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集部综论
第一节 集部的由来
集部收存的，是古代单篇雅文。这单篇雅文，有一部分是一般的应用文，大部分则是文学性的文字。不论是一般的应用文，还是文学性的文字，都是人类思维和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学性的文字，还是人类审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意识的这种表达，主要靠口耳相传，主要靠记忆。最初只是集体创作。文字产生之后，人们借助甲骨、金石、竹木简及绢帛等各种材料，把这些意识记录下来。随着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人类意识日益发展，这类文字的记载日益丰富。文学也就有了个人创作。把这些日益丰富的文学记载编撰成集，就成了文集，书志目录把文集归入一类，也就有了集部。
一 文人、文学创作及文集
集部收存的是文集，文集收存的是单篇雅文，其中主要是文学作品。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带有审美特质的语言艺术，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反映。集部文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创作这一历史的，正是社会生活本身和历代各类作者。
“文”字“集”字的含义及演变 “文”字的最初含义，指彩色交错，亦指彩色交错的图形。《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天有日月星辰，因此谓之天文，地有山川陵谷，因而谓之地理。因此《易·系辞上》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阳气升出地面，百草始生，大地绘成文采，因此《易·乾·文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有天文，就有人文。《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人文，就指人类文明。在一定时期，它的主要内容，是礼乐文化，也指记载这种礼乐文化的文献。《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文，指周代礼乐文化。有时称为文章。《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指有形之文，也指无形之文，《礼记·乐记》说：“声成文，谓之音。”晋陆云《与兄平原书》又有“此是情文”之说。《文心雕龙·情采》明确以五色为形文，五音为声文，五性为情文。
文，也指人类文明的其它内容。比如，指文字以及文字记载，指文章，《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这“文”，泛指文字写成的东西，并不专指文学。古代有“文学”一词，但并不指文学作品。《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与德行、言语相对，这里的“文学”指文献之学、礼乐文化之学。文指礼乐文化，因此后来人们又以文学指儒家学说。如《韩非子·五蠧》就说儒以文乱法，“而诸先王以文学取”。《韩非子》又有“文学之士”，指儒学之士。《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建元元年（前140）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史记·儒林列传》载汉武帝时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所招就是公孙弘，以及申培公、辕固生等儒学之士。写作文章的，有“文章之士”，《三国志·刘劭传》载夏侯惠荐刘劭书，就说：“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
这时又出现“文笔”一词。曹操《选举令》说，按国家旧法，选尚书郎，要有几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会“文笔”。在这里，“文笔”并称，还是泛指一切文章，包括文学作品，也包括非文学作品。后来则有文、笔对称，《宋书·颜竣传》颜延之对宋文帝问，说他的两个儿子：“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现存文、笔分称的最早的例子。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则明确说：“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是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进一步说：“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不仅押韵，还有抒情、文采等。这里的“文”，更进一步近于古人所理解的文学的内涵。集部文集之文，主要就是这类“文”。
“集”字的最初含义，是鸟栖止于树。《诗·唐风·鸨羽》：“肃肃鸨羽，集于苞栩。”“集”字本身就是会意，上部是“隹”（短尾鸟），下部是“木”。由鸟的栖止，转义为人和物的栖止、停留、集合、聚集。《国语·晋语四》：“乾时之役，申孙之矢集于桓钩。”可以是具体的物的聚集，也可以是抽象的物的聚集。《孟子·公孙丑上》：“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再进一步，则是文的撰集。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苍还国……（建初八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又如《后汉书·列女传》：“（班）昭年七十馀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又由动词转为名词，由文的撰集引申为撰集而成之书。曹丕《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
再进而用“集”字作为将不同文体文章编辑成集的书名。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又附注有汉《淮南王集》一卷，《贾谊集》四卷等。这些“集”子可能为后人所编。《三国志·诸葛亮传》著录了《诸葛氏集目录》，末署“泰始十年二月一月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可知至少西晋初期将个人作品编纂在一起，已经称“集”了。汉刘向、刘歆《七略》还只有“诗赋略”，梁阮孝绪则已将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和杂文部总称为“文集录”，到《隋书·经籍志》，则更明确地有了“集部”。
士人与文人 古代文学作品和其它雅文有它的作者。文集作者和史官不同，他们并没有特定的职位，只是社会中的一群人。远古的文学作品，比如远古歌谣，作者是不知名的。比如《吴越春秋》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还有《礼记·郊特牲》所载《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还有《周易》所载那些远古歌谣。《诗经》现在能够知道的作者，只有七位：《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家父，《小雅·巷伯》的作者寺人孟子，《大雅·崧高》、《大雅·烝民》的作者尹吉甫，《大雅·桑柔》的作者芮良夫，《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商颂》五篇的作者正考父，《鲁颂》四篇的作者史克。属于文人的诗主要有三《颂》、《大雅》和部分《小雅》、部分《国风》。属于民间歌手，包括奴隶、士兵、平民的诗，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
春秋时代学术下移，产生“士”的阶层。“士”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大，但在先秦，士人的文化兴趣似乎不在文学创作。“士”的重要理想是立言不朽，而当时所谓立言不朽，主要在立一家学术之言。到战国中期，在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屈原、宋玉等楚辞作家。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作家。汉代有一批赋作家，也有一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到魏晋南北朝，“士”的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之后，才有大批文人作家出现。大批文人作家的出现，是诗文创作和文集发展的重要前提。
诗文创作和诗文集 诗文的创作比较早。前引《弹歌》，相传为黄帝时的作品，实际是比较古老的猎歌。前引《蜡辞》相传为伊耆氏时代作品，伊耆氏，一般指神农氏，一说指帝尧。《诗经》比较早的作品，作于西周前期，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世纪。殷商西周的甲骨卜辞，完整可读的已有一些，记事顺畅明晣，初步有了散文的某些因素。有些殷周铜器铭文的篇制和内容已较甲骨卜辞更为周详，有的甚至有了韵语。《尚书》保存有上古资料和商代文献，已有典、谟、誓、训、诰、命等多种文体。再到后来，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诗》之后，有了作为骚体的楚辞。在楚辞影响下，有了赋体。就诗体来说，从最早的二言、四言，到汉代有了五言。其内容，到魏晋南北朝，有了咏怀诗、山水诗、游仙诗、田园诗、咏史诗等。就文来说，有了颂、书、记、赞、策、诰、奏、令、论、说、檄、序、箴、铭、诔、吊、碑等多种文体。
最早把诗歌作品编集在一起的，是先秦的采诗。周代有以观风察政为目的的采诗制度，王室公卿也有献诗的义务，诸侯所用诗乐要上报朝廷，这样的制度，使上下数百年、方圆千里的诗歌得以收集。周王室中最有可能编辑诗歌的当是王室乐官。这些乐官既要教授诗歌，又要保管诗歌。朝廷的采诗、献诗，应该是由这些王室乐官来汰选、加工、编辑。王室乐官编辑《诗经》有一个过程，诗的采编与积累一直到春秋中叶。
我国现存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尚书》。在殷商时期，可能已经有了辑成《尚书》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多为各个时代的史官，这些史官将帝王、大臣的言论记录下来，就形成了原始的《尚书》。起初《夏书》、《商书》、《周书》等当是单独成书的，《尚书》结成总集大约在西周后期。但是，中国的传统，《诗经》和《尚书》都是“经”。后来归于集部的文集的编撰，则主要从汉代开始。编撰这些诗文集，就确立了“集部”的基本内容。
二 “集部”的确立
从早期的文集，到文学地位的提高，到“集部”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早期文集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和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都被看作是“经”，属于经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士阶层兴起和活跃，社会大变革，为“士”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各抒己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形成他们各自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言论撰集在一起，其内容多为政论和哲理，与后来集部著作多为诗文有区别，后来归入“子”部。但从个人单篇雅文撰为一集这一点来看，实际已具备了后来别集的性质。刘向编撰的《楚辞》当然是比较早的集部著作。但刘向编《楚辞》，应该有所依据，西汉初始，开始重视收集书籍，包括诗赋类作品。刘向之前，应该有一些个人文集。尽管这些个人文集是初始形态的，但是，有这些个人文集的存在，刘向才可能据以编成总集性的《楚辞》。
文学地位的提升 先秦时期，《诗》不被看作文学作品，而被看作“经”，是赋诗言志、学礼成性的工具。两汉时期，虽亦重诗文，大赋盛行，但帝王贵族对于作家作品，只是当作娱悦耳目的玩物。汉武帝好辞赋，著名赋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等，“并在左右”却又“俳优畜之”（《汉书·严助传》）。赋家社会地位低下，赋颂常与俳优并举。因之，扬雄视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
至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自觉，人们对文学的看法有了变化。曹丕《典论·论文》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文章，包括奏议书论，也包括诗赋铭诔，包括曹丕《典论·论文》提到的王粲《初征》、《登楼》等赋作。曹操、曹丕、萧衍、萧纲、萧绎、杨广，都以帝王之尊而有众多诗作。曹丕、曹植皆好文学，建安七子因文学而并见友善。晋代二陆三张并因文而知名，张载为《蒙汜赋》而傅玄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鲍照奏诗而受到刘义庆赏赐，王融为《曲水诗序》而获时誉，颜延之道中作诗二首，而为谢晦、傅亮所赏，刘勰因《文心雕龙》而受到沈约赏识。人们用最美的语言称颂诗文之美，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谢混称潘岳诗“烂若舒锦”。钟嵘《诗品》称古诗一字千金，称曹植之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
集部的确立 文学地位的提升，为文集的发展、确立奠定了基础。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入关火烧秦宫，中国古籍遭两次浩劫。到汉武帝时，注意书籍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于秘府。各地藩王也要征求古籍。经昭、宣、元帝诸朝，到成帝时，书籍已堆积如山。汉成帝重视文化建设，于继位后的第七年，即河平三年（前26），命光禄大夫刘向主持内府藏书的编校工作，并派谒者陈农作为专使，向全国各地征集遗书。
刘向校理大量古籍之外，撰成我国第一本关于书籍提要性质的《别录》。刘向之子刘歆继其父志，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将典籍分类编目，为各类书籍的学术源流作一番考察，著成《七略》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目录学专著，也是第一部全国性综合书目。《七略》对全部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其中“诗赋略”是后来“集部”的雏形。这之后，书志目录不论七部分类还是四部分类，集部的内容和名称有不同，但都是其中一类。
晋荀勖在魏郑默《中经》的基础上，重新编制国家藏书总目《中经新簿》，把全部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收六艺及小学，乙部为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是诗赋、图赞和汲冢书。丁部则相当于集部。南齐王俭《七志》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七大类。文翰志则相当于集部。魏晋以后，诗赋之外，铭诔、书论等文体都有发展，称“文翰志”更能反映文体变化的现实。
到梁阮孝绪撰《七录》，分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伎术、佛法、仙道七录，其中“文集”相当于集部，也更接近于后来“集部”的称呼。《北齐书·颜之推传》中的《观我生赋》自注，有周弘正等“校经部”，颜之推等“校史部”，殷不害等“校子部”，庾信等“校集部”的记载。可能这时已有明确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分。《隋书·经籍志》明确以经、史、子、集作为四部名称，标志着四部分类法定型化，文集正式成为独立的部类，“集部”在传统目录学著作中的独立地位从此正式确立。
第二节 集部的分类
就整个古籍来说，传统目录学经历了由六部、七部到四部分类的过程。就集部内部来说，同样有不同的分类，其分类同样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反映了人们对文集看法和传统目录学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传统文学思想的变化。
一 最早的集部分类
最早的集部分类，出现在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刘向等受诏校书秘阁，叙录提要，写成《别录》二十卷。刘歆继续父业，将宫廷藏书统编成分类目录，是为《七略》。班固因《七略》之辞，删其要以备篇籍，成《汉书·艺文志》。《七略》除辑略，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略，其中“诗赋略”即后来集部的雏形。“诗赋略”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这是最早的集部分类。
集部分类与学术分类和文体分类 集部分类，源自图书分类，它与学术分类有关，也与文体分类有关。就图书分类来说，最早的甲骨和简书文献，不但编册保存，而且分类收藏。最早的文献和图书，应该是根据实用需要分类。但到后来，就与学术分类有了联系。
据《论语·先进》，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可算四门学术。《孟子·尽心》分当时学术为杨、墨、儒三家。《庄子·天下篇》论及邹鲁之士，分墨翟，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桓团、公孙龙七派，《荀子·非十二子》论及它嚣、魏牟，陈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仲尼、子弓等七派，涉及儒、墨、法、名、道五家。《史记·自序》引司马谈《六家要指》，列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名。
刘歆《七略》就是根据书的内容，按其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是为六略。而诸子略，就是儒、道、阴阳、名、墨、法六家，增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共为十家。就诗赋略来说，其赋体分屈赋、陆赋、荀赋、杂赋几类。据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屈原赋之属主抒情，伤感性作品较多；陆贾赋之属主说辞，对皇朝赞颂之辞较多；荀卿赋之属主效物；杂赋之属则多杂诙谐。依据文学流派分类，做的是辨章学术的工作。
就文体分类来说，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文体分类。《周礼·春官·大祝》记载祠、命、诰、会、祷、诔六辞(1)，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这六种文辞样式，约定俗成，就成为不同的文体类别。又有《尚书》，以不同篇章的命名，区别出不同的文体，有典、谟、训、诰、誓、命“六体”之说(2)。还有《毛诗诂训传》的“九能”之说，所谓“九能”，就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九种文体，即：命龟、施命、铭、造命、赋、誓、说、诔、语(3)。这可能和最早的集部分类诗赋略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一些。《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就其大者而言，是以诗和赋两种文体分类。后来的《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很多就以文体为集，如赋、封禅书、颂、诗、歌、箴、铭、诫、赞、碑、诏、露布、策、诽谐等，宋《崇文总目》别集六就收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文体分类和文体观念，对集部发展演变影响很大，这一点，后面还会讲到。
关于“诗赋略” 《七略》所收，限于诗和赋两种文体，并且不称“集部”，而称“诗赋略”。
这与汉代赋体兴盛、辞赋作品繁多有关。楚国长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楚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使风雅寝声之后楚辞之奇文郁起。楚辞是诗歌，但汉人却称之为赋。这一称呼并不恰当，但汉赋确实是在楚辞的巨大影响之下，由《诗》六义之一枝，蔚为大国。刘歆的时代，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大家，都以他们的鸿篇巨制，张扬着大汉王朝的气势和声威。据《西京杂记》卷二，司马相如曾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既指赋作想象之丰富，也指赋家之才气魄力。初唐人丘悦撰《三国典略》曾说：“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在古人看来，作赋能体现大才。汉赋蔚兴的时代，著录代表一代文学的赋体，展示文人之大才，是很自然的。
《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末宫廷所藏，经、史、子类以及赋作之外，可能主要是所采乐府歌诗。《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体之外，还著录乐府歌诗，当与这种情况有关。
当时虽有《周礼》六辞、《尚书》六体、《毛诗诂训传》九能，但在当时，这些文体的写作还不普遍，人们还没有这方面自觉的文体观念。人们更多地把六辞六体之类看作是经典的文辞样式，并没有把它们作为文体去探讨它们的写作规范，自觉地进行写作。经、史、子之外，作、述、论之外，还有表现个人情趣的诗与赋，因此人们另立诗赋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集部产生于个人情趣之表现。但在当时，这种个人情趣并不包括朝廷公文在内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写作。从这种观念出发，即使有这类文体，也不被列入诗赋略之部。比如，据《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当时已有议奏。议奏之体，后来是被列入集部的。但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被列入《尚书》之部，《礼》之部，《春秋》之部，《论语》之部，却不被列入单篇制作的集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限列诗赋之体，而不收入其它文体，与这种状况有关。
二 《隋书·经籍志》及此前的集部分类
《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之后，到《隋书·经籍志》，集部有一些变化。从目录分类来看，仍有七部分类，如南齐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4)。但更多的是四部分类，如西晋荀勖《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刘宋谢灵运《四部目录》、南齐王俭《四部书目录》、王亮与谢朏《四部书目》、梁任昉与殷钧《四部目录》、陈《寿安殿四部目录》、北魏卢昶《甲乙新录》，均以四部分类。当然，《隋书·经籍志》也是四部分类。从集部本身的变化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晋荀勖《中经新簿》、南齐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特别是《隋书·经籍志》。
荀勖《中经新簿》和王俭《七志》 晋荀勖《中经新簿》丁部相当于《七略》的诗赋略，不同的是，诗赋之外，这一部还收图赞和汲冢书。汲冢书是晋太康初出土于魏安釐王冢的古代简书，科斗文字，十卷七十篇，人谓孔子删书之馀，是起居注性质的周书，又有《周易》上下篇，而无彖象系辞。这样一部书，却收入集部，显然仅仅因新出土，未能细辨书的性质。这也看出集部已带有杂编的性质，不便归入其它各部的书，往往就归入集部。至于图赞，按照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赞这一文体，源自舜禹之时，显然多据传说。就图赞来说，现在所知最早的有郭璞《尔雅图赞》和《山海经图赞》，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那是用四言韵语摹写物状的文体。收入图赞，说明人们已注意到诗赋之外的单篇韵文制作。当然，人们注意得还不够，因为魏晋时期，诗赋图赞之外的单篇韵文制作文体还有不少。人们对集部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南齐王俭《七志》值得注意的，是以文翰志纪诗赋。《七略》称为“诗赋略”，表明所收限于诗、赋两种文体，如《七录序》所说的“王以诗赋之名，不兼馀制，故改为文翰”。《七志》改为“文翰”，则表明可以收入诗、赋之外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说：“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是齐梁人普遍的看法。按照这个看法，《七志》称为“文翰”，著录的应该也是有韵之文。这可能反映人们对集部的看法，即经为六经，史为史书，子为个人著论立说之作，而集则为有韵之文章。
阮孝绪《七录》 集部分类中，梁阮孝绪《七录》值得注意。阮孝绪《七录》已佚，《广弘明集》保存有《七录序》及《七录》五十五部之分类。《七录》改《七志》的“文翰”为“文集”，《隋书·经籍志》以文集类著作为“集部”。《七录序》说：“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到《七志》的“文翰”，经《七录》的“文集录”，到《隋书·经籍志》，“集部”之称终于确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阮孝绪《七录》“文集录”之下，分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等四大类，《隋书·经籍志》则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楚辞”和“赋”并为一体，《七录》把它从“赋”中单列出来，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楚辞”与“赋”不同的文体特点。齐梁时代，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到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都把“楚辞”与《诗经》并列，看作是文学的两大重要源头。《七录》在“文集录”将“楚辞”单列一部，也反映了当时对文学源头认识的这一思想倾向。
如上所述，别集和总集的起源较早，从有别集、总集之实到有别集、总集之名，有一个过程。齐梁时代，别集、总集的数量应该很多，《隋书·经籍志》所列别集、总集，多注梁多少卷云云。《七录》著录别集七百六十八种，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总集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别集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总集一百零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在“文集录”（《隋书·经籍志》是“集部”）之下，将别集、总集分列为两大类，正反映了别集、总集数量众多，诗文创作和文集编辑大为发展的趋势。“楚辞”单列一部，再列“别集部”和“总集部”，反映了人们对集部的认识，这一集部分类方法，被后来史志目录家所接受，一直沿用下来。
《七录》“杂文”单列一部，很为独特。“杂文”指哪一类文体，颇费考虑。《后汉书》杜笃、苏顺、王逸、赵壹、侯瑾等传，都记载他们著有“杂文”，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杂文是诗、赋、诔、吊、赞、七言、论、哀辞、书、颂、箴之外的文体。据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是韵文。《文心雕龙·杂文》论述了对问、七、连珠三种，又说，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据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杂文是杂于四经之间而其体不一，如祭文、吊文、移文、纪录、传志，即事为文、随物命题者皆是。据《旧唐书》穆宗本纪、礼仪志、杨绾传、钱徽传、刘宪传等，唐科举考试，杂文是其重要一科。可能后汉至齐梁，文体大为发展，很多文体即事为文，随物命题，不便也来不及明确规范和归类，因此统称为“杂文”。
这些杂文，很多已单独结集。齐梁时代，杂文创作应该非常繁盛，《七录》就著录杂文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七录》为“杂文”单列一类，或者正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艺文类聚》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七有“杂文部”，举凡诗、赋、连珠、书、檄、移等均为杂文。《艺文类聚》的“杂文”并非严格的文体分类，它的“杂文部”甚至包括纸、笔、砚之类。但是，它的诗、赋等类确实多收诗赋类作品。这样看，“杂文”又应包括诗赋类文体。
另外，《七录》著录总集只有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著录杂文则有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总集一百零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隋书·经籍志》的总集类，应该是将《七录》的总集部和杂文部并合一起而有删减，或某些文集有亡佚。《隋书·经籍志》的总集类，有一部分在《七录》中是总集（有十六种），还有大部分是作为杂文著录的。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七录》中著录的十六种总集，在《隋书·经籍志》中很可能指那些汇合多种文体多家作品的综合性总集，比如《文章流别集》、《文选》之类。这一类在《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中是少数。而《七录》中著录的杂文，很可能指那些文体比较单一的总集。这一类在《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中是多数。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重要史志目录。阮孝绪《七录》现存佚文，只见著录文集数目。《隋书·经籍志》则完整地著录了文集名称，可以知道著录文集的具体内容，也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对于集部的更为具体的认识。
如前所述，“楚辞”单列一部，表明认识到“楚辞”与“赋”不同的文体特点，也反映当时诗骚并列，对文学源头的认识。作为个人文集的“别集”类，标明文体的有《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这当中，有的是单一文体文集（如《梁武帝净业赋》三卷），有的是二种文体的文集（如《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至于《梁武帝杂文集》，可能是多种文体文集，如果把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则也是单一文体文集。另外，《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也比较特别，因为《隋书·经籍志》“史部”另有目录类。可能因为这是“别集”目录，因此著录于“别集”之部。除此之外，从著录的集名看，其它的应该主要是个人综合性文集。所谓综合性，就是综合各种文体，而不是单一文体。这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个人文集均为单一文体（赋和诗）不同。这或者反映出当时个人在子、史著作之外，单篇制作文体繁多的事实。后来辑佚的唐前文集，和《文选》的载录，都可以很轻易地证明这一点。
至于“总集”类，也有值得注意之处。文论著作，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类著作后来（比如《四库全书》）是另立“诗文评”加以著录，《隋书·经籍志》把它们列入总集，或者可以说，《隋书·经籍志》未能注意到这类著作的独特性或说独特价值。但问题还有另一面。诗文评著作在唐前数量有限，确实难以独立一个门类，而数量有限，又因为诗文评在唐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它的发展，显然要在诗文创作之后。有诗文创作，才有诗文评，这是浅显的道理。
这几部著作，《文心雕龙》通体骈俪，文辞精美，《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论”，但它们显然不是因为是骈俪文或者论文而列入总集。它们既不被看作抒情言志之体，也不是如《文心雕龙》自己所列的诏策章表奏启之类实用性文体。《文心雕龙》乃至《文章流别论》、《翰林论》，都是著文以立一家之说，都是单部著作，而不是单篇文章制作的汇集。
平心而论，从性质上来说，这些著作和《文选》等文学选集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与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等反倒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是，一个论政，一个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把它们列入子部也未尝不可。但《隋书·经籍志》并没有把它们列入子部，而是列入集部，显然正是看到了它们论“文”这一点。因为论“文”，与文集有关，因此把它们放在集部。把它们放在集部，放在总集，正是看到了这些著作独特的价值。
《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不少单篇作品。比如《述征赋》一卷，傅毅《神雀赋》一卷，《围棋赋》一卷（梁武帝撰），《观象赋》一卷，《洛神赋》一卷（孙壑注），《枕赋》一卷（张君祖撰）。又著录不少个人作品，如毛伯成《诗》一卷，江淹《拟古》一卷（罗潜注），诸葛武侯《诫》一卷、《女诫》一卷，梁武帝《连珠》一卷，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梁邵陵王纶注），又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陆缅注）。这些单篇和个人作品的作者，一般都另有别集著录。比如梁武帝、傅毅、江淹都另有别集。
单篇作品何以构成文集？另著录有别集而其单篇和个人作品何以作为总集另行著录？可能有某些特殊的原因。比如江淹《拟古》。《文选》卷三十三选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无名氏、李陵、班婕妤等前人优秀作品。因此有论者认为，从作者来说，这是一人之诗，但从被拟者的角度看，可看作是集众家之作为一集(5)。江淹《拟古》可能是一个特例，但这样解释说明不了其它例子，说明不了普遍的现象，何况这样的解释本身也很牵强。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别有原因。它应该和当时文集和作品的流传状况有关。当时的文人作品，有些已是数篇乃至数十篇编辑成集，成为史志目录所著录的一部别集。但在这之外，应该还有不少单篇作品流传。这些单篇作品，有的未收入相关文集，有的则可能既收入文集，又单篇在社会上流传。这些单篇作品，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不成为一部文集或说一部书。比如曹植《洛神赋》，用现在的纸张印刷技术，充其量二三个页码就够了。就算加上注文，也不过七八个页码，三四张纸就够了。三四张纸，是构不成一部书的。但在当时，流行的是简书。八九百字的赋作，以每片竹简十二字计算，就有七十多片。七十多片竹简的一“卷”，还是很可观的，分量不亚于今天不厚的一本书，在当时人看来，是可以构成文集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隋书·经籍志》的总集类，很可能是合并《七录》的总集和杂文而成。单篇流传的作品，算不上一部别集，在时人的观念中，充其量只是杂文。既是杂文，当然只能归入杂文类。《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合并《七录》总集类和杂文类而成，也就把原属杂文的这些单篇和个人作品原封不动地移录下来。它保留了这种杂文观念和杂文分类的痕迹。还有一点，要考虑到古人的总集观念和文集归类的实际困难。有些作品确实很难准确归类。所谓“总集”，既是与别集相对的一类文集，又有总而汇之、无所不包之意。既然如此，凡是不便归类的作品均归入其中，就很自然了。
三 《四库全书》之前的集部分类
《隋书·经籍志》之后，《四库全书》之前，其它公私史志目录，关于集部著作的著录，情况则比较复杂。
从《隋书·经籍志》之例与分类细琐 不少基本上从《隋书·经籍志》之例。如《旧唐书·经籍志》，便依楚辞、别集、总集之序，仍是诗文评著作入总集，仍有单篇和个人作品入总集。有的稍有变化，如《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均仍设楚辞、别集、总集几类，而总集之下，立“文史类”（《郡斋读书志》作“文说类”）。《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分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诗集类、歌词类、章奏类、文史类七种。尤袤《遂初堂书目》集部设立别集类、章奏类、总集类、文史类、乐曲类五类。《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分赋诗、别集、诗集、歌词、章奏、总集、文史等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集部总集类总体上分为文类和诗类两种，总集外设立制诰类、表奏类、骚赋类。也有文史类。焦竑《国史经籍志》集部分六类：制诏、表奏、赋颂、别集、总集、诗文评。
许多则分类非常细琐。如《崇文总目》别集类一至三，分收唐代文集、宋代文集、唐宋诗集之后，别集类四收游仙诗、咏史诗，别集类五为赋类，别集类六收选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公文体，别集类七收四六、书启、尺牍等。总集之外，也立“文史类”。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细目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文史、诗评等二十二小类。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集部分七类：诏制、章疏、辞赋、总集、馀集、别集、诗文评。总集类下分诗文总集、文编、诗编、郡邑文献、家乘文献、遗文考识、制科艺七小类。别集类之外立馀集类，收录寓言、滑稽、随笔等。董其昌《玄赏斋书目》集部分十九类：制诏、论策、奏议、骚赋、六朝人文集、六朝诗集、唐人文集、唐诗、宋人集、金人集、元人集、国初人集、僧人集、文总集、诗总集、文说、诗话、四六、诗馀。高儒《百川书志》，集部按时代分为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直到圣朝御制诗，又分文体为诏制、奏议、启札、对偶、歌词、词曲、文史，最后复有总集、别集、唱和、纪迹、杂迹等类。
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些史志目录把诗文评类文集放在重要位置上。《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均设“文史类”，都收录诗文评著作。比较少的，如《郡斋读书志》收录九部著作，其中《文心雕龙》等六部是诗文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收录二十六部，大部分是诗文评著作。《崇文总目》收录二十五部，《遂初堂书目》收录二十七部，均为诗法诗格类著作。
另几部收录较多，如《文献通考·经籍考》收录六十九部。《宋史·艺文志》收录九十八部，举凡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昼公《诗式》与《诗评》、任昉《文章缘起》等，还有宋代诗话、诗评、赋评、修文要诀、诗句图、警句图、古文关键、历代吟谱类著作，均收录在内。《千顷堂书目》全收明代，就有一百五十五部，虽然其中有不少诗解校注类著作，但大部分是诗话、诗式、诗法类著作，如《西江诗法》、《古文法则》、怀悦《诗家一指》、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杨慎《升庵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等。郑樵《通志·艺文略》则既设文史类，又设诗评类，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专设“诗文评”。这既反映这一类文集唐宋以来大为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人们注意到诗文评著作的独特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重视词曲类文集。《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百川书志》都设“歌词类”（《遂初堂书目》作“乐曲类”，《文献通考》作“歌诗”，《百川书志》作“歌词”、“词曲”）。《遂初堂书目》收录词曲集十四种，《直斋书录解题》和《文献通考·经籍考》收录最多，前者收录词曲集一百二十种，后者一百一十八种。五代至宋的重要词曲集，如《花间集》、《南唐二主词》、《阳春录》、《珠玉集》、《乐章集》、《淮海集》、《后山词》、《清真词》、《小山集》、《漱玉集》、《稼轩词》等尽数在内。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既反映词曲创作及相关文集发展的事实，也说明人们注意到这一类文集的独特性。
人们努力突出纯文学性文体，也是值得注意的倾向。《崇文总目》别集类卷三卷四基本收诗类，别集类卷五主要为赋类，也收诗类。《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在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之外，有专门的“诗集类”上下二卷，说：“凡无他文而独有诗，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别为一类。”郑樵《通志·艺文略》也有专门的诗总集和赋类，《文献通考·经籍考》也有专门的诗集类，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有诗编，董其昌《玄赏斋书目》有六朝诗集、唐诗、诗总集。这是一些书志目录普遍的现象。
这些书志目录，收录的诗集和赋集，数量都很大。《崇文总目》别集类七卷中，有三卷专收诗赋类文集，别集三收录七十六部，别集四收录一百一十八部，别集五收录四十二部。《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上下二卷，共收诗集三百零三部。《通志·艺文略》总集部仅收七十二部，而诗总集就收一百五十四部，赋集收八十二部。《文献通考·经籍考》“诗集类”四卷收录三百四十七部。
有文集传世的作者，大部分都另收了他们一部诗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以来重要的诗集赋集都有收录，魏晋南北朝如《阮步兵集》、《阴铿集》、《江总集》，唐五代如《孟襄阳集》、《王江宁集》、《杜工部诗集注》、《岑嘉州集》、《李益集》、《孟东野集》、《柳宗元诗》、《李长吉诗》，宋代如《苏东坡集》、《山谷集》、《剑南诗稿》等。这一时期重要诗家的集子几乎都有著录。赋集也如此。诗和赋，都是较为纯粹的文体，在《隋书·经籍志》和其它一些书志目录那里，诗和赋是与其它文体混编在一起，并没有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倒是专收诗和赋，但那时其它文体的写作并不普遍。唐宋以后，在各种文体写作已很普遍的情况下，专门将诗集和赋集集中编为一类，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既反映诗赋创作及相关文集繁盛的事实，也说明人们更注意收录纯文学作品的文集。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也注重实用性文体和文集。《崇文总目》别集类六收录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公文体，别集类七收四六、书启、尺牍等，《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分七类，专设一种章奏类，说：“凡无他文而独有章奏，及虽有他文而章奏复独行者，亦别为一类。”另设章奏类的还有尤袤《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类分很多细目，除楚辞、别集之外，还有赞颂、箴铭、碑碣、制诰、表章、启事、四六、军书、案判、刀笔、俳谐、奏议、论、策、书等类。明代祁承㸁《澹生堂书目》集部也有诏制、章疏等类，焦竑《国史经籍志》集部设制诏、表奏类，董其昌《玄赏斋书目》集部有制诏、论策、奏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集部有制诰、表奏类，高儒《百川书志》集部有诏制、奏议、启札等类。
这些文体，大多是朝廷应用性文体，特别是章奏类，这几种书目都有专门收录。收录这类专门性文集的数量还不少，《直斋书录解题》章奏类收三十九部，《崇文总目》别集类六收录赞、书、箴、制诰、章表、奏议等六十二部，《文献通考·经籍考》收录章奏类四十七部，《通志·艺文略》收录赞颂、箴铭、碑碣等计三百五十一部，其中仅制诰、表章、奏议即一百七十一部。专设门类收录这么多这类实用性文体文集，当然反映着这类文体创作和文集盛行的状况，但同时也透露另一事实。唐宋以来，朝廷公事运作，需要公文写作，也需要大量公文作者。科举取士，这类公文写作是考试的重要内容。士子们为要科举及第及以后仕途前程，需要熟练地掌握公文写作格式。这就促使这类公文性文体写作和文集的繁荣。宋元以后书志目录，专门设立这类文集，可能也是为士子们示范，满足他们学习公文写作的需要。
四 《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著录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集部的著录，最终确定下来。
楚辞类地位的确定 本来，《隋书·经籍志》承梁阮孝绪《七录》已设立独立的楚辞类。但《隋书·经籍志》之后，楚辞在集部的地位变化不定。一部分书志目录沿用《隋书·经籍志》，独立设楚辞类，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但另一些书志目录则不是这样。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和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明代高儒《百川书志》、《明史·艺文志》，把楚辞类文集置于“总集类”，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楚辞类。明《徐氏家藏书目》将楚辞类收录于别集类。《文献通考·经籍考》、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㸁《澹生堂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初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分别设赋诗类、骚赋类、辞赋类，收录楚辞类和赋类作品。还有的未收楚辞类作品，如赵琦美《脉望馆书目》。
楚辞的著录确实有复杂的情况。楚辞类文集汇集众人骚赋之作，应该属总集类，如果单收屈原或其他作者一人作品，则又当为别集。一些书志目录将评注考证类文集归入文史类，若然，关于楚辞的这类文集又当归入文史类，关于楚辞音义考证的文集又当归入小学。但事实上，在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楚辞已形成它独有的体系和传承性，关于楚辞的研究也自成体系。就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也是独特的。文学上它与《诗经》并列为两大源头，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在人格精神上，楚辞，特别是《离骚》所体现的屈原人格，为后代士人所景仰，《庄》《骚》并列，和儒家等思想一起，构建起古代士人传统的心理精神。
就文集本身而言，它也是自成体系的。《四库全书总目》因此一方面在《楚辞章句》提要中说：王逸裒集屈原、宋玉等人作品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另一方面又在“楚辞类”提要中说：“《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四库全书总目》重新把楚辞单独“分著”为一类，正体现了集部文化的传统性。
诗文评和词曲类地位的确立 就诗文评文集的著录来说，明祁承㸁《澹生堂书目》和焦竑《国史经籍志》都已在集部专设“诗文评”。但另一些著作的著录情况各不相同。《郡斋读书志》将《后村诗话》、《欧公诗话》、《东坡诗话》、《中山诗话》等收录于诸子小说类。一些书志目录均设“文史类”收录诗文评著作，如《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文史类”，既有诗文评著作，也有其它著作。比如《史通》、《史通析微》、《史例》、《释史》、《史汉异义》、《唐史名贤论断》之类史书，《登科记题解》、《杜诗刊误》、《韩文辨证》之类解题刊误类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则完全著录诗文评著，概括其体例为五：考察文体源流、评论作品工拙的《文心雕龙》之体，品第作者流派、追溯师承源流的钟嵘《诗品》之体，讲作诗法的皎然《诗式》之体，旁采故实的孟棨《本事诗》之体，体兼说部即兼述文人逸事的刘攽《中山诗话》之体。著录诗文评梁代三部，唐二部，宋三十九部，元四部，明六部，清十部，共六十四部，另存目八十五部，共一百四十九部，这就基本反映了梁代、唐代至明清诗文评文集的基本面貌，确立了诗文评文集在集部的地位。
就词曲类文集来说，宋代一些书志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宋三朝国史艺文志》、《宋中兴国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都没有设立词曲类，歌词类作品都散见于别集之中。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始设词曲类，但只著录十四部词集。但后来的书目，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到明陈第《世善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徐氏家藏书目》，以及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都设立词曲类或歌词类、词调类。有些书目收录的词集数量还很多，比如《直斋书录解题》收录一百二十部，《千顷堂书目》收录一百九十二部。这反映了词曲创作及其文集发展的事实。
《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贬斥词曲类作品，“词曲类”提要说，“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在一些词集的提要中，一再说到填词只是小技，是管弦冶荡之音，稍近于亵。集部总序则说，这些倚声末技，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这正好透露一种传统的文章观念和集部观念，即求雅。在传统的观念中，集部诗赋以及其它各体文章，虽不及圣人之作、贤人之述，立一家之言之论，但它之所以能与经、史、子之著并列为四部，就因为它还是文章，而在古代士人看来，文章是雅的。正是由于这个尚“雅”的观念，集部以诗文类文学著作为主体，却始终将小说、戏剧排斥在外。这个观念在古代文人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四库全书总目》贬斥词曲类作品，正反映了这一观念。
另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毕竟专设门类，收录了词曲作品，虽然只收录一百三十八部，还不及《千顷堂书目》（一百九十二部）。《四库》编纂者承认词曲发展的事实，看到词曲作者弗贵，却是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看到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他们看到词曲在“文章技艺之间”，作为“文章”，就应该收录。既有著录，就有论断。《四库全书总目》把词分为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五类，著录词曲类文集，自五代始，以宋代最多（七十九部），金元最少（共七部），明代较少（十七部），清代词曲著作良莠不齐，因此大量列入存目，经此论断，著录词曲大体反映了词曲历史发展的面貌。当然，也确立了词曲体在集部的地位。
文集的文学性特点更为突出 如前所述，宋明时的书志目录，一方面突出纯文学文体，另一方面，也注重实用性文体和文集。一些书目专设章奏类，如《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郑樵《通志·艺文略》专设制诰、表章、启事、军书、案判、刀笔、奏议、策、书等类。还有《崇文总目》、《澹生堂书目》、《国史经籍志》、《玄赏斋书目》、《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等，都有制诏、表奏、章疏、奏议的专类。这些应用性文体，很多就只是一卷，如《崇文总目》就有很多启事一卷，制诰一卷，表疏一卷，道判一卷，表状一卷。因为收录这些琐细的实用性文体文集，一些书志目录因此分类非常繁杂细碎。
到《四库全书总目》，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集部之下，就是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几大类。那些实用性文体的琐细分类，那些启事一卷、制诰一卷之类的琐细著录，一扫而尽。制诰、表章、奏议之类实用性文体，当然还存在，但都收入那些别集、总集，不再另外突显出来。所收主要是文学之集，别集和总集大多为诗集。从目录分类来说，是由繁杂琐细走向明快简洁，从思想倾向来看，则是淡化实用性，更多地表现集部的文学性特点。
“五四”以后，当人们在印行传统的四部典籍时，传统的集部分类仍在。但是，人们更多地用现代的文学观念看待传统的集部。人们所注重的，是集部的文学性，是它的诗赋，是其它文学性的文体。当然，人们讨论古代文学时，已不限于传统的集部。包括经部的作品，比如《孟子》、《左氏春秋》。包括史部的作品，比如《史记》。还有子部的作品，比如《庄子》。当然，更把小说戏剧纳入文学范围，从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还有元杂剧。传统的集部观念，已融汇到现代的文学观念中。传统集部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需要另外的专门研究。
第三节 集部的基本特点
集部有一些基本特点。集部典籍有实用性的一面，但更有文学性的一面。与经部、史部、子部典籍相比，它更多地收录单篇诗文，同是文学性的著作，有的收入，有的不收，这当中体现了崇尚典雅的观念。关于集部的文学性，后面专立一节讨论。这一节讨论集部其它几个特点。
一 实用性
集部文体的实用性 集部收录的文体不少是实用性的。大量的是朝廷政务实用性文体。如诏、策，是帝王向臣下发出的文告命令。在汉代，一般地命令告示百官，是诏；君主对臣下封土、授爵、免官或发布其它教令的文书是策。如诰，皇帝的制敕、命令，是帝王用于告戒告示或劝勉臣下的文体。如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功成治定之后祭告天地的大典礼，封是祭天，禅是祭地。为这种典礼写的文书就是封禅文。如章、表，是臣下向帝王呈辞的文体，章是谢恩，表是陈述政事。奏、启，也是臣下向帝王呈辞的文体。奏偏于进谏和弹奏，启是开启，把帝王不知道的事呈告上去，开启心扉。
如檄文，是官府用于征召、晓谕、声讨的文书。还有露布，是檄的一种，宣露于外，播诸视听，因此称露布。如议、对，也是朝廷应用文。议是议政，朝廷有事，集合臣下来商议，这种文字叫议。对是对策，皇帝提问，臣下对答。如牒，为朝廷议政未定时用于咨谋的短文，也为敕令性质之公文，同级官府之间往来之公文，也为诉讼文书。如判，为审理诉讼判决的文书，又为契约、合同。如祝、盟。祝的本义是古代向神祈祷的官，作为文体，是指太祝向神祷告的文辞，若再细分，祭神咒敌叫诅，呼告神来求福叫祈，谢神报赛叫祠，总称祝文。盟是结盟时对神立誓的话。如赦书，是颁布赦令的文告。如笺，表文的一种，是呈于皇后、太子及诸王的文书，也泛指给长官的书启，后又泛指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