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的执政生涯中，汲汲营营热衷于恢复某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每个人都自尊自爱，自力更生。永远想着帮助他人、永远想着改善自己，并且通过勤奋工作来达到这一点。他们应决心成为这个社会出类拔萃的成员，这并不是有什么人要他们必须这么做，而因为那是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对自己的家庭负起责任，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如果这一切都做到了，那对我来说就是具备了一种优良社会的基础了。”不出所料，玛格丽特·撒切尔从小就培养起了这种价值观念，这些从她童年的生活里可以找到充足的印迹。
罗伯茨家严谨、严肃而又精打细算的作风让玛格丽特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同时外祖母那维多利亚式的严谨、崇尚廉洁和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思想也对她的生活带来难以磨灭的影响并支配着她的生活，尽管这种思想显得有些过时。在玛格丽特生命的最初10年中，她的外祖母与她家一起生活，外祖母一有机会就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她的外孙女们。这位严肃的老妇人深深影响了玛格丽特价值观念的形成。
在父亲罗伯茨从政之初，他是一个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议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就成了保守主义分子。玛格丽特11岁时进入凯斯蒂文学校，学校里保守而严格的校规制约着这里的学生。如：学生着装冬天规定穿没有领结的女式蓝罩衫，藏青色哗叽束腰外衣和又厚又长的黑色长筒袜；夏天穿蓝色棉布衣服。每天步行上下学时都得戴帽子，冬天戴蓝毡帽，夏天戴草帽。女式上装或运动上衣在夏天则不太提倡。全年都禁止穿开襟绒线衫和无袖套领罩衫。穿得最多的，连身体虚弱怕冷的人也能接受的服装要属运动上衣了，但校方不鼓励这样做。
罗伯茨一家全家福，左边为玛格丽特
所有姑娘都要彬彬有礼，遵守纪律并能讲一口流利精准的英语。还要求她们惟命是从，在那些靠奖学金上学、对校方是否给予机会非常关注的学生中间这种情形尤其突出，她们对学校制度的反抗远不如当今的姑娘们强烈。她们中有少数人敢于在放学回家路上与皇家学校的男孩一起玩耍（这在那时是一种犯忌的行为），有些人把帽子折成古怪的样子，有些人站在化学实验室里的搁脚凳上跳舞或扮演音乐家“父亲布朗”。玛格丽特班上，一次在达顿小姐上的生物课上有人偷偷带了一条狗进教室。但是这一切都没做得太过火，玛格丽特对这些事则总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有时显得有点假正经，她的朋友们认为这可能是她怕父亲对此会作出什么反应。
由于这所学校受到资助。（学生家长通常只需付一半学费），很多女孩靠奖学金读书——大约人数为总人数350人的四分之一，她们的背景多种多样。学校还有很大一部分住读生。在那些日子里，学校有一个被称作“金多”的预备班，尽管那时离校年龄规定在14岁，而绝大部分学生是11岁进的中学，到15岁才领到结业证书离校。一些女孩接着读，读到6年级，这样可在17岁领到高中结业证书。更少的人在6年级还待上四个月，这是在18岁进大学前不可缺少的一环。按智力程度学校把学生分为“A”班和“B”班，靠奖学金入学的学生通常被分在“A”班。然而，玛格丽特一开始却被分在“B”班。
在班上玛格丽特并非聪颖过人，但在年级考试中她总是名列前茅。这并不是由于她聪明，而是她的刻苦。她在班上总是沉默寡言，并且很孤僻，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后便回家，钻研她一天所学。她只有一门课从未学好过，那就是艺术课。死用功并不能学好这门课。这门课的分数使她几乎下降到普通学生的水平，但她还是在两年后提到了“A”班，在那里她专注于理科，一直到她上大学。
学校的课程表上还有一种娱乐活动——园艺，生物课老师达顿小姐负责这项活动。两三个女孩为一组分给一小块地，种菜、养花和修剪草等。每次园艺活动结束时，玛格丽特的手和指甲总是一尘不染，而其他人都是沾满泥土，这叫人不可理解。她一向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少年时就显得相当老成持重。她有着一头茂密的褐色头发，相貌很平常，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风采。即使在小学时她也不是那种像男孩似的顽皮姑娘，她从不穿长裤，从不参与疯狂或偏激的事情。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可爱姑娘，总是穿得十分整齐，看上去不像个孩子，她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成熟了。玛格丽特13岁时，姐姐穆里尔离开家，在伯明翰接受理疗师培训，她体验到了在北帕拉德没有的穿时髦的衣服和打扮的乐趣。她给妹妹带回了一个圣诞礼物，是一个带小镜子的小粉盒。玛格丽特从此就把这连镜小粉盒装在口袋里，在学校也用粉搽脸，这一举动大大震惊了她的伙伴们，就像同一年级的另一位姑娘，由于穿了下面带翻边的束腰外衣而引起一片哗然。
玛格丽特说起话来一向慢吞吞的，有些音调会偏高一点，并且明显地带着林肯郡家乡的口音，但她声音的抑扬顿挫到今天还调节得很好。学校里有些学生选修了演讲课，她父亲在她上牛津大学前不久也请了镇上的一位妇女组织私人演讲课，但玛格丽特从来不上。
玛格丽特后来回忆道：“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多少左翼书籍，不管听多少左翼评论，我的政治信仰都没有犹豫。我这么说可能不时髦。但我对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认识，尽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所持立场的理由内心常常受到冲击，尽管是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就此而言，现在看来我是不同寻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