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遗忘的人群

——寻找北京郊区的皇粮庄头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寻找什么呢?一个人群,一个如今生活在北京郊区的普通人群。他们散居在京郊的各个村落中,当我们偶然发现他们,并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寻访他们的时候,并没察觉到他们与村里的其他旁人有什么区别。与当今中国社会变迁大潮中无数个村落的情形一样,老人在家留守着少量的土地,年轻人或在镇上,或到北京城里工作、谋生。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与其他居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服饰、语言、习俗毫无二致,就像一汪水,没有任何界线。如果不是某种机缘巧合,如果不是我们执拗地刨挖着数百年前的故纸堆,他们的故事,或许依然不会被任何人注意,包括他们自己。

正是这群普通的农人,数百年前,甚至直到数十年前,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生活境遇与当地的普通居民迥然不同。让我们将时间回溯到清代,如今的北京郊区,那时候,大都属于顺天府[1]管辖。在这里,不仅生活着汉族老百姓,当时被称为民人,还有加入八旗组织的旗人。旗人、民人混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要寻找的就是旗人中的一支。与他们的后人相遇,说起来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在当前北京郊区和河北的农村,这些人群的后裔散落于村村落落,比比皆是,只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也没意识到而已。

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传奇小说中有不少他们的影子,戏曲中有许多他们的故事,清代的官方正史对他们有着详尽的记载。但他们在各处的形象却是那么的不同,让人疑惑。这些谜团紧紧地吸引着我们,于是,翻阅一页一页档案史籍,走进一个一个京郊村落,我们固执地追寻着他们的踪迹,寻找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他们。

“寻找”,追寻的是故事;而“寻找”本身,其实就是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寻找”的故事吧。

一、庄头“脸谱”种种

正如前文所述,庄头负责管理八旗庄园,为皇室、王公贵族、八旗兵丁服务。本书考察的重点皇粮庄头,即是指专门为皇室提供粮食的皇庄的头目,也被称为大粮庄头。有清一代,他们生活在近畿五百里[2]以及山海关外的广大地区。只要略熟悉些中国古代文学和戏曲的人,对这个称呼都不会感到太陌生,他们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地主老财形象,在各类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流行于晚清的民间通俗小说《施公案》[3],里面就有多起皇粮庄头横行霸道,因属皇差,气焰嚣张,结果遭到施公与黄天霸等人铲除的故事。从《施公案》取材的京剧《霸王庄》中,有一位抢粮盗首于七的表兄、称霸一方的皇粮庄头黄隆基,瞧他的扮相,勾蓝膛花三块瓦脸、勾宽眉、尖眼窝、眉尖套红,夸张地展现了这位皇粮庄头凶狠奸诈、骁勇威煞、急躁火爆的性格,这便是当时人们心目中庄头的典型形象。

图1-1 《霸王庄》皇粮庄头黄隆基

悠悠百年,清代的历史早已经成为前朝往事,可皇粮庄头的形象却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没有多少改变。有“大运河之子”之称的现代作家刘绍棠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的小说《蒲剑》,开篇就把皇粮庄头的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

蒲柳春的爷爷蒲老大,是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死在皇粮庄头王二皇上手里。

清朝皇室入主北京以后,跑马圈地,多尔衮王爷圈占了天子脚下的运河滩,打发他的一个姓王的奴才当皇粮庄头。从此,运河滩的黎民百姓世世代代为奴,给王爷开出百顷百顷的肥田沃土,栽起大片大片长满着摇钱树的果园,打上满船满船的鲜鱼肉虾。多尔衮王爷住在北京王府里,从没有驾临过运河滩。只是姓王的庄头每年两趟进京,送去一驮驮白花花的银两,运去一船船丰盛甘美的土产……姓王的庄头也盖起高墙大院,像一座拔地而起的恶山,盘踞在运河滩上。

姓王的皇粮庄头传到第八代,就是这个王二皇上,更比他的老祖宗穷凶极恶。他私立公堂,凡拖欠田租的佃户,口出怨言的长工,轻则一顿毒打,押入水牢;重则处死,拦腰挂上石头,沉下河去,尸骨无收。[4]

这样的描述,当然摆脱不了当时特定的革命文学描写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的套路,但庄头尤其是皇粮庄头,那种“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的形象,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人物模式。甚至就连今天的网络小说《庚子七侠》,仍然以“皇粮庄头狐假虎威享威福,天子脚下为害黎民丧天良”为标题,人们对这一群体如此固化的记忆,耐人寻味。

实际上,庄头还有另一面形象,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但相对而言,却不那么受人们注意。《红楼梦》贾蓉撺掇贾琏迎娶尤二姐一节,贾蓉曾说过一段话:

我二姨儿(指尤二姐)……不是我老爷养的,原是我老娘带了来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张家,指腹为婚。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时常抱怨,要与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二姨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5]

这里面说的张家就是皇粮庄头。

此外,还有那位岁末给宁府送年货的“黑山村乌庄头”乌进孝,虽年事已高,却依然踩着四五尺的深雪,驾车走了一个来月。当他小心翼翼地来到贾珍面前,呈交上一份价值二三千两银子的年货单子,换来的却是贾珍的苛责:“这够做什么的!”

让我们来看看乌庄头的年货单子吧: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6]五十只,暹猪[7]二十个,汤猪[8]二十个,龙猪[9]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10]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11]二十个,家风羊[12]二十个,鲟鳇鱼[13]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14]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15]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16]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17]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鸡两对。[18]

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干果瓜菜、各色优米、上等木炭,等等,这张单子上的物品名目繁多,数量巨大。仅粮食一项即一千零二担(一担约为一百斤)、二百五十斛(一斛等于十斗),粗略合计十余万斤,这还是遇到水雹自然灾害的年景。一般年景,按贾珍五千两银子的要求(详见下),应在此基础上增加一至两倍,甚至更多。[19]

然而,贾珍的话却是:“我说呢,怎么今儿才来!我才看那单子,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这一二年里,(宁府)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乌进孝只能战战兢兢地诉苦:“年成实在不好……九月来了一场碗来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撒谎。”[20]

这位乌庄头虽不见得是皇粮庄头,但也是堂堂宁府的庄头,手底下有八九个庄子。他兄弟则是荣府庄头,管着荣府八处庄地,“今年也只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21]。

《红楼梦》里的庄头,看不到丝毫的霸气,反倒让人觉得有些可怜。这在情在理,贾府何等地位,庄头在此不过是底层的陪衬,奴颜媚骨。他们就是为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服务的,完全不可能、也无法与之抗争。

文学作品和戏曲固然不能替代信史,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庄头对下穷凶极恶,对上一副奴才嘴脸、主子的爪牙。正是这种爪牙身份,让民众对庄头尤比对王公贵族更为憎恨。

饶有趣味的是,当人们在津津乐道恶霸庄头的时候,却很少有人会去深入探究,“庄头”究竟指的是哪一种人?他们的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旗人的“庄头”跟汉人的“地主老财”能画等号吗?虽然我学习、从事清史研究多年,对此也同样缺乏关注,直到2007年底,偶遇庄头后人之后,才逐渐意识到以往对“庄头”群体的认识存在不少误区,这也成为本书撰写的渊源。

二、庄头后人觅踪

几年前,定宜庄先生带着我和另一个同事原本计划到京郊顺义走访当地八旗驻防后裔,不曾想竟会与皇粮庄头的后人不期而遇。老人们朴实地回忆着往事,对于祖上曾是皇粮庄头没有丝毫隐讳。我相信,在记录自己家族世系的时候,他们从未将自己家族与小说戏曲中那些恶霸、奴仆联系在一起。

图1-2 《光绪顺天府志》顺义县图[22]

现属北京市的顺义区,是本研究个案的重点考察地区。顺义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城区距市中心30公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全区总面积1021平方公里,下辖12个镇、7个地区办事处、6个街道办事处、426个村民委员会、85个居民委员会,户籍人口60余万,境内有大小河流20余条,分属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3个水系,属于潮白河冲积扇下段。[23]

与顺义地区的机缘,源于2007年底对顺义区牛栏山镇下坡屯村的访谈,这也成为寻访内务府庄头后裔的开始。

图1-3 当前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划图

下坡屯村位于潮白河边,距顺义县城仅十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最初对这个村子发生兴趣,始于寻找八旗驻防。2007年,定宜庄先生和我听说这个村子曾是清代八旗的驻防点,因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清代设立于京畿附近的诸多八旗驻防点中,顺义驻防点是距京城最近的一处,驻扎方位在清代官书中有明确记载,在顺义县城。但根据官书按图索骥,却了无踪迹。对于下坡屯有一支八旗兵驻扎之说,我们虽然半信半疑,但该处交通便利,又有我院退休职工、旗人后裔傅察玄海先生的热情引导,便决定去一窥究竟。

第一次去下坡屯村,是2007年12月7日上午,除了我本人之外,还有中国社科院的定宜庄先生[24]、顺义当地的傅察玄海先生和我的同事贺晓燕。村干部安排了该村两位老大爷,在村会议室与我们座谈。从座谈中得知,这个村子的居民主要由商姓组成,他们自称是顺治二年(1645)从关外入京的大粮庄头,现在大部分都报满族。虽然北京市民委的前副主任赵书曾走访过这里,但该村并未被列入民族乡、民族村之列,村里干部群众对于这些,似乎也并不热心。

“旗地”“庄园”曾是清史学界最为关注的题材之一。虽然庄头、旗地还有诸多问题未曾解决,但毕竟时过境迁,这股研究热度已经逐渐降温乃至冷却。而我们在听说下坡屯村最初属于大粮庄头而非顺义的八旗驻防点时,也没有特别加以留意,更没有要追究下去的打算,此事便这样被搁置一旁。

2008年3月,定宜庄先生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其他清代史料,在等待提档期间,定先生突然想起了下坡屯村商家。十年前,定先生与郭松义先生等几位教授一起做《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25]项目时,曾对内务府所属三旗及相关户口册下过一番功夫,知道大粮庄属于内务府会计司下,并且是属于管领而非佐领的机构。于是,定先生顺手拿过一册公开放在架上的内务府会计司人事类档案目录翻阅起来,一行“下坡屯四等庄头商长锁丁册档”的小字猛然跳入眼帘,这便是我们查阅到的第一份皇粮庄头户口册,并由此引出以户口册为线索而成的这项研究工作。如果做学问在冥冥之间也会存在某种机缘的话,这大概就是一次。

得益于定先生找到如此重要的线索,我继续完成户口册的查阅工作。如此容易就找到商家在清代的户口册,我们惊喜之余,也产生了紧迫感。当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查阅制度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改变,今后将不开放原文阅览,只提供电子文本。重要的是,电子文本整理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我们担心一旦制度改变,这批档案很可能短期内无法查阅。于是,我连续多日埋头于内务府档册中。数月的辛苦没有白费,又拣得若干份顺义商家以及其他位于顺义的内务府大粮庄头户口丁册和土地清册等。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当我们准备将拣得的户口丁册一一抄录下来的时候,档案馆对于查阅的限制也越来越苛刻,例如每天工作人员至多只能入库两到三次,每次只能提取三份档案,而这三份档案,一人只需半小时就能抄完,剩下的时间,便只有在那里空空等待。而且到还剩最后半份档案未抄录完时,档案馆开始施行一切原件均不得查阅的规定,而且据说这项规定在五年之内不会改变。这令我们无比遗憾,大量畿辅地区的户口册没来得及抄录。但同时又觉得庆幸,毕竟就顺义商家的材料而言,主要部分都已看完。

完成了户口册的抄录工作,我们需要再次访问下坡屯。2008年11月15日,我与邢新欣博士拿着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录的下坡屯村商家户口册前往下坡屯村,再次采访此前访问过的其中一位商大爷,大爷仍然热情耐心,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对于户口册记录的商家庄头及亲丁凡一百四十九名口,商大爷在仔细辨认之后,竟然声称一个也不知道!他还将自己根据记忆写下的“顺治二年随龙进京正黄旗内府当差四等黄(皇)粮庄头”中所有的人名提供给我们,这些人名的确与档案册中不符。我和师妹不甘心,在我们一再询问、请求之下,商大爷又领我们找到东门的后人(注:下坡屯商姓家族有东、西二门两支)。东门的商大爷同样很爽快热情,他拿出珍藏的旧家谱“正黄旗伯文管领下顺义县四等庄头商自兴家谱”,几个人从第一代、第二代直查到第十代,却仍然没有与档案册中可以对上的名字。

说得更准确些,所谓的对名字,实际上是对行辈字。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三代以上的行辈字都相同,就基本可以判定为属于一个家族。中国人对于行辈字的重视异乎寻常,这是他们寻找、判断是否为同族的最主要根据。当族谱、家谱以及其他文字资料都丢失的时候,行辈字的重要性就尤显突出,因为一般来说,行辈字往往是一句话、一句诗,很容易被人记在脑子里。而令人困惑的是,即使是顺义商家家谱中的行辈字,与官方档册也并不吻合。

这个事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首先,从出现的人名时间上说,商家最后一册户口册是宣统二年(1910)的,这时的商长锁89岁,户口册记录了他父、祖两辈和子、孙凡5代的姓名、年龄,应该与商大爷等人的父、祖辈有多人可以重合。其次,顺义县只有一个下坡屯村,商姓又不像张、李、王等大众化的姓,在下坡屯村,这个商姓是独一无二的姓。最后,如果说此商不是彼商,原来那个商家有可能因某种原因迁往他处,现在居住的是另一个商。但事实是,无论商大爷的口述,还是村里老人提供的家谱上,都明言其祖先是顺治时入关的四等大粮庄头,这与官册所记全然相符。也就是说,从姓氏、所在地点和来源上都严丝合缝,却出现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分析,二者核对不上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细察户口册,发现除商长锁等个别几个正式人名之外,其余大多是喜儿、大全、柱儿一类小名,而家谱中记载的姓名则都很正式。二是商家从顺治二年(1645)迁来下坡屯村,生息繁衍至今300余年,已经分成东、西两大房和若干旁系,而官册记载只是其中作为庄头的一支,很有可能采访的几位大爷都不属这一支之内,而分支时间既久,可能行辈字各自不同,这种情况在很多家族中都是发生过的。如果这样,就需要对该村其他旁支做一番寻找,然后再将这些旁支的家系与官册一一核对。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了解这个村商姓的全部人口。这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到村里去挨家挨户地询问;一个是到村里或当地派出所查找今天的户口材料。这两个办法都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第二个,因为按照现在的规定,这样的现实人口材料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翻阅的。再者,即使掌握了该村现在的全部人口材料,也不敢保证就能追溯到原来的世系。到此为止,这个项目能否做下去,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了。

在研究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尝试另一个办法,就是去当地的档案馆碰碰运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材料已经基本查完,北京市档案馆了无线索,此外还有一个,就是顺义区档案馆。对于这种地方档案馆,研究者通常并不重视,认为它保存的档案时间往往比较靠后,也未必完全,而且多数冷清破旧,但事实证明预先的看法错了。顺义县档案馆保存了大量自清末到北洋、民国、抗战以及1949年以后直至1980年的各个时期下坡屯村的各种人口统计表,其系统性与完整性让人出乎意料,给予我难以言表的惊喜,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大量详尽的统计表,不仅使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官册与家谱中许多姓名得以一一查对落实,而且又提供了诸多这个源自清代庄头的商姓家族几百年来发展兴衰的十分宝贵的信息。

局面就是这样打开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会计司大粮庄头册,与顺义县档案馆所藏各种统计册,在时间和内容上基本对应,这是该研究的主要基础。至于清军入关并在京畿圈占土地建立粮庄的历史,作为个案研究的大背景,则有大量官私方文献可以查阅,也有大量今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同时,下坡屯村又是百年来京郊历经各种变迁之后几乎硕果仅存的一个完整的村子,村里还能找到对祖先历史有着记忆的老人和家谱。这三个条件都非常难得,本项目就是在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基础上完成的。

2010年,定宜庄先生赴台湾讲学期间,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复制了一批户口册和地亩册。这批档册是“中研院”在20世纪80年代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购买的[26],定先生选择了219份户口册,其中涉及诸多河北省的县份。正是这批户口册,将我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扩充开来,不仅在地域上从北京周边扩展到河北地区,而且从人群上,通过与河北地区人群的比较,凸显了京郊旗人群体的特点。

2009—2011年,我依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中研院”抄录、复制的两批户口册,对以顺义为重点的北京郊区及部分河北地区做了多次田野调查,涉及北京、河北等地区的数十个“庄头”所在村庄,对30余名庄头后裔做了口述访谈。这些村庄分别是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下坡屯、马坡镇萧家坡、马坡镇大营村、李桥镇北河村、李遂镇沟北村、李遂镇柳各庄,以及河北省霸州市后营村、永清县千人目村、庞各庄村、塔儿营村等。后人访谈口述中的生动描述,让庄头、庄丁的形象跃然纸上,也让我得到很多仅仅从档案文字中无法体会的感性认识。田野调查展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让我对畿辅地区农村社会进行了反思。

与此同时,我还扩大了文献的查阅范围,从顺义区档案馆各类档案中,发现了数十户信息相当完整的庄头家族,与他们相关的史料,上至清代,下至北洋军阀、日伪、国民党时期,甚至到1949年以后,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所有这些,为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让我能够由几个典型家族入手,从清初至今数百年的兴衰沉浮中,讨论京郊旗人社会的演变。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此前人们对庄头群体有着不少的误区和盲点。以往研究旗地庄园的文章虽汗牛充栋,重点却都在旗地的形态和社会性质,以考察满族当时的发展阶段。而本研究希望考察的,则是在特定制度(八旗制度)下的人(庄头及其家族),他们在这里一代又一代,是怎样繁衍和生活下来的?八旗制度对他们、对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起到了什么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一切旧日痕迹似乎都已荡然无存的时候,早年的历史对他们、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其他的人们还有没有影响?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没有了,造成影响的因素又是怎样逐渐消失的呢?这些思考,成为撰写这本小书的起因。

通过简单回顾本书的研究、寻访过程,读者或许能够感觉到,这本口述史背后有着大量充分的文献准备。没有文献的引导,没有与多种文献的相互比较,继而在田野的口述访谈中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没有这本小书。而反过来,没有田野中的口述访谈,对文献、史料的理解也不会如此生动鲜活。这是一本通过文献与口述的互动而形成的口述史,希望能以此作为口述史撰述方法的一种全新的尝试,让我们在文献的摸索中,感受历史的厚重;也让我们在口述访谈中,体会生命的灵动。

当我一次次穿行在普普通通的北方村落中,一次次面对记忆模糊的老人和满脸茫然的年轻人,心中每每生出一种危机感。历史上的许多人群,竟会如此迅速地消失殆尽;历史上的事件,竟会如此轻易地湮没无闻。那些未被史家记录、被人们永远遗忘的史实真的不知凡几,辽东移民中旗人社会[27]是这样,北京城郊的庄园群体也是这样。于是,后人所知晓的,便只是帝王的改朝换代和盛世伟业,还有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宫廷阴谋,人们便以为历史就是如此,生活就是如此。

追寻这些真实发生过的一段段平凡的历史,是史家的义务和责任。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撰写书稿时,我考虑再三,最终选择隐去所有老人的名字,全部以“商大爷”“于大爷”等形式称呼。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每一位老人以及他的家庭和祖辈都是该群体的一个缩影,虽然不同老人有不同的经历,但这些经历具有一定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个体姓名的隐去,不会对研究产生太大影响。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为了保护老人的隐私,在当下乱象丛生的社会,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下文因二位、甚至多位大爷同时在场,需要区分处理时,则以“东门大爷”“西门大爷”以及“大爷甲”“大爷乙”等方式代之。整部书稿都采用了相同处理方式,下文不再另行说明。

此外,书稿中所用档案均来自官方档案馆,属于已解密的档案,可以公开使用。但鉴于1949年后的叙述涉及不少现在依然在世的老人,同样为了保护老人及其家庭的隐私,书稿将使用“□”符号,隐去所有名字,只留姓氏。这种处理方式对书稿大局不会产生影响,但却会妨碍一些细节问题的考证。因此,行文中,不得不隐去少数论证过程,将结论直接告诉读者。不便之处,还请读者见谅。全书同,下文不赘。

[1].清代顺天府的辖区在清初多有变化,直至乾隆八年(1743)才固定下来,共领五州十九县,划分为四个厅。西路厅的同知驻卢沟桥拱极城,分管涿州、大兴、宛平、良乡、房山;东路厅驻张家湾,分管通州、蓟州、三河、武清、宝坻、宁河、香河;南路厅驻黄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北路厅驻沙河镇巩华城,分管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平谷。

[2].近畿五百里,一般而言,主要指畿辅地区,即京城周围的地区。

[3].《施公案》,晚清民间通俗小说。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8卷,97回,未著撰者。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现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庆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嘉庆年间。

[4].《蒲剑》,载《刘绍棠文集》卷7,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红楼梦》第六十四回。

[6].狍子,鹿的一种,肉味美。

[7].暹猪,从泰国引进的较为稀有的猪,肉鲜美。

[8].汤猪,用热水烫洗并去毛的猪。

[9].龙猪,龙猪为杂色猪,或称花猪。

[10].家腊猪,经过加工的咸猪肉。

[11].家汤羊,用热水烫洗并去毛的羔羊。

[12].家风羊,晾晒风干的羊肉干。

[13].鲟鳇鱼,呈纺棰形,无鳞,背有骨甲,鼻特长,其脂肪如黄蜡。

[14].鹿筋,鹿的筋腱,为名菜中珍品。

[15].⑩蛏,蚌的一种,长二寸许,壳长方形,肉白色而味美。蛏干又名蛏子干,是蛏肉的干制品。

[16].⑪银霜炭,呈银白色的木炭,是一种名贵树木烧成的炭。

[17].⑫御田胭脂米,一种优质稻米,煮熟后色红如胭脂,有香气,味腴粒长。据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及《顺天府志》记载,胭脂米是康熙帝在丰泽园御田布种的玉田稻种的良种,因而也叫玉田米,为内膳所用。此良种后分布种于京郊御田,故称御田胭脂米。

[18].《红楼梦》第五十三回。

[19].《红楼梦》此处所描述的庄头征纳粮物,带有一定夸张成分。清代官书对皇粮庄头所缴纳钱粮有着明确的记载,远低于乌庄头所供物品数量。乌庄头虽不是皇粮庄头,但将其与官书所载进行对比,依然能说明一些问题。清代皇粮庄头分两类:老圈庄头、投充庄头(详见下文)。老圈庄头分五个等级: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以及半分庄头,每个等级均要缴纳一定的粮、豆、谷草、草、羊草、猪口、杂粮等物品,一等庄头所纳数量最多,其余依次递减。投充庄头只缴纳银两,也分不同等级,缴纳数量依次递减。在此,我们以老圈一等庄头所纳钱粮为例。顺治到康熙年间,庄头缴纳以实物为主。其中,所纳粮米数量:顺治至康熙初年,一等庄头纳粮100石;康熙三十九年:360石;康熙五十年:250石;豆:40石。谷草:4000束。草:10000束。羊草:顺治至康熙初年:10000束;康熙八年:5000束。猪口:大猪2口或常用猪4口。杂粮:大致有粟子、谷子、茜草、线麻、小根菜、蒌蒿菜、黄花菜、鸡蛋芝麻、麦子、绿豆、黄豆、黏谷、谷、高粱、小豆、荞麦、油麦、黍子、稗子、豇豆、烧酒等,征纳数量变动较大。根据当时的物价折算,头等庄头每年大约需缴纳200—300两纹银。雍正之后,庄头缴纳逐渐由实物转变为银两。粗略估算,头等庄头每年需缴纳将近300两银两及诸杂物。杂物涵盖种类繁多,诸如扫帚、笤帚、瓢、芥子、蓼芽菜子,鹰鹞房所用飘翎、花爆作所用麻秸、造佛处所用麦麸、广储司所用麦秸等;此外,皇家车驾巡幸时,沿涂庄头还需向尚膳房缴纳鸡子、庆丰司随往乳牛、上驷院驾车骡以及草豆,等等,种类繁多。但无论如何,清初至乾隆时期,头等皇粮庄头每年正常所纳应该不会超过500两纹银。皇粮庄头的另一个类别——投充庄头,每年缴纳量最多的也就是每年700两纹银(清初至乾隆)。由此可见,无论是老圈庄头还是投充庄头实际缴纳数量,都与《红楼梦》所记乌进孝进呈二三千两,差距甚大。参见邱源媛:《清代畿辅地区内务府皇庄的征纳》,载《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62页。

[20].《红楼梦》第五十三回。

[21].《红楼梦》第五十三回。

[22].[清]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第三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3].参见顺义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bjshy.gov.cn/Default.aspx。

[24].顺义地区庄头的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由定宜庄先生和我合作的《近畿五百里:清代畿辅地区的旗地与庄头》,该书以传统史学的研究方式,通过文献史料,梳理了清代庄园系统以及庄头人群的形成、发展、演变等制度性过程。另一部分,即是本书,由我独立撰写,通过口述史的形式,展现京郊内务府庄头及其后人的实际生活,希望采用文献与口述的相互对照、结合,更为生动、全面、客观地考察清代内务府庄园系统、庄头人群及其家族。

[25].定宜庄、郭松义等:《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6].台湾“中研院”赖惠敏先生为我们复制档案提供了很多帮助,并将自己早年抄录的地亩册无偿赠送给我们,在此特表感谢。

[27].定宜庄、郭松义等:《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