笔趣；以后几篇也如此……这是我卖稿的开始。”
中学毕业后，叶圣陶曾经请过一位英文老师帮助补习英文，用的课本是古德斯密（今译哥尔斯密）的《威克斐牧师传》（又译《姊妹花》《双鸳侣》）。《威克斐牧师传》以对话之幽默及心理描写的入神见长，深得我国文学青年的青睐。叶圣陶翻译小说看得也很多。林琴南翻译的《迦茵小传》（哈葛德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著）、《块肉余生述》（迭更司著）、《撤克逊劫后英雄略》（司各特著）、《吟边燕语》（兰姆著）、《离恨天》（森彼得著）等所谓的“名著”，他读了还不止一遍。他回忆说：“翻译作品，在我青年的时代看起来，简直在经史百家以外另有一种境界。我羡慕那种境界，常常想，如果表现得出那种境界，多么好。现在想起来，短篇小说这一类东西，我国绝对没有固然不能说，但是严格地说，确是我国向来没有的，因而叫我感觉新鲜。感觉新鲜，愿意试一试，那是青年们通常的心情。南方的青年冬天跑到北京，看见许多青年都在北海溜冰，不是急于要搞一双溜冰鞋，也去试一试吗？”
“欧美小说”在叶圣陶的小说创作中起了示范的作用。他早期的文言小说生活气息浓厚，注重田园风情和自然景观的描绘，文笔朴质轻灵，幽默而凄切，这些方面得益于翻译小说的润泽。至于“文学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等全新的观念的确立，也得益于“域外”文学的滋润。草桥中学堂毕业后他扩充放社，辛亥革命期间写诗歌“思念英雄”、写论文呼吁“革心”，以至在1919年初加入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得益于“欧美小说”的启蒙。
五 “存古学堂”的诱惑
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文化的同时，叶圣陶又热切地企盼“古学之再昌”。他的这种“二重心态”，同样也镌刻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
晚清末年，与“变革维新”相对峙的是“保存国粹”。这“保存国粹”又派生出两大支脉。一是封建复古派王先谦、叶德辉、毛庆藩诸人的“复古运动”，二是一班“新青年”的“保存国粹”运动，其领袖人物是邓实（秋枚）、黄节（晦闻）、刘光汉、柳亚子、陈去病、蔡哲夫、高万吹等。他们看到中国受外力的压逼，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于是倾向颂扬固有文化，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创办“藏书楼”，出版《学报》和“国学丛书”，保存国粹，提倡国学，借学术来鼓吹种族革命并引起民族的自信心。在他们看来，文化之隆替与民族之存亡，关系极为密切。文化发达，则民族随之强大；文化衰颓，则民族亦随之卑微；文化彻底崩溃，则那民族的末日也就来临了。“立国之真”，在“术艺施之当也，国学沦亡，于国何有？”要拯救“块肉余生”的中国，必须联袂奋起，立社讲肄，从复兴民族文化做起。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欢迎科学，却又极力推举中国的“文明”，在《三民主义》里就曾讲过很多称颂中国古文化的话。由此可见，清末一班新青年“假复古之事业，以寄革命之精神”的“保存国粹”运动，既是针对废除科举制度后出现的“古书无用论”的一种“反拨”，也有着“诗书救衰”的良苦用心。
苏州本是文化中心，旧书版刻最多。它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虽遭浩劫，但遗留下来的旧书版刻也还不少。可自从1906年废除科举设立学校以后，有人误认为旧书本再也用不着了，旧书肆的生意一天清淡一天，观前街的书铺子一个个由旧转新，洋装本代替了线装本，就连专售佛经善书的玛瑙经房也经营起教科书和新小说了。“新学后生”以吞剥欧西日本文句相夸耀，汉文彩章，扫地无余，“妄人或抱欧语规则以谈汉文，或欲自灭旧文而用新语，谬话丛兴”，有识之士“哀群言之秽荒，痛夏声之将坠”，于是“保存国粹”的呼声四起。
和同时期所有的急进青年一样，叶圣陶热切地希望能认识新的事物，他如醉如痴地阅读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梁启超自称“中国之新民”，在《新民说》中指出中国旧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公德、合群、毅力、尚武等许多“美德”；甚至说到中国人缺乏私德，极力推崇西方文明而排斥中国固有文明，其“激情”和“主义”让叶圣陶为之心动。而受到“保存国粹”呼声的吸引，叶圣陶又钟情于邓实（秋枚）、黄节（晦闻）等主编的《国粹丛编》，以及沈太侔所编的《国学萃编》。《国粹丛编》创刊于1907年，以重刊佚逸禁毁者为主，其中就有反元反清先烈谢皋羽、郑思肖、张煌言、张家玉的佚著。《国学萃编》汇集了陈衍、孙雄、昌广生等人至可宝贵的作品，以及古人湮没不传的著作。叶圣陶从《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国学萃编》中既得到学问的指导，又知晓了“古学复兴”“以复古为解放”之意义，对“传统”和“国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觉得罗振玉的“学术并无新旧之分”以及王国维的“学术不分新旧、中西、有用无用”的理论不无道理。
1909年春，江苏踵湖北之后，由毛庆藩和朱之榛在苏州创办存古学堂。存古学堂属书院性质，学科仅史学、经学、词章学三种，目的是“以存国粹，而造通才”，“毕业可照高等学堂请奖”（《江苏奏设存古学堂摺》），可得科举时代进士之称。据顾颉刚《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学堂“聘曹叔彦元弼为经学主教，叶鞠裳昌炽为史学主教，邹咏春福保为文学主教，三君者皆翰林也。另聘诸生之有学者为助教，孙先生为经学助教，沈绥成孔修为史学助教”。孙先生即孙伯南（1868—1934），字宗弼，是叶圣陶的表兄。他和沈绥成都是草桥中学的国文教师，“圣陶”这个号就是沈绥成给起的。关于孙伯南，赵孟轺在《拙斋纪年》中是这样介绍的：
先生精治经学，博通说文，所作篆浑厚古朴，一如其人。曾随吴郁生蔚若、江标建霞、叶昌炽鞠裳、王同愈胜之四学政观风四川、湖南、甘肃、湖北，襄助阅卷，见闻至广，造诣至深，所授课文大都选之史汉，薄桐城、阳湖派文章而认为不屑读，致我辈眼高手低，取舍从严，下笔力求简敛而未能，辞艰意涩，失之开展。先生赋性真挚，胸无城府，对同学无不爱，同学以其易与也，辄揶揄之、激之使怒，引为趣乐，先生亦不以为忤，逍遥嗜饮，嘻笑自若，而实深于世故。晚岁奉佛，人有所求，力能及无不应。某年除夕，偶闻邻人刮米缸底作声，素谂其贪，知其米之罄也，急为籴米数斗，暗饬栈司担去，邻人讶之，初不知付款者为谁，担米者为肖其状貌，知为先生，其济施之不欲人知者类如此。
孙伯南在草桥中学执教时，运用评弹艺人术语讲解国文，绘形绘色。课后带学生到园林观摩楹联，边读边讲解；到护龙街逛旧书店，敦促学生涉猎群书；还到庙堂寺院搜访断碑残碣。他治经学及小篆，深谙金石，精于书法，深受学生爱戴。孙伯南辞去草桥中学教席之后，叶圣陶、顾颉刚、王伯祥等人仰慕其学问，出自“经师易得，人师难逢”的心理，常至其卧室中听谈学术掌故，不忍与离。孙伯南就推荐他们报考存古学堂，考题是《尚书·尧典》上的。据顾颉刚《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叶圣陶自我感觉挺好，“惟此校所收，大抵皆三四十岁已有功名人，无十余龄之童子，榜发皆不取。我辈向往心动，常至彼校，继续听孙先生谈。校在沧浪亭可园，沧浪亭及南园一带遂常印予等足迹矣”。在孙伯南等名家的影响下，叶圣陶和顾颉刚、王伯祥读古书、写篆文、治经学的热情经久不衰。顾颉刚回忆说：
幼年豪兴，常欲集诸秘籍为一书，上攀汲古，下承铁华，而苦无其财力，时肄业草桥中学，则集同学者油印《学艺丛刊》，按日书数叶……
《学艺丛刊》是顾颉刚在草桥中学读书期间主编的年级小报。“汲古”，指汲古阁，明末毛晋的藏书楼。毛晋，江苏常熟八，性好聚书，湖州书舶云集于门，有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积书至八万四千余册。毛晋亦爱好抄书，所藏钞本最精，世称“毛钞”。嘉庆庚申黄士礼刊《汲古阁秘本书目》，载毛氏钞本一百七十种，传刻钞写古书，流布天下。“铁华”，指清光绪年间蒋凤藻刻行的《铁华馆丛书》，共六种四十五卷，此丛书所收多据善本镌刻。蒋风藻字香生，江苏长洲人，当过福建知府。明季以来，江浙藏书家之多，为天下冠。近三百年间，中国学术文化，重心便在太湖流域。叶圣陶、顾颉刚、王伯祥立志向“藏书家”学习，博览并搜集“秘籍”。他们逛书肆，访书贩，把零花钱、压岁钱统统用来买书，“贪多务得，泛滥无归”，并把寻觅得来的《艺海一勺》和《龚自珍读书诀》等“秘籍”，“按日书数叶”，在《学艺丛刊》上刊出，分发给同好玩赏，借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学艺丛刊》刊布的“秘籍”大多由叶圣陶作序跋。岁月迁流，《学艺丛刊》已经散失了。叶圣陶为《学艺丛刊》撰写的序跋仅找到一篇《〈艺兰要诀〉跋》，这是一份很珍贵的史料，特抄录于下：
春间购兰一握植诸盆。尚含蕊焉。色绿而苞明。复十数日且花矣。会结伴泛西子湖。亦六七日。短桨轻打。一舟容与。辄念家中兰。此时当幽香盈屋。及归。乃大不然。六七日前之荣荣窗下者。竟同秋后草。花未开而先萎矣。噫。可惜矣。走访颉刚。则出《艺兰要诀》曰。戚属吴公 著也。披阅之。乃恍然悟。盖艺兰固有其方。而余兰之萎。实由于余之未得之也。夫兰之所产。非山隈岩角乎。其生也以天。其萎也以天。天道一岁而往复。兰亦一岁一荣枯。然卒未闻兰有枯而不复荣之一岁。盖不生于他处。而自然生于山岩。则兰之性必宜乎此矣。今乃欲以宜乎山岩之性。而强之亦宜乎盆盎。则非顺其初性不可。所谓顺之者。即所谓艺兰之方。使地易而性仍。其发为荣者。亦必复所旧有。则欲求见兰于盆盎之道。固非未谙于方者。所可言也。以余之不知治兰。乃生春间兰萎之感。同余之怀者几人。以此篇砭之也可。辛亥八月望叶绍钧识。
《〈艺兰要诀〉跋》文字精练雅洁，洋溢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念起来朗朗上口，颇有散文诗的韵味。可见叶圣陶中学时代诗文的功力就比较厚实，求知欲旺盛，兴趣广泛，思想活跃。
六 “天才”缘自勤奋
叶圣陶在草桥中学度过的五年，是勤奋学习的五年。他涉猎面极广，文学、理学、哲学、金石、篆刻、绘画、音乐、戏剧，无一不爱，所爱必学。这五年，又是积极参与社会大变革的五年，他对“兴办学校”“放足”“造铁路”“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等“革新浪潮”均极为关注。经过历练，他增加了学识，拓宽了视野，并为茁壮成长扎下了蔓延广远的根荄。就学习而言，叶圣陶在中学时代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眼勤、手勤、笔勤、脑勤，学习的兴趣极为浓厚。叶圣陶早年有个笔名叫“宏愿士”，第一个“宏愿”是要努力“读尽天下书”。据辛亥革命后的日记记载，他课余博览的书籍有《美国大家文选》、《伟大的作者》（ Great Author）、《湖畔淑女》（ Lady of the lake）、《旁观者》（Spectator）、《哲学论纲》、《希腊三大哲学家学说》、《佛学剩言》、《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吴梅村诗集》、《仁学》等“杂著”，真可谓立足本土，放眼域外，从中外文学和理学名著中汲取营养。
叶圣陶因为关注现实，报刊阅读得也很勤。他的日记记录的报刊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天铎报》《时事新报》《民报》《字林西报》《教育杂志》《民立报》《时报》《民国报》《大汉报》《社会报》《新闻报》等，他从中广泛汲取政治、经济、史地、文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新知识。
无论读书还是阅读报刊，叶圣陶总讲求“活读”和“务实”。他说“读书忌死读”，死读书，尤其是古书，读得越多，思想越陈腐，脑子越僵化。但读书又一定要认真，“苟仅如浮云过眼，何以得其真意”。他喜欢分两步走，先是“初读”，然后“再读”。“初读”，就是“快读”“粗读”，“仅览大意”，其目的主要在于淘汰和选择；对于值得“再读”的书，则一字一句不放松，咬文嚼字求甚解，“详经之书而详考之”，做到“意义尽悟”，熟记于心，他还写成杂感短札，与友人“互相调看”，函商面析，不厌其烦。叶圣陶一再告诫自己：“不必存猛进之心，惟计日而进，量力而读。”阅读过的不妨复读，圈点过的不妨重点读，“毋畏买书，毋畏参考，毋畏巨帙，毋畏新书而不加圈点，毋畏臆想而不登笔记，久而久之，自与神化”。对于那些优美的诗文，他不仅“讽诵”，出声诵读，还认认真真地抄录或翻译下来，欣赏品味。他翻译过华盛顿·欧文、古德斯密，以及拜伦的诗文，抄录过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惨世界》，姚鹓雏的《恨海孤舟》，陆秋心翻译的历史小说《葡萄劫》（叙述希腊志士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揭竿起义光复故土的故事），老谈的戏剧《亡国奴传奇》，杨笃生鼓吹“社会主义”的长篇通讯《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等等。叶圣陶特重“抄书”，几乎每天都要抄录一些他所喜爱的诗文，且看他1911年7月的部分日记：
7月6日 晨起抄《天铎报》中所载之《铁罗汉宝相》。报盖前日向陆氏所借来者也。其中详述技击之法，甚为有用，故余抄之，亦兼以习字也。抄至饭时仅写二千馀字。天热甚，头部殊觉昏昏焉……
7月7日 饭后阅大人昨日携归之《民立报》，至晚间抄报上之《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盖前日未完而续出者也。抄完其一日之所登，则仍为未完，乃更抄《铁罗汉宝相》，抄了二千馀字而卧。
7月8日 晨起即抄《铁罗汉宝相》二张，又以前抄之《半兰旧庐诗》字迹潦草，入目不爽，乃重抄之。细细用心一笔不苟，自十句钟至下午五句钟仅抄了五页，然力疲矣。乃思有以憇养此心力，则出笛而吹之，不吹笛已多日矣，调子颇觉生涩，理盖然也。既而大人持《民立报》归，乃即读报。夜间将昨夜在床上思得之一律誊之题，即以首句之首二字《未必》为题。
7月17日 晨作《西湖游后缺憾诗》一首，系未得观雨湖之意，亦以誊之稿中。乃抄《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至饭时共写八页，则此篇抄完。饭后抄《半兰诗》页半，读文法两页。
7月19日 晨起身后，抄《半兰诗》三页……大人归，持《民立报》授我，乃细细阅之。其杂录栏中有《亡国奴传奇》之登载，为波兰之故事，想其中必有趣味，因于夜间抄之，而以后则每日抄其每日所载出者。
叶圣陶就是这样勤奋好学，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中学五年，他在课余抄录的诗文多得难以计算，最多的一天抄诗多达七十五首。孙伯南到存古学堂执教后，接替他讲授国文是著名的南社诗人胡石予。胡石予（1868—1938），名蕴，字介生。江苏昆山市蓬阆镇人，南社耆宿之一，擅古文辞，善画梅，又治诗章，著有《半兰旧庐诗集》《诗学大义》和《画梅赘语》等，是清末民初江南四大儒之一（余三位为国学大师唐文治、南社耆宿高吹万，诗人钱名山）。
叶圣陶对胡石予崇拜极了，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有关胡先生的论述和教导：
1910年12月22日 今日胡先生讲朱酉生作《吴中风俗利病记》，言及今之婚丧庆吊以及育子生男皆有酬应，且极其奢华。在富者为之固无碍，而家道稍差者为之牵制矣，盖不如是恐为人看不起也，遂致借债以办事。其弊可谓烈矣。救之之法，须富而显者为之提倡，专以俭约为主，使家道稍差者见之，以为彼且如是，我当更省。则民力可苏而财用稍裕矣。此言殊当。
1911年2月27日 胡先生言：“英雄有多种，有逍遥尘纲之外不肯一进藩笼者；有愿进牢笼以得一舒其志，作枉尺直寻之想者。”然一则心虽高蹈，终属无补；一则稍负瑕疵，其实有益于世。推而进之，则不受笼络，未尝不可施为。竖起脊梁，振作血性，转移也，改革也，何事不可为，只在我耳。此则非所大英雄乎？
1911年10月25日 胡先生上课时讲及读书，谓读书之味无穷，在各人之识见境地而得其各殊之进步。或竟一人而专读一书，少年时之领悟如是，中年而更读之，其会意异于少年时矣，老年而更读之，则又异。而其领悟，其会意，皆进步也。欲练身救世者，读书一层可不亟亟乎哉！
1912年1月28日 （毕业式）胡先生演说。其说甚长，而主要则在“习劳崇俭”四字，谆谆然谓“君等不可一日忘此四字也”。
以上所引，“挂一漏万”，叶圣陶在治学、做人、处世等方面受胡先生影响甚深。他觉得胡先生的诗萧散冲和、质而不华，神似陆放翁，就经常借回来抄录。1911年5月5日记：“第一课国文，胡先生将游杭所得诗印出，发与各人。诗甚多，且都得西湖之奇景幽致，实足为湖山生色。因自愧，余游之粗暴，不能得景外景，歪诗十馀首，自惭形秽矣。”11月6日记：“晨间方起身而颉刚来，出胡先生诗稿授余，盖君昨日假自先生者也，略谈数语即去。因读先生诗，见其近作《秋风诗》十六首，详志近事，低徊咏叹，弥多趣致。既而亦成七律一首，志昨日之事，即誊之稿中。”12月9日记：胡先生来，“示余以《秋风诗》，盖自八月十九日武汉起义以来而至近日之纪事诗也。诗凡数十首，纪事弥详，尚未有尽数。每首皆有笺注，诚伟著也”。12月23日记：“昨向胡先生假得其《秋风诗》卷，即振笔抄之，终日而尽，凡六十首，兼有细注，故费时多也。”《秋风诗》堪称辛亥革命的史诗，自“辛亥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吹响“起义”的号角一直写到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囊括这前后八十一天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全诗共六十六首。因为“武昌起义”是在秋天，胡先生觉得以“秋风”来比喻这个振聋发聩的消息最为酣畅，所以这史诗就以“秋风”开篇，并以名其篇，第一首头二句为“秋风吹客汉高吟，江汉潮流发大音”。《秋风诗·自序》云，“秋风秋风，迅厉迅厉，振落枯槁，天地义气”，宣称写《秋风诗》是为了“叙事”和“言志”。叶圣陶秉烛达旦地“抄录”胡先生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写诗，像先生那样勤奋治学，也是为了追慕先生的“道德”，像先生那样秉承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任，忧国忧民。叶圣陶抄录胡先生的诗共有十数册，他在1983年为胡先生遗稿所作的“序言”中说：
清末肆业于苏州公立中学五年，受业于介生夫子者三年。所受科为国文，而七十余年间自省，受用者乃远越于国文。盖夫子崇德笃行，布衣疏食，其不言之教，当时门弟子莫不敬而慕之，且以律己。夫子耽吟咏，与南社诗人唱和，喜画梅，咏梅诗续出而不已，绍钧尝恭录之。
叶圣陶写这篇“序言”时已九十高龄。他在给胡先生后人的信中说：“我所以有这一天，离不开胡先生的亲切教诲，先生教我的学问，我用了七十年还未用完。”胡先生在诗中谈及叶圣陶借抄诗稿时写道：“吾门两生叶圣（圣陶）顾（诵坤——顾颉刚的学名），手钞吾诗乐不疲”（诵坤是），可见叶圣陶受他的影响之深。
草桥中学的同学都说叶圣陶是“天才”，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也这么说：
叶圣陶先生（绍钧）是我的老朋友，从私塾到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他是一个富于文艺天才的人，诗词篆刻无一不能；没有一件艺术用过苦功，但没有一件作品不饶于天趣。
“天才”缘于勤奋。叶圣陶的“无一不能”和“饶于天趣”，恰恰是他平时用“苦功”、多阅读、多摸索、多练习的结果。以篆刻为例，叶圣陶经常为同学和亲友刻图章，竣工后反复观摩，稍不合意就磨掉重刻，直到满意为止。最可贵的是他的“脑勤”，勤于思考分析，不断提升思辨能力和欣赏的眼光。浏览叶圣陶早年的日记，就不难发现日记中处处都有个“我”，凡事都有他“个人”的分析和评判，从不人云亦云，偏听偏见。请看叶圣陶的两则日记：
1911年6月2日 今日国文讲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篇中拘拘乎桐城派，奉姚鼐若神圣，殊为可厌。余以为，文苟有一先生之传流一宗派之门户，则亦八股之流。盖在心为志，出笔为文，志何如文何如，何必拟之摹之哉。余为此言，彼谨守宗派者，必且曰小子无知信口雌黄，甚且曰，未可以语文也。笑。
“在心为志，出笔为文”，援引黄遵宪的话说就是“我手写我口”。作为一个中学生能有这种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1911年6月5日 胡先生未来，袁先生代课讲法制，讲人民与臣民之分，云：“臣民者，服从人之民，而人民之权利有不能尽享者也。吾人三百年来，代代做臣民，故亦习惯而不以为怪，然大有弊在。苟一旦人瓜分我，而心中生一同一为臣民之心，则完矣。必心中有一必为人民之心，苟有不令我为人民者，我仇之，我杀之；我人苟有一人在，则必不令人臣民我，如是方无负为人之天职也。”此段余以为精论，故志之。
“袁先生”是校长袁希洛。前面说过，1906年春，叶绍钧进小学之前取号“秉臣”。升入中学后，他觉得“臣”字容易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统治人民的“君”，他不愿意做“皇帝”的“臣民”，改号为“圣陶”。袁校长的这段“精论”，正好用来阐释叶圣陶“改字”的原委。“臣民者，服从人之民”。“臣民”与“人民”的差异就在于“臣民”只有“服从”；而“人民”是独立的，是有思想和言行自由的。综观叶圣陶长长的一生，虽然官至“副部级”“正部级”“副国级”，但他始终都把自己定位为“人民”中的一员，是一个“编辑”，一个“教员”，从而成就了他的博学和人格。
（二）热爱大自然，喜欢“学术的旅行”。苏州园林称甲天下。叶圣陶可以说从能走路开始，就跟着长辈们到各处园林游玩。他在1983年7月写的《从〈扬州园林〉说起》中说：“苏州最好最著名的园林拙政园、沧浪亭、怡园、留园、网师园，几乎可以说每棵树、每道廊、每座假山、每个亭子我都背得出来。”园林设计者和工匠师的创造力，给叶圣陶以美的启迪。在草桥中学读书时，他总利用礼拜天和节假日约顾颉刚、王伯祥等好友结伴出游，沉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在写给王伯祥的诗中说：“忆从丁未始，草桥忝随肩。讲舍纵谈笑，书林恣流连。城西丘壑美，时时陟翠颠。五岁倏尔逝，小成颇欿然。”又说“想童时，常与窗侣嬉游，踪迹遍山径楼廊汀岸”。在《题颉刚兄手录辛癸贻我书十五通》中，他说：“幼岁同窗读，继之同校肄，共游玄妙观，徘徊旧书肆，共登西郭山，流连诸山翠，时与伯祥偕，三人盖同气。”在《题〈石湖棹歌百首〉稿本》中，他说：“因诵斯编忆幼年，嬉春爱上上坟船。石湖想象成沧海，柳坞桃村望若仙。中学时期三人行，石湖来去脚边程。桥头塔畔留珍忆，山色波光证友情。”石湖，距苏州城区十余里，是太湖的一个内湾。“一水溶溶似玉壶”，堪称江南绝境。“桃村”，即桃花坞，位于苏州城北，是明代画家唐伯虎建造的一座山野田园式的别墅。叶圣陶把距离苏州市区十里之遥的石湖说成是“寻常”的“脚边路”，游览的兴致之高可见一斑。
江南风光好，青山秀水，烟霞泉石，亭台楼阁，为全国之最。徜徉其间，既领略到山川风物之美，观赏到灿烂的文化，又能目睹田夫野叟的耕作或舟行之劳，接触民众的日事生活，谙知民间乡土风情。当他触景生情，有了好的思绪，就记在随身带的纸头上，回家后再写入日记或诗集中。学校组织的“远足”，途中游憩时，同学们或笑或歌，而叶圣陶则常常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把他在沿途获得的知识和感兴记下来。“远足”归来，他不顾旅途疲劳，篝灯泚笔，写诗、写游记。1911年4月21至25日，袁希洛率草桥中学师生远足杭州。行前，叶圣陶“以纸笔墨置悬囊，并附以日记，走一路，写一路”。顾颉刚介绍说：“游观数日间，圣陶得诗二十一首”，“于馆中时，每入夜，辄诣圣陶室中，展其所作，兴怀古迹，述语舟人，借以知湖上一斑”。回校后，叶圣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杭州旅行记》，送请胡石予先生批阅。胡先生看后题一诗于稿端，给予很高的评价：
忆游西湖将归时，已作异日再游思。此愿速酬亦未易，聊复长吟湖上诗。叶生手持旅行记，乞我染翰一题辞。二万余言皆记实，凡所经历无或遗。披览自首讫卷尾，倾我清茗八九卮。仿佛畅游复一度，藉慰两月之别离。兹游陈君（鸣鹤）惜未与，负负之呼固其宜。急急招之阅一过，勿谓画饼不充饥。山光水色宛在目，神游其际性自怡。还生此记向生笑，更有一语作用奇。待我渴思西湖日，再借此卷一读之。
同学章元善对叶圣陶的《杭州旅行记》的评语是：“联袂湖山石，风华正茂时。纪游随逸兴，评事聘才思。”叶圣陶作《杭州旅行记》时还不到十七岁，游踪所及不远，见西湖以为不二之胜景，因而尽情描写，给人以“得观绝胜”欣叹。从胡先生的题诗和章元善的评语中可以看到，叶圣陶敏捷的文思和出众的才华，得益于湖光山色的恩赐。“二万余言皆记实，凡所经历无或遗”，要是没有热恋大自然的“逸兴”是做不到的。
（三）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向师长、朋友及“明达之士”学习，不断探索为人和求学的真谛。叶圣陶从1910年11月2日开始记日记，他在《〈圣陶日记〉缘起》中说：
我之生也以甲午九月三十日，以迄昨日，十六周岁矣，而今日为十七岁之第一日。日来于百事之动静变迁，以及师长之朝训夕诲，每清晨卧思，若有所会，而未足云心得也；及下床一有他事，则强半忘之，虽于肠角搜索，亦难得矣。因思古来贤哲皆有日记，所以记每日所作所思所得种种。我于是效之而作日记，而非敢以贤哲自比也。以今日为十七岁之第一日，故即以今日始。且我过失孔多，己而察之，志之日记；己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记：则庶以求不贰过也。
“古来贤哲皆有日记”的话，大概源自北宋文学家苏辙。苏辙说过，“案头置一卷历，且昼之所为，暮夜必记之；不可记者，其事不可言，即不可为也”。大意是桌子上放着一卷历本，白天做的事，到了晚上，一定要记下；若是难记下的，那件事就是说不出的，也就是不该做的。可见叶圣陶记日记的初心，是为了“修身”，造就完美的人格。日记中记不下来的说不出，说不出的不该做；不敢去做“不该做”的，也就不会再犯同样的过失了，这就是叶圣陶所说的“以求不贰过也”！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来于百事之动静变迁，以及师长之朝训夕诲”。这两句话突出他对社会的关注，对师长的敬重。叶圣陶就是为了记述社会的“动静变迁”、铭记“师长之朝训夕诲”、让自己不会再犯同样的过失才记日记的，可见他的远大志向和谦恭好学。从1910年11月到1918年年底的八年间，叶圣陶写日记“成了习惯，就与刷牙漱口一样，一天不写是很不舒服”。后来他的日记间断了。自1937年抗战爆发之日起，叶圣陶又恢复了写日记的习惯，直到1988年1月他谢世的前一个月为止，五十年间，他的日记从未间断过。仅从叶圣陶中学时代的日记中，我们就能看到他善于学习、律己极严的品格，且看这几则日记：
1910年11月3日 伯南先生夜间来闲谈。彼说懒于酬应，心虽非傲人，终觉冷待于人，大是开罪于人处；说我亦深有此病，以后当戒之。又于无意中谈及今之人皆精明。彼说精明人最是不精明，此语殊深于阅历。
1911年1月25日 夜翻《芥子园画谱》，见其总论中《去俗》一则有语云：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彼论画也，而于行文亦大有用处。伯南先生深赞蒋企巩之文，虽有稚气，而有灵活之思多致之语。盖稚气可以学而弃之也，若一有滞气，出语笨重，终身无进矣。
1911年1月27日 阅《民立报》，见其“天声人语”中有语云：人但当爱惜光阴，不当叹息蹉跎，语颇有英雄气概，亦未之前闻，故志之。
1911年2月19日 笙亚曾云：“字无好恶之分，我无他深奥语以定之，然只要紧而不觉其狭窄，已是可观。”我闻其言以自观我之字，则远甚于其言也，姑志之。
1911年2月22日 在自习室读读本时，笙亚与书玉每于一句之未澈，一字之欠明，必多方讲解，至明白而后已；如遇一佳句，一工字则欣然鼓掌，反复诵之，彼诚得英文之趣矣。故进境为速也。若余才及展书，已有惰意，越惰越无趣，无趣乃无寸进也。
笙亚说我辈读古人之文，宜得其气，读英文何独不然。如未得其气，虽字眼多，文法熟，究不足与西洋大文家抗衡。彼迨阅历之言也。姑志之。
1911年2月27日 俗语有云：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何言之有味也。
日记中写到的“伯南先生”，即中学老师孙伯南；“笙亚”，即中学同学乔笙亚。叶圣陶把老师、同学及“明达之士”关于做人、作文、求学、处世的感悟和至理名言写在日记里，咀嚼涵泳，“为我所用”。他的座右铭是：“持无艰难之主义，今日解一难，明日解一难。”这“座右铭”是从与同学乔笙亚的“闲谈”中“釆撷”的。他在1911年9月9日的日记中说：
今日与笙亚闲谈，笙亚曰：“我辈求学，难事亦不过千数。今日解一难，明日解一难，非难事也；积数年而难事即消，归于无有，世间尚复有难事哉！若今日之所难明日又难之，今年之所难明年又难之，则实自弃耳，非事之难也。譬之理债，渐次偿还毫不觉也，一并偿还斯成巨数，而觉窒碍矣。”此言也，实学者之座右铭。余亦素持事无艰难之主义。然遇一事而觉难者，随处皆是。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可羞可耻可痛可恨！圣陶圣陶，勉之哉！
叶圣陶就是这样善于学习，不耻下问。他择其正，以规己之非，弃其虚，以立己之明，不断地修养人格，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时代的风雨中奋进。他在总结草桥中学的学习生活时说：“五岁倏尔逝，小成颇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