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时代风云
思想的发展离不开时代因缘的刺激，所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明末的历史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与严酷的内忧外患中书写的，这也是任何身处其中的个体都无法摆脱的时代命运。父亲党祸罹难的惨痛经历，已经在黄宗羲的少年生涯中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不过若就明清之际的剧变而言，整个舞台的大幕才刚刚开启，一幕幕更加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行将上演。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病逝，其弟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即位后迅速以雷霆手段剪除魏氏阉党，拨乱反正。黄宗羲乃于崇祯元年(1628)入京颂冤。五月刑部得旨，会审黄尊素案元凶许显纯、崔应元等。对簿公堂之际，黄宗羲以袖藏长锥锥刺仇雠，“流血被体”，又与蒙难子弟周延祚一道，捶杀黄尊素案的直接凶手——狱卒颜咨、叶文仲。结案后，乃偕同难诸弟子设祭诏狱中门，“读文未毕，莫不狂哭，观者亦哭”，帝亦闻之而叹。这一复仇之举无论从今人的观念还是当时的法律制度来看都不免出格，不过忠臣孤子血冤如海，崇祯皇帝亦法外开恩悯而不论。当然，黄宗羲并非暴戾之人，只因天启党祸惨烈，悲愤之心难抑，故而“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不过从此事中，亦能看出少年黄宗羲的性格特质，正如李洁非先生指出的，与东林同难诸子弟相比，“惟太冲能够义无反顾，不计安危，显示超众的行动力。而这种行动力，在他是具标志性的。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和杰出成就，实际皆从中而来。那些大开大阖、波澜壮阔、传奇惊世的经历，以及思想上的卓立崛岉、一骑绝尘，根源都要到这种人格中寻。”是年秋，黄宗羲扶柩南归。
此后十余年，黄宗羲的生活主要在外出读书、应试中度过，足迹及于南京、杭州等文化繁盛之地。明末文人士子结社之风遍及大江南北，而尤以三吴为最。文士结社，以文会友，切磋诗赋文章自然是题中之意，同时，它也是青年士子把握文坛动向，以便相互交流，准备科举应试的一种方式。士子汇聚一堂，不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对时局朝政多有议论，至于启、祯之际，随着朝中党争愈烈与内忧外患渐深，文人结社中的政治色彩也就愈发浓厚。在当时的各种文社中，张溥、张采兄弟领导的复社规模最大且影响最巨，人称“小东林”。崇祯三年(1630)复社金陵大会，正在南京准备乡试的黄宗羲经友人介绍加入了复社，在那里结识了名重一时的复社主要成员、文坛名士如张氏兄弟、陈子龙、吴伟业、陈贞慧、冒襄等人。出众的才气以及东林遗孤的身份，自然令黄宗羲与复社诸名士气息相投、惺惺相惜。不过，参与文社的经历似乎并没有给黄宗羲的科举之路带来太大的帮助，十余年间，他在南京、杭州等地屡次乡试不中。崇祯十五年(1642)黄宗羲赴京应试，结果依旧不第，时任内阁首辅周延儒慧眼识才欲举荐之为中书舍人，不就。
此间另一件值得提及的大事，是《南都防乱公揭》事件。此事的主角阮大铖(1587—1646，字圆海)原本依附阉党，崇祯即位后定为附逆之人罢归。然其流寓南京，依然交结权贵、纠集势力，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诸人在周镳主导下，由吴应箕起草《南都防乱公揭》，共同声讨阮大铖阴谋不轨，黄宗羲代表天启罹难诸子弟带头署名。《公揭》一出，阮氏遂“杜门咋舌”，远避不敢复出者数年。
黄宗羲晚年自述一生经历，谓“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以游侠，终厕身于儒林”，其中“锢之为党人”即指这段在南京参与复社政治活动而险遭不测的经历。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五月，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建立弘光政权，阮大铖重获启用。于是，当年名列公揭的复社诸人遂尽数成为迫害对象，黄宗羲亦被列入追捕名单，踉跄归乡。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次年(1645)随着清军南下，南都请降，这道追捕令乃随着弘光小朝廷的覆亡而永远地灰飞烟灭了。然而，回到故乡的黄宗羲将要面对的，将是家难之后更加艰难沉重的国变考验。
- (宋)程颢：《秋日偶成》，《二程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482页。
- 李洁非：《天崩地解：黄宗羲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