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心目中的毛泽东
（二〇一三年九月）
引言
田聪明常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亲闻和思考描述其心目中的毛泽东，那他是个有什么样经历的人？他又是怎么想起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呢？
年过70岁的田聪明，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一个穷山沟的土窑洞里。四五岁时的他，因大旱随全家逃荒，“走西口”到了内蒙古西部的农村牧区流浪。
土改后，已是10岁多的他上了小学一年级，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关心资助下，连滚带爬地在三所小学、两所中学读书，直至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
他于1965年入党，“文革”中受到了些冲击。毕业后曾做过理论干事、新闻记者；先后在两个自治区、两个国家正部级机构任15年副职、10年正职；又在全国政协常委兼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主席岗位上，分别任职5年和7年（在任）。
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田聪明说了两条：一是有感而发。什么“感”？他说是看到一些对毛泽东很不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少数“精英”及曾经有过“头脸”的人，不时地对毛泽东进行带有明显偏见的评论。因此也就想说一点“把心放飞”的话；二是出于责任感。他认为应将自己亲历、亲闻的历史，写下来留给后人，尽自己的责任。
“毛主席‘大救星’”这个观念，在田聪明的思想感情中至今也没有消去，但从“文革”开始不久起，从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怀疑，逐步发展到对毛泽东的不少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质疑。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毛泽东批评和肯定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也有些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分析方法的意见。对此，他起初主要是认真听，还常常要打听一些当时的实情或查找一些资料，并努力用科学的历史观和历史分析方法，进行反复思考。
后来，他也慢慢开始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尤其在与一些熟人聊天时，就根据自己的经历谈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阶段：一是以朴素的感情为主，感恩、感激，以至迷信；二是从怀疑“文革”开始，到对毛泽东有意见，且意见越来越大，以至多少伤及了他内心长期形成的对毛泽东的感情；三是通过拨乱反正和实践中不断学习、思考，逐步地有了一个自认为比较客观理性的认识。有不少同志听后觉得他谈的这个认识有点“意思”，就鼓励他能写出来。他犹豫了一些年后决定试着往出写，即如实忆述之所以对毛主席感恩、感激以至迷信的因由；从怀疑“文革”一些做法，到对毛泽东有意见的主要事实和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新时期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在对毛泽东各种评论进行比较、交换、反复中的一些学习思考，作为一家之言与读者交流。
也有不少人对他说这样的文章很不好写。是的，田聪明很清楚写好这样的文章很不容易。这么受人关注的题目，争论和分歧又这么大，即使仅写自己的亲历、亲闻，从事实到观点，要写得让人们能基本认可也确实很难。而且，不管怎么写，如何尽可能避免认识和观点上的偏颇，但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在所难免。他很坦率地说过：“横竖是‘个人实践的反映’，只求讲真话、够坦诚，其他就只能任人评说了。”
毛主席“大救星”
田聪明头一次听到毛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称呼，是在当地1951年冬开展的减租反霸运动中。那时，他家住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库布其沙漠牧区的什拉胡同村，父亲给村里放260多只羊，跑青（青草刚刚长出，羊闻到青草味后枯草不愿吃，青草又吃不到多少，就挨着饿到处跑着找青草）时他给打伴子（当小羊倌），父亲有事时他也一个人去放。减租反霸开始了，也为土地改革做准备，工作队要求近些年的“外来户”要回原籍开户口迁移证。大约十一二月间，他父亲回陕西省府谷县开户口迁移证去了，这群羊就由他一人来放。羊群一般早上太阳半竿高（九十点钟）出坡，晚上上灯后（七八点钟）回来，他吃完晚饭也就差不多该睡觉了。所以，他头一次见到驻村工作队员是到他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时候。他觉得工作队员很随和，确实是在问寒问暖。特别是1948年春天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姐姐，因土默特右旗土改比较早些就跑回来了。工作队员很同情，就要姐姐在发动群众的会上说说她的遭遇，强调“有苦诉苦，有冤申冤”。姐姐当时只14岁，显得很紧张。工作队员就鼓励说：“你们不要害怕，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们做主。”他从此就牢牢记住了共产党、毛主席。
这期间，田聪明家常领到救济粮、救济衣，他与工作队员和村农会领导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包括学唱歌、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参加土改庆功会、扭秧歌等，也常从工作队员、农会领导口里听到关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主张或“故事”。他当时完全是通过工作队员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和理解毛主席、共产党的，通过观其“行”而信其“言”，所以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土地改革中他家被定为雇农成分，分得了头等果实，这就使他在头脑中深深印下了大人们常讲的一句话：“共产党爱穷人，毛主席‘大救星’。”
1952年土改后，政府决定他家要迁到近30里外的农区住，在那里给他家分耕地，但要等一段时间。1948年他家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住时，头一次知道有小孩在学校念书，有时还悄悄到教室外面听读书声。从那以后，在他稚嫩的心底里就一直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和那些小孩一样在教室里读书。所以，当田聪明得知竹拉沁村舅舅家一兄一弟已上学后，就不断与父母说自己也要上学。可是，在什拉胡同村方圆近十几里内没有一所学校，于是就提出去竹拉沁村上学。竹拉沁村还住着他姥爷舅舅，加上要等着分土地，家搬起来又很容易，父母也就动心了。1953年春节过后，举家赶着土改分得的那头驴，驮上“行李”就去了竹拉沁村。经打听，他可以在竹拉沁小学读书，但要等到秋天才能入学。于是，父母在舅舅帮助下开了点荒地耕种，他还和父亲扣土坯卖、给人家放牛，以维持生活。9月1日，已过了十岁的他上了竹拉沁小学一年级。可刚开学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每人每学期5角钱的学费交不上。他与父母正在为此犯难时，学校常俊德老师说，已报告村文教委员批准，免了他的学费。
田聪明终于能和其他孩子一样读书了，兴奋极了，他第一次领到课本时所闻到的那股特殊的香味，至今回想起来都是一种“享受”。这个经历在他思想意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就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老师、领导也都“爱穷人”。所以，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事也难不倒咱穷人了。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最令他关注的经历主要是围绕着他能否坚持读书的问题。他读书道路上遇到过一道道的“坎”，但经过一阵艰难曲折后，都在地方和学校领导、老师关心下“迈过去了”。所有这些，在他的意识中当然都归结为共产党、毛主席。“毛主席‘大救星’”就这样成了他从不怀疑的精神支柱。
——田聪明上完一年级就跳级上了三年级。可在1954年达拉特旗刘五圪堵村给他家分下了25亩耕地。1955年春耕时，父亲借了人家一头母牛与自家驴合犋耕种，条件是要他给人家放牛。田聪明身在放牛、心在念书，牛主家不满意，他也没“好气”。两个多月后牛主家不愿用他了，他更不想放了。正好他当毡匠的三叔从准格尔旗来到达拉特旗、土默特右旗一带擀毡子，他就跟着三叔当学徒了。这期间，不少擀毡子的主人都说他称毛、算账、收钱等都很伶俐，不让念书“枉”了。特别是竹拉沁小学的常俊德老师，亲自到他家劝说父母，希望能继续让他读书。父母虽由于当时的困难没同意，但也从常老师流着眼泪离开的情景中受到了很深的触动。
1956年正月，田聪明三叔和爷爷、二叔都从准格尔旗迁到了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他家的土地、耕畜等也都入了社，父母就让他再回竹拉沁小学找到了常老师，读三年级后一学期，下半年又转到了达拉特旗梁家圪堵小学。
2008年7月，作者看望达拉特旗梁家圪堵小学班主任时留影。
——1958年冬，田聪明父亲患了严重肺结核，大口吐血。1959年春节后，他和两个弟弟及父母全家迁到了二叔所在的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今乌拉特中旗）乌兰脑包镇的天苍圪旦村。当时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父亲看病就是他转学读六年级最后一学期。
在达拉特旗时，他家从队里借了12块钱，靠链霉素、雷米封等药物使父亲的肺结核病得到了控制，但没能根治，到了天苍圪旦村不久病情就又加重了。乌兰脑包镇有一个卫生所，距天苍圪旦村15里左右。父亲去卫生所看后，大夫说要赶快用链霉素、雷米封等药治疗，可是他家拿不出钱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妈妈和父亲就找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二才听了情况后十分同情和关心，认为是真正贫下中农的困难，就亲自交代卫生所：“抓紧给治疗，医药费找我算。”就这样，他父亲按时骑着生产队的毛驴到卫生所打针、吃药。他非常感激刘二才书记。很快，大弟弟也在乌兰脑包小学上了三年级，他就设法解决自己上学的问题。
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地只有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小学才有六年级，距天苍圪旦村有六七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才能到。正为难时，他听村里人说，在往五原县城走的路上有一所完全小学，马车去卖芦苇时就路过，距天苍圪旦村也比较近，且都是平路。田聪明就决定到这所小学试试。一天，他坐着村里徐白小赶的一辆卖芦苇的马车，从生产队食堂带了点米、面、土豆和很简单的行李就去了。大约11点钟左右，徐白小说路北旁边的几排房子就是学校，他下车将东西放到一间房门旁，找老师说明来意。
那是五原县的义和小学，一至六年级各一个班。附近的学生走读，主要是五六年级有一些寄宿生。尽管事先没有联系，又不是本县人，且已开学两周多了，可学校老师听了田聪明述说情况，看了转学证后就接收下了。班主任叫刘振国，当地人，22岁，教语文课，是五原县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回来任教的。听了刘老师简要介绍，田聪明下午就上课了。
2011年7月，作者（左三）看望五原县义和小学校长（左二）、老师（右三）。右一是小学同班同学。
田聪明一边听每节课，一边往上赶落下的课程。刘老师和各任课老师都看好他。大约过了二十多天，就指定他担任了班委会学习委员。
可田聪明家又遇到了不幸。在他上学一个多月后，刚三岁的小弟弟夭折了，父亲的病因此加重，妈妈也因受打击经常头疼。作为长子的他，自然要考虑毕业后的路该怎么走了。又过了一些时候，快毕业考试了，队里的领导看到他家的困难，又觉得他们一家为人好，就提出他毕业后回队里当会计吧。这在那个靠体力劳动挣工分过日子的年代里无疑是个好差事。所以，他尽管酷爱念书，但也深感这是生产队领导的关心，很感激。于是就如实向刘振国老师汇报了。刘老师虽然同情、理解，但还是希望他能继续读书，并说“上了初中就有助学金，是专门帮助家庭困难学生的”。毕业考试过后，刘老师就告诉他，说他是当年保送上五原县第一中学的三人之一，他很惊喜。这对正在考虑是上初中还是回生产队当会计的田聪明，选择克服困难、坚持读书，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田聪明进入五原一中初40班，享受较高的助学金，父亲的身体也好了些，可以在生产队干些活了。他感激学校，也感激生产队。但由于国家处在困难时期，1960年冬，五原一中要下放一部分从农村考来的初中学生回生产队当会计、出纳、保管等“八大员”。他头年入了团，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尽管很想继续读书，但学校动员后他还是带头报了名。可过了几天，班主任狄永明老师找他说，学校决定他不下放，并要他负责组织班里同学学习时事政策，做好下放同学的工作。他非常感激学校和老师，就更加努力地学习。
可是，到了初中毕业时，又一个“坎”来了。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2年所有中专学校不招生，五原一中高中不招生，有几十个初中毕业班的巴彦淖尔盟只招收三个高中班。据此，对报考高中的考生录取划了两条线，除了考试的分数线还有一条年龄线，即超过18周岁不予录取。而田聪明已满19周岁，只能在毕业考试后就回家了。
初中全班毕业合影。
也许是个巧合，班主任狄永明是体育老师，也是自治区体操运动裁判员，需要带着学校的运动员先参加全盟集训，再参加全区的运动会。狄老师就交代田聪明带领全班同学好好复习，并参加中考。他和全班同学一起认真复习，准备考试，但心里主要想的是为同学们集中精力复习考试，基本没想自己还可能被录取的事。
此时，为了他上学，父母已将家搬到了距五原县城15里的农村。参加完中考，田聪明回家割了近20天小麦。生产队的瓜熟了，要派牛车拉到县城去卖，队长就要他去收钱、记账。下午三点多钟瓜卖完了，车先回了，他要到学校看看老师们后再回去。他顺着城中的大街往西走，过了阳岗房桥又沿着义和渠的南岸继续往西走。正好从北岸向东过来一个同学，远远地就向他喊，说他被杭一中（杭锦后旗第一中学，今奋斗中学）录取了。他笑着摆手，意即不可能了。他进校门时正遇教导主任杨振华老师迎面走来，也是远远地就喊他被杭一中录取了，并说是“破格录取”，还说盟招生委员会曾研究了三次。这个“意外”的惊喜给他带来的感激、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在杭一中领导和老师的关心下，田聪明克服了不少困难读完了高中。其间，他担任过校团委会委员、班团支部书记、校学生会主席，还作为学校选出的代表出席了杭锦后旗团代表大会，内蒙古自治区团委授予他“优秀青年奖章”，可以说是很得志。可1965年春季开学两三个月后，在生产队放羊的父亲肺结核病复发，又吐血了。接到弟弟的信，他毕业考试后即请假从同学家借了辆自行车，一天骑了240里路赶回家。
他父亲吐血后，母亲和弟弟从生产队借了辆驴车送到10里以外的公社医院。经治疗吐血止住了，但生产队的羊放不成了。此时，他弟弟在五原一中读初中，以后全家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个问题再次摆到了他的面前。当时，全公社上高中的学生也不多，每年寒暑假，公社都要安排他帮助做一些社会事业，特别在“学雷锋”“学大寨”和“四清”运动中，领导对他的印象很好。王虎高副社长得知他父亲患病后很同情，就说公社要办一所农业中学，并说“如不能上大学就回来办农中吧”。这是一份可以拿工资的工作，他当然很感激，但也没多说。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无法放弃的愿望——读书能读到大学。
回学校后，他把家里的情况、公社领导的关心和自己内心的想法，如实向班主任齐茂成老师汇报了。齐老师给他们代政治课，也是校党支部委员，态度很明确：“你要参加高考，考上了就去读大学，有困难克服。”齐老师特别强调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还不够，必须要在文化上翻身。他听后无疑很受感动和鼓舞。从听说读书、见到别人家的孩子读书以来，读书就成了他的一个深埋内心里的追求。他也常想起妈妈曾在他小学失学一年后说过的一句话：“拼死卖命”也要让他读书读到“人家不要了”为止。但他心里还是“打鼓”。后来得到不少老师同学的鼓励，才定下了主意，就是按照当时全国统一的说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根据学校安排在文科班参加复习，准备高考。学校和齐老师对他一直很关心，高考完后别的同学参加学校的公益劳动，就让他回家了。
田聪明收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比较早，是五个同学约定8月15日到五原县邮局给学校打长途电话中得知的。四个同学都为他高兴，但他却在高兴的同时原本比较踏实了一些的心又忐忑了起来。考上了大学，又是首都的知名大学，不仅祖祖辈辈无人上过，就连他自己也没敢多想。现在来了录取通知书咋能不高兴？！但他也确很为难，不只父亲有病，家庭困难，就连他到北京上学的路费和冬衣也没有（在当地穿的是皮衣皮裤和毡鞋）。可当他见到了公社党委书记李子玉后又出现了转机。李书记的态度很肯定，就是去上大学。李书记看到录取通知书中说，新生有困难可以到当地教育部门领取路费补助，当即领着他到县文教科说了情况，领取了路费。同时，李书记又让公社信用社给他家贷了35元款。李书记还嘱他安心学习，家里困难公社会帮助的。就这样，他于1965年8月26日到了北京。
田聪明此时当然为自己终于能成为一名大学生而高兴，但更多的是想到离毛主席近了。他下了火车一出北京站，就被北师大新生接待站同学引导上了一辆大轿车。更使他兴奋的是，同学说去学校要经过天安门。所以，车一上长安街他就一直面向着北，心潮起伏。旧社会逃荒到内蒙古后四处流浪，被一些人称为“南梁孩儿”（当地对“走西口”来的孩子的贬称）。父母给有钱人干活儿他常跟着，觉得地是人家的地，天也是人家的天，总感到自己抬不起头来。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自己读完了中小学，又到毛主席居住的首都读大学，多大的变化啊？！远远看到天安门了，看到城楼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了，他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望，从心底里往外激动。直至车过了新华门，他才把头转过来，心里想的就是回到学校后赶快向父母写信报喜。
——北师大开学了，田聪明觉得吃饭像“天天过年”。班辅导员老师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很热情地鼓励他安心读书，说组织上一定会帮助克服困难的。很快，学校除每月15.5元的伙食费，还每月补助3元零用钱；入冬了，又给他补助了棉衣、棉裤、棉鞋和床上铺的棉垫子。这些都是他从未料到的，他都写信告诉了父母亲。放寒假时他还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给妈妈买了点衣服布料。
1984年夏，作者（前排右一）参加民主党派在内蒙古召开的一个全国性会议时，看到有北师大著名经济学教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的陶大镛（右四）在座，即邀呼和浩特的一些母校校友一起接待。右五是陶先生夫人，右六是时任自治区教育厅长郭福昌校友。
开学不久，校团委会要换届，田聪明被选为团代会代表，并当选为校团委会委员。这是政教系唯一的一位学生委员；接着又被选为政教系团总支委员；12月，他由系团总支书记周筱富和班辅导员汪馥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春季开学后，全校文科四个系的一年级同学到山西临汾分校“半工半读”。分校成立了团委会，他是委员；分校设立了政治部，他任副主任。
此时的田聪明，虽然也常想起家庭困难，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很幸运、很幸福，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怀信心地过着每一天的大学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时刻充满着对共产党、毛主席无尽的感激。
人越是热爱什么，珍惜什么，就往往越会担心失去什么。所以，他每想到毛主席好，就常常会产生一个担心：“毛主席百年之后可怎么办啊？！”有时甚至想到，一旦到了那一天，很可能会是“天昏地暗”。
毛主席这是咋的了？
田聪明正在信心满满地读大学时，“文革”开始了。而他不仅对“文革”一无所知，就连“文革”的开展方式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运动迅速起来了，他也很快被卷进去了。由于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十几年来的状态上，所以步步“跟不上形势”。这就决定了他要经历很多困惑和苦恼。和此前对自己感觉到的“一切好”都“归功”于毛主席一样，将此后他自己所感觉到的“一切不好”也就都“归过”于毛主席了。因而一个接一个“想不通”的事情，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一个朴素而又带有根本性的疑问：“毛主席这是咋的了？！”
——分校收到全国性的报刊大约要比北京晚一周，所以新闻全靠听广播。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都是高校，这在分校师生中引起的震动无疑很大。分校政治部布置田聪明注意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6月4日，电台又播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言论，一些同学就用旧报纸写了一些提问题式的大字报，最尖锐的内容是质问分校“为什么连个态度也没有？”校系有的领导就认为这里边有“大是大非”的问题，要他警惕。由于写大字报的人中，包括他们班一些平时表现很好的同学，于是他就表示了一些不同意见。从此，领导就不再“理”他了。这大概是他从上学以来第一次遭遇的“不信任”。由于他完全是好心好意，所以就感到校系领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后来，他也和一些同学一起写了大字报，对校系领导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6月19日，从北师大本校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分校，经师生民主选举，田聪明当选为分校核心小组成员。谁知此时的北京高校已经开始“赶工作组”了，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分校。因此，分校工作组还没开展多少工作就有人开始批判工作组了，分校核心组当然也就成了工作组的“帮凶”而被批了。他和工作组的关系确实不错。组长叫武永泰，解放军后勤学院一个教研室的主任，58岁，是正师职干部。一些人不仅贴大字报，还常到房间“质问”，武永泰病倒了。此时，不少人不敢和工作组接触了，而他却几乎每天要去武永泰房间看望。武永泰很顾大局，听说北师大本校的工作组作“检讨”了，就说分校工作组也要“检讨”。
为了组织这次检讨会，分校师生代表组成主席团，田聪明也是一个成员，并被安排主持会议。那是一个下午，检讨会在分校西片的院里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参加。那次会给他印象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他宣布会议开始后，下边马上有人高喊“×××没有权利参加今天的会，让他滚出去！”那位老师退出了会场。当喊完第二次时，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说：“咱们还是先听武永泰同志代表工作组‘检讨’吧。”为了堵住个别人再“节外生枝”的嘴，就问了一句：“好不好？”多数人应了声“好！”会议开始了。
武永泰同志“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当时宣传的“老革命”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这个“新问题”，诚恳接受批评，然后分析根源。当讲到分校工作组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时，武永泰同志哽咽了。此时，田聪明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他本来就觉得工作组刚来才几天能有什么错？加上武永泰同志当时的身体又不好，很同情。所以，他的掉泪既有思想不通，又有情感共鸣。这就是他主持那天“检讨”会印象深的另一件事，后来也成了批判他的一大“罪证”。
8月4日分校全体师生回到了北师大本校。一进校门，田聪明看到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校系和教研室的领导以及不少教授、老师被点名批判。他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中说，打击的对象只占百分之一、二、三，而现在怎么能有这么多呢？思想开始陷入了“不通”。当时主要是批判工作组，重点批判的对象是校工作组组长孙友漁，分校工作组组长也陪着。每次批判会结束后，田聪明总要送武永泰出校门。当武永泰说对不起时，他又掉泪了。在传达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指示后，他不仅仍然不通，而且在内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毛主席这是咋的了？”怎么连这些情况也不了解？尽管每想到此的时间很短暂，也很不情愿，有时还伴随着自我怀疑。
大约8月下旬9月上旬，学校根据上级要求，经全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了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同时，师生自发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政教系四年级学生刘继舜任师长的红卫兵师。刘是调干生，是部队转业的老党员。参加该组织的多是党员、学生干部，田聪明和班里不少同学参加了。在他去呼和浩特“串连”期间，被筹委会指定为校广播站副站长兼编辑组组长。他返回学校到广播站上班不几天的10月7日，林彪在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北师大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政教系五年级调干学生谭厚兰任团长的井冈山战斗团。于是，红卫兵师就不解自散了，筹委会也因被批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瘫痪了。田聪明深知谭厚兰与《红旗》杂志及“中央文革”有密切联系，就是人们说的有“后台”，有“来头”。但他仍坚持说“不上（井冈）山”，还说“什么时候也是共产党领导红卫兵，加入了共产党就够了。”这也成了后来批判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大“罪证”。
——从此以后，田聪明就一直挨批判，思想上的不通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和身体。11月中旬，他在一些同学的动员下参加了步行串连。十多个同学，起了个名叫“长征战斗队”，原准备乘火车到长沙后步行上井冈山，再到工农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然后沿红军长征路线往前去。可是一到长沙他就高烧到40度，住院十多天。同学等他出院后从长沙步行出发，经韶山、井冈山，到了江西赣州。每到一个革命根据地他都增加了对毛主席的崇敬，可一想到现实就又禁不住摇头，思想还是“不通”。到赣州后，根据当时中央的要求，他们乘火车经南昌、上海于1967年1月31日晚回到北京。
1966年冬，作者（后排右三）参加大学本班部分同学步行“串连”。图为参观毛泽东韶山旧居留影。
那年春节是2月10日，田聪明原打算回校待两天即回家过年。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进校门，到处张贴着“一切权力归井冈山”“向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等大标语，气氛很紧张。当走到他居住的西南楼门口时，有一张“田聪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标语；一进楼门正对着走向二楼楼梯的墙上是一张“勒令”，勒令田聪明和他们班党小组组长、团支部书记三人，交出所有“黑材料”，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主要罪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天，班里“造反派”小头头找田聪明“训话”，要他不要离校，实行群众专政，要集中精力交代问题。特别强调出身好也没用，1957年的右派中就有出身好的人，同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然后要他交出“黑材料”，在他的所有书籍和资料中，搜出三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从学雷锋以来的二十多本日记，全抄走了。又过了几天，系里一个“造反派”头头找他谈话，大概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有相同之处，除了指出他所犯严重错误外，一说不用与被群众专政的人一起劳动了，二说政策是“给出路”。
此时的校广播站，不断广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取党、政、财、文大权；田聪明每天6点出操，领队的“造反派”总是先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语录；学校成立了以谭厚兰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歌颂“一月革命”风暴，要实行“红色恐怖”，甚至强调“囚徒当狱长，痞子要掌权”……
从头年6月以来，田聪明对“文革”一些做法一直想不通，也很苦恼，但没有惧怕，更没有说过“软话”。可此时的他，却产生了紧张和“恐惧”，就表示“愿意作深刻检讨”，同时陷入了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春节那天中午从食堂打回的带鱼、过油肉等菜，他放在宿舍窗台上三天都未吃完；从夜深人静时西直门火车站的鸣笛声，到次日早上6点钟的起床号——校广播站放的北京电报大楼正点报时的乐曲，他彻夜不眠，时而默默地流泪，不断想着毛主席，“这究竟是咋的了？！”
大约到了2月中下旬，田聪明的“检讨”——18张16开纸的小字报，贴在了宿舍楼道水房旁的墙壁上。他自己认为“够深刻”了：一是违心地承认近九个月中一些主要争论的问题上，自己错了；二是违心地上了自己认为最高的“纲”——尽管自己主观上拥护毛主席，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但由于自己路线觉悟不高，迷失了方向，客观上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由此，他想可能会“过关”了。
再次令田聪明没想到的，是这个“深刻检讨”换来的是又一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次次的批判会。特别是在批判会上面对各种质问，他如果做些解释，就被斥为“狡辩、抵赖”；如果因为“揭发”完全不实而说明事实的声音高点，就被斥为“猖狂反扑”；如果他认为有的批判不值一驳，就不吭声了，又被斥为“装死躺下，以求一逞”……班里造反派头头又找他训话，主要内容就是要他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而且用毛主席关于“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来“堵”他。
此时的田聪明，才真正理解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含意。认为这不只是个形容词，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他由自己的遭遇，就想到了所有那些被批判甚至关押的人，包括今天这里打倒几个“走资派”，明天那里又挖出几个“叛徒、特务”，很可能也和自己一样。因而对“文革”的怀疑更大了。所以，除了极度痛苦，有时又产生了愤怒。
田聪明觉得自己检讨已经没用了。往后要么就是以死抗争，因为自己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如果组织上就这样“定罪”，则生不如死；要么就是“与他们斗”，相信组织上明白了真相还会有出头之日。他选择了后者，就是要斗，要斗到底。
田聪明他们班串连最后返校的朱广褔等几个同学，不回避和他接触、说话，他就流露了上述想法。这是他当时唯一的一次与别人交心，心里的感受稍好了些。在过了两天后一个晚上的批判会，照例首先责令他交代、检讨。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他比较平和地说：“我就不要检讨了，你们批吧。因为你们要我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纲，我死也上不去；如果不上这个纲，你们又通不过。所以，我检讨已经没用了。”他说完后不少人显得有些惊讶，主持批判会的人则很生气，便呵斥他“下去吧！”
田聪明从会议室走出来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回宿舍就先睡觉了，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起床后照例出操，他走到楼梯口看到墙上有一张用几张纸竖着连起来的大字报《声明》，停脚一看是关于他的，说“田聪明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必须看到他的本质还是好的。像这样对他的批判，大方向有问题”。他们班44个同学中25人签了名。这是他没有料到的，所以格外受震动，感到振奋。他感谢班里那么多同学，更觉得自己原来就不该作那些违心的检讨。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自己的事自己都不敢说真话，不敢坚持真理，让别人怎么说呢？！”
在此后的日子里，对田聪明的批判还有，特别是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会，有人常以他为“活靶子”，有的大字报也点他的名，说他是“修正主义的黑党员”等。但他明显感到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在“应付”。此时的他对校革委会已完全失去了信任。他“想通了”，也就不那么痛苦了。许多活动不让他参加，就“愉快”地过“宿舍—食堂—图书馆—操场”四点一线的日子。
——1968年国庆后，“工军宣队”进驻首都各高校，田聪明热切企盼“打破谭厚兰的一统天下”，因而他含着热泪加入了校门口的欢迎队伍。当时住在他们班的一位姓高的山西籍解放军班长，据同学们说对田聪明很同情。12月25日，高班长通知他，第二天就同一位姓史的工宣队员去山东搞“清理阶级队伍”的外调。这是两年多来第一次分配他做的事，所以有人也说他从此“解放”了。后来才知道，中央要求搞“清队”外调至少要有两人，其中还必须有一名党员。而学校教职工中的党员不少因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被信任”，学生中党员又很少，他就被起用了。对此，他当然还是欣慰的。
在此后的半年里，田聪明又同参加造反派的外班同学到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及青海省诺木洪劳改农场外调或查阅档案，他工作得很认真。从诺木洪农场回到西宁，因还要到兰州、西安继续外调，需要将已查阅档案摘抄的材料寄回学校。他们先找到邮局，被告知机密材料寄不成，就又找到省军区机要科才寄回。
可到了1969年6月中旬，“工军宣队”通知田聪明不要参加外调了，回班里参加活动吧。很快听说是因他搞外调，“调查一件排除一件”，因而被认为是“白搞了”。他当即对这种不讲实事求是的说法和做法表示了愤怒：“‘清队’就是清嘛！外调不就是要把一些疑问、线索搞清嘛！难道调出一大堆‘坏人’才算成绩？如果那样，还叫‘清’吗？！”此时，他不只对“工军宣队”失望了，而且认定“文革”有问题了。
9月份开始整党，每个党员都要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做一个“触及灵魂”的发言。当时有个说法就是要“敢于冲锋陷阵”。其中学生党员主要“冲锋”的“靶子”是“入党做官论”“学而优则仕”。田聪明的发言中违心之处也有，但就是没有这两条。因他深知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深知自己的读书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尽管有人揪住不放，“工军宣队”也做工作，但他最终也没从。
1970年1月，首都高校开展“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因此前许多“左”的或“违法”活动没让他参加，就成了“不得不依靠的对象”。驻班的杨姓工人师傅找到田聪明，说领导要他负责一个“五·一六”嫌疑学生的专案组。他问有证据吗？杨师傅说“百分之百”。他更产生了疑问，就提出要看已经掌握的证据和线索。当杨师傅说要“保密”时，他说“那还要我负什么责？！”说完就走了。在此后两年多的“批清”运动中，他又在循着“宿舍—食堂—图书馆—操场”四点一线过日子。他至今常说道，正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不仅读了一些书，而且观察了许多人和事，思考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认为都是“反面教育”中所得，一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