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泉根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王泉根与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研究——王泉根先生学术述评
李利芳
【说明】王泉根先生的学术兴趣、学术成果与学术影响，涉及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姓氏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吴宓研究，以及儿童文学研究等。限于本人学识，本文只论析王泉根先生的儿童文学研究。特此说明。
王泉根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学术格局中占有着核心的位置。这建基于他三十多年来勤奋的学术活动与丰硕的学术成果。其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从儿童文学思潮史论、基础理论问题、学科建设、作家作品研究、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多个层面建立起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这一观念及其理论成果为我国儿童文学在文学、教育、新闻出版等相关学科领域中搭建起了具有自身学术个性与本体精神的话语空间。王泉根直接参与、见证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展的全部历程。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学术谱系建构为这一学科在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原创品格、中国话语、‘有我’写作”，这使得他对中国儿童文学全局发展的任一学术问题的关注都打上了深深的开拓者的印迹。
一、宏阔精深的历时研究，钩沉中国儿童文学史思潮图像
作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王泉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儿童文学的科学研究时，就将学术视野的根基紧紧锁定在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他是最早系统整理我国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文献史料的学者。1984年他编选《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将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最重要的人物——周作人的相关文章做了归类整理。该选集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体现了编者睿智的学术眼光与勇敢的学术气魄，这一整理工作直接推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周作人儿童文艺思想的研究。从1984年岁暮，他开始另一项艰难而重要的工作，全面搜集整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查寻资料的途径包括浙江图书馆、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于1989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论选共收入150多篇研究文章，都是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文献价值与参考价值的各种代表性理论文章。论文选有六辑的体例结构，能明确见出编者构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整体框架的主体意识。同时，编者在每篇论文的后面都附了一个“砚边小记”，对于论文的时间、出处、作者情况、论文大意等做了一个介绍，这是学界对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系统研究的开始，属开创性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又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做了选编，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著述做了目录梳理，文献史料整理一直伴随在他的研究进程中，在其大量著述中都有体现。王泉根的文献史料功底是其全部研究的根基，也是其“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得以确立发展、牢不可破的学术支撑。他的这一学术“笨”功夫很早就得到学界的认同，现代文学学者张大明在为他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本书作者拥有丰富、扎实的资料。他的结论不是随意得出的，他做到了言必有据，无一字无来历。他真花了功夫。”[1]
扎实的文献史料研究使得王泉根充分掌握吸收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早期的思想资源，深入历史幽微洞察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及发展初期的精神特征及文学面貌，再结合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儿童文学资源的细致辨析，宏阔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观在王泉根起步阶段的学术研究中就建立了起来。在随后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中，他以突出的问题意识，按照历史线性思维，立足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背景下，分板块绘制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史清晰的思潮图像。这些理论文章深深根植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之中，以清醒独立的“儿童文学”学科意识去伪存真，评判事实，凝聚思想，构建出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观念与文学成就发展图谱。
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都是在晚近时期。与成人文学具有本质区别特征的是，儿童文学的问题其关键点并不是一个“文学”的问题，而是“儿童”的问题。这是儿童文学的普遍发展规律。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儿童文学”词条所表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循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开展一切有关于儿童文学的活动的逻辑起点。在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问题时，王泉根将思想的触角牢牢固持在这一起点与支点上，因此其研究从起步起，就置身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语境当中，以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为指导，以世界儿童文学为有力参照，溯本清源，用“中国话语”书写出了“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2]5。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儿童观’演变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能清醒地把握这一点，我们便会更深刻地把握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与美学品性。”[2]5这是一句含义深刻、极具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观念表述，对王泉根这一判语的深入理解，会有助于穿透认识其之后系列的儿童文学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现”这一命题，经由充分的论证，他形成了这样的结论：“时代的呼唤，儿童的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与催化，这就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发现与发生的全部原因。”“从社会史方面说，儿童文学的发现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因素与标志。”[2]13这一全景式的思想判断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对儿童文学的问题研究做了整体性的价值定位，它囊括了儿童文学学科领域在学术界存在的全部知识背景、科学研究的价值、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其意义高度等。
王泉根的儿童文学史论研究以客观的史实为基础，但他能挣脱平面事实杂糅并存的现象之网，摆脱历史迷乱，在纵深的史像河流里觅得主脉，呈出本土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实质，这是其历时形态的儿童文学研究最可珍视之处。所以其“主潮”立论下的众多大块头文章，都是对百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某些关键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时段的“整体”穿透，这些成果按照时间线索放置在一起，颇具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态势，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生命气度与文化景观的一种积极呈现，为世人认识本土儿童文学打开了一扇鲜亮的视窗，这应该是其作为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开创者最具历史功绩之处。
“五四”时期是中国“儿童观”发生巨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时期。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观念及行动实践、整体建设成就，王泉根条分缕析，有过透彻的论述。[3]150-162他指出，“‘五四’儿童文学的总特点是以理论发其端，实践继其后的”，“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初创阶段，‘儿童本位论’几乎成了许多儿童文学文论的立论依据……自从出现了‘儿童本位’的崭新观点以后，随着传统儿童观误区的纠正，由此产生了许多重大的革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主要是翻译外国作品与采集改编民间口头创作或改编某些适合儿童的传统作品，甚少作家独创之作”，“‘五四’儿童文学是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而显示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转型包括两方面：旧文化背景的解体与新文化背景的建构”。这些精辟的概述已沉淀为了“中国儿童文学史”，它从学理上对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文学形态的厘清与总结，对我们准确把握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初生形态及认识理解其后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成长期，这一时期“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叶绍钧）、谢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与文学现象”[3]163。这是我国儿童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真正开展实施本土建设的关键阶段，尤以特别的是它汇入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运动之中，更加凸显了其强烈的时代主音，映照出“儿童文学”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曾经占有了怎样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对这样一段具有充分本土文学经验探知的运动历程，王泉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将相关人士的重要文学活动贡献及相关史实面貌清晰地勾勒出来，并对各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精要的评述。在微观而系统地考察完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成绩之后，他对这一流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及精神特质有了精准的定位：“他们从一涉足儿童文学，就十分强调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茅盾语）的社会效果，始终注重儿童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郑振铎在1923年为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所写的序言，是阐释‘人生派’作家儿童文学观的纲领性文字……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和特色，这就是：坚持儿童文学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旗帜，直接把人生百态引入创作视野，使儿童文学与时代脉搏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社会‘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茅盾语）。”[3]173-174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极具“中国”特质的文学建设活动，它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又深具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对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文化自觉的剖析与澄清，是对20世纪20年代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文学时段的研究的重中之重。王泉根的研究完成了这一重任，“他们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道路，不仅成为2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主潮，而且对三四十年代乃至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3]174。他的这一结论对于后续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航向引领与价值指导作用。
建基于对每一时段如此扎实深入的历史把脉，王泉根随后对各个时代的理论总括就是自然而自得的了。在对20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的研究中[3]176-185，他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大思潮中，拨清儿童文学领地的重重迷雾，高屋建瓴地指出，“1930年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从此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本为“为儿童而存在”的一种文学类型，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下，它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内涵可以被强化到怎样的高度。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到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再到30年代的“两翼”之争，王泉根为我们梳理出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可以清晰地透视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在从外来影响走向本土经验的历程中，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革命道路的求索过程中，儿童文学一直以被放大了的“文学”——“民族、国家”想象的身份介入了社会革命的进程。这样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使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属于自身的独特文学印痕，也为人类谋求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经验图谱。对此问题领域的有力言说，之于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视点与价值意义。儿童文学为国人有效地开辟了一块精神领地——生成的“童年”语境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想象民族解放的一个特殊的路径。因此，在“社会史”的思想高度上鸟瞰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姿态及发展变迁，一直是王泉根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批评坐标。
在战争年代，“民族战争成了儿童文学的主要题材，爱国主义是整个儿童文学认同与高扬的主题，现实主义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在艺术体裁方面，直接与小观众对话的儿童剧和广阔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少年小说、童话得到了较大发展，儿童诗也有长足进步。儿童文学工作者增强了使命意识，他们的儿童文学实践是与时代的救亡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186。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构成更显出浓厚的革命主音，王泉根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在时代政治格局中清理出儿童文学发展枝枝蔓蔓的脉络与路向，对抗战年代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大后方儿童文学、沦陷区儿童文学、根据地儿童文学、抗战胜利后的儿童文学各自的文学成就与艺术特色，他都逐一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论述，这尤其显示出他的文献史料功底。
“一部儿童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3]204，这是王泉根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始终紧扣的价值观与持有的方法论。“‘十七年’儿童文学，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完全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儿童观’及其影响下的‘儿童文学观’。”“考察‘十七年’儿童文学，最能显示其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发展规律与顺逆曲直的，是这样三种现象：少先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教育儿童的文学与配合各项‘中心’、‘运动’；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与审美向度的缺席。”[3]204如此明晰的思潮描述与判断建立于王泉根深厚的儿童文学学养与扎实的文学史功底。对中国儿童文学宏阔精深的历时研究赋予了他稳固开放的本土问题意识，借由他的整体性学术理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儿童文学曲折流变的纹脉，认清其发展的“社会性”与“民族性”本质，彰显其独特的世界性价值，同时以“童年”为镜，也借以“看见”中国现代化推进之步履与艰难。
虽一直处于弱势学科，但中国儿童文学确是我们国人识别“自我”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文化标志。这种认同得自于儿童文学学者的“叙述”。“解放儿童”的观念在中国又因具体的文化传统与国情，其步伐与进程显得稍微迟缓，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言论与思想的启蒙与观念传播便显得尤为可贵。王泉根怀有赤诚的儿童文学理想，这使得他30多年来一直潜心在20世纪纵深的文学长河里去爬梳剔抉属于儿童文学的那些精神财富，他相信文学史的力量，它虽属一种权力，但对于那些边缘学科的拓荒者来说，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因缘巧合，是他们选择了儿童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选择了他们，总归他们是天然禀赋了这一使命，去完成百年历史交予的重任。
于是，叙述历史也责无旁贷地推进到了新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进入突变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也是儿童文学学科真正属于王泉根这一代儿童文学学人的“历史新时期”。作为站立在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作为每一次理论争鸣与话题制造的参与者与发声者，作为对纷呈儿童文学万象的洞悉者，王泉根对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思潮的把脉更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三个拓展”[3]213-221的高度概括，从本体儿童文学的建设高度，以观念、美学目标、儿童主体性、年龄分层等若干关键议题，廓清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如何在根本性上回归为“儿童的文学”的历程。而要实现这一切，它完全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面向的系统工程，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上，王泉根又体现出他开阔大气的学术视野，这一点也正迎合儿童文学自身的跨学科特质，它要求研究者绝对不能拘谨束缚在窄狭的文学一隅而自说自话，儿童文学从发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是“社会”的。从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作家队伍的建设，传播媒介的发展，文学评奖的设立，学会、笔会、研讨会的活动，高等学校儿童文学教学的提升，儿童文学丛书“出版热”，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等八个方面，王泉根详论了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2]174-204完整丰富的资料与明晰的结构框架是本篇论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它也第一次开拓了考察儿童文学发展水准的系统“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首先是时代进步使然，其次也得益于王泉根深邃而睿智的“文学系统工程”眼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儿童文学”词条曾对“有助于初步估计某一国家儿童文学发展的程度的标准”[4]做出过罗列，王泉根的思路与此有暗合之处，但也有发展，其间的差异性深刻地显示出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本土性特征。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显然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崭新时期，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文学问题，现象与思潮的涌动都是异彩纷呈的。尤其是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探索与积淀，行进至新世纪的儿童文学似乎骤然实现了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高潮。在对现象变迁一路的跟踪、捕捉、归纳、概括、提炼中，王泉根对世纪之交、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动态都有过精辟的论断。他指出，“以儿童为本位”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最核心、最根本的观念转变。这一转变激活了创作生产力，导致儿童文学创作视角的转换。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正在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走向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对话”。[3]222-232在考察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原创生产与发展思潮时，他提出在“充分的市场化、传媒手段的多样化、更为宽松自由的外部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文学外部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新世纪儿童文学从逐渐适应到走出一条新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充满希望的文学新格局。具体表现在：原创儿童文学的生产已呈现出“东风压倒西风”之势；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正在崛起；童年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儿童文学“两头大、中间小”的创作格局；幻想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未来的发展势头将有可能扭转中国儿童文学长期形成的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格局。[3]233-240当复杂变幻的文学现象杂陈于眼前时，王泉根始终能握住主潮的制高点，严格辨别良莠，评判高下，预测未来。最可贵的是他能以“大气势”驾驭“大选题”，在他“大图像”的立体构想与绘制中，“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构型最终能突破其“小儿科”的尴尬存在地位，在人类文化史的长河中屹立起其独树一帜的精神气魄。这确是一个研究者艰苦的垒建过程，我们从王泉根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段历史的耐心梳理与细致研究中，已经一点点见证了这种艰辛，同时能深刻见出的也有其个人的文化理想与学术追求。
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放置在整体时段内梳理其精神脉络，提炼其文化品性，是王泉根在分段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拓展。他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现象的外部描摹，更在于对其内在生命力与精神结构的一种整合提升。他透视彰显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变革转型；30年代的第二次转型；新时期的第三次转型。三次转型的背景，都是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影响到时代儿童观的转变，进而影响到儿童文学的巨大变化。在准确定位文学史发生嬗变的契机的基础上，他又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五代作家。[3]265-276对五代作家文学主张、成就、艺术个性的整体把握，是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文学经验与本土文学精神的总结与提炼，为社会各界认识与理解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极好的艺术肖像。
在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与人文价值的论述中，王泉根指出：“‘稻草人’的道路实质上就是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强调文学的认识、教化功能与作家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他还指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具有“文学的现代化”特质的全新文学，这种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儿童观”的转变上，更深刻地体现在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儿童文学文体建设与审美创造方面。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是滋养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文学养料，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且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新的人物谱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宝库。[3]277-282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外源影响下的产物。外来影响一直伴随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中国儿童文学本体观念建设与文学创作实践不可或缺的“路标”。外来影响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性，百年中影响与接受的文学现象复杂多端，内涵丰富，是学界需要充分展开研究的一个宏大课题。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依然是局部领域与环节上的少量研究，尚缺乏体系内完整的课题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王泉根为此问题领域搭建起的初步研究框架与研究成果就显得弥足珍贵。他以上下两编五万字的篇幅[3]283-321，对1949年以前及1949年以后的外来影响及对外交流做了基本情况的梳理，并以问题意识规整了影响的主要领域。他的论述较为全面，既包括思想观念，也包括创作实践、出版传播、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等。该文章具有很强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论题意识，为后续者的研究树立了很好的风向标。
王泉根的儿童文学思潮研究具有很强的时间意识，历史的“时间点”及完整的“时间段”在他的论题中都很凸显，由此，也自然生成了其思潮研究厚重的历史感。他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儿童文学有很好的总结，他也论述过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总之，“整体观”视野使王泉根进入到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历史推进的较深层次，在这一过程中，他一直试图去揭橥的也是本土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本质。他在繁杂的文学史现象中厘清了主流脉络，为国人认识与定位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基础的坐标。他总结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也廓清了其独特的人文价值。他能准确描述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又能在繁华的现象中对发展动向做出理性的把握及前瞻的预测。总之，其历时形态的儿童文学研究属于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为后续者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学科根基。
二、勘探基础理论问题，呈现真实本质的儿童文学
20世纪早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萌芽发展，一代学人开始了致力于对“儿童文学”之为何物的理论认知。整个20世纪上半叶，围绕着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儿童文学的文体问题、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向度初步开垦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版图。对这部分成果，笔者在著述《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中曾经有过较翔实的探讨。但是，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儿童文学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更充分的理论话题的展开在其时还实现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整体的文学语境中，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观念价值感都很集中，意识形态特质强，也没有能够获得更充分的学理探索。新时期以来发展至今，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更全面、更基础、更富有学理性发展的时期。本著述所论述的新时期以来崛起的这一批理论批评者，每一位都以自己的理论旨趣与研究专长，从不同向度丰富发展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这其中，王泉根的基础理论研究表现出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
王泉根的“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思想在1985年提出，这一问题探讨的背景是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作者说：“关于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直是儿童文学理论界至为关注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混沌一团的问题之一。”[5]8他在回顾了“五四”以来有关儿童文学的种种界说后，分析了“本位说”“教育说”，乃至新时期以来更多关于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之说，指出，我们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之所以找不到共同的易于普遍接受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卡了壳，这就是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在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幼年（三岁到六七岁）、童年（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岁）、少年（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三个阶段不同的身心发育特征后，他提出了把“儿童文学”一分为三，明确提出并肯定“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的概念。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划分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是意义深重的。早在1920年，在“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现代”事物刚被引入国内的时候，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在启迪国人观念、普及基本文学知识的层面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周作人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论及了有关儿童文学各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他从儿童学的角度，谈到了儿童大约分为四期：婴儿期（一至三岁）、幼儿期（三至十岁）、少年期（十至十五岁）、青年期（十五至二十岁），并大概论及了各期儿童的身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应论述了幼儿前期、幼儿后期、少年期各期的儿童的文学分配，以及它所对应的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周作人在这个问题上为学界立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但囿于时代局限，以及儿童文学原创的空白，他的思想表述还主要停留在引介西学的层面。承接周作人的思想脉络，在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经推进了大半个世纪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将这一理论问题提出，并将其置于反思制约我国儿童文学思想观念的瓶颈问题层面，以现代的儿童心理学为支撑，将分层问题推向了概念更为科学严谨、层次更为合理明晰、内涵更为丰富紧致的水准上，其学理意义与知识传播功能都是显在的。
从年龄特征的差异性思考儿童问题，在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内属于“真问题”，因为它不是将儿童视为一个混沌的整体，不是在成人的想象视界内虚构儿童的问题，不是教化，不是赋予，是从自身的服务对象出发的建设路线，这样一种认知概念的澄清带动的是国内儿童文学界的一种基础观念的转向。儿童文学转向“儿童”的路途任重而道远，因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主体始终是成人，又由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儿童文学在“上对下”的载入功能上是非常积极有效的工具，因此，其真实回归“儿童”的道路需要较漫长的一段时期。对于新时期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来讲，王泉根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先在的，它在思想上对其时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整体引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效果有点儿像“五四”时期理论的先导作用。
在观念上儿童文学界逐渐推广认识了儿童文学的年龄分层问题之后，在创作上的应用则需要更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八九十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两头大，中间小，真正为童年期儿童服务的文学很少，这表明作家观念的转型滞后于理论界。一直到了新世纪初，这样的转向才真正实现。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机构，才真正将儿童的阅读主体视为中心，用心写他们需要的、愿意看的东西，由此带动了整个少儿文化产业的热潮。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更能透视出1985年王泉根关于儿童年龄的差异性及儿童文学分层观念的提出其历史的创建意义。它树立了科学理性地认知儿童的研究态度，它破除澄清了人们头脑中混沌的儿童文学意识，预示着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正在一步步走向专业化与精准化。
王泉根在20世纪80年代强调儿童文学接受年龄的差异性，与他其时受到接受美学的思想影响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再加之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影响，他充分论证出了这一命题提出的必然性与科学性。他指出，儿童读者与大读者一样，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应环节，而是实现作品功能潜力的主体，是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儿童文学对儿童是一种外部刺激，它必须适应各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必须在各个方面契合他们的接受心理与领悟力。王泉根从理论上推导出了儿童文学的“应有之义”，但他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创作者、购买者乃至讲解者都是成人，成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相当的控制支配作用，因此便出现了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的两种背反现象，一是儿童本位的，一是出于成年人某种宣传、传道、惑众的政治需要或其他需要，用来演绎教义或图解概念的形式上的儿童文学。此外，少年儿童也从成人文学中找寻适合自己的作品。这就客观上形成了儿童阅读文学的两大门类：“儿童本位的文学”与“非儿童本位的文学”。在以全面的视野观照完儿童文学的客观存在形态的基础上，最终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儿童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模糊”文学，只有比较意义上的相对独立的儿童文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完善的儿童文学。[5]30-36
“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基本观念的廓清，无论对理论界还是创作界，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工作，它代表了王泉根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它以科学的态度指出了儿童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自身的专业性与疆域性，但它同时也睿智地呈现出了儿童文学的相对性与悖论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由此铸造了儿童文学研究者必须秉具学术眼光的本体性与开放性，具体指他们既要“画地为牢”，严守学科边界，确立明确的“为儿童服务”的宗旨意识，建设属于儿童文学自身专有的本体文学内涵；同时又要兼顾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社会性，以更为开阔现实的文化视野，深入儿童存在与生活的真实情境，理解接受儿童阅读的“非儿童性”，在更全面客观的立场上思考“儿童文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儿童文学是儿童主体与成人主体两个主体共在的文学，对这两个主体的关系研究属于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一个范畴，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对此有重要的开拓。“五四”时期讲“儿童本位”，20世纪60年代讲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念各自强调了两个“主体”之一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与前期相比，对此问题认识掘进的核心表现在不去“孤立”地凸显任一方，而是全面地考量到“儿童文学”生成中的价值元素，把“成人与儿童”纳入“关系”中，纳入一个“系统”中去辩证思考其间互动丰富的意义张力。学者们从各自的论证角度对此问题做过深入表述，王泉根也不例外。他以“理解与超越：徜徉在两种审美意识之间”来对此结题，他指出：与其说儿童文学反映的是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倒不如说是成年人所理解的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成人审美意识是文本的艺术质量和价值尺度赖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儿童审美意识的存在是儿童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的美学前提，这两种审美意识的互补调适与交融提升是儿童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与实现儿童文学审美本质的“阿基米德点”。[5]1-6对这两种审美意识各自的内涵构成，王泉根也有过深入的考察，运用皮亚杰的理论学说，他详细阐释了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的同构对应关系，深入论述了儿童审美意识的本原及其历史发生。进而论述到，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意识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原始意识和儿童意识的现实意识，其审美意识是现代人通过自我体验模式对世界的自觉把握。而儿童的审美意识是与原始意识相通的，通过自我体验模式对世界的不自觉的认同。因此，儿童文学作家既要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儿童思维、儿童审美意识的特点，又必须超越儿童，引导儿童，提升儿童，发挥创作主体对儿童文学的主导作用。[3]94-105
作为一种提供给异于“成人”的“孩子”阅读的文学作品，有关“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永恒”的理论话题。对其本质内涵的反复辨析一方面呈现出的是理论研究的不足，由认识的不充分带来了观点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还没有达成较稳定统一的共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文学构造与价值关联的复杂性，的确需要时间逐步从学理上去沉淀、发展、明晰对其的深度认知。1996年第一、二期的《儿童文学研究》发表了班马、刘绪源、方卫平等的“热点争鸣”，在有关“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等这样一些基础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王泉根在回应这次争鸣时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借由这次争鸣，他对“儿童文学研究”本身的认知形成了很透彻的表述：“我始终认为，作为关注儿童生命存在状态的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儿童文学研究，其首要之务与重心所在自应定位在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上……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是从根本上强调儿童文学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所在”，“儿童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给整个文学王国、文学史以及人文科学领域的成果，主要还是我们最具自身学术个性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之研究”。他呼吁：“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具有学理深度与学术规范的儿童文学话语空间。我们需要强调独特的学术品格，高扬生命的主体哲学。”[3]60-72因此，紧密围绕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展开基础问题的研究便始终是他的研究理路。
“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始，首先要为研究对象找到合理性、科学性、合法性、客观性，否则它就是一个‘伪’的课题，即不存在、无意义、无根据的课题。”[3]20对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儿童文学”，王泉根的理论意识一直是自明的。他所做的所有基础工作都是牢牢握定这个研究对象本身，以宽博的人文视野，在文化与文学的大语境中为它积极寻找论证自身的存在位置，去彰显它的特殊精神与艺术气质。因为研究意识中“儿童”这一维度对“文学”的积极介入，也使得王泉根对“文学系统”的理解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我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文学（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两个视角加以分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文学系统。第一个视角是文学的时空角度，第二个视角是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3]20在他重新建构起的“文学系统”观念中，文学按照时间性（即时代性特征）、地域性（即民族性特征）形成了一个结构谱系，文学按照生产者界度（分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消费者界度（分为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形成了另一个结构谱系。这样一个立体的文学系统坐标很客观也很形象地定位了“儿童文学”，使人们易于理解认识其存在的意义价值。
“什么是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或曰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学价值与艺术规范的文学类型，其在美学意义上的基本特征到底是什么？这无疑是儿童文学研究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实际上涉及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之展开，也就是从‘真理’的角度逼近儿童文学的本质。”[3]1这是王泉根在新世纪的儿童文学研究中重点提出的一个本质问题。从常识观感看，这应该是一个已经早有定论，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话题，因此也是最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但在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一派繁华景观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捡起这个命题自然另有深意。对此问题，学界已有的结论都是与少年儿童的精神特征相联系进行概括，如纯真、稚拙、欢愉、质朴或儿童情趣等，但王泉根认为这只是枝叶而不是树木，“儿童文学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门类在人类文学艺术版图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自然应有其远比纯真、稚拙、儿童情趣更具丰沛张力的艺术内涵，更为深刻重要的美学原因”[3]1。这一思考是切中肯綮的。王泉根欲图彰显的，就是所以能支撑这一独特文学类型存在的价值根本。愈是在儿童文学现象发展充沛、愈呈现出乱花迷眼之势，他恰以为我们愈需要澄清敞开这一“根性”的“基本特征”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儿童文学的“方向”与“功能”问题，是最不可忽视的儿童文学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价值观问题。
王泉根首先从儿童文学的发现与发生这样的“源头”高度切入去回答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这个问题。他分析道，成人何以要在已有的成人文学之外，专门为儿童创造独立形态的文学，其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充分呈现人类社会（成人世界）尊重儿童的权利与社会地位，充分理解和满足儿童世界具有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特殊的精神需求与文学接受图式；二是需要通过这种适合儿童思维特征和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来与下一代进行精神沟通与对话。[3]1-2“儿童文学是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传递与精神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现世社会对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也即人化设计）与文化规范的艺术整合。”[3]2-4在这样的一种生成背景下，儿童文学便与成人文学有了最基本的区别，王泉根认为，剖析厘清这种区别正是考察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的重要切入点。进而他总结出，成人文学大致倾向于“以真为美”的美学倾向，而“以善为美”则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以善为美”有着自身崇高的目标：从本质上说，以善为美是为了在人类下一代的心灵中做好一个人之为人的打底的工作，是为着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是一件涉及“人的目的”的伟大事业。儿童文学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赋予了比之成人文学更具体、更实际的“改善人类”的“最高目的”的文学实践本性。[3]4-5对于如何坚执落实“以善为美”的美学理想，如何建构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形态，王泉根提出了三点想法：一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不同于成人文学的艺术真实；二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是以儿童的精神特征作为审美创造基础的；三是儿童文学在题材内容方面有其不同于成人文学的明显区别。[3]7-17
从文学实践本性的高度去认识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以善为美”命题的提出，解决了儿童文学认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核心范畴，建立起了自己的“区别问题”及理论范围，解决的正是王泉根此前所强调的对儿童文学“特殊精神”之把握的问题，对于理论界及创作界都具有关键的价值指针作用。
《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是一篇纲领性的研究文献，它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理论批评等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价值规约作用。它论证了儿童文学艺术生成与艺术思维的特殊性，思虑问题既有纵深的历史感，又能与一般文学在整体联系中从共时层面对比总结差异性，从文学审美形态的高度凸显儿童文学的区别性特征。论证同时又富有强烈的本土性与时代性，结合典型文本突出现实启示意义与针对性。
三、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吁求，跨学科视野下儿童文学多元理论问题的研究
与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创作与出版现象相比，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却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也是儿童文学事业推进的一个难点领域。也许是因为前者的进步可以在市场、文化的环境中较大自由地探索，也有作家个体性劳作的特征，受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与影响相对较少，而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则建基于整体的教育体制与观念，依赖于高等教育发展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支撑，它的变化不是较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自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们曾振臂高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来，儿童文学目前在我国高校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文学其他学科稳固而强势的地位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的弱势地位依然显而易见。从为儿童文学谋取更为“合法”、合宜的生存空间的目的出发，王泉根在新世纪以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学科建制的角度为儿童文学的生存发展争取权利。
对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文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王泉根做了非常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指出，“由于《目录》是指导全国高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与研究生培养的最高根据与原则，因而实际上也就成了高校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研究生、本科生课程设施，甚至包括教授投岗定编、教研室建置的‘政策’依据与实际上的操作规程。因此，《目录》中有关二级学科的设置就事关重大，直接影响到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3]35从文学系统分类结构的常识出发，王泉根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中国文学二级学科的分类与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突出表现在按文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界度区分而存在的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二级学科中被取消了，“这种残缺的二级学科设置实际上已经造成了高校文学教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混乱和损失。最明显不过的是民间文学……至于儿童文学在二级学科设置中被取消后，其后果就不光是对高校文学学科建设的损失了，而且直接影响到全国千百万在校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教育”[3]38。
二级学科的分类与设置直接影响到了相关学科在高校的地位、发展空间、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学者，王泉根从教育制度出发去澄清制约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瓶颈问题，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努力、发出的吁求对推动该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他从学科建制的角度高屋建瓴的论述，对于当前及未来相关高校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
对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史，王泉根有深入的历史研究与整体的全局把握。他特别提出，有五个时间点对学科建设发展进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第一是1923年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概论》的出版；第二是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钟敬文的倡导下在全国高校率先建立了儿童文学教研室；第三是1982年有两部《儿童文学概论》同时出版，以及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蒋风先生公开招收“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第四是1985年四川外语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第五是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面向全国及台港澳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科幻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3]74-76由王泉根对这五个时间点的统领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学科推进的历史印迹与内涵建设，其间有本质性的时代变化。对新世纪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王泉根有冷静的反思总结，“儿童文学学科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生态环境的原因……学科危机的严重性还表现在儿童文学师资队伍的急剧萎缩……儿童文学学科的危机还表现在教材短缺、学术交流停滞等方面”[3]77-82。从世纪初王泉根的论述至今，这些困境与危机近些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还缺失本质性的提升。教材建设与学术交流有所推进，但高校儿童文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依然是难点，亟须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的落实。未来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怎么办？哪些具体工作是需要我们切实推动的？王泉根概括了四个方面：一是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原创品格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也就是抓好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本点与支撑点；二是建立科学的多层次的开放的儿童文学课程体系；三是积极介入当下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与应用；四是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3]91这四个方面的确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每个方面王泉根也指出了其发展的路径与实施的具体内容。沿着他的思路，我们也可以就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与系统工程做更多的思考。我个人认为，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人才队伍的问题。专注进行研究与教学的高端人才依然相当匮乏。新世纪以来尽管我们一直在进行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但培养规模与力度还相当有限，也存在人才毕业后的分流现象。如何进一步利用好学科现有的博士生导师资源，以及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资源，激励相关高校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是一个关键问题。其次是现有高层次人才队伍的整合利用问题。由于学科发展的弱势地位，学科建设必须超越地区与高校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人才队伍，就某些基础研究做好选题规划，儿童文学学科目前更适合“协同创新”。加强国际化视野，切实推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国际化视野是我们对外部资源的利用问题，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其实都存在更大力度扩大对外交流的问题。当我们的研究者能更充分自觉地去吸收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更自如地与国外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展开交流对话，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更顺畅地立足于儿童文学的国际高等教育，儿童文学学科的振兴便真正指日可待。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得以发展至今核心的原因在于一直以来有真诚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的一代代学人专心奉献于此。与人文科学其他学科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研究的社会共识度较低，真正能够安心从事此领域研究的都是源于个人的情感认同。王泉根说，他“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热爱儿童文学学科，甚至有一种‘殉道’的精神在里面”[3]92-93。这种感受对后继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是最大的精神激励。当前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最需要引导的是研究者对本学科的热爱与奉献精神，学界只有不断聚合出更多的有志之士潜心于此，学科的发展才能被注入真正的源泉活水。
科研项目的规划与研究是检验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科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率得到较大提升，已完成的项目产生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主持开展儿童文学的科研项目方面，王泉根的成就最具有代表意义。他先后独立承担或主持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两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这些项目都产生了大视野、大角度的研究成果。如由他主编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6]便是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结题成果，这是学界第一部系统考察、研究1977年以来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专门著作。著作包括宏观研究、文体研究、地域研究、传媒研究、文献存档五个子课题。第一编“宏观研究”从九个方面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系统工程建设、整体走向、世纪沉思、性别作家研究、对外交流等做出了描述与分析；第二编“文体研究”包括小说、童话寓言、科幻、诗歌、散文、幼儿文学、戏剧电影等七种文体类型研究，全方位细部展示了新时期各类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与演变轨迹；第三编“地域研究”细致描述了各地域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分析了地域特色对各地儿童文学独特的审美质素与文化意蕴的影响；第四编“传媒研究”展示了“文化研究”视野进入儿童文学研究后的具体结果；第五编“文献存档”是编者文学史料学观念的再次集中体现，五种重要文献展示了在国家政策、文学组织等规范的文学行为活动影响下，我国儿童文学在新时期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本著作是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收获，在拓展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营建儿童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增进儿童文学学科的社会认知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立足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多元复杂的严峻现状，力图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传播现状、接受现状；深入阐释先锋性与时尚性、消费性与欲望性并存的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的新形态、新特点、新趋势，探讨青少年文化产品对青少年主体生命精神的影响；调动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语言文学等多学科学术资源，探讨青少年文化产品的存在问题与深层次原因，提出有学理深度与实践意义的引导策略和思路。项目的子课题重点探讨青少年文学、影视、动漫、数字化产品等四大门类的青少年文化产品。[7]304-320从本项目的论证计划中，可以见出项目设计的前沿性与其具备的重大社会实践意义。立足儿童文学学科的人文担当，王泉根以跨学科的综合视野，覆盖当前青少年文化产品形成的各个主导领域，以一手调研的数据案例为基础，以关怀青少年精神健康成长为终极目标，大手笔地论证并展开了本次课题研究。本项目涉及文化现象面广泛，既包括传统的纸媒文学，也囊括了各类现代化传媒下的文化产品，研究素材新，紧跟时代发展，紧扣青少年的现实文化接受，视野新颖前瞻，方法多元可靠，研究成果构想既具有理论内涵，又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党和政府加强青少年文化建设的决策上必然能提供出科学的依据。该项目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的学科边界，同时也充分地体现出儿童文学内在秉具的跨学科属性，以及其作为青少年所有文化产品的文学“蓝本”的基础地位。项目成果对于扩大儿童文学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增进儿童文学学科自觉的文化实践意识，巩固儿童文学学科特殊的人文精神价值均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