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正廉洁，是衡量一个政党、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的重要尺度。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特别是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大力提倡党员干部为官清廉。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党建新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会谈时，曾引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古语，要求党员干部为官清廉。为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我们必须从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出发，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践行党纪国法的各项要求，当好清正廉洁的带头人。
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这句话出自《汉书·郑崇传》。意思是，我的门前宾客很多，可是我的内心洁净如水。
《汉书》里记载，郑崇敢讲真话，汉哀帝刘欣很器重他，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笑着对人说：“朕知道是郑尚书的履声。”然而，由于郑崇得罪了两个人，和皇帝的关系闹得很僵。
这两个人，一个就是傅太后，一个就是董贤，都是皇帝面前的关键人物。傅太后仗着自己是刘欣的祖母，要求汉哀帝封她的堂弟傅商为侯，却遭到郑崇反对。傅太后勃然大怒，数落皇帝说：“你身为天子，却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臣子，太不像话了。”而董贤则是哀帝的男宠，皇帝对他有“断袖”之爱，缠绵得死去活来，差点就把皇位“禅让”给他了。一个是皇帝的老祖宗，一个是皇帝的枕边人，郑崇全得罪了。在旁人看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死。
有人见郑崇失势，就落井下石，趁机向哀帝打小报告，说每到逢年过节，郑崇家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恐怕他背着皇上进行了不少暗中交易。哀帝一听，信以为真，立即命人把郑崇召来，问他说：“怎么，听说你家的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热闹得像集市。你平时总是劝我如何如何，原来你自己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郑崇一听，毫无惧色地回答：“皇上说的没错，我家门口是像集市一样热闹，但是，我的心却像流水一样清澈和平静。如果皇上不信，那就请陛下派人私访吧。”
“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这是郑崇留给后人的铮铮誓言！它彰显了清白为官的人生品格和清静如水的人生境界。一个人，在身处顺境时，表现乐观是容易的，然而，当他身处逆境时，仍能乐观如故，的确不容易。同样，一个人身处平静之境心静如水容易，身处是非之地、矛盾漩涡做到心静如水，又谈何容易！郑崇不论面对什么样的考验与诱惑，仍能不向权势折腰，不为利害所动，不为私心所俘，心如古井，波澜不生，实在值得我们击掌赞赏和羡慕不已。
东汉人杨震教了几十年书，桃李满天下。后来做了荆州刺史、太守等职。他任荆州刺史时发现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廷举荐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他调任东莱大守，途经王密任县令的昌邑时，王密亲赴郊外迎接恩师。晚上，王密前去拜会杨震，俩人聊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已是深夜。这时，王密突然从怀中掏出黄金，放在桌上，说道：“恩师难得光临，我准备了一点小礼，以报栽培之恩。”杨震说：“以前正因为我了解你的真才实学，所以才举你为孝廉，希望你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可你这样做，岂不是违背我的初衷和对你的厚望。你对我最好的回报是为国效力，而不是送给我个人什么东西。”可是王密还坚持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收下吧！”杨震立刻变得非常严肃，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呢？没有别人在，难道你我的良心就不在了吗？”王密顿时满脸通红，赶紧像贼一样溜走了，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中。
今天，“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这样一种为官之德与人生境界，也应成为我们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只有拥有如此淡定如水的宁静境界，人生才有根本的幸福可言，事业才会不受到干扰。而要修成这样一种境界，需要一种从政的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一个党员干部能够识透为官的本，悟透人生的真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内省的生活方式。
做官的根本是什么？共产党的官，就是人民公仆，这是党章明文规定的。而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就是不在声色犬马上过多追求，不在物质享受上过多贪婪，而要建立一种内在自足幸福、宁静恬淡的人生模式，不论顺逆，都有一种处之泰然的人生定力。摒弃物欲的诱惑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是党员干部修炼官德的的根本。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句话出自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意思是，莲花从污泥里生长出来，但不沾染污秽；在清水里洗涤过，但不显得妖艳。
美丽的荷花在炎夏季节婷婷玉立于湖泊池塘的碧波之中，叶如碧盘，茎似绿柱，清香远溢，出污泥而不染，给人以清净高雅之感，被用以赞美人的高尚品德，历年来深受人们喜爱。从古至今，许多文人墨客曾留下过无数赞美荷花的诗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等。人们之所以喜欢《荷花》，正是因为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具有清净高雅的气质。如今，“出污泥而不染”，已经成为洁身自好、清正廉洁的代名词，要求我们具备荷花的这种高尚品德，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这里，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便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印券。”太监怏怏的走了。回京后，太监在明英宗的面前中伤他。英宗问：“你说的莫非是不思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清正廉洁的的传统，已在共产党人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方志敏烈士曾经担任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军第十军政委等职务，领导着千军万马，筹集过数百万元款项，但他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在敌人的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书。他在《清贫》中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烈士虽然经手的款项总有数百万元，但都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自己过的是清贫朴素的生活。他的精神，正是千百万革命先驱廉洁自律的生动写照。
做到清正廉洁，就要正确看待个人的欲念。欲念是人的天性。党员干部也是人，身处市场经济时代，苛求无私无欲不太现实，但节制私欲、严格操守，不为权倾、不为财动，却是为官做人的基本原则，需要我们牢牢遵守。事实早已证明，大凡沾染了低级趣味、脱离了群众本色，权欲、钱欲、情欲横流之徒，终究难逃“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悲惨下场。
做到节欲，首先要节制权欲，权力用在该用的地方。我们党员干部在工作上要自勉自励，牢固树立“权力就是责任、就是奉献”的意识，在其位、尽其心、负其责、谋其政，干出更多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光添彩、让群众称心如意的实事好事，多给后人留赞叹，少给自己留遗憾。
做到节欲，其次要做到自尊自重。党员干部人格上要自尊自重，言行上要自警自省，严守道德底线，不碰及纪律警戒线，不触及法律高压线，使自己的任何追求都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做到节欲，还要管住亲情。党员干部既要重亲情、重感情，更要讲党性、讲原则，对自己的亲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一旦发现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制止和纠正，决不能袒护和包庇。要始终在各自岗位上干净干事，树好榜样、以自己的廉洁形象、出色业绩来回报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这句话出自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左传·襄公十五年》。意思是，我把不贪婪当作我的珍宝，你把玉石当作你的珍宝；假如把你的玉给了我，那么我们都丧失了自己的珍宝。
春秋时期，子罕但任宋国的司城，主管城市建筑和车服器械的制造。这是一个可以捞钱的肥差，因为有些人为了承包工程，总想着用财物到子罕那里买个人情。然而子罕却品质高洁，不收礼物。
一次，一个负责开荒石的石工带着一块美玉来到子罕家，声称这块美玉是自己开采石头时采出来的，并说自己是庸俗之辈，不懂欣赏高雅之物，所以决定将这块美玉献给子罕。子罕一见美玉，拒不接受。石工认为子罕不识美玉，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子罕：“我曾拿着这块美玉让玉器匠鉴别过，玉器匠经过仔细鉴别，断定这块美玉是真正的宝物，我这才敢冒昧地献给你。”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石工听子罕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好拿着玉石灰溜溜地走了。
玉石，在当时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物品，就是现在，也没有人不会不把它当宝贝；而“不贪”，则是一种抽象的品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东西，似乎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子罕却以“不贪”为自己的宝贝，这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可以看得出，他是重精神价值，而轻物质价值的，并且把精神价值看做是自己最可宝贵的财富。他不爱宝石爱“不贪”，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官德，和不取不义之财的道德追求，几千年来，一直显示着震撼心灵、荡涤灵魂的人格魅力。
“不贪”，为什么是一块宝呢？请看看《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是如何解释的：“贪财的人，虽然身上富有了，内心里却是清贫如洗的；懂得知足的人，身上可能一文不名，但但内心却十分富足。”他还说：“一个人，哪怕只有一点贪念，就会让刚强的品质变成软弱的行为，从智慧变得糊涂，从仁义变得凶狠，从高尚变得卑微，一生的品行因此会被破坏。所以，古人以不贪为宝，这是最聪明智慧的处世之道……”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坐稳江山之后，曾对自己的臣下提出过严格要求，不许有人贪污腐化。他曾打过这样的比方：朝廷让你做官，就会给你俸禄，这俸禄就像一口水井，虽然有多有少，却可以吸水不断；如果你因贪污犯下了罪错，就会被革职查办，到那时，俸禄没了，就相当于堵塞了你这口水井。简单地说，你要是不贪，就可以继续做官，俸禄照样供奉；你要是贪了，革职停薪，一分的薪水也没有了，是不是得不偿失？大臣们听了，都觉得皇上言之有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贪赃枉法了。这个典故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不贪可以保住职位，保住薪水；贪了，就什么都失去了。以此看来，不贪的的确确是一块宝。
不贪是宝，道理并不深奥，可以说一种生活常识。可是，有一些人却忽视这个常识，或者说明知故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受到不良价值观的影响。《笑联广记》里有这样一副对联：“见钞就收，馈形如锁；为官不正，贪字近贫”。贪和贫二字，字形十分相近，意义上也互为因果。普通人为了贪人钱财，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心存侥幸，触犯了法律，尚且招致身败名裂；而身居要位的官吏，众目所视，众指所指，如果也不忘贪财，则倒得更快，摔得更惨。
一些党员干部不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自己的精神追求，而是把捞取多少好处、获取多少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例如，著名贪官成克杰、胡长清、刘志军之类，以捞取个人物质利益为重，利令智昏，欲壑难填，对不贪是宝的做人常识不屑一顾，甚至连党纪国法都不要了，进而由小贪变为大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结果实在可悲。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纯洁性作为党建的主线，把反腐倡廉的位置前移，充分表明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要在反腐倡廉的行动中动真格、下真功、见实效，就要让人人都以“不贪”为宝。
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
这句话出自唐代陆贽的《陆宣公集》。意思是，人们之所以向官员或上级行贿，并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因为行贿对会个人有利，而不行贿又有所顾虑。
陆贽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来，陆贽是唐代的一名高官，他品行端正，为人朴实，一生清正廉洁。担任宰相后，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当时，一些藩镇倚仗手中的权力，称雄一方。一些官员不敢得罪他们，违心同藩镇交往，而藩镇为了随时掌握朝廷动态，也总是用厚礼拉拢朝官。陆贽自然成了众多藩镇拉拢的对象。于是，重到金银，轻至鞭靴，纷纷给他送上门来，而他还是一如既往，一概谢绝。
陆贽的清正廉洁传到了德宗皇帝李适耳朵里，德宗很不以为然，下了一道密旨，责备陆贽过于谨慎，到了不通人情和不懂得如何处理上下关系的地步；并告诫陆贽：“如不接受贵重财物，细小物品接受一些也无妨啊。”
陆贽得到密旨，立即给皇帝上疏，表示不敢接受皇帝的旨意。陆贽说：“人们之所以向官员或上级行贿，并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因为行贿对会个人有利，而不行贿又有所顾虑。”还说：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因为“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上所不为，以检下也”。所以“绝利去贿者，莫先于君主”，只有君主率先垂范，才能使朝廷大臣乃至各级地方官廉洁守法。
这就是“人之行贿，并非所愿，只是行之有利，不行有虑”一语的由来。
由此可见，陆贽是一个官场明白人，知道人们送礼并非出于真心，而是迫不得已。明白这个道理，陆贽才会不领情，才会拒绝受贿。
然而，官场上也有一些“糊涂官”，或假装的“糊涂官”，总是认为对方给自己送礼，那是出自真心，出自哥们义气和亲情。例如，2006年初，庆安水库被列入国家除险加固计划，江苏省政府为此投资了8500万元，有人便盯上了这块“肥肉”。其中负责水利建设的两名干部梁某和张某，在工程招标中收取了巨额贿赂。两年后，梁某、张某分别被以受贿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在辩解贪污原因时，他们这样辩解：“行贿人都是含泪让我把钱收下的。”
看了他们的辩解，真让人哭笑不得。其实谁都明白，行贿者为什么要“含泪送礼”，又有哪个会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礼送给一个贪官？如果贪官手中没有权利，如果贪官能公平执法，正常履行职责，人们会给他们行贿吗？老百姓给贪官送礼，是因为贪官手中有权利，是因为贪官可以凭手中的权力为人办事。老百姓因为要找你办事，你不给办，或不尽心尽力地办，才不得不给你行贿。这样的道理，难道梁某和张某真的不明白吗？就算你给老百姓办了该办的事，那也是你的职权所在，你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给的，给老百姓办事就是应该的，为什么你需要老百姓“感谢”你？所以，梁某和张某的辩解，真让觉得可悲。
人们为什么要给贪官送礼，这里还可以通过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案例上做进一步剖析。晏某是胡长清贪污案中涉嫌行贿而受审的最著名的一位私企老板，多次给胡长清送钱送物。晏某在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这样解释给胡长清送钱的原因：“我送钱给他，真实原因是想跟他建立感情，今后找他给我办事更方便。”果然，晏某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只给胡长清打个招呼，立即就有了圆满结果。
向胡长清行贿金额最多，把他的贪欲胃口撑得很大的周某，曾表述了自己行贿的心态：“我记得谁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啊，一是用针刺自己的肉很痛，二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别人很心痛。”因为有这种“针刺般”的疼痛感，周某心里便把与胡长清的关系即看成是“互相钓鱼”：“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则皆鱼，我则钓之。”因为有了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周某不断要求胡长清提供“服务”，胡长清因为得到了周某的“好处”，也成了周某的钩上“鱼”。
由此看来，向高官行贿的人完全不是出于真心，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他们咬着牙行贿官员，决不是凭着什么私人交情，而是另有目的。如果胡长清也像梁某和张某那样，自认为人家是“含泪送礼”，自己不得不收，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贪污是可怕的，更可怕的些贪官在贪污之后，仍然执迷不悟，并把责任推卸掉，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他们试图通过“可怜兮兮”的样子，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受害者”和“弱者”，以博取同情，开脱责任，这无疑是徒劳的。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
这句话出自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疾贫》。意思是，想要影子正，就必须端正投下影子的标杆；想要下面的人廉洁，首先自己要做到廉洁。
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做领导的在清正廉洁方面，要率先垂范，起带头作用；党员干部做到了，下属也会做到。百行德为先，为官廉为先。清廉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里面显现出来。下属判断党员干部的好坏，常常是从他生活作风是否清廉开始的。如果党员干部为官清廉，下属们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贪腐；如果党员干部自己不清白，下属们的贪污腐化行为就有恃无恐。这叫上行下效。
上行下效这句成语，出自汉代班固的《白虎通三教》：“教者仿也，上为之，下效之。”成语的典故是这样：春秋时期，齐景公自从贤明敢谏的宰相晏婴死后，身边就一直没有敢于当面指出他过失的人，心里难免思念晏婴，常常郁闷不乐。一天，他请文武百官吃饭，席散后，余兴未尽，又带着大臣们到广场上去射箭玩儿。国王带着群臣玩耍，自然齐景公是主角，他把弓，群臣们只有喝彩的份儿。齐景公每射出一支箭，就算没有射中，群臣们也闭着眼睛齐声叫好：“射得真好呀！”“大王您的箭法，只有天下的神仙可比。”换了昏君，对这种盲目的叫好声也会陶醉，但齐景公不然，他毕竟受到晏婴的教诲。群臣散去之后，景公把这件事情对他信任的大臣弦章说了。弦章安慰说：“大王，您也不能全怪臣子们，古人说过，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景公一听，觉得弦章的话很有道理，那份量一点也不比晏婴的教诲差，不由得为自己又遇上了晏婴级的臣子而高兴，立即赏给弦章东西。然而，弦章不仅像晏婴一样敢说真话，也像晏婴那样不贪不占。他说：“大王，那些奉承您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一点赏赐，如果我接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他们那样的卑鄙小人了！此举万万不可。”
上行下效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上行下效，跟它意思相近的，叫“率先垂范”。《韩非子》里记载着一个故事，说的也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事，不过主人公叫齐桓公。此公在喜好上有点与其他不同，就是对紫色衣服特别钟情。他一喜欢紫色衣服，紫色就成了举国上下的流行色，人人以穿紫衣为美，市场上的紫布顿时告罄了。没有了紫布，再想做紫衣就难了，齐桓公十分懊恼，就给宰相管仲说了。管仲出个主意说：“大王，这件事根本不是个事儿，我给您出个点子吧，您先把紫色衣服脱下来，然后对人说：紫色衣服有什么好的？我真讨厌紫颜色啊。如果再有大臣穿紫色衣服进来见您，您就皱着眉头说：爱卿先回去脱掉紫衣服再来吧，我不想见到我讨厌的颜色！”齐桓公一听，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就照着做了。很快，齐桓公身边的人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在封建时代，君王就是法律，所以，他们带头干什么，底下的人就跟着干什么。而在法制时代，法律是人人需要遵守的，领导人带头守法，底下的人才不敢违法。率先垂范，垂的是道德风范，是廉政风范。然而，在许多地方，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却导致了“率先垂犯”，上行下效形成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说，好的榜样对下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坏的榜样也会对下面产生负面影响。
1949年6月，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花匠师傅给书屋里摆了一些好看的鲜花。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让人搬走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摆什么花，摆多少花，由花匠说得算。而现在，我成了这个屋的房客了，就不要摆花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到我这里来的人会很多，像工人、农民的代表，知识分子的代表，都会来的，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看我，他们要是看我住的地方摆了这么多漂亮的花，回去后，有可能向我看齐，如果上行下效，就会养成一种奢华的风气，这要不得的！”
党员干部是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也是制度的遵守者。所以，要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首先管住自己，带头履行好职责，做好群众的表率。管住自己，第一要管住自己的脑袋，脑里必须由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德来占领，由防腐拒变的规章制度来占领，清除贪腐的私欲杂念，牢固树立权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清正廉洁，勤政奉献，不辜负党的培养和群众的信任。管住自己，最重要的是要管住掌权的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全自己的为官美德，也可以成为自己仕途的杀手锏。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之所以走上了犯罪道理，都是因为手中的权力害了自己，手里的权力越大，害得越重。管住自己，归根到底是要管住自己的所作所为。党员干部也是平常人，有情欲，有交往，有社会关系要处理。但是，党员干部又不是普通群众，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行为规范。在上级和群众管理、监督不到的情况下，自己管住自己，自律自省，时刻敲响警钟，才不至于走向腐败的泥淖。
富以苟，不如贫以誉。
这句话出自《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意思是：与其富有而苟且偷生，还不如贫穷而有美名。
在生活中，有的人虽然富有了，但他的财产来路并不正当。这种人虽然腰缠万贯，过着纸迷金醉的生活，却因为财路不正，承受着骂名。这样的富有，其实还不如清清白白的贫穷为好。当然，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追求富有，只追求道德的完善，追求信念的崇高，他们把实现他人的富有，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哪怕自己落得一文不名，也感到十分欣慰和坦然。这样的人，人品高尚，是流芳后世的正人君子。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云南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官到副厅级。在他为官的30多年里，他把全部的心血和热情都用在了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上，整天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岗位，极少回到自己的家里。他的小女儿，直到8岁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爸爸，地点是在奶奶生病的病房里；他的老伴一直是农民，他完全可能把她转为城镇户口，在城中安排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农村现在条件差，但这是一时的，迟早会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农民同甘共苦建设美好家乡。”在退休之后，完全可过着安逸闲适的晚年生活，然而，他却一头扎进家乡的荒山老林里，挖山种树，用20余年的时间，发挥生命的余热，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带领家乡人民把过去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色林海。在这20余年里，他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吃了许多苦头，却收获了丰硕的劳动成果。当满山的林木郁郁葱葱，他却把自己亲手培育起的、价值3亿多元的林场，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拒绝得到任何报酬。
在生活中，杨善洲虽然粗茶淡饭，衣着简陋，过着贫穷的日子，一生都没有留下什么积蓄；但他两袖清风，心系家乡人民，摘下乌纱戴草帽，二十年如一日，执着造林，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体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全心全意为国家分忧、为百姓造福的伟大情怀。他在经济上是贫穷的，但在精神上是富有的，他的事业泽被故里，他的美名将流芳后世。
著名作家邹韬奋在论及个人得失及荣辱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更多得到他工作的裨益，才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纵观杨善洲的一生，可谓最好地诠释了这段话。
富有人人追求，但不择手段地追求富有，则会冒着极大的风险。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宿州次韵刘泾》中说：“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如果为富有挖空心思，为富有利令智昏，为富有以身试法，则会危机四伏。因为追求富有的手段和过程是非法的，终究会东窗事发。
从古到今，明智的官员都懂得，为官做事，就要利国利民的好事，而不是损公肥私的坏事。如果真正做了利国利民的好事，又能保持一身清廉，必定千古留名。明朝的况钟在鱼米之乡的苏州任知府，为民办了许多好事。有一次，他要去京城办事，身边的人就劝他带点礼物，给皇上和各路大臣打点打点，求个相互照应。但况钟闻言，哈哈一笑道：“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况钟死后，送回故乡安葬，坟墓里除了一些书籍和衣物，别无所有。文革期间，有的造反派不相信他真的没钱，打开了况钟的墓椁，发现里边果然什么陪葬品都没有，证明了史学家所说的话完全属实。有人感念他的清廉，在墓前写一副对联：“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文武官员数不胜数，而像况钟这样让人民群众代代相颂的官员虽然不多，却也不乏其人。他们算是真正看透了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所以才不会为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财物而丧失自己的操守和良心。
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的任上，多为儿孙做点事，或开门路，或敛钱财。可他们不知道，儿孙要是有出息，留下钱财又有什么用？儿孙要是无能，留下再多钱财，也会挥霍一空。关键是自己要把自己的官做好，把自己的职责守好。只要一身清正，穷一点又有何妨？
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句话出自明代于谦的《入京》诗。意思是，我只带着两袖清风去朝见天子，免除百姓们对我说三道四。
这两句诗的作者，是明朝官员于谦。于谦由地方长官调任兵部侍郎，可谓高升了。换了别人，值此春风得意之时，一定“感恩戴德”，会想到提拔他的人，送点儿谢礼什么的，“意思意思”。此外，在京城做官，如果不依附某一位“权贵”，官位很可能不保。当时的宦官王振，专权独断，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所以，有人劝于谦：即使不送权贵金银财宝，至少也带些线香、蘑菇、绢帕之类的土特产。然而，于谦听了，哈哈大笑。双袖一抖，风趣地说：“我只有两袖清风。”事后，他还写诗一首：“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什么是“两袖清风”呢？两初清风，比喻为官廉洁，古代人的衣服没有口袋，百姓的衣襟是相右掩，并在腰间加一条束衣的带子，随身携带的东西可揣在怀里；而官员穿的长衫袖子特别宽大，方便于存放银两、诗词文章等。如果官吏不廉洁，就可以把顺手牵羊或收受贿赂的钱放在长袖内。只有两袖空空，一尘不染才称得上廉洁，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了两袖清风的含义。
两袖清风，不向上级行贿，不巴结讨好上级，这样的官员无疑是清官。因为他公正无私，遵守法度，不怕人加害于他。于谦果然就是一位清官。他清廉刚正，不媚权贵。上任之初，他想的不是如何趋炎附势、继续升官发财，而是民间疾苦。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能够关注民生、不违民意，在意百姓的褒贬臧否，自觉保持“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浩然正气，实在是难能可贵。
清朝的海瑞，也是一个刚直不阿的硬骨头人，官场上的“一根筋”。在严嵩把持朝纲时，他有一个爪牙叫鄢懋卿，任巡盐都御史，一天，这个都御史一路巡查，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所到之处各地，大小官吏都要好生招待，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然后，到了海瑞任知县的淳安时，却受到的是稀饭、咸菜的招待。鄢懋卿一看，心生愤怒，厉声问：“小小知县，你耍我？”海瑞理直气壮反驳道：“我们县小，供不起你们那些车马。”鄢懋卿海瑞一向是个犟驴，跟他缠上没有好处，也只好私下记下这笔账，灰溜溜走了。
后来，鄢懋卿指使别人向朝廷参了海瑞一本，把他贬到兴国州当了判官。严嵩倒台后，吏部官员对海瑞的遭遇不平，把海瑞调进京当官，这才有了震烁古今的“海瑞上疏”——海瑞骂皇帝，成了今古奇闻。
海瑞的“上疏”得罪了嘉靖皇帝，被打入大狱。狱吏张瑞敬慕海瑞，带些药品食物接济。后来海瑞官复原职，带着厚礼去答谢，正在乡间种田的张瑞，听到这个消息，就划着小船躲进了江边。张瑞问这是为什么？张瑞说：“我敬慕海瑞，是敬重他的官品、人品，并是图报，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复职。”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老百姓对海瑞的一片爱戴之意。
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
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资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送物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钱，在场的人看到眼里，都流下了眼泪。
不做那些老百姓不喜欢、不高兴、不支持、不拥护的事，免得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只有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才能赢得百姓的口碑。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里，像于谦、海瑞这样的清官廉吏，虽不能说凤毛麟角，但也绝不多见。因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那些官吏的公廉，与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是，像孔繁森这样两袖清风的为人为官，则是我们许多人望尘莫及的，值得党员干部从内心里去体会和学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句话出自高阳的《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意思是，君子喜欢财物未尝不可，但要来路正当。
明朝时，有个叫郝子廉的人，为人耿直，从不贪占小便宜。例如，每次牵马到河边饮水，他都要往水里扔下三个小钱，以示报酬；有一次，他到姐姐家里吃了一顿饭，临走时悄悄留下了五十文钱，作为这顿饭的饭钱。郝子廉虽然行为有些夸张，但他不贪占小便宜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的。
人人都爱财，但财富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只有靠劳动、知识、智慧挣来的钱，才真正是自己应当得到的，用起来才会坦荡，才能体会到劳动和金钱带来的享受。而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钱财，虽然来的容易，虽然不用自己去辛苦挣得，却让你心里有鬼、寝食不安、提心吊胆，生怕招来灭顶之灾。
唐宋大家柳宗元，曾在他的《鞭贾》一文里记载了一件事：一个卖马鞭的商人，以次充好，将装饰华丽、质量却不好的马鞭高价出售。有一个人不明真相，花大价钱买了一根马鞭，四处向人炫耀。可是，当他挥鞭抽打马身上，鞭杆一下子断为两段，才发现马鞭那华丽的外表里面，竟是腐烂的木头，根本不是什么好木料。他去找鞭商理论时，鞭商拒绝退赔。这位富家子弟岂肯善罢甘休，立即组成人在街面上吆喝，揭露马鞭的真相，鞭商丢尽了脸面，马鞭再也无人问津，只得灰溜溜地走了。这叫做到贪不义之财，最终毁了自己的饭碗。
清朝时，有一个卖点心的李老板，掺假使假，生意日渐冷落。一天，书画大家郑板桥走进了他的点心店，李老板惊喜万分，立即请求郑板桥为他题写店名。郑板桥当即应允，挥笔写下“李氏点心店”几个大字。围观的人一看，忍不住笑起来，原来，点心的心字下面，少写了一个“点”。李老板也看了出来，请求郑板桥补上。郑板桥却说：“我并没有写错啊，你以前生意不错，顾客盈门，是因为‘心’字有了一点，而现在生意冷淡，也是因为‘心’少了一点呢。”李老板这才明白了郑板桥的用意，幡然悔悟。
以上讲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不仅是对普通人讲的，更是对当官掌权者说的。因为为官者手上有了权力，更容易“取财”，更要讲究“有道”。如果为官者缺少自律之心，目无国法，公权私用，肆意敛财，同样会得不偿失。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欲壑难填的贪官，为了敛财而徇私枉法，甘冒生命的风险，最终自毁前程。例如，有的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在很短时间里便暴富起来。他们拥有的财产与其正当的经济收入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些人通过出售或出租权力来获得大量工资以外的收入，包括各种利润和巨额财产，而实现暴利的前提或必经之路，就是腐败。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的或合理合法的渠道和来源。在东窗事发之前，他们一直心存侥幸，一面担心丑行败露，一边又觉得自己的手段高明，不会让人发现。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贪官们的最终结局，当然是难逃法律的制裁。他们取之不义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只有耻辱和祸患。
人人都想赚钱，有了钱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才能实际自己的某些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想赚钱，就要堂堂正正地赚，商人不能欺骗顾客，官员不能以权谋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任何人得到的钱财，最终也会失去。通过正当渠道挣钱，我们才能心安理得，才能问心无愧，才能创造成功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