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彗星划过中国：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理想社会”憧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模型塑造，必然要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那时的中国，是个经历漫长的挣扎与煎熬，并几乎走向绝境的中国，人们被外强入侵的民族屈辱感、食不果腹的饥饿感、自由尊严被践踏的失落感所包围，人们期待一个独立、衣食无忧且自由、平等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一个年轻且生机勃勃的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他们的政治理想能否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产生共鸣？

在延安，这个千沟万壑的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并将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东方智慧，为群众所接收，避免出现“南橘北枳”的时代尴尬？

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城墙外看到的人间脉搏，正跳动着悲怆、凄凉、隐忍以及不同势力的恩怨纠葛……中国，这个曾经古老且辉煌的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正发生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支离破碎的路上。

国破丧权之辱，粉墨登场的军阀混战，接踵而至的政治游戏……多重人祸，再加之天灾，生灵涂炭。中国，这个饱受外来侵略者凌辱、四分五裂的国家，几乎再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举国上下，笼罩着浓浓的战争阴霾。自晚清，中国便处于乱局，战争不断。1930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战线绵延数千里的中原大战，从1930年11月开始，蒋介石又对共产党部队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乱不但带来血腥与杀戮，普通人的生命更被视作草芥，整个中华民族被拖入灾难的深渊。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

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矿，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当时还控制了中国其他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一曲《松花江上》，在中国各地传唱，人们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学生们纷纷游行请愿。1936年12月9日，北京、西安等城市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学生高呼“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这些义愤填膺的学生或许还未预料到，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北平、上海以及首都南京陆续沦陷，日军还在南京实施了大屠杀，35万军民丧生，其惨绝人寰的行径令人发指，日本宣布将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在广袤的农村，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贫困普遍存在着。

中国农村的赋税沉重，很多人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而负债累累，一旦饥荒来临，他们因毫无粮食储备，而只能挨饿。随着农民的集体衰落，越来越多的土地与财富集中到少数地主和放高利贷者手中。

工人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讲道，“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而为我们所熟知的夏衍的《包身工》对工人的悲惨境地进行了情景再现：

两粥一饭，12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的3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样的弯，面色像死人一样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

在那个社会救济乏力的时代，一个天灾就会让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乃至整个省份遭遇灭顶之灾。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3000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大饥荒愈演愈烈。

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孕育中国新希望的——陕北地区，是满目疮痍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来到了陕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陕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那是个盛产贫穷和土匪的地方。斯诺曾听当地人说，仅仅为了获得一只柳条外壳的热水瓶，就足以引发一场真正的悍匪抢劫。

陕北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真正的耕地很少。斯诺曾如此描绘陕西的农田：

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很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

对于大部分百姓，他们连土地都没有。清涧县袁家沟村村民白云富称：

中央红军没有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是国民党统治着的，人民生活也很痛苦，“受的驴马苦，吃的猪狗食”，就那种生活。没有土地耕种，土地大部分都在少数人手中掌握着，其他人都是打工，就这样地生活。

苦孩子出身的葭县人闫晓明回忆，他一直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我是个苦孩子出身，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都是世代给人家打长工的，遇上丰收的一年，吃稀汤汤也能吃下来一年；时年不好，租种人家的地，给人家把租子还够以后，自己就要饿肚子，就吃不上了。吃糠咽菜，都没办法。生活好些的，都是少数人，穷苦人就把人家不要的烂菜叶子捡回来，洗干净捂到大瓮里，然后过一年。春儿上如果没吃的就吃那。还有野菜、树皮，树皮是把老的那层不要，取里面新的一层吃了。

此时，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已是极为恐怖和强势：日本在华北虎视眈眈，蒋介石为谋一己私利还在全力“剿共”，并不惜血腥杀戮；国民党内部腐败横行；在经济上对农民课以重税，勒索企业，贩毒。

在“剿共”过程中，当国民党明白老百姓才是共产党的根基时，他们对老百姓进行了毁灭式的杀戮。共产党军事将领徐海东告诉斯诺：

到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被破坏。

美国《时代》周刊文字记者白修德在中国待了近8年，走遍大江南北，亲眼目睹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这场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从起初的尊敬和仰慕，变为怜悯和唾弃”。

1942年由于旱灾，河南出现大饥荒，人们开始吃草根、树皮，直到草根被挖完、树皮被剥光，灾民大量死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然而，国民政府仍忙于战事准备，不仅不实施赈灾，还继续征税。某位国民党官员甚至扬言：“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中国土地了。”

在河南，难民们，包括不断哀叫“可怜”的孩子们，将白修德等人团团围住：

他们泪痕满面的、乌黑的、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的脸色，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有漂亮的自然油泽的光彩，他们的眼睛像杏仁一样闪动。可是这些瘦得不像样的人，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满着脓水的窟窿；营养不足使他们的头发干枯；饥饿弄得他们的肚子鼓胀起来；天气吹裂了他们的皮肤。他们的声音已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一路上哀鸿遍野，白修德不断听到人们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白修德甚至亲耳听到了人吃人的案子，而郑州的政府长官们宴请白修德的菜单上却有着“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饼上撒满了白糖”。从河南返回重庆，白修德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否认“人吃人”，也不承认仍在征税。

尽管蒋介石后来也采取了赈灾补救措施，但河南大饥荒依然让白修德从蒋介石的拥趸转到对他失望透顶：

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

白修德事后回忆：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英语流利的高级官员都同自己的人民完全脱节。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完全是徒劳的。

一个政府，与它的人民脱节，这是人民的灾难，也是这个政府的灾难。一个王朝的丧钟，正在敲响。

旧秩序轰然倒塌，人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大时代的动荡中。经过多次看似地动山摇般的改朝换代、改良与革命……无数次为侵染在灾难巨流中的人们带来希望，然而，曾经蓄积出来的骇人能量终究冷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开出救国济民的良药。

棋局未卜，谁能够在这个凋敝的时代出手，力挽狂澜，给人们以希望？

红星闪耀

来自美国的两名记者中，白修德在华北看到了绝望，斯诺却在西北看到了闪闪的红星：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具备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以马克思主义为坚定的政治信念。随着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各地党组织纷纷建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政治理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并形成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新的革命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点燃。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以及世界形势的不断深入认识，以及中国局势的不断变化，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步骤上，共产党也在不断摸索与调整，对苏联的热烈崇拜趋于理性，不再照搬苏联的思想、制度、方法和组织，逐渐摒弃“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方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苏维埃制度。

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的责任需要实现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主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实现这两大任务，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华北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上升，民族危机空前严峻，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关系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仇敌忾抵御外侵，与饱受外强凌辱的中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并大肆宣扬反共理论，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将何去何从？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给出了回答。

1939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

而且，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创造性地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毛泽东继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立的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毛泽东还为人们勾勒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

政治上：国体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为民主集中制。

经济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

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追求的是人类正义、自由、平等且有尊严的人类生活，他们勾勒的理想社会蓝图，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以勇气和希望：农民得到土地，吃饱饭；工人有工作，且获得应有的尊严；出身中产阶级的革命者、知识分子，能够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实践。

正如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或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偏于中国一隅的陕甘宁边区及边区中的边陲小城——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理想社会的“试验田”。1938年7月，毛泽东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利，不得不离开红都瑞金，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红三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中获悉陕北根据地依然存在，于是提议向陕北去。

1934年9月，陕甘支队（原红一、红三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10月，陕甘支队正式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长征已经结束，以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11月，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1936年6月，中共中央从瓦窑堡移驻保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迫于国际国内形势与时局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飙升，同时也为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6年12月，中央红军和陕北地方革命武装收复或接管了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等城镇，恢复了陕北根据地。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从保安迁移到延安。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

中国西北，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展、壮大？如何被当地群众接受、和他们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巨大考验。

在这样一个贫瘠荒凉的地方，苏维埃红色政权能否存活？宛如一株植物长在青石板上，它能否扎根发芽并枝繁叶茂？西北人民的现实需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如何碰撞出默契的火花？

谁是真正的英雄

共产党的政治理想要想在中国生根，就需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仅靠现实需求与政治理想的共鸣还远远不够，还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并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给人民群众以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与毛泽东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根据《西行漫记》记述，斯诺从近100个问题中选了十多个递给毛泽东。他最想知道，面对艰难的抗日战争和艰苦的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什么力量相信自己的目标，并为之奋斗？

毛泽东告诉斯诺：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面对如何赢得边区人民最大拥护的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给出了坚定的答案——这就是土地。

毛泽东深知农民的迫切需要，也深信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都在探索，如何改变农民命运，使之成为革命力量。

如果说边区政府是一株植物，那么边区的人民就是植物需要的水和土。如果边区的政策不好，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同样也存在水土流失问题。《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一颁布，立时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戴，还吸引周边许多农民蜂拥而至，引发了最早的移民潮。

如何真实了解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此两句诗出自鲁迅的《自嘲》

在抗大总校政治教员叶尚志的印象里，毛泽东时常教育大家要做群众的学生：

只有当群众才能领导群众，要作为群众里面的一员，要做群众的先生必须做群众的学生。他（毛泽东）说你们到前方去就必须教育群众，做群众工作，要发动群众，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游击战争就没有运动战，就不会发展成为阵地战，就打不败日本鬼子。那个时候抗战才刚刚一年，可是我们陕西的根据地发展很大了，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依靠群众。他就讲这个道理。我们还专门搞了晋察冀边区发展的历史、斗争的经验、发动群众的经验。

193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首先发现了情感的巨大作用，继而又发现了情感与思想的亲密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情感是个独立的词组，但在特殊的语境里，情感就是思想。

这就是毛泽东发现的秘密。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对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同骨肉的秘密所在。

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信中所说的“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指思想感情经过变化了的政府官员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平等。天地不仁，人何不情？经过思想情感激荡变化的毛泽东，深知情感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变了，其他人也要变，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更要变。若要夺取全国胜利，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权，必须要保持一个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保持血肉联系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队伍。

专门做群众工作的叶尚志深有感触：

我们在洛川，经常跟群众在一起联欢，我们开联欢会一定要请群众参加。我们每一个连队有委员会、膳食委员会、文化娱乐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我当过宣传委员会的主任，专门做群众工作，跟（向）群众要求有问题要反映上来，丝毫不违反群众利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检查，我们借他们（群众）的门板要马上还，要把它安好，临走的时候要把水挑满，挑满他们（群众）的缸。

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这也是毛泽东一直推崇的一种工作方法。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在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日，党中央颁布《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置调查研究机关，调查研究之风在党内沛然兴起。

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柯华等人到陕西宜川县的固临镇遍访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李卓然带领调查组搞了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边区的情况。

1941年，《固临调查》报告显示：固临地区1937年到1941年，脱产人员从14000人上升到73000人，征公粮从14000石到200000石，群众人均负担从1升到了115斗之多。

《固临调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为以后的大生产运动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参与调查研究工作的还有：

1940年9月，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提出在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并提议由王震旅长率领359旅屯垦南泥湾；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进行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调查，考查团的同志根据考察的材料写出《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1942年1月，张闻天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晋西北的兴县做了15个月的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

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的总结：中国革命也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调查研究，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桥梁，也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必要前提。

六大召开17年之后，历经周折，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这些来自各个根据地的七大代表历经艰难险阻，有人甚至要费时一年，辗转万里，才能来到延安。毛主席称之为“小长征”。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七大强调，“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这是全党形成的共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了七大党章。

经过七大的洗礼，群众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中共七大代表王枫认为，七大是她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七大是我能够参加革命这么长时间，进一步坚决斗争的基础。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我们就理解了，群众路线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解放全中国。

绥德文工团成员闫晓明坚定信仰，“共产党是为人民的”。正如359旅大光纺织厂员工常春如的感叹，“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不苦，值得。”跟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走，是快乐的，充实的，也是充满希望的。

不过，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唯群众是从，更不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过于盲目，缺乏客观的判断与理性的决策，很容易滑进“左倾”的错误轨道。

1947年冬，陕甘宁边区开展土改运动，要求“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并“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财产”。

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在当年11月1日举行的义合会议上，就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绪，会议过分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

习仲勋在后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土地改革中一些“左”的做法正在蔓延：

一些较富裕的农民被当作土改对象，已经是农民的旧地主、富农被批斗；有些店铺被查封；有些贫农会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将其打死；群众斗争会上出现专门捆、打、吊、拷的打手……

习仲勋忧心忡忡，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倾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随后，习仲勋先后于1948年1月4日、1月8日、1月19日以及2月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土改中发生“左倾”错误，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习仲勋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因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

习仲勋的报告及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1月20日，毛泽东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在中共中央及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被纠正，一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走向正确的轨道。

延安的群众路线正如火如荼，而重庆则在脱离百姓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白修德曾与孔祥熙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向孔祥熙质疑，国统区几年间物价上涨了100多倍，这是通货膨胀，而孔祥熙则暴跳如雷：“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就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1940年的5月，南洋侨领陈嘉庚率团来到延安。在延安的见闻，让他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陕北公学学员洪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那时候就宴请他一次，宴请他一次用什么东西呢？就自己种的豆角、自己种的西红柿，还有老乡前天送他的一只鸡，炖的鸡，就这么一些东西，就招待客人，招待陈嘉庚，这么一个大资本家。相对比之下，陈嘉庚就说，蒋介石来的时候招待他，用了八百个银圆。

感受到边区人民的朴实、勤劳，目睹了共产党人的朴素、勤政，从重庆来到延安的陈嘉庚，对中国的政治得出了新的结论：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中国的长袍马褂，农民的粗布短袄

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的口号化妆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

——赵超构《延安一月》

中国的共产党，对于他们的信仰、执政理念与伟大目标的传播，即如何“到群众中去”，不是标新立异，是活学活用，懂得依靠传统的力量，在旧习惯和旧形式这些“老瓶”中装入了新酒。

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中宣传革命思想，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的。陕北是民间文艺的沃土，延安还来了很多“了不起”的文艺家。但高雅的和通俗的艺术还没有形成合唱。你看不起我的，我听不懂你的。

老百姓对鲁艺学员的评价，让王昆她们哭笑不得：

老百姓说我们，音乐系哭爹哭妈，戏剧系是装疯卖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文学系吹牛拍马，美术系画他爸爸。

民族危难之际，抗战艰辛时刻，必须凝聚文艺的力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怎样为的问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在接下来的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也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陕甘宁边区陷入极端困难之中。

此时的延安，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起毛泽东深深的忧虑。为此，毛泽东主动提出由自己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活动。1942年春天是毛泽东一生中同文艺界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仅4月这一个月里，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

1942年4月13日下午，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人应邀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同与党外人士的谈话相比，毛泽东同他们的谈话更加直接。他说：“我看你们鲁艺的同志要经常到农村去，要认真了解农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只要你们真正懂得了农民，农民就会懂得你们的。”

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洞察力和概括力，把文艺的全部问题归结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方面。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认为，走向人民大众，在生活中汲取艺术的养分，通过优秀的文艺作品感动、启示和教育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从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明确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群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讲话》获得了强烈反响，文艺家们创作出大量时代迫切需要的优秀作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让文艺家们获得了丰富的题材、主题和艺术营养，人民大众在文艺作品的感召下，得到了思想与感情的升华。

1942年的年末，元旦来临、春节将至，正是传统戏剧表演的大好时机。鲁艺副院长周扬因此提出：“这次演出，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而且还要让他们爱看。”粗犷、豪放、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陕北秧歌引起了鲁艺师生的关注，他们专门把桥儿沟的秧歌把式杨家兄弟等一些当地闹秧歌的“头行人”请来教秧歌。

本来老百姓就有秧歌，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头行人”是一个“老爷爷”，一手执扇其意为“风调”，一手擎伞寓为“雨顺”。在于蓝的记忆中，传统秧歌领头人的形象被丑化了，“最初演那老太太的是个男同志，脸上画的红的，这地儿挂两个辣椒当耳环，都丑化了”。

鲁艺学员在传统秧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创作出《兄妹开荒》等经典秧歌剧。

《兄妹开荒》这台秧歌剧是根据开荒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编写的，第一次采用了秧歌这种当地老百姓喜欢的形式，摒弃了旧秧歌中的丑角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

鲁艺戏剧系学员李波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场面：

在这个时候，党中央下了一个动员令，动员全边区的军民统统起来搞生产大运动。那个山头上、山沟里才热闹呢，早上起来，鸡叫头遍的时候人们就起来到地里开荒去了，我们当时那个《兄妹开荒》就是想把大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很多劳动英雄、生产模范反映一下。

图为《兄妹开荒》演出剧照，演员为王大化、李波

预演的时候，周扬同志看了就拍手叫好，他说：“好好，你们出去，走出学校，到桥儿沟先给老百姓看。”所以我们就到了桥儿沟了，老百姓一看也特别高兴，对我的唱特别叫好，为什么？他们听得清楚，是他们陕北样儿的。

当年，《兄妹开荒》一经演出立刻风靡延安。当时在延安的各个文艺团体也纷纷跟进，他们认为他们真正贴近工农兵了。鲁艺实验剧团导演张水华感慨道：

这个是完全表现边区的劳动生活，表现边区劳动人民的那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劳动那种情绪。像作家、艺术家，不得了，《兄妹开荒》都是最高的演员，现在都穿上农民的服装，我为什么流眼泪，我这是真正的人民了。

柯仲平本来对鲁艺有很多意见，说鲁艺是“关门提高”，脱离工农兵，他看到这个节目以后，跳起来了。他老人家跳起来了，胡子那么长，大叫：“这下鲁艺搞对了！”

毛泽东看后也欣慰地说，鲁艺秧歌队“有一点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了”。

1943年春节，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向中共中央拜年的农民秧歌队。由于鲁艺宣传队演出的秧歌，内容主要是宣传拥军家属、拥政爱民，歌唱边区的新人新事，赞扬生产模范，批评“二流子”懒汉，形式上也与过去农民闹社火时表演的秧歌有所不同，所以被老乡们称为“新秧歌”“斗争秧歌”，受到老乡的热烈欢迎。于蓝回忆：

后来下乡参加这种秧歌剧，一兴起秧歌全延安都欢迎，老乡跟你在这儿，你走到哪儿，他也跟着你到哪儿。你走，他又跟你去了，就是大家都非常渴望这种精神食粮。

“鲁艺家”的秧歌在延安名声大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观看了《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白毛女》等节目。毛泽东边看边点头笑着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德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传统秧歌经过鲁艺人的改造，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在鲁艺秧歌队的带领下，各种深入生活、面向群众的秧歌剧纷纷出炉，“新秧歌运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歌剧《白毛女》剧照

当秧歌运动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如火如荼上演的时候，另一种在这块土地上发扬光大的艺术形式——木刻版画，也成为延安和解放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诞生于1931年的中国现代木刻，发展到40年代，在延安形成了一个以鲁艺为中心的艺术流派。这个艺术流派的成员之一力群，把这个思想倾向一致、艺术风格接近的木刻流派，称为“延安学派”。“延安学派”的木刻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战斗气氛，反映与表现的大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边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前方抗日军民的战斗业绩。在艺术形式上，则逐渐摆脱了外国版画的影响，显示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美学风格。

这些表现解放区崭新生活的木刻作品，雅俗共赏、广受喜爱，还为解放区艺术在世界赢得了荣誉。

1945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木刻集》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

这是中国木刻艺术第一次系统地被介绍到国外。

1942年10月，全国木刻画展在重庆举行，由周恩来带到重庆的解放区木刻作品在这次画展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鲁艺美术系学员王琦回忆起那次画展依然情绪高昂：

在这一次木刻展览会上，延安的木刻大放光芒，徐悲鸿来看了，好得不得了，他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于1942年10月13日下午在中苏文化协会木刻展览会上，发现中国共产党一个大艺术家——古元，古元的木刻《铡草》可算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重要收获，我非常庆幸还不到20年的中国木刻竟然诞生了一颗巨星，我不禁为之深深地庆贺。

画展上的作品都是古元、彦涵、力群等“鲁艺”木刻家们参加了座谈会讲话以后创作的作品。1940年毕业后，古元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实习，担任乡政府文书，在工作劳动之余，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大量作品。他每刻完一幅，都要拓印好多张送给乡亲们提意见。

一开始，老百姓对外国的木刻并不接受，鲁艺美术系教员力群解释：

外国美术有一点很特别的，讲究光线，太阳光线的明暗；中国的美术没有这个光的问题，年画也好，传统的国画、人物画都不讲究明暗的，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中国老百姓不欣赏有明暗的人物的面孔，我们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表现人物不再有阴阳脸了，都是像中国年画一样，因此有了我们自己的风格，有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艺术上很重要的。

鲜明的时代色彩、强烈的战斗气氛、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木刻版画与当时的文艺发展方向产生了高度契合。以古元、彦涵、胡一川、力群等鲁艺木刻家们为代表的“延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拿古元夫人蒋玉衡的话总结就是一种“新的氛围”，“反映解放区生活的一种新气氛，就是解放区农民、解放区的生活，完全是反映生活的，不脱离生活，延安的艺术充分反映了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革命的摇篮延安，像这样的艺术的风貌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鲁艺师生们创作的优秀木刻作品，反映了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士兵的形象。他们恢复了中国古典版画固有的明朗、简洁的造型和色彩，使民间形式的版画取得广泛的传播。

地处黄土高原深处的陕北地区，是历史悠久的民歌之乡，这里不但流行秦腔、眉户戏、陇东道情等地方曲艺，更以粗犷热烈的“信天游”闻名于世。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有了碰撞。孟于所在声乐系开始学民歌了：

请老师教陕北民歌，学秦腔，学眉户。（唱秦腔）“许翠莲好羞惭，悔不该门前做针线”。

1943年春天，安波、马可、刘炽等人组成的音乐小组深入陇东、米脂一带搜集民歌。4个月里，他们采集民歌400多首，并以眉户音乐的调式和旋律，创作出一批表现边区新生活的歌曲，被称为“眉户五人团”。

1943年12月2日，以张庚为团长的鲁艺工作团再次来到绥德地区的葭县、子洲、米脂采风。

他们每到一处，都热情地为当地群众演出，并根据各地的情况和特点搜集素材、编排新节目，他们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绥德文工团成员贺抒玉回忆：

我们的戏农民喜欢看，都是他们当地的事儿，也有传统的秦腔剧，所以我们的演出每天都是到处来请，说这是毛主席的文工团。

荆蓝，1943年的她还是一个不到15岁的绥德师范学生。她被学校派去跟鲁艺工作团一起下乡演出。去米脂时，遇上米脂下大雪，路很滑，离米脂还有十多里地时，老百姓锣鼓喧天地出来迎接。至今她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演《血泪仇》时，几十里外的乡亲们赶来看演出时的情景：

台底下安静极了，山坡上也是人，广场上也是人，老百姓都掉泪，刘炽一边吹着也掉泪。好几个演员也都在那儿眼泪汪汪地看着，老百姓在台底下，反应非常强烈。

鲁艺工作团这次下乡历时5个多月，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完全没有了艺术家的架子。延安子洲双庙湾村民刘俊皋发现，他们“吃的和老百姓一样，他们自己找个住的地方，但是他们活动的时候到了哪个老百姓家，就和哪家的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在一搭儿吃饭”。

格调蓝（格）盈盈天，

飘来一个大大云，

三哥哥今天要出远门，

山川秀，

天地平，

毛主席来到咱陕甘宁，

领导咱穷人闹翻身，

呼儿嘿哟，

咱们边区一片红，

……

这首歌曲是陕北葭县农民李有源根据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创作的。一天傍晚，来到山城葭县的马可听到这首民歌，他迫不及待地记录下了这首歌的词、谱。经过整理后，一首《东方红》很快就从陕北唱响整个解放区，唱遍全中国。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指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与老百姓们打成一片的文艺工作者们，不但丰富了老百姓们的娱乐生活，还把党的思想、执政理念传播到群众中去。他们活学活用，很多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上的新问题、新现象都成为他们的基本素材；针对老百姓的犹疑，他们以贴近民间、通俗易懂且幽默的方式进行了表达，消除了人们的疑虑，拉近了群众与党、政府和军队的距离，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与认可。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理想的最根本力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人民与共产党，在这个激荡的岁月缔结为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们以空前的智慧和热情，在陕北的延安进行了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

1938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左起，前排：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1.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2.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3. 摘自《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4.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5.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6.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7. 王奇婷著：《进入饥饿村庄的美国人》，载《外滩画报》第516期，2012年11月22日。
8.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9. 毛泽东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11.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12. 毛泽东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 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15.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16. 石杰等主编：《在西北局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
17. 石杰等主编：《在西北局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
18. 石杰等主编：《在西北局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
19.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0.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1.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2.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3.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4.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5.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6.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7.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28.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