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石，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所以，治国理政都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梦”时也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就要心为民想、利为民谋、身为民行，把爱民之情、为民之举、富民之策、安民之道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基本要求。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下》。意思是，人民是最重要的，国家第二，君王要轻一些。
这句话出自孟子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的情景是：君主的地位高高在上，老百姓则处在国家的最底层。孟子为了推销自己的执政思想，不辞辛苦来见梁惠王。梁惠王以礼相待，并问孟子对执政有何高见。孟子回答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却不以为然，笑道：“自古以来，哪有老百姓比君王还尊贵的呢？您的话让人匪夷所思！”孟子则进一步阐述道：“虽然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就必须遵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原则。”
民为贵，是说老百姓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绝对的，执政者的权力，从根本上来说源于人民群众，必须用来为人民群众服务。社稷次之，是说国家也来源于人民，是用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地位次于人民。君为轻，是说相对于人民和国家来说，君王的地位要更低一些，因为君王的地位和权力，归根到底是人民赋予的，没有人民就没有君王。总之，一切政治权力都源于民众。君王一旦危害国家，伤害老百姓，老百姓就有权将他赶下台。
《战国策·齐策》记载：齐王的使臣到赵国访问，拜会了赵威后。赵威后问齐国使臣：“你们齐国今年的年景怎么呢？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呢？你们的国王身体还好吧？”齐国使臣一听，有点不高兴，埋怨道：“我是奉本国国王的命令，来访问贵国的。您却先跟我打听齐国的年景和百姓的生活状况，却把我们国王放在后面，这岂不是先贱后贵，贵贱颠倒了吗？”赵威后听了，从容地一笑，答复道：“我倒觉得这样问候没有什么不对的。你想，如果年景不好，哪有老百姓的好日子？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哪有国王的好日子？难道你想让我舍本问末、本末倒置吗？”
赵威后虽然只是一个王后，但她的话却包括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说明古代开明的统治者，还是非常懂得“民重君轻”道理的。
实际上，从古到今，凡是比较稳固的政权，基本上都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一定的地位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都要服从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所以，一切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的群体。社会的根基在人民，国家的血脉在人民，民族的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是一切阶层的主体。要把人民群众当做国家的主人，就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处处为群众着想。
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成为执政党，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并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取得的。当年，有一个外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是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而那种认为权力是执政党的，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就应该享有特权的思想认识是十分错误的。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能为个人和集团谋私利。
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任何关系。党章规定，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所做的一切，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和最终追求。重温党章规定和入党誓言，党员干部就必须增强公仆意识，认真解决好为了人民、代表人民、造福人民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只有树立了“为了人民、代表人民、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和为官之道，才能防止有些人在人民利益之外形成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才能防止少数人忘记了公仆身份，一当官就似乎成了人民的主人，进而漠视人民、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变质行为的发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基本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为此，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准确把握人民主体地位的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自觉处理好官民关系，当一个合格的人民勤务员。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这句话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坚固了，国家才能安宁。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当初，大禹传位给启，启传位给太康。太康辜负了启的信任，整日享受安乐，沉湎于酒色，不理朝政。为了打猎，竟外出一百多天不还朝。由于丧失德行，老百姓怨声四起，人人都想推翻他。附近有一个诸侯国，国王叫后羿，看到老百姓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趁机起兵，废了太康。太康的母亲和他的弟弟们聚在一起，总结了太康失势的经验教训，追述了皇祖大禹的忠告，一起作了《五子之歌》，其中一句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祖父大禹早有训诫，对待人民只能亲敬，不可怠慢，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宁。
从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流传下来，并且演变为“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这种民本理念，在西周时期开始萌芽，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并在战国时期日臻成熟。虽然早期的民本思想，带着浓厚的原始民主的气息，还处在朴素的政治行为阶段。但是，它越来越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了起来，并且作为执政的核心理论，植根于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而从未中断和消失。此后，渐渐形成了关注民生的“德治”思想。时至今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也是与这个理念一脉相承的。
翻开历史，我们都会发现一个现象：每朝每代的开国皇帝基本上都是一个明君，都会勤于政事，体恤人民，都能把国家治理的国富民强。李世民推翻隋朝，建立唐朝以来，经常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警句反复鞭策自己，以免重蹈隋亡的覆辙。同时，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顾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一味地横征暴敛，掠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财富，最终势必如前朝亡国之君那样自食恶果。有鉴于此，他多次告诫自己的臣下：“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即位之后，就积极采取了减轻赋役、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富民安邦政策和措施，使得在隋末战乱中被摧残得凋弊殆尽的民力、物力得以恢复。结果，整个贞观年间社会稳定，百姓生活富足，从而被后世赞誉为“贞观之治”。
今天，我们坚持以民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关注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活质量，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果忘记这一点，就会像太康那样失去人民，就会像苏共那样走向失败。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呢？
首先，要取信于民。人心向背，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我们要取信于民，就要用实际行动给人民看，拿事实给人民看。我们只有多干实事，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让人民群众知道我们确确实实是在为他们做事，才能真正让人民信任我们。
其次，要情系于民。必须牢记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血肉联系，真正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必须增强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牢固树立“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的利益再小也要重视”的思想观念，对人民群众满怀深情，对群众的心声认真倾听，对群众的期盼全力实现，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解群众所难，把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当做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全心全意去解决。
再次，要造福于民。要时时想着群众，处处为了群众，以老百姓富裕为荣，以地方经济发展为乐。努力发展一方经济，让人民群众早日富起来、生活早日好起来、出行早日方便起来、日子早日快乐起来。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富民优先为着力点，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意思是，如果老百姓的用度够了，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老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够呢？
据《左传》记载，鲁国连年用兵，国库空虚，加上连年遭灾，老百姓生活困难。要想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军费，实在太难了。于是，鲁哀公就向有若请教，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若说：“就按各国通行的做法，向老百姓征收百分之一的税收吧。”哀公一听，非常生气地说：“现在我向老百姓征收百分之二的税收，尚且入不敷出，你却建议我按百分之一的比例收税。你这哪是让我增加收入，分明是让我雪上加霜啊！”有若却不慌不忙地说：“大王，您请听我说。为什么鲁国国库空虚？是因为国家的大部分税收，都落入了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手里呀。因为这个原因，纵然向农民征收更多的税，国家的收入仍然不会增加太多，只会增加那三家的收入，而民众则更加贫困。所以说，与其加税，不如减税，以缓解民困。大王您想，只要老百姓富足了，您还怕不富足吗？如果老百姓不富足，您的收入又从何而来呢？”
有若这种把老百姓的利益置于国君之上的富民思想，与孔子一贯提倡的薄赋敛、轻徭役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唐朝前60年之所以发展很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统治者汲取了隋朝覆亡的教训，把富民作为治国之道，对老百姓存有敬畏之心。唐太宗就懂得战乱之后要与民休息的道理，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保证耕者有其田。他对大臣反复强调“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道理，指出国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仓库”。这种富民思想和政策改变了隋朝末年的暴乱之政，极大地发展了经济，改善了民生。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也反复强调，要使人民群众真正拥护支持革命事业，就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他在一篇文章里指出，“我们还有许多同志只是做一个方面的工作，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并强调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毛泽东还认为，“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人大会议时指出：“要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注重关心生活困难群众，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段话与毛泽东“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有着相同的内涵。
百姓富足国家才富足。对于国家而言，老百姓的钱袋盈实了，国家才有增加收入的可能。国家的经济实力，主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一旦企业不振、百姓贫穷，他们就无力支付税收，国家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企业衰落叫百业萧条，百姓虚空叫民生凋敝。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人人自顾不暇，何来为国家做贡献？其实，国家并不是“聚宝盆”，而是一个“红包”派发者。那种过分强调积累的做法，不但违背经济规律，还会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当前，我们需要努力做到的是，不仅要使人民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还要给予他们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更高层次的民生实惠，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造福人民的执政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富民强，所追寻的中国梦才会更有意义。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
这句话出北宋程颐的《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意思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要以顺应民心为根本，使人民的生活殷实为根本，使人民的生活安定不受骚扰为根本。
这句话提到了“民生”的概念。什么是民生？根据字面意义，民生就是指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民生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民群众评价政府工作的好与坏和党员干部的优与劣的一把尺子。如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切实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切实得到提升，就是政府工作卓有成效。
“民生”并不是一个新鲜名词。中国历代统治者及政治家、思想家都懂得民生的重要性。《左传·宣公十二年》里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把“民生”指向了老百姓的生活和生计。民生问题是任何时代都面临和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儒家学派提出了“惠民”、“制民之产”等关乎民生的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宋代儒学大家程颐认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再次继承和发展了民生思想。
古代的开明之君，都把民生问题看得很重。例如，西汉著名的“文景之治”，就反映了文帝、景帝两代皇帝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业绩。汉文帝在位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多次下诏鼓励农民种粮栽桑，对表现好的农户，经常给予赏赐。同时，他还不断减轻人民负担，多次减免农业税，甚至全部免去田租，徭役也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文帝还下诏开放国有的山林川泽，促进农副业生产和与盐铁生产的发展；同时废除了关税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景帝继位后，继承了文帝的各项农业政策，使文帝开创的繁荣局面，得以维持。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渐巩固。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国家的仓廪也堆满了粮食，由于粮食吃不完，甚至出现了陈粮腐烂。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历来关注民生问题，始终把民生问题摆在非常重要的突出位置。例如，取消了农业税，使中国农民不用再交“皇粮国税”；切实减轻群众的教育负担，关心和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的问题；不断提高农村养老金和城市退休人员退休金，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重视医疗，初步建立起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等等，都是解决民生问题实实在在的步骤，可以让每一位老百姓从中受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阐述了民生的重要意义，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民生工作的着力点，向人们展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蓝图，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奋发向上、共创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