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泉根从教30年自述
我与儿童文学的从教与学术之路
王泉根
三月的春阳透过车窗，暖暖地照在脸上。窗外的种种景象飞快地变幻着，我的脑海也飞快地变幻着种种印象。此刻，我乘坐高铁南下，信手在笔记本上草写这篇《我与儿童文学的从教与学术之路》。
近期有两件事触发我回忆走过的路：一件是从教30年。去年教师节前后，北师大校工会宣传窗上，很气派很耀眼地展出了全校从教30年的教师照片与简介，我位列其中。教师节那天，我收到了北京市教育工会、北师大校工会、北师大文学院赠送的纪念品与礼品。我的已毕业的几位博士生，知道这一“30年”后，张罗着要为我编选一本从教30年纪念的师生论文集。正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知不觉间，我从事教师这一行，居然已30年了！再一件是辽宁省社科院《文化学刊》总编辑、著名民俗学家曲彦斌先生打算在学刊开设《学者自述学术路》专栏，广邀相关学术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撰稿，文字不拘，要求笔带感情，有观念有文采有温度，在儿童文学领域，该刊锁定了我，向我约稿。彦斌先生的这番盛情美意自然也触发了我逝者如斯的感慨与回忆。
这两件需要回忆的事，其实是一回事：从教与做学问如影随形，手心手背，密不可分——我的教师职业也是我的学者生涯，或者说，我的学术之路也是我的教育之路。
一、上大学之前的“农兵工”
从教（与从学）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与职业生涯和“教与学”毫不沾边。我16岁初中毕业后，先被下放当知青，在故乡浙江上虞县（现在为绍兴市上虞区）章镇的覆卮山村做过两年半的知青，当了实实在在的两年半农民，学会了插秧、耘田、种菜、砍柴，挑130多斤柴担走30里路气不喘。在农村，我同时还是一位称职的生产队会计，管理着全队上百口人的吃喝拉撒。由于我勤劳自励，安心务农，被评为全县的优秀共青团员。19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去了南京军区6408部队。部队驻地合肥，一年新（兵），两年老（兵），三年打背包（退伍）。当了三年真枪实弹的军人，红五星红领章，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再以后，我在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与重庆铁路分局重庆机务段当了货真价实的七年铁路工人，先在铁路机务段运转车间当火车司炉与代务副司机，以后在设备车间当机械钳工。遥想当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我与师傅拉的不是上千位旅客就是几千吨货物，“安全正点，多拉快跑”是机务段人人熟知、天天遵循的规章与目标。虽然火车司炉的高强度劳动与高密度上班（当时每月45斤定粮还不够吃）非常人可以想象，但一想到汽笛声中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的列车，作为铁路工人的自豪感至今依然荡漾心头。“铁老大”的感情使然，因而我后来凡出差去外地，能坐火车就不乘飞机，特别是现在有了高铁、动车，真正是风驰电掣，想起当年汗流浃背当火车司炉的情景，如今舒适地坐在高铁、动车上，真是一种难言的享受。
从我的学历（初中）和履历（农兵工）看，我做梦也没想过要从教与做学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我的少年梦：“我出生于浙东曹娥江畔的上虞章镇。小镇虽小，但出过好多位历史文化名人。一位是东汉哲学家王充，距小镇十数里的滨笕茶山上至今还保存着王充墓。再一位是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据我家乡一位中学历史老师数十年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始宁墅中的‘北山别墅’，就在我们小镇的姜山东南。小镇距绍兴老城区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和我外公家同一个院子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前当过小镇的小学校长，他曾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毕业于鲁迅任校长时的绍兴师范学校。我的故乡应该是一个人文渊薮之地。但说来惭愧，故乡所有这一切与‘人文’有关的事，都是我上了大学以后才弄清楚的。故乡所有的人文故事，似乎与我以前的岁月毫无关系。我的父母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在我所知的亲戚中没有人读过中学，二姨娘文化最高，但也只是县里的简易师范（小学毕业后就读）毕业。我的父母以及我所认识的亲戚，都是社会底层的小小老百姓，一辈子都在为衣食、为生存、为子女而奔波、辛苦、犯愁，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充、谢灵运、鲁迅毫无兴趣。我小时候的最高理想，是进我们县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读书，那是一所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现代文学名家任教过的完中，校园里还有李叔同的‘晚晴山房’。但命运总是如此令人无奈，我只在家乡的章镇初级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就被命运告知：我必须自谋生路，春晖中学成了我终生难圆的梦！那一年我16岁，去了全县最高的覆卮山，插队落户当知青。”不过我只当了不到两年半的知青，而与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当了十五六年，有的已在农村安家生子。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国家规定，当知青也计算工龄，因而我的工龄从16岁起计算，至今已有整整50个年头了！
感谢1977年年底的那一场高考改革，使我有幸赶上“末班火车”，以初中文凭、铁路工人的身份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在全国570万名考生只录取27万人的5％的录取率中，有幸胜出，成了77级本科生。
更感谢当时国家的好政策，我读大学期间同样计算为工龄，不但不用交一分钱的学费与住宿费，而且原单位工资（每月37.60元）照发。因而尽管当时我已有家室之累，但我全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为衣食银两操心，使我能全身心投入学习。本科毕业后考取硕士研究生，按当时的政策，我可以享受比原单位工资要高的研究生津贴，因而又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如果放在今天，高昂的学费、住宿费，我的大学梦只能成为黄粱梦，因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学而优则报效祖国”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多数人的价值取向。
我高考时选择的专业是与铁路交通沾不上边的中文系，为什么要选择中文专业呢？从本性上说，是因为我适合“这一行”；从潜意识上说，是为了实现上文所述的少年时代“春晖中学读书梦”。
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对写作（作文）的兴趣已是浓得化不开。几乎每次作文课，语文老师都会拿我的作文作为范例进行讲评，这是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最露脸的时候。从小学扎下的作文迷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虽然16岁初中毕业后当了农兵工，但我在内心深处则自我定位为“文学青年”。因而无论在田头、在营房、在车间，一有空闲，我就会手不释卷，凡能找到的图书、报刊，我都会贪婪地阅读，如同高尔基所说，我像是一个饿汉扑在面包上……我的梦想是当业余作家，那时候（20世纪60年代），上海铁路局火车司机、工人作家陈继光，青藏高原战士作家王宗仁是我崇拜的业余作家偶像，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那几本《青年作家小说选》则是我不知翻阅过多少次的案头书。
“文学青年”的自我定位，使我在当农兵工的十多年间，暗中摸索着创作，写过通讯报道，写过诗，也写过小说、散文。上大学之前，最大的成果是在一家市级大报发表了整版小说。这篇以铁路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差一点儿被《人民文学》刊用，编辑在来信中充分肯定了“接地气、有生活”的优点，但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被采用。如果真被《人民文学》刊登了，我的人生之路可能会是另一种选择。
可以说，我是怀揣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教室的。因而大一、大二期间，我的兴趣还是创作，满以为有了随时可以借阅的图书，满以为不用上班有了读书时间，就可以实现作家梦了。
直到大三，我才猛然醒悟。两年的大学生活告诉我：大学不培养作家，大学的学术规训其实并不适合我自由飞翔的灵感，虽然这期间也偶有作品发表，但在作家与学者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因为我清楚，如果再这样下去，当我本科毕业时，充其量只是一个曾经发表过若干小说、散文的业余作家而已，我面临的去向或者是回原单位铁路局机关，或是去市里的文联作协。但这都不是我所愿，大学的氛围与气场已使我离不开它。
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从前的我无论是当知青、当兵、当工人，都是身不由己，都是出于为生存、为出路的现实目标，虽然精神上有“文学青年”的梦在支撑着，但在当时，我实在只是一个在社会底层随着时代潮汐四处漂泊的草根而已——我“无法选择”。作为社会底层的“草根”与“草民”，对命运安排的一切自然只能是欣然从命。作为既无背景又无根基的“草二代”又能做什么呢？因而当时无论是当农民、当士兵还是当工人，我都是认真敬业、老实本分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到自己力所能及、问心无愧的最高境界，至少使从小养我、疼我的祖父母（我是跟随祖父母长大的）和远在外地的父母亲放心。对自己居然还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处境，比之周围的同龄人，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时还颇感自得。而现在，这一次，命运的岔路口，我则完全可以自我选择、自我奋斗：要留大学从教，当学者，我就必须考研，必须放弃写作而改写论文。
从现实而论，大三的这一转向是出于人生规划的现实考量，但从精神深处而言，则是我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定位。我的这一选择直接来源于“人是目的”这一人生实践的坐标与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文中提出了“人是目的”这一口号，他认为道德律令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一句话上：“你的行动，要把人性，不管是你身上的人性，还是任何别人身上的人性，永远当作目的看待，绝不仅仅当作手段使用。”[1]人生在世，自然有为一己生存、欲望等进行努力的目的，但在康德看来，与实现人自身人格的完善和人生的终极目标相比，那只不过是手段，是不足道的。如果人的全部活动只是为了求得自然欲望和个人存活，那就等于把自己当作物质的奴隶，也即意味着把自己降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了。人的生命有一个比个人欲望远为高尚得多的目的，理性的使命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目的就是人自身所要实现的最终价值。黑格尔高度赞赏康德的这一观点，认为“人是目的”这一口号大大地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2]在我的大学时代，也大大地唤醒了我的自我意识与生命觉醒。
马克思说，人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历史，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创造历史。人生选择什么，就有可能是什么，如果他能抓住机遇而且早做准备。当然，选择意味着必须有所放弃，只有有所放弃才能集中目标。从大三开始，我集中精力为考研做准备。大四，我接连在大学学报与中文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第一篇论文多达一万字，发表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校的事，因为系里的老师也没有几人能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
本科毕业后，我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如愿以偿，分配到高校从教。从此就开始了30年的从教之路与学者生涯。
因我研究生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回顾我16岁后的坎坷经历，感慨系之，戏称自己是越活越小：最初是上山下乡当农民“伯伯”——以后参军成为解放军“叔叔”——退伍后成了铁路工人“老大哥”——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居然考上大学又当了“学生”——本科毕业后居然成了“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从“伯伯”化身为“儿童”，你说是不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小？
确切地说，我的学者生涯应当从读研开始，读研是我学者生涯的准备与预热。如果将读研这一段算在内，那么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三所大学：第一阶段浙江师范大学（金华）；第二阶段西南师范大学（重庆）；第三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二、浙师大的学术“预热”
浙师大两年半，从1982年2月至1984年6月，我的身份是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因浙师大当时尚无硕士学位授予权，我与同届的汤锐同学（北师大本科出身）以及上届的吴其南同学（南开大学本科出身），是在杭州大学中文系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答辩委员会由郑择魁、吕漠野、陈坚、张颂南等教授组成。1985年年初取得杭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杭州大学于1998年并入了浙江大学。
浙师大读硕，师从蒋风。我们进校时蒋老师还是副教授，毕业时，蒋老师已升任教授，而且浙江省教育厅直接将蒋老师从普通教师破格升任为校长（蒋风老师没有当过系主任、副校长，他是一步到位，由教师直升校长，这在大学校长中十分罕见）。因蒋老师的地位变化，浙师大曾在多年的大幅招生广告中，刊登有一张蒋风老师指导我与汤锐读书的“作秀”照片。
浙师大两年半，蒋风老师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除了外语、政治要上课外，其余时间几乎全可自由支配，这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蒋老师同时给了我们外出考察与学习的机会，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82年六七月间，我与汤锐，还有浙师大本科毕业留校的周晓波（诗人圣野之女），一起去沈阳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东北华北地区儿童文学作家讲习班，为期20天，听取了陈伯吹、郭风、叶君健、洪汛涛、郑文光等先辈的讲课。二是1983年冬，蒋风老师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将浙师大儿童文学研究室的老师与研究生兵分三路，外出查阅资料。黄云生与吴其南一组，周晓波与汤锐一组，韦苇与我一组。我借“铁路通”的经验，精心设计了北上查资料（同时乘机“行万里路看十方景”）的路线，陪着韦苇教授从上海出发，去了开封（河南大学）、洛阳、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太原、石家庄（河北少儿出版社）、北京（北师大、北大、国家图书馆）、南京（南京大学、江苏省图书馆）。我们坐硬座，住鸡毛店，喝咸菜汤，正所谓“吃了麦稀泡饭游西湖”，资料查阅与名胜观光双丰收，韦苇教授至今依然难忘“泉根带我第一次游了北国风光”。我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中承担了第一编三章的大部分书稿的撰写任务，也是在这一编里，我最早提出了“儿童观”是影响、决定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与发展思潮的根本原因的观点。
1982年秋天，蒋风老师筹划创办的全国幼师普师儿童文学讲习班在浙师大开班，我也成为讲课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当时进修的老师大多数比我年长，但大家对儿童文学知识结构饥渴的需求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促使我加倍珍惜研究生的学习机会。进修班每期半年，办了多期，其中的骨干教师（有的是校长）于1984年秋在浙师大发起成立了全国幼师普师儿童文学研究会（后来改名为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我一直担任该会的顾问，参加过多次年会活动。
难忘浙师大！当年这座位于金华市郊被万亩农田包围着，居然有耕牛自由进出的校园，被大家戏称为“牛津（进）大学”“四川（穿）大学”“早稻田大学”的高校，给了我充分自由学习的时间与空间，作为自由意志与创造思维的学术研究，最需要的不就是安静的书桌与整块的时间吗？我常常灌好热水瓶，带上冷馒头，钻进学习室，一直到夜深人静才回宿舍。当时我与两位外语系的青年教师住在一起，房间对面住的是中文系青年教师陶东风（今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与诗人吴晓。
浙师大两年半，我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史”的研究与“文献”功夫，重点是完成了12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1984年12月20日，我将打印稿寄往上海文艺出版社。我深深感谢该社理论编辑室林爱莲、周天、余仁凯与总编辑郝铭鉴先生“重文不重名”的用稿取向。一个学子的学位论文，居然与王瑶、钱谷融、叶子铭、范伯群等名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于1987年9月出版。需要附提一笔的是：在成书过程中，责编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一是原书名太长，将书名改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二是为与整套丛书体例一致，删除了原稿中“文学研究会与儿童文学年表”等三个附录。
《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论著，犹如我的“头胎儿子”，自然敝帚自珍。我选择长期为现代文学研究所忽视的一个课题——20世纪20年代以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作为论题，全面考评、论证了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在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编辑诸方面对现代儿童文学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与深刻的历史影响；提出在中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的，而创建这种新型儿童文学的先驱者，正是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群。这是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新文学做出的一个独特而辉煌的贡献，应当写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这本小书传出中国大陆，引起一些反响，地区的报刊均有书评。台湾的书评认为，该书对“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文艺活动的互动、理论思想的流脉及文学作品价值地位的比对与联系、分析与归纳，笔力雄厚，文理清晰，是不可多得的如椽之笔”。北京大学王瑶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材料丰富，论述精当，足补现代文学史之阙，足见用力之勤。尚望今后在研究工作上取得更丰硕之成果，特此预祝。”王瑶先生的嘉勉自然更坚定了我从事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信心。
浙师大读研期间，我还搜集并编选了周作人有关儿童文学的文集（1985年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为书名出版），发表了《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论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论张天翼的早期童话》《论色彩描写》等论文。
三、西南师大的“行行复行行”
1984年7月，我从浙师大研究生毕业，教育部分配我回读本科的母校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7月，西南师范大学与一墙之隔的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从此走上了我的从教之路，同时进入第二阶段的学术生涯。西南师大任教长达14年半，这是我生命中的“中青年时代”。
西南师大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缙云山下、嘉陵江畔。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北碚因风景佳胜成为陪都的陪都，一时文化名人云集。梁漱溟在北碚创办勉仁书院写下《中国文化要义》，老舍住在林语堂去美后留下的旧居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梁实秋在陋室完成《雅舍小品》，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创办育才学校，晏阳初设立中国乡建学院推广乡村建设，太虚法师在缙云山上兴办世界佛学院，以后“学衡派”干将吴宓也来到北碚相辉学院。北碚老城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现代四大实业家之一、开创长江民营航运事业“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倾全力营建的实验区。北碚老城至今还有收藏抗战图书文献的北碚图书馆，我曾多次去红楼老馆，收集关于抗战文学与儿童文学的文献资料。
西南师大中文系有着悠久历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吴宓、徐永年、刘又辛、曹慕樊、谭优学、彭维金等名师任教。我到中文系后，因教学需要，被分配到文艺学教研室，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过文学理论、美学、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同时又开设了由我唱独角戏的儿童文学。1990年5月，我以讲师身份被西南师范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1993年招收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在西南师大中文系，我坚持以“教书、学术”为主导，想方设法避开了有可观工资外收入、大家争着要去的函授办班、高考阅卷、外省招生等活动，相反却承担过毫无利益可言，要花时间、耗精力的《语文》双月刊编辑工作。《语文》杂志有公开刊号，主要服务中学语文教学，很可惜，后来换了主编，走市场、谋利润，办得不伦不类，最终停刊了事。因为兴趣所致，也是工作所需，我曾一度担任过西南师大重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撰写过一批重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文章。
在西南师大，我是静心教书蛰居渝州，没有想过去外地高校当访问学者或进修，只参加过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为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书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一方面组织国内外一流专家分赴各地授课讲学，另一方面在北京举办研讨培训班。1988年2月20日至3月15日，我参加了书院在北京香山空军疗养院举办的中国文化书院第三期高级学术研究班的学习，听取了（以讲课时间先后为序，部分讲课为录像）庞朴、季羡林、宁可、周谷城、陈鼓应、孙长江、汤一介、金春峰、袁晓园、李学勤、白化文、冯友兰、金克木、方立天、孙长江、朱德生、张岱年、阴法鲁、赵光武、田昌武、杜维明、何兹全、李泽厚、成中英、严绍盪、丁守和、戴逸、童大林、梁从诫等先生的授课，高密度地享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大餐。
1987年11月，教育部（时称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高规格举办首次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论证会，由文科各学科的顶级专家组成评审组，所有初选入围的45岁以下青年教师集中到北大进行答辩。我在文科哲学组参加答辩的名单中看到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部长的北师大袁贵仁。我申报的“当代社会变革与新概念儿童文学”项目入围，与北大董学文、华东师大许子东（由宋耀良代）、陕西师大叶舒宪、苏州大学范培松、山东大学高旭东、福建师大王光明等8人一起参加中国文学组的答辩。评审组组长蒋孔阳，成员有陆梅林、叶子铭、袁行霈、王元骧、狄其聪等教授，大家私下说这是一场比博士论文答辩规格还要高的答辩。我的项目获准通过，这是我承担的第一项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西南师大的平台与空间，使我能自由从事我想做我能做的学术研究，我当时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姓氏根亲文化，先后出版了《华夏姓名面面观》（1988年）、《华夏姓氏丛书：王》（1992年）、《华夏姓氏之谜》、《华夏取名艺术》（1992年中国台湾）、《中国姓氏考》（1995年日本，日文版）。姓氏研究涉及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谱牒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因而自然而然，与谱牒学、历史学、民俗学界建立了学术联系，参加过数次全国谱牒学学术研讨会。
第二方面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吴宓研究。这既是出于研究兴趣，同时也是出于侠义之心。“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学衡派”主将吴宓教授，从1950年起一直在西南师大任教，从外语系、历史系到中文系，在中文系时间最长。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吴宓的“问题”与学术研究在西南师大一直还是无人问津，这显然是不正常的。1990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首次发表了长篇论文《吴宓主编〈学衡〉杂志的初步考察》，在大陆较早揭示了《学衡》杂志的研究问题。以后又发表了《吴宓年表》《论吴宓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也谈吴宓与钱钟书》等，同时以第一手资料撰写了《吴宓有否此“密友”》，揭露畅销书《心香泪酒祭吴宓》的作伪造假。1998年6月，在我即将奉调北师大前夕，我在西南师大策划并成功召开了吴宓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暨吴宓学术研讨会，张岱年、季羡林、李赋宁、严家炎、乐黛云、唐振常等先生发来贺信，会后我主编出版了这次会议的学术论文选集《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学术研讨会以后，吴宓先生在西南师大与重庆得到了格外重视，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努力，这是学术研究正常化的大势所趋。
作为一位本性酷爱着童话的教师，我在西南师大的学术兴趣自然而然主要还是在儿童文学，这是我在西南师大第三方面的学术工作，也是主要的工作。这期间，我的儿童文学研究逐渐由“历史”转向“现实”，由“理论”转向“批评”。
西南师大早几年的儿童文学研究还是以“史”为主。我在浙师大读研期间所搜集的现代儿童文学文献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四处查阅资料，特别是去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辛苦寻觅，最终完成了80多万字的书稿。全书选辑了1905年至1949年间的140篇重要儿童文学文论，绝大多数是我首次从尘封的故纸堆中发掘整理出来，并在每篇文论后以“砚边小记”的形式，对作者、出处、内容、观点做了评述。从某种角度说，我已搭建起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初步构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大明先生（曾为我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作序）知道我的这一书稿后，曾劝说我暂不忙出版，应先将这些辛苦收集来的资料独家充分利用，撰写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之类的专著，再出版不迟。但我深感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既缺“历史”的眼光，又乏“理论”的底蕴，实在太需要“五四”以来那一代儿童文学建设者、开创者的理论资源了，于是几乎没有犹豫就先将其出版了。此书就是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使我欣慰的是，此书出版后，引起现代文学、儿童文学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凡是研究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乎绕不开它。
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的同时，我又选编了四卷本的《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遗憾的是，当时市场经济利润目标的影响已越来越重，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不得不将其砍去一半，压缩为两卷本于1989年出版，另两卷本后来“不知所终”，空耗了我的心血。在选编《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时，我已形成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的观念，提出并发表了《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等论文。因而《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就是按此观念选编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夏丏尊的散文《白马湖之冬》、周立波的抗战报告文学《小哨兵》等，都被我选辑其中。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思考与梳理，是我在西南师大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有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与《中国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的基础与准备，1995年我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中有关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部分的撰写。《中华文学通史》第一版由华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2013年改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后的新版《中国文学通史》。
1987年10月，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新任社长陈贤仲邀请国内30多位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赴宜昌神农架参加神农架笔会。陈社长曾担任过多年西安《小说评论》杂志的主编，对文学理论自然情有独钟，他敏锐地捕捉到当时国内儿童文学评论界涌动的新人新潮新观念，决定策划出版一套“儿童文学新论丛书”，请叶君健先生担纲作序。“儿童文学新论丛书”不但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第一套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书系，而且，更重要的意义是将当年一批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理论新人推上了前沿。这套书系的作者包括班马、汤锐、孙建江、方卫平、梅子涵、彭斯远等，我出版的是《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
《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是我在西南师大讲授美学与儿童文学课程的一个思维成果。我认为，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这是两代人之间进行精神对话与沟通的特殊艺术形式，因而儿童文学审美创造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审美意识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这两种审美意识既不能互相置换，也不能互相排斥，而应当互相调适与交融提升。儿童文学作家既要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儿童思维、儿童审美意识的特点，把心紧紧地贴近儿童，又必须超越儿童，引导儿童，提升儿童，发挥创作主体对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主导作用。两种审美意识的对话、交流与互补、提升，势必成为影响儿童文学审美创造实践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成人作家的“儿童观”，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艺术精神与美学品性。“儿童观”直接指导与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儿童文学审美实践，不同作家心目中的“儿童观”产生不同美学倾向的儿童文学，例如：教育主义、稻草人主义、卢梭主义、童心主义。“儿童观”问题是审视创作主体儿童文学审美创造实践的根本问题。第二，就接受主体而言，直接影响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是不同年龄阶段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所带来的对文学作品的不同接受机能与审美趣味的自我选择。这就决定了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与两大门类（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分类的必然性与科学性。第三，影响和制约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即作为接受主体的少年儿童的思维模式不同于成年人的现代思维模式，而是与原始思维同构对应的（年龄越小越明显），泛灵论、人造论、非逻辑性与因果观念等是儿童原始思维的主要特点。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一书的主体内容。《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理论思维成果，也是第一本属于理论性质的儿童文学专著。
20世纪90年代，我在西南师大完成的儿童文学论著还有《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人学尺度与美学判断》（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与《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尤其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思潮与理论思维演变的看法，两书均获得教育部人文学科研究的最高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二等奖。据我所知，我的这两部论著是国内高校儿童文学学科领域迄今为止唯一获得教育部这一奖励的。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达69万字，由北师大王富仁教授作序。此书是我在1998年调离重庆前就已选编好了的，之所以在重庆出版，这与重庆出版社副总编蒲华清的厚谊密不可分。蒲华清是一位在儿童诗创作方面颇有成就的诗人，他说，泉根在重庆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们重庆出版社竟还没有给泉根出过书，因而无论如何要我为重庆留下“纪念”。1998年10月，我北上奉调北师大，此书于2000年元月出版，这也成了我重庆—北京转型时期的一个学术结晶，同时也是我在第二故乡重庆留下的最好学术记忆与纪念。
四、调动与北上
大致从1994年我45岁开始，国内有4所高校几乎同时打我的主意，要调我。人才竞聘与引进是国内高校提升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引进的人才，当然越年轻越好，这在理科容易，文科较难。1990年我41岁晋升教授时，国内高校这个年龄段的文科教授尚不多见。引进的人才年龄，很多高校都以50岁画线，不到50岁最好，55岁也可，60岁大致没戏了。
当时要调我的4所高校，一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是成都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三是上海的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四是杭州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同济大学人事处已带我去看了安家房，房间钥匙几乎都要交给我了。处长说：“北京户口一年一办，上海户口一季度一办，只要西南师大放你，你很快就可以来同济了。”但当我将同济大学的商调函交给西南师大时，校长说北师大调你还有理由（同属教育部直属师大），同济是理工科，就没有理由了，因而压着不办。
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引进动作也很快，为了能让我一心去川大，我的女儿高考一上线，就被川大中文系录取了。其实女儿当年的考分可以去复旦，只因有可能我会调川大，女儿这才提前去了成都。但当时四川大学正与成都理工大学合并，改名为“四川联合大学”，合并后的联大内部矛盾重重，工作推脱。中文系将调我的申报材料上交到人事处，就被人事处一直搁在那里，中文系虽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北师大调我的力度最大，但西南师大就是拖着不批，碍于两校是同一系统的关系，后来西南师大答应放我了，私下又与北师大达成“校长口头协议”，要我为西南师大再服务一年，目的是将此事拖黄。于是，从1995年北师大启动调我，直到1998年10月，我才举家北上。妻子常说，那年我们举家迁来北京时只有5万元存款，好在当时北师大有用于人才引进的房子，要是放在房价涨到六七万元一平方米的今天，我们肯定不敢来北京了。
真是光阴如箭，我调入北师大已有17年了。年少时，我曾有过当工程师、当农技员甚至当一名漆匠师傅的愿望，但绝对不会梦想当教授，因为我只读到初中，就被下放当知青了。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竟成了教授，而且居然成了百年名校北师大的教授，与钟敬文、启功先生等国宝级大师成了同一个系的教授。此可谓人生如梦、梦圆人生乎！
五、北师大的所作所为（之一）
北师大调我的目的是重振儿童文学学科。儿童文学一直是北师大的传统特色学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北师大中文系就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了儿童文学教研室，由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作家穆木天教授担任首任主任，聘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为兼职教授。十年“文革”结束后，在时任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的坚定拍板下，北师大中文系又在全国高校最早恢复了儿童文学教学，并作为本科生的必修课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多位教师接连退休，北师大一度停招了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
正是为了确保儿童文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北师大才花力气把我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因而我到北师大后，自然而然而且必须将全部的教学与学术兴趣集中在儿童文学方面，学术成果自然也就集中在儿童文学领域，西南师大期间做过的中国姓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北师大后只是偶然涉足而已。同时，无论是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还是北师大的学术位置与学术气场，都需要我以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关注与投入正在发展运动着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全局性”问题的评论与研究。我的儿童文学关注重心，开始从“历史”转向了“现实”，从“理论”转向了“批评”，从“细节描写”转向了“宏大叙事”。
关于来北师大以后的儿童文学工作，我曾在《进京十年》的文章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命运将我安排在教授的职位，并主要锁定在振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教育教学的位置上，可以说，自从接受这一使命以来，我是兢兢业业，如牛力耕，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懒惰——我要对得起自己的事业，对得起‘北师大教授’这一职位。扪心自问，我是敬业尽职的，凡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事，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做：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文学现象批评，从作家作品评论到青年作者扶持，从学科建设到学术交流，从研究生培养到各类评奖，从图书策划选编到媒体发声。”
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职志，教书育人是我的第一要务。进入北师大的第二年，我就被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并从2001年起招收我国第一届儿童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因而我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实际上，在2001年之前，李岫教授因退休已将她的一位攻读现代文学的香港博士生转由我指导，该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多维度的香港儿童文学研究》。
从2001年迄今，我先后指导了31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已有27位毕业获得北师大文学博士学位，其中有6位来自日本（1）、新加坡（1）与中国台湾地区（2）、中国香港（2）地区，目前在读的还有4位。我同时指导了50位儿童文学硕士生，有1位来自泰国。2012年，兰州大学文学院李利芳教授进入北师大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由我作为合作导师，李利芳已于2014年顺利出站。此外，我还指导过数十位同等学历硕士（以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硕士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访问学者。我为研究生每年开设两门课程，一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二是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前者重论，后者重史。所有与儿童文学专业相关的博士生、硕士生与访问学者都来听我的课，有时还有陌生的外系、外校“蹭课”的面孔。每年与新生见面开讲的第一课，我都会在黑板上写下十六个大字送给同学们：“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希望同学们高标准、严要求，遵循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启功先生题）的校训，与北师大培养的博士、硕士名实相符；同时更期待从北师大走出中国未来一代的儿童文学批评家、理论家。
我给本科生也开设过多年的儿童文学概论课程，有的是作为文学院本科生的基础课，或是全校各院系的公选课。我在授课基础上主编出版的《儿童文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被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13年又被评为“‘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因而此教材年年加印，被国内不少高校与新加坡选作教材。
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尤其是博士生，重在学位论文指导，核心是确定论文选题与研究角度。我要求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学位论文应具备“问题意识，创新思维，中国话语，学术规范”。三年博士生、硕士生阶段的学习，经过授课—中期考核—通过论文选题—撰写学位论文—预答辩，终于迎来论文答辩期。每年5月中下旬，最迟6月前几天，必须完成论文答辩，这时是师生最紧张、最忙碌，也是各院系办公室、会议室最紧缺的时期，各个学科的论文答辩安排得“密不透风”，而且毕业学生还有找工作的巨大压力与心理纠结，大家不但忙得昏天黑地，而且累得眼圈发黑，因而每年5月被戏称为“黑五月”。
终于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师生们必会在一起举杯相庆。这是大家最轻松、最开心的时刻，既是“庆贺酒”“谢师酒”，同时也是分别告行的“送别酒”。每年见到一批批青年才俊走出北师大校门，服务祖国的各项事业，作为教师，自然是最感欣慰的。我曾在一首集句小诗中这样寄语毕业的学生：“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鹏举轻千里，功名图麒麟。”如今，这些已毕业的学生正活跃在各地高校、中小学校、出版社等单位，其中多数与儿童文学或教育有关，也有少量公务员。其中舒伟、王林、李利芳、张国龙、李红叶、崔昕平、郑欢欢、刘秀娟、徐迪南、王仁芳、冯臻等，已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人，多人成了教授。
北师大期间的儿童文学论著，主要以批评为主，大多发表在各类报刊上。已经结集出版的有《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观察》（上、下卷）（140万字，明天出版社2009年版）、《王泉根论儿童文学》（接力出版社2008年版）、《担当与建构——王泉根文论集》（接力出版社2014年版）、《儿童文学的精气神》（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儿童文学新视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版）。此外，因参加童庆炳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社科研究项目“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与赵静等合著有《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需要说明的是，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两种论文集，即《王泉根论儿童文学》与《担当与建构——王泉根文论集》，系因接力出版社申报的“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书系”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书系作者大多在已有出版品的基础上加以增补修订，因而我的这两本书有多篇论文重复。
《中国儿童文学概论》是我比较看重的一部“史著”，包括“中国儿童文学简史”与“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两大部分。“中国儿童文学简史”是我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集中思考，分时段加以论述；“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则是我在为研究生多年授课的讲稿基础上，加以修订抽取的一部分内容，包括现实主义精神、儿童观与中外比较影响。
身处北师大的学术位置，学术研究上的“全局观念”或“宏大叙事”是身不由己的必然取向。为此，我还花费很大精力，或主编或策划或参与过近十年来国内多种大型儿童文学理论与作品书系，也有的是作为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主要有：《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主编，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儿童文学60年（1949—2009）》（主编，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周年典藏》（主编，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点评书系》（主编，现代出版社2012—2014年版）、《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主编，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民国儿童文学文论辑评》、《民国儿童文学研究》（辑评，希望出版社2015年版）。
与此同时，我还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帮助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功策划《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并撰写总序言；2015年改出新版，作者增至121人，我又撰写了“新版说明”。帮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功策划《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已出100余种），并撰写总序言。这两套书系，几乎囊括了中外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品，无论在出版界、读书界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并成为两社的品牌与常销书。《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更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纪长城”“中小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从2009年起，我应邀为花城出版社选编《中国儿童文学年选》，已出6本。为了引导、推进我国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品质与培养年轻作家，从2012年起，我为大连出版社策划创设“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并主持评奖，已主编出版首届与第二届获奖作品集《大白鲸幻想儿童文学读库》。
我曾先后承担过（独立或主持）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两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2004年4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我被聘任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文学学科评审组专家，由“运动员”成了“裁判员”。中国文学学科评审组组长是中国社科院张炯先生，专家成员有复旦大学王水照、人民大学陆贵山、北大温儒敏、中国社科院杨义、暨南大学饶芃子、吉林大学刘中树、中山大学黄修己、南开大学陈洪、国家图书馆詹福瑞、西北师大赵逹夫、河南大学关爱和、天津日报滕云、南京大学赵宪章、上海交大王杰、新疆文联刘宾等十多位先生。2010年后，因基金项目翻倍增加，评审组专家也不断增补，新面孔越来越多，有中国社科院叶舒宪、南京大学丁帆、人民大学孙郁、天津理工大学舒伟，等等。
儿童文学直接关系着民族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与民族性格的塑造，因而儿童文学学科在高校虽是小学科，但却与学校、家庭、社会、政府紧密相连，是高校中文专业学科中现实性、时代性最强的“窗口学科”。同时，应该践行高校四大任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高校教师有服务社会的责任，而我所从事的儿童文学专业，正是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与途径。无论是从文学批评的现实需要出发，还是高校教师的职业使命，都要求我走出书斋、走出课堂，关心与投入到现实与时代的课题中去，将学术智慧转化为大众所接受。而作家协会、学术社团、出版机构正是联结现实的重要“通道”。
我于1990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起，担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专业委员。2007年12月起，担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2001、2006、2011年，三次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2005年11月起，担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2009年11月起，被聘任为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2004年8月，在日本名古屋召开的第七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被推举担任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因有这些学术兼职，尤其是担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以来，每年会有不少会议、评奖找上门来；再加上出版社，以后又有文化公司找上门来，商谈与儿童文学有关的选题策划，开发青少年文化创意产业，等等，有时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劳顿辛苦之感。
以上种种与书、与会、与奖有关的事项，占据了我不少时间与精力。但我虽觉其累而仍乐意投入与付出，是因为我直接见证与参与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与“历史”，这于生命自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中国社科院樊发稼先生曾在为拙著所作的序言中，称我是儿童文学理论界的“拼命三郎”与“劳动模范”。这话虽有鼓励的成分，但我自感也真有一种“如牛力耕”的精神，因为我的生肖恰好属牛。
六、北师大的所作所为（之二）
2003年9月24日，北师大发文宣布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由我出任中心主任。我当时正在韩国任教，因而到2004年4月13日，中心才正式揭牌，我从董奇副校长手中接过了中心匾牌。与西南师大不同，我以前主要是以被邀请者的身份参加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各种研讨会、笔会，到北师大后，应邀参加的研讨会、笔会自然远远多于西南师大。同时，我更以“主人”的身份，策划、筹办与主持了多种会议，邀请同行来北师大参加，“莅临指导，共襄盛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策划、主办的学术会议自然就更多了。大型学术会议（含中心成立以前）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举行，曾召开过首届海峡两岸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1999），科幻与后现代学术研讨会（2000）、多维视野中的杨红樱学术研讨会（2009）、首届与第二届中国儿童分级阅读研讨会（2009、2010）等。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北华大学等合作，分别于2010、2013、2014、2015年，在北京、长沙、昆明、吉林市召开过四届全国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中心还与清华大学合作，在清华附小召开过两届北京国际儿童阅读大会（2014、2015），邀请了包括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教学专家安德森教授、圣地亚哥州立大学阿丽达教授、英国图画书名家安东尼·布朗先生等，介绍欧美最新的儿童文学与分级阅读理念，每届都有上千人参加，可谓盛况空前。
中心召开的规模较小的研讨会，则在可以容纳五六十人参加的北师大文学院励耘学术报告厅举行，这有：张天翼诞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6）、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10周年研讨会（2004），以及郑春华、程玮、冰波、汪月琀、苏梅、葛竞、辽宁小虎队等作家作品研讨会。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教授，几乎每年都要带领他的研究生团队来北师大交流，两校早在1999年就签署了合作协议，因而北师大与台东大学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
2005年是安徒生200周年诞辰的全球纪念活动年，中国地区纪念活动的收官之作——安徒生童话的当代价值：纪念安徒生2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是由我策划筹办，于是年12月20日在北师大召开的。为了这次活动，我与中国和平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两种安徒生研究著作：一是由我主编的《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二是我的博士生李红叶的专著《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
图书馆尤其是少年儿童图书馆，是进行儿童文学社会化阅读推广的最好平台。2007年8月与2015年6—8月，我协助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作为协办单位，先后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成功举办了“让经典伴随我们成长——2007年暑假儿童文学展览”与“中国百年童书展”。后者是中国图书馆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型儿童文学图书展，反响自然强烈。
北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的对外学术交流，我也煞费苦心，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我曾先后邀请来自美国（2000、2009）、瑞典（2000）、芬兰（2001）、日本（2000、2006）、澳大利亚（2002、2005）、马来西亚（2007）等国的著名儿童文学专家学者，包括国际儿童文学学会原会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约翰·史蒂芬斯等，到北师大进行学术交流和为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生授课。北师大还先后举办了多次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会议，这有：2000年10月的中日儿童文学交流研讨会，2005年6月的美国科幻创作和现状研讨会，2005年12月的中东（约旦、巴勒斯坦）儿童文学研讨会，2006年11月的中日图画书交流研讨会，2007年7月的中美科幻北京峰会，2008年3月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的中挪儿童文学与青少年成长研讨会等。
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交流最让我煞费苦心的是由我与国际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澳大利亚麦考利大学约翰·史蒂芬斯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这套丛书早在2002年就开始策划，其间为选定书目、谈妥外方版权授权、物色落实翻译专家，直到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历时八年之久，戏称“八年抗战”。这六种译本分别是：澳大利亚约翰·史蒂芬斯著的《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黄惠玲译），美国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著的《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李丽译），澳大利亚罗宾·麦考伦著的《青少年小说中身份认同的观念：对话主义建构主体性》（李英译），瑞典玛丽亚·尼古拉耶娃著的《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刘洊波、杨春丽译），美国杰克·齐普斯著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舒伟译），美国卡伦·科茨著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赵萍译）。这六种译本可以说是近十年来西方儿童文学学术前沿的代表性论著，涉及文化学、修辞学、传播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拉康的主体理论、巴赫金的主体性、语言和叙事理论等。约翰·史蒂芬斯教授在序言中认为：“西方儿童文学发展了众多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讨论图书、图书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促使这些问题形成的文化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是本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体察到一种紧迫性，即加强对图书的深度阅读、促进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更密切交流的迫切需要。于是，他构思将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译成中文，随之与安徽少儿出版社达成协议，这个系列译著遂与读者见面。这些译著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西方学者阐释儿童文学的方法，不失为成功的阐释范例。每本书都从根本上关注文学理解的原则，而侧重点则各不相同，它们分别研究语言、叙事形式、类别、性别、心理和文化影响。作为一个整体，丛书表现了不同的理论和阐释立场，希望读者对比它们的不同之处，从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中获得启发。”
我的儿童文学研究“走出去”的活动主要是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1997年8月，曾去英国约克大学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儿童文学研讨会。2006年7月，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大洋洲儿童文学研讨会。2006年8月、2012年8月、2014年8月，我以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先后赴韩国首尔、日本东京、韩国昌原参加第八、十一、十二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2007年11月，应邀去马来西亚参加华文书展并在吉隆坡、马六甲、新山考察马华文学与华文教学。2004、2008、2010年，曾三次去新加坡，为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讲授儿童文学课程。2015年6月，再次去新加坡，参加“亚洲少儿读物节”的活动。
大陆和港澳台的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交流研讨活动也有多次。1994年5月，我第一次应邀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研讨活动并做环岛之旅（台北—宜兰—台东—高雄—台中—台北）。1998年5月，应邀为台东师范学院（今台东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生班集中授课。后来获悉，我是第一位获得“国科会”经费赴台讲课的大陆教授。2001年又曾赴台参加两岸儿童文学研讨活动，并陪同北师大副校长郑师渠教授，考察了北师大的合作院校——台湾的辅仁大学。
2004年5月，我应香港大学“田家炳基金”之邀，赴港大进行学术交流。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即将结束交流准备返京前夜，突患急性阑尾炎，紧急送往香港玛丽医院，当晚做了手术，三天后出院，由妻子赴港接我回京。我对港大校方与玛丽医院的精心安排照顾，深为感激，至今难忘。2005年4月，又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国际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赴澳门参加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第三十届世界大会，代表中国做主会场发言。
大陆和港澳台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使我深感同源同文的四地文学，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母体文化，虽然同中有异，但毕竟血浓于水，心手相连，尤其是在面对中华民族下一代的儿童文学时，更有共通的语言与价值理想。其实，何况是大陆和港澳台，在面对人类下一代的儿童与儿童文学问题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不同语言与宗教信仰之间，同样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与愿景。在与国外儿童文学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中，我深深感到，儿童文学可以称为真正世界性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书写，而童心总是相通的。因而儿童文学作家则有可能以一种村上春树所说的“共通性的语言”来写作。“共通性的语言”首先是一种全球化视野，同时又有本民族文化特质，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的，又是儿童性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中国正在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近。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与最容易“走出去”的中国儿童文学，理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儿童文学学科就不觉其“小”，也不觉其“累”了。
七、北师大的所作所为（之三）
在30余年的从教与学术生涯中，我是一位纯粹的教师与学者，一直坚守在讲台，潜心于书斋。我将书斋命名为“潜耕堂”，既是自励自勉，也是实情实况。但30年中，因为工作所需，也曾担任过一些行政事务与校内外学术兼职。
在西南师范大学期间。1993年起，担任西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1997年9月，担任西南师范大学重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任是副校长）。
在北京师范大学，2001至2003年，曾做过一届北师大中文系的行政工作。当时刘象愚教授任系主任，刘勇教授任系总支书记，我担任分管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与科研工作的副主任，班子中还有从事民间文学的万建中教授、古典文学尚学锋教授、古汉语刘利教授等。刘象愚教授因受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赴美访学一年有余，这期间学校指派我担任代系主任。2004年，北师大中文系改为文学院，因而我“身不由己”地成了百年师大中文系的最后一任代系主任。
我们这届系班子虽只有3年时间，但却遇到了北师大百年校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百岁逝世以及北京遭遇“非典”三件大事。
百年校庆是全校上上下下总动员的大事。百年师大，中文当先。1902年北师大之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所设课程即有经学、习字、作文等，此即中文学科之肇始。2002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同时是北师大中文学科创设一百周年，也是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一百周年。中文系作为百年师大的传统老系、大系，在百年校庆活动中自然任务重重。我作为中文系代系主任，参与了将近一年的校庆相关筹备活动与中文系全球校友大会，并负责执行主编《京师论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百年校庆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撰写序言。2001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北师大建校百年纪念大会，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悉数到会，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发表讲话，盛况空前。那天清早，从北师大所在地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到天安门广场，实行交通管制，临时封路，为北师大浩浩荡荡的师生车队让路。作为百年师大的一员，每个人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于2001年冬季在友谊医院住院，其间适逢钟老百岁华诞，学校特别安排启功先生等在医院为钟老贺寿，此事自然也是中文系具体张罗操办。2002年1月10日，钟老去世。钟老在北师大的悼念活动及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都有高层领导参加，自然也是十分隆重，具体筹办工作均由中文系负责。那段时间，我作为代系主任，自然忙得眼圈发黑。我还撰写了以中文系全体师生名义敬献给钟敬文先生的挽联：“人民学者一生奉献田野采风调研社会醒民德业永存世死乎生乎无愧民俗之父；文化大师百岁耕耘学派开新作育英才惊座鸿篇传宇内文也诗也允为钟鼎长垂。”（刊于2001年1月23日《光明日报》）
我们这届班子还遭遇到了2003年北京“非典”的非常时期。因而刘象愚、刘勇常在系务会上说：“虽然大家做得很辛苦，但这些‘百年’大事都让我们这一届系班子碰上了，这也是因缘际会，不是谁想遇到就能遇上的。”
北京“非典”前夕，因系里派不出愿意前去韩国国民大学任课的教授（薪酬远比去日本、中国香港少，而且去韩国上课一年身体都要瘦一圈），眼看两校签订的合同就要违约，我被要求临场“救火”，紧急派往汉城（今首尔）国民大学人文学院。我离京时，北京“非典”还是人心惶惶，到韩国不久，“非典”就进入几乎“封城”的非常时期，这一下我就回不来了，这样就有了我在韩国国民大学任教一年的经历。
八、而今迈步从头越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记得我还在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因同学中有人结巴，小男孩顽皮好玩，当面嘲笑结巴同学，也互相学舌。我们绍兴民间有一说法，小孩子在下雨天学结巴就会真的成为结巴。没有想到，同学中真有几位说话不流利了，我也曾一度差点儿结巴。祖父很是着急，他在饭桌上耐心地对我说：“字要写正，话要讲顺，这是做人的‘出面相’。万一你长大后要当老师，结巴怎么行呢？”祖父谆谆开导，和颜悦色。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哪来人生规划，压根儿也没想当老师，我嘟囔着说：“我才不会当老师呢，我要当……”当什么，自己也说不明白。
仿佛还在昨天，祖父的音容謦欬历历如在眼前，真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这是当年写作文常用的优美句子）祖父离世已快30年了，而我担任教师居然也30年了。太阳照我，青灯伴我，30年杏坛舌耕，30年书斋砚耕，30年春华秋实，30年无悔人生。感谢西南师大，感谢浙师大，感谢北师大。感谢曾经教过我课的所有老师，感谢曾经听过我课的所有学生，感谢所有编发过我文章的编辑，感谢所有阅读过我文字的读者。感谢我深爱的苍天厚土与祖国文化。
南下的高铁以每小时300公里的时速，呼啸着穿过黄河、长江，穿过色彩斑斓的原野、山川、城乡，眺望着车窗外变动的风景，回想着走过的从教与学术之路，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我忽然想起了2013年4月，我回故乡上虞参加章镇中学1965届初中毕业生同学会的情景。这是我们毕业48年以后的首次聚会，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都已成了“60后”，许多同学都是毕业后第一次相见，都已互不相识，要互报姓名这才恍然大悟。只有回到故乡，从面对面的发小与老同学变化了的容颜中，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感受到时光催人、岁不我待。我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刚刚还是十多岁，忽然都变老前辈。同学少年眼前事，转眼儿孙已列队。问姓惊疑侬是谁？报名始忆旧时媚。握手共话沧桑事，语罢不觉巾沾泪……”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多少都会背诵几首毛主席诗词，而这一句尤其成为鼓励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警句格言。相别48年后的老同学聚会，感慨唏嘘，契阔谈嚥，能不痛饮？我们互相举杯，又一起继续朗声背诵：“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015年3月24日草于G117次京沪高铁旅途，5月29日再草于G146次沪京高铁旅途。9月30日13：10改毕于北京文慧园。原载《文化学刊》2015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M]//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14-318.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