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京口初到建康
刘勰之所以想到要去建康投奔与自己仅一面之缘的定林寺僧祐和尚，这与当时寺庙在国家社会的地位有关。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花一点儿笔墨介绍当时的寺庙在全社会的地位。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治十分黑暗，经济凋敝，但佛教文化却非常发达。东晋以后北方出现了十六国分裂的局面，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是久居内地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他们用武力相继建国，出现了前凉、后赵、前秦、西燕、西魏、后凉、北凉、南燕、北燕等国家。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他们的文化都融入到汉族里了。晋元帝初到建康时，南方士族都不理他。经过王导、桓温、谢安、庾亮四大家族势力的反复争斗，最后由刘裕在京口纠集力量，建立了南朝政权宋朝。
尽管南北朝经济凋敝，但寺庙却很发达，寺庙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笃信佛教，大建佛寺，是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们的共同愿望，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在政治上分裂，但在佛教问题上有着许多共识。北魏上层统治者笃信佛教，建都平城时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伊阙开凿了龙门石窟。在城内和郊区大建佛寺，仅洛阳一地佛寺就多达一千多座。洛阳所建佛塔更多，一时王公贵族豪门富家甚至捐献私宅为僧院，使洛阳佛寺之多甲天下。当时有个北魏文人杨衒之（今河北满城人）写了一本《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兴佛的盛况。杨衒之在北魏时做过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官职，对于魏国兴佛的情况深有了解。他于东魏定武五年因出差路过洛阳，看到洛阳已经衰落，回顾当年盛况，感慨万千，遂写了《洛阳伽蓝记》，追记当年佛寺园林盛衰兴废。“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之缩称，意为“众比丘之园”，即僧寺。作品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个部分，记叙当年洛阳著名佛寺的历史和建筑，兼及宫殿、官府、宅第、园林、塔像、桥梁等变迁。杨衒之对佛寺方面的描写，真实详尽、生动顺畅。例如，关于永宁寺浮图，作者写道：“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又如描写瑶光寺灵芝钓台艺术建筑之神奇：“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北朝的佛教文化、寺庙经济是非常发达的。
南朝也是如此。当时南朝的统治者唯恐落后于北朝，经常派王公贵族、朝廷官吏到北魏参观学习。南朝的皇族萧子良就曾派当时与他观点不同的范缜、萧琛到北魏参观访问，以图用北魏修建寺庙的盛况影响他们，使他们改变对“佛教”的看法。南朝的都城建康，寺庙经济也非常发达。建康是晋朝建立后的都城，成了长江流域政治文化中心。齐梁时期，建康已成为南北各四十里的城市。秦淮河两岸繁华异常。统治集团在各地搜刮的财物，主要集中在建康，高档手工业的发展使建康成为有二十八万户的大城市。当时有个大臣贺琛上书给皇帝，指责京城及地方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的情形，说有的官员一次宴会耗资百金，家中蓄妓无数，极尽声色之乐。梁武帝的六弟萧宏，光在建康的店铺就有数十处。萧府内有库房一百多间，装着从各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和布匹丝绸。他的残酷剥夺，朝廷不予追究。建康的寺庙也迅速拔地而起。到了梁代，建康有寺庙五百余座。这里已成了统治者们享乐的天堂。在当时，寺庙不只是和尚居住的地方，而成了一个大社会。寺庙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都“心向往之”。
刘勰正是看到寺庙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看到寺庙经济的发达，从而想到去建康投奔定林寺的僧祐大师。
他下定决心，卖掉了京口的房产，离开了生他育他的故土，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寻找出路。
刘勰孤身一人，坐着小船，沿江北渡，在建康一个小码头上了岸。
刘勰踏上建康这块繁华之地，看到城里街道整齐，人们熙熙攘攘，他既兴奋，也感到茫然。他在建康无亲无友，没有落脚之地，只能直接去找僧祐。
刘勰还记得僧祐是定林寺的高僧。但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自己吗？
刘勰流浪在建康城内，向人打听定林寺在哪里。当地人也算热情，但有的指东，有的指西，刘勰无所适从。
原来建康有两座定林寺：一座是老定林寺，叫下定林寺；一座是新定林寺，叫上定林寺。僧祐在哪一座定林寺，刘勰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目标是找定林寺的僧祐。
刘勰满城转，东进西突。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到了钟山脚下的定林寺。他走进寺内，向寺院的僧人打听僧祐大师在哪里。
僧人们说：“僧祐大师是佛界大师，他现在是上定林寺的住持。你要找僧祐就得去上定林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