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集部综论
第一节 集部的由来
集部收存的，是古代单篇雅文。这单篇雅文，有一部分是一般的应用文，大部分则是文学性的文字。不论是一般的应用文，还是文学性的文字，都是人类思维和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学性的文字，还是人类审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意识的这种表达，主要靠口耳相传，主要靠记忆。最初只是集体创作。文字产生之后，人们借助甲骨、金石、竹木简及绢帛等各种材料，把这些意识记录下来。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人类意识日益发展，这类文字的记载日益丰富。文学也就有了个人创作。把这些日益丰富的文学记载编撰成集，就成了文集，书志目录把文集归入一类，也就有了集部。
一 文人、文学创作及文集
集部收存的是文集，文集收存的是单篇雅文，其中主要是文学作品。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带有审美特质的语言艺术，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反映。集部文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创作这一历史的，正是社会生活本身和历代各类作者。
“文”字“集”字的含义及演变 “文”字的最初含义，指彩色交错，亦指彩色交错的图形。《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天有日月星辰，因此谓之天文，地有山川陵谷，因而谓之地理。因此《易·系辞上》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阳气升出地面，百草始生，大地绘成文采，因此《易·乾·文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有天文，就有人文。《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人文，就指人类文明。在一定时期，它的主要内容，是礼乐文化，也指记载这种礼乐文化的文献。《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文，指周代礼乐文化。有时称为文章。《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指有形之文，也指无形之文，《礼记·乐记》说：“声成文，谓之音。”晋陆云《与兄平原书》又有“此是情文”之说。《文心雕龙·情采》明确以五色为形文，五音为声文，五性为情文。
文，也指人类文明的其它内容。比如，指文字以及文字记载，指文章，《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这“文”，泛指文字写成的东西，并不专指文学。古代有“文学”一词，但并不指文学作品。《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与德行、言语相对，这里的“文学”指文献之学、礼乐文化之学。文指礼乐文化，因此后来人们又以文学指儒家学说。如《韩非子·五蠧》就说儒以文乱法，“而诸先王以文学取”。《韩非子》又有“文学之士”，指儒学之士。《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建元元年（前140）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史记·儒林列传》载汉武帝时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所招就是公孙弘，以及申培公、辕固生等儒学之士。写作文章的，有“文章之士”，《三国志·刘劭传》载夏侯惠荐刘劭书，就说：“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
这时又出现“文笔”一词。曹操《选举令》说，按国家旧法，选尚书郎，要有几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会“文笔”。在这里，“文笔”并称，还是泛指一切文章，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非文学作品。后来则有文、笔对称，《宋书·颜竣传》颜延之对宋文帝问，说他的两个儿子：“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现存文、笔分称的最早的例子。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则明确说：“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是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进一步说：“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不仅押韵，还有抒情、文采等。这里的“文”，更进一步近于古人所理解的文学的内涵。集部文集之文，主要就是这类“文”。
“集”字的最初含义，是鸟栖止于树。《诗·唐风·鸨羽》：“肃肃鸨羽，集于苞栩。”“集”字本身就是会意，上部是“隹”（短尾鸟），下部是“木”。由鸟的栖止，转义为人和物的栖止、停留、集合、聚集。《国语·晋语四》：“乾时之役，申孙之矢集于桓钩。”可以是具体的物的聚集，也可以是抽象的物的聚集。《孟子·公孙丑上》：“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再进一步，则是文的撰集。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苍还国……（建初八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又如《后汉书·列女传》：“（班）昭年七十馀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又由动词转为名词，由文的撰集引申为撰集而成之书。曹丕《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
再进而用“集”字作为将不同文体文章编辑成集的书名。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又附注有汉《淮南王集》一卷，《贾谊集》四卷等。这些“集”子可能为后人所编。《三国志·诸葛亮传》著录了《诸葛氏集目录》，末署“泰始十年二月一月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可知至少西晋初期将个人作品编纂在一起，已经称“集”了。汉刘向、刘歆《七略》还只有“诗赋略”，梁阮孝绪则已将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和杂文部总称为“文集录”，到《隋书·经籍志》，则更明确地有了“集部”。
士人与文人 古代文学作品和其它雅文有它的作者。文集作者和史官不同，他们并没有特定的职位，只是社会中的一群人。远古的文学作品，比如远古歌谣，作者是不知名的。比如《吴越春秋》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还有《礼记·郊特牲》所载《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还有《周易》所载那些远古歌谣。《诗经》现在能够知道的作者，只有七位：《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家父，《小雅·巷伯》的作者寺人孟子，《大雅·崧高》、《大雅·烝民》的作者尹吉甫，《大雅·桑柔》的作者芮良夫，《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商颂》五篇的作者正考父，《鲁颂》四篇的作者史克。属于文人的诗主要有三《颂》、《大雅》和部分《小雅》、部分《国风》。属于民间歌手，包括奴隶、士兵、平民的诗，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
春秋时代学术下移，产生“士”的阶层。“士”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大，但在先秦，士人的文化兴趣似乎不在文学创作。“士”的重要理想是立言不朽，而当时所谓立言不朽，主要在立一家学术之言。到战国中期，在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作家。汉代有一批赋作家，也有一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到魏晋南北朝，“士”的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之后，才有大批文人作家出现。大批文人作家的出现，是诗文创作和文集发展的重要前提。
诗文创作和诗文集 诗文的创作比较早。前引《弹歌》，相传为黄帝时的作品，实际是比较古老的猎歌。前引《蜡辞》相传为伊耆氏时代作品，伊耆氏，一般指神农氏，一说指帝尧。《诗经》比较早的作品，作于西周前期，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世纪。殷商西周的甲骨卜辞，完整可读的已有一些，记事顺畅明晣，初步有了散文的某些因素。有些殷周铜器铭文的篇制和内容已较甲骨卜辞更为周详，有的甚至有了韵语。《尚书》保存有上古资料和商代文献，已有典、谟、誓、训、诰、命等多种文体。再到后来，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诗》之后，有了作为骚体的楚辞。在楚辞影响下，有了赋体。就诗体来说，从最早的二言、四言，到汉代有了五言。其内容，到魏晋南北朝，有了咏怀诗、山水诗、游仙诗、田园诗、咏史诗等。就文来说，有了颂、书、记、赞、策、诰、奏、令、论、说、檄、序、箴、铭、诔、吊、碑等多种文体。
最早把诗歌作品编集在一起的，是先秦的采诗。周代有以观风察政为目的的采诗制度，王室公卿也有献诗的义务，诸侯所用诗乐要上报朝廷，这样的制度，使上下数百年、方圆千里的诗歌得以收集。周王室中最有可能编辑诗歌的当是王室乐官。这些乐官既要教授诗歌，又要保管诗歌。朝廷的采诗、献诗，应该是由这些王室乐官来汰选、加工、编辑。王室乐官编辑《诗经》有一个过程，诗的采编与积累一直到春秋中叶。
我国现存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尚书》。在殷商时期，可能已经有了辑成《尚书》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多为各个时代的史官，这些史官将帝王、大臣的言论记录下来，就形成了原始的《尚书》。起初《夏书》、《商书》、《周书》等当是单独成书的，《尚书》结成总集大约在西周后期。但是，中国的传统，《诗经》和《尚书》都是“经”。后来归于集部的文集的编撰，则主要从汉代开始。编撰这些诗文集，就确立了“集部”的基本内容。
二 “集部”的确立
从早期的文集，到文学地位的提高，到“集部”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早期文集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都被看作是“经”，属于经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士阶层兴起和活跃，社会大变革，为“士”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形成他们各自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言论撰集在一起，其内容多为政论和哲理，与后来集部著作多为诗文有区别，后来归入“子”部。但从个人单篇雅文撰为一集这一点来看，实际已具备了后来别集的性质。刘向编撰的《楚辞》当然是比较早的集部著作。但刘向编《楚辞》，应该有所依据，西汉初始，开始重视收集书籍，包括诗赋类作品。刘向之前，应该有一些个人文集。尽管这些个人文集是初始形态的，但是，有这些个人文集的存在，刘向才可能据以编成总集性的《楚辞》。
文学地位的提升 先秦时期，《诗》不被看作文学作品，而被看作“经”，是赋诗言志、学礼成性的工具。两汉时期，虽亦重诗文，大赋盛行，但帝王贵族对于作家作品，只是当作娱悦耳目的玩物。汉武帝好辞赋，著名赋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等，“并在左右”却又“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赋家社会地位低下，赋颂常与俳优并举。因之，扬雄视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
至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自觉，人们对文学的看法有了变化。曹丕《典论·论文》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文章，包括奏议书论，也包括诗赋铭诔，包括曹丕《典论·论文》提到的王粲《初征》、《登楼》等赋作。曹操、曹丕、萧衍、萧纲、萧绎、杨广，都以帝王之尊而有众多诗作。曹丕、曹植皆好文学，建安七子因文学而并见友善。晋代二陆三张并因文而知名，张载为《蒙汜赋》而傅玄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鲍照奏诗而受到刘义庆赏赐，王融为《曲水诗序》而获时誉，颜延之道中作诗二首，而为谢晦、傅亮所赏，刘勰因《文心雕龙》而受到沈约赏识。人们用最美的语言称颂诗文之美，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谢混称潘岳诗“烂若舒锦”。钟嵘《诗品》称古诗一字千金，称曹植之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
集部的确立 文学地位的提升，为文集的发展、确立奠定了基础。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入关火烧秦宫，中国古籍遭两次浩劫。到汉武帝时，注意书籍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于秘府。各地藩王也要征求古籍。经昭、宣、元帝诸朝，到成帝时，书籍已堆积如山。汉成帝重视文化建设，于继位后的第七年，即河平三年（前26），命光禄大夫刘向主持内府藏书的编校工作，并派谒者陈农作为专使，向全国各地征集遗书。
刘向校理大量古籍之外，撰成我国第一本关于书籍提要性质的《别录》。刘向之子刘歆继其父志，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将典籍分类编目，为各类书籍的学术源流作一番考察，著成《七略》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目录学专著，也是第一部全国性综合书目。《七略》对全部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其中“诗赋略”是后来“集部”的雏形。这之后，书志目录不论七部分类还是四部分类，集部的内容和名称有不同，但都是其中一类。
晋荀勖在魏郑默《中经》的基础上，重新编制国家藏书总目《中经新簿》，把全部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收六艺及小学，乙部为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是诗赋、图赞和汲冢书。丁部则相当于集部。南齐王俭《七志》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七大类。文翰志则相当于集部。魏晋以后，诗赋之外，铭诔、书论等文体都有发展，称“文翰志”更能反映文体变化的现实。
到梁阮孝绪撰《七录》，分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伎术、佛法、仙道七录，其中“文集”相当于集部，也更接近于后来“集部”的称呼。《北齐书·颜之推传》中的《观我生赋》自注，有周弘正等“校经部”，颜之推等“校史部”，殷不害等“校子部”，庾信等“校集部”的记载。可能这时已有明确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分。《隋书·经籍志》明确以经、史、子、集作为四部名称，标志着四部分类法定型化，文集正式成为独立的部类，“集部”在传统目录学著作中的独立地位从此正式确立。
第二节 集部的分类
就整个古籍来说，传统目录学经历了由六部、七部到四部分类的过程。就集部内部来说，同样有不同的分类，其分类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反映了人们对文集看法和传统目录学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传统文学思想的变化。
一 最早的集部分类
最早的集部分类，出现在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刘向等受诏校书秘阁，叙录提要，写成《别录》二十卷。刘歆继续父业，将宫廷藏书统编成分类目录，是为《七略》。班固因《七略》之辞，删其要以备篇籍，成《汉书·艺文志》。《七略》除辑略，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略，其中“诗赋略”即后来集部的雏形。“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这是最早的集部分类。
集部分类与学术分类和文体分类 集部分类，源自图书分类，它与学术分类有关，也与文体分类有关。就图书分类来说，最早的甲骨和简书文献，不但编册保存，而且分类收藏。最早的文献和图书，应该是根据实用需要分类。但到后来，就与学术分类有了联系。
据《论语·先进》，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可算四门学术。《孟子·尽心》分当时学术为杨、墨、儒三家。《庄子·天下篇》论及邹鲁之士，分墨翟，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桓团、公孙龙七派，《荀子·非十二子》论及它嚣、魏牟，陈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仲尼、子弓等七派，涉及儒、墨、法、名、道五家。《史记·自序》引司马谈《六家要指》，列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名。
刘歆《七略》就是根据书的内容，按其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是为六略。而诸子略，就是儒、道、阴阳、名、墨、法六家，增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共为十家。就诗赋略来说，其赋体分屈赋、陆赋、荀赋、杂赋几类。据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屈原赋之属主抒情，伤感性作品较多；陆贾赋之属主说辞，对皇朝赞颂之辞较多；荀卿赋之属主效物；杂赋之属则多杂诙谐。依据文学流派分类，做的是辨章学术的工作。
就文体分类来说，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文体分类。《周礼·春官·大祝》记载祠、命、诰、会、祷、诔六辞(1)，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这六种文辞样式，约定俗成，就成为不同的文体类别。又有《尚书》，以不同篇章的命名，区别出不同的文体，有典、谟、训、诰、誓、命“六体”之说(2)。还有《毛诗诂训传》的“九能”之说，所谓“九能”，就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九种文体，即：命龟、施命、铭、造命、赋、誓、说、诔、语(3)。这可能和最早的集部分类诗赋略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一些。《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就其大者而言，是以诗和赋两种文体分类。后来的《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很多就以文体为集，如赋、封禅书、颂、诗、歌、箴、铭、诫、赞、碑、诏、露布、策、诽谐等，宋《崇文总目》别集六就收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文体分类和文体观念，对集部发展演变影响很大，这一点，后面还会讲到。
关于“诗赋略” 《七略》所收，限于诗和赋两种文体，并且不称“集部”，而称“诗赋略”。
这与汉代赋体兴盛、辞赋作品繁多有关。楚国长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使风雅寝声之后楚辞之奇文郁起。楚辞是诗歌，但汉人却称之为赋。这一称呼并不恰当，但汉赋确实是在楚辞的巨大影响之下，由《诗》六义之一枝，蔚为大国。刘歆的时代，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大家，都以他们的鸿篇巨制，张扬着大汉王朝的气势和声威。据《西京杂记》卷二，司马相如曾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既指赋作想象之丰富，也指赋家之才气魄力。初唐人丘悦撰《三国典略》曾说：“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在古人看来，作赋能体现大才。汉赋蔚兴的时代，著录代表一代文学的赋体，展示文人之大才，是很自然的。
《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末宫廷所藏，经、史、子类以及赋作之外，可能主要是所采乐府歌诗。《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体之外，还著录乐府歌诗，当与这种情况有关。
当时虽有《周礼》六辞、《尚书》六体、《毛诗诂训传》九能，但在当时，这些文体的写作还不普遍，人们还没有这方面自觉的文体观念。人们更多地把六辞六体之类看作是经典的文辞样式，并没有把它们作为文体去探讨它们的写作规范，自觉地进行写作。经、史、子之外，作、述、论之外，还有表现个人情趣的诗与赋，因此人们另立诗赋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集部产生于个人情趣之表现。但在当时，这种个人情趣并不包括朝廷公文在内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写作。从这种观念出发，即使有这类文体，也不被列入诗赋略之部。比如，据《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当时已有议奏。议奏之体，后来是被列入集部的。但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被列入《尚书》之部，《礼》之部，《春秋》之部，《论语》之部，却不被列入单篇制作的集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限列诗赋之体，而不收入其它文体，与这种状况有关。
二 《隋书·经籍志》及此前的集部分类
《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之后，到《隋书·经籍志》，集部有一些变化。从目录分类来看，仍有七部分类，如南齐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4)。但更多的是四部分类，如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刘宋谢灵运《四部目录》、南齐王俭《四部书目录》、王亮与谢朏《四部书目》、梁任昉与殷钧《四部目录》、陈《寿安殿四部目录》、北魏卢昶《甲乙新录》，均以四部分类。当然，《隋书·经籍志》也是四部分类。从集部本身的变化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晋荀勖《中经新簿》、南齐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特别是《隋书·经籍志》。
荀勖《中经新簿》和王俭《七志》 晋荀勖《中经新簿》丁部相当于《七略》的诗赋略，不同的是，诗赋之外，这一部还收图赞和汲冢书。汲冢书是晋太康初出土于魏安釐王冢的古代简书，科斗文字，十卷七十篇，人谓孔子删书之馀，是起居注性质的周书，又有《周易》上下篇，而无彖象系辞。这样一部书，却收入集部，显然仅仅因新出土，未能细辨书的性质。这也看出集部已带有杂编的性质，不便归入其它各部的书，往往就归入集部。至于图赞，按照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赞这一文体，源自舜禹之时，显然多据传说。就图赞来说，现在所知最早的有郭璞《尔雅图赞》和《山海经图赞》，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那是用四言韵语摹写物状的文体。收入图赞，说明人们已注意到诗赋之外的单篇韵文制作。当然，人们注意得还不够，因为魏晋时期，诗赋图赞之外的单篇韵文制作文体还有不少。人们对集部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南齐王俭《七志》值得注意的，是以文翰志纪诗赋。《七略》称为“诗赋略”，表明所收限于诗、赋两种文体，如《七录序》所说的“王以诗赋之名，不兼馀制，故改为文翰”。《七志》改为“文翰”，则表明可以收入诗、赋之外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是齐梁人普遍的看法。按照这个看法，《七志》称为“文翰”，著录的应该也是有韵之文。这可能反映人们对集部的看法，即经为六经，史为史书，子为个人著论立说之作，而集则为有韵之文章。
阮孝绪《七录》 集部分类中，梁阮孝绪《七录》值得注意。阮孝绪《七录》已佚，《广弘明集》保存有《七录序》及《七录》五十五部之分类。《七录》改《七志》的“文翰”为“文集”，《隋书·经籍志》以文集类著作为“集部”。《七录序》说：“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到《七志》的“文翰”，经《七录》的“文集录”，到《隋书·经籍志》，“集部”之称终于确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阮孝绪《七录》“文集录”之下，分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等四大类，《隋书·经籍志》则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楚辞”和“赋”并为一体，《七录》把它从“赋”中单列出来，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楚辞”与“赋”不同的文体特点。齐梁时代，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到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都把“楚辞”与《诗经》并列，看作是文学的两大重要源头。《七录》在“文集录”将“楚辞”单列一部，也反映了当时对文学源头认识的这一思想倾向。
如上所述，别集和总集的起源较早，从有别集、总集之实到有别集、总集之名，有一个过程。齐梁时代，别集、总集的数量应该很多，《隋书·经籍志》所列别集、总集，多注梁多少卷云云。《七录》著录别集七百六十八种，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总集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总集一百零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在“文集录”（《隋书·经籍志》是“集部”）之下，将别集、总集分列为两大类，正反映了别集、总集数量众多，诗文创作和文集编辑大为发展的趋势。“楚辞”单列一部，再列“别集部”和“总集部”，反映了人们对集部的认识，这一集部分类方法，被后来史志目录家所接受，一直沿用下来。
《七录》“杂文”单列一部，很为独特。“杂文”指哪一类文体，颇费考虑。《后汉书》杜笃、苏顺、王逸、赵壹、侯瑾等传，都记载他们著有“杂文”，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杂文是诗、赋、诔、吊、赞、七言、论、哀辞、书、颂、箴之外的文体。据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是韵文。《文心雕龙·杂文》论述了对问、七、连珠三种，又说，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据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杂文是杂于四经之间而其体不一，如祭文、吊文、移文、纪录、传志，即事为文、随物命题者皆是。据《旧唐书》穆宗本纪、礼仪志、杨绾传、钱徽传、刘宪传等，唐科举考试，杂文是其重要一科。可能后汉至齐梁，文体大为发展，很多文体即事为文，随物命题，不便也来不及明确规范和归类，因此统称为“杂文”。
这些杂文，很多已单独结集。齐梁时代，杂文创作应该非常繁盛，《七录》就著录杂文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七录》为“杂文”单列一类，或者正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艺文类聚》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七有“杂文部”，举凡诗、赋、连珠、书、檄、移等均为杂文。《艺文类聚》的“杂文”并非严格的文体分类，它的“杂文部”甚至包括纸、笔、砚之类。但是，它的诗、赋等类确实多收诗赋类作品。这样看，“杂文”又应包括诗赋类文体。
另外，《七录》著录总集只有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著录杂文则有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总集一百零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隋书·经籍志》的总集类，应该是将《七录》的总集部和杂文部并合一起而有删减，或某些文集有亡佚。《隋书·经籍志》的总集类，有一部分在《七录》中是总集（有十六种），还有大部分是作为杂文著录的。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七录》中著录的十六种总集，在《隋书·经籍志》中很可能指那些汇合多种文体多家作品的综合性总集，比如《文章流别集》、《文选》之类。这一类在《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中是少数。而《七录》中著录的杂文，很可能指那些文体比较单一的总集。这一类在《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中是多数。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重要史志目录。阮孝绪《七录》现存佚文，只见著录文集数目。《隋书·经籍志》则完整地著录了文集名称，可以知道著录文集的具体内容，也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对于集部的更为具体的认识。
如前所述，“楚辞”单列一部，表明认识到“楚辞”与“赋”不同的文体特点，也反映当时诗骚并列，对文学源头的认识。作为个人文集的“别集”类，标明文体的有《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这当中，有的是单一文体文集（如《梁武帝净业赋》三卷），有的是二种文体的文集（如《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至于《梁武帝杂文集》，可能是多种文体文集，如果把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则也是单一文体文集。另外，《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也比较特别，因为《隋书·经籍志》“史部”另有目录类。可能因为这是“别集”目录，因此著录于“别集”之部。除此之外，从著录的集名看，其它的应该主要是个人综合性文集。所谓综合性，就是综合各种文体，而不是单一文体。这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个人文集均为单一文体（赋和诗）不同。这或者反映出当时个人在子、史著作之外，单篇制作文体繁多的事实。后来辑佚的唐前文集，和《文选》的载录，都可以很轻易地证明这一点。
至于“总集”类，也有值得注意之处。文论著作，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类著作后来（比如《四库全书》）是另立“诗文评”加以著录，《隋书·经籍志》把它们列入总集，或者可以说，《隋书·经籍志》未能注意到这类著作的独特性或说独特价值。但问题还有另一面。诗文评著作在唐前数量有限，确实难以独立一个门类，而数量有限，又因为诗文评在唐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它的发展，显然要在诗文创作之后。有诗文创作，才有诗文评，这是浅显的道理。
这几部著作，《文心雕龙》通体骈俪，文辞精美，《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论”，但它们显然不是因为是骈俪文或者论文而列入总集。它们既不被看作抒情言志之体，也不是如《文心雕龙》自己所列的诏策章表奏启之类实用性文体。《文心雕龙》乃至《文章流别论》、《翰林论》，都是著文以立一家之说，都是单部著作，而不是单篇文章制作的汇集。
平心而论，从性质上来说，这些著作和《文选》等文学选集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与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等反倒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是，一个论政，一个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把它们列入子部也未尝不可。但《隋书·经籍志》并没有把它们列入子部，而是列入集部，显然正是看到了它们论“文”这一点。因为论“文”，与文集有关，因此把它们放在集部。把它们放在集部，放在总集，正是看到了这些著作独特的价值。
《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不少单篇作品。比如《述征赋》一卷，傅毅《神雀赋》一卷，《围棋赋》一卷（梁武帝撰），《观象赋》一卷，《洛神赋》一卷（孙壑注），《枕赋》一卷（张君祖撰）。又著录不少个人作品，如毛伯成《诗》一卷，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诸葛武侯《诫》一卷、《女诫》一卷，梁武帝《连珠》一卷，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梁邵陵王纶注），又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陆缅注）。这些单篇和个人作品的作者，一般都另有别集著录。比如梁武帝、傅毅、江淹都另有别集。
单篇作品何以构成文集？另著录有别集而其单篇和个人作品何以作为总集另行著录？可能有某些特殊的原因。比如江淹《拟古》。《文选》卷三十三选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无名氏、李陵、班婕妤等前人优秀作品。因此有论者认为，从作者来说，这是一人之诗，但从被拟者的角度看，可看作是集众家之作为一集(5)。江淹《拟古》可能是一个特例，但这样解释说明不了其它例子，说明不了普遍的现象，何况这样的解释本身也很牵强。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别有原因。它应该和当时文集和作品的流传状况有关。当时的文人作品，有些已是数篇乃至数十篇编辑成集，成为史志目录所著录的一部别集。但在这之外，应该还有不少单篇作品流传。这些单篇作品，有的未收入相关文集，有的则可能既收入文集，又单篇在社会上流传。这些单篇作品，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不成为一部文集或说一部书。比如曹植《洛神赋》，用现在的纸张印刷技术，充其量二三个页码就够了。就算加上注文，也不过七八个页码，三四张纸就够了。三四张纸，是构不成一部书的。但在当时，流行的是简书。八九百字的赋作，以每片竹简十二字计算，就有七十多片。七十多片竹简的一“卷”，还是很可观的，分量不亚于今天不厚的一本书，在当时人看来，是可以构成文集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隋书·经籍志》的总集类，很可能是合并《七录》的总集和杂文而成。单篇流传的作品，算不上一部别集，在时人的观念中，充其量只是杂文。既是杂文，当然只能归入杂文类。《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合并《七录》总集类和杂文类而成，也就把原属杂文的这些单篇和个人作品原封不动地移录下来。它保留了这种杂文观念和杂文分类的痕迹。还有一点，要考虑到古人的总集观念和文集归类的实际困难。有些作品确实很难准确归类。所谓“总集”，既是与别集相对的一类文集，又有总而汇之、无所不包之意。既然如此，凡是不便归类的作品均归入其中，就很自然了。
三 《四库全书》之前的集部分类
《隋书·经籍志》之后，《四库全书》之前，其它公私史志目录，关于集部著作的著录，情况则比较复杂。
从《隋书·经籍志》之例与分类细琐 不少基本上从《隋书·经籍志》之例。如《旧唐书·经籍志》，便依楚辞、别集、总集之序，仍是诗文评著作入总集，仍有单篇和个人作品入总集。有的稍有变化，如《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仍设楚辞、别集、总集几类，而总集之下，立“文史类”（《郡斋读书志》作“文说类”）。《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分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七种。尤袤《遂初堂书目》集部设立别集类、章奏类、总集类、文史类、乐曲类五类。《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分赋诗、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文史等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集部总集类总体上分为文类和诗类两种，总集外设立制诰类、表奏类、骚赋类。也有文史类。焦竑《国史经籍志》集部分六类：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
许多则分类非常细琐。如《崇文总目》别集类一至三，分收唐代文集、宋代文集、唐宋诗集之后，别集类四收游仙诗、咏史诗，别集类五为赋类，别集类六收选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公文体，别集类七收四六、书启、尺牍等。总集之外，也立“文史类”。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细目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文史、诗评等二十二小类。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集部分七类：诏制、章疏、辞赋、总集、馀集、别集、诗文评。总集类下分诗文总集、文编、诗编、郡邑文献、家乘文献、遗文考识、制科艺七小类。别集类之外立馀集类，收录寓言、滑稽、随笔等。董其昌《玄赏斋书目》集部分十九类：制诏、论策、奏议、骚赋、六朝人文集、六朝诗集、唐人文集、唐诗、宋人集、金人集、元人集、国初人集、僧人集、文总集、诗总集、文说、诗话、四六、诗馀。高儒《百川书志》，集部按时代分为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直到圣朝御制诗，又分文体为诏制、奏议、启札、对偶、歌词、词曲、文史，最后复有总集、别集、唱和、纪迹、杂迹等类。
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些史志目录把诗文评类文集放在重要位置上。《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均设“文史类”，都收录诗文评著作。比较少的，如《郡斋读书志》收录九部著作，其中《文心雕龙》等六部是诗文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收录二十六部，大部分是诗文评著作。《崇文总目》收录二十五部，《遂初堂书目》收录二十七部，均为诗法诗格类著作。
另几部收录较多，如《文献通考·经籍考》收录六十九部。《宋史·艺文志》收录九十八部，举凡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昼公《诗式》与《诗评》、任昉《文章缘起》等，还有宋代诗话、诗评、赋评、修文要诀、诗句图、警句图、古文关键、历代吟谱类著作，均收录在内。《千顷堂书目》全收明代，就有一百五十五部，虽然其中有不少诗解校注类著作，但大部分是诗话、诗式、诗法类著作，如《西江诗法》、《古文法则》、怀悦《诗家一指》、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杨慎《升庵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等。郑樵《通志·艺文略》则既设文史类，又设诗评类，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专设“诗文评”。这既反映这一类文集唐宋以来大为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人们注意到诗文评著作的独特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重视词曲类文集。《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百川书志》都设“歌词类”（《遂初堂书目》作“乐曲类”，《文献通考》作“歌诗”，《百川书志》作“歌词”、“词曲”）。《遂初堂书目》收录词曲集十四种，《直斋书录解题》和《文献通考·经籍考》收录最多，前者收录词曲集一百二十种，后者一百一十八种。五代至宋的重要词曲集，如《花间集》、《南唐二主词》、《阳春录》、《珠玉集》、《乐章集》、《淮海集》、《后山词》、《清真词》、《小山集》、《漱玉集》、《稼轩词》等尽数在内。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既反映词曲创作及相关文集发展的事实，也说明人们注意到这一类文集的独特性。
人们努力突出纯文学性文体，也是值得注意的倾向。《崇文总目》别集类卷三卷四基本收诗类，别集类卷五主要为赋类，也收诗类。《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在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之外，有专门的“诗集类”上下二卷，说：“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郑樵《通志·艺文略》也有专门的诗总集和赋类，《文献通考·经籍考》也有专门的诗集类，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有诗编，董其昌《玄赏斋书目》有六朝诗集、唐诗、诗总集。这是一些书志目录普遍的现象。
这些书志目录，收录的诗集和赋集，数量都很大。《崇文总目》别集类七卷中，有三卷专收诗赋类文集，别集三收录七十六部，别集四收录一百一十八部，别集五收录四十二部。《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上下二卷，共收诗集三百零三部。《通志·艺文略》总集部仅收七十二部，而诗总集就收一百五十四部，赋集收八十二部。《文献通考·经籍考》“诗集类”四卷收录三百四十七部。
有文集传世的作者，大部分都另收了他们一部诗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以来重要的诗集赋集都有收录，魏晋南北朝如《阮步兵集》、《阴铿集》、《江总集》，唐五代如《孟襄阳集》、《王江宁集》、《杜工部诗集注》、《岑嘉州集》、《李益集》、《孟东野集》、《柳宗元诗》、《李长吉诗》，宋代如《苏东坡集》、《山谷集》、《剑南诗稿》等。这一时期重要诗家的集子几乎都有著录。赋集也如此。诗和赋，都是较为纯粹的文体，在《隋书·经籍志》和其它一些书志目录那里，诗和赋是与其它文体混编在一起，并没有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倒是专收诗和赋，但那时其它文体的写作并不普遍。唐宋以后，在各种文体写作已很普遍的情况下，专门将诗集和赋集集中编为一类，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既反映诗赋创作及相关文集繁盛的事实，也说明人们更注意收录纯文学作品的文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也注重实用性文体和文集。《崇文总目》别集类六收录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公文体，别集类七收四六、书启、尺牍等，《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分七类，专设一种章奏类，说：“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别为一类。”另设章奏类的还有尤袤《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分很多细目，除楚辞、别集之外，还有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等类。明代祁承㸁《澹生堂书目》集部也有诏制、章疏等类，焦竑《国史经籍志》集部设制诏、表奏类，董其昌《玄赏斋书目》集部有制诏、论策、奏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集部有制诰、表奏类，高儒《百川书志》集部有诏制、奏议、启札等类。
这些文体，大多是朝廷应用性文体，特别是章奏类，这几种书目都有专门收录。收录这类专门性文集的数量还不少，《直斋书录解题》章奏类收三十九部，《崇文总目》别集类六收录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六十二部，《文献通考·经籍考》收录章奏类四十七部，《通志·艺文略》收录赞颂、箴铭、碑碣等计三百五十一部，其中仅制诰、表章、奏议即一百七十一部。专设门类收录这么多这类实用性文体文集，当然反映着这类文体创作和文集盛行的状况，但同时也透露另一事实。唐宋以来，朝廷公事运作，需要公文写作，也需要大量公文作者。科举取士，这类公文写作是考试的重要内容。士子们为要科举及第及以后仕途前程，需要熟练地掌握公文写作格式。这就促使这类公文性文体写作和文集的繁荣。宋元以后书志目录，专门设立这类文集，可能也是为士子们示范，满足他们学习公文写作的需要。
四 《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著录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集部的著录，最终确定下来。
楚辞类地位的确定 本来，《隋书·经籍志》承梁阮孝绪《七录》已设立独立的楚辞类。但《隋书·经籍志》之后，楚辞在集部的地位变化不定。一部分书志目录沿用《隋书·经籍志》，独立设楚辞类，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但另一些书志目录则不是这样。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和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明代高儒《百川书志》、《明史·艺文志》，把楚辞类文集置于“总集类”，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楚辞类。明《徐氏家藏书目》将楚辞类收录于别集类。《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㸁《澹生堂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分别设赋诗类、骚赋类、辞赋类，收录楚辞类和赋类作品。还有的未收楚辞类作品，如赵琦美《脉望馆书目》。
楚辞的著录确实有复杂的情况。楚辞类文集汇集众人骚赋之作，应该属总集类，如果单收屈原或其他作者一人作品，则又当为别集。一些书志目录将评注考证类文集归入文史类，若然，关于楚辞的这类文集又当归入文史类，关于楚辞音义考证的文集又当归入小学。但事实上，在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楚辞已形成它独有的体系和传承性，关于楚辞的研究也自成体系。就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也是独特的。文学上它与《诗经》并列为两大源头，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在人格精神上，楚辞，特别是《离骚》所体现的屈原人格，为后代士人所景仰，《庄》《骚》并列，和儒家等思想一起，构建起古代士人传统的心理精神。
就文集本身而言，它也是自成体系的。《四库全书总目》因此一方面在《楚辞章句》提要中说：王逸裒集屈原、宋玉等人作品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另一方面又在“楚辞类”提要中说：“《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四库全书总目》重新把楚辞单独“分著”为一类，正体现了集部文化的传统性。
诗文评和词曲类地位的确立 就诗文评文集的著录来说，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和焦竑《国史经籍志》都已在集部专设“诗文评”。但另一些著作的著录情况各不相同。《郡斋读书志》将《后村诗话》、《欧公诗话》、《东坡诗话》、《中山诗话》等收录于诸子小说类。一些书志目录均设“文史类”收录诗文评著作，如《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文史类”，既有诗文评著作，也有其它著作。比如《史通》、《史通析微》、《史例》、《释史》、《史汉异义》、《唐史名贤论断》之类史书，《登科记题解》、《杜诗刊误》、《韩文辨证》之类解题刊误类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则完全著录诗文评著，概括其体例为五：考察文体源流、评论作品工拙的《文心雕龙》之体，品第作者流派、追溯师承源流的钟嵘《诗品》之体，讲作诗法的皎然《诗式》之体，旁采故实的孟棨《本事诗》之体，体兼说部即兼述文人逸事的刘攽《中山诗话》之体。著录诗文评梁代三部，唐二部，宋三十九部，元四部，明六部，清十部，共六十四部，另存目八十五部，共一百四十九部，这就基本反映了梁代、唐代至明清诗文评文集的基本面貌，确立了诗文评文集在集部的地位。
就词曲类文集来说，宋代一些书志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宋三朝国史艺文志》、《宋中兴国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都没有设立词曲类，歌词类作品都散见于别集之中。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始设词曲类，但只著录十四部词集。但后来的书目，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到明陈第《世善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徐氏家藏书目》，以及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设立词曲类或歌词类、词调类。有些书目收录的词集数量还很多，比如《直斋书录解题》收录一百二十部，《千顷堂书目》收录一百九十二部。这反映了词曲创作及其文集发展的事实。
《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贬斥词曲类作品，“词曲类”提要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在一些词集的提要中，一再说到填词只是小技，是管弦冶荡之音，稍近于亵。集部总序则说，这些倚声末技，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这正好透露一种传统的文章观念和集部观念，即求雅。在传统的观念中，集部诗赋以及其它各体文章，虽不及圣人之作、贤人之述，立一家之言之论，但它之所以能与经、史、子之著并列为四部，就因为它还是文章，而在古代士人看来，文章是雅的。正是由于这个尚“雅”的观念，集部以诗文类文学著作为主体，却始终将小说、戏剧排斥在外。这个观念在古代文人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四库全书总目》贬斥词曲类作品，正反映了这一观念。
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毕竟专设门类，收录了词曲作品，虽然只收录一百三十八部，还不及《千顷堂书目》（一百九十二部）。《四库》编纂者承认词曲发展的事实，看到词曲作者弗贵，却是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看到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他们看到词曲在“文章技艺之间”，作为“文章”，就应该收录。既有著录，就有论断。《四库全书总目》把词分为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五类，著录词曲类文集，自五代始，以宋代最多（七十九部），金元最少（共七部），明代较少（十七部），清代词曲著作良莠不齐，因此大量列入存目，经此论断，著录词曲大体反映了词曲历史发展的面貌。当然，也确立了词曲体在集部的地位。
文集的文学性特点更为突出 如前所述，宋明时的书志目录，一方面突出纯文学文体，另一方面，也注重实用性文体和文集。一些书目专设章奏类，如《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郑樵《通志·艺文略》专设制诰、表章、启事、军书、案判、刀笔、奏议、策、书等类。还有《崇文总目》、《澹生堂书目》、《国史经籍志》、《玄赏斋书目》、《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等，都有制诏、表奏、章疏、奏议的专类。这些应用性文体，很多就只是一卷，如《崇文总目》就有很多启事一卷，制诰一卷，表疏一卷，道判一卷，表状一卷。因为收录这些琐细的实用性文体文集，一些书志目录因此分类非常繁杂细碎。
到《四库全书总目》，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集部之下，就是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几大类。那些实用性文体的琐细分类，那些启事一卷、制诰一卷之类的琐细著录，一扫而尽。制诰、表章、奏议之类实用性文体，当然还存在，但都收入那些别集、总集，不再另外突显出来。所收主要是文学之集，别集和总集大多为诗集。从目录分类来说，是由繁杂琐细走向明快简洁，从思想倾向来看，则是淡化实用性，更多地表现集部的文学性特点。
“五四”以后，当人们在印行传统的四部典籍时，传统的集部分类仍在。但是，人们更多地用现代的文学观念看待传统的集部。人们所注重的，是集部的文学性，是它的诗赋，是其它文学性的文体。当然，人们讨论古代文学时，已不限于传统的集部。包括经部的作品，比如《孟子》、《左氏春秋》。包括史部的作品，比如《史记》。还有子部的作品，比如《庄子》。当然，更把小说戏剧纳入文学范围，从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还有元杂剧。传统的集部观念，已融汇到现代的文学观念中。传统集部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需要另外的专门研究。
第三节 集部的基本特点
集部有一些基本特点。集部典籍有实用性的一面，但更有文学性的一面。与经部、史部、子部典籍相比，它更多地收录单篇诗文，同是文学性的著作，有的收入，有的不收，这当中体现了崇尚典雅的观念。关于集部的文学性，后面专立一节讨论。这一节讨论集部其它几个特点。
一 实用性
集部文体的实用性 集部收录的文体不少是实用性的。大量的是朝廷政务实用性文体。如诏、策，是帝王向臣下发出的文告命令。在汉代，一般地命令告示百官，是诏；君主对臣下封土、授爵、免官或发布其它教令的文书是策。如诰，皇帝的制敕、命令，是帝王用于告戒告示或劝勉臣下的文体。如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功成治定之后祭告天地的大典礼，封是祭天，禅是祭地。为这种典礼写的文书就是封禅文。如章、表，是臣下向帝王呈辞的文体，章是谢恩，表是陈述政事。奏、启，也是臣下向帝王呈辞的文体。奏偏于进谏和弹奏，启是开启，把帝王不知道的事呈告上去，开启心扉。
如檄文，是官府用于征召、晓谕、声讨的文书。还有露布，是檄的一种，宣露于外，播诸视听，因此称露布。如议、对，也是朝廷应用文。议是议政，朝廷有事，集合臣下来商议，这种文字叫议。对是对策，皇帝提问，臣下对答。如牒，为朝廷议政未定时用于咨谋的短文，也为敕令性质之公文，同级官府之间往来之公文，也为诉讼文书。如判，为审理诉讼判决的文书，又为契约、合同。如祝、盟。祝的本义是古代向神祈祷的官，作为文体，是指太祝向神祷告的文辞，若再细分，祭神咒敌叫诅，呼告神来求福叫祈，谢神报赛叫祠，总称祝文。盟是结盟时对神立誓的话。如赦书，是颁布赦令的文告。如笺，表文的一种，是呈于皇后、太子及诸王的文书，也泛指给长官的书启，后又泛指书信。
有一些是生活应用文。如铭、箴，对别人或对自己有所警戒的文体。铭文是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既可以劝戒缺点，也可以记述功德，也可用以自警。箴主要用来讥刺劝戒过失。如诔、碑，都是为死者写的文字。诔文既述死者事迹，又述哀痛之情。碑又称碑志、碑记，是刻在碑上的纪念文字，既纪念死者，刻石纪功，也有其它纪念文字。如墓志，刻于石上，放于墓中，是记述死者姓氏、生平事迹的文字。墓志多用散文。另有墓志铭，则为韵文，用于对死者的赞扬、悼念。如哀、吊，都是对死者表示哀痛之情的文体。哀是哀悼少年夭折的人；吊，本来是慰问遭遇凶丧灾祸的生者，比如某地遭遇水灾，派人慰问，后来变为专门吊唁死者。如书、记，本是政务中使用的两种文体，书也泛指各种书信，记是各种奏记，后来作为各种游记、厅壁亭阁记、书画记。还有赞、颂，都是以颂扬功德为目的的文体。
有一些是学术性理论性文体。如论和说，都是阐明某种道理或主张的文体。论侧重于抽象论理，用严密的理论来判辨是非。说，本义是悦，通过具体的事例、形象的比喻把道理讲通，把对方说服。如序、跋。序本来是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后来也作为赠序。跋，写于书籍或文章后面，用于评价内容、说明写作经过等。
集部文章内容和表现手法的实用性 集部一些作品讨论学术理论、思想理论问题，讨论政治时事问题。比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载晋袁准《才性论》论才性问题，《袁子正论》论礼政、经国、设官、政略、论兵、厚德、用贤、悦近、贵公、治乱、损益、刑法等问题。孙绰《喻道论》论周孔与佛道之关系。释僧叡《大品经序》、《大智度论序》等佛典序文，释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论文，释僧肇《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论文，阐述佛教理论。比如《文苑英华》“论”一类，论天道，论阴阳，论封建，论臣道，论政理，论兄弟宾友等伦理问题，论刑赏，论兴亡。还有“议”一类，议封禅、郊祀、庙乐，议明堂、宗庙、祭祀，议选举、冠冕、丧服、食货。都是谈思想，谈理论，谈制度，谈政治，谈伦理。比如，论阴阳不测之谓神，论善恶无馀，论封建五等，论天性，辩侵伐、伐国、守在四夷，辩战守，辩政理，辩正名、从道，辩名政，论质无诚，等等。论户口人丁，论平准，论货殖，论历史人物等。这些文章，都是理论性高于文学性，甚至没有什么文学性。
大量的朝廷政务应用文也是这样。或者有些文人能把这类文章写得有些文采，但毕竟受内容限制，不能写景抒情，不能形象刻画，只能按照公文写法。如《文苑英华》卷四百三十二载沈约《立太子赦书诏》，只能说君临四方，要考虑光阐洪基，克隆鼎命，而树元立嫡，守器传统，是永固宗祀的大事，因此当此之时，要大赦天下云云。如《文苑英华》卷三百八十九载刘禹锡《授主客郎中制》，只能说，今主客之任皆沿汉制，今天的职责是统领通使之官，负责外臣之务，朝聘宴会时，要负责礼仪事务云云。如《元丰类稿》卷三十五载曾巩《福州拟贡荔枝状》，述闽粤所产之荔枝比巴蜀南海所产更为殊绝，陛下崇尚恭俭寡欲，但每岁贡荔枝数百，或至千数，并不劳人费财，而且从荔枝成熟期看，妥善处理，送至京师，其甘滋之味不会丧失，因此想将荔枝名品差其多少，以时上进。说理清楚，层次分明，体现曾巩作为散文大家的写作水平，但毕竟是奏状之文，只能以说理为主，应用性高于文学性。
集部典籍的生活应用文，在一些文学大家手里，写得比较有文采，但毕竟受文体限制，大部分只能写成应用体制，如著作图册之序。宋刘挚《忠肃集》卷十载《荆南府图序》，述荆州历代之地理沿革，今所辖地域，人口物产，城池规模，桥梁、江湖、祠庙、宫观、寺院数量，史载荆州民俗，经历变迁而今为兴盛，绘府为图，因题其概云云。没有写景抒情，没有艺术想象，只是把题中之事写得历历明白而已。如赠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一十九载宋之问《送尹补阙入京序》，先恭维序主尹元凯是博物君子，并且闲放超逸，久无世情，而被天子召为补阙之职，于是居人惜别，赋诗赠行。不过就一个应景的题目写了一些应景的话。
如题记。宋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七载《蔡州新建学记》，叙述建学之由，在儒家礼义之教日衰，而佛教日盛，述建学经过、建学规模，事成之后，因撰辞刻石云云。层次清楚，文笔简要，但也只是把题中之事写清楚。宋曾巩《元丰类稿》卷五十载《江西石幢记》，只叙述其撰者、某年建、列次姓名，就更为简单，应用性更强。如祭文。宋范纯仁《范忠宣集》卷十一载《祭吕虞部文》，赞其兴颓举弊之美绩，民怀吏畏之休声，而今忧劳成疾，以至殄瘁，令人悲痛，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云云。
如书简。《山谷简尺》所载黄庭坚的那些书简，作为文章，自然有大家之风，简要，紧凑，明快，但一般不能离开信简的内容任意抒情写景，任意艺术想象。宋秦观《淮海集》的一些书简，于日常问候中体现出对友人处境和生活的深挚关切，读来颇动人，不同于一般公文的套话应景话，但毕竟只是日常书信，不能离开问候之意另作想象发挥，抒情写意。它的文学性还是受到限制。
如墓志铭。韩愈等文学大家的墓志铭，常选墓主平生几件事，刻画人物性格，写出生动传神的形象，可称得上文学传记。但大部分的墓志铭，只能一般性地记述墓主事迹。如宋韩琦《安阳集》卷四十六载《太夫人胡氏墓志铭》，记归厝之事之后，再述太夫人之姓氏郡望，家庭出身，生平为人，所为善行，太夫人染疾之后如何访医护理，终于何年何月，辞世之后，后人如何悲痛云云。文章是好文章，但无法表现文学性。宋尹洙《河南集》卷十五《故天水尹府君墓志铭》，叙墓主尹节之名讳郡望，先祖以来乱离中有的遇祸，有的逃亡的种种经历，叙尹节自己先归于叔父，后又依从父兄，听信相者之言而不复意仕，性刚决，以义气自许的为人性格，其子嗣几人各自情况，作者与墓主旧交关系，说明宜为之铭之由。作为墓志铭，文辞清楚，可以一读，同样是事迹的叙述多于文学的描写，只是一篇实用文章。
要之，集部典籍有很多实用文体，这些文体的大部分文章，没有抒情性和形象性，只是按照文体要求或议论说理，或陈述事情。实用性，是集部典籍的一重要特点。
二 单篇作品之集
集部文集一般由单篇作品汇编成集。
与经、史、子部著作的不同 经部、史部、子部典籍，一部书基本上就是一部独立系统的著作，有它独立完整的内容和体例。
比如经部著作。《周易》有经和传两部分。《易经》有六十四卦，有卦辞、爻辞，六十四卦有固定的排列顺序。《易传》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这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后人的注疏，魏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都按照这个顺序和体系。《春秋》，不论《左氏传》，还是《穀梁传》、《公羊传》，都是完整的编年体。
比如史部著作。《史记》以本纪叙述帝王事迹，表是历史大事记，书是天文、历法等专题的始末文献，世家叙述贵族侯王历史，列传为其他人物传记。这是一个完整的史书体例。断代史如《汉书》等，编年史如《资治通鉴》等，政书如《通典》、《唐会要》等，都是一部著作一个体系。
还有子部著作。儒家著作《荀子》，《劝学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共三十二篇。法家著作《韩非子》，有《初见秦第一》、《存韩第二》等五十五篇。道家著作《庄子》，有内篇，还有外篇、杂篇。杂家著作《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六十篇，又有八览六十三篇，六论三十六篇。类书《艺文类聚》分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部、郡部等四十六部。都是一部部完整独立的著作。当然，也有子部释家类梁释僧佑撰《弘明集》这样的著作，收录汉牟融《理惑论》、晋孙绰《喻道论》、宋宗炳《明佛论》、《答何衡阳书》、宋何承天《与宗居士书》、宋罗含《更生论》等单篇独立的文章，但那是个别之例，经部、史部、子部主要的是完整独立的著作，而不是由单篇文章汇编而成。
集部也有单独成册的著作。诗文评一般是单独成册的，如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叶燮《原诗》。一些可以单独成册的著作也被收入诗文集中，如宋苏洵《嘉祐集》收入《权书》，分上下两卷，分心术、法制、强弱、攻守、孙武、子贡、六国、项籍等节。又有《衡论》，也分上下两卷，分远虑、御将、任相、重远、养才、用法、议法、兵制、田制等各节。
诗文集中，单独成册的著作毕竟极少，主要的，是由单篇作品汇编而成。诗集由一首一首相对独立的诗作汇编而成，文集由一篇一篇独立的文章汇编而成。比如《楚辞》集，由《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组成。比如现存最早的总集《文选》，由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等一篇篇赋作，曹植《责躬诗》、潘岳《关中诗》等一首首诗作等组成。《文选》是一部完整的总集，但收录其中的诗赋等作品，其间并没有独立著作前后章节那样的紧密联系。比如《柳河东集》，收录其中的《封建论》、《时令论》等理论文章，《段太尉逸事状》等行状类文章，《童区寄传》、《李赤传》等传记类文章，《始得西山宴游记》、《钴
潭记》等游记类文章，还有一首首诗歌，都是独立成篇的作品，虽然按类编排，但作品与作品之间，并无紧密联系。
单篇作品汇编形成的几种现象 因为是单篇作品的汇编，所以集部有别集和总集之分，又有全编性总集和选编性总集之分。很多作品可以编入多种文集。可以编入别集，也可以编入总集，可以编入全编性总集，也可以编入选编性总集。比如李白《望庐山瀑布》，除收录于《李太白文集》，还被收录于《文苑英华》、《唐文粹》、《万首唐人绝句》、《唐诗品汇》、《石仓历代诗选》、《全唐诗》、《佩文斋咏物诗选》、《唐宋诗醇》等全编性总集和选编性总集。如柳宗元《钴
潭西小丘记》，除编入《柳河东集》，还被收录于《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章辨体汇选》、《唐宋文醇》、《全唐文》等。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除收录于《东坡词》，还被编入《花庵词选》、《花草稡编》、《御选历代诗馀》、《全宋词》等。这种情况，在经部、史部、子部典籍是不太可能的。
经部、史部、子部典籍也有利用某一典籍材料而编为另一著作的情况。如宋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但它所用的是另一著作的材料，而不是单篇作品。所用的材料没有独立性，而单篇作品是有独立性的，不论编入哪一个文集，《望庐山瀑布》还是《望庐山瀑布》，〔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因为是单篇作品，并非作为完整的著作流传，因此有的作品，特别是诗作品，有时同时见于二人三人甚至四人名下，集部作品，主要是总集作品，有重出现象。据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前言》，《全唐诗》有重出诗三千一百五十七首，一百五十三句，另有二千八百三十八首乐府诗与作者本集重出。比如，杜牧、许浑二集中，相互重出诗达五十七首，皇甫冉二百三十五首诗中，有三十八首重见于刘希夷、王维、刘长卿、李嘉佑、钱起、郎士元、张南史、戴叔伦、张继、卢纶、薛存诚、许浑、皇甫松等十三人名下。单篇作品容易散佚，因此集部作品又有辑佚补遗一说。《全唐诗》编成，日人市河世宁即利用日本所存文献，辑录《全唐诗》未收之佚诗，成《全唐诗逸》三卷。后来王重民、孙望、童养年、陈尚君等先生，进一步作辑佚工作，仅陈尚君就辑得四千六百馀首。唐圭璋《全宋词》编成，录词二万馀首，后经王仲闻校补，词作达二万零六百二十五首，孔凡礼再辑得四百三十首。这种情况在经部、史部、子部是不太可能的。可能有误记，可能会发现以前的版本，但同一著作史料前后重出，是很少有的。即使有史料重出，这史料也不是独立的作品。
因为是单篇作品的汇编，因此，同一个人的作品，可以按不同的体例进行编排，如编年，如文体。比如杜甫诗，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基本按编年顺序编排，而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则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等文体编排。《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诗详注》编在卷十一，《读杜心解》则编在卷四之一，七律之部。《羌村三首》，《杜诗详注》编在卷五，《读杜心解》则编在卷一之二，五古之部。如清徐树榖笺、徐炯注《李义山文集笺注》按文体编排，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则为编年体。《谢座主魏相公启》，《李义山文集笺注》编在卷四启类，《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则编在大中三年五月五日后。《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李义山文集笺注》编在卷六祭文类，《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编在开成五年秋。像这样改变原著体例而重新编排，经部、史部、子部典籍是不允许的。之所以不允许，是因为那是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而不是单篇作品汇编。比如史部著作，可以在纪传、编年体之外，另有纪事本末体，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但所编已是另一部著作。集部作品可以按不同体例编排，编排之后，杜甫诗仍是杜甫诗，李商隐文仍是李商隐文，之所以可以这样，就因为集部所编为单篇作品。
总之，除诗文评类之外，集部著作一般由单篇作品汇编成集，这是集部典籍与经部、史部、子部典籍有所不同的一个特点。
三 崇尚典雅
并非古代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收录于集部。同是文学性的著作，有的收入，有的不收，这当中体现了崇尚典雅的观念。这是集部典籍的又一特点。
俗类文学作品未收录到集部 比如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前者如晋干宝《搜神记》，其中的《干将莫邪》，写干将、莫邪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所杀，其子赤比为父报仇的故事。《韩凭夫妇》写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的悲剧。后者如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写魏晋名士故事。
比如唐代传奇小说。李朝威《柳毅传》，写龙女在泾河夫家备受虐待，落第书生柳毅得知后，传书至洞庭龙宫，救出龙女，又经许多曲折，龙女和柳毅结为良缘的故事。蒋防《霍小玉传》，写李益与歌妓霍小玉相恋，后变心易志，霍小玉痛责李益，气结而死，冤魂化作厉鬼，报复李益的故事。
如宋代话本小说。《碾玉观音》，写王府养娘璩秀秀爱上碾玉匠崔宁，趁王府失火，逃至潭州安家立业，又被告密，秀秀被抓回处死，她的鬼魂和崔宁继续同居的故事。《错斩崔宁》，写小商贩崔宁和陈二姐被卷入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案，在昏官的严刑拷打下招供诬服，无辜被杀的故事。还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讲史平话。
比如明清小说。典型的当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还有其它小说。如《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金瓶梅》等世情小说。还有拟话本，如冯梦龙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而编成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教坊名妓杜十娘和贪酷的鸨母斗争，跳出火坑，和李甲结合，却被出卖给富商孙富，痛骂李甲无情无义之后，抱持百宝箱投水自尽的故事。《卖油郎独占花魁》，写卖油郎用诚心感动并最终得到花魁娘子的故事。还有凌蒙初撰《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所谓“二拍”，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而成。
还有蒲松龄撰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写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故事，如《婴宁》、《莲香》、《香玉》等。也写其它故事。如《促织》，写成名因为买不起应征的蟋蟀，受尽官府杖责，几于待毙，儿子又因弄死历尽艰辛捕得的蟋蟀，投井而亡，复活后化为善斗的蟋蟀，献入宫中，挽救一家被毁灭命运的故事。还有吴敬梓《儒林外史》，写一群士子如何热衷科举，中举前后的悲喜剧，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出仕为贪官污吏，居乡为土豪劣绅的故事。
比如元代杂剧。关汉卿《窦娥冤》，写善良的窦娥既受社会恶势力的逼迫和诬陷，又遇黑暗官府严刑逼供和草菅人命，屈招而死，三桩誓愿实现，证明冤屈的故事。《救风尘》，写妓女赵盼儿在结拜姐妹宋引章错嫁给商人周舍的时候，挺身相救，抓住周舍喜新厌旧、酷好女色的弱点，周密计划，骗得休书，使女伴脱离虎口的故事。王实甫《西厢记》，写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婚姻故事。
还有明清戏曲。明汤显祖“临川四梦”之《牡丹亭》，写杜丽娘和柳梦梅为爱而死，又为爱而复活，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清洪升《长生殿》，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清孔尚任《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故事。
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唐代传奇、宋代话本，到明清拟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从元杂剧到明清戏曲，这大量的作品，留下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也留下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都是典型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短篇作品，有的收录于集部，比如《全唐文》就有一些作品带有小说性质，《本事诗》的故事也带有小说性质。但更多的并不收录于集部。传统的小说归子部，而不归集部。短篇白话小说，很多收录于《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就属子部小说家类。《太平御览》也收录有唐代传奇小说，《太平御览》属子部类书类。《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也属于子部小说家类。明清长篇小说，还有元杂剧、明清戏曲，既不属集部，也不属四部的任何一部。在传统观念中，它们不属经史子集四部（明清戏曲、散曲属集部，而戏剧不属集部）。
宗经观念和崇雅观念与集部特点 集部是文学性的，传统的很多文学作品，却不归于集部。这原因是多方面的。《诗经》属经部，是历史形成的，体现了传统的宗经观念。小说在传统观念中，属子部。《汉书·艺文志》子部分类，就已有九流十家，其中有小说家。
在传统观念中，小说戏曲都是俗的。《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总叙，有一段话很能反映人们的看法。这段话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四库全书》之所以把词曲列入集部，是因为这是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和乐府风人多少还有一些关系。词曲尚且被认为品格卑下，小说和戏剧更难登大雅之堂。
典雅是集部典籍的一个特点。朝廷应用文当然是雅的，前面我们所列举的如诏、策、诰、封、禅、章、表、奏、启、檄文、议、对、祝、盟、书、笺等，这些文体本身就是雅的，不然如何能登朝廷之大堂。生活应用文，如铭、箴、诔、碑、墓志、哀、吊、书、记等文，学术性文体，如论、说、序、跋等，也都是雅的。赋本为《诗经》六义之一，作为文体，自也是雅的。乐府本是朝廷采诗机构，后来称其所采之诗为乐府，自也是雅的。诗更不必说，《尚书》就曾载大舜说“诗言志，歌永言”，《毛诗序》说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有圣人经典之言，自然是雅的。所以，传统文人抒情言志，主要的文体就是诗。诗歌在中国古代一直作为主流文体，与这种观念是分不开的。
因之，集部主要是诗文之集，没有小说戏曲，这与尚雅的观念分不开。集部是单篇雅文之集。
第四节 集部与文学
集部典籍更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文学性。这里专立一节讨论集部与文学的关系
一 文学体式
集部所收录的，多是文学性的文体，集部典籍作品有独特的文学体式。
诗和乐府 诗歌自然是文学性文体。乐府，有的把它和诗歌并列，作为一种文体，乐府也是文学性的。古代诗歌有不同体式。有古诗。从时间来说，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庾信都是古诗。从体裁来说，所谓古诗，是相对于格律严谨的近体诗而言的。广义的古体诗，指近体诗之外的所有诗歌，包括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乐府诗、楚辞体等。狭义的古体诗，指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这种诗歌体式，篇幅可长可短。可以是五言四句二十字，如沈约《咏孤桐》：“龙门百尺时，排云少孤立。分根荫玉池，欲待高鸾集。”也可以数百字甚至千字。如杜甫《北征》，就达一百四十句，七百字。每篇一般偶数句，但也有奇数句。每句字数一般一致，如五言古诗，即每句为五言，七言古诗，即每句为七言。但也有齐言和杂言兼用，五古、七古以五言、七言为主，而掺以杂言。韵律比较宽松，可押平韵，也可押仄韵。邻韵可以通押。一般不重韵，但有时也不避重韵。一般隔句押韵，但也可句句押韵。可一韵到底，也可中途换韵。声律和对仗比较自由，可以不是平仄交替，可以不对仗。
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近体诗是唐代成熟的，所谓“近”，是相对唐代而言。南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音韵学的新进步运用到诗歌创作，提出“四声八病”的永明声律理论。经过梁、陈、隋的发展，到初唐，近体诗形成。
一、近体诗有一定的字数和句数。律诗八句，五律五言八句四十字，七律七言八句五十六字。绝句四句，五言绝句四句二十字，七言绝句四句二十八字。十句以上称为排律，通常为五言，也有七言。
二、有固定的平仄格式。有四种基本的平仄句式，就五言来说是：仄仄平平仄（a），平平仄仄平（B），平平平仄仄（b），仄仄仄平平（A）。七言则在此四种句式之前加以“平平”或“仄仄”，成为：平平仄仄平平仄（a），仄仄平平仄仄平（B），仄仄平平平仄仄（b），平平仄仄仄平平（A）。
三、押韵有严格规定，一般押平声韵，偶有仿古的仄韵律诗。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五律一般首句不押韵，七律和七绝首句一般押韵。须一韵到底。
四、有严格的粘对规则。所谓“对”，是对仗。既指语词相对，也指平仄相对。律诗每二句为一联，八句之中，分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不论律诗、绝句还是排律，不论首句、末句，相对的两个句子即一联之内，平仄均须相对。如五言，一联之内，上句若为仄仄平平仄（a），则下句须为平平仄仄平（B）；上句若为平平平仄仄（b），则下句须为仄仄仄平平（A）。至于语词，绝句和律诗的首联和尾联，可对仗也可不对仗，除首联、尾联之外的中间各联，包括排律的中间各联，均须语词相对。所谓“粘”，是就平仄声律而言，即上一联的末句和下一联的首句，平仄格式须相粘。即，上一联末句若为平平仄仄平（B），则下一联首句须为平平平仄仄（b）。上一联末句若为仄仄仄平平（A），则下一联首句须为仄仄平平仄（a）。
五律如唐杜审言《登襄阳城》：“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其平仄格式为：仄仄平平仄（a），平平仄仄平（B），仄平平仄仄（b），仄仄仄平平（A）。仄仄平平仄（a），平平仄仄平（B），仄平平仄仄（b），平仄仄平平（A）。除可平可仄之处，如第三句、第七句第一字“楚”“习”当平用仄，第八句第一字“归”当仄用平，其馀均合平仄格式，既合对式，又合粘式。除尾联外，前三联语词均对。这是标准的五言律诗。
五绝如唐宋之问《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平仄格式为：仄仄平平仄（a），平平仄仄平（B），仄平平仄仄（b），仄仄仄平平（A）。除第三句第一字可平可仄之外，均合平仄粘对式。四句语词未对仗。
七律如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平仄格式为：仄平平仄仄平平（A），仄仄平平仄仄平（B），平仄平平平仄仄（b），仄平平仄仄平平（A）。平平仄仄平平仄（a），仄仄平平仄仄平（B），仄仄平平平仄仄（b），仄平平仄仄平平（A）。首句押韵，合于平仄粘对格式，其中第一句第一字第三字，第三句第一字，第四句第一字第三字，第七句第三字，第八句第一字第三字都属一三五不论，可平可仄。中间二联语词均对仗。
七绝如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台》：“羽客笙歌此地违，离筵数处白云飞。蓬莱阙下长相忆，桐柏山头去不归。”仄仄平平仄仄平（B），平平仄仄仄平平（A），平平仄仄平平仄（a），平仄平平仄仄平（B）。首句押韵，合于平仄粘对格式，除第四句第一字可平可仄。语词可不对仗，但三四句仍对仗。
五言排律如杜审言《赠崔融二十韵》。杜甫诗歌多五言排律，一般有二十韵，三十韵，四十韵，长的有一百韵，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七言排律如杜甫《释闷》、《寄岑嘉州》，为六韵，如《题郑十八著作丈》、《寒雨朝行视园树》等为八韵，最长的为《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十六韵。
词和散曲 词和散曲，也是文学性的文体。词是长短句，但多律句，由词调规定句的长短。每种词调有特定的名称，叫词牌。绝大多数调名和词的题目没有关系。从篇幅看，词有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到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从分段看，词有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的分别。填词时所依据的乐谱叫词谱，这类乐谱后来失传了，人们依据前人作品，建立每种词牌的句法和平仄，后人按照词谱的格式填词。词韵比诗韵更宽。
曲即散曲。散曲的体裁分两大类：小令和套曲。小令是单支曲子，由民间小唱发展而来。小令中还有带过曲和重头小令。带过曲是三个以下单支曲子的联合。重头小令由同题同调、内容相联、首尾句法相同的数支小令组成。套曲由同宫调的两个以上的支曲组成，一般说来，每套末应有尾声，全套必须同押一韵。与诗词相比，曲的长短句式变换更为活跃。曲可以使用衬字，衬字只能加在句首句中，不能加在句尾。曲韵用的是当时北方话的音韵。曲韵宜密，可以平、上、去通协。曲的对偶形式比较丰富。
赋体 辞赋作为文体也是文学性的。赋本为《诗经》六义之一，不歌而颂，后来演变成一种文体。作为文体的赋源于楚辞，在汉代成熟并得以发展。赋介于诗和散文之间，讲求辞采、韵律，可以体物，也可以抒情、说理甚至叙事。从汉代的情况来看，仿屈宋骚体的是骚体赋，以六言为主，句中多带兮字。韵散相间的是散体赋，韵文部分多为四、六句式，散体部分也多讲对偶。四言句式为主的可称为四言赋，其句式受《诗经》语言形式影响，也讲押韵和对偶。这种赋的形式，后来都有发展。汉代体物大赋为多，魏晋以后多抒情小赋，形式上格律化。南北朝时期赋走向骈骊化。唐代律赋成熟，既要求骈偶，又限韵。宋代多类似散文的文赋，形式自由，语言平易明白。元明以后，赋从整体上走向衰微。
二 抒情、体物、想象和押韵
集部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它的很多典籍作品是抒情体物、描绘形象、艺术想象的。押韵也是文学性的表现之一。
抒情 抒情，是集部典籍许多作品的突出特点。诗是抒情的。陆机《文赋》就说过，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诗是持人情性的。集部典籍收录的诗歌作品，包括楚辞和乐府，基本上是抒情的。《离骚》是长篇抒情诗，抒发为爱国理想而不懈奋斗，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的深沉爱国情思。《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抒失意文人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离人相思，游子思乡的感伤之情。建安时期的一些诗歌，在乱离之世，志深笔长，抒慷慨悲凉之情。陶渊明的田园诗表现恬静心境，抒写闲适情思。盛唐一些边塞诗抒写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杜甫诗抒写忧国忧民的沉郁情思。词和散曲也是一样。花间词多写红香翠软的艳情。李煜后期词抒写由国主降为囚徒之后面对残酷现实，日夕以泪洗面的深哀巨痛。苏轼词表现高扬气概和豪迈心情。李清照前期词表现少女生活的开朗愉快心情，后期词表现深切的凄苦心情。辛弃疾词抒写爱国的豪情，抒写有志不得伸的愤懑不平之情。关汉卿〔双调·大德歌〕表现深闺女子对久别情人的思恋之情。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表现天涯游子羁旅思乡之情。乔吉的散曲表现兴亡不定、繁华如烟的怀古伤今之情。
赋主要是体物的，也有抒情之赋。汉末张衡的《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就是抒情小赋。鲍照《芜城赋》对比广陵昔盛今衰面貌，描写乱后荒凉景象，抒发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庾信《哀江南赋》表现怀念故国、自悲身世的沉痛心情。散文很多也是抒情的。很多散文，就文体来说，是朝廷应用文、生活应用文，但这些文章，往往写得感情充沛。诸葛亮《前出师表》，说理中饱含感情色彩。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事彰理辨，愤激之情酣畅淋漓。一些祭文，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都写得语切情深。其它很多散文也饱含抒情色彩。王羲之《兰亭集序》叙兰亭宴集情景，抒宴集闲淡心情和宴后人生短促、死生悬隔的伤感。唐宋八大家一些议论文，如韩愈《原道》、《原毁》、《师说》、《进学解》等，虽为议论，但感情流注，气势直贯。
体物写景 体物，如景物描写、意境描写，是集部典籍很多作品的又一特点。赋是体物的。陆机《文赋》说，赋体物而浏亮。刘勰《文心雕龙》说，赋是体物写志的。汉大赋，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到班固的《两都赋》，或描写帝王苑囿的广大富有，田猎场面的空前盛况，或铺陈都城的繁盛，宫苑的富丽，都是体物写貌的。一些山水游记和山水题记，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元结《右溪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石钟山记》、刘基《横碧楼记》、袁宏道《满井游记》、姚鼐《登泰山记》等，一些序文和书信，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王勃《滕王阁序》、苏源明《秋夜小洞庭离宴序》、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朱熹《送郭拱辰序》，都有生动的景物描写。
诗、词、曲的景物描写就更为特出了。不必说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盛唐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其他很多诗人、词人、散曲家的作品都有山水田园景物描写。盛唐边塞诗很多写边塞山水风光。李白的笔下，写过蜀山蜀水、黄河、庐山、越中山水。杜甫写入蜀途中山水，蜀中山水，夔州山水。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一幅动人的农村画面。东晋玄言诗是畅玄悟理的，但人们把玄思寄于山水之中。
有人做过统计，《全唐诗》近五万首诗中，有百分之九十有自然景物描写。如果有意细查唐前诗歌，宋、元、明、清历代诗歌和历代词曲，当会发现，大量作品有自然景物描写。文学的形象性，在中国传统诗词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过自然景物形象抒写情思，寄寓情思，追求情景交融。追求情景交融，因而有意境描写。盛唐诗人创造了意境之美，并为后来历代诗人词人所追求。诗词意境，是最具中国传统审美特色的文学形象表现。
集部典籍作品也有人物形象描写。诗歌如左思《娇女诗》，描绘两个小女孩的天真情态。北朝乐府《木兰诗》刻画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木兰的英雄形象。散文有一些记述人物的作品。一些墓志铭记述人物事迹之时，对人物形象有刻画描写。如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刻画王适怀奇负气、落拓不羁的奇男子形象，把一个普通的人物写得生动传神。其它散文也记述人物事迹，刻画人物形象，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归有光《张自新传》等。集部也有一些叙事性、有故事性的作品。如汉乐府《焦仲卿妻》，完整地叙述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故事。杜甫《北征》也是带有叙事性的长诗。这类带有故事性或带有叙事性，侧重于描写人物表现的主要是文学性，与史部著作的人物传记和史实记述不同。
艺术想象 集部典籍很多作品展开的是艺术想象。可以浪漫想象。如楚辞中的《离骚》，可以有女媭劝责，可以向重华陈词，可以叩帝阍，求下女，可以问卜灵氛，巫咸降神，可以驷玉虬，驾八龙，使望舒为先驱，令丰隆而乘云。如《九歌》，日、云、山、川可以有神灵，太阳神可以有人间英雄的性格，神与神、神与人可以恋爱。神有人的情感，有相恋的爱情，有失恋的忧愁。
如李白的诗歌，愁心可与明月一起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春风可以知离别之苦，不遣柳条长出绿叶青枝（《劳劳亭》），可以举杯邀明月，在想象中的仙境生活（《月下独酌》），可以朝饮王母池，暝投玉门关（《游泰山》），可以蹑星虹，骑飞龙（《元丹丘歌》）。李贺的诗歌《梦天》“玉轮轧露湿团光”，可以想象月夜清凉，一定有露，而玉轮般的月亮从空中走过，一定会轧上露水，而轧上露水，一定会把玉轮般的月亮弄湿。《秦王饮酒》：“羲和敲日玻璃声。”把明亮的太阳想象成玻璃，进而想象敲日会有玻璃之声。孟郊《秋怀十五首》其二：“峭风梳骨寒。”把峭风想象成梳子，进而把寒风刺骨想象成梳骨寒。陆游的诗歌《醉歌》，可以手把白玉船，身游水晶宫；《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可以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织女织庆云，裁为五色裘，可以长揖北辰献酬饮酒。
可以在写实中展开艺术想象。可以由一个事物联想到另一个事物，可以把现实中的事物通过想象加以再创造，可以把客观事物赋予主观色彩，更为集中地表现所要抒发的感情，所要描绘的形象，可以如刘勰所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同是秋天，在宋玉的《九辩》之中，萧瑟廖落，一片凄清，在杜牧的《山行》，却是霜叶红于二月花。在浩瀚的洞庭湖水面前，孟浩然想到的是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杜甫想到的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杜牧写《过华清宫三绝句》，可以想象当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情景。三国时大乔嫁孙策，小乔嫁周瑜，事在赤壁之战十年前，但苏轼写〔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了用美人衬托周郎的雄姿英发，可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秦时明月和汉时关，本无关联，但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可以把它们关联一起，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同样，青海、雪山、玉门关相隔千里，不可能一望而见，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也可以写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杜甫的《春望》，也可以想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的《北征》，北征途中，想到乾坤含疮痍，因此所写都为忧虞之事，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途经战场，想到的是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写妻子衣百结，娇儿垢腻不袜，议论借兵回纥，议论其它时政。视通万里，抒写忧国之情，所展开的都是艺术想象。
押韵 诗歌不论古诗还是近体诗，都是押韵的。词曲也是押韵的。赋自不必说，一些应用文也有押韵的。梁刘勰《文心雕龙》以是否押韵将文体分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两大类，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等，一般是押韵的，为有韵之文；而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等，一般是不押韵的，为无韵之笔。古人是把押韵作为文学性的一个特点。有韵之文中，不少就是应用文。换句话说，有些应用文是押韵的，在古人看来，就带有文学性。比如，南齐孔稚圭《北山移文》，假借山灵口吻，虚拟周子，讽刺热衷仕进又伪装隐士的虚伪人格，写景生动活泼，讽刺辛辣尖锐。它为移文，时也押韵，如开篇：“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灵与庭便押韵。第二段：“学遁东鲁，习隐南郭；偶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郭、岳、壑押韵。再有下文的秋、游、流、俦，第五段的举、侣，惊、缨，笑、诮、吊，末段的关、湍、端等，均押韵。
三 艺术表现手法
集部典籍作品有很多文学性的艺术表现手法。
比兴 比和兴都源自《诗经》。比，是比喻。这是最常用的艺术手法。早期较多的是简单的类比，后来则形式多样。人们常用比喻写景状物。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春天梨花盛开比喻边地忽来遍地的积雪，写出壮丽瑰奇之美，写出豪情与奇趣。苏轼《新城道中二首》其一：“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钟。”新雨初晴之后岭上飘浮着的云朵，就像披着洁净的棉帽，太阳冉冉升起，就像树上挂着金黄色的铜钟，比喻贴切而形象。孟郊《秋怀》其六：“秋月刀剑棱。”用刀剑比喻月光，写出寒气刺骨之感。
可以比喻有形的景与物，也可以比喻无形的情与意。陆游《对酒》：“闲愁如飞雪，入酒即消融。”以飞雪喻愁，以雪入热酒即融，比喻酒能销愁。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比喻至死不渝的爱情。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以水流不断比喻愁思不绝。黄庭坚《戏呈孔毅父》：“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以丝窠缀露珠比喻文章无益于世。
描摹一个事物，可以用一个比喻，也可以接连用多个比喻。苏轼《百步洪》：“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兔子奔跑，鹰隼从空中飞速下来抓逃跑的兔子，骏马从千丈高坡直冲而下，迸裂的琴弦飞迸而去，飞射出去的箭，闪电从空隙中一闪而过，水珠很快地从荷叶上一翻落下，苏轼连用七个比喻，描写百步洪的水势。
兴，是兴起。在《诗经》，是诗的开头，以某一事物兴起全诗之情。这一写法，后来诗人常常用于诗的发端，以兴发全诗气氛。曹植《野田黄雀行》其二发端：“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以自然环境的险恶引发全诗对宦海险恶忧惧悲愤气氛的描写。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悲愤之情如大江东流，滔滔不息，烘托一种气氛，引发下文担心群小中伤、愤懑不平的描写。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二：“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松柏孤直以比严子陵，以比起兴，引发全诗对严子陵高逸人格的赞美。
“兴”在后来的发展中，有两个走向，一是陈子昂所说的兴寄。诗要有所兴寄，有所寄托。陈子昂自己的《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吟咏香兰杜若，处处感怀寄意。兰若的幽雅清秀，压倒群芳，正比喻诗人才华出众而孤芳自赏。岁暮秋寒，兰若凋零，正象征诗人在严酷的社会政治中，受到压抑，芳华流逝，志业无成。兴的再一个走向，是殷璠所说的兴象，通过诗中描写的意象，兴发着情思。诗描写的是景物境界，但其中蕴含着情思，情和景交融一体，而蕴含无穷的韵味，如钟嵘《诗品》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馀。
夸张 夸张能更为突出地表现事物的特征。有事物的夸张。极言风浪之大，则说“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李白《横江词六首》其一），“江间波浪兼天涌”（杜甫《秋兴八首》其一），“湖波翻日车”（韩愈《县斋有怀》），“天外黑风吹海立”（苏轼《有美堂暴雨》）。极言山之高，则说“连峰去天不盈尺”（李白《蜀道难》）。极言飞鸟之畏寒，则说“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
”（韩愈《苦寒》）。极言路途艰难，行程之慢，则说“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李白《上三峡》）。
事物的夸张常常是为了感情的夸张。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韩愈《答张十一功曹》：“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这是极言愁之深而难以排遣。韩愈《杂诗》：“泪如九河翻。”这是极言悲苦之大。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四：“鼻息干虹蜺。”这是极言得势之宦官与斗鸡小儿气焰嚣张。韩愈《病中赠张十八》：“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这是极言笔力之劲。李白《北风行》：“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这是极言恨之难裁。陆游《醉歌》：“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陆游《融州寄松纹剑》：“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这是极言胸中豪情。陆游《长歌行》：“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这是极言报国壮心难以抑制。
夸张，可以极言其大，也可以极言其小。极言河沟之小，则说“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辀。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极言鱼之小，则说“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韩愈《赠侯喜》）。极言九州之小，则说“下视禹九州，一尘集毫端”（韩愈《杂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贺《梦天》）。极言穷苦，则说“衣如飞鹑马如狗”（李贺《开愁歌》）。
对偶 比较多的是正名对，或称的名对、正对。也就是严整的对偶。白居易《长安早春旅怀》：“风吹新绿草芽坼，雨洒轻黄柳条湿。”草芽对柳条，这是植物对植物。陆机《赴洛道中二首》其一：“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虎对鸡。陈师道《春怀示邻里》：“风翻蛛网开三面，雷动蜂窠趁两衙。”蛛对蜂，虫类对虫类。钱谦益《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一：“树上黄鹂今作友，枝头杜宇昔为君。”黄鹂对杜宇，鸟类对鸟类。这是动物对动物。龚自珍《秋心三首》其一：“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西北对东南，这是方位对。陆游《书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洲渡对大散关，这是地名对。钱谦益《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一：“白沙堤下唐时草，鄂国坟边宋代云。”唐对宋，是世之对。白居易《杭州春望》：“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伍员对苏小，这是古人名之对。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黄庭坚《寄黄几复》：“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二：“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这是典故之对。左思《咏史八首》其一：“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论对赋，是文体之对，过秦对子虚，是文章名之对。
相对事物可以相同，也可以相对。白居易《答刘戒之早秋别墅见寄》：“避地鸟择木，升朝鱼在池。”鸟与鱼对，一在山一在水，正相对。也可以相反。左思《招隐诗二首》其一：“白雪停阴冈，丹葩耀阳林。”曹植《白马篇》：“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陆机《赴洛道中二首》其二：“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阴对阳，仰对俯，崇对平，夕对朝，是为反对。
可以两句相对，也可以当句对。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上句山重对水复，下句柳暗对花明。杜甫《曲江对酒》：“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上句桃花对杨花，下句黄鸟对白鸟。都是当句对。
可以隔句而对。左思《招隐诗二首》其一：“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白居易《重题西明寺牡丹》：“往年君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今年况作江陵别，惆怅花前又独来。”第一句与第三句对，第二句与第四句对，是为隔句对。
可以邻近而对。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白居易《南秦雪》：“三时云冷多飞雪，二月山寒少有春。”雪与春，本不相对，但雪邻近冬之意，与春可对，用邻近之意相对，是为邻近对。
有平常之对，有奇对。杜甫《野老》：“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剑与琴，阁与台，分别相对，合起来，剑阁对琴台，又是地名之对。杜甫《送韩十四江东省觐》：“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黄与白是色之对，牛与马是动物之对，合起来，黄牛峡与白马江又是地名之对。一对词语中包含多重对偶，是为奇对。
还有字对。杜甫《严中丞枉驾见过》：“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使节为官名，与流萍本不相对，但其字面意思，“使”为动词，可与“流”相对，“节”为竹节，可与“萍”相对。杜甫《九日五首》其一：“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竹叶是酒名，与菊花本不相对，但其字面之意，竹叶为植物，可与菊花相对。本义不对，但字面之意相对，是为字对。
有实词之对，也有作为状语虚词的联绵、双声、叠韵之对。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廖落对流离，这是双声对。谢朓《观朝雨》：“空蒙如薄雾，散漫似轻埃。”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缥缈云雨仙，氛氲兰麝馥。”空蒙对散漫，缥缈对氛氲，这是叠韵对。陆机《赴洛道中二首》其一：“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杜甫《宿府》：“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陈与义《雨中再赋海山楼》：“慷慨赋诗还自恨，徘徊舒啸却生哀。”纡馀对阡眠，荏苒对萧条，慷慨对徘徊，这是双声、叠韵互对。杜甫《曲江二首》其二：“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对款款，这是重字对，也称联绵对。还有声对、侧对、交络对、假对等。
拟人 拟人常用在写景。因为拟人，所以写景生动形象，新颖别致。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既有水光潋滟之美，又有山色空蒙之美，不论什么时候，她总是美的。把她比作什么呢？把她比作美女西施，不管怎么打扮，不管是不是打扮，她总是美的。这是比喻，也是拟人，这样写，就把西湖千姿百态的美表现出来了。谢灵运《过始宁墅》：“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山中幽石，白云缭绕，溪流清浅，绿筱垂拂，怎么描写呢？作者用一个“抱”字，一个“媚”字，仿佛白云和幽石、绿筱和清溪都不是无心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有意的相互拥抱，一个多情的相互戏媚。
它可以议论。王质《山行即事》：“浮云在空碧，来往议阴晴。”云彩为什么浮在空中，来回飘荡？诗人想象，它是在议论，到底是晴天？还是阴天？拟人，因而物皆有情。宋秦观《春日五首》其一：“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芍药花叶含露，诗人想象那是有情而含春泪。蔷薇平地横生，诗人想象那是美女娇慵无力卧躺在地。范成大《早发竹下》：“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清禽可以迎客，也因为它有情。韩愈《晚春》：“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杨花榆荚，漫天飞舞，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想象，那是无有才思，只知道到处飞来飞去。范成大《浙江小矶春日》：“春潮不管天涯恨，更卷西兴暮雨来。”客游天涯，恰遇暮雨，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想象，那是春潮无情，有意卷来，以致倍增客愁。责难之中含有无限哀怨。写无情，正谓它本该有情。
拟人，因此人和景物之间有一种感情交流。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敬亭山成了相看不厌、心心相印的朋友。陆游《对酒》：“流莺有情亦念我，柳边尽日啼春风。”人和物同样感情相通。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陆游《六月十四日宿东林寺》：“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天上之月而可以相邀相招，与人共饮共舞，共同欣赏幽寺钟声，在拟人中写出人与物的感情交流，写出对大自然的喜爱。
很多拟人，本来就为寄情。文天祥《金陵驿》：“孤云飘泊复何依。”孤云无知，本无所依，说孤云何依，是拟人化了，而拟人正为寓情，寄寓宗国覆灭、漂泊无依的深沉悲愤。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愁是一种心情，并非实物，何以会随从明月随从清风飞到夜郎之西？这样写，当然是拟物，拟物是拟人的一种。想象愁心可以飞随而去，正寄寓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当然，拟人也有另外的艺术效果。李贺《李凭箜篌引》：“芙蓉泣露香兰笑。”芙蓉露珠，想象是在泣露，鲜花盛开，想象是香兰在笑，一状琴声悲抑，一喻琴声欢快，这是极写琴声之优美动听。
四 赋和文的艺术手法
比兴、夸张、对偶、拟人等，是诗歌所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赋和文的艺术表现手法。赋和文还有一些自己更为常用的艺术手法。
铺陈 铺陈是赋常用的手法。特别是汉大赋，极力铺陈扬厉，是汉大赋的重要艺术特色。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典型。写云梦泽，其山、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西、其中、其北，其上、其下，四方上下，各种事物，一一铺写。写无限广阔的疆域空间，写动人心魄的狩猎场面，写气派非凡的山川宫殿。写上林之苑，同样是，其水如何，水中物类如何；其山如何，其山之物类从各种草木到各种兽类，其南之兽类如何，其北之兽类如何；其离宫别馆如何，如何高廓曲阁，如何高耸入云，又如何俯视无见；苑中各种果物林木如何，林中各种兽类又如何；天子校猎又如何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宴乐之场面如何宏大，如何奏舞听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后来的大赋，无不如此。班固《两都赋》，夸扬西汉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繁盛。不但铺写山水、草木、鸟兽、珍宝，而且铺写宫殿、城市、街衢、商业、服饰，写游侠、公子王孙、都人士女。观其四郊，南望如何，其阳如何，其阴如何，东郊如何，西郊如何。扬雄《甘泉赋》、《羽猎赋》，左思《三都赋》，也是如此。
一些小赋，规模稍小，铺陈的手法则一。曹植《洛神赋》，写洛神之美，从容貌，体姿，仪态，到衣饰，尽力铺陈。潘岳《秋兴赋》，写秋气萧瑟，写庭树如何洒落，劲风如何吹帷，寒蝉如何低吟，大雁如何南飞。庾信《哀江南赋》，自叙身世，写侯景乱前梁代承平景象，写自己受到的荣宠，写侯景之乱爆发的各种情状，写江陵陷落，江南种种凄惨景象，都用铺陈的写法。
其它文体也吸收了这一手法。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写登滕王阁所见所感，从地理、物产、人物、宴会盛况，层层铺叙。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历数武则天的罪恶，唐李华《吊古战场文》，写古战场各种惨状，都是极力铺陈描写。诗歌也有用铺陈手法的，如唐代特别是初唐一些七言歌行，还有一些长篇排律。但这一手法，最早用于赋，它应该是从汉大赋发展过来的。
排比 与铺陈相联系的是排比句式的运用。诗受格律节奏限制，如果是格律诗，一般是两两对偶，很难使用排比句式。而在赋和一些文里，却有这个自由。司马相如《子虚赋》：“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五句排比。《上林赋》：“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八句排比。左思《三都赋》：“擢修干，竦长条，扇飞云，拂轻霄。”四句排比。“罨翡翠，钓
鲉，下高鹄，出潜虬，吹洞箫，发棹讴，感
鱼，动阳侯。”八句排比。谢惠连《雪赋》：“若乃玄律穷，严气升，焦溪涸，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六句排比。“至夫缤纷繁骛之貌，皓旰皦洁之仪，回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四句排比。都是一气而下。
其它文体也有排比句式。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六句排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四句排比。此篇列数嵇康之七不堪，句式相近，也是排比句式。阮籍《大人先生传》：“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例程。”四句排比。“含奇芝，嚼甘华，噏浮雾，餐霄霞，兴朝云，飏春风。”六句排比。韩愈《原道》：“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七句大致的排比。这样的排比句式，使赋和文有一种一气而下的气势。这是赋和文特有的表现手法。
主客问答 设为主客问答，是一些赋和文常用的手法。自贾谊《鵩鸟赋》和枚乘《七发》，就已用这一手法。贾谊《鵩鸟赋》设作者与鵩鸟的问答，抒写老子祸福相倚的思想和庄子齐物论，以排遣谪居长沙怀才不遇的郁闷。枚乘《七发》写吴客问疾于楚太子，用音乐之美、饮食之丰、车马之盛、游观之乐、田猎之壮、观涛之奇、要言妙道之精微等七事启发太子，讽刺和劝戒贵族的安逸享乐的生活，认为这种病，最好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加以治疗，全篇也是设为楚太子和吴客的问答。
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虚构子虚和乌有二位先生，互相夸耀诘难，盛陈楚国云梦之美和楚王田猎之盛，齐国土地之广和物类之丰，最后由亡是公大肆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盛赞大一统皇朝的气魄和声威。后来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左思《三都赋》，无不如此。
这一手法，一些抒情小赋或者直接采用，或者加以改造之后予以吸收。曹植《洛神赋》设为作者与御者之对答。赵壹《刺世疾邪赋》全篇没有设为主客问答，但在篇末，设秦客与鲁生互为赋诗。谢惠连《雪赋》设为梁王歌诗，而司马相如赋雪，以抒发任物随心的思想。谢庄《月赋》设为陈王与王粲赏月吟诗，王仲宣向陈王陈篇进牍，赋咏月色的清丽和人们的情思感受。
唐宋以后的一些赋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手法。欧阳修《秋声赋》设为欧阳子与童子问答，赋写萧瑟秋色，抒发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慨。苏轼《前赤壁赋》设为客之作歌和苏子与客的对答，描写秋夜泛舟赤壁所见水光月色，抒写不以得失为怀的旷达胸怀和乐观自适的精神态度。《后赤壁赋》同样设为主客问答。王阳明《思归轩赋》设为阳明子与门人对答，以思归为题发一番议论，说明做到道得志全化理人安，则得其归的道理。
赋之外的一些文，也采用这一手法。如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唐韩愈《进学解》假托师生对话，讲进德修业的道理，抒写怀才不被重用的牢骚。《送穷文》设为主人和五个穷鬼的对话，抒写穷困不得志的不平。明徐渭《借竹楼记》设为龙山子和方蝉子的对答，说出一番既要忘情于远，又要忘情于近的人生道理。设为主客问答，这一手法源自《庄子》和《离骚》。在赋和文的创作中，不是平平而叙，而是设为问答，使文气变板滞为活泼灵动。这是赋和文特有的艺术手法。
创造性的散文句式 在句式上，一些散文大家也有创造性的运用。在句式上，赋和用骈俪形式写的其它文体，句式比较整齐。如前文所分析的骈体的前四后六和四四六六等句式。还有三言的骈俪之体。但一些散文，则句式自由，每句字数长短不拘。这就给一些散文家留下了艺术创造的空间。
如韩愈。他善用接句法。如《师说》开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师—师，惑—惑，都是上一句句末一字与后一句句首一字同字相接，语气连贯不断，造成一气直下的语气效果。他还善用长句。长句在语气上也是连贯直下。他又善用短句。《画记》：“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蹄啮者，秣者，骑者，走者，载有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连用二十几个短句，而且多为二字短句。这种句式，二字一顿，语气短促。句式长短参差，造成文气的动荡变化。韩愈古文气势盛大，雄肆恣睢，和他的句式运用有密切关系。
(1) 据郑玄注，上下交流之谓祠即辞，传达上位者意图之谓命，宣布上位者意旨之谓诰，诸侯之间照会之谓会，祷祭天地、社稷、宗庙之谓祷，表彰死者生前德行之谓诔。参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东晋时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序》首次提出《尚书》“六体”之说。“六体”之说虽然晚出，但秦博士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确有以典、谟、诰、誓、命等命名的篇章，先秦书篇确有《伊训》。参刘起釪《尚书学》（《国学通览》，群众出版社1996年）。记载重要史事之谓典，臣下对君陈述之谓谟，君对臣下讲话之谓诰，君主军事誓命之辞之谓誓，册命之辞之谓命，臣下顺其理以启迪君主之谓训。参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3) 占卜之文之谓命龟，田猎时布施教命之谓施命，刻于器皿之上书以为戒之谓铭，出使外邦应对作答之谓造命，登高时铺写所见情状之谓赋，出征前誓师之谓誓，解说山川地理形势之谓说，表彰死者生前德行之谓诔，祭祀时祷告天地神祇之辞之谓语。《毛诗诂训传》相传是西汉初年毛亨所作，毛亨诗学据说传自孔子弟子子夏。参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4) 据阮孝绪《七录序》和《隋书·经籍志》，南齐王俭《七志》，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诸子志纪今古诸子，文翰志纪诗赋，军书志纪兵书，阴阳志纪阴阳图纬，术艺志纪方技，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另附道佛志，合九条。梁阮孝绪《七录》，经典录纪六艺，记传录纪史传，子兵录纪子书、兵书，文集录纪诗赋，术伎录纪术数，又有佛录、道录。
(5) 说见力之《总集之祖辨》，载《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巴蜀书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