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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被带离了法国学校，每天去大使馆附属教堂的英国牧师的公寓上课。他教我英语的方法，就是让我大声朗读《标准报》上有关治安法庭的新闻。至今我还记得，那时在巴黎到加来（Calais）的火车上发生了一桩谋杀案，我在朗读此案的可怕细节时心中曾产生的恐惧感。那时我一定有九岁了。我对英语单词的发音一直不确定，我对一件事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曾在预科学校读到一篇文章的时候，舌头似乎打了结，将“unstable as water”（像水一样不稳定，变化无常）这个短语中的“unstable”读得好像与“Dunstable”押韵，当时那阵嘲笑声使我羞愧难当。

在我的一生中，我上过的英文课不会超过两次，尽管我在学校里写过文章，但我不记得有谁指导过我如何构词组句。况且我是在年纪不小的时候上的这两堂课，恐怕不能指望能从中学到什么。而第一堂课就是几年前的事。我曾在伦敦待过几个星期，聘请了一个年轻女人做临时秘书。她很腼腆，相当漂亮，沉浸在与一个已婚男人的爱情中。我写了一本书，名叫《寻欢作乐》（Cakes and Ale）。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打字机打的稿件送了过来，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它带回家，并在周末帮我校正一下。我的意思是，她只需记下打字员可能犯的拼写错误，并指出手写体不易辨认所导致的错误。但她是一个尽责的年轻人，竟然过多地解读了我的话。星期一早上，她带回了打字稿，附有四大页纸的错误订正。我必须承认，乍一看，我有点恼火。可是后来我想，如果我不坐下来好好审视一下她的良苦用心并从中得益，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我想，这个年轻的女人一定在秘书学院上过课，她读我的小说就如同她的老师批改她的文章一样。在这四大页纸上，写满了尖锐严厉的评论。我不得不推测，秘书学院的英语教授说话时并不会拐弯抹角。他规定了明确的标线，我对这点没有疑问。他不允许对任何事情有两种看法。他那聪颖的学生不允许在句子的结尾加上一个介词。感叹号表明她不赞成某个惯用语的用法。她认为一个单词在一页上不得重复使用两次，所以每次都准备用同义词代替，并将其放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我纵情挥洒出十行句子，她便写道：“把这一点讲清楚，最好把它分成两个或更多个句段。”当我用分号表示自我感觉适当的停顿时，她标注道：“用句号。”如果我冒险用了句号，她会毫不客气地说：“迂腐。”但她对我最严厉的一击，是她对我认为是一个精彩的笑话的评论：“你确定这是事实吗？”总而言之，我断定，她的大学教授不会给我很高的分数。

我上的第二堂课是一位睿智而又有魅力的先生教我的，当时我正在校正另一本书的打字稿，他恰好和我待在一起。他人很好，主动提出愿意帮我看一下稿子。我却犹豫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从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标准的角度来审视评判的。虽然我知道他对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有着较高的造诣，但他对《埃丝特·沃特斯》（Esther Waters）的过分推崇，使我怀疑他对当代作品的洞察力：一个熟知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人，不可能认为那部当代作品价值很高。但我急于完善自己的书，并希望他的批评能够使我受益。实际上，他的评价的确宽容，并使我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因为我想这应该是他处理大学生作文的方式。我觉得这位先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这也成为他的事业，他的品位正合我的胃口。他坚持单个词的力量，这使我深受触动。他喜欢强有力的词，而非悦耳的词。举个例子，我曾写过：要将一尊雕像“放置”在某个广场上。他建议我改成：有座雕像将“立”于此地。我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押头韵（Statue will Stand）。我还注意到，他认为文字不光要用来平衡一个句子，还要平衡一种观念。当然，这合情合理，因为如果唐突地表达一种观念，那么它多半会失去原来的效果。但这又是措辞是否精巧的问题了，因为它很可能导致废话连篇。这种情况下，了解点舞台对话的知识应该有所帮助。有时，演员会对作家说：“可否在这段话中再给我多加一两个词？如果我没有别的话可说，那我的台词似乎就没有了意义。”我听到先生的评论之后不禁想到，如果我年轻时能够得到这样明智、豁达又亲切的建议，我现在该写得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