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幼年、私塾及小学时代

一 诞生及家庭教育

苏州古称吴县，春秋时代吴国曾建都于此。早在2000多年前，苏州已是南方的文化中心，享“东方威尼斯”的美誉。这里家家户户前门临街、后门傍水，园林名胜甲于天下，清雅明秀，风情万种，美丽的大自然和丰饶的人文环境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在苏州现当代杰出的文化名人中，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

叶圣陶本名绍钧，1894年10月28日诞生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

1906年春，进小学读书之前，按那时的习惯，叶绍钧取号“秉臣”。这个号是根据《诗经·小雅》中“秉国之均”那句话起的。这里的“均”就是“钧”，“秉国之均”大概是掌握治理国家的枢纽的意思；所以接下去的两句就说能辅助君主，能教化百姓。这样的人的身份当然是“臣”，“秉臣”这个号就是这样来的。给叶圣陶起这个号的是他的堂叔，名朝缙，字绶卿，是一位教书先生。升入中学后，叶绍钧觉得“臣”字容易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统治人民的“君”，他不愿意做“皇帝”的“臣民”，就在1909年改号为“圣陶”。给他起这个号的是一位姓沈的国文老师，名孔修，字绥成，古书念得很熟。他说“圣陶”出典是“圣人陶钧万物”。“陶钧”就是“制陶器的时候用来把泥团旋成陶坯的转盘。在‘圣人陶钧万物’这句话里，‘陶钧’当然作动词用，大约是塑造的意思，陶冶的意思，感化的意思”。后来，这个号渐渐地被人们所熟悉，知道“叶绍钧”的人反而不多了。

叶圣陶的出生地悬桥巷，如今位于苏州市区平江路，原本只是一条宽2米、长300米，一眼就能望到头的小巷，可这个看起来不怎么眼的小巷，却是名人荟萃之地。顾颉刚在1944年撰写的《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说：“圣陶幼年，与予同居悬桥巷。‘悬桥’者‘县桥’之讹。昔日长洲县署在玄妙观之北，今名旧学前，巷口有桥曰县桥，由县桥东行即是巷也。巷有闻人三，明之郑桐庵，清之黄荛圃、洪文卿。《孽海花》既隐洪文卿为金雯青，亦隐县桥巷为圆峤巷。荛圃之家今为潘氏家祠。圣陶幼时僦居潘祠之西。予家则在祠南，距河，涉板桥至，曰顾家花园。”

叶圣陶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味极浓的小巷，姑苏文化的沾濡浸润使得他从小就聪慧过人。科举考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卷面的字要写得工整，符合考官的口味，所以叶圣陶三岁就开始识字，写描红纸，到1900年进私塾时，识字已有三千左右，字也写得端正清秀。叶圣陶灵敏聪慧，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因而变得更加急切。

父亲叶钟济，字伯仁（1848—1919），职业是账房，为城内大儒巷一位姓吴的大户人家管收田租，月薪十二元，苏州称这种职业叫“知数”。苏州向来是官吏的出产地，清朝的状元苏州出得最多。苏州之所以繁荣，就是因为出了许多官僚。他们从外面搜刮了钱财，带回苏州，在安富尊荣、尽情享乐的同时，买地置产，役使乡下农民，而自为“有田之家”。正是因为江南的“有田之家”大都住在城里，所以又流行“江南无封建（地主）”的说法。“地主”把土地租给乡下的农民耕种，秋后择日开仓收租，规定“头限”“二限”“三限”三个“限期”，佃民按“限期”缴租，可适当减免租子，借以奖励本分和听话的佃民；如逾期不缴，地主则放舟下乡，强行收租。叶圣陶早年在日记中写到父亲去“大儒巷吴家”，就是到那位姓吴的地主家帮收田租。叶钟济为人笃实，仁慈可亲，口碑极佳。大户人家逢到婚嫁庆吊，也会请他去帮着管账，事后会领到赏钱。母亲朱氏（1865—1961）料理家务。叶圣陶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一文中介绍说：

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位续弦，生我的那一年，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四十七岁了。我生后第三年又生了妹妹，再过四年生了第二个妹妹（叶绍铭）。大妹妹十三岁时病故。

叶圣陶出生那年，叶钟济“四十七岁”，这在今天看来并不稀奇，可在当时真可谓“晚年得子”。“母亲三十岁”，她廿九岁结婚，第二年喜得贵子，这在今天看来很寻常，可在当时“廿九岁”就是“老姑娘”。这么晚才出阁也是个特例，并不是因为其貌不扬或性格上有什么欠缺，而是她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忍心让母亲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直到叶钟济答应把岳母娘请到家里来供养，她这才应了这门亲事。这么算起来，叶圣陶一家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仅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叶圣陶早年的日记中不仅有“冷月峭然袭衣襟”“重单不温”的描述，还有朝不保夕的忧虑。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1911年11月27日 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今年水患，农田收租减色，又且征军饷于田亩。我家所入定致不敷。就目前观之，竟将致不能举火。大人日夜忧叹，谓将冻饿及身也。小子听之亦无限惶恐。噫，质库无物，告贷无方，不知何以过此年也。始以为贫非真病，今知贫之足以抑人已。

可叶家的祖上才叫阔。叶家祖籍安徽，明末清初，叶家的祖辈在明王朝行将灭亡的荒乱岁月饱尝战乱之苦，辗转来到苏州，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旧时苏州有三处地方最为热闹，一是位于苏州城东南的盘门，二是位于苏州城西的阊门，三是位于苏州城南的胥门。叶家的祖辈住在盘门，开猪行和丝绸店。相传猪行的伙计很在行，力气大，有眼力，一只手就能拎起一只大猪，掂一掂就知道重量，不用秤称。由于经营有方，叶家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后来在盘门买下了半条街，故曾有过“叶半街”的美名。

叶家在盘门买了半条街，可见当年有多排场。咸丰庚申（1860）时，“太平军”攻克苏州，叶家的猪行和丝绸店被烧个精光，家人也逃散了，只剩下叶圣陶的父亲和一个堂兄弟，从此叶家便衰落下来。鲁迅想起家庭衰败以后的遭遇，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大发感慨，他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叶钟济只是自认倒霉，常常为不能光复祖业而愧疚，且把复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叶圣陶身上。他清明节带叶圣陶出城扫墓，总会在祖茔前追忆祖业。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1913年4月5日 至墓道，瞻拜之后，巡视一周，见沿浜石岸皆已跌落水中，当年至巨之工程，今乃颓废不堪，寒门力薄，修理为难耳，为之嘻吁久之。

这一年叶圣陶18岁，他触景伤怀，情不能抑。

1914年4月7日，叶圣陶随父亲出城扫墓回来，在日记中写道：

……至祖茔，祭拜以后，巡视四周，斵（斫）石之岸，半就圮颓。吾父诏我曰：此地兴工在五十年以前，洪杨难起，吾家道中落，未能于祖宗所居时为修葺。对此堕石断岸，慨叹何已……

按说幼时清明扫墓是“借墓游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丰子恺说他父亲写的《扫墓竹枝词》就有“风柔日丽艳阳天”“一路春风笑语鲁迅全集第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和”这样的诗句，而叶氏父子的心情是沉重的，真可谓“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叶钟济在“颓废不堪”的祖茔前讲家史，在激励儿子奋发有为的同时，也在思考作为父亲应尽的责任，思考如何让叶圣陶这棵独苗出人头地，光耀门庭。

正是出自这样的心绪，叶钟济对叶圣陶一方面宠爱有加，另一方面又在启蒙教育上用尽心思。叶圣陶六岁进私塾时已认得三千来个字，这三千来个字就是叶钟济一个一个教会的。在“做人”方面，叶钟济也处处示范。叶圣陶说他很敬重父亲，“我懂了事就佩服他”，佩服父亲的为人，佩服父亲的“孝道”和“仁心”。苏州有“过节”的风俗，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鬼节”；端午、冬至、年夜为“人节”。每逢“鬼节”和“人节”，叶钟济都要循旧俗祭祖，上菜、供香、斟酒、焚化纸锭，拜跪时“容貌显得很肃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像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

叶钟济对祖辈尽“孝”，对贫苦亲邻和农佃之家则很“仁慈”。平时，叶钟济总爱到小铺子里去买这买那，有心让做小本生意的店商赚点钱。一般人觉得进这些店铺有失身份，可他总爱说，“我们不去买，店家靠什么生活呢？” “孝”与“仁”是我国传统伦理观念。“孝”为“德之本”“仁之冕”；“仁”者，“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百善孝为先”“仁者先难而后获”。父亲的言传身教使叶圣陶从小就受到“孝”与“仁”等伦理观的熏陶，懂得感恩，善解人意，宽厚为怀，并致力于追寻更高的人品和文品。

相对于父亲的教育，童年时代的母教似乎显得更为重要。梁启超就曾说过，“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叶圣陶的母亲不识字，不能像那些“知识女性”当上母亲后教子女背唐诗宋词、学绘画弹琴。可她知道的谜语特别多，会唱很多山歌和童谣。叶圣陶从小就跟着母亲一起猜谜语、唱山歌童谣，《摇摇歌》《指纹歌》《踏月歌》《我唱谁对》《踏水车》，这些既有韵味又有乐趣、永久传诵的“天籁”，陪伴叶圣陶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叶圣陶晚年回忆起母亲教他学唱童谣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说他在《文艺作品的鉴赏（—）要认真阅读》一文中援引的《踏水车》，就是由母亲教会的，现抄录如下：

咿呀咿呀踏水车。水车沟里一条蛇，游来游去捉虾蟆。虾蟆躲（原音作“伴”，意义和“躲”相当，可是写不出这个字来）在青草里。青草开花结牡丹。牡丹娘子要嫁人，石榴姊姊做媒人。桃花园里铺“行家”（嫁妆），梅花园里结成亲……

苏南极富知识性、趣味性的谜语，以及形式活泼、生活气息浓厚、情感真挚、富有音乐美的山歌童谣，开发了叶圣陶的智力，激发了他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浓厚的兴趣。唱山歌童谣其实就是“学诗”，唱多了自然就会产生“联想”。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诗歌起步的，他最早（1908）组织的文学社团是诗社（放社）；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叶圣陶是该会“诗社”的成员；1922年1月，又和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一起创办了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所有这些都与他小时候跟母亲学唱山歌童谣不无联系。

二 读私塾与考秀才

1900年春，悬桥巷一位陆姓的殷富之家延师设塾授教，叶钟济给先生送了贽敬，让叶圣陶到陆家附读，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这些圣经贤传，“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先生姓黄，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家塾设在花厅，花厅西侧是书房。夏日读于花厅，冬日移入书房。厅前有紫藤架，花树繁茂，还有围廊、旱船、亭阁、石山，环境极为幽雅。叶圣陶与陆家公子陆觉先同窗一年，朝夕相处，情逾手足，因而常常思念。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

1910年11月24日 （晨）第一时，介先生上国文课讲欧阳永叔《李氏东园亭记》。篇中言幼时游此园之景象，与此时之景象变而大不同，叹年光之倏忽，踪迹之无常。余因而忆及六七岁时，陆氏住悬桥巷，余与其诸昆季同学宅中，有报春草堂及某亭某轩，庭中梅树数十株，杏李等亦多，解馆及课馀（余）

时，相与嬉戏其中。今宅为其族中卖出，彼家遂迁至萧家巷，且此宅亦屡易姓矣。不定人事，思之心呆。

叶圣陶由课文回想起与陆家公子共读的往事，情不能抑。1901年春天，叶圣陶转到张承胪（字元翀）先生在悬桥巷开设的私塾读书，与“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创建了‘古史辨学派’”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同桌。张先生教书认真，督责极严。学生念书念不出，他便将戒尺在学生桌上乱拍；背书背不出，便用戒尺在学生头上乱打。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说：

光绪二十七年，予九岁，新丧母，读书张氏塾。圣陶是时八岁（虚龄——引者注）亦至。圣陶读《四书》，予读《诗经》《左传》。师特严，读辍声者，戒尺击其案背，背诵中绝者，戒尺击其头，待童子如囚犯，以是予虽日与圣陶接席，而谈话之机会乃绝少。

张先生要求得严，叶钟济对叶圣陶抓得更紧，他立了个“弗熟而不得进膳”的家规，在私塾里读的书，回家后还得再背一遍，背不熟不能吃饭。叶圣陶慑于张先生的“戒尺”和“弗熟而不得进膳”的家规，用心读书，背诵“均能上口，手掌未尝戒尺”。

与一般人家子弟不同的是，叶圣陶自从读私塾起，就认真阅读两种书：一种是印在纸上，珍藏在书房和图书馆里的“有字的书”，另一种是活跃在大千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和风情，以及山川江海、草木鸟兽虫鱼等所谓“无字的书”。与同龄人相比，叶圣陶“有字的书”读得多，“无字的书”读得更多。富家子弟整日关在书房里念书，除了给“先生”“老伯”拜年或到“郎中”家里看病，是从不作兴出大门的。叶圣陶则从小就跟着父亲到亲戚家拜年贺寿、吃喜酒，清明节到乡下上祖坟，秋天到收租局帮助父亲打算盘记账，父亲到郊外给有钱人家造坟治丧时，叶圣陶也跟着一起去陪父亲监理工事。乡村的炊烟流水、清风柳色、狗吠蛙鸣，农家的稻菽麦苗、豆荚荠花，乃至孩童骑的竹马、放飞的风筝，都引起了叶圣陶浓厚的兴味。1914年前后叶圣陶写文言小说，在新文学开创期，叶圣陶被誉为“乡土作家”，其创作的素材大都与他早年特有的经历有关。

苏州的传说故事特别多，远山近水、亭台楼阁都有传说；斋堂殿馆、庙院庵祠都有故事，就连城里的路名也堪称一绝，例如“黄鹂坊”“干将坊”“锦帆路”“诗巷”等，这些富有诗情画意的路名，也是个个都有来历的。叶钟济带叶圣陶出门，看见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总要把它们的历史和典故讲给叶圣陶听，回家后要叶圣陶按见闻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犹如日记，作“开笔”之前的写作训练。最快乐的事情还有听说书，听弹词，听昆曲。叶圣陶回忆说：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都不止听了一遍，最多的到三四遍。

我幼年常听书，历十几年之久，当年的名家，现在记得的有王效松、叶声扬、谢品泉、谢少康、王绶松、魏钰卿、朱耀庭、朱耀笙、薛筱卿等人，二十岁以后就不听了。

叶圣陶听说书和弹词“历十几年之久”，听得可真不少。虽说叶圣陶不大喜欢这些艺术形式，但耳濡目染，年长日久，不能不受影响。

与说书和弹词相比，叶圣陶更喜欢听昆曲，喜欢唱曲子。昆曲本来就是吴方言区域的产物，没有什么正规演出，所以叫作“听昆曲”而不是“看昆曲”。听昆曲大多也在茶馆里，边喝茶边欣赏。听昆曲又称为“同期”或“拍曲子”，喜欢唱昆曲的聚在一起，你唱一出、我唱一出，没有乐队，只有一个人吹笛子，加上鼓板，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在亲戚朋友的宴席上，可以听到正经戏班子唱的昆曲。宴饮的当儿，戏班子出来演几出。昆曲彻头彻尾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戏本子虽然也有幽期密约，盗劫篡夺，但是总要归结到教忠教孝，劝贞劝节，神佛有灵，人力微薄”，戏本子的作者或以史实为蓝本，蜕化出许多凄艳悲欢的情节；或依据小说、杂剧而作，串缀成帙；或摭取逸话，加以夸张的描写；或“只就自己的天地里选一些材料，编成悲欢离合的故事，藉此娱乐自己，教训同辈，或者发发牢骚”。也正是因为昆曲是“彻头彻尾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所以曲辞典雅，藻彩佳妙，音节优美，做工深到，乐器重笙、箫、笛，旋律曲折柔媚。普通昆曲，一个字唱至一二十个音符、十一二个拍子的，屡见不鲜，中间抑扬婉转，极清柔温润、悠艳和美之致。韵曲或清新绵邈，或健捷激袅，或惆怅雄壮，或旖旎妩媚，或风流蕴藉，或感叹伤惋，或凄怆怨暮，纤徐绵眇，流丽悠远，令人陶醉。听“说书”听“昆曲”，丰富了叶圣陶的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提高了叶圣陶艺术审美的情趣。他能吹箫，会弹琴唱曲，还萌生过当演员的念头。他的这些“天分”和爱好，也都与自幼就受到的姑苏文化的熏染有关。

听“说书”，是在茶馆；听“昆曲”，大多也在茶馆。“茶馆”是苏州文化的象征。那时，苏州人有啜茶癖嗜，他们的起居几乎是刻板的，每天早上起身后，便往茶馆品茗，一直到中午时分才踱回去进膳；午餐小憩后，又聚集在茶馆里。苏州的茶馆分为两种，一种是很普通的茶馆，来这里“消闲”的都是一般的市民。他们嘬着“沸烫”的茶，吸着“浓辣”的水烟，坐着，笑着，谈吃喝嫖赌，谈神仙鬼怪，谈无足轻重的能说的话和爱说的话。

另一种是雅座，称为“茶社”。茶社有五色玻璃的窗户，有仿西式的红砖砌的墙柱，有红木的桌子，有藤制的椅子，有白铜的水烟袋，有洁白而且洒上了花露水的热的公用手巾，有江西出产的茶壶茶杯。茶社两旁有一副绝妙的楹联，每联第一字嵌着店铺的名称，如“吴苑深处”的楹联是：

吴宫花草已无存 骚客消闲应怀古迹

苑字幽深称独步 雅人品茗胜读茶经

来茶社“消磨”的都是“上流社会”的“某老”“某翁”。叶圣陶在散文《生活》中谈到他们的嗜好时说：

报上的记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或表示多识，说明某事的因由，或好为推断，预测某事的转变；一个人偶然谈起了某一件事，这就是无穷的言语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决不可能牵连在一席谈里的，然而竟牵连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话常常可以在这里听到，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为而为”，某事的内幕是怎样怎样的；而赞誉某妓女称扬某厨司也占了谈话的一部分。他们或是三三两两同来，或是一个人独来；电灯亮了，坐客倦了，依旧三三两两同去，或是一个人独去。

这都不足为奇。可怪的是明天来的还是这许多人；发出宏（洪）亮的语音，做出顾盼无禁的姿态还同昨天一样；称“某老”、“某翁”，议论报上的记载，引长谈话之藤，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赞美食色之欲，也还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戏！岂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戏。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记得顾颉刚先生曾和我说起过“圣陶没有苏州人的习气”，这从散文《生活》中也能看得出来。叶圣陶讨厌“苏州人”的“柔靡不振”和“闲情逸致”，进了草桥中学之后就开始撰文抨击了。

除了听说书、听昆曲，叶圣陶还跟着父亲到酒店喝酒。他回忆说：

我从八九岁时就开始喝绍兴酒。当时我父亲每天傍晚到玄妙观前街老万全酒店喝酒，我从书塾里放学出来常常跟着去。他规定喝十二两，我喝四两，合起来是一斤。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陪着父亲“每天傍晚到玄妙观前街老万全酒店”喝“四两”绍酒，别说是在“清末”，即便在今天也让人有点不可思议。叶钟济晚年得子，希望这一棵独苗早一点长大成“人”，因而有意识地带他走出家门，见识世面。由于“阅历”很广，叶圣陶的眼界开阔，再加上平时写的“单子”多，作文自然最拿手。他回忆说：

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两旁，吃了他两个双圈。

1905年的叶圣陶

先生称赞叶圣陶作文写得好，同学们就背着老师请他代笔。这样，先生出一道经义史论或时务策论的题目，叶圣陶常常要写三四篇，既不能雷同，又必须按时交卷，这促使他下笔要快，而下笔要快又催促他书读得更认真。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1905年，叶圣陶才十一岁，父亲就让他去考秀才。叶圣陶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和府试后，由舅父陪着到署府“贡院”参加“道试”。姑苏一带有一种风俗，当舅父的有几种注定的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让与别人，一是抱外甥第一次剃头，二是牵着外甥入塾拜先生，三是送外甥入科场应试，四是分家时来主持公道。

应试那天，父亲为他准备了一个轻巧的小食篮，中间盛着马铃瓜、馒头、火腿，还有些西瓜籽、花生米、橄榄之类吃着消遣的东西。叔父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书箱，里边装有石印的《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应试必读》《应试金针》《圣谕广训》，作考试时的参考。考试时间定在凌晨零点。夜里十二点前进考棚，通宵答卷，写得快的第二天上午交卷，考得慢的可以拖延到下午。叶圣陶1923年写的小说《马铃瓜》，就是以这次道试的经历为素材的：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进了戒备森严的考场，却一心想着小食篮里带来的马铃瓜，他终于忍不住削起瓜来吃，把考试丢在脑后了。不过，既然是小说，就有虚构的成分。小说中应试的幼童虚龄仅十二岁，生得秀美，因为未“编红辫线”，令围观的看客感到遗憾。按说这位“幼童”就是叶圣陶，可叶圣陶的确是系了“红辫线”进“考棚”的。顾颉刚的《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可资佐证，文中说：

当科举未罢时，予已略习操觚，吾父欲令观场，而吾祖以为不宜太早。科举遽废，予乃无从取得提篮进考场之经验。圣陶告我，渠曾往应试，家中为之系红辫线，示年幼，闻之而羡。

旧中国科场风气不正，平民百姓“朝中无人”，就编织出种种奇奇怪怪的幻想来：假如自己的孩子长得很清秀，就用红棉线给他编辫子，使他显得玲珑可爱，以为主考的学政看得喜欢，就会在点名簿上打个记号，阅卷时便可放宽衡文的尺度。叶圣陶的父亲也有这样的幻想。但叶圣陶毕竟还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他进“考棚”后吃马铃瓜，吃馒头和火腿，嗑瓜子，围观遭群殴的“冒籍”和“抢替”，直到第二天正午才草草写了篇二百多字的策论，抄完指令恭默的一节《圣谕广训》已是傍晚，落榜是很自然的事，父亲“红辫线”的幻想落了空。也就在这一年，清王朝发布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从丙午年（1906）起所有岁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所以叶圣陶参加的是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叶圣陶这一特殊的经历，成了街坊邻里间的美谈，也让小学和中学的同窗“闻之而羡”。

三 爱国心的孕育

清末苏州有正谊、紫阳、平江三个书院，设有补助士子们会试所需要的“宾兴款项”。科举既废，绅士们为了振兴教育，决定挪用“宾兴款项”兴办学校，一口气合办四十所，而这项款子筹建的第一所学校是1906年春创办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校址在葑门内夏侯桥东边的十梓街上，校名来自苏州“长洲县”“元和县”“吴县”三县县名的第一个字。该校第二年搬进城中心草桥附近新建的校舍，所以又叫“草桥小学”。学校入学考试的题目是“征兵说”，叶圣陶报名应试，以高分登榜。父母亲乐开了怀，可一想起路实在远就犯了愁。上下午两个来回，少说也有八九里吧，叫个还不到十二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他们一咬牙就下了狠心，把家搬到了离夏侯桥才半里多路的濂溪坊，走得快只需五六分钟便到了。

从“子曰铺”到“洋学堂”，叶圣陶就像从一个黑暗的角落来到一个新奇的世界。草桥小学的校门特别壮观，教室是新刷的大厅，明亮的玻璃窗上挂着五色纸环连成的彩带。课桌的桌面是可以掀起来的洋式，坐的也是洋式的带矮靠背的椅子，都排得齐齐崭崭。墙上挂着乌油油的黑板，老师用的粉笔是“日本造”。上课不再是光读“子曰诗云”了，而是修身、博物、历史、地理、算学、英文等全新的课程，唱歌、体操、手工、远足、踢足球、爬竹竿、跳木马、采标本、养鱼虫花草也都成了学习的科目；先生不再摇头晃脑地讲“头悬梁锥刺股”了，而是大讲特讲“爱我中华”“排满革命”；校训是“宣礼、尚德、发悟、肃志”，延伸开来说就是宣扬礼仪、崇尚道德、启发智慧、端正志向。所谓“礼仪”，其实是一种“规范”，包括语言、仪容、仪态、风度等。把“宣礼”放在第一位，也就标明把“人”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唱校歌替代了私塾时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前的“三跪九叩”之礼。

关于这所公立高等小学堂，叶圣陶草桥小学的同学章元善在《清末创办的苏州初等小学堂和公立高等小学堂——追思两则》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那时的“公高”的门内门外好像是两个世界。门外是衰落的苏州，鸦片烟流毒与日俱深，人们萎靡不振，暮气沉沉，带有因循度日的气氛。“公高”门内则是另一个世界，这儿人们个个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操场上的口号声、脚步声、哑铃声，以及上下课的钟声，课堂里的琴声、歌声、读书声，此起彼伏，热气腾腾。

教师有苏州留日归来的章伯寅（授修身、历史、地理、音乐），朱遂颖（授国文），龚赓禹（授经学、博物），杜安伯（授英文、算学），罗树敏（授图画），孙雨苍、赵至善（授体操）；管燮臣任事务。学校不设校长，由发起人王同愈、蒋炳章为校政总理，章伯寅、朱遂颖、龚赓禹三人负常务之责，章伯寅居首。

王同愈（1856—1941），字文若，号胜之，又号栩缘，江苏元和人，晚清民国年间著名学者、藏书家、书画家、文博鉴赏家，光绪十五年进士，曾任江西学政、顺天乡试考官、湖北学政。蒋炳章（1864—1930），字季和，别号留庵，江苏吴县人，清末爱国教育家，光绪戊戌考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叶圣陶“公高”同学章元善1907年2月25日日记中记有：“午后承徐君君周君赠演说会入场券……会场在草桥公学内。主席蒋君季和，还请马君相伯，夏君颂来演说预备立宪事……”众所周知，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三年下《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预备立宪。“公高”校政总理蒋炳章请马相伯和夏颂给学生作“预备立宪”的演讲，可见“公高”对“国是”有多关心。

至于负常务之责的章、朱、龚三人，也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者，留日前宣传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主张，留日期间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他们信奉“救国以教育为主脑论”，倡导爱国、尚武，反对守旧、迷信，把“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作为办校的方针。1906年冬，新校舍落成，学校在新校舍开游艺会，表演学术、算学、国文，均由来宾当场命题。国文科的作文题为“革命立宪辨”，叶圣陶、顾颉刚、赵孟轺等各作一段，联合成篇，赢得了与会嘉宾的激赏。

叶圣陶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年代。他出生那年——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割地赔款，与日本讲和。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沙俄逐步控制了我东北三省。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清廷发生戊戌政变。1899年，法国占领广州湾。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十一国代表订约赔款讲和……到了19世纪末，庸懦腐朽的清朝统治着的中国承受不住列强帝国的包抄逆击，已摇摇欲坠了！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尤其是敏感而猛进的青年，面对满目疮痍的江河大地，“国家”成了他们唯一的眷恋，“爱国”成了时代的强音。叶圣陶回忆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已经摆开。章伯寅先生教育我们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必先知地理，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要爱国就得先晓得我国的自然地理、历代英杰。所以，每逢礼拜天，我总与章元善、顾颉刚、周勖成、赵孟轺、潘锡侯等同学或聚于园林，或集于茶馆，谈苏州的人物地理，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除了文韬武略皆负盛名，人品事业卓绝一时的姑苏先贤范仲淹，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五人墓”、金圣叹和顾亭林。

姑苏虽被人视为温柔之乡，但苏州的匹夫也一样了得，文的武的，都不含糊。明代阉党作乱，朝中有正义感的臣子们进行抵抗，阉党大兴冤狱，施以酷刑，惨绝人寰。阉党要抓苏州的忠贤周顺昌，派了缇骑下江南。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万历年间进士，曾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居官清正，受到市民拥戴。缇骑到苏州府衙门宣读圣旨的那一天，巡抚都御史毛一鹭、巡按御史徐吉以及道、府以下各级官员全部到场，苏州城内城外数万人为周顺昌免遭逮捕不期群集，为周顺昌叫冤枉，声音如雷震一般。官府调派骑兵前来镇压，兵卒拔刀威胁百姓，百姓拼死抗争，且把刀夺过来要刺杀毛一鹭。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成了这次群众自发抗议的领袖。事发后，毛一鹭召集骑兵带甲护卫，又上奏章报告苏州民变，欲以擒获首乱自功。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民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八天后，周顺昌也被逮捕，被押解到了京师，阉党诬指他犯了贪污罪，严刑拷打，他伤重病死在狱中，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也惨遭杀害，有贤士出重金为他们收尸合葬，苏州人则设祠恭祭，名笔张溥特地写《五人墓碑记》，歌颂五烈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虽属匹夫，却名镌青史，万古流芳。

苏州才子金圣叹（1608—1661）“哭庙”的事发生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一，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下令追逼钱粮，声称“功令禁严，钱粮最急”，并“开大毛竹片数十，浸以溺”作为刑具，“追逼欠缴者”，“（受）责者鲜血淋漓”，造成“邑民股栗”的恐怖局面。大批粮食入仓后，任维初等官吏即盗取仓米付米行贩粜，中饱私囊，罪行令人发指，民情沸腾。苏州秀才百余人为民请命，由薛尔张将任维初罪行写成“揭帖”，在倪用宾率领下向苏州知府大堂举报。不料，时机不巧，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皇帝哀诏到苏州，巡抚朱国治率领府、道、县官齐集苏州府堂设帐公祭三天，为转移视线，遂以“震惊先帝之灵”为名，逮捕倪用宾等人。全城读书人愤愤不平，群情鼎沸，金圣叹倡议到孔庙向老夫子灵前哭诉以示抗议，一呼百应，随行群众亦号呼而至，在孔庙前击鼓鸣钟，并涌入大成殿号声痛哭，场面十分悲壮。朱国治害怕泄漏贪污内情，进一步残酷镇压，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倪用宾等也锒铛入狱，一共十八人被抓捕，均被判死罪，七月十三日立秋，在南京三山街执刑。金圣叹是个文人，但他有骨气，匹夫之勇彪炳史册，让人肃然生敬意。

让叶圣陶、顾颉刚这帮学子“引为骄傲，奉为楷模”的，还有那位大声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顾亭林。顾亭林是苏州昆山县人，他认为维系国家的礼义廉耻四大支柱中，耻最为重要，力倡“行己有耻”之道，常痛斥当道者曰：“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1900年之后，民族危机空前激化，清政府的卖国嘴脸进一步暴露，人们对它感到绝望和愤怒，在许多汉族人看来它又恰好是一个“异族”政府，于是反满情绪与日俱增。“非我种类，其心必异”成了反清的号角；“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成了反清的誓言。邹容所作的《革命军》几乎人手一编，“‘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陈天华所著的《猛回头》被竞相翻印，“劝君猛省莫徘徊”的呐喊响彻中华大地。面对汹涌澎湃的“变革”和排满浪潮，乡贤顾亭林理所当然地受到热血男儿们狂热的追捧和爱戴。

同学章元善的父亲章珏（1865—1937），字式之，他对叶圣陶的影响也很大。叶圣陶回忆说：“章珏是清朝的进士，是藏书家、校勘家、书法家，又是苏州府学务处的监督，是苏州初等小学堂的创办人。他有一枚图章叫‘屈居人间’，写过一系列反清的诗文。他常常给我们讲近代史，讲我国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的‘割地赔款’，教育我们立志救国。”

时代的激励，乡贤的风范，师长的教诲，孕育了少年叶圣陶的爱国心，他和小学同学一起参加过当年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众所周知，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初，美国要求清政府“供应华工”，大批劳工被辗转贩卖到美国，用他们的血汗造就了美国的繁荣。到了19世纪80年代，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不断颁布“华工禁约”，以“华人品性不良”“黄人程度甚低”“野蛮”“嗜赌”“争斗”等莫须有的理由，虐待华工，驱逐华人出境。旅美华侨发起了反对禁约运动，国内也群起呼应，在1905至1906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美爱国运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叶圣陶和同学们一起多次上街游行，挨家挨户张贴“本宅不点美孚油”“本宅不用洋肥皂”的五色纸条，抵制美国货，提倡用国产的“菜油”和“粗肥皂”，在苏州开反帝风气之先。时代在前进。“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陈腐观念已被喧腾一时的“富国强国”的声浪所湮没，为“黄金与美人”而读书的时代过去了；“一卷在握，怡然自得”，学成之后可以“啸傲山河”的文人哲学也为“中华男儿”所不齿，“为读书而读书”“为享乐而读书”的时代过去了！“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先贤的淑世精神广为传播。为认识自己的时代和社会而读书，为明白自己在历史上和社会上的地位而读书，为寻求走向新时代的路径而读书，成了莘莘学子的共识。这是时代的一个突变，也是叶圣陶求学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