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传统：现代性的本土化
导言
尽管作为文学语境的现代城市经验可前溯至民国乃至晚清时期，占据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地位的，却一直是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只是作为一些若隐若现的片断，作为被主体排斥的边缘化的‘他者’偶尔浮出历史地表。”
“乡土文学”提供和承担着符合时代主潮的价值诉求。“新感觉派”“海派”这些提供了现代都市景观的文学流派，主要是在“现代性”（具体展开为“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而非“城市文学”的框架下被阐述。这意味着，作为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镜像，只有带着强烈的“现代化”印记的城市生活，才能构成“城市文学”想象的对象。这就使得有关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讨论总是更侧重于那些表现大都市的作品，城市文学因而也常被称为“都市文学”。“都市”与“乡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极，前者所承载的文学观念、生活经验和审美范式，与后者所代表的传统、主流相反相成，形成对立面。这样的对立，确实使“都市文学”/“城市文学”得以不断地从主流、传统中跳脱出来，在求新求变中获得自身被命名的机会，然而也由此陷入他者化的命运，根本上丧失了连续性与整体性。作为其意识支撑的“现代”，常常被当作一个断代的概念，指向断裂与变革，被20世纪知识分子用以展开启蒙与批判。所谓城市文学，不过是现代意识的佐证与衍生品。这正是“城市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困境所在。如何经由“城市”阐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和特点，不仅影响着“城市文学”的内涵与发展方向，也关涉着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层理解。
针对城市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困境，理论界开始了自我反省和对思维路径的重构。强调从本土性出发，重新认识现代性主导的西方城市理论，这在近年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中，越来越成为共识。如有研究者认为现代性不足以涵盖城市文学的所有文化属性，“文学对城市的反观，不能局限在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下，扎根于中国城市的本土特性，才能看到中国城市书写的丰富复杂所在”；“只有树立起中国本土意识，努力运用本土的认识和实践，才能把握住文化的大潮流，在全球化的洪流中紧紧抓住民族的根”。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都市文学”的讨论中，就有学者提出“中国近现代都市发展的实际，决定了我们只能采取‘中国式’的都市小说的研究视角”；或质疑现代性对城市文学定义的可靠性，认为要注意城市文学的地域性。问题以同样的角度被反复提出，这一方面印证了处于“传统”/“现代”、“地域性”/“全球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结构中的“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以及“现代性”的本土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重要文化命题；与此同时，这一悬而未决的文化疑难，恰也凸显出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对于理论建构不可或缺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几乎成为西方以现代性为主导的知识理论与文化研究方法的演练场，确乎开辟出了新的思维路径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但过于偏向文学外部的、宏观的取向，却也构成了对文学的本体性、丰富性的逃逸与遮蔽。文本成为观念的注脚，这在事实上弱化了文学的文化功能。无论是对“现代性”指导下的思维路径的反思，还是对“本土性”的强调，如果缺乏对具体文本及文学实践的细致考察，难免以理论预设遮蔽和简化现实的复杂。而以传统/现代、地域性/全球化二元结构中策略性的重心位移，来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挣脱二元的理论窠臼，也极容易陷入话语层面的同义反复。说到底，文学的建构只能从点滴开始，聚沙成塔，汇流成溪，方才可能产生通向“共名”的城市文化经验与文学形象。“城市文学”如何突破“现代性”的遮蔽？仅仅从理论层面强调“要脱离现代化为城市成长预设的陷阱，立足本土，发掘地方性要素”远远不够，还须寻求具体的展开与落实，挖掘具体文本实践中所包含的城市文化经验的本土性、地方性、民族性因素，进而观照现代经验与民族传统如何实现形式与内容上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如何得以发生。
回溯新文学发生的起点，从那些最具典型性或被广泛接受的城市文化经验类型中挖掘民族性、地方性因素，丰富和发展城市文学的多重面向，自然而然成为城市文学建构首当其中的任务。在本专题所选的论文中，范伯群的《论“都市乡土小说”》、谭桂林的《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张新的《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正是以民族性、地方性为依据，对所论及的现代文学文本的贡献与价值进行评估，其中不乏富于启示性的见解。范伯群的《论“都市乡土小说”》认为乡土小说不等于乡村小说，“乡土”可以泛指一种地方特色，城市即使是大都会也有着自己丰富而独特的民间民俗地域色彩；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它的都市乡土小说，以老百姓的凡人小事解开大势更序的民间的深层动因，与新文学中都市社会剖析派小说形成互补，使读者获得中国都市的“多面观”。这里，“都市乡土小说”的命名，虽然指向“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现代通俗文学，却也折射出整个现代文学“都市”与“乡土”互为映照、彼此胶着的关系。谭桂林的《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认为茅盾对中国社会演变过程的准确而深刻的洞察力，首先在于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民族性特征的把握。在作者看来，新感觉派作家由于过于注重揭示上海洋场的殖民化的外在特征，其人物塑造中普遍存在“非中国性”的弊端；而《子夜》中都市人物的性格模式与生存境况、个人命运，无一不凝集与浓缩着整个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悲喜剧内容，其艺术成就与贡献在于实现了现代感与历史感、都市特征与民族特征的有机统一，将“海派”文学的都市感觉与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综合在一个宏阔壮大的艺术整体结构里，“使现代都市文学一起步便达到了足可与其他主题相媲美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张新的《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在论析新诗的现代主义与都市文化的关系时，同样强调新诗的现代主义内涵及其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是完全照搬和仿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而是从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将现代主义文化内涵与中国社会具体历史环境相结合。
回溯现代都市文学传统，不能不提及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的小说。严家炎在评析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时指出：“中国新感觉派创作的第一个显著特色，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尤其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可以说，新感觉派是中国现代派都市文学开拓者中的一支。”以此为基础，研究者对“新感觉派”小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艺术方面的创新，尤其是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以及“心理分析”的特色。李欧梵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则更加明确地从城市意识出发来观照这三位作家：“他们非但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中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极为‘城市化’——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归。”不仅认为他们的作品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明的产物，而且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到他们的笔下，都市文明第一次获得肯定。与“新感觉派”显明的都市特色相比，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奠基者鲁迅似乎很少直接去描写都市生活，相反，在他的示范和影响下，才得以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流派。然而，诚如李欧梵所言：“中国现代作家的想像世界虽以乡村为主，他们的生活世界却不免受到城市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寻求、论证鲁迅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联系，几乎成为建构城市文学不可缺失的功课。刘晓的《浮动的都市蜃景——试论鲁迅〈故事新编〉后期作品与上海都市生活》便试着从空间场景的转变、商业环境的影响以及文本的独特形态三个方面，探讨《故事新编》后五篇作品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生活的关系。作者认为鲁迅将其敏锐新鲜的都市生活体验植入了这几篇独具特色的作品中，开拓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全新形式；同时上海都市文化的特征决定了“乡土小说”中那种对整体的把握不再可能，小说丧失了充当“国族寓言”的启蒙功能，它所呈现的是似幻似真、支离破碎的都市蜃景让人们只能陷入“震惊”式的痉挛中。这一转变在后来的文学史演进中无疑得到了反复的印证与强化。
如果说以上研究主要偏向文学的内部研究，偏重于对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的解析以及价值的重估，那么张屏瑾《从摩登恋爱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与都市书写》、葛飞《缝合与被缝合：都市马赛克中的左翼戏剧》、程鸿彬《延安1938—1942：“都市惯性”支配下的文学生产》这几篇则偏向文学的外部研究，通过对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下现代都市文化特征与主体存在状态的分析，阐释现代都市文化如何影响、规约着文学实践的发生与发展。这几篇文章都是关于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研究，正好呈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例，深刻地关联着城市叙述如何一步步从“现代”走向“当代”，以彼此呼应的方式开掘着中国现代文学“城市”因子的历史连续性。
《从摩登恋爱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与都市书写》从都市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以及左翼文学形成“革命加恋爱”现象的深层原因，认为进步青年的激进心理和都市空间的欲望机制纠缠在一起，形成了“革命热情”的一大源头，“激进的身体”由此成为革命文学内在的悖论。《缝合与被缝合：都市马赛克中的左翼戏剧》则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政治空间描述为一种“马赛克”型的都市文化特征，多元化的社会表象下其实质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多元消极共存。在这样的都市“马赛克”结构中，越混杂、无序，每一板块就越是生出排他性的要求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的“标题党”，尴尬的边缘位置和话语制高点，使左翼戏剧得以存在于都市社会结构的缝隙之中。这里显见出新一代学人研究思路与话语方式的新颖、独到，对于理解当下的上海都市文化不无启发。《延安1938—1942：“都市惯性”支配下的文学生产》以“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在延安展开的文学活动为例，对抗战前期（1938—1942年）延安的文学生产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认为在该时期的延安文学生产中，现代都市文化生产的基本逻辑并未因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销声匿迹，反而在惯性支配下渗入延安社会的内部肌理，二者经过融和转化形成了奇特的文化景观。文章强调“现代”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现代文学生产在向当代文学生产转换的过程中，并不像某些文学史论著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相反几乎在每一个关键环节上，我们都不难寻出前者向后者“平滑过渡”的印记。”在作者看来，文抗作家的精英主义积习和“都市惯性”思维，介于现代与当代两种异质文化逻辑之间，既是前者的变相延伸，又是后者在草创阶段的必经环节。尽管后来的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相当程度上阻断了延安文学生产中的“都市惯性”，但对这种连续性的尽可能的发掘，也才使得“城市文学”有了某种通向整体的可能。
（贾艳艳 撰）
- 陈晓明：《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 张惠苑：《囚禁在现代性下的城市文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反思》，《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 林嘉新：《当代中国城市文学的困境及其批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 李旭东：《文化中的都市与都市小说——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化品性》，《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 邹平、杨扬、杨文虎等：《城市化与转型期文学》，《上海文学》1995年第5期。
- 张惠苑：《城市如何被文学观照——19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得失谈》，《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 范伯群：《论“都市乡土小说”》，《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 谭桂林：《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子夜〉的贡献》，《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2页。
- 同上书，第124页。
- 同上书，第112页。
- 张屏瑾：《从摩登恋爱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与都市书写》，《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 葛飞：《缝合与被缝合：都市马赛克中的左翼戏剧》，《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4期。
- 程鸿彬：《延安1938—1942：“都市惯性”支配下的文学生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