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快脱下皮靴
因为我发现
所有走进天国的男男女女
都是赤脚
啊，延安
好一个赤脚天堂
——蔡若虹 画家
在一个不性感、不繁华，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小城市，物质贫乏，但人们乐观，精神富足，精力旺盛。这个特殊的城市到底植入了什么样的“理想社会模式”的基因，使得人们在短时间内与其产生共鸣，称之为天堂？
延安厉兵秣马13年，探索创新13年：延安表达了人们对“理想国”的呼唤，掺杂了数代人的情感记忆、生命境界。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并成为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
知识分子，包括当地群众称延安是天堂：战火硝烟中相对安宁的环境；清贫但温饱的生活；融洽的军民、党群关系；开放、宽容、自由的精神活动；到处是笑声，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温暖……
这里，没有好山好水
惯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
——赵超构《延安一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没有好山好水，还只是一个简洁朴实的小小边城。
延安，史称肤施，汉唐以降，诸多朝代，曾在这里建县立府。20世纪之初的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宝塔高耸。
延安的山，是没有青色覆盖的黄色土堆，河谷空漠。古老的延安旧城，砖土房屋被日军轰炸得支离破碎，只有几处毁坏一半的石门在大路旁边半倚半靠。人们就在黄色的坚硬山壁上掘洞而居，成百上千个窑洞参差错落地分布在山腰中。穿城而过的延河水，洪水时节汪洋汹涌。枯水期，“既不汹涌，也不轻柔”，孩子都可涉水而过。
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
边区下辖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安定（今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今志丹）、甘泉、鄜县（今富县）、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等23个县，以及宁夏之花马池及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
延安——陕甘宁边区首府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林伯渠为主席。边区北起长城沿线，南至淳化，西临固原，东濒黄河，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若从国土面积来看，陕甘宁边区俨然古代一个诸侯国。而对于外国，陕甘宁边区相当于1.3个奥地利，1.1个德国，广阔辽远又贫瘠荒凉，这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的“理想国”的疆土。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陕甘宁边区，地处世界上最厚、最大、最丰富的黄土表层沉积区。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初到延安，就为这“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而感到不可思议：
但见那狂风暴雨将山丘冲得四分五裂，只留下光秃秃的山峰，深邃的山谷和倾斜度极大的峡谷——这片土地就像曾经被成群的鲸一般大的蜈蚣所抓裂和撕破了一样。
埃德加·斯诺
窑洞里的生活，在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观察团的成员看来，原始而落后：
人们住在他们称之为“窑洞”的地方——实际上就是15英尺长的地道。人们挖开山侧的土，砌以石块。每个窑洞都是一间房，窑洞前部是一扇门和一扇窗。窗户的框架是木制的，白纸糊在窗框上以代替玻璃。地上铺的是用沙子填缝的灰砖。每扇门前都挂有一条门帘，强烈的北风刮起来时就放下来挡风。
窑洞里，最多有一张简单做成的粗糙桌子，一两把没有刷油漆的椅子；没有电灯，只有蜡烛和煤油灯；也没有水管、燃气通道、暖气通道等一切与现代化相关的设施，人们以木炭取暖；厕所更是个奢侈的幻想，它设在离窑洞很远的露天场所；很多昆虫，如蚊子、蟑螂和蜈蚣时不时会来光顾，有时还会从门缝里钻进来大老鼠。
在延安这个街道狭窄的“小镇”，骡子与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车和卡车都不常见。延安有一个嘈杂且热闹的集市，最扎眼的是数量众多、始终燃着熊熊炉火的打铁铺。
在来自战时陪都重庆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看来，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单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的女同志，很少矫揉造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
即便是热情且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世代生活在延安的百姓以及厉兵秣马的战士们，他们也毫不掩饰，在延安他们的确过着苦日子。
茫茫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尤其1941年，国民党切断所有供应，抗日根据地又发生严重天灾，边区军民一度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在寒冷的冬天里甚至没有棉被盖的地步。
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学员刘明学在延安待了6年，竟然没有用过筷子：
生活在延安我们6年没用过筷子，因为没有可夹的东西，用什么筷子？每个人一把勺子、一个缸子。缸子天天就放在屁股后面的皮带上，这是一个多用处的东西。洗脸需要它，喝水需要它，吃饭需要它，刷牙需要它，反正这是个万宝杯。
延安电影团成员翟超的回忆里，延安的生活“特别艰苦”：
生活特别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发展以后穿的军装特别是夏天的军装叫再生布。什么叫再生布呢？就是穿破这衣服收回去了，再经过加工弹一弹又织成布，然后又做成衣服发给大家，稍微一干什么活就破了。我们在抗大七分校待了两年多，在抗大七分校我们打窑洞，都住在山尖子上，打窑洞前两三夜大家就住在露天院场里面，搁一点草，然后就铺在底下，上面自己有一个被子……主要是打窑洞，到几十华里以外背粮往返。小米粥不像现在咱们的糨糊那样稠糊，那时候更难吃，比秫米还难吃，菜就是煮土豆。打了窑洞我们搬到窑洞里，窑洞很湿，有的同志得了关节炎。开始住在窑洞里面一个班有十几个人，地下没有铺的，后来每个班发两条毛毡，一米来宽，大概一米六七那么长。一个班发两条，这两条炕都铺不满，怎么办呢？就这两条都铺在上面，地下还有土，就这么过。
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几乎顿顿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者南瓜汤。而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连粮食都没有，就吃黑豆、土豆和莴苣叶。至今，鲁艺实验剧团团员于蓝还不喜欢吃土豆，“因为吃够了”。莴苣的叶子不但苦还老，以至于莎莱她们只能撕着吃。
刘明学（1923—2012），四川省泸州市人，1938年6月在四川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到延安，进入中央青委组建的青年干部学校艺术班学习，1941年底至新建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初到延安，刘明学和剧院多演《伪君子》等外国戏，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深受鲁艺《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影响，开始深入群众并以劳动场景为基础排演秧歌剧。
翟超，1925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八一厂纪录片部主任，原延安电影团二期学员。1943年进入延安抗大七分校学习，之后调到延安电影团学习摄影，参加了纪录片《毛主席从延安回到重庆》的拍摄。
饥饿的时候，人们的想象力都被放大了，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作为食物的。鲁艺美术系学员华君武和他的战友们，连用来糊窗户纸的糨糊都吃过，“打的一碗糨糊（用面粉做的），用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把它吃掉了”。
延安电影团成员姜云川50天没吃到一点咸盐，开始“乱投医”：
我那时候也傻，就跑到人家老百姓那墙底下。墙上不是有那个砖缝吗，里面泛出一些白末儿，就拿舌头舔那个，把舌头烧起个大泡。
于蓝，1921年出生，辽宁岫岩人，原名于佩文。1938年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主演《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影片。
莎莱，1923年出生，河北磁县人，出生于安徽蚌埠，曾任武汉市文联主席。1938年至延安，次年入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习，师承冼星海等教师。鲁艺首演《黄河大合唱》时，担任《黄河怨》独唱，毕业后留院工作。写有歌曲《纺棉花》、歌舞诗乐《九歌·屈原》。
华君武（1915—2010），中国著名漫画家，鲁艺美术系学员，祖籍江苏无锡荡口，出生于杭州。1938年到达延安。1939年10月，华君武成为鲁艺美术系漫画研究会负责人。在延安，华君武深入工农兵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使其漫画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发生变化，锋芒直指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并画出一批佳作，诸如《肉骨头引狗》《丰收》等。
姜云川，河北雄县人，新闻纪录电影编导，延安电影团团员。1942年2月到延安，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警卫队2班班长，1945年10月调入延安电影团。194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科科长、新闻纪录电影编导。1952年任新闻电影制片厂纪录电影组编导、副总编辑。从一位不识字的八路军战士，到成为知名电影编导，姜云川的改变发生在延安。曾编导《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纪念白求恩》等著名新闻纪录片。
即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人不再靠小米和黑豆过日子，但延安的生活也仅限于饱腹。
在原红四方面军战士万曼琳的回忆里，小米稀饭是延安饭桌上的主食，很少吃肉，菜品也单一。
很少（吃肉），大概一个月半个月给吃一次肉，大烩菜，多少年一直是那豆腐白菜粉条，一人拿个碗，一人给舀一勺，好大一口锅，一人去舀一勺。
馒头、米饭、肉丁烩面条……这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饭，在当时的延安，也只有在过节时才有这样的口福。
延安的苦，如同无处不在的空气，无声无息地在这个小城的各个角落氤氲：
没有牙刷，没有牙膏，摘下帽子，蘸着延河里的水擦擦牙；没有鞋子，就用旧衣服撕成碎条编成鞋子，很多人还赤脚；那时每人半月发半根铅笔，我们用铁皮夹上写字，直到全部用完；发几张土麻纸，情况好一点儿后，每月发两张油光纸，三个月发一个蘸水笔尖；三个人用一盏小油马灯，每晚两钱蓖麻油……
然而，就是在这个没有好山好水的小城，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在酝酿，并在日后以惊人的速度与深度爆发。“延安人”们，不顾物质匮乏，视延安为圣地和天堂。
盛世，已然来临。
“快乐”天堂
“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丁玲 作家
去延安之前的丁玲，是彷徨迷茫的，迫切需要人间的感情，希望“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但又悲观绝望，只想“到无人认识的地方，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
丁玲（1904—1986），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在陕北，丁玲曾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来到陕北，她看到这里与她以前生活的世界天壤云泥，她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不料却这么漂亮。她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千沟万壑的黄土地上的人们，过着苦日子，但他们是快乐的。曾经的“延安人”们生机勃发，眼睛里闪动着年轻的光彩。
快乐，成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共同的，也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何理良：有时候一年也吃不到肉，但是人们的精神非常愉快……在这里可以高谈抗日，可以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
肖彬：苦是苦一点，生活活跃得很，也不是太苦，能吃饱饭，我愿意在那里，我是自己去的。
翟超：那时候歌子多，老百姓搞拥军爱民，这些歌都唱了。
张开帙：艰苦确实艰苦，我们睡觉没有床，只有窑洞里面的土坑，大家都在一块睡，翻身都不行。上课的时候没有课堂（教室），在窑洞前面坐在那里，本子放在那里记，也没有书，教员在黑板上写，我们就记，很艰苦，但精神很好。
苏佩荣：所以在延安，我们还是不错的。美好的回忆，现在回忆都是美好的回忆了。
这是一道永不泯灭的集体记忆，它记述了延安的苍茫往事，但更印证了延安是他们的精神殿堂。
诗人何其芳曾这样写道：“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的，是由于生活太快乐。”
延河，是一条诗意盎然的河流。延河畔，歌声缭绕。在延安男人们的眼里，延安的歌声刚健而雄浑。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学员刘明学称，他们天天唱的“都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要不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到处都是一片歌声”。
在延河的姑娘们眼里，延安的歌声革命而浪漫。鲁艺音乐系学员李一非认为在延安的岁月，是一段青春多姿多彩的浪漫旅程。
还有那延河，不仅有春天山花烂漫、冬天银装素裹的美景，更是歌声的海洋。清晨，大家纷纷跑到河边去洗漱，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延水浊，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太阳光从东山坡上洒向大地，就响起了“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晚饭后，你就会听到“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延安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歌咏城”了。歌声飘荡着的还有延安的窑洞，尤其是我们女生宿舍。
何其芳（1912—1977），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重庆万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卞之琳、李广田一起，被称为“汉园三诗人”。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并发表多篇政论，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极大愤慨。1938年到达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写作实习”“古典文学和诗歌鉴赏”等课程，并在1939年《文艺战线》创刊号上发表诗歌《我歌唱延安》。
李一非，1920年出生，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夏天到延安入鲁艺音乐系第二期学习。后一直在核工业部下属单位工作。在延安，李一非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因为扮演《国际玩具店》中的“洋娃娃”角色，而获得“洋娃娃”的绰号。朱德总司令见到李一非，都开玩笑叫她“洋娃娃”。
黄土连着黄土，山挨着山的塬上，还有人们活泼、快乐的舞步。虽然舞池是朴实甚至是简陋的，只是经过平整的土地，没有炫目的霓虹灯光，更没有摇曳的奢华裙裾，但有拿床单当大裙子、拿纸做花的女孩子们，也有由衷开怀的笑声。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影子，有艺术家的、学生的、普通战士的，还有领导的……
胡仁智，1920年出生，延安鲁艺戏剧系学员，曾是周立波、何其芳、茅盾等人的学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离开鲁艺，曾任宣传队队长，随部队到达东北，边演话剧边搜集城市地图，为战斗做准备。
延安流行的舞蹈，有交谊舞、踢踏舞，还有秧歌。
在延安，有一座天主教堂，它被人们称作“跳舞的天堂”。每周六，鲁艺的师生都会在这里举办化装舞会。至今，胡仁智回忆起这段岁月，幸福溢于言表：
艺术家们把作为舞场的教堂布置得很优雅，为舞会伴奏的以音乐系为主力的乐队在延安也是一流的。当时延安男多女少，所以在舞会上，鲁艺的女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女舞伴。主席和总理也时常来鲁艺跳舞。
没有酒吧，没有舞厅，没有歌剧院，没有公园的延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日子是充实的，也是丰富多彩的。
举办新年干部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起哄求毛泽东唱歌，主席最爱唱的歌是《国际歌》。放映听不懂的英文原版电影时，能够请“恩来同志做翻译”。机灵的“小鬼们”把领导人的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把现场的人包括被模仿者逗得哈哈大笑。延安的知识分子，摆上一张桌子就能开展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气氛热烈。延安学校学习氛围浓烈，各种研究与学习组织层出不穷，人们敢想敢说……
愉悦的情绪，在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悄无声息地渗透着。
延安的女孩子们，或许不够性感，但她们绝不邋遢憔悴，她们以含蓄并有着别样的美，来诠释她们在延安的这段青春岁月。
她们将肥大的军装裁剪得合体，领口缝上一条白布，仿佛穿了一件整洁的白衬衣；长头发从帽子底下露出来；草鞋的鞋面上镶嵌一朵红绒球；每人一块镜子碎片……这些爱美的姑娘们，明眸善睐，秀发飞扬。当她们步履轻快地走过延河，她们的笑声，她们所显露出的不动声色的美，成为黄土高原一道特别美丽的“风景”。
年轻的战士们，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闭塞和土气，他们也有摩登的一面。他们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有人想别一支沃特曼牌的，有人想别一支派克牌的。当他们运动或演练时，也喜欢换上白色运动短裤和印有图案的鲜红色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服上还印着胖胖的滑稽的米老鼠图案。不过，在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看来，那的确是只米老鼠，还是一只上了年纪的米老鼠。
暮色四合时，与天边点点星光遥遥辉映的窑洞烛光，见证了人们的浪漫爱情和婚姻。
八年，青春的季节，
爱情一直在两颗火热的心中激荡，
说不尽的甜蜜的往事，
一辈子咀嚼不完的袭人的味儿，
延河边上的冬天多么冷，
大风刮着，有一双温存的手
……
1943年2月3日与杜惠在延安恋爱并结婚的郭小川，其诗歌《八年》成为延安爱情的集体表达。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1937年4月下旬，海伦离开北平到达陕北延安，在延安采访观察和生活近5个月。
延安，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赶来。许多有远大志向的青年背起行囊，行走在这块温热的土地上，追寻着生命与思想的高度。
鲁艺音乐系教员李焕之几经辗转，才来到延安：
从香港经过广州、武汉再到西安，经过沿路几站，都是八路军办事处给我们办手续。从西安到延安那个时候也还比较容易走，坐了三天汽车，又走了三天路就到了延安了。
这些冒着风险长途跋涉而来的年轻人，一见到延安的宝塔山，便觉得像一脚踏进了天堂，难抑激动与欣喜。
李焕之（1919—2000），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员。福建晋江人，生于香港。1938年8月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团团长、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等职务，代表作有《春节组曲》《社会主义好》等。
孟于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也碰见了几批从晋西北、晋东南来投奔延安的青年，大家一起唱着歌走到了延安城。在延安城，首先看见了宝塔山：
宝塔山当时在我们心目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征，所以看到宝塔山激动得不得了，很多同志都哭了，流下了热泪。因为千里迢迢，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投奔党——母亲的怀抱里，所以特别激动，跳啊，蹦啊。
苏菲一看见城门，就从车上站起来，兴奋地喊道：
孟于，1922年出生，四川成都人。上学时，因为与一位从延安回来的同志交流而向往延安。1940年初至延安，入中国女子大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参加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因独唱《黄水谣》，被冼星海鼓励参加鲁艺音乐系入学考试。1943年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第四期。1945年，曾参与《白毛女》《血泪仇》等歌剧的演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歌舞团独唱演员、副团长、党委副书记。代表作有《平汉路小唱》《慰问志愿军小唱》等。
苏菲，1920年出生，浙江舟山人，原名周素珍。1935年曾逃婚到上海，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与聂耳等人合作。1939年初到达延安，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学习文学和戏剧。在鲁艺学习期间，曾出演《带枪的人》《日出》等剧目，并与鲁艺校医、来自美国的医学博士马海德结婚。1949年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副导演、导演。参加《中华儿女》《孔雀公主》等影片的拍摄。现为马海德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太阳西斜，一片云彩把黄土地照得金黄金黄的，真漂亮。
盛婕到延安，恰是6月的收获季节，她看到：
盛婕，1917年出生，江苏武进人，丈夫为著名舞蹈家吴晓邦。1938年进入中法戏剧学校学习。曾任上海剧艺社特约演员，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重庆育才学校教师。在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下，1945年与吴晓邦一起到达延安鲁艺任教，后赴东北鲁艺任舞蹈教师。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团副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二、三届秘书长，第四届副主席。
人们的精气神都很高，年轻人红光满面的，黄土地上的空气又好，从心里感觉到一种舒服。
在那段烽烟滚滚的日子里，先后来到陕北的著名文化人，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周扬、徐懋庸、田间、何其芳、柯仲平、张庚、萧军、艾青、高长虹，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力群、江丰、王式廓等，还有留法博士何穆、陈学昭夫妇，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延安，成为他们的理想高地与信仰圣地，他们跨过千山万水，追逐这个在世人眼中闪耀着神秘且迷人光泽的天堂。
在延安，还有大量的移民到边区开荒垦地。埃德加·斯诺在《大河彼岸》中描述过这样一幅情景：一位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边区，“因为，那里有另外一个世界”。
很多外国人，也同样为延安所吸引。1937年秋天，海伦·斯诺结束红区之行，准备从西安赶赴北平。在西安火车站，一路护送她从延安到西安的小警卫员，眼泪从他黝黑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多年后，海伦写道：
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流眼泪，好像送别他最亲近的亲戚。这是中美友谊的根基。
海伦还说过这样动情的话：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海伦去世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另外一名与中国结下深厚友谊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同样对中国、对延安念念不忘：
史沫特莱（1892—1950），全名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28年底，作为外国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7年1月初，受共产党邀请来到延安，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她积极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延安争取国际援助，并推荐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到中国。在延安，她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还参与主持延安鲁艺外语部工作，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吸引更多外国记者到延安来。
我一直忘不掉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不知是什么缘故，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再惨烈的战争也不能剥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延安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面孔在延安聚集，他们在这里感受到精神的富足、尊严、自由、民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延安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慰藉。
“理想社会”基因
延安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大不相同。这里充满朝气，看不到炫耀、虚饰。领导、军民信心满怀，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
——谢伟思 美军观察组成员
几乎所有前来延安的访问者，都被延安迷住了。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生机勃勃的“另一国家”，是遗世独立的理想国，先行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真实的。
荷兰人布朗基称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中国！他们没有奢谈“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却有了新生活！
而刚到延安3个月的美军观察组，便似乎很快被延安所征服。成员谢伟思发回国内的第一份报告里就充满感情地写道：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延安的神秘就像世界政治角力场上的“百慕大三角”，曾经使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陷落。
当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先生造访延安后也发表感言说，在延安，听到最多的词是：人民（People）。到人民中向人民学习，这其中饱含着极深的感情，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的信念。
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收到乔丹和魏尔曼来自延安的报告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断言道：“延安政府是未来取代国民政府的唯一政府”，是“中国的希望”。
大洋彼岸对共产主义充满偏见的人们，也由衷地赞美延安，为延安所折服。
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李大立认为“在延安就像在天堂”：
马歇尔，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曾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美国在“二战”中取得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后，曾出任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出台实施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1935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45年12月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前来中国调处中国内战。1946年3月，马歇尔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前去机场相迎。马歇尔对延安之行十分满意。中共认真务实的态度，让他一改此前的政治成见，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同时，毛泽东也称马歇尔为“和平使者”。
薛穆，全名为霍勒斯·薛穆，1942年—1946年担任英国驻华大使。1943年，英国外交部将一份法国人写成的延安解放区访问报告转发给薛穆。收到相关文件后，薛穆立即向英国外交部做汇报，报告称：“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国民党控制区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非常有远见的看法，再次刷新了国际对中国和中共的印象。
李大立，1935年出生于北京，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延安，原延安保育院学生。在延安保育院，曾亲历大生产运动、撤离延安等事件，虽然生活艰苦，李大立却认为那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感觉在延安像是在天堂一样。
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幸福，一个是愉快。
安全。原来日本鬼子怎么轰炸？国民党特务怎么样？到了这儿，那简直是放心极了。
再就是幸福。甭管吃好吃坏，他们非常注意我们的伙食，定的是小灶标准，小孩是小灶标准，和领导一个标准。虽然小灶当时没有多少好吃的，但是这个标准在那儿。保育院也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种菜、种粮食什么的，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我们的伙食也就有了一些变化。这是很幸福的。
另外就是愉快。因为有这么多的同学，老师们又照顾我们。要说同学，那个时候谁也不问父母，不问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官大小什么的，不问这些。
天真活泼的延安娃们，以他们还显稚嫩的视角，诠释了“延安是天堂”的缘由。
理想社会模型的最起码条件是“吃饱饭，穿暖衣”。显然饥肠辘辘、衣衫褴褛不是天堂，颠沛流离不是天堂，战火纷飞更不是天堂。
到了1944年底，延安已经可以自豪地对外宣称：“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已经取得巨大成绩，“面包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延安种的西红柿，又多又大，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到延安后，见了很羡慕，临走时，用飞机装。
而此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区正饥馑千里，民不聊生；汪精卫的伪政府因口粮奇缺，已下令停发老人与儿童口粮；伪满洲国人民因《米谷管理法》备受盘剥，每人每月不足6.5公斤粗粮。
再看看参战国与同盟国，希特勒下令关闭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机关、商店、饭馆，以便腾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为战争服务；日本每天只能得到133克大米；英国开始定量供应，一边最大限度地动员人们参加暂时生产，甚至强令15岁到51岁的妇女，都要参加暂时生产，要求13岁到20岁无子女的妇女服兵役。
当然，物质世界流光溢彩，未必就是天堂。刘志丹之女刘力贞总结道：
刘力贞，1929年生，陕西志丹县人，陕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主要创建人刘志丹的女儿。刘志丹牺牲时，刘力贞不足7岁。之后，刘力贞回到延安上小学和中学。1948年，18岁的刘力贞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因国家急需各类专门人才，刘力贞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由此踏上医学道路。历任西安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院长。
那时候毛主席说，陕北是山好水好人也好。实质上，它山水没什么好，主要是人好，是个根据地。
天堂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与思想：国家有主张，人民有尊严，社会有希望。
那时的重庆，是停滞的，绝望的，散发着腐朽、沉闷的气味，而延安是安稳的、自由的、民主的，又是充满希望的。
在几乎所有的政权形式都风雨飘摇的情势下，唯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延安保持了她的光荣，并显示出她必将成为未来领导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一条道路寿终正寝，而新的路已经开通。
薛穆说延安是“五无”的地方，即“没有妓女、没有乞丐、没有吸食鸦片者、没有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没有沉重的税收”。共产党努力把延安建成一个文明、平等的“十个没有”社会。在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是一个有主张，能给予人民希望，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
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规定，人民经分配所得之土地，即为私人所有。同时还推行减租减息、鼓励垦荒等一系列土地政策。当人与土地可以真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农民们自然将其视作为自己的圣地。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也开始真正体验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他们也感受到了真正的温暖。
建立民主的、廉洁的政府，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1937年，“选举”第一次进入延安人的生活，那里的人们要自己选出他们的政府。把他们心目中的好人选出来，是陕北人民朴素的愿望。这样的政治进步，在民主底蕴深厚的美国人看来，也是惊人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边区的农民在欧美的制度下根本没有选民的资格”。
共产党的部队凭借其与国民党部队截然相反的军风，也同样给了老百姓希望。
绥德县薛家渠村薛茂森现在提起国民党军队的“打劫”行径还是皱眉头：
那国民党部队来了打老百姓呢，见啥拿啥。
而米脂县杨家沟冯继祖回忆起边区部队的亲民来则道：
共产党的部队，看到你家的一棵枣树，随便摘着吃一颗？不敢摘。国民党的部队过去，一次就给你弄完了，连枝子也给你掰走了。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创举，一群普普通通的百姓因为劳动成为英雄，边区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天道酬勤，这个反映着老百姓最朴素且原始的理想主义愿望在延安得以施展拳脚。
共产党人不仅改变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因为他们亲民的政治理念和坚定的抗日主张，成为中国的希望。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人。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46年第五次来华时访问延安。1958年第六次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定居。著有《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出现黎明》《西藏农奴站起来》《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等书。
薛茂森，男，1944年生，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薛家渠村老书记。曾亲历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对老百姓的不同对待，将共产党军队视为“一家人”，对国民党军队的抢劫行为避之不及。
冯继祖，男，1932年生，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村民。据他回忆，红军部队到杨家沟后，不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为他们磨面、送米、送小麦。当部队离开时，有村民自愿跟随部队而去。
延安是一个平等、融洽、真诚的社会，曾被西方观察家称为“令人吃惊的唯物主义”。这个从生产生活方方面面都令人耳目一新的理想之境，在上个世纪却真真切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版图上。
在延安，领导人穿着同样的制服，戴着同样的军帽，除了领子上缝上去的一块朴素的红色袖章外，没有任何特殊符号。
于蓝称，在国统区看到的是官僚贪污腐败、老百姓生活穷困，经过洛川到了延安后，感觉空气一下新鲜起来：
延安的平等首先体现在人与人的接触上，那时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跟我们的接触很多，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见面。领导人讲话时，也不会站在很高的台子上，就在平地里摆一个小桌子，面对面讲，彼此之间没什么距离。看戏时也是这样，大家都挤在一起，不分首长和群众，有时候毛主席来晚了就挤到我们中间去。
在延安，有一种称呼鲜明地彰显了人们之间平等的身份——同志。抗大学员王仲方到延安后，发现这是最新鲜的：
王仲方，1921年出生，安徽芜湖人，中国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毛主席速记员。1937年12月13日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记东西快，成为毛主席的速记员。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等报告，就是由他帮助记录的。新中国成立后，王仲方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务，代表作有《中国法学的现状与展望》《延安风情画》等。
一个最新鲜的，就是你没有别的称呼，什么小姐呀，太太呀，先生呀，什么老爷、少爷，全没有了，在延安所有的人互相之间只有一个称呼就是同志。
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却总是透着难以言说的波澜壮阔。
斯坦因对毛泽东的描述是：
斯坦因，全名为冈瑟·斯坦因，英国记者。1944年5月，他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来到延安，在延安度过了5个月。在众多外国记者中，斯坦因最先与毛主席有深入的沟通，曾单独采访毛主席长达30个小时。此外，他还单独访问过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陕甘宁边区各阶层人士。离开延安后，斯坦因曾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等文章，尤其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更是表达了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他平易近人，简单，深思而且精确。他的特别有力的前额，他的透视一切和极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及其成熟的人格所表现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和严厉的、忧心忡忡的蒋委员长是完全相反的。
美国记者福尔曼最初见到南泥湾开荒英雄王震时的印象是“矮瘦和精悍”，甚至“显得老练而平庸”，然而在很快打破陌生人的疏离感之后，王震表现出了另外一面：
福尔曼（1898—1978），全名哈里逊·福尔曼，美国人。1944年5月，作为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与斯坦因等人组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福尔曼等人到达延安后，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前去迎接，并陪同参观南泥湾等开荒种地的实景。参观延安后，福尔曼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向全世界介绍延安军民团结杀敌，并驳斥了国民党的污蔑之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高度评价此书，称其为《西行漫记》的续篇。
他对我们所带的照相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还有一点孩子气。他微笑着，不断地嘬着他那外国式的破烟斗，折断的烟管缠得像他那赤脚穿着草鞋的大脚趾一样……
在老百姓眼里，在外来者眼里，延安的领导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不是被人为赋予各种权力的政治符号，他们就在群众中谈笑风生，形象立体丰富，有血有肉，是很少享受物质、平易近人的邻家老哥，也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眼光长远的领导者。也正因此，他们成为中国政府承诺与未来希望的缩影，是理想社会模型的掌舵者。
记者埃德加·斯诺发现，这里虽然物质极度贫乏，却洋溢着一种令人吃惊的热情。这里“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人民不但与战斗部队密切联系，还和这个独树一帜的政府以及年轻有活力的政党、独特的领导人相濡以沫。
于蓝在延安，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是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在家里演自己喜欢也是群众喜欢的戏，在家里辛勤开荒、努力生产，在家里跟着毛主席坚持抗战，追求民族独立，不做亡国奴……这种精神上的快乐使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如鱼得水一般欢乐。
当地的老百姓把共产党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称作人民救星，他们为共产党“理想社会”的尝试不断注入生命力。
美军观察组成员斯坦因对延安的印象是乡气朴素又安静和谐。
羊、牛、马在河谷里、山上吃草，戴着宽边草帽的农夫在整饬的田地里工作。穿着蓝白衣服的人们蹲在河边洗衣服。马驴商队带着沉重的驮载，在尘土的路上，从穿着破旧的蓝棉制服的学生、士兵、公务人员身边，缓慢地走过去。铁匠在露天的茅屋里为农民们做农具，工人在路边做砖，商人们在小的商店里、货摊上忙碌着，小孩在宽敞的校园里玩耍。
如果你不曾生活在那个战火频仍的年代，如果你不曾聆听数十上百或者更多满头银丝的延安老人淋漓尽致地描述，或许，你还不能完全理解，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静静流淌在斯坦因笔下的，这个清贫的物质世界里的“桃花源”，到底有多么弥足珍贵。
所有今天看起来情绪激昂甚至激动的回忆、措辞与情景再现，不是粉饰太平，不是大众狂欢，而是对那个激荡着梦想、勇敢与智慧时代的怀念与敬畏。延安，是我们以及世界对理想社会模型的探索，那里有政府的承诺，有知识分子的信仰，也有平民的希望，还有穿越时间长廊、绵延至今的延安精神！它有着巨大的牵引力，让我们对延安那段艰苦且快乐的岁月保持着敬意与虔诚，也对未来保持着憧憬与想象。
- 〔美〕埃德加·斯诺著，新民译：《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 〔美〕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 赵超构著：《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林伟著：《忆自然科学院发展中的一些情况》，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郭小川的诗歌《八年》。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 〔美〕哈里逊·福尔曼著，熊建华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 《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