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朱正著述
［朱题］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完全没有写好，现在跃华先生购藏此册，不过是保存了一件我起点甚低的证据。
朱正
2014年4月3日
作家出版社
1956年12月第1版，1957年9月第2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装帧设计大名，
字数105万，
印数37500册，190页，定价050元。
《鲁迅传略》
先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安徽歙县，幼名家骏、学古。入幼稚园时他无法将“學”字挤到一个格子里去，总要占两个格子才行，祖父临时想了个变通办法：长沙方言中“正”与“骏”读音相近，简单易写，就选定了这个“正”字。于是朱正这名字沿用至今，本名反而知者甚少，他祖父当初设想将来再改回去的愿望成为泡影。
这本书先生很早就想写了。他读初中二年级时，国文老师萧鸿澍先生在课堂上大讲鲁迅作品，他在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热心搜求和学习鲁迅著作，鲁迅早已成为他心目中一个十分熟悉的人物。后来由于投身学生运动，湖南和平解放后，先生当了《新湖南报》编辑，迟迟没有动笔。“肃反运动”中先生被列为肃反对象，高潮过去后开批斗会、写交代材料这类活动已停了下来。他虽然还不被允许外出，但在报社大门之内可以自由活动，他就利用这一半的自由写了这本书稿，让老母亲悄悄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本书的出版相当顺利，先生分析原因有二：一是时机，因为要赶鲁迅逝世二十年那个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二是内容，适应了当时需要，几乎一处不遗漏地引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直接论述，大段引录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照搬了《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主流媒体有关鲁迅的文章。
先生的学术生涯从这里开始。他收到了作家出版社寄来的十册样书和一千二百六十元稿费。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头一回一次性收入过千元，时年他二十五岁，月薪仅五十七元。
《鲁迅传略》从书名到体例都模仿《斯大林传略》，十章只用数字标次序，没有标题。此书九个月后再版，准备第三次印刷时因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中止。先生回忆说：这“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的见解的书……初版本粗疏肤浅，后来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他还说过，这书不但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水平，而且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如果朱先生当时就写出今天这样有见识的文章，他到哪里去找出版社噢！
［朱题］
本书第177页有一错处，已用红笔改正。当初我看本篇手稿，将“弄蹩扭”误看成“弄掣扭”了，后来亡友杨坚兄来信指正，始得改正，特此说明以纪念亡友。
2014年11月29日朱正为萧先生题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封面题字叶圣陶，责任编辑黄仁沛，封面设计王薇敏，
字数14万，
印数6300册，218页，定价052元。
《鲁迅手稿管窥》
文章是改出来的，这是古今共识。无论是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还是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抑或鲁迅先生“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鲁迅先生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文物出版社从1960年起陆续影印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就为读者提供了例证。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先生深以为然。他发现选集中的好些修改很精彩，揣摩作者用意可以得到诸多启发，是学习作文的好教材，美中不足的是售价太高，难以普及。他想出一个初稿和改定稿对照的排印本，惠及更多读者，选择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五猖会》，将修改处一一摘录，根据自己理解对修改理由稍加说明。他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就把稿子寄给叶圣陶先生，叶老复信给予肯定，同时提出建议：“其他不甚重要处，鄙意似可不说。原文既标符号，对观即见异同。此胜于彼，可俟自悟也。”
先生按照叶老建议续作了几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计划被迫搁置，重操旧业已是十多年后。该书收文十二篇，前言、后记简述了成书经过。第一七六页“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弄掣扭”的“掣”当为“蹩”。“蹩扭”今通作“别扭”。鲁迅先生改“弄蹩扭”为“来搏斗”，语气更加严正。
一代文豪的文章都改来改去，所以我不太相信梁启超麻将桌上写（口授）社论，对王勃提笔就作《滕王阁序》也心存疑惑。
这本书印数太少，未能实现先生的初衷。
［朱题］
跃华先生寄来此册，嘱题跋。案此册初稿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颇多“文革”语言，久应报废。特奉上今年所出修订本《被虚构的鲁迅》一册向跃华先生请教。
二○一三年五月七日朱正于长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无责任编辑大名，装帧设计李吉庆，
字数163万，印张8，
印数3950册，283页，定价150元。
《鲁迅回忆录正误》
这个再版本以《冯雪峰致朱正的信》（五封）代序，收文二十三篇，附《编完写起》《后记》《再版后记》。
胡乔木曾给这本书做过“广告”。一九八四年他在《就试办编辑专业问题复教育部信》里说“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提到的“亦可资参考之用”的五本书里，即包括了姜德明先生的《书叶集》和先生的这一本。（见《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五三○页。）后来，丁东先生和李锐先生交谈时，也谈到了胡乔木的这个意见：“编辑都要读朱正的书。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把许广平的错误都指出来了，因为她的《鲁迅回忆录》是根据政治需要写的，不符合历史事实，让朱正给纠正了，他能够纠正许广平，也很了不起。”（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二○一三年七月版《李锐口述往事》，第二八二页。）
先生还是摘帽右派时，就《鲁迅回忆录》中的误记失实之处，陆续写了一批考证文章，后来全被造反派抄去了。出狱后，冯雪峰先生鼓励他重新写出来，并抱病审阅全稿，充分肯定他“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同时也对他“论战”的“谴责”口吻和“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提出了批评，“我希望你认真改一改……希望你改好后再寄给我”。
书稿是雪峰先生托至交孙用先生寄还的。这位知名翻译家和鲁迅研究专家，给先生挂号寄来一本一本图书资料，包括闻所未闻的重要资料，细心审阅修改他的稿件，介绍先生结识了唐弢、黄源先生并得到他们的指教。文坛前辈提携后进的不遗余力，与今天丑闻频出的学界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本书出到第五版时改名曰《被虚构的鲁迅》，先生题跋曰：
跃华先生：此书初稿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书中用了许多“文革”语言甚至“文革”逻辑。后来虽然陆续改掉了一些，但很不彻底。这一回是由儿子朱晓仔细删改了一遍，并改换书名以引起较多读者的关心。这个本子大约是这书最好的一个本子。
［朱题］
跃华先生：这是我在鲁迅研究之外出的第一本杂文集。是亡友戴文葆兄帮我张罗出版的。他在序言中说有一位认为编辑工作只是一种简单劳动，不必设立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领导人，是指由中宣部副部长调任劳动人事部部长的赵守一。
2014年4月19日朱正
书海出版社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安塞，封面设计赵源，
字数19万，
印数3000册，280页，定价235元。
《人和书》
该书收文四十八篇。上辑“关于人物”回忆了作者与冯雪峰、孙用、董每戡、叶圣陶等先生的交往。下辑“关于书籍”，如《鲁迅翻了秦始皇的案吗？》《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本》等，读稿评文，不曲不阿，直陈己见，鞭辟入里，足见其治学为文之公允严谨。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戴文葆先生欣然为之作序。
戴先生在序言中不无讽刺地说：“个别自称守一、不知有二的同志……认为编辑不过改几个标点符号，编辑、记者的工作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只是一个行当罢了。”这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大都科班出身、术有专攻，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第十四届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期间，我和范敬宜先生相聚万寿路的清香林茶楼。范先生感慨：“参赛歌手的文化素质太低了，小学六年级就应该懂的东西居然答不出来，这样的歌手不可能成为艺术家，顶多只能算是一台苍白的发声机。”他谈到当代媒体的浮躁是因为缺少文化，文化缺失只能靠炒、造、搞来“制作”新闻。我安慰他：民国时期报纸少，都是梁启超、章士钊、张季鸾等大家办报。解放后报刊虽有大幅增加，但记者队伍仍然是全社会学历最高的群体。如今媒体遍地开花，商业竞争愈演愈烈，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一个行当而已，跟高速公路的收费员有多大区别？
我说的既是客观事实，也有世风日下的无奈。当下鄙薄或漠视文化的流弊大行其道，新闻出版人员浅尝辄止的浮躁、肆行无忌的放纵可谓积重难返，甚至连国字号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都不看书稿，他们何曾把自己的饭碗当成复杂劳动？其实，编辑工作是名副其实的复杂劳动，还要评高级职称，问题可能出在高级职称泡沫化上啦！
［朱题］
此册系因《人民日报》李辉先生的约稿编成。其中《介绍一封短信》一文曾被某机关注意，即据此线索开展对台工作云。此事似可一说。
2014年11月29日朱正为萧先生题跋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年3月第1版，1995年8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杨晓敏，装帧设计王月琴，
字数167万，
印数15000册，239页，定价1300元。
《留一点谜语给你猜》
“火凤凰文库”收入巴金、贾植芳、于光远、蓝翎、朱正、李辉、王晓明、海德格尔（郜元宝译）先生大作，总体策划陈思和、李辉。先生此册收文八十篇，另有作者《后记》，附录《周衍权复朱正的信》。
这些文章大都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其中“有不少篇都是被退过稿的”，先生只好另投他处，天津日报社双月刊《文艺》主编邹明先生格外优容，“他都一字不改给登出来”。如今小册印成，文友却天人各异。还有些文章被编辑斧削过，先生凭记忆所及努力恢复了各篇原貌。
先生有“考究癖”，所以他的文章多由历史典故引开，颇有嚼头和韵味。比如曹操官渡之战后一把火烧掉部属通敌证据，说了几句颇为大气的话，先生非得《改写曹操的一段话》，然后生发议论：“打败仗的时候，就不要奢望没有人反水，而打胜仗的时候呢，这些可能反水的人又会是表现得最忠诚、最恭顺、最勤劳的好干部的。”比如《两条分界线》，奴隶与奴才的分界线，鲁迅和列宁都有精辟论述，这些犀利语言许多人看了都会脸红。《语言的文野》引出毛泽东《实践论》中名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最初写的是“要赚畜生钱，要跟畜生眠”，毛定稿时改得很高明，更加丰富了读者对这一成语的理解，等等。
《介绍一封短信》原载《民主》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一九三一年四月十日，连横（一八七八—一九三六）给国民党大佬张继写信，主旨是将刚从东京庆应大学毕业的独子震东托其照料：“雅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冑，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他对儿子说：“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也。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
连横在日治压力下撰写《台湾通史》，后终老于上海。其子震东，其孙连战，其曾孙连胜文，皆幼承庭训，于两岸关系多有贡献。
［朱题］
许医农大姐曾将这本书稿推荐给“读书文丛”，未蒙录取。退稿时正逢“学者随笔丛书”约稿，此册遂以“学者随笔”之名问世了。
2014年11月9日朱正为萧先生题跋
东方出版中心
199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雷启立，封面设计朱海莉，
字数22万，
印数10000册，306页，定价1700元。
《思想的风景》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收入邓云乡、周汝昌、舒芜、来新夏、朱正、王春瑜等先生大作。先生此册收录随笔作品五十六篇，大多是他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鲁迅研究等方面的感悟，其中《为什么有二十四——“帕金森定律”的应用》《一百年前的思考》等文，将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统一起来，不但可供治史者参考，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
许医农女士因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宪政译丛”和《山坳上的中国》《长江，长江》等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受到业界和学界的普遍尊敬。她推荐出去的书稿自然在水平线之上，可别人的评判标准不同，“未蒙录取”。这个时候舒芜先生来信，约先生参加“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于是他就“学者随笔”了一回。
先生“十七八岁就到社会上混，中学都没有念完”。他的知识大都是平日“胡乱”翻书中得来的，“常常痛感到自己基本功的不足，认识到自学之不易成才，要想得到一点成果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力气”。所以他将该书《自序》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用了《自学不易成才》这个标题。
这是先生的心里话，不过我以为自学是很重要的，闲暇定终身嘛！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的学生，自学不自学也有天壤之别。厉以宁先生四年大学的寒暑假全部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业突飞猛进，基础日益厚实，经济系代主任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这个刻苦用功的门生，深信他是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毕业鉴定给予了“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的高度评价。如果厉先生的四个寒暑假奔波在探亲（北京与湖南沅陵）往返途中，这个著名经济学家的桂冠是不是他的还不一定呢！
自学固然不易成才，但不自学就根本成不了才。勤能补拙，天道酬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先生肯定比我更懂得这个道理的。
［朱题］
此初版本，有删节。已不足观。现足本《全史》已问世，最好直接去看足本。不过此册P23—P32，利用人民日报社论之处，系为应付审稿意见而作，颇费不少心机，而为今本所无，尚可一看。以上掌故，敢请跃华先生注意。
朱正2014年3月9日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祝新刚、张志林，美术设计李健强，
字数456万，
印数30000册，572页，定价2600元。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先生打成“右派”分子后，苦思冥想“这是为什么？”并开始留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出版，他就立刻买来细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书也一本不放过。一次他去看望邵燕祥先生，邵先生把刚写好的《1957：中国的梦魇》拿给他看。这是一篇深入探讨反右派斗争的极有分量的文章，也才是一两万字的篇幅。先生想要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讲清楚，就要联系当时的史实来写，得写一本专著。他觉得自己胜任这项工作，邵先生也赞同他这一想法，并表示乐意为之作序。
这本书的初稿一九九三年岁末写成，约四十万字，写得比较顺手，可联系出版社就极不顺利，前前后后找过十几家，最后还是李锐先生出面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荐。书稿送请党史部门审阅，第一次未能放行，出版社另找他人第二次审阅才获通过，但提出“送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把关”的建议。先生“节外生枝”，使审稿和出书时间大为推迟，待他按照审稿意见将“欠妥”和“似欠妥”处删改完毕，出版社表示满意照此付印时，不知什么原因书又出不成了。本来一九九六年甚至更早出版的书，生生拖到了一九九八年。
这本书出版后颇受读书界好评，被民营席殊书屋评为一九九八年非文学类十本好书之一，李锐、龚育之、于光远等先生应邀出席评选结果公布会，充分肯定这部书的历史价值。《纽约时报》记者慕名采访了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文汇读书周报》请十位学者推荐一九九八年度最满意的新书，葛兆光、唐振常、锺叔河先生提出的都是这一本，锺先生更称赞此乃班马一流的笔墨，也是文章高手的本领，“我尤其佩服他把反右派斗争放到国际共运和联共党史大背景下来分析观察的识见……所作结论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暂时似尚无人能及”。
［朱题］
此册作于十余年前。现正续作其后部分。稍可观。跃华先生炒得此旧本，已可不看了。
二○一四年三月九日朱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朱正口述，朱晓整理，
责任编辑高秀芹、卢济恩，封面设计常燕生，
字数262万，
无印数，342页，定价3800元。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口述传记丛书”收入萧乾、侯波和徐肖冰、朱正、何满子、冀朝铸、华君武、贾植芳、陈明口述自传，丛书策划卢济恩。这部人生实录分四十八节，述说了先生六十七年风风雨雨的心路历程。
《新湖南报》与新华社湖南分社创办“新闻干部训练班”六十五周年之际，先生遵命写了《六十五年三段论》（见二○一四年五月十五日《南方周末》）。他人生第一阶段到一九五二年为止。这个满脑子乌托邦的中学生，满腔热忱报名参加新干班培训，还当上了一班班长。从此，他的乌托邦思想不断和现实发生碰撞，一九五二年终于撞出了《向朱正思想宣战》这场大祸，被开除了团籍，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调到《新湖南报》控制使用。他从空想的云端掉到现实的地面上，进入人生第二个阶段。
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当过一年老虎，降了一级工资。控制使用五年后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报社扫地出门，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锺叔河、俞润泉先生的判决书与先生的内容差不多、判决号相连，却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二年，他们很伤感，锺先生反复说：“我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先生宽慰小集团难友：“我这三年是不能少的，你们两个必定不会坐这么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获自由的先生进入人生第三个阶段。他做了一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做过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做过《鲁迅全集》《聂绀弩全集》《新文学史料》的编委，做过鲁迅研究会理事。但他最得意的是离休后写了七十多万字的《反右派斗争全史》，“有了这一本就足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交差了”。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但是只有伟大的人才能写出历史。”这么说，我们崇敬的先生应该列入“伟大的人”方阵了。
这部书的新版书名改为《小人物走过大时代》，内容有增有删，本来早该出版了，无奈出版社乱删乱改，先生索回书稿另投他处。如果不再出什么变故，不久当可出版了吧。
［朱题］
这书中有几篇曾经得到友人的谬奖。如楼适夷先生对《为什么有二十四》、龚育之先生对《唐纵日记……》、王凡西（双山）先生对《梁漱溟……序》、公刘先生对《粗细辨》都说了好话。这也许是书中较为可读的几篇吧。不知萧先生是否同意他们的意见。
2015年1月3日朱正为跃华先生题跋
花城出版社
1999年8月第1版，2000年3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秦颖，封面设计苏芸、苏家杰，
字数22万，
印数11000册，293页，定价1900元。
《辫子、小脚及其它》
“思想者文库”第一辑收入舒芜、朱学勤、许纪霖、邵燕祥、蓝英年、朱正大作。主编朱正、秦颖。先生此册收文五十三篇，附录《“言过其词”》，另有《编者的话》和作者《自序》。
《为什么有二十四——“帕金森定律”的应用》大意说：一个王朝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积累的速度和积累的总量，决定了这个王朝的生存周期。一个王朝的稳定性，取决于它自我调节解决矛盾的能力。《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大意说：国民党贪污腐败的严重局势，唐纵、陈布雷、张治中、孙科等人，一直到蒋介石，都看到了，都常常在议论、在思考，可是就是没有能够付诸改革，终于一败涂地。《〈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序》大意说：这三个人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信念，三条不同的道路，怎样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有过各式各样的主张，他们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受尽了磨难甚至献出了生命。《粗细辨》大意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恐怕不能不粗一点，不宜太细，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恐怕还是细一点的好，否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粗”得找不到痕迹了。
这四篇文章引经据典，论从史出，难怪得到了四位老党员、老作家的“谬奖”，晚生哪有不认同的道理？
王尔德在《评论家也是艺术家》中说：“人们对于苦难表示同情是很容易的，要他们对思想怀有同情则非常困难。真的，一般人对于究竟什么是思想了解得太少了，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他们说那种思想是危险的，就等于给那种思想定了罪，其实正是这些思想才具备真正的才智价值。大凡不危险的思想都是根本不配叫作思想的。”
诚哉斯言！我想起了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
谁能像先生一样思考、发声？
［朱题］
跃华先生，此册是被出版社抽去《赦免麻雀的“说法”》等四篇文章后才得以出版的。
2014年4月18日朱正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林秀钰，装帧设计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作者漫画像丁聪，
字数10万，
印数3000册，166页，定价1100元。
《字纸篓》
“南腔北调丛书”第一辑收入方成、何满子、李普、牧惠、舒展、朱正先生大作，均以三字为书名，丛书主编王春瑜，丛书策划金生叹。先生此册收文三十五篇，附录三篇，另有作者《自序》、王春瑜《跋》。
《赦免麻雀的“说法”》被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的《2000年中国散文精选》，由此可见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出版人也有胆小的时候。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闹出了除四害这个天大笑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第十三条：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提出：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一时间，全国展开了一场向麻雀宣战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后来科学家对将麻雀定为害鸟提出异议，说外国也打过后来吃了亏，麻雀的处境稍有改观。“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麻雀最终被赦免，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年三月起草关于卫生工作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谭震林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特意作了说明：
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这一年全国饿死的人数以百万（也有说千万）计，但为了给赦免麻雀找“理由”，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我不知了解内情的谭震林“自圆他说”时内心难不难受？
古人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其实“一入仕途，更无足观”。他们要说多少违心话才能得以自保和升迁？天知道！
［朱题］
这是湖南省文联的一个集体项目。人家看得起，找上门来，不好不奉陪。此书不但不发稿费，还是交了一点钱（大约是500元）才发了一百本样书的。
为跃华先生题
2014年4月18日朱正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萧汉初，封面设计罗丹，
字数20万，无印数，
本方阵定价15840元，本册定价1980元。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散文方阵•朱正卷》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散文方阵”作者依次为王开林、叶梦、朱正、武俊瑶、锺叔河、彭学明、谭仲池、廖静仁先生。先生此册收入《第一次去看望丁玲同志》《增田涉谈鲁迅爱国主义的特色》《读巴金〈随想录〉后的随想》《梁山泊的两次权力转移》等散文六十一篇，另有文选德《总序》、《朱正主要著作目录》和文库总主编谭谈《总跋》。
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过了把“学而优则仕”的瘾。当年他给时任中组部新组建的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和个人经历以及对挫折、苦难的看法。“这篇东西发表（《组工通讯》）后，尤其是耀邦作了指示，形成全国性的影响，朱正的社会地位各方面都起了变化，湖南也就接受了，以前是死不用。”（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二○一三年七月版《李锐口述往事》，第二八二页。）这里所说的“接受了”，就是湖南省临时提名他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不久先生又出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
丁东先生说：“那封信确实写得好，我参加编《大学人文读本》，里面就有一个主题讲：人怎么面对挫折。我建议把朱正这封信编进去，有人不赞成，给撤了。那一卷不是我当编辑，要是我编，一定要收进去。”
先生信中最后说：“我希望，一切不公正，一切灾难，都到我为止。我受到了的，把牙关一咬也就算了。我希望，在我们的国土上，今后不要再有人有权把批评他的人开除团籍（党籍），不要再有人有权可以把无辜的人列为斗争对象而加以处分。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我希望任何一个个人不要享有太大的权威。逆境是可以锻炼人的……但同时，逆境也可以斫丧人，更多的人确实经受不了这种斫丧而颓丧、虚弱，甚至死亡。我们应该希望人在处于逆境时尽量坚强，但是我更加希望不要无端地把个人置于逆境之中。”
这些话胡耀邦同志听进去了。
［朱题］
跃华先生：这是我关于鲁迅研究单篇论文的第一个集子。其中有些意见已变成《鲁迅全集》的注释内容，不必单独存在，有些意见不妥不必保存了。可存的几篇又已编入其他集子里去了。其实此册是不必看不必存的了。听说只印1000册，倒正好。
2014年4月18日朱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鞠朗，封面设计池长尧，
字数31万，
无印数，441页，定价2350元。
《鲁迅论集》
书分三辑，收入《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鲁迅研究中的资料问题——提交给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鲁迅传记资料中的真伪问题——1982年在一个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上讲》等大小论文九十四篇，附录《科学史的教训——鲁迅〈科学史教篇〉试译》，前有作者《题记》。
先生的学术生涯是从《鲁迅传略》开始的，时年二十五岁。四十八岁又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其间身负恶名被剥夺写作权二十三年。这之后他又陆续写过不少文章，成为鲁迅研究方阵中的重要成员。
先生洗尽冤情后出任湖南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编辑室负责人，时任副社长的李冰封先生带队到北京、天津等地组稿。他们一行在上海拜访一些作者，还去虹口公园参观了鲁迅纪念馆。那天刚好是闭馆休息日，他们去交涉，说是外地来的明天就要走，希望给予便利，对方直摇头。这时李冰封先生大喊“朱正”，工作人员警觉起来，问：“是不是写《鲁迅传略》的朱正？”得到肯定答复后立即表示可以通融，热情邀请他们到会客室休息，请来纪念馆的领导陪他们聊天，并派人去找掌管钥匙的人，不巧没有找到。接待人员略带歉意地说：没有钥匙，就不能走平日参观的路线，得从楼上绕过去，不过要看的内容全都可以看到。纪念馆的领导陪他们到各处参观，还到离纪念馆不远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去看了看。先生过去只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书信中知道一些事情，这次在实地得到了印证。“还有人对朱正这个名字留有印象，愿意友好相待。”这算是意外收获。
这位鲁迅研究专家耳聪目明。当黄裳先生鉴定“天华半农新作，迅自留”的《梅兰芳歌曲集》签名本为鲁迅先生真迹时，先生先后撰文《黄文炳的鉴定真伪法》《答黄裳先生》予以反驳。事后我和姜德明先生聊及此事，他说：“黄裳先生表态太快了！”
［朱题］
跃华先生：此册被出版社抽去了《捐班、评奖及其他》一篇之后才得以出版的。
朱正2014年4月18日
凤凰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姜小青，封面国画刘二刚，封底设计速泰熙，
字数11万，
印数3500册，172页，定价1150元。
《门外诗话》
该书列入《开卷文丛》第一辑，收入先生借诗起兴的《梁任公的“小玩意儿”》《释鲁迅〈赠邬其山〉诗》《绀弩的诗集〈山呼〉》《〈三家诗〉序》等“诗话”三十三篇。《捐班、评奖及其他》被出版社抽去后，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的《2001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一二○至一二六页）。
这篇“说着说着，就说到诗外去了”的四千字长文，是先生读了邵燕祥先生的《七夕有感》有感而发的。“人海浮沉若许年，谈今说古不新鲜。当时流血兼流汗，今日捐班算接班。文以人传行不远，乱由上做斗犹酣。七夕预想中元节，巧手谁为糊纸船？”这首七律最有嚼头的是中间四句，又以“今日捐班”“文以人传”“乱由上做”句最为经典。
先生举事实摆道理，分析了清之“捐班”与今之“捐班”的五大不同，得出“如果要说到捐班这事，恐怕就不能不承认世上也确实有今不如昔的了”的结论。他这篇文章写于二○○一年，文中用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这个反面典型。如果放在当下来写，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哪一个不比胡长清“罄竹难书”？如此说来，我们“就得承认这事确实是今不如昔了”。
党政官员到文坛、书坛、画坛抢虚名（包括抢饭吃），这是由官场地位决定作品质量的“官本位”所决定的，“文以人（官）传”肯定“行不远”，我们还没见过攫取的虚名能够经得起时间老人的检验的。
“群众闹事”肯定会影响社会秩序，但邵燕祥先生细察历史发现，国之祸，民之殃，安定团结的破坏，倒大抵来自“领导闹事”的多。“领导闹事”于前，“群众闹事”于后。十年动乱，就是一例。领导闹事逼出群众闹事。各地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确实都能从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中找到教训，只是我们还不习惯骂尸位素餐、为非作歹的官员“犯下作乱”。这是法制不健全的必然结果。
先生自谦“在诗学殿堂的门外谈诗”，谈得还真有水平。
［朱题］
本书的前身是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祖国丛书”《鲁迅》，才九万字一小册。后来姚沙沙为广东教育出版社编《鲁迅图传》，向我约稿，我便取此册稍加删节，并请王德厚（得后）兄配图成书。这是我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书。2006年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出有韩国学者洪允基的韩文译本。译者并撰有序言：《悲痛给我激情，使我振奋》。
为跃华先生题
2014年4月10日朱正于长沙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著文朱正，编图王得后，
责任编辑姚沙沙，装帧设计黎国泰，
字数27万，印数6000册，200页，定价2980元。
《鲁迅图传》
“这是一本大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先生写的时候“就得是此刻普遍接受的观点，而避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说法了”。但我认为这本图文并茂、史料珍贵的传记仍是小众（专业）读物，不仅从印数上看是如此，而且从读者关注度来看也是如此，尽管它有韩译本（估计也是学者看）。鲁迅先生离“七○后”“八○后”“九○后”们太遥远了，他的生平、他的文章又没有“戏说”高手和网络写手们的“争奇斗艳”“吊人胃口”，更何况他的杂文基调已不大适应报刊版面的需要。他离社会生活越来越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这次细心的先生粗心地将王得后（是此“得”不是彼“德”）先生的大名弄错了，它勾起了我对邵燕祥先生一则题跋的记忆。
邵先生曾在我藏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版《自己的酒杯》扉页写了满满一页：“此书收入一九八○年春至一九九三年春的杂文习作，最初是由何镇邦（不是帮）兄张罗的……”他特意括号指出是“邦”不是“帮”，可见何镇邦先生的大名也经常被人弄错。
不怕生错姓，就怕起错名。王得后、何镇邦先生的大名有没有起错暂且不论，但“德”与“得”、“邦”与“帮”稍不留神确实容易弄混。
我原单位有位首长大名贾润兴，名字经常见报，常被记者弄颠倒，一次社长批评上会记者，他解释说：“兴润和润兴念起来都一个样，要怪就怪他起这么个模棱两可的名字。”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
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起个有特色的名字也实在太难了，但起一个不容易被别人写错字、不容易被别人弄颠倒的名字应该成为父母的追求。这既可避免孩子被人写错名的烦恼，也可避免孩子朋友的尴尬。
［朱题］
跃华先生：此书出版过程中曾有一点曲折。出版社要求抽去两篇《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我坚不同意。并表示，如果抽去，则不出此书了。后来主编祝勇先生终于说服出版社不再坚持抽稿，此书才得以出版。
2014年4月18日朱正
古吴轩出版社
200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洪芳，装帧设计周晨，
无字数、印数，
186页，定价1600元。
《朱正》
“大家文库”丛书的书稿内容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主题性的，至少要展现一位作者最熟悉的方面。先生此册主要针对鲁迅这个说不完的话题，参加讨论发言，撰文直抒己见，并将与鲁迅有友谊的关于巴金和聂绀弩的一万多字“抽过来凑数”，收文二十六篇，有主编祝勇总序和作者《前记》。
先生据理力争留下的两篇，其一是《“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上）1946年的答案》。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作家范泉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出纪念特辑“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好几位谈到了李公朴、闻一多遇刺，郭沫若、马叙伦挨打，认为这个时候鲁迅还活着是不可能的；也有人认为他将更能不惜力量唤起广大民众，制止这种（内战）罪行；“或许也被请到政协去做一下幌子”等。但十五位作家无一例外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可见蒋家王朝气数已尽。解放后，这些作家中萧乾、施蛰存被错划“右派分子”，田汉、安娥、周而复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笔谈组织者范泉充军青海、劳动改造。
其二是《“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下）1957年的答案》。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晚，毛泽东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艺和工商界代表人士，闲话中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就会如乔冠华、胡乔木所说“难免不当右派”。李慎之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十分有趣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时，也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二胡一乔之说，正好可作为毛罗对话的旁证。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能删去呢！
［朱题］
书中所收各篇，当初在报刊发表时，已经经过一次审稿程序。后来编入各杂文集，再次经过审稿程序。应该是已无违碍字样了。印成之后，发现仍有删削。现在为了请跃华先生看看阉割的伤痕，谨奉上《辫子•小脚及其它》一册，请将本册第246页和《辫子……》第139页对看，即可看到结尾处被删去了两句。存此两册，可存一文禁之标本。
二○一三年五月朱正于长沙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郭又陵、孙彦，特约编辑李春林，
封面设计李栋工作设计室，
字数401万，
印数5000册，524页，定价5800元（上、下册）。
《朱正书话》
“现代版本文献与收藏丛刊”收入《书叶丛话——姜德明书话集》《朱正书话》《鲁迅版本书话》《周作人版本书话》《西谛书目》。先生此集分“与书结缘”“版本比较”“正误辨析”“直话直说”“史实探真”“书事种种”“读人忆往”七辑，收文一百四十题，另附《毛泽东1957年谈鲁迅事》（吴江）、《一点说明》。
先生有钩沉史料、厘清脉络的特殊癖好，发现书中有史实运用方面的错讹，便拿出考据功夫辨伪求真；他又对出版界和读书界的情况十分熟悉，针砭时弊俏皮幽默，忆人忆事可触可摸。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书话，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获得思想上的共振和感情上的共鸣。
他待老友也同样直言不讳，这有邵燕祥先生《别了，毛泽东》的题跋为证：“初版二○○七年出来后，就得到一些可敬的师友的匡正，特别是朱正兄寄来了成叠的长信，一一指出史实上的出入，惠我良多。”二○一四年七月，邵先生又将“《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电子版传给朱正兄请正，两天后他回复，说他加了三段‘读者按’。我读了，感到都很重要，是对拙文的补正”。邵先生为此专门写了《朱正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撰写的“读者按”》一文，刊发于《文汇读书周报》二○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一版头条。
《〈细侯〉和毛泽东的批语》一文被删去的两句话是：“他的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恐怕也只能从他的这种独特理解中求得解释吧。”两千多年前的人都知道“萧规曹随”，为何一九九九年正式出版过的文章十五年后就必须“阉割”？这是不是编辑大人“草木皆兵”？或无端想让出版管理部门背“黑锅”？
［朱题］
跃华先生：此书中写的香港撤退之时孔二小姐的洋狗坐飞机一事，后来我听到一种传闻，说宋庆龄有一封书信澄清此事。我在《宋庆龄书信选》上下册中未找到此信。我也就不能改动书中所写的了。他日如果找到此信，此处就只能按照事实改写了。
2014年4月18日朱正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左泽云，整体设计汪汉，
字数15万，
印数5000册，262页，定价2000元。
《报人浦熙修》
书分九章，引用大量资料，配有大量照片，还原了一个叱咤风云的民国女记者步入新社会后的苦难人生。
浦熙修（一九一○—一九七○），江苏嘉定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香港《文汇报》特派记者、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等。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名道姓：“两帅（指章伯钧、罗隆基）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的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浦熙修成为全国新闻界五大右派（徐铸成、储安平、浦熙修、陆诒、戈扬）之一。这个蹲过国民党监狱的进步人士，在国共两党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独辟蹊径采写了三十八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被誉为新闻界“四大名旦”（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她是重庆周公馆的座上宾，许多《新华日报》不便发表的文章都通过她往外报道。南京梅园也留下了她来去匆匆的身影。她还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面对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她妹妹浦安修、妹夫彭德怀也爱莫能助。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浦熙修委员追悼会。此前，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的陆定一写信给其亲属，对浦熙修的不幸遭遇“至今深为遗憾”。漫画家华君武对当年那幅轻薄的漫画表示了歉意。
该书没有序言后记，附录的六篇文章（九十三页）似乎与书名不沾边。其中《1957》是被《字纸篓》的出版者抽下来的，先生希望能让读者看看，就附录在此处了。
宋庆龄给宋子文的这封英文信，杨天石先生曾有专文论述。先生据此线索找到了这封信的译文。本书如有再版的机会，这个说法就改正了。
［朱题］
此册1987年以《鲁迅手稿管窥》书名出版，以未附鲁迅手稿影印件，有读者提出批评。本版有所改进。
唯第195、196页有一处误看误说，亡友杨坚兄曾惠书教正，现已据以改正。
为跃华先生题跋
朱正2014年4月3日
岳麓书社
200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封面设计胡颖，
字数10万，
印数5000册，258页，定价3400元。
《跟鲁迅学改文章》
《鲁迅手稿管窥》出版后，有读者给先生来信，说书中不见一页鲁迅的手稿，与书名不符，颇有一点受到虚假广告蒙骗的愤慨。他立即复信作了解释：这书只是我的“管窥”，而不是鲁迅先生的手稿。但这封信给他启示：“如果有机会能把鲁迅相关的手稿印在一起，恐怕是一件好事。”这个机会一等就是二十多年。这次他将《叶圣陶致朱正的信（四通）》置于该书卷首，是想向读者说明“像他这样一位道德文章举世钦敬的前辈，是怎样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默默无闻的后学的请教的”。
湘儒王闿运曰：“读名人著作，请名人改订，不如多看名人稿本，审其自改自涂，既悟点铁成金之妙，而神智顿增。”
那我们就看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第一七一页：
原稿：我们应当把笔锋去向外！看一看，华北已经不是我们了，福建也快不是我们了！
改定稿：我们决不把笔锋去专对几个异己者，“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
第一七三页：
原稿：但我可以不加入他们的文艺家协会，因为我仍一样可以做事，但倘若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起来了，如果我的笔没有用，我（准备）也有去当一名义勇军的决心。我对于文艺界，自然××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但文艺家协会现在并没有实现。
改定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支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支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原稿和改定稿差别很大，可以说是重写，但文章气势立见高下。
鲁迅先生不仅改原稿，而且还改公开发表过的作品。这些最初发表和后来集印的两种文字对勘起来有许多不同之处，可以看作是经过“写完之后加以增删”以后的又一次改动，虽然看不出未定稿本是怎么改定的，然而可以看出对发表后的作品的苦心推敲。这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是当今为文者学习的榜样。
［朱题］
这是我自己比较喜爱的一本书。对鲁迅这些诗文的理解，和流行的旧说不尽相同，有些和我自己的旧说也有所不同了。它可以说是我最后的意见。
这本书能够得到燕祥兄的合作，更是件高兴的事。
2014年11月29日朱正为萧先生题跋
东方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编著朱正、邵燕祥，
责任编辑邵永忠，装帧设计祁小嘉，
字数35万，
无印数，480页，定价3980元。
《重读鲁迅》
本书初名《鲁迅新读本》，张秀平编审建议改为《重读鲁迅》，这是个好主意。代序《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是先生为王培元先生所编文集《21世纪：鲁迅和我们》写的。卷首《鲁迅小传》从先生和楼适夷先生合编的《鲁迅读本》中取来，以表示这两部读本的渊源。
先生谦称“多读了几本书，见识也稍有寸进……明白了鲁迅也曾经受到过蒙蔽”，觉得原本简短的导读是不够的，应该用鲁迅的批判精神“重读鲁迅”，帮助读者既看到鲁迅的贡献，也看到鲁迅所受的局限。他按照这个想法动手做起来的时候，读到了邵燕祥先生的《重读鲁迅的“费厄泼赖”论》《重读〈肥皂〉》，内心十分喜欢，连忙打电话请邵先生同意将它们编进这个读本。
我原想将此书收入《邵燕祥卷》，邵先生犹豫再三不想题跋。他说：四十多篇“重读”鲁迅的文章我仅占其二，合编合著不成比例，有掠人之美之嫌。可先生不这么认为，他给该书题写“跃华先生览正。朱正谨奉，二○一三年五月”时，特意给邵先生留出大半页空间。半个月后他到上海参加鲁迅纪念活动，席间仍还不忘问我：“邵先生题跋没有？”他很尊重小他两岁的邵先生，当年曾特别交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责任编辑：“我的书可以随便改，邵先生的序一个字不能动。”
邵先生被游说后题跋：“朱正兄不弃念我亦曾有重读鲁迅二篇，编入此书，因得附骥。跃华先生嘱签名。邵燕祥，二○一三年八月”
如今我要做《朱正卷》了，只好另淘新书重新题跋。
先生和邵先生是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们站在新世纪来评说上世纪的作家，以七八十岁的阅历和经验去评论四五十岁作家的文字，其见解自然与时俱进。如读者诸君不信，可对照上世纪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写的书看看，他们大多没能活到新世纪，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见解。
这是时代的局限！
［朱题］
这是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其中蓝英年兄的大半本和我的小半本，我都喜欢。我从苏联的一个盲目崇拜者变成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花了几十年时间。这思路，对于思考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约也有可资参考之处。
2015年1月2日朱正为萧跃华先生提（题）跋
东方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蓝英年、朱正著，责任编辑邵永忠，封面设计大龙，
字数32万，
无印数，412页，定价3500元。
《从苏联到俄罗斯》
这部著作借他人的苦酒浇自己的块垒，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话说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收文三十九篇，其中蓝英年先生二十一篇，先生十八篇。先生在《后记》中说：“我写过这些方面的文章，自己觉得有几篇还有一点意思，想把它印成一册，只是字数太少，于是想出了找英年兄合作的主意。这方面是他的专门，写得多，请他选出这些篇，这样，一本书就编成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苏共拥有二十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两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拥有两千万党员却失去了政权，22402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分崩离析，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奔东西。当叶利钦宣布苏共非法时，无一党员提出抗议。这与前蜀王孟昶投降时的场景何其相似：“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苏联亡国，究竟是党员的悲哀，还是党的领袖的悲哀？前蜀亡国，究竟是士兵的耻辱，还是国君的耻辱？这本书回答的就是这些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一九三五年应邀访问苏联，他逐日记有日记，嘱咐后人五十年之后才能公开发表。罗曼•罗兰《友好的眼睛看到难堪的现实》——“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作者格•阿•阿尔巴托夫，是有着近五十年党龄的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看到短短三年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去世，为人才逆淘汰的老年政治、平庸政治忧心忡忡：“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先生在阿尔巴托夫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朱题］
我1956年出版《鲁迅传略》，1982年出版修订本，书名仍旧，字数由十万增至二十万。这一版是再次修订本，字数更增至三十余万，因此不再叫“传略”，书名就改为《鲁迅传》了。本版同时在香港三联书店以繁体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简体字出版。北京版改用现在书名，以为或有利于销售。此外就是约请了六位专家撰写评语置于卷首。而港版则约请刘再复兄撰写序言。这是二者不同之处。此版之后，我又稍作修订，于2013年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第2次印刷，
较此册稍好一点。
2015年1月3日朱正为跃华先生题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丁宁、王德领，装帧设计张志伟，作者像摄影秦颖，
字数386万，
印数20000册，386页，定价2980元。
《一个人的呐喊》
先生“二十五岁出了第一本《鲁迅传略》，过了二十五年出了个修订本，又过了二十五年出了这一本”。他“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来。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是啊，如果没有各种珍贵资料陆续面世、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学术自由空气有所增加，他想有所进步都不可能实现。
鲁迅先生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一张王牌。当国民政府禁止鲁迅著作出版时，毛泽东在延安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种与国民党泾渭分明的态度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拥护。
历史上的圣人大都是统治阶级为我所用加冕的。鲁迅先生被戴的这几顶高帽子他九泉之下有知也许并不愿意。我们还是看看他的《题〈呐喊〉》：“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本书扉三有严家炎、邵燕祥、王得后、钱理群、孙郁、陈丹青先生“六家评语”，可封底只剩下“五家评语”摘录，邵燕祥先生一家不知被责任编辑弄丢了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朱题］
这一本供中学生学文言课文作参考的书，是我劳动教养回家以后做的，原来想用别人的姓名找个地方出版，弄一点稿费，没有成功，直到四五十年之后才有机会印出。这一本书可以算是我那一段生活的一个纪念。
为跃华先生题
2014年4月18日朱正
岳麓书社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曾德明、朱树人，封面设计胡颖，
字数16万，
印数6000册，261页，定价1800元。
《文言入门》
书分二辑，“怎样阅读文言书籍”又分五个章节，“文言虚词例解”分音序检字表、笔画检字表，主要目的是向青年读者提供最基础的文言常识，帮助他们减少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先生在汉字简化刚刚起步之时，就想到如何普及文言知识，确实“深谋远虑”。这在“知识（思想）越多越反动”的混沌年代，他恐怕不当右派不坐牢都不行啊！
汉字必执“繁”方能驭“简”，这是一条经验。
二○○七年早春，我慕名走进莎斋。
“贵姓？”吴小如先生问。
“免贵姓肖，小月肖。”
“你这个肖不读萧，读ｘｉàｏ ，四声，首批简化字没有列入，后来约定俗成，萧乾老先生就从来不认这个账。”小如先生见面礼虽未及“数典忘祖”，然而我却手足无措。后来我收藏老先生们的签名题跋书，发现他们都习惯用此“萧”。他们这代学人讲究规范可据、师出有名，既然我国第一批汉字简化表上没有“萧”字，他们就谨守旧制、不越雷池。可群众性俗写运动让“肖”在简化字表外畅通无阻五六十年，导致大陆青年只知有“肖”（姓）不知有“萧”（姓）。
《现代汉语词典》注云：“肖：姓。”“萧：姓（近年也有俗写作肖的）。”“近年也有”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这怨谁呢？新中国成立后词典修订了六七版，主要编纂、修订人员中始终没有一个姓“萧”的，要怨就怨我们“萧”家“无人”。
我想认祖归宗，先将未成年的女儿、儿子的“肖”改过来。他们姐弟单独一个户口本，我想比较容易。可海淀区曙光路派出所的同志告诉我：子随父姓，要改你先改，改后单位出具证明。我一问单位干部部门，我的档案归总政干部部管理，“肖”改“萧”必须经过少将、中将、上将和军委委员画圈，且经手人员还没有承办过此类事情，就嫌麻烦放弃了。
改个“萧”都这么难，普及文言知识何其难哉！
我为该书的发行担忧！
［朱题］
本书是东方版《周氏三兄弟》的改订本，这在后记中已经说了，此外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了。面对此册，我想起了两位亡友。原书中“木溪”是“木渎”之误，是叶至善兄告诉我的。杨德豫兄以为后面的一半比前面的一半写得好些，也正和我自己的想法一样。文章知己不可再得了。
2015年1月3日朱正为跃华先生题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丹，封面设计孙曙，
字数271万，
印数5100册，335页，定价3800元。
《鲁迅三兄弟》
该书封底“内容提要”：“鲁迅（周树人）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周建人都已经走进了历史，本书写他们各自的事迹，更着重写了三个人的相互关系，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三个人的际遇以及兄弟之间的爱恨情仇，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
说鲁迅是“大作家”应该没有异议，他的著作发行量可能仅次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周建人是“大干部”，也应该没有异议，他晚年官拜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唯独说周作人是“大汉奸”似乎以偏概全。周作人写过不少文章，就连鲁迅、胡适等都不得不佩服。我没有做过市场调查，但隐隐约约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周作人著作发行量可能要比鲁迅著作发行量多一些。“政治挂帅”退出历史舞台后，读者看到了另一面的周作人。
我有时想，如果鲁迅三兄弟生活在民主、自由、法制的国度，没有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没有强敌入侵的国破家亡，没有血雨腥风的逐鹿中原，没有是非颠倒的政治运动，他们还会兄弟反目、老死不相往来吗？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宋庆龄、宋美龄的政治阵营够泾渭分明了吧，但她们私底下何曾淡化姐妹感情？政治如果连伦理道德都不要了，还要这个劳什子干啥？
纸寿较“官”长。周建人活了九十六岁，可他如果不沾两个哥哥的光，谁还记得这个大干部？
东方出版社二○○三年九月版《周氏三兄弟》先生亦曾题跋：
跃华先生：此册写得匆忙，错误不少。修改后于2010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以《鲁迅三兄弟》书名出版，比这本要好些。
2014年4月14日朱正
又：这是我写的书中唯一见到盗版的一种，盗版的开本小些，页码多些，定价低些，错字似乎也多些。
这个题跋有点意思。
［朱题］
萧跃华先生：本书2006年10月初版，印5100册，蓝色封面，最末一个页码是279（每页27行×29字）。这个再版本只有233个页码了（每页29行×33字），只知道前记所署的日期被删去（已补上），此外有无删改就未去查对了。
朱正2014年11月29日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7月第2版第1次印刷，
特约编辑姚春树，责任编辑林春森，
装帧设计钟灵工作室，
字数226万，
无印数，233页，定价2980元。
《鲁迅身后事》
“而已丛书”收入周楠木、朱正、张杰、王得后、肖振鸣、王富仁、钱理群、宋志坚、陈漱渝先生研究鲁迅先生的著作。此集收入《鲁迅死因“正、反、合”》《鲁迅与邵洵美》《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新版〈鲁迅全集〉的得失》等三十六篇，其中谈到鲁迅先生还活着会怎么样，以及他编注出版著作等方面的问题，大多属于其身后事。附录戴文葆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抄后记》。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这首《小舟游近村舍步归》写得通俗易懂，而又充满哲理。蔡邕活着尚且决定不了自己命运，他死后又如何左右得了他人看法？
鲁迅先生临终前写过一篇散文《死》，其中说道：“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但他的这个不算遗嘱的遗嘱谁听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以来，鲁迅先生被供上神坛，这种名为尊敬鲁迅，实则利用鲁迅的做法，积久至今问题终于爆发：中学大学阅读课程不得不减少或更换鲁迅先生的作品篇章，有人甚至对其采取全盘否定和辱骂的态度。这一现象是历代圣人（包括领袖）走下神坛后必然会出现的。
曾彦修先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问题，以九三高龄大声疾呼：“‘救救鲁迅！’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鲁迅从神坛与框框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比较自由地来研究他。鲁迅是骂不倒的；但却可能会被一味的、片面的、不当的歌颂所孤立、所淹没。天下事没有例外：凡不能批判的人，都不可能是伟大的，因为说明他经不起批判。”
鲁迅先生大概是想不到他身后的这些是是非非的。
［朱题］
跃华先生：
此册出版之后，我又写了《胡适和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交往》《鲁迅和林语堂的交往》《鲁迅和宋庆龄的交往》几篇。《鲁迅和右派分子的交往》一文中又增加了尹庚一人。
2014年4月19日朱正
东方出版中心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余佐赞，封面设计路静，
字数196万，
无印数，280页，定价2600元。
《鲁迅的人脉》
本书收文十二篇，涉及鲁迅先生交往的夏震武、陈独秀、傅斯年、王希礼、柏烈伟、张凤举、邵洵美、曹聚仁、周佛海、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加罗尔特•艾萨克斯、埃德加•斯诺，右派分子陶冶公、李小峰、王捷、傅筑夫、李世军、章锡琛、陆晶清、沈孜研、陈学昭、宋云彬、张孟闻、张友松、王余杞、叶恭绰、董每戡、魏猛克、许杰、张松如、陈沂、刘惠之、李又然、黄药眠、李长之，军界人士陈仪、王金发、李秉中、叶永蓁、陈赓、彭柏山、方之中、沙飞等四十多人，有《编者的话》和作者《后记》。书名《鲁迅的人脉》似乎以偏概全，不知这算不算故意“挑刺”？
先生在《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中说：“像冯雪峰、丁玲、聂绀弩、黄源、徐懋庸、施蛰存、江丰、刘岘等人，大家都知道，就不用说了。”但他没有解释为啥没写瞿秋白、钱玄同、陈西滢、章士钊、顾颉刚、魏建功、叶灵凤、萧军、萧红、叶紫等人的原因。《鲁迅的人脉》离开了这些人，多多少少有些逊色。当然，读者看到书中鲁迅先生所交往（包括为友为仇）的这些人，大体可看清楚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
鲁迅先生交往的大多是有识之士和热血青年，但也有极个别如抗战时期落水附逆的“小人张凤举”。这个张凤举私下对陈源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一面又同鲁迅先生继续“友好往来”，可见智者也有被小人蒙骗的时候。如果将鲁迅先生密切交往过的人排排队，贯彻不为尊者讳的方针，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七八十个姓名刻于墓碑之后，包括他误批的、错交的，标题就叫《鲁迅的人脉》，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柳宗元曾撰《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一文，记录其父亲朋友六十八人，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举集焉。”天底下的贤良正直之士全部会集在他父亲的这墓碑后面了。这话说得太满了，倒反而不可信了。
我喜欢偶尔看走眼的鲁迅先生！
［朱题］
跃华先生：
此册是被出版社抽去为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所写序言才得以出版的。
2014年4月18日朱正
海豚出版社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忠孝，整体设计郑在勇、吴光前，
字数74万，
无印数，155页，定价2200元。
《序和跋》
“海豚文存”第一辑收入出版界德高望重的朱正、锺叔河、沈昌文先生大作，他们都是一九三一年生辰，故曰“三老集”。此集收入《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序》《黄昌勇〈王实味传〉序》《邵燕祥〈非神化〉序》《陈明远〈吴祖光：1957〉序》《舒芜〈我思，谁在〉序》《〈李锐诗词本事〉小引》《董每戡和他的时代——〈董每戡集〉跋》等二十七篇序跋。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这一点先生十分清楚。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书稿写的是自己没有多少研究的领域，不写；自己不太同意作者意见的，不写；在自己工作的出版社出的书，不写。如此下来，他平均每年作序跋不过一篇多一点，可谓少而又少，精而又精。他耿耿于怀“被抽去”的序言，是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为老上级李锐先生女儿李南央所编《父母昨日书》，撰写的《“特殊材料”是怎样炼成的——〈李锐、范元甄1938—1960年信和日记〉序》，论述了范元甄这个“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如何在延安这个特殊环境中被一步步塑造成为“特殊材料”的。
李锐先生的好友李普先生在《两个相反的典型》一文中，对这对革命夫妻有过经典论述：“从思想改造方面来说，范元甄是思想改造完全成功的典型，李锐恰恰相反，是思想改造彻底失败的典型。”其实范元甄也是一个思想改造彻底失败的典型，她那不同寻常、不近人性的性格行为，固然有她个人应负的责任，但时代、环境、制度要负的责任似乎更大一些。
斯大林创造了“特殊材料”一词。先生仿照奥斯特洛夫斯基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撰写的这篇序言，与《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的口述自传《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左方先生青年立志成为保尔•柯察金式的钢铁战士，中年参加“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追求实现巴黎公社的梦想，壮年办报突破《真理报》模式，晚年反思“以俄为师”注定“炼不成”的深刻教训。这“炼成的”和“炼不成的”可否就是一个意思？
［朱题］
本书的成因，前记中已有说明，不必再说。只是它在台北出版，内地不易看到。萧先生在购得《反右派斗争全史》之后，又购得此册，费力费心不少。每一个作者都以遇到这样的文章知己为幸事。
二○一四年十一月廿九日朱正为萧先生题跋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BOD一版，
主编蔡登山，责任编辑邓伊庭，封面设计秦祯翊，
无字数、印数，
410页，定价（台币）48000元。
《岁在丁酉——关于中共反右派斗争》
该书分“自述”“怀人”“论说”“书评和序跋”四辑，收文四十篇，目录前有作者《前记》。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虽然都围绕“反右”这一主题展开，但比起全景描写式的《反右派斗争全史》来，它只提供了一些工笔描绘的细部，使读者能够有更感性直观的了解。
先生认为“反右派”斗争对于他也有好处的一方面，那就是重新洗牌。这之前他受到开除团籍处分，被控制使用五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无役不从，“肃反运动”更是当了一年“老虎”，降了一级工资。如果历史上压根没有“反右派斗争”这么回事，报社的五十多个“右派”里总会有半数左右会继续春风得意、永远春风得意，而他只能低三下四地做几十年“小媳妇”。现在运动来了，重新洗牌了，社领导居然和他成了“同榜（版）进士”一同受到批判。他们突然从得意的巅峰坠入十八层地狱，变化太大了；而《鲁迅传略》作者朱正“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却是从十七层地狱落下来的，几乎没啥感觉。先生当右派的还一好处就是找到了同为右派的爱人郑柏龄，这比起来不及结婚便含恨离去，或平反后才解决婚姻问题的难友不知要幸运多少倍。
“如果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我怎么能够写得出这么好的书来呢。”
先生还是这么快人快语，但我认为这是他的“偏得”。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他们轻者沦为贱民、苟且偷生，重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书中《胡适和他的右派儿子胡恩杜》《士可杀不可辱——电影明星石挥之死》《吴祖光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陈明远作〈吴祖光：一九五七〉序》《高层右派分子群像——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冯亦代之悔——读冯亦代〈悔馀日记〉》等。
所以说，挫折、苦难固然可以磨砺人，但它往往会扼杀更多的人。先生看到了这一点，大声疾呼“到我为止”。他希望他所经历的灾难不再重演，到他那一代永远结束！
［朱题］
此册是我的书里面编辑质量最糟糕的一本，乱抽文章，乱删文章，乱改文章，还给我添上许多字。文章风格都不是我的了，请你不要再看此书。留下它，只是留一个证据，证明这时中国的出版可以糟到什么程度。
为跃华先生题
2014年4月18日朱正（书中错处我用红笔改了一些）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5月第1版，2013年10月第2次印刷，
主编刘成信，责任编辑马忠平、王芳，
封面设计龙震海，
字数8万，
180页，定价2800元。
《中国杂文（百部）•朱正集》
先生依丛书体例，选出《论老婆的用处》《夏二子与夏三虫》《追认烈士议》《“鲁奖”评委会涉嫌渎职》等五十篇杂文编成此集，成书后仅剩四十三题四十四篇，作者《自序》中提及的《我也赞成维护形象》等六篇“被编者抽去了”。如今“乱改文章”处读者已“无迹可循”，但先生在这个题跋本上一一挑了出来。
这本书中编者“妄加”的“儿”字多达数十处。其中《关于杂文基调的“对话”》一文“妄加”了“儿”字、“至”字，“豫言者”错成“预言者”，十七处引文所标注页码数字全部弄错。其他乱改乱加标点符号、漏字、不提行等现象比比皆是。如“道貌岸然”错成“遭貌岸然”，“耕田如此”错成“耕旧如此”，“美式装备”错成“美武装备”，“因此”错成“固此”，“这话”错成“这活”，“高明”错成“清明”，“荞麦”错成“养麦”，“制钱八九串”错成“制钱八丸串”，等等。一本八万字的小册子留下这么多硬伤，难怪朱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此册是我的书里面编辑质量最糟糕的一本。”并对当今出版界的职业操守提出了质疑。
吴营洲先生曾撰《闲说〈中国杂文〉》（载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文汇读书周报》三版），对这套丛书的作者入选、定价偏高等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大都言之有理，但有一点他犯了绝对化的错误，就是他认为“入了选毕竟是件长脸的事，举国才‘百部呢’……入选者，对刘成信自然会心存一份感激”。我看先生就只有牢骚和怨言。
酒逢知己千杯少，书有读者愧益多。先生这一代出版人大都在“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他们一旦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出版工作岗位，其思想才华和责任担当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今出版界的社长、总编们还有几人像他们那样敬重作者、敬畏读者呢！
［朱题］
跃华先生搜求拙作至勤，此册购自台湾，更是费力不少。文章知己，感何可言。惟不知对其内容观感如何耳。但愿能相信确有其事。此书本为年轻读者乃至后世读者而作，盖如太史公所云：述往事思来者是也。
二○一四年三月八日跃华先生飞长沙见访，嘱题跋，爰写数语，以为纪念。
朱正
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BOD一版，
主编蔡登山，图文排版杨家齐，
责任编辑郑伊庭，封面设计陈佩蓉，
无字数、印数。
上册458页，定价（台币）59000元。
下册502页，定价（台币）66000元。
《反右派斗争全史》
我曾问先生：“如果我只收藏您一本签名题跋书，您认为哪本合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反右派斗争全史》！”
先生对这本书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初版本出版后，程千帆先生来信说：“大作带病读之月余，仍是匆匆，欲罢不能。若中国不亡，世界尚有是非，此书必当传世。”舒芜先生来信说：“真佩服工夫之细，条理之清，思想家与学者之统一，史笔与文心之融合，我以为真乃信今传后之作。”他对师友们以传世相许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个删节本的不足之处他心中有数，他想出一个更完整的本子，不断收集材料，不断修订补充。二○○四年九月，《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改书名《反右派斗争始末》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删节之处悉数恢复，并且作了多处增补，字数增加了十余万。
又是八年过去了，先生的这部大作字数从原来的五十八万增加到七十多万，章节由原来的二十章增加到二十五章，材料更充实了，条理更细密了。“全史”出版后，先生又挖掘出向达、周扬、王重民、吴兴华、华揽洪、詹武、徐洪慈等同志的珍贵史料，还找出了书中的十多个错别字。他翻到标记处给我看：“这里只写‘补充’二字，但电脑中已经加了很多内容。”
这本书是写给年轻读者和后世读者的，但如今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在飞机上翻了百十来页，挑出上卷第二十四页的一处错情，立马发邮件报告。先生希望我再接再厉，可我愧对了他的信任！
丁东先生认为：“现在国内出的所有关于‘反右’的书，还是朱正的这本最好。”李锐先生回答：“对，是朱正那本，朱正有思想，尊重事实，有独到见解，又勤于动笔，接触的方面也较广。他的书应当广为传播。”
［朱题］
跃华先生览正
此册所收，多是从已出各小册选收的，其实不必从头到尾重看，以免浪费时间，选一些翻翻就好。
朱正谨奉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于长沙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特约编辑符本清，责任编辑梁茵，装帧设计张绮华，
字数15万，
无印数，242页，定价2800元。
《那时多少豪杰》
该书列入“百家小集”第一辑，作者依次为朱正、锺叔河、王跃文、丁东、谢泳、蓝英年、智效民、王彬彬、陈四益、邵燕祥先生，总策划肖风华，主编向继东。先生此册收文十四篇，《前记》简述了成书过程，《附录：从鲁迅研究开始》相当于自我介绍。
书名初拟为《隔膜》，主编向继东先生从市场营销角度考虑，觉得“文绉绉”了些，难以吸引读者眼球，便从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借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后半句，改“一”为“那”。先生“采纳”了主编建议。
鲁迅先生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写过《隔膜》一文，说到清初的文字狱，粗略地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
先生是研究鲁迅先生的专家，对“隔膜”并不隔膜。七十年后他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有感而发用这个标题写了篇读书札记，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冤案的发生，有很复杂的原因。就事主胡风这一方面来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隔膜”。
这本书中《关于叶德辉之死》《无可奈何花落去》《聂绀弩的“运动档案”》《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胡适的苏联观》等篇什，似乎也与“隔膜”有关，革命与反革命的隔膜、文学与政治的隔膜、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隔膜、人与人的隔膜……大凡社会不和谐因素都能从中找到教训。所以书名《隔膜》名副其实，而用《那时多少豪杰》就显得离题远了些。
“看书先看皮，读报先读题。”这话原本是没有错的，尤其是对浅阅读者。但对深阅读者可能就要选择作者和内容了。我就是因为喜欢先生其人其文才买其书的，我才不管“标题党”的故弄玄虚呢！
当然，书名取得有艺术性些，读者（包括我）还是欢迎的。
［朱题］
跃华先生览正：
这本书是2010年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的《鲁迅的人脉》的增订本。增补了胡适、林语堂、宋庆龄几个人。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也增加了几个。
朱正谨奉
2015年12月9日于长沙
中华书局
201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余佐赞、胡正娟，书籍设计一步设计，
字数39万，
印数5000册，545页，定价4800元。
《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
“聚珍百年文史馆系列丛书”由朱正、钱理群、陈子善、龚明德、蔡登山、谢泳先生联袂奉献。先生二十五岁就写《鲁迅传略》，八十五岁还在研究《鲁迅的人际关系》，一件事干了六十年，对鲁迅可谓情有独钟。
鲁迅的“朋友圈”有同道，也有论敌；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其中，缘悭一面的毛泽东可能与他最为“知己”。毛泽东在延安给过鲁迅九个“最”的空前绝后评价，晚年多书鲁迅诗句，念念不忘“老友”：“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二○一三年版，第六卷第四二○页）毛泽东雄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却将鲁迅置于孔子之上，自谦贤人学生，当下的中青年大概“不可理喻”了。
这不，前些年各地教材中出现“鲁迅大撤退”，《记念刘和珍君》《药》《阿Q正传》等名篇被“踢出”课文，社会一片质疑和惋惜声，可先生却持正面态度：这是时代进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选择的东西，如今有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可以选进教材。鲁迅其文其人，其人更为重要。他的入世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先生大作（包括“反右”系列），其特点是爬罗剔抉，引经据典，行文几乎无懈可击；其“不足”也在这里——引文太多，史料太多，年轻人阅读起来稍显沉闷。好在这类书是给“朱迷”和专业人士看的，但如果大众化些不是更有利于学术成果推广？！
［朱题］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我以为这是一位作者的老实话。我呢，也先后有几家出版社命我编“自选集”，我哪有许多值得入选的文章！又必须尽量避免重复，如是只好多拿新发的文字来充数了。编成这样一册，不知跃华先生以为如何。
2016年5月7日朱正于长沙
金城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责任编辑柯湘，无装帧设计者大名，字数16万，无印数，308页，定价4900元。
《中国有进步》
这是先生的第三部杂文自选集，他在自序中说“共选了七十六篇，十五万字”。可我反复清点目录只有六十九篇，版权页标注字数“160千字”。我猜想，可能是出版社出于某种考虑撤下七篇，责任编辑“疏忽大意”没有将数字改过来。至于文字反多出一万，大概是将文中空行及标题所占篇幅计算在内，是否定价需要不得而知。
这套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说得不客气点，其编校质量一点都不精品。“邵燕祥自选杂文集”《切不可巴望好皇帝》，是邵先生诸多杂文集中唯一不假手于人，耄耋之年精心挑选的，可印出来硬伤多达四十八处，他只好内附《勘误表》送人。
先生大作中的《汪辉祖办案又一例》，曾从《文汇报》“笔会”专栏拜读，此次重温，无意间发现有“据供定罪，尚恐来真”和“据供定罪，尚恐未真”两种说法。该文主要讲嘉庆年间知名法学家汪辉祖办理诉讼心存敬慎：“办案之法，不惟入罪宜慎，即出罪亦宜慎。”可知“尚恐来真”当是“尚恐未真”之误。我不知道先生收到样书后是否像邵先生一样认真看过，但愿该书不像他的第二本杂文自选集“出来之后，我发现错漏太多，觉得太对不起读者”。
由此想到，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应该跟踪问效，不能银子一拨便万事大吉。如今连扶贫都讲“精准”，出书更应该讲“精品”，尤其是国家支持项目，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谁糟蹋纳税人的钱，谁不把“精品”当回事，银子怎么吃进去就怎么吐出来，并取消你的申报资格，看你还敢不敢糊弄国家支持项目！
“中国有进步”是个充满正能量的书名。我们比过去确实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依然不少，千万不能沉醉在“有进步”之中。
［朱题］
跃华先生惠览：这是我计划外写作、计划外出版的一本书。
我在购读《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要写出这本书的。
我读这部书，认识到这是一部极重要的档案集。果然，我根据其中材料写出了关于朝鲜战争、关于中苏关系、关于匈牙利事件、关于大跃进等多篇历史札记。同时我又发现颇有误译之处，就顺手写了些勘误的文字。这样的札记和勘误的文字多了，就想到可以将它们辑成一书。正好这时广东人民出版社要出“当代学人精品丛书”，同意将此稿编入，即成此册。
我以为这是一本为《俄档》服务的书。从辑一各编可知《俄档》一书有很大的史料价值，我的分析可起“导读”的作用；辑二可起勘误表的作用，以供出版社重印时作修订之参考。
不过我自己这本书也是有差错的。像当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俄档》中多处误译为“哈马尔舍尔德”，我在纠正这一误译的时候，有两处都误写为“哈马尔舍德”（第295页、第343页）。这是数学家单墫先生指出的，真要谢谢他。
我自己很喜爱这本书。在我的著作里，就图书分类法来说，只有反右史和这一本属于史学的性质。正如我喜欢读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札记》这些书一样，后世当也有喜欢这书的读者吧。
2016年9月朱正于长沙
《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
“当代学人精品丛书”主编葛剑雄，策划肖凤华、向继东，依次收入杨天石、朱正、茅海建、雷颐、张鸣、唐晓峰、辛德勇、谢泳、王彬彬、李新宇先生大作。先生此卷分三辑，收文三十二篇，另有主编《总序》，作者《自序》和《自述学术小传》。
先生赠我大作内夹便笺：“萧先生：批评此书的书评，九月八日《南方周末》第三十二版有邵燕祥兄的一篇《勘误的学问》，以前某日《文汇读书周报》有杨向群的一篇。朱正上。二○一六年十月一日”
“以前某日”即二○一六年八月十日，“一篇”即《与朱正先生相见恨晚》。这两篇书评客观评价了先生的才、学、识、德，其中邵燕祥先生曰：“朱正在史料上匡谬、纠错，还有他从真实的史料中发掘历史真相的种种努力，从方法论上、从学风上加以考量，将是大有助于去浮躁和存真求实的史德吧。”这是确评！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责任编辑古海阳，特约编辑杨向群，封面设计邓晓童，字数44.8万，无印数，482页，定价7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