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的都市蜃景——试论鲁迅《故事新编》后期作品与上海都市生活
刘晓
1927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在这十年中，他所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是战斗性的杂文，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只写了五篇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和典籍的小说，与在此之前所创作的《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共同结集成《故事新编》。然而，这五篇作品不仅与鲁迅早期的《呐喊》《彷徨》迥然有别，也与同一个集子中所收录的《补天》等作品有所区别
，连鲁迅自己也说“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那么，这五篇作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鲁迅的小说创作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前辈学者、研究者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尝试着在上海都市文化与《故》文本的独特性之间建立某种历史关联，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和评价鲁迅后期的小说创作。
在《读〈倪焕之〉》里，茅盾曾经这样评价鲁迅五四期间的小说：“《呐喊》所表现者，确是中国现代的人生，不过只是躲在暗陬里的难得变动的中国乡村的人生……同时亦不能不指出《呐喊》是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在《彷徨》中，有两篇都市人生的描写：《幸福的家庭》和《伤逝》。……然而也只象《呐喊》中的乡村描写只能代表了现代中国人生的一角，《彷徨》中这两篇也只能表现了‘五四’时代青年生活的一角，因而也不能不使人感到不满足。”茅盾的这段评价今天读来十分具有启发性，他敏锐地注意到“五四”作品中的空间地域背景：《呐喊》《彷徨》的故事场景主要设置在鲁镇、未庄和S城，它们是“难得变动”的中国农村的缩影。然而193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商埠，奇迹般突兀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景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更为奇特的是，活跃于现代文坛的众多作家们纷纷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上海，原来在北平的不少作家也陆续南迁，使得上海文坛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作家们置身于这个声光色影的现代化大都市，感受到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前所未有的冲击，刺激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从都市研究角度讨论鲁迅南迁后创作上的变化，就有了可能和必要。笔者认为，本文所要讨论的《故事新编》后五篇作品即与上海的都市文化密不可分。
汹涌的大海是人群的模本。沉思于这种永恒的景象的思想家是人群真正的探索者。（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一、空间场所的转变：街道·人群
如果说《呐喊》《彷徨》讲述的多是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的故事，那么在《故事新编》这些取材于古代的作品中，地理场所似乎不那么清晰。当我们试图确定故事发生的地理场域时，困难出现了：我们无法将其定位在一个稳定的空间中。空间似乎总是随着情节的展开不断延伸、拓展：《理水》的开头是一幅“汤汤洪水”的混乱景象，在水面漂浮摇荡的竹筏和处于洪水乌黑中的“文化山”是人物主要的活动场所；《采薇》的地理场所随着伯夷、叔齐的行动不断变化，即使最后“定居”于首阳山，他们居住生活的空间仍然敞开无余；《出关》的“出”本身即意味着地理场所的游移；《非功》中墨子往返于宋国和楚国的都城之间；《起死》的场景是一片荒地，故事开始于在路上的庄子一段偶遇。这些作品所呈现的空间一方面打破了《呐喊》《彷徨》中隔绝、闭合的空间形态，一方面不再是茅盾所说的“难得变动”状态，而是出于动荡和变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