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泉根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王泉根与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研究——王泉根先生学术述评
李利芳
【说明】王泉根先生的学术兴趣、学术成果与学术影响，涉及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姓氏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吴宓研究，以及儿童文学研究等。限于本人学识，本文只论析王泉根先生的儿童文学研究。特此说明。
王泉根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学术格局中占有着核心的位置。这建基于他三十多年来勤奋的学术活动与丰硕的学术成果。其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从儿童文学思潮史论、基础理论问题、学科建设、作家作品研究、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多个层面建立起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这一观念及其理论成果为我国儿童文学在文学、教育、新闻出版等相关学科领域中搭建起了具有自身学术个性与本体精神的话语空间。王泉根直接参与、见证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自新时期以来发展的全部历程。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学术谱系建构为这一学科在当前良好的发展态势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原创品格、中国话语、‘有我’写作”，这使得他对中国儿童文学全局发展的任一学术问题的关注都打上了深深的开拓者的印迹。
一、宏阔精深的历时研究，钩沉中国儿童文学史思潮图像
作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王泉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儿童文学的科学研究时，就将学术视野的根基紧紧锁定在20世纪早期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他是最早系统整理我国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文献史料的学者。1984年他编选《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将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最重要的人物——周作人的相关文章做了归类整理。该选集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体现了编者睿智的学术眼光与勇敢的学术气魄，这一整理工作直接推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周作人儿童文艺思想的研究。从1984年岁暮，他开始另一项艰难而重要的工作，全面搜集整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查寻资料的途径包括浙江图书馆、北京、上海、长沙等地。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于1989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论选共收入150多篇研究文章，都是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文献价值与参考价值的各种代表性理论文章。论文选有六辑的体例结构，能明确见出编者构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整体框架的主体意识。同时，编者在每篇论文的后面都附了一个“砚边小记”，对于论文的时间、出处、作者情况、论文大意等做了一个介绍，这是学界对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系统研究的开始，属开创性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又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做了选编，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著述做了目录梳理，文献史料整理一直伴随在他的研究进程中，在其大量著述中都有体现。王泉根的文献史料功底是其全部研究的根基，也是其“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得以确立发展、牢不可破的学术支撑。他的这一学术“笨”功夫很早就得到学界的认同，现代文学学者张大明在为他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本书作者拥有丰富、扎实的资料。他的结论不是随意得出的，他做到了言必有据，无一字无来历。他真花了功夫。”[1]
扎实的文献史料研究使得王泉根充分掌握吸收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早期的思想资源，深入历史幽微洞察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及发展初期的精神特征及文学面貌，再结合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儿童文学资源的细致辨析，宏阔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观在王泉根起步阶段的学术研究中就建立了起来。在随后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中，他以突出的问题意识，按照历史线性思维，立足于风起云涌的社会背景下，分板块绘制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史清晰的思潮图像。这些理论文章深深根植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之中，以清醒独立的“儿童文学”学科意识去伪存真，评判事实，凝聚思想，构建出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精神特质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观念与文学成就发展图谱。
从世界范围来看，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都是在晚近时期。与成人文学具有本质区别特征的是，儿童文学的问题其关键点并不是一个“文学”的问题，而是“儿童”的问题。这是儿童文学的普遍发展规律。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儿童文学”词条所表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迹可循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开展一切有关于儿童文学的活动的逻辑起点。在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问题时，王泉根将思想的触角牢牢固持在这一起点与支点上，因此其研究从起步起，就置身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语境当中，以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为指导，以世界儿童文学为有力参照，溯本清源，用“中国话语”书写出了“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2]5。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儿童观’演变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能清醒地把握这一点，我们便会更深刻地把握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与美学品性。”[2]5这是一句含义深刻、极具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观念表述，对王泉根这一判语的深入理解，会有助于穿透认识其之后系列的儿童文学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现”这一命题，经由充分的论证，他形成了这样的结论：“时代的呼唤，儿童的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与催化，这就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发现与发生的全部原因。”“从社会史方面说，儿童文学的发现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因素与标志。”[2]13这一全景式的思想判断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对儿童文学的问题研究做了整体性的价值定位，它囊括了儿童文学学科领域在学术界存在的全部知识背景、科学研究的价值、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其意义高度等。
王泉根的儿童文学史论研究以客观的史实为基础，但他能挣脱平面事实杂糅并存的现象之网，摆脱历史迷乱，在纵深的史像河流里觅得主脉，呈出本土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实质，这是其历时形态的儿童文学研究最可珍视之处。所以其“主潮”立论下的众多大块头文章，都是对百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某些关键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时段的“整体”穿透，这些成果按照时间线索放置在一起，颇具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态势，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生命气度与文化景观的一种积极呈现，为世人认识本土儿童文学打开了一扇鲜亮的视窗，这应该是其作为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开创者最具历史功绩之处。
“五四”时期是中国“儿童观”发生巨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时期。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观念及行动实践、整体建设成就，王泉根条分缕析，有过透彻的论述。[3]150-162他指出，“‘五四’儿童文学的总特点是以理论发其端，实践继其后的”，“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初创阶段，‘儿童本位论’几乎成了许多儿童文学文论的立论依据……自从出现了‘儿童本位’的崭新观点以后，随着传统儿童观误区的纠正，由此产生了许多重大的革新”，“‘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主要是翻译外国作品与采集改编民间口头创作或改编某些适合儿童的传统作品，甚少作家独创之作”，“‘五四’儿童文学是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而显示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转型包括两方面：旧文化背景的解体与新文化背景的建构”。这些精辟的概述已沉淀为了“中国儿童文学史”，它从学理上对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文学形态的厘清与总结，对我们准确把握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初生形态及认识理解其后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成长期，这一时期“以茅盾（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叶绍钧）、谢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事件与文学现象”[3]163。这是我国儿童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真正开展实施本土建设的关键阶段，尤以特别的是它汇入了文学研究会的文学运动之中，更加凸显了其强烈的时代主音，映照出“儿童文学”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曾经占有了怎样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对这样一段具有充分本土文学经验探知的运动历程，王泉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将相关人士的重要文学活动贡献及相关史实面貌清晰地勾勒出来，并对各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精要的评述。在微观而系统地考察完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成绩之后，他对这一流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及精神特质有了精准的定位：“他们从一涉足儿童文学，就十分强调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茅盾语）的社会效果，始终注重儿童文学与社会人生的联系。郑振铎在1923年为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所写的序言，是阐释‘人生派’作家儿童文学观的纲领性文字……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有着大体一致的风格和特色，这就是：坚持儿童文学直面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特点，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旗帜，直接把人生百态引入创作视野，使儿童文学与时代脉搏和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出中国社会‘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茅盾语）。”[3]173-174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极具“中国”特质的文学建设活动，它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又深具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对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儿童文学文化自觉的剖析与澄清，是对20世纪20年代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文学时段的研究的重中之重。王泉根的研究完成了这一重任，“他们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道路，不仅成为2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主潮，而且对三四十年代乃至194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3]174。他的这一结论对于后续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航向引领与价值指导作用。
建基于对每一时段如此扎实深入的历史把脉，王泉根随后对各个时代的理论总括就是自然而自得的了。在对20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的研究中[3]176-185，他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大思潮中，拨清儿童文学领地的重重迷雾，高屋建瓴地指出，“1930年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价值功能的选择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强化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从此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本为“为儿童而存在”的一种文学类型，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下，它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内涵可以被强化到怎样的高度。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到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再到30年代的“两翼”之争，王泉根为我们梳理出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可以清晰地透视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在从外来影响走向本土经验的历程中，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革命道路的求索过程中，儿童文学一直以被放大了的“文学”——“民族、国家”想象的身份介入了社会革命的进程。这样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使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属于自身的独特文学印痕，也为人类谋求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经验图谱。对此问题领域的有力言说，之于现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视点与价值意义。儿童文学为国人有效地开辟了一块精神领地——生成的“童年”语境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考想象民族解放的一个特殊的路径。因此，在“社会史”的思想高度上鸟瞰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姿态及发展变迁，一直是王泉根儿童文学史论研究的批评坐标。
在战争年代，“民族战争成了儿童文学的主要题材，爱国主义是整个儿童文学认同与高扬的主题，现实主义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在艺术体裁方面，直接与小观众对话的儿童剧和广阔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少年小说、童话得到了较大发展，儿童诗也有长足进步。儿童文学工作者增强了使命意识，他们的儿童文学实践是与时代的救亡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186。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构成更显出浓厚的革命主音，王泉根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在时代政治格局中清理出儿童文学发展枝枝蔓蔓的脉络与路向，对抗战年代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大后方儿童文学、沦陷区儿童文学、根据地儿童文学、抗战胜利后的儿童文学各自的文学成就与艺术特色，他都逐一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论述，这尤其显示出他的文献史料功底。
“一部儿童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3]204，这是王泉根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始终紧扣的价值观与持有的方法论。“‘十七年’儿童文学，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完全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儿童观’及其影响下的‘儿童文学观’。”“考察‘十七年’儿童文学，最能显示其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发展规律与顺逆曲直的，是这样三种现象：少先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教育儿童的文学与配合各项‘中心’、‘运动’；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与审美向度的缺席。”[3]204如此明晰的思潮描述与判断建立于王泉根深厚的儿童文学学养与扎实的文学史功底。对中国儿童文学宏阔精深的历时研究赋予了他稳固开放的本土问题意识，借由他的整体性学术理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儿童文学曲折流变的纹脉，认清其发展的“社会性”与“民族性”本质，彰显其独特的世界性价值，同时以“童年”为镜，也借以“看见”中国现代化推进之步履与艰难。
虽一直处于弱势学科，但中国儿童文学确是我们国人识别“自我”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文化标志。这种认同得自于儿童文学学者的“叙述”。“解放儿童”的观念在中国又因具体的文化传统与国情，其步伐与进程显得稍微迟缓，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言论与思想的启蒙与观念传播便显得尤为可贵。王泉根怀有赤诚的儿童文学理想，这使得他30多年来一直潜心在20世纪纵深的文学长河里去爬梳剔抉属于儿童文学的那些精神财富，他相信文学史的力量，它虽属一种权力，但对于那些边缘学科的拓荒者来说，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因缘巧合，是他们选择了儿童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选择了他们，总归他们是天然禀赋了这一使命，去完成百年历史交予的重任。
于是，叙述历史也责无旁贷地推进到了新时期。这一时期既是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进入突变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也是儿童文学学科真正属于王泉根这一代儿童文学学人的“历史新时期”。作为站立在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作为每一次理论争鸣与话题制造的参与者与发声者，作为对纷呈儿童文学万象的洞悉者，王泉根对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思潮的把脉更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他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三个拓展”[3]213-221的高度概括，从本体儿童文学的建设高度，以观念、美学目标、儿童主体性、年龄分层等若干关键议题，廓清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如何在根本性上回归为“儿童的文学”的历程。而要实现这一切，它完全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面向的系统工程，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上，王泉根又体现出他开阔大气的学术视野，这一点也正迎合儿童文学自身的跨学科特质，它要求研究者绝对不能拘谨束缚在窄狭的文学一隅而自说自话，儿童文学从发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是“社会”的。从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作家队伍的建设，传播媒介的发展，文学评奖的设立，学会、笔会、研讨会的活动，高等学校儿童文学教学的提升，儿童文学丛书“出版热”，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等八个方面，王泉根详论了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2]174-204完整丰富的资料与明晰的结构框架是本篇论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它也第一次开拓了考察儿童文学发展水准的系统“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首先是时代进步使然，其次也得益于王泉根深邃而睿智的“文学系统工程”眼光。《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儿童文学”词条曾对“有助于初步估计某一国家儿童文学发展的程度的标准”[4]做出过罗列，王泉根的思路与此有暗合之处，但也有发展，其间的差异性深刻地显示出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本土性特征。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显然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崭新时期，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文学问题，现象与思潮的涌动都是异彩纷呈的。尤其是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探索与积淀，行进至新世纪的儿童文学似乎骤然实现了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高潮。在对现象变迁一路的跟踪、捕捉、归纳、概括、提炼中，王泉根对世纪之交、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动态都有过精辟的论断。他指出，“以儿童为本位”是新时期儿童文学最核心、最根本的观念转变。这一转变激活了创作生产力，导致儿童文学创作视角的转换。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正在高扬“以善为美”的美学旗帜，走向儿童文学的“全人类对话”。[3]222-232在考察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原创生产与发展思潮时，他提出在“充分的市场化、传媒手段的多样化、更为宽松自由的外部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文学外部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新世纪儿童文学从逐渐适应到走出一条新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充满希望的文学新格局。具体表现在：原创儿童文学的生产已呈现出“东风压倒西风”之势；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正在崛起；童年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儿童文学“两头大、中间小”的创作格局；幻想文学创作方兴未艾，未来的发展势头将有可能扭转中国儿童文学长期形成的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格局。[3]233-240当复杂变幻的文学现象杂陈于眼前时，王泉根始终能握住主潮的制高点，严格辨别良莠，评判高下，预测未来。最可贵的是他能以“大气势”驾驭“大选题”，在他“大图像”的立体构想与绘制中，“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构型最终能突破其“小儿科”的尴尬存在地位，在人类文化史的长河中屹立起其独树一帜的精神气魄。这确是一个研究者艰苦的垒建过程，我们从王泉根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段历史的耐心梳理与细致研究中，已经一点点见证了这种艰辛，同时能深刻见出的也有其个人的文化理想与学术追求。
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放置在整体时段内梳理其精神脉络，提炼其文化品性，是王泉根在分段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拓展。他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现象的外部描摹，更在于对其内在生命力与精神结构的一种整合提升。他透视彰显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变革转型；30年代的第二次转型；新时期的第三次转型。三次转型的背景，都是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影响到时代儿童观的转变，进而影响到儿童文学的巨大变化。在准确定位文学史发生嬗变的契机的基础上，他又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五代作家。[3]265-276对五代作家文学主张、成就、艺术个性的整体把握，是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文学经验与本土文学精神的总结与提炼，为社会各界认识与理解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极好的艺术肖像。
在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与人文价值的论述中，王泉根指出：“‘稻草人’的道路实质上就是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强调文学的认识、教化功能与作家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他还指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具有“文学的现代化”特质的全新文学，这种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儿童观”的转变上，更深刻地体现在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儿童文学文体建设与审美创造方面。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是滋养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文学养料，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且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新的人物谱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宝库。[3]277-282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外源影响下的产物。外来影响一直伴随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中国儿童文学本体观念建设与文学创作实践不可或缺的“路标”。外来影响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性，百年中影响与接受的文学现象复杂多端，内涵丰富，是学界需要充分展开研究的一个宏大课题。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依然是局部领域与环节上的少量研究，尚缺乏体系内完整的课题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王泉根为此问题领域搭建起的初步研究框架与研究成果就显得弥足珍贵。他以上下两编五万字的篇幅[3]283-321，对1949年以前及1949年以后的外来影响及对外交流做了基本情况的梳理，并以问题意识规整了影响的主要领域。他的论述较为全面，既包括思想观念，也包括创作实践、出版传播、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等。该文章具有很强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确立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论题意识，为后续者的研究树立了很好的风向标。
王泉根的儿童文学思潮研究具有很强的时间意识，历史的“时间点”及完整的“时间段”在他的论题中都很凸显，由此，也自然生成了其思潮研究厚重的历史感。他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儿童文学有很好的总结，他也论述过改革开放30年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总之，“整体观”视野使王泉根进入到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历史推进的较深层次，在这一过程中，他一直试图去揭橥的也是本土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本质。他在繁杂的文学史现象中厘清了主流脉络，为国人认识与定位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基础的坐标。他总结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也廓清了其独特的人文价值。他能准确描述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又能在繁华的现象中对发展动向做出理性的把握及前瞻的预测。总之，其历时形态的儿童文学研究属于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为后续者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学科根基。
二、勘探基础理论问题，呈现真实本质的儿童文学
20世纪早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萌芽发展，一代学人开始了致力于对“儿童文学”之为何物的理论认知。整个20世纪上半叶，围绕着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儿童文学的文体问题、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向度初步开垦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版图。对这部分成果，笔者在著述《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中曾经有过较翔实的探讨。但是，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儿童文学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更充分的理论话题的展开在其时还实现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整体的文学语境中，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与思想观念价值感都很集中，意识形态特质强，也没有能够获得更充分的学理探索。新时期以来发展至今，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更全面、更基础、更富有学理性发展的时期。本著述所论述的新时期以来崛起的这一批理论批评者，每一位都以自己的理论旨趣与研究专长，从不同向度丰富发展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这其中，王泉根的基础理论研究表现出自身鲜明的个性特征。
王泉根的“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思想在1985年提出，这一问题探讨的背景是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作者说：“关于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直是儿童文学理论界至为关注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混沌一团的问题之一。”[5]8他在回顾了“五四”以来有关儿童文学的种种界说后，分析了“本位说”“教育说”，乃至新时期以来更多关于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之说，指出，我们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之所以找不到共同的易于普遍接受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卡了壳，这就是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之间的矛盾。在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幼年（三岁到六七岁）、童年（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岁）、少年（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三个阶段不同的身心发育特征后，他提出了把“儿童文学”一分为三，明确提出并肯定“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的概念。这样一种科学理性的划分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是意义深重的。早在1920年，在“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现代”事物刚被引入国内的时候，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在启迪国人观念、普及基本文学知识的层面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周作人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论及了有关儿童文学各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他从儿童学的角度，谈到了儿童大约分为四期：婴儿期（一至三岁）、幼儿期（三至十岁）、少年期（十至十五岁）、青年期（十五至二十岁），并大概论及了各期儿童的身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应论述了幼儿前期、幼儿后期、少年期各期的儿童的文学分配，以及它所对应的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周作人在这个问题上为学界立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但囿于时代局限，以及儿童文学原创的空白，他的思想表述还主要停留在引介西学的层面。承接周作人的思想脉络，在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已经推进了大半个世纪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将这一理论问题提出，并将其置于反思制约我国儿童文学思想观念的瓶颈问题层面，以现代的儿童心理学为支撑，将分层问题推向了概念更为科学严谨、层次更为合理明晰、内涵更为丰富紧致的水准上，其学理意义与知识传播功能都是显在的。
从年龄特征的差异性思考儿童问题，在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路径内属于“真问题”，因为它不是将儿童视为一个混沌的整体，不是在成人的想象视界内虚构儿童的问题，不是教化，不是赋予，是从自身的服务对象出发的建设路线，这样一种认知概念的澄清带动的是国内儿童文学界的一种基础观念的转向。儿童文学转向“儿童”的路途任重而道远，因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主体始终是成人，又由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儿童文学在“上对下”的载入功能上是非常积极有效的工具，因此，其真实回归“儿童”的道路需要较漫长的一段时期。对于新时期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来讲，王泉根这一观念的提出是先在的，它在思想上对其时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整体引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种效果有点儿像“五四”时期理论的先导作用。
在观念上儿童文学界逐渐推广认识了儿童文学的年龄分层问题之后，在创作上的应用则需要更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八九十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原创儿童文学事业两头大，中间小，真正为童年期儿童服务的文学很少，这表明作家观念的转型滞后于理论界。一直到了新世纪初，这样的转向才真正实现。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机构，才真正将儿童的阅读主体视为中心，用心写他们需要的、愿意看的东西，由此带动了整个少儿文化产业的热潮。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更能透视出1985年王泉根关于儿童年龄的差异性及儿童文学分层观念的提出其历史的创建意义。它树立了科学理性地认知儿童的研究态度，它破除澄清了人们头脑中混沌的儿童文学意识，预示着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正在一步步走向专业化与精准化。
王泉根在20世纪80年代强调儿童文学接受年龄的差异性，与他其时受到接受美学的思想影响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再加之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影响，他充分论证出了这一命题提出的必然性与科学性。他指出，儿童读者与大读者一样，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反应环节，而是实现作品功能潜力的主体，是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儿童文学对儿童是一种外部刺激，它必须适应各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必须在各个方面契合他们的接受心理与领悟力。王泉根从理论上推导出了儿童文学的“应有之义”，但他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创作者、购买者乃至讲解者都是成人，成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相当的控制支配作用，因此便出现了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的两种背反现象，一是儿童本位的，一是出于成年人某种宣传、传道、惑众的政治需要或其他需要，用来演绎教义或图解概念的形式上的儿童文学。此外，少年儿童也从成人文学中找寻适合自己的作品。这就客观上形成了儿童阅读文学的两大门类：“儿童本位的文学”与“非儿童本位的文学”。在以全面的视野观照完儿童文学的客观存在形态的基础上，最终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儿童文学实际上是一种“模糊”文学，只有比较意义上的相对独立的儿童文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完善的儿童文学。[5]30-36
“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基本观念的廓清，无论对理论界还是创作界，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工作，它代表了王泉根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它以科学的态度指出了儿童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自身的专业性与疆域性，但它同时也睿智地呈现出了儿童文学的相对性与悖论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由此铸造了儿童文学研究者必须秉具学术眼光的本体性与开放性，具体指他们既要“画地为牢”，严守学科边界，确立明确的“为儿童服务”的宗旨意识，建设属于儿童文学自身专有的本体文学内涵；同时又要兼顾儿童与儿童文学的社会性，以更为开阔现实的文化视野，深入儿童存在与生活的真实情境，理解接受儿童阅读的“非儿童性”，在更全面客观的立场上思考“儿童文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儿童文学是儿童主体与成人主体两个主体共在的文学，对这两个主体的关系研究属于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一个范畴，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对此有重要的开拓。“五四”时期讲“儿童本位”，20世纪60年代讲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念各自强调了两个“主体”之一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与前期相比，对此问题认识掘进的核心表现在不去“孤立”地凸显任一方，而是全面地考量到“儿童文学”生成中的价值元素，把“成人与儿童”纳入“关系”中，纳入一个“系统”中去辩证思考其间互动丰富的意义张力。学者们从各自的论证角度对此问题做过深入表述，王泉根也不例外。他以“理解与超越：徜徉在两种审美意识之间”来对此结题，他指出：与其说儿童文学反映的是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倒不如说是成年人所理解的儿童生活与儿童审美意识。成人审美意识是文本的艺术质量和价值尺度赖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儿童审美意识的存在是儿童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的美学前提，这两种审美意识的互补调适与交融提升是儿童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与实现儿童文学审美本质的“阿基米德点”。[5]1-6对这两种审美意识各自的内涵构成，王泉根也有过深入的考察，运用皮亚杰的理论学说，他详细阐释了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的同构对应关系，深入论述了儿童审美意识的本原及其历史发生。进而论述到，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意识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原始意识和儿童意识的现实意识，其审美意识是现代人通过自我体验模式对世界的自觉把握。而儿童的审美意识是与原始意识相通的，通过自我体验模式对世界的不自觉的认同。因此，儿童文学作家既要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儿童思维、儿童审美意识的特点，又必须超越儿童，引导儿童，提升儿童，发挥创作主体对儿童文学的主导作用。[3]94-105
作为一种提供给异于“成人”的“孩子”阅读的文学作品，有关“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永恒”的理论话题。对其本质内涵的反复辨析一方面呈现出的是理论研究的不足，由认识的不充分带来了观点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还没有达成较稳定统一的共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文学构造与价值关联的复杂性，的确需要时间逐步从学理上去沉淀、发展、明晰对其的深度认知。1996年第一、二期的《儿童文学研究》发表了班马、刘绪源、方卫平等的“热点争鸣”，在有关“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等这样一些基础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王泉根在回应这次争鸣时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借由这次争鸣，他对“儿童文学研究”本身的认知形成了很透彻的表述：“我始终认为，作为关注儿童生命存在状态的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儿童文学研究，其首要之务与重心所在自应定位在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上……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就是从根本上强调儿童文学的生存意义与价值所在”，“儿童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给整个文学王国、文学史以及人文科学领域的成果，主要还是我们最具自身学术个性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之研究”。他呼吁：“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具有学理深度与学术规范的儿童文学话语空间。我们需要强调独特的学术品格，高扬生命的主体哲学。”[3]60-72因此，紧密围绕儿童文学的“特殊精神”展开基础问题的研究便始终是他的研究理路。
“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始，首先要为研究对象找到合理性、科学性、合法性、客观性，否则它就是一个‘伪’的课题，即不存在、无意义、无根据的课题。”[3]20对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儿童文学”，王泉根的理论意识一直是自明的。他所做的所有基础工作都是牢牢握定这个研究对象本身，以宽博的人文视野，在文化与文学的大语境中为它积极寻找论证自身的存在位置，去彰显它的特殊精神与艺术气质。因为研究意识中“儿童”这一维度对“文学”的积极介入，也使得王泉根对“文学系统”的理解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我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文学（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两个视角加以分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文学系统。第一个视角是文学的时空角度，第二个视角是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角度。”[3]20在他重新建构起的“文学系统”观念中，文学按照时间性（即时代性特征）、地域性（即民族性特征）形成了一个结构谱系，文学按照生产者界度（分为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消费者界度（分为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形成了另一个结构谱系。这样一个立体的文学系统坐标很客观也很形象地定位了“儿童文学”，使人们易于理解认识其存在的意义价值。
“什么是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或曰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学价值与艺术规范的文学类型，其在美学意义上的基本特征到底是什么？这无疑是儿童文学研究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实际上涉及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之展开，也就是从‘真理’的角度逼近儿童文学的本质。”[3]1这是王泉根在新世纪的儿童文学研究中重点提出的一个本质问题。从常识观感看，这应该是一个已经早有定论，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话题，因此也是最易被人们忽略的问题。但在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一派繁华景观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捡起这个命题自然另有深意。对此问题，学界已有的结论都是与少年儿童的精神特征相联系进行概括，如纯真、稚拙、欢愉、质朴或儿童情趣等，但王泉根认为这只是枝叶而不是树木，“儿童文学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门类在人类文学艺术版图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自然应有其远比纯真、稚拙、儿童情趣更具丰沛张力的艺术内涵，更为深刻重要的美学原因”[3]1。这一思考是切中肯綮的。王泉根欲图彰显的，就是所以能支撑这一独特文学类型存在的价值根本。愈是在儿童文学现象发展充沛、愈呈现出乱花迷眼之势，他恰以为我们愈需要澄清敞开这一“根性”的“基本特征”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儿童文学的“方向”与“功能”问题，是最不可忽视的儿童文学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价值观问题。
王泉根首先从儿童文学的发现与发生这样的“源头”高度切入去回答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这个问题。他分析道，成人何以要在已有的成人文学之外，专门为儿童创造独立形态的文学，其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充分呈现人类社会（成人世界）尊重儿童的权利与社会地位，充分理解和满足儿童世界具有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特殊的精神需求与文学接受图式；二是需要通过这种适合儿童思维特征和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来与下一代进行精神沟通与对话。[3]1-2“儿童文学是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传递与精神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现世社会对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也即人化设计）与文化规范的艺术整合。”[3]2-4在这样的一种生成背景下，儿童文学便与成人文学有了最基本的区别，王泉根认为，剖析厘清这种区别正是考察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的重要切入点。进而他总结出，成人文学大致倾向于“以真为美”的美学倾向，而“以善为美”则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以善为美”有着自身崇高的目标：从本质上说，以善为美是为了在人类下一代的心灵中做好一个人之为人的打底的工作，是为着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是一件涉及“人的目的”的伟大事业。儿童文学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赋予了比之成人文学更具体、更实际的“改善人类”的“最高目的”的文学实践本性。[3]4-5对于如何坚执落实“以善为美”的美学理想，如何建构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形态，王泉根提出了三点想法：一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不同于成人文学的艺术真实；二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是以儿童的精神特征作为审美创造基础的；三是儿童文学在题材内容方面有其不同于成人文学的明显区别。[3]7-17
从文学实践本性的高度去认识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以善为美”命题的提出，解决了儿童文学认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核心范畴，建立起了自己的“区别问题”及理论范围，解决的正是王泉根此前所强调的对儿童文学“特殊精神”之把握的问题，对于理论界及创作界都具有关键的价值指针作用。
《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是一篇纲领性的研究文献，它对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理论批评等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价值规约作用。它论证了儿童文学艺术生成与艺术思维的特殊性，思虑问题既有纵深的历史感，又能与一般文学在整体联系中从共时层面对比总结差异性，从文学审美形态的高度凸显儿童文学的区别性特征。论证同时又富有强烈的本土性与时代性，结合典型文本突出现实启示意义与针对性。
三、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吁求，跨学科视野下儿童文学多元理论问题的研究
与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创作与出版现象相比，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却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也是儿童文学事业推进的一个难点领域。也许是因为前者的进步可以在市场、文化的环境中较大自由地探索，也有作家个体性劳作的特征，受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与影响相对较少，而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则建基于整体的教育体制与观念，依赖于高等教育发展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支撑，它的变化不是较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自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们曾振臂高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来，儿童文学目前在我国高校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文学其他学科稳固而强势的地位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的弱势地位依然显而易见。从为儿童文学谋取更为“合法”、合宜的生存空间的目的出发，王泉根在新世纪以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学科建制的角度为儿童文学的生存发展争取权利。
对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文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王泉根做了非常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指出，“由于《目录》是指导全国高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与研究生培养的最高根据与原则，因而实际上也就成了高校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研究生、本科生课程设施，甚至包括教授投岗定编、教研室建置的‘政策’依据与实际上的操作规程。因此，《目录》中有关二级学科的设置就事关重大，直接影响到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3]35从文学系统分类结构的常识出发，王泉根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中国文学二级学科的分类与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突出表现在按文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界度区分而存在的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二级学科中被取消了，“这种残缺的二级学科设置实际上已经造成了高校文学教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混乱和损失。最明显不过的是民间文学……至于儿童文学在二级学科设置中被取消后，其后果就不光是对高校文学学科建设的损失了，而且直接影响到全国千百万在校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教育”[3]38。
二级学科的分类与设置直接影响到了相关学科在高校的地位、发展空间、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学者，王泉根从教育制度出发去澄清制约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瓶颈问题，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努力、发出的吁求对推动该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他从学科建制的角度高屋建瓴的论述，对于当前及未来相关高校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
对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史，王泉根有深入的历史研究与整体的全局把握。他特别提出，有五个时间点对学科建设发展进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第一是1923年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概论》的出版；第二是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钟敬文的倡导下在全国高校率先建立了儿童文学教研室；第三是1982年有两部《儿童文学概论》同时出版，以及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蒋风先生公开招收“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第四是1985年四川外语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第五是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面向全国及台港澳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科幻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3]74-76由王泉根对这五个时间点的统领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学科推进的历史印迹与内涵建设，其间有本质性的时代变化。对新世纪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王泉根有冷静的反思总结，“儿童文学学科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生态环境的原因……学科危机的严重性还表现在儿童文学师资队伍的急剧萎缩……儿童文学学科的危机还表现在教材短缺、学术交流停滞等方面”[3]77-82。从世纪初王泉根的论述至今，这些困境与危机近些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还缺失本质性的提升。教材建设与学术交流有所推进，但高校儿童文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依然是难点，亟须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的落实。未来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怎么办？哪些具体工作是需要我们切实推动的？王泉根概括了四个方面：一是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原创品格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也就是抓好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本点与支撑点；二是建立科学的多层次的开放的儿童文学课程体系；三是积极介入当下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与应用；四是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3]91这四个方面的确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每个方面王泉根也指出了其发展的路径与实施的具体内容。沿着他的思路，我们也可以就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与系统工程做更多的思考。我个人认为，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人才队伍的问题。专注进行研究与教学的高端人才依然相当匮乏。新世纪以来尽管我们一直在进行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但培养规模与力度还相当有限，也存在人才毕业后的分流现象。如何进一步利用好学科现有的博士生导师资源，以及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资源，激励相关高校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是一个关键问题。其次是现有高层次人才队伍的整合利用问题。由于学科发展的弱势地位，学科建设必须超越地区与高校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人才队伍，就某些基础研究做好选题规划，儿童文学学科目前更适合“协同创新”。加强国际化视野，切实推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国际化视野是我们对外部资源的利用问题，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其实都存在更大力度扩大对外交流的问题。当我们的研究者能更充分自觉地去吸收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更自如地与国外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展开交流对话，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更顺畅地立足于儿童文学的国际高等教育，儿童文学学科的振兴便真正指日可待。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得以发展至今核心的原因在于一直以来有真诚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的一代代学人专心奉献于此。与人文科学其他学科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研究的社会共识度较低，真正能够安心从事此领域研究的都是源于个人的情感认同。王泉根说，他“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热爱儿童文学学科，甚至有一种‘殉道’的精神在里面”[3]92-93。这种感受对后继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是最大的精神激励。当前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最需要引导的是研究者对本学科的热爱与奉献精神，学界只有不断聚合出更多的有志之士潜心于此，学科的发展才能被注入真正的源泉活水。
科研项目的规划与研究是检验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科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率得到较大提升，已完成的项目产生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主持开展儿童文学的科研项目方面，王泉根的成就最具有代表意义。他先后独立承担或主持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两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这些项目都产生了大视野、大角度的研究成果。如由他主编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6]便是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结题成果，这是学界第一部系统考察、研究1977年以来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专门著作。著作包括宏观研究、文体研究、地域研究、传媒研究、文献存档五个子课题。第一编“宏观研究”从九个方面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系统工程建设、整体走向、世纪沉思、性别作家研究、对外交流等做出了描述与分析；第二编“文体研究”包括小说、童话寓言、科幻、诗歌、散文、幼儿文学、戏剧电影等七种文体类型研究，全方位细部展示了新时期各类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与演变轨迹；第三编“地域研究”细致描述了各地域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分析了地域特色对各地儿童文学独特的审美质素与文化意蕴的影响；第四编“传媒研究”展示了“文化研究”视野进入儿童文学研究后的具体结果；第五编“文献存档”是编者文学史料学观念的再次集中体现，五种重要文献展示了在国家政策、文学组织等规范的文学行为活动影响下，我国儿童文学在新时期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本著作是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收获，在拓展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营建儿童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增进儿童文学学科的社会认知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立足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多元复杂的严峻现状，力图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传播现状、接受现状；深入阐释先锋性与时尚性、消费性与欲望性并存的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的新形态、新特点、新趋势，探讨青少年文化产品对青少年主体生命精神的影响；调动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语言文学等多学科学术资源，探讨青少年文化产品的存在问题与深层次原因，提出有学理深度与实践意义的引导策略和思路。项目的子课题重点探讨青少年文学、影视、动漫、数字化产品等四大门类的青少年文化产品。[7]304-320从本项目的论证计划中，可以见出项目设计的前沿性与其具备的重大社会实践意义。立足儿童文学学科的人文担当，王泉根以跨学科的综合视野，覆盖当前青少年文化产品形成的各个主导领域，以一手调研的数据案例为基础，以关怀青少年精神健康成长为终极目标，大手笔地论证并展开了本次课题研究。本项目涉及文化现象面广泛，既包括传统的纸媒文学，也囊括了各类现代化传媒下的文化产品，研究素材新，紧跟时代发展，紧扣青少年的现实文化接受，视野新颖前瞻，方法多元可靠，研究成果构想既具有理论内涵，又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党和政府加强青少年文化建设的决策上必然能提供出科学的依据。该项目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的学科边界，同时也充分地体现出儿童文学内在秉具的跨学科属性，以及其作为青少年所有文化产品的文学“蓝本”的基础地位。项目成果对于扩大儿童文学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增进儿童文学学科自觉的文化实践意识，巩固儿童文学学科特殊的人文精神价值均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从新世纪以来，王泉根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理性务实地面对当前少年儿童所身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思考在多元儿童文化产品的发展格局中，儿童文学应如何积极发扬其人文传统，渗透其艺术质素，扩大其文学效果。在全新的媒体文化语境中，儿童文学工作者理应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同时更应有与时俱进、新颖前瞻的现代观念，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有所作为。当前，儿童文学既要“固本”，又要“创新”。这个“本”其实就是其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神生命”，也是所有艺术作品的“精神生命”。对此，王泉根有清醒的认识，“在精神层面上，所有的艺术都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如何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如何用精神产品提升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使人类的精神消解下去，甚至堕落下去”[7]292。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打通了儿童文学与其他儿童媒体文化的界限，将研究触角延伸到与儿童精神健康相关的各个文化领域。在讨论青少年影视作品的发展问题上，他一语中的地指出，“首先必须提出青少年影视创作的美学责任问题，必须强调青少年影视尤其是儿童影视，对未成年人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道义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问题，使我们的影视作品在引导、促进未成年人的‘精神成人’方面发挥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作用”[7]293。事实上，王泉根的这一价值澄清对当前少儿影视业的发展绝对是一剂及时的头脑清醒剂。它也深刻地映现出当前我国少儿影视业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警醒我们认识到，当“儿童文学”专家还在一直坚守一种严格的价值判断，一直认真地为我们的孩子监管着精神食粮的质量问题时，而儿童影视领域很多时候则处于一种盲区，因为没有专业的“儿童影视”专家去专门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一领域其实责无旁贷地就是“儿童文学”专家的重任。在多媒体时代，文学存在的方式本身在发生急剧的转型，儿童文学同样如此，这就对儿童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与视野要求。王泉根在此做出了典范。他说，“一部优秀青少年儿童影视作品的评价标准主要体现在作品的人文质量与艺术质量两方面”，“青少年儿童影视的题材内容有其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借鉴儿童文学的三分法，我建议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影视也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三个层次”[7]293-296。正如他对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的关注一样，对儿童影视作品，他思考的也是最基础的理论建设问题。作为同样提供给孩子的艺术作品，虽然两者的艺术载体有差异，但在审美内涵的构成上却完全是相通的。所以，王泉根在论述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的关系时，他说：“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有着天生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之缘……由于多种原因，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这两种艺术门类缺乏沟通、对话。儿童文学不关心儿童电影，敬而远之，不懂得将优秀作品转化为视觉艺术；儿童电影则未能看到儿童文学这一巨大的文学资源库，很少想到要从儿童文学那里借鉴新鲜的理论观念，发现与寻找可以改编成电影的优秀作品。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需要携起手来。”[7]298-299这些精辟的论述放置在儿童文化产品的整体思维框架内，为儿童文学与儿童影视作品两个领域打破了专业壁垒，指出了专业整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多媒体文化愈益取代传统纸媒文学的当下及未来，这种整合与联手既对开拓儿童文学的发展空间有现实意义，又对多媒体儿童文化产品自身的审美内涵构建有积极的价值传承作用。
随着新世纪数字出版与文化创意产业浪潮的兴起，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也被推向了人类文化形态变迁的全新的时代之中。王泉根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转型的必然性及其深远意义，高瞻远瞩地指出，“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生命性与强烈的好奇心、趋新性、求知欲，决定了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必然具有时尚性、前卫性、探索性的特征。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一茬茬不断成长、发展、变化中的少年儿童决定了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必然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属于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7]322他论述了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四个类型：核心产业、延伸产业、附加产业、综合产业，结合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指出了我国在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上存在的不足，从三个方面给出了努力的方向。
近些年来，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愈来愈多地呈现出新气象、新趋势，在这其中，儿童文学与儿童网络游戏的结盟所催生的新的文学形态，在业界与儿童读者群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对这一文学现象，学界及社会各界有不同看法。以开阔的文化理念与儿童文学美学理念，王泉根对此表明了自己的介入立场，“我们听惯了太多的对动漫、卡通、网游的批评声音，诸如‘低俗’‘类型化’‘浅阅读’‘市场炒作’……一味地批评、不屑一顾，自然容易做到，难得的是正视它们、关注它们、研究它们并改变它们，用儿童文学的高品质、真善美、精气神改变动漫、卡通、网游”。[8]83正是在这一价值基点上，他对儿童文学作家参与儿童网游文学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直接参与儿童网游创作，从根本上保证了网游产品的道德底线与文化品质，远离儿童不宜的因子，更多地在作品中融入了宽容、尊重、友谊、信任、爱心、为善等做人做事的正面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儿童网游作品……开发了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的一个新品种——儿童网游文学，对于改变当下网络游戏的荒杂局面、提升网游特别是儿童网游的品质和艺术，都是一件值得需要充分肯定的文学行为。”[8]84-85透过这些提纲挈领的论断，结合此前王泉根对儿童文学与多媒体文化关系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开放的儿童文学学科意识。“在瞬息多变的‘媒体图景’的时代进程中，儿童文学怎么清楚地界定属于它自己的领域？儿童图书和新电子数字媒体在儿童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前瞻问题也是当下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正在热议与探讨的话题，2013年8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举办的第21届IRSCL学术会议的主题就是“儿童文学与媒体文化”。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儿童文学学术课题里，王泉根秉持了一种“融通”的学科跨界意识，他思考的不仅是儿童文学自身的“固本”问题，更多的是儿童文学的积极突围，如何与新媒体范式去对接与适应。深入分析他这一理念的由来，仔细揣摩其字里行间的意义路向，可以得出这全在其“儿童本位”价值基座的根本缘由。正是以儿童为本位，关爱儿童精神成长的恒定的价值理念，促使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开放”的儿童文学价值视野——凡是于儿童精神生活有益的，之于他们向上成长的，就可以积极拿来；反之则必须予以摒弃。他的“儿童文学”完全是属于“儿童”的，以“儿童”为唯一的判断依据，而不是其自守自得下的“文学”形态，由此其“文学视野”一定不是狭隘的、一己的。
事实上，王泉根所有的这些理论探索，之于儿童文学学科的意义在于，在文化转型期的背景下，为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文化、思想、社会资源。他从来没有把儿童文学“故步自封”为人们常识中的“小儿科”，在他潜意识深处，他一直是按照“大”儿童文学来认识并致以学术行动的。由是，在“儿童—文学”的关联度上存在、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都被他统统打入关注的视野，仔细辨析其与儿童文学碰撞与对话的可能，积极抽取其于本学科发展有益的养分。这种态度对作为弱势学科存在的儿童文学来说，尤其显得珍贵与关键。
科幻文学是一类特殊的文体类型，有其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但在中国的发展却一直命运不济。针对学界有关于“不要把科幻文学的苗只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9]的学术争鸣，王泉根梳理了科幻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具体背景，以及正是儿童文学学科给予其发展空间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特殊背景下，科幻文学的苗还只能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否则不但得不到发展，甚至连生存权也会成问题。一切大话空话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正视现实。”[7]263在论证了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具有广泛紧密的精神生命联系的基础上，他同时指出了科幻文学扎根儿童文学园地的充分“合理性”。切实面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按照时代演进总结其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也是王泉根关注科幻文学的扎实行动。他指出了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生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繁荣与危机：危机之一是在文学界与科学界的夹缝中的生存，危机之二是本身的缺陷，在科学、幻想、小说三个主要因素上存在的变形的、无力的、失落的支撑；90年代以来是希望与迷惘并存。[7]268-284他的分析既在纵向的文学史线索中发现问题，概括规律，又在科幻文学的内部，以“文学性”要素突出科幻文学的审美内涵，分析当代创作存在的不足。他的研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又立于新时代的前沿，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反复辩证思考制约科幻文学大幅度推进的瓶颈问题，思考科幻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新世纪以来，王泉根一直在追踪我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足迹，因对于文学史的纵深把握与科幻文学本体问题的深入思索，他对于科幻文学的品质认知愈来愈清晰，“科幻文学是一种直指未来、想象明天的文学，是科学与未来双重进入现实的艺术形式，是人类对自身未来命运与远大前程的诗性想象与审美表达”[7]286。这样的一种审美界定无论是对推动科幻文学自身的学理研究，还是对深化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从理论上对科幻文学不断的追问，使他对我国当前科幻文学的发展形势把握愈来愈敏锐，指出新世纪的科幻文学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这种转机的突出标志是新科幻作家群的形成与新质作品的涌现”[7]288。王泉根对科幻文学的持续研究不仅活跃了科幻文学学科内部的研究状态，而且最主要的是实证性地彰显了儿童文学学科的内在活力，证明了它与相关文学学科“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中面向孩子的部分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实践性。新世纪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儿童阅读运动”的高潮，来自出版机构、教育机构、书店、作家、研究者等民间或官方的组织，为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纷纷助力，形成了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儿童阅读推广是儿童文学社会化应用的关键途径，是儿童文学作品全面走向孩子的重要平台。王泉根很早就介入对儿童阅读的关注与研究之中，并且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文学社会化推广和应用是学科建设的应用研究，这是将学术智慧转化为大众接受的必然途径”[7]91，因此，他指出这一方面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应当包括的四个方面之一。他身体力行，为此写下了系列研究成果。他以西方分级阅读体系为参照视野，结合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深入中国国情，就分级阅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什么年龄段的孩子读什么书’是儿童阅读的黄金定律，分级阅读是一种开放性、见仁见智的阅读指导，分级阅读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综合性阅读，分级阅读对阅读推广人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要求”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针对我国的现状，他提出了分级阅读应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服务大多数’原则、‘群体性差异’原则、‘量身定做’原则和‘儿童本位’原则”[7]248-256。这四项原则很精要地概括了分级阅读开展需要坚持的基本准则，为当前较混乱的分级阅读现状把握了一种方向。分级阅读虽然现在在中国搞得热热闹闹，但是王泉根很清醒地看出其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分级阅读是一项智力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多学科、多行业的智慧与力量”[7]256。我们需要“理性看待新世纪的分级阅读”[7]257，“分级阅读的核心和难点是‘选书目’，具体地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选什么？二是怎么选？三是由谁来选？‘选什么’是分级阅读的理念；‘怎么选’是分级阅读的方法；‘由谁来选’这实际上涉及分级阅读的公信力、权威性与专业性”[7]361。王泉根指出的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当前我国分级阅读发展最核心的难点问题，即今天我们还没有建设发展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能推而广之的“分级阅读”的统领平台，没有一套相对稳定的、适合我国国情与儿童阅读现状的分级阅读的分类体系，也还较少有对应的本土化的分级阅读理论研究。分级阅读走上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道路还任重而道远，儿童文学学科在这其中将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
在推动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结盟方面，王泉根也倾注了大量心力。这是他对儿童文学的文学本质及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清醒认知的表现。他说，“目前国内儿童文学产品存在与儿童文化产业脱节的现象，长期下去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原因很简单，优质作品如果不去占领儿童阅读、儿童教育与文化产业，那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下三流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占领市场”[7]86。如何让儿童更系统广泛地接触阅读到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进入儿童的有效载体究竟是什么？王泉根有冷静的认知，这也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学界逐步达成的共识。“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内容主要是‘语文’。由于绝大多数语文课都是文学、儿童文学作品，因而语文教学与儿童文学自然成了‘一体两面’之事。儿童文学又与家庭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密切相关。儿童文学是联系家庭、学校、社会最紧密、影响最深广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走进校园，如何更好地做好全社会的阅读推广，这已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重要任务与发展走向。”[8]106他不仅做观念上的倡导，而且还身体力行，在此领域形成了系列的成果。他与赵静合著了《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10]一书，将“文学”与“教育学”两个一级学科“联姻”，从“课程资源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对策研究、文体教学研究、实践研究”等板块为“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关系研究搭建起了较完善的理论框架。
四、丰富的作家作品、儿童文学现象研究，凝聚中国儿童文学本体精神
新时期以来，与愈益丰富多元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现象比较起来，理论批评的主体力量构成一直是不充分的。本著述研究的六位学者，一直属于长期坚守在这一领域的扛鼎人物。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动态文学现象的敏锐捕捉，对作家个案的阶段性研究与成绩清理，既有助于我国整体儿童文学事业的引领与推进，也裨益于局部、作家个体的积极成长。不同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研究直接呈现儿童文学的活生态，是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第一成果的概括彰显。儿童文学作为供给、对接孩子精神营养的文化产品，在面向社会、家庭、学校、孩子的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然自足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肩负有重要的价值评判与文学质量监管重任。面对层出不穷的复杂现象，研究者们要及时发言，澄清问题，剖析意义，对作家作品做出合理定位，既对文学史有交代，又要对社会与祖国的未来负责。因此，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者们的批评成果往往既是学理化的，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会面向作家、家庭、学校等众多成人社会组织，是成人社会了解、认识并应用儿童文学的重要指南。这也是儿童文学研究与成人文学研究非常有区别的一个地方。它的文学批评社会需求量更大，责任更重，更具有价值指导、规范、引领的作用。对这一特质，王泉根有清晰的认识并有自觉的担当，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有过这样的表述：“对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继续进行多视角、多侧面的探讨与正确把握，对近十年的创作实践做出实事求是的有理论深度的全面总结，对未来发展前景做出有说服力的科学预测，已成为今日儿童文学理论探讨的新课题，也是促使儿童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所必然面对的新任务。理论研究者有责任对此进行讨论与反思。”[5]114以理论视野概括总结文学现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此一研究既有历史性，也有当下性，尤其要求研究者的持续性与穿透力，既要有宏观的驾驭力，又要有微观分析的普遍性与代表性，它总是要求研究者要及时发言，大胆发言，有学术眼光，还要有魄力有胆识。王泉根在此方面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标志成果。
王泉根作家作品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他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家的系统研究，这个过程贯穿在他整体的研究历程中，他绘制出了百年儿童文学重要作家成长发展的谱系图。透过他的论述，我们既可以统领认知百年原创儿童文学的整体成就，其成长轨迹与时代特征，又可以单独识别每一位作家的艺术个性与精神特征，领悟其文本独特的审美内涵。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始终立足丰厚的一手文献史料，深入作家所处时代背景，牢牢握定作家文本，以深邃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对研究对象致以评判与定位，结论具有说服力。虽属个案研究，但他都是在“文学史”的基座上观察思考作家作品，因此其论述分析意义并不单单体现个别性，而是各个成果内在构架为“中国儿童文学”文化意识的一体性，借由个案他一直在用心提炼凝聚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精神，并努力将这种精神彰显给世界，以汇入人类儿童文学的文化财富之中。
在王泉根1983年写的关于叶圣陶童话的研究论文中，他先经多方努力，将叶圣陶创作发表的43篇童话作品逐一做了时间考证，梳理了年表细目，然后概括出叶圣陶创作形成的两个高峰期。“叶圣陶童话正是内容与形式双美的杰作，它的出现是中国艺术童话成熟的标志。”[3]324对现代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这一起点人物对艺术童话的创新与突破，王泉根以历史视野，结合文本分析，概括出其三个方面的成就特征：“直面人生，扩大题材，把现实世界引进童话创作的领域；着眼儿童，张扬幻想，注重儿童情趣，不断探索和完善童话创作的艺术形式；鲜明浓郁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3]324-331叶圣陶作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奠基人物，王泉根对其文学审美内涵与历史成就的认识把握客观准确，判断明晰，这无论对落实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是对王泉根之后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研究，都打下了坚实而稳定的基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贯穿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流，在不同时期形成了极具本土文化性格的丰富的创作成果，王泉根牢牢握定这一艺术根蒂，一路跟踪梳理了这一主流精神在作家创作中的沿革变迁，为世人认识“中国儿童文学”描绘出了清晰的文化景观图。
深入到每个作家个性气质的内部去理解同情他们的创作与文学表现，在主流精神的文脉中析出众多丰富的“这一个”，概括差异性，是王泉根研究中孜孜不倦进行的课题。对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另一个童话大师张天翼，他也在早期致以了重点关注。他归纳出张天翼童话在思想倾向上的主要特点是“真”，“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使张天翼早期的长篇童话成了‘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高尔基）”[3]333，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则显示为“奇”，表现为“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强烈的夸张、奇巧的构思”，以及“独创性的幽默风格”[3]334-336。对叶圣陶与张天翼这两座童话“丰碑”的比较理解，使得王泉根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理路的丰富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叶圣陶的短篇童话是以满蕴着‘讽他一下’的冷峻笔触，通过‘微小事件’来暴露、针砭现代中国的诸种人世相、社会相，来反映下层民众的痛苦和愿望开辟了童话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那么，30年代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则是以‘刺他一下’的战斗激情，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重大斗争，与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呼声相应答，显示出自觉追踪时代的主体意识，从而把现实主义的童话创作推向了新的阶段。微与宏，讽与刺，潜与显，这几者的交融、互补、综合，构成了二三十年代童话文学现实主义精神丰富多样的格局，从多方面帮助、引导着新生一代认识人生、认识世界。”[3]344
王泉根对周作人的研究在儿童文学领域开风气之先，资料整理与研究成果均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对周作人的关注起始于王泉根对“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问题[8]320-321的研究，“当我在点点滴滴搜集文研会资料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周作人还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是最早研究中国童话、最早系统地提出儿童文学理论见解的人，一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周氏兄弟倡导研究儿童问题、关注儿童文学开始的。我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激动不已，但学界的现状又使我陷入迷茫。对于鲁迅，学界早有定评性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长期以来无人提及”[8]321。对于其时仅作为硕士研究生的王泉根来说，发现与研究周作人的确体现出了非凡的学术眼光与学术气魄，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搜集材料的辛苦，于1984年年底编成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一书，并撰写了关于周作人的研究长文。这两项成果的出版与发表都很曲折艰难，因为其时周作人研究在学界依然是个“小心翼翼”的话题。但这两项成果最终都顺利面世了，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方面空白的填补，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开拓奠基作用，均使其成为历史性的重要研究文献。
在对丰子恺散文的研究中，王泉根将其放在“佛心、童心、诗心”的三昧境界中，对其“艺术三昧”的“多样的统一”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尤其他扬弃了已有论者将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做“逃避现实、追求理想而讴歌童心”的认识定位，从三个方面对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做了更客观全面的阐释。“丰子恺散文的童心更多的是一种本真童心的体现。首先他在心理上始终保留着比一般人远为强烈的儿童般的天性。丰子恺秉持一颗赤诚的童心……但是丰子恺文章中的童趣并非只是自我童真单纯的表现，在其童心深处还漾动着佛教思想的底蕴……丰子恺这种有着佛教底蕴的儿童崇拜使他自然而然地与影响着当时中国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异化主题相契合。这一契合使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眼光。”[3]349-352以上可见王泉根对丰子恺童心思想的层层剖解，对其复杂性思想构成的准确辨析，使我们得以清楚地见出现代儿童文学时期以丰子恺为例的一种“儿童文学”思想生成模式，其可能的文化、思想资源构成来历，其独特的文学审美理想表现形态，以及其鲜明的本土性与现代性的精神生命特征。从儿童文学一个视维对名家名著的价值分析研究，所获得的也正是类似王泉根对丰子恺研究之于我们的意义启示，其更深层含蕴在于它汇入了“现代中国”的问题研究视域。
对新时期以来标志性作家文本的定位分析是王泉根著述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个案研究凸显了当代儿童文学的美学意义及精神高度，形成了本土儿童文学一个系列的“这一个”文学肖像。如他对曹文轩的研究，指出曹文轩接续了一个断裂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作家可以学者化，学者也可以作家化”，曹文轩的文集“理性思辨与形象思维水乳交融，学术智慧与艺术创造天人合一，大雅与大俗浑然一体”。他将曹文轩小说的审美格调与艺术魅力概括为四个方面：“忧郁情调；执着美感；田园生活；语言实验。”[3]369-373曹文轩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不但将中国的儿童小说，也将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创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小说艺术的高度，审美情感的高度，文学责任的高度，文化担当的高度，语言力量的高度”[8]222。
在对沈石溪和班马的研究中，王泉根找到了为他们进行文学定位的文化视角，指出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对儿童生命成长的关切和具体运作，主要沿两个向度拓展，一是从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教育的多种角度，用以养成和提升儿童的社会人格、文化人格、审美人格；二是从自然的、精神的、心理的、原始思维与原生态的角度，对人类生命发生与发展的一些本体性与永恒性的命题做象征的表现和艺术的思考，沈石溪与班马分别在“动物性”与“儿童性”两个亚向度上在此方面开掘，他们的作品在对少年儿童自然人格、生命人格、原始人格的启悟与烛照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3]381-382这一视角的参透不仅对定位理解沈石溪与班马的创作有关键的意义，而且对深化儿童文学本体美学问题的认知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新世纪以来创造了儿童文学作品销售奇迹的作家杨红樱，学界一直以来有不同声音。王泉根忠于客观事实本身，从儿童文学自身的规律，从儿童阅读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层面，对杨红樱的当红进行了剖析。“我认为杨红樱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其秘诀就是一句话，‘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具体地说就是认准‘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不动摇。”[3]391王泉根的这一判断诉诸了“杨红樱现象”所以发生的本质原因，他以最朴素中肯的态度引领人们去面对和承认一个他们不愿意认可的事实。“杨红樱是中国儿童文学三个层次（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中童年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坚守‘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选择‘儿童视角’的叙事方式，倾注‘儿童情结’的诗性关怀，践行‘儿童话语’的审美追求，向往‘儿童教育’的理想形态，使杨红樱的作品水乳大地般地浸透到孩子们的心田，她所创造的‘马小跳’与‘笑猫’已成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品牌。”[3]401王泉根从学理深度对杨红樱文学价值的廓清对新世纪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实现了学者在重要文学现象面前及时发言、勇于坚守的批评准则。
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至新世纪，作家文本与读者接受都呈现出了繁花似锦的景观，王泉根选择了十位活跃的作家，将他们按年岁排序，并列放置做了综论，并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新世纪新十家》丛书。这十位作家是孙幼军、金波、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黄蓓佳、郑春华、杨红樱。这一综论与创作成就的集中展现，对于总结及彰显新时期整体儿童文学的实力及作家个体文学面貌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如他对孙幼军的评价，“孙幼军童话是继叶圣陶、张天翼、严文井之后的又一座童话艺术山峰。赤子的情怀，民族的立场，精致的语言，本真的颜色，打磨出具有正宗中国民族风格乃至北京语境特色的童话奇葩”。他对高洪波的评价，“这一位自有儿童文学以来，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官员，却始终坚持‘儿童文学作家’的角色定位，以他的诗心、童心与慧心，以他的睿智、博大与担当，优雅地将文本的审美性、作家人格与整体文化精神凝融为一，把读者带进作家理想人生的全真境界”[3]398-400。这些高度概括的文字彼此交相辉映，以鲜明的个性精神风气汇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大气文脉，这是经王泉根原创批评整合而成的艺术硕果。
对众多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王泉根都有过精辟的评论，如他对周锐的认识，周锐的追求“正是‘五四’以来由叶圣陶的《稻草人》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童话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周锐的童话风格我以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内庄外谐’……周锐童话的‘内庄外谐’产生于一种智慧的痛苦，却表现为一种智慧的欢乐，更体现出一种智慧的力量。”[2]344-347还有他对刘先平的评论，“刘先平的艺术实践有力地丰富了大自然文学的内涵，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的大自然文学积累了新鲜经验”[8]203。
王泉根对西部儿童文学作家李凤杰、谭小乔、钟代华、张继楼等的评论都很翔实深入。他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系统关注中国西部儿童文学，尤其是西南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者。他指出，“西南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板块”，西南儿童文学“已成为当代中国继北京、上海（以及江浙）以后的又一个儿童文学重要基地”，西南儿童文学“取得成绩最大、最能体现西南儿童文学个性并在全国文坛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是这样三方面的作品：动物小说、儿童诗与儿歌、童话寓言与科学文艺”[2]400-405。对云南儿童文学的精神风采，他也有过整体论述，“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似乎在追求那一种属于红土高原的特异地域文化情调的同时，已开始意识到了把握与揭示在这地域文化的背景上生长起来的民族个性、精神气质、现代意识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已开始感悟到了经由美丽动人的文学形象去透显出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传达出一种激动人心、潜移默化于未来一代血脉之中的审美效应与精神启悟的现实意义”。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勘探是王泉根地域儿童文学研究重要的价值向度，其对西部儿童文学独特文学内涵的建构具有非常积极的引领作用。
对重要儿童文学现象的及时关注发言是王泉根学术研究的一个特色，似乎这也已经成为他责无旁贷必须完成的工作。当新世纪《哈利·波特》在全球掀起销售奇迹、在中国也成为备受青少年追捧的文学读物时，这一文化现象骤然间成为令世人不可思议的一个热点关注问题。面对趋之若鹜的阅读高潮，王泉根以冷静的儿童文学学科意识，对《哈利·波特》的成功做出了原因阐释。“世界儿童文学史、文化史早已证明，那些真正能为儿童所接受、所喜欢的读物，都是站在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代儿童发言，替儿童说话，也就是为儿童正确‘符号权利’。《哈利·波特》之所以能征服全世界不同肤色的少年儿童，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3]423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写作需要确立“儿童本位”意识，其实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研究儿童文学同样需要确立“儿童本位”意识，王泉根这一根深蒂固的本位意识使其面对任何复杂的儿童文学现象，都能一下穿透其现象迷惑，握住其艺术肌理构造的本质内核。他指出，J.K.罗琳将写作立场锁定在儿童本位，通过两个世界的对比描写来维护儿童权利，张扬儿童潜质；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来自作者的超常想象力，而作者想象力的超常发挥，则得益于巫术思维的魔幻效果与童话文学的艺术结构；这部作品按照儿童的口味写作，悬念环环相扣，讲究故事性，魔幻世界与校园生活有机结合，所有这些使得作品牢牢吸引了孩子的眼球。[3]424-426王泉根跨越文化阻隔，对《哈利·波特》的透彻分析对于国内正确认识该作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对原创儿童文学也是有益的促动。
与成人文学出版有区别特征的是，丛书、套系出版在儿童文学领域非常常见，不同角度的丛书选题本身即内含了充分的价值判断，体现了编者的发展思路与发展目标，同时也深刻地映现出儿童文学事业本身的发展成就。王泉根是新时期以来主持创意我国大型儿童文学丛书出版的第一人，这一工作对促进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与中外儿童文学交流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由他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既是回顾、检阅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原创儿童文学成就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主义与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优秀精品佳作直接服务于中小学语文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惠及广大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工程”[8]28。在由他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的总序中，他这样写道：“别具特色的现代性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染中国儿童文学”，“本丛书锁定的出版品质是：入选的作家作品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能够用‘共通性的语言’写作，一方面是基于童心的写作，另一方面是既有全球视野，又有民族特色；富有时代精神……具有普适性与真善美”[8]40-43。新世纪以来随着动物文学在图书市场的不断升温，动物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独具艺术魅力并拥有充分自主发展前景的文学门类”，“系统梳理和评鉴现代中国动物文学的代表性成果，将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一流动物文学主要是动物小说作品，重塑出版，使其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与新世纪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这已成为具有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出版人责无旁贷的任务”[8]45-49。他也参与了对国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译进的大丛书策划，在他为《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写的总序中这样说，“我们试图以有别于其他外国儿童文学译介丛书的新格局、新品质、新体例，为广大少年儿童和读者朋友提供一个走进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全新视野”[8]294。
这些大型丛书的选题是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一个角度的体现，显示出他纵深的中外儿童文学史观、磅礴的文学视野、对作家作品资源高度创意整合的构想能力。他以自身的学术理念为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搭建起了有效的平台。在引进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方面，他也做出了积极的成就。有感于我国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工作的滞后，自新世纪以来，王泉根积极推动此一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已经错失了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进行交流对话的整整一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长期游离于国际儿童文学理论界，基本上没有建立起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的平台……在约翰·史蒂芬斯教授访问北师大期间，我向他多次请益，进行了多次深谈，最终我们达成了共同策划、主编六卷本‘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的愿景”[8]67-69。这套丛书以新颖的理论视点为国内儿童文学理论打开了一扇新鲜的视窗，建立了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友谊平台，其深远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
整体看，王泉根的研究既有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思潮史宏阔的纵论，也有对儿童文学内部文学命题、本质问题的反复思辨，既有对学科合理性、合法性的吁求与构建，也有多维学科视野参证下对儿童文学学科新的生长点的透视与跨越，既有微观精细的作家个案审美经验分析，又有穿透繁杂现象后对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艺术精神的提炼与凝聚。他的研究有纵深的历史感，建基于丰富扎实的文献史料。他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学科素养积累，又有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方法视野。他有赤诚的儿童情怀，有热情的文化参与意识，学术敏锐度高。他的学术研究一直秉承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中国原创话语精神，有气度，有伟力，擅于创建“原创”大选题。在日新月异的文化、文学发展格局与语境下，他既能保持沉静的学术理性，大气、睿智的学术眼光，穿透乱花迷眼、万象纷呈的文化现实，牢牢掌握学科航向；又能与时俱进，站立在时代潮头，积极认识理解当今少年儿童的生活变化，勇于调整专业视野，重新布局学科规划。他一直努力将“中国儿童文学”建成一个开放的文学体系，这一体系尊重历史，面向现实，朝向未来，它既属于中国儿童，也属于世界儿童，它是中国人在“童年”视域中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通过他30多年勤奋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体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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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两篇，先后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中国儿童文学的点灯人——王泉根先生儿童文学研究论
张国龙 王 越
自1980年第一次撰写儿童文学论文《安徒生童话的艺术》以来，王泉根在儿童文学领域砚耕不辍，30年耕耘，30年砥砺。20世纪80年代他坚守儿童文学这一寂寞专业，90年代他大力弘扬中国儿童文学，新世纪以来他不断关注儿童文学新现象……王泉根始终守望着儿童文学这一方净土，同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理论话语。在亲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30年的起步、发展与壮大历程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洞切关注与深辟思考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
纵观王泉根30余年的儿童文学研究历程，其学术研究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纵观全局，系统整合。其二，注重实证，实事求是。其三，民族立场，世界眼光。其四，创新进取，与时俱进。
一、纵观全局，系统整合
王泉根的学术研究的全局性和宏观性首先体现在“史、论、评”的三维合一。他是一位“一身兼三任”的学者，他的研究始终坚持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方向齐头并进。
（一）书写文学史
王泉根的儿童文学研究起步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掘。其硕士论文《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出版名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以20世纪20年代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作为论题，全面论证、考评了文学研究会诸家在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编辑等方面对现代儿童文学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文中提出，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的。正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积极投身于服务儿童、垦辟儿童文学的光荣事业，用自己切实的努力和在创作方面的卓越成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儿童文学的落后面貌，加快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步伐。王泉根率先发掘研究周作人对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的贡献，选编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一书，并在《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文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在当时敏感的历史语境中，实属不易，体现了研究者在学术上的公正与勇气。毋庸置疑，王泉根对周作人、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史册上写下了开创性的一章。
八九十年代以来，王泉根持续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探寻与批评，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潮与传统》一文中，他认为八九十年代新潮儿童文学回归“五四”，继承了“五四”儿童文学“以孩子为本位”的传统精神；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的分类，直接激活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力；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与作家的人文担当。这三方面的合力，直接促进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读物三个层次的创作、出版呈现出丰富、活跃、驳杂的景象，他通过敏锐观察，捕捉总结了包括“走向，成长”“幽默总动员”“大幻想文学”等十大引人瞩目的现象。新世纪以来，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观察》《中国儿童文学60年》等宏观性史论著作，先阶段总结，再总体概括，一步步完善着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的书写。
（二）构建理论体系
在对史论进行开掘与整理的同时，王泉根在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方面独树一帜，提出了“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一说。1985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第三届年会上，王泉根宣读交流了长篇论文《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该论文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在该文中，王泉根针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混乱状态，按照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将儿童文学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三大类，并深入剖析三个层次划分的必要性。在“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王泉根随后又提出了儿童文学两大门类——“儿童本位的文学”和“非儿童本位的文学”的观点。“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说”，“起到了拨开迷雾、廓清发展道路的重要作用”[1]，将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的探讨系统、深化，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为学界所普遍重视并获得共识。
除了分类界定之外，王泉根还对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思考。早在1991年的《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这一专著中，他就将审美功能界定为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在思考“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过程中，他提出儿童文学是两代人之间的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这一基本观念，并由此发现，成人如何看待和对待儿童的观念，即“儿童观”是儿童文学一切问题的根本。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归根结底是成人审美意识和儿童审美意识之间的“互补调适和交融提升”，由此，从“儿童观”与两种审美意识交融提升的观点出发，王泉根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大致划分为“教育主义”“稻草人主义”“卢梭主义”和“童心主义”四大形态。
王泉根始终关注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和“儿童观”等问题，新世纪以来他又提出了新的思考。从儿童观的角度出发，王泉根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梳理有了崭新的视角，他在《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一文中指出，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集中到一点就是“儿童观”问题。从“五四”“以孩子为本位”的儿童观，到30年代“配合一切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再到八九十年代尊重儿童个性的儿童观，它的背后是社会文化变革，通过儿童观来影响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在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他站在儿童文学发现与发生的源头这一高点，提出“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深入论证儿童文学审美创造形态的基本构成，以及儿童文学艺术真实的特殊性与实践个性，强调21世纪儿童文学坚守“以善为美”的美学品质的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
（三）坚持文学批评
王泉根在宏观书写儿童文学史及提出新的理论话语的同时，并不忽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早在对现代儿童文学进行发掘时，他就深度解读了叶圣陶、张天翼等的童话创作及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对张继楼的幼儿文学创作、李凤杰的少儿文学创作等进行了考察与评价，肯定其价值，指出其不足；新世纪以来，他对引发儿童文学阅读热潮的三位作家——沈石溪、曹文轩和杨红樱均进行了专题评论，分别从动物小说的生命意蕴、苦难深处的生命哲学和童年文学的空白填补三个方面对他们三人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了肯定；最近几年，他还密切关注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对李东华、苏梅等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做出了中肯的评价。
王泉根的学术研究的全局性还体现在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研究对象，宏观研究与微观透视互为补充。他进行文学研究，着眼点不仅仅在文学，而是将文学置于整个人类精神产品语境下进行考量；他研究儿童文学，着眼点不仅仅在儿童文学，而是将儿童文学置于人类文学大系统下进行把握；他既是儿童文学现象的研究者，还是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者。
2003年，王泉根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中心发言。他首先回顾了我国高校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的历史，进而指出了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回答了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儿童文学”坚韧不拔、悲凉前行的求实品格和“士志于道”的精神。同时，见微知著，也能看到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与所谓“学科级别”和“学科专业目录”之间的复杂关系。2004年，王泉根在《学术界》上发表了《评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文学学科设置的不合理性》一文。在该文中，他指出如果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有着两种界度的分类方式，那么，其一是按照时空界度来分类，其二是按照生产者和消费者界度来分类。教育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包含的文学实际上只有一种，即按文学时空界度分类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而文学系统分类结构中的第二种界度所客观存在的文学，即生产者界度中的民间文学与消费者界度中的儿童文学，统统被一笔勾销了。这篇文章被一些报刊转载，引起了广泛讨论。为了进一步阐释文中提出的“人类文学大系的分类结构”的图表，王泉根又撰写了长篇论文《论人类文学大系统的分类结构》，全文探讨了以“时空界度”和“生产消费界度”两种模式分类的各类文学的基本特征与审美尺度，同时为各类文学（尤其是易受歧视的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寻找到了科学依据。这一发现极具创新价值，集中体现了研究者的综合思维能力与宏观归纳眼光，同时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深切关注和殷殷苦心。
在“人类文学大系的分类结构”这一创见之外，王泉根近年来还提出了另一宏观体系——文学的系统工程建设。传统文学研究仅仅局限在作家作品，而他认为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包括“作家原创”“编辑出版”“理论批评”“教学研究”“图书典藏”和“阅读推广”等六个方面。各个方面相互影响，整个系统良性互动。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儿童文学的研究将不仅仅局限于作家和作品分析，而是将“童书出版”“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和“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等课题涵盖在内，极大地扩展了儿童文学的研究领域。
二、注重实证，实事求是
王泉根曾说，“我做研究比较注重朴学功夫，坚持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不搞天马行空”[2]856。他的儿童文学研究正践行了这一点。
王泉根的学术研究伊始便从实证出发，以翔实的史料收集整理为基础。早在80年代，他在研究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关系的过程中，选编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一书。该书收录了周作人论述儿童文学的相关文章47篇，于1985年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当时，周作人研究尚属敏感话题，选择这一题目自然需要极大的勇气。紧张的语境、艰苦的条件带来的注定是资料搜集的极端不便。“复印机在当时还十分稀罕，图书馆复印一张A4纸，要5角人民币，差不多等于10个鸡蛋的价格。因而绝大多数资料我都是一字一字手抄下来的。最难忘的是1984年12月29日杭州零下3摄氏度，我在西湖孤山脚下的浙江图书馆特藏部，呵着冻僵的手，抖着冻麻的腿，手抄了周作人《童话释义》等文。”[3]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虽并不完备，却饱含了编者的几多辛苦与汗水。它从史料角度弥补了周作人研究中空白的一页，并从源头处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进行了学理探寻，为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重新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泉根选编的1028页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96年，接力出版社出版了他选编的1070页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这两部巨著，合计155万字，涵盖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发展线索。在每篇文章后面，还附有选编者的“砚边小记”，对该文的中心思想及历史意义进行了总结，是为导读。从湮灭零星的故纸堆中爬梳钩稽，探赜考评出百篇史料，其辛苦自不必言，但其成果却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铺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石，为儿童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份现成的翔实可信的理论文献资料。这两部著作已成为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泽被后学。
王泉根在2000年出版的皇皇69万字巨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其体例集中体现了他学术研究的一贯特色。上编“发展思潮论”是史的梳理，中编“个案研究论”是文学批评，下编“观念本体论”是理论构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书的外编部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论点透视”。该部分收录了1902—1999年的280篇理论代表作，以存目、内容概要、点评的体例罗列。通过这280篇论文，将现代中国儿童的发展思潮及讨论热点简明扼要地呈现出来，既补充了作者自身的论述，又对一个世纪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做了一番别开生面的系统考评。
从2001年起，王泉根开始在《中国儿童文学年鉴》上对该年度的理论批评进行综述，总结点评该年度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有价值的理论文章，发现年度热点议题。这一工作既体现了他的全局意识，又反映了他的实证精神。
三、民族立场，世界眼光
王泉根的理论研究始终高扬民族大旗，在扶植本土原创作品的同时又具有国际视野，并在考察中外儿童文学交流史的过程中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一）民族立场
王泉根在给研究生们上的第一堂课上，就提出了十六个字的治学要求：“问题意识，原创精神，中国话语，学术规范。”其中的“中国话语”，指的就是民族立场。他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西化现象太严重，甚至是恶性西化。在毫不分辨的前提下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只要是本土的就是落后的。诚然，中国儿童文学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起步晚、发展程度低，但一味推崇西洋而贬斥本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偏见。他对这一现象感到十分痛心，并用自己的学术话语来高扬民族大旗，打造本土品牌，试图让儿童文学研究界回归中国声音。
王泉根对民族立场的坚持首先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对中国古代儿童文学遗产的发掘。针对儿童文学起源的“舶来说”，他认为中国虽古无“儿童文学”一词，但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则是“古已有之”，而且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民间流传下来大量的口头儿童文学，包括童谣、民间神话、童话、传说、寓言等即为明证。虽然承认古代有着丰富的儿童文学遗产，但他也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从总体上来说是落后的，长期处于一种缓慢发展与年幼一代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很不相适应的状态，与同时代的外国进步儿童文学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这体现了研究者实事求是、不盲目崇外也不妄自尊大的学术胸襟。
王泉根对民族立场的坚持还体现在对中国本土优秀儿童文学创作品牌的打造，集中体现在他对曹文轩、杨红樱两个代表作家作品的鼓励。曹文轩的以《草房子》《青铜葵花》为代表的成长小说，以其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哲理诗意的审美气质、悲悯节制的古典情调，得到了广泛好评，成为本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一面旗帜。王泉根认为，曹文轩的小说是一种现实型构架与幻想型精神的有机融合，以现实型文学的构建方法为基础，辅之以浪漫、诗意、想象、空灵、飞翔的幻想特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堪称本土儿童文学的范本。他认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应该寻找、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创作模式和风格，使之既不同于以往的原创又不同于西方的原创，为新世纪的少年儿童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
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等小说，畅销千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卖座的品牌，但她的作品遭到了各种非议。王泉根对杨红樱现象的认识，跳出了“商业性”与“文学性”之争的层面，独辟蹊径地从“填补童年文学空白”的角度切入，提出杨红樱图书畅销的秘诀就在于她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认准“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不动摇。他指出，在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三类中，童年文学的写作难度最大。长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缺乏代表性的优质童年文学作品。而杨红樱深谙童年文学的个中三昧，及其所承载的巨大的文化价值与教育意义。在积累起了童年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基调阳光、健朗、向上、幽默、晓畅的作品，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机智地恰到好处地融汇易于孩子们理解接受的立人、做事、为学的人生道理，启人思悟，引人向上，导人向善，填补了中国童年文学的空白，成为本土原创童年文学的代表作。2007年国际著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签订了杨红樱《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中8本的版权输出合同，其英文版在英美出版上市。王泉根充分肯定了这一成就，指出从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读物一直是引进大于原创，国人耳熟能详的不是安徒生、格林童话，就是《哈利·波特》。如今杨红樱的作品大举进入世界少儿图书市场，而且主要是欧美市场，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次历史性突破与成就。
（二）世界眼光
王泉根是以《安徒生童话的艺术》一文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多年来他始终关注这位世界艺术童话之父。在安徒生200周年诞辰之际，他主编了《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一书，系统回顾了国内对这一童话大师的研究历程。在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掘过程中，他注意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坛大规模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而且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儿童文学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王泉根对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儿童文学共性问题进行了研究。1996年，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编的130万字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2009年，同心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世界华文优秀儿童文学精选》六册。这套丛书是内地、港台及海外优秀原创华文儿童文学作品的集体亮相。书中汇集众多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华人儿童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展现了当代华文儿童文学作品的丰硕及风格的丰富多彩。这些丛书的选编，反映了王泉根共建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精神家园的美好愿望，体现着他的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
1998年，《哈利·波特》系列首部曲在英国问世，短短五六年时间，引发全球阅读狂潮，中国也不例外。王泉根针对这一现象，连续撰写《哈利·波特的双重解读》《哈利·波特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两篇文章，分析了作为儿童文学的《哈利·波特》魅力在于“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构建儿童心灵中的理想王国，集魔幻、校园、成长于一体等方面。而作为成人也喜欢阅读的《哈利·波特》，他则指出了其巫术思维及后现代性，其思索不可不谓深入。
王泉根学术研究的世界眼光还体现在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本土的儿童文学走向世界。近年来，他主编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书系，遴选了一批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最高水平的作品贡献给中外少年儿童。这些作品既有全球视野，又有民族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真实反映正面的中国形象、价值观，反映当今中国儿童的生活、生命状态，贴近儿童生活心理现实，具有普世性与真善美，坚守儿童文学的价值理念，为未来一代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
四、创新进取，与时俱进
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亲历者，王泉根密切关注时代进程中儿童文学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方向与关注视点。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热点问题——幻想文学的风行、多媒体儿童文学的出现、少儿图书出版热等，王泉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问题。近年来，他把目光投向儿童文学的分级阅读、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少儿图书的出版现状等领域。对于这些新现象、新问题的把握，他并非浅尝辄止、点到即可，而是深入思考、透辟分析，从学理角度对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在分级阅读方面，他发表了《关于儿童分级阅读的思考与对策》《分级阅读的四项基本原则》等文章。作为儿童文学、儿童阅读的研究者、推广者，他就中国的“分级阅读”问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人生的阅读从来都是分级的。第二，“什么年龄段的孩子读什么书”是儿童阅读的黄金定律。第三，分级阅读是一种开放性、见仁见智的阅读指导，在西方有多种分级阅读体系。第四，分级阅读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综合性阅读。第五，分级阅读对阅读推广人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要求。第六，分级阅读是一项智力系统工程，要整合多学科、多行业的智慧与力量，需要调动与整合有关儿童心理、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语言、儿童美术、儿童出版、儿童传媒、儿童文化、儿童社会工作等多方面的资源与人才，然后才能去为孩子们“量身定做”适合他们的分级读物。他在这六个方面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级阅读需要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即“服务大多数”原则、“群体性差异”原则、“量身定做”原则、“儿童本位”原则。
随着儿童文学被语文教育界重新肯定与推广，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成为急需探讨的议题。王泉根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专著，便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成果。书中认为，中小学语文课程中应该进行以儿童文学为资源的文学教育，这种文学教育在课程组织方式上不应该采取分科教学的方式，而必须强调文学课程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提升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价值功能，必须增加作品的趣味性，为学生提供具有丰富幻想性和形象性的想象世界；增加作品的情感因素；增添作品的叙事成分，注意作品意蕴的多样性，区分作品所属类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今语文教学质量的瓶颈在于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缺失，加强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已成为推进新世纪语文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与“关键词”。
面对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现状，王泉根敏锐地发现与多媒体相关联的少儿文化产业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他主持承担了《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儿童网游正是该项目的重要研究对象。他指出，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直接参与儿童网游创作，从根本上保证了网游产品的道德底线与文化品质，远离儿童不宜的因子，更多地在作品中融入了宽容、尊重、友谊、信任、爱心、为善等做人做事的正面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对于改变当下网络游戏的芜杂局面、提升网游特别是儿童网游的品质和艺术，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文学行为。
王泉根还撰写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一文，分别从开拓新的研究空间、提出新的理论话语、选择新的研究方法、重绘新的文学图志、打造新的学科平台这五个方面对新世纪儿童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与创获及其存在问题，做了概略透视。
五、结语
“在已过去的岁月，我用自己的理解和话语，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这一特殊学术领域，做了一些事情，发表了一些看法，也或大或小产生了一些影响。我自问自己的八九十年代没有白过，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在一两件事件上守一存神、见素抱朴、埋头苦干，才能真正做出一点成绩来，这犹如每颗星星只能在星汉灿烂的天幕守持一己恒定之位置，其发光发亮才能引起人类瞩目……”[2]858这是王泉根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所写的一段话。作为学者，他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构建者，是当代儿童文学的批评者，是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作为教授，他是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者和带头人，是广大有志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学生们的领路者和点灯人。30余年耕耘，他用笔与心描绘出属于自己的儿童文学图志，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深印记。
【参考文献】
[1]晏苏.王泉根的层次说[N].中学生导报，1989-04-07.
[2]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3]王泉根.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的时空变幻[N].中华读书报，2012-02-14.
（本文原载于《文化学刊》2015年第1期）
- 李利芳（1973— ），女，内蒙古丰镇人，南开大学文艺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博士后，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会员，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刊IRCL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 在本文中，王泉根所论述的三个拓展是：突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确认儿童文学具有多元的价值功能和美学目的，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识与人文关怀；摆脱了“成人中心论”的羁縻，确认儿童文学必须以切合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思维特征为基准的主体性原则，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校正了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确认以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接受心理来建构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以推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 据王泉根自己回忆，他生发起研究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的念头，是在1981年9月7日。后来以此为研究对象完成了12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该论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出版，著作题名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
- 张国龙（1972— ），男，四川营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博士、副教授，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和中国当代散文研究。右上照片为张国龙。
- 王越（1989— ），女，山东莱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硕士，现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攻读儿童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幻想小说、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右下照片为王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