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心目中的毛泽东
（二〇一三年九月）
引言
田聪明常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亲闻和思考描述其心目中的毛泽东，那他是个有什么样经历的人？他又是怎么想起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呢？
年过70岁的田聪明，出生在陕西省府谷县一个穷山沟的土窑洞里。四五岁时的他，因大旱随全家逃荒，“走西口”到了内蒙古西部的农村牧区流浪。
土改后，已是10岁多的他上了小学一年级，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关心资助下，连滚带爬地在三所小学、两所中学读书，直至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
他于1965年入党，“文革”中受到了些冲击。毕业后曾做过理论干事、新闻记者；先后在两个自治区、两个国家正部级机构任15年副职、10年正职；又在全国政协常委兼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主席岗位上，分别任职5年和7年（在任）。
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田聪明说了两条：一是有感而发。什么“感”？他说是看到一些对毛泽东很不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少数“精英”及曾经有过“头脸”的人，不时地对毛泽东进行带有明显偏见的评论。因此也就想说一点“把心放飞”的话；二是出于责任感。他认为应将自己亲历、亲闻的历史，写下来留给后人，尽自己的责任。
“毛主席‘大救星’”这个观念，在田聪明的思想感情中至今也没有消去，但从“文革”开始不久起，从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怀疑，逐步发展到对毛泽东的不少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质疑。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毛泽东批评和肯定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也有些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分析方法的意见。对此，他起初主要是认真听，还常常要打听一些当时的实情或查找一些资料，并努力用科学的历史观和历史分析方法，进行反复思考。
后来，他也慢慢开始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尤其在与一些熟人聊天时，就根据自己的经历谈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阶段：一是以朴素的感情为主，感恩、感激，以至迷信；二是从怀疑“文革”开始，到对毛泽东有意见，且意见越来越大，以至多少伤及了他内心长期形成的对毛泽东的感情；三是通过拨乱反正和实践中不断学习、思考，逐步地有了一个自认为比较客观理性的认识。有不少同志听后觉得他谈的这个认识有点“意思”，就鼓励他能写出来。他犹豫了一些年后决定试着往出写，即如实忆述之所以对毛主席感恩、感激以至迷信的因由；从怀疑“文革”一些做法，到对毛泽东有意见的主要事实和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新时期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在对毛泽东各种评论进行比较、交换、反复中的一些学习思考，作为一家之言与读者交流。
也有不少人对他说这样的文章很不好写。是的，田聪明很清楚写好这样的文章很不容易。这么受人关注的题目，争论和分歧又这么大，即使仅写自己的亲历、亲闻，从事实到观点，要写得让人们能基本认可也确实很难。而且，不管怎么写，如何尽可能避免认识和观点上的偏颇，但时代和个人的“局限”在所难免。他很坦率地说过：“横竖是‘个人实践的反映’，只求讲真话、够坦诚，其他就只能任人评说了。”
毛主席“大救星”
田聪明头一次听到毛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称呼，是在当地1951年冬开展的减租反霸运动中。那时，他家住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库布其沙漠牧区的什拉胡同村，父亲给村里放260多只羊，跑青（青草刚刚长出，羊闻到青草味后枯草不愿吃，青草又吃不到多少，就挨着饿到处跑着找青草）时他给打伴子（当小羊倌），父亲有事时他也一个人去放。减租反霸开始了，也为土地改革做准备，工作队要求近些年的“外来户”要回原籍开户口迁移证。大约十一二月间，他父亲回陕西省府谷县开户口迁移证去了，这群羊就由他一人来放。羊群一般早上太阳半竿高（九十点钟）出坡，晚上上灯后（七八点钟）回来，他吃完晚饭也就差不多该睡觉了。所以，他头一次见到驻村工作队员是到他家“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时候。他觉得工作队员很随和，确实是在问寒问暖。特别是1948年春天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姐姐，因土默特右旗土改比较早些就跑回来了。工作队员很同情，就要姐姐在发动群众的会上说说她的遭遇，强调“有苦诉苦，有冤申冤”。姐姐当时只14岁，显得很紧张。工作队员就鼓励说：“你们不要害怕，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你们做主。”他从此就牢牢记住了共产党、毛主席。
这期间，田聪明家常领到救济粮、救济衣，他与工作队员和村农会领导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包括学唱歌、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参加土改庆功会、扭秧歌等，也常从工作队员、农会领导口里听到关于毛主席、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主张或“故事”。他当时完全是通过工作队员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和理解毛主席、共产党的，通过观其“行”而信其“言”，所以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土地改革中他家被定为雇农成分，分得了头等果实，这就使他在头脑中深深印下了大人们常讲的一句话：“共产党爱穷人，毛主席‘大救星’。”
1952年土改后，政府决定他家要迁到近30里外的农区住，在那里给他家分耕地，但要等一段时间。1948年他家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住时，头一次知道有小孩在学校念书，有时还悄悄到教室外面听读书声。从那以后，在他稚嫩的心底里就一直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和那些小孩一样在教室里读书。所以，当田聪明得知竹拉沁村舅舅家一兄一弟已上学后，就不断与父母说自己也要上学。可是，在什拉胡同村方圆近十几里内没有一所学校，于是就提出去竹拉沁村上学。竹拉沁村还住着他姥爷舅舅，加上要等着分土地，家搬起来又很容易，父母也就动心了。1953年春节过后，举家赶着土改分得的那头驴，驮上“行李”就去了竹拉沁村。经打听，他可以在竹拉沁小学读书，但要等到秋天才能入学。于是，父母在舅舅帮助下开了点荒地耕种，他还和父亲扣土坯卖、给人家放牛，以维持生活。9月1日，已过了十岁的他上了竹拉沁小学一年级。可刚开学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每人每学期5角钱的学费交不上。他与父母正在为此犯难时，学校常俊德老师说，已报告村文教委员批准，免了他的学费。
田聪明终于能和其他孩子一样读书了，兴奋极了，他第一次领到课本时所闻到的那股特殊的香味，至今回想起来都是一种“享受”。这个经历在他思想意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就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老师、领导也都“爱穷人”。所以，他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事也难不倒咱穷人了。
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最令他关注的经历主要是围绕着他能否坚持读书的问题。他读书道路上遇到过一道道的“坎”，但经过一阵艰难曲折后，都在地方和学校领导、老师关心下“迈过去了”。所有这些，在他的意识中当然都归结为共产党、毛主席。“毛主席‘大救星’”就这样成了他从不怀疑的精神支柱。
——田聪明上完一年级就跳级上了三年级。可在1954年达拉特旗刘五圪堵村给他家分下了25亩耕地。1955年春耕时，父亲借了人家一头母牛与自家驴合犋耕种，条件是要他给人家放牛。田聪明身在放牛、心在念书，牛主家不满意，他也没“好气”。两个多月后牛主家不愿用他了，他更不想放了。正好他当毡匠的三叔从准格尔旗来到达拉特旗、土默特右旗一带擀毡子，他就跟着三叔当学徒了。这期间，不少擀毡子的主人都说他称毛、算账、收钱等都很伶俐，不让念书“枉”了。特别是竹拉沁小学的常俊德老师，亲自到他家劝说父母，希望能继续让他读书。父母虽由于当时的困难没同意，但也从常老师流着眼泪离开的情景中受到了很深的触动。
1956年正月，田聪明三叔和爷爷、二叔都从准格尔旗迁到了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他家的土地、耕畜等也都入了社，父母就让他再回竹拉沁小学找到了常老师，读三年级后一学期，下半年又转到了达拉特旗梁家圪堵小学。
2008年7月，作者看望达拉特旗梁家圪堵小学班主任时留影。
——1958年冬，田聪明父亲患了严重肺结核，大口吐血。1959年春节后，他和两个弟弟及父母全家迁到了二叔所在的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今乌拉特中旗）乌兰脑包镇的天苍圪旦村。当时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父亲看病就是他转学读六年级最后一学期。
在达拉特旗时，他家从队里借了12块钱，靠链霉素、雷米封等药物使父亲的肺结核病得到了控制，但没能根治，到了天苍圪旦村不久病情就又加重了。乌兰脑包镇有一个卫生所，距天苍圪旦村15里左右。父亲去卫生所看后，大夫说要赶快用链霉素、雷米封等药治疗，可是他家拿不出钱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妈妈和父亲就找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二才听了情况后十分同情和关心，认为是真正贫下中农的困难，就亲自交代卫生所：“抓紧给治疗，医药费找我算。”就这样，他父亲按时骑着生产队的毛驴到卫生所打针、吃药。他非常感激刘二才书记。很快，大弟弟也在乌兰脑包小学上了三年级，他就设法解决自己上学的问题。
令他没想到的是，当地只有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政府所在地海流图小学才有六年级，距天苍圪旦村有六七十里路，还要翻一座山才能到。正为难时，他听村里人说，在往五原县城走的路上有一所完全小学，马车去卖芦苇时就路过，距天苍圪旦村也比较近，且都是平路。田聪明就决定到这所小学试试。一天，他坐着村里徐白小赶的一辆卖芦苇的马车，从生产队食堂带了点米、面、土豆和很简单的行李就去了。大约11点钟左右，徐白小说路北旁边的几排房子就是学校，他下车将东西放到一间房门旁，找老师说明来意。
那是五原县的义和小学，一至六年级各一个班。附近的学生走读，主要是五六年级有一些寄宿生。尽管事先没有联系，又不是本县人，且已开学两周多了，可学校老师听了田聪明述说情况，看了转学证后就接收下了。班主任叫刘振国，当地人，22岁，教语文课，是五原县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回来任教的。听了刘老师简要介绍，田聪明下午就上课了。
2011年7月，作者（左三）看望五原县义和小学校长（左二）、老师（右三）。右一是小学同班同学。
田聪明一边听每节课，一边往上赶落下的课程。刘老师和各任课老师都看好他。大约过了二十多天，就指定他担任了班委会学习委员。
可田聪明家又遇到了不幸。在他上学一个多月后，刚三岁的小弟弟夭折了，父亲的病因此加重，妈妈也因受打击经常头疼。作为长子的他，自然要考虑毕业后的路该怎么走了。又过了一些时候，快毕业考试了，队里的领导看到他家的困难，又觉得他们一家为人好，就提出他毕业后回队里当会计吧。这在那个靠体力劳动挣工分过日子的年代里无疑是个好差事。所以，他尽管酷爱念书，但也深感这是生产队领导的关心，很感激。于是就如实向刘振国老师汇报了。刘老师虽然同情、理解，但还是希望他能继续读书，并说“上了初中就有助学金，是专门帮助家庭困难学生的”。毕业考试过后，刘老师就告诉他，说他是当年保送上五原县第一中学的三人之一，他很惊喜。这对正在考虑是上初中还是回生产队当会计的田聪明，选择克服困难、坚持读书，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田聪明进入五原一中初40班，享受较高的助学金，父亲的身体也好了些，可以在生产队干些活了。他感激学校，也感激生产队。但由于国家处在困难时期，1960年冬，五原一中要下放一部分从农村考来的初中学生回生产队当会计、出纳、保管等“八大员”。他头年入了团，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尽管很想继续读书，但学校动员后他还是带头报了名。可过了几天，班主任狄永明老师找他说，学校决定他不下放，并要他负责组织班里同学学习时事政策，做好下放同学的工作。他非常感激学校和老师，就更加努力地学习。
可是，到了初中毕业时，又一个“坎”来了。由于国家经济困难，1962年所有中专学校不招生，五原一中高中不招生，有几十个初中毕业班的巴彦淖尔盟只招收三个高中班。据此，对报考高中的考生录取划了两条线，除了考试的分数线还有一条年龄线，即超过18周岁不予录取。而田聪明已满19周岁，只能在毕业考试后就回家了。
初中全班毕业合影。
也许是个巧合，班主任狄永明是体育老师，也是自治区体操运动裁判员，需要带着学校的运动员先参加全盟集训，再参加全区的运动会。狄老师就交代田聪明带领全班同学好好复习，并参加中考。他和全班同学一起认真复习，准备考试，但心里主要想的是为同学们集中精力复习考试，基本没想自己还可能被录取的事。
此时，为了他上学，父母已将家搬到了距五原县城15里的农村。参加完中考，田聪明回家割了近20天小麦。生产队的瓜熟了，要派牛车拉到县城去卖，队长就要他去收钱、记账。下午三点多钟瓜卖完了，车先回了，他要到学校看看老师们后再回去。他顺着城中的大街往西走，过了阳岗房桥又沿着义和渠的南岸继续往西走。正好从北岸向东过来一个同学，远远地就向他喊，说他被杭一中（杭锦后旗第一中学，今奋斗中学）录取了。他笑着摆手，意即不可能了。他进校门时正遇教导主任杨振华老师迎面走来，也是远远地就喊他被杭一中录取了，并说是“破格录取”，还说盟招生委员会曾研究了三次。这个“意外”的惊喜给他带来的感激、兴奋是可想而知的。
——在杭一中领导和老师的关心下，田聪明克服了不少困难读完了高中。其间，他担任过校团委会委员、班团支部书记、校学生会主席，还作为学校选出的代表出席了杭锦后旗团代表大会，内蒙古自治区团委授予他“优秀青年奖章”，可以说是很得志。可1965年春季开学两三个月后，在生产队放羊的父亲肺结核病复发，又吐血了。接到弟弟的信，他毕业考试后即请假从同学家借了辆自行车，一天骑了240里路赶回家。
他父亲吐血后，母亲和弟弟从生产队借了辆驴车送到10里以外的公社医院。经治疗吐血止住了，但生产队的羊放不成了。此时，他弟弟在五原一中读初中，以后全家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个问题再次摆到了他的面前。当时，全公社上高中的学生也不多，每年寒暑假，公社都要安排他帮助做一些社会事业，特别在“学雷锋”“学大寨”和“四清”运动中，领导对他的印象很好。王虎高副社长得知他父亲患病后很同情，就说公社要办一所农业中学，并说“如不能上大学就回来办农中吧”。这是一份可以拿工资的工作，他当然很感激，但也没多说。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无法放弃的愿望——读书能读到大学。
回学校后，他把家里的情况、公社领导的关心和自己内心的想法，如实向班主任齐茂成老师汇报了。齐老师给他们代政治课，也是校党支部委员，态度很明确：“你要参加高考，考上了就去读大学，有困难克服。”齐老师特别强调贫下中农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还不够，必须要在文化上翻身。他听后无疑很受感动和鼓舞。从听说读书、见到别人家的孩子读书以来，读书就成了他的一个深埋内心里的追求。他也常想起妈妈曾在他小学失学一年后说过的一句话：“拼死卖命”也要让他读书读到“人家不要了”为止。但他心里还是“打鼓”。后来得到不少老师同学的鼓励，才定下了主意，就是按照当时全国统一的说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根据学校安排在文科班参加复习，准备高考。学校和齐老师对他一直很关心，高考完后别的同学参加学校的公益劳动，就让他回家了。
田聪明收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比较早，是五个同学约定8月15日到五原县邮局给学校打长途电话中得知的。四个同学都为他高兴，但他却在高兴的同时原本比较踏实了一些的心又忐忑了起来。考上了大学，又是首都的知名大学，不仅祖祖辈辈无人上过，就连他自己也没敢多想。现在来了录取通知书咋能不高兴？！但他也确很为难，不只父亲有病，家庭困难，就连他到北京上学的路费和冬衣也没有（在当地穿的是皮衣皮裤和毡鞋）。可当他见到了公社党委书记李子玉后又出现了转机。李书记的态度很肯定，就是去上大学。李书记看到录取通知书中说，新生有困难可以到当地教育部门领取路费补助，当即领着他到县文教科说了情况，领取了路费。同时，李书记又让公社信用社给他家贷了35元款。李书记还嘱他安心学习，家里困难公社会帮助的。就这样，他于1965年8月26日到了北京。
田聪明此时当然为自己终于能成为一名大学生而高兴，但更多的是想到离毛主席近了。他下了火车一出北京站，就被北师大新生接待站同学引导上了一辆大轿车。更使他兴奋的是，同学说去学校要经过天安门。所以，车一上长安街他就一直面向着北，心潮起伏。旧社会逃荒到内蒙古后四处流浪，被一些人称为“南梁孩儿”（当地对“走西口”来的孩子的贬称）。父母给有钱人干活儿他常跟着，觉得地是人家的地，天也是人家的天，总感到自己抬不起头来。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自己读完了中小学，又到毛主席居住的首都读大学，多大的变化啊？！远远看到天安门了，看到城楼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了，他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望，从心底里往外激动。直至车过了新华门，他才把头转过来，心里想的就是回到学校后赶快向父母写信报喜。
——北师大开学了，田聪明觉得吃饭像“天天过年”。班辅导员老师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很热情地鼓励他安心读书，说组织上一定会帮助克服困难的。很快，学校除每月15.5元的伙食费，还每月补助3元零用钱；入冬了，又给他补助了棉衣、棉裤、棉鞋和床上铺的棉垫子。这些都是他从未料到的，他都写信告诉了父母亲。放寒假时他还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给妈妈买了点衣服布料。
1984年夏，作者（前排右一）参加民主党派在内蒙古召开的一个全国性会议时，看到有北师大著名经济学教授、反“右”时被打成右派的陶大镛（右四）在座，即邀呼和浩特的一些母校校友一起接待。右五是陶先生夫人，右六是时任自治区教育厅长郭福昌校友。
开学不久，校团委会要换届，田聪明被选为团代会代表，并当选为校团委会委员。这是政教系唯一的一位学生委员；接着又被选为政教系团总支委员；12月，他由系团总支书记周筱富和班辅导员汪馥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6年春季开学后，全校文科四个系的一年级同学到山西临汾分校“半工半读”。分校成立了团委会，他是委员；分校设立了政治部，他任副主任。
此时的田聪明，虽然也常想起家庭困难，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很幸运、很幸福，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怀信心地过着每一天的大学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时刻充满着对共产党、毛主席无尽的感激。
人越是热爱什么，珍惜什么，就往往越会担心失去什么。所以，他每想到毛主席好，就常常会产生一个担心：“毛主席百年之后可怎么办啊？！”有时甚至想到，一旦到了那一天，很可能会是“天昏地暗”。
毛主席这是咋的了？
田聪明正在信心满满地读大学时，“文革”开始了。而他不仅对“文革”一无所知，就连“文革”的开展方式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运动迅速起来了，他也很快被卷进去了。由于他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十几年来的状态上，所以步步“跟不上形势”。这就决定了他要经历很多困惑和苦恼。和此前对自己感觉到的“一切好”都“归功”于毛主席一样，将此后他自己所感觉到的“一切不好”也就都“归过”于毛主席了。因而一个接一个“想不通”的事情，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一个朴素而又带有根本性的疑问：“毛主席这是咋的了？！”
——分校收到全国性的报刊大约要比北京晚一周，所以新闻全靠听广播。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都是高校，这在分校师生中引起的震动无疑很大。分校政治部布置田聪明注意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6月4日，电台又播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言论，一些同学就用旧报纸写了一些提问题式的大字报，最尖锐的内容是质问分校“为什么连个态度也没有？”校系有的领导就认为这里边有“大是大非”的问题，要他警惕。由于写大字报的人中，包括他们班一些平时表现很好的同学，于是他就表示了一些不同意见。从此，领导就不再“理”他了。这大概是他从上学以来第一次遭遇的“不信任”。由于他完全是好心好意，所以就感到校系领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后来，他也和一些同学一起写了大字报，对校系领导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6月19日，从北师大本校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分校，经师生民主选举，田聪明当选为分校核心小组成员。谁知此时的北京高校已经开始“赶工作组”了，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分校。因此，分校工作组还没开展多少工作就有人开始批判工作组了，分校核心组当然也就成了工作组的“帮凶”而被批了。他和工作组的关系确实不错。组长叫武永泰，解放军后勤学院一个教研室的主任，58岁，是正师职干部。一些人不仅贴大字报，还常到房间“质问”，武永泰病倒了。此时，不少人不敢和工作组接触了，而他却几乎每天要去武永泰房间看望。武永泰很顾大局，听说北师大本校的工作组作“检讨”了，就说分校工作组也要“检讨”。
为了组织这次检讨会，分校师生代表组成主席团，田聪明也是一个成员，并被安排主持会议。那是一个下午，检讨会在分校西片的院里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参加。那次会给他印象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他宣布会议开始后，下边马上有人高喊“×××没有权利参加今天的会，让他滚出去！”那位老师退出了会场。当喊完第二次时，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说：“咱们还是先听武永泰同志代表工作组‘检讨’吧。”为了堵住个别人再“节外生枝”的嘴，就问了一句：“好不好？”多数人应了声“好！”会议开始了。
武永泰同志“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当时宣传的“老革命”如何“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这个“新问题”，诚恳接受批评，然后分析根源。当讲到分校工作组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时，武永泰同志哽咽了。此时，田聪明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他本来就觉得工作组刚来才几天能有什么错？加上武永泰同志当时的身体又不好，很同情。所以，他的掉泪既有思想不通，又有情感共鸣。这就是他主持那天“检讨”会印象深的另一件事，后来也成了批判他的一大“罪证”。
8月4日分校全体师生回到了北师大本校。一进校门，田聪明看到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许多校系和教研室的领导以及不少教授、老师被点名批判。他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中说，打击的对象只占百分之一、二、三，而现在怎么能有这么多呢？思想开始陷入了“不通”。当时主要是批判工作组，重点批判的对象是校工作组组长孙友漁，分校工作组组长也陪着。每次批判会结束后，田聪明总要送武永泰出校门。当武永泰说对不起时，他又掉泪了。在传达了毛主席批评工作组的指示后，他不仅仍然不通，而且在内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毛主席这是咋的了？”怎么连这些情况也不了解？尽管每想到此的时间很短暂，也很不情愿，有时还伴随着自我怀疑。
大约8月下旬9月上旬，学校根据上级要求，经全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了校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同时，师生自发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政教系四年级学生刘继舜任师长的红卫兵师。刘是调干生，是部队转业的老党员。参加该组织的多是党员、学生干部，田聪明和班里不少同学参加了。在他去呼和浩特“串连”期间，被筹委会指定为校广播站副站长兼编辑组组长。他返回学校到广播站上班不几天的10月7日，林彪在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北师大另一个红卫兵组织——政教系五年级调干学生谭厚兰任团长的井冈山战斗团。于是，红卫兵师就不解自散了，筹委会也因被批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瘫痪了。田聪明深知谭厚兰与《红旗》杂志及“中央文革”有密切联系，就是人们说的有“后台”，有“来头”。但他仍坚持说“不上（井冈）山”，还说“什么时候也是共产党领导红卫兵，加入了共产党就够了。”这也成了后来批判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大“罪证”。
——从此以后，田聪明就一直挨批判，思想上的不通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和身体。11月中旬，他在一些同学的动员下参加了步行串连。十多个同学，起了个名叫“长征战斗队”，原准备乘火车到长沙后步行上井冈山，再到工农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然后沿红军长征路线往前去。可是一到长沙他就高烧到40度，住院十多天。同学等他出院后从长沙步行出发，经韶山、井冈山，到了江西赣州。每到一个革命根据地他都增加了对毛主席的崇敬，可一想到现实就又禁不住摇头，思想还是“不通”。到赣州后，根据当时中央的要求，他们乘火车经南昌、上海于1967年1月31日晚回到北京。
1966年冬，作者（后排右三）参加大学本班部分同学步行“串连”。图为参观毛泽东韶山旧居留影。
那年春节是2月10日，田聪明原打算回校待两天即回家过年。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进校门，到处张贴着“一切权力归井冈山”“向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权”等大标语，气氛很紧张。当走到他居住的西南楼门口时，有一张“田聪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标语；一进楼门正对着走向二楼楼梯的墙上是一张“勒令”，勒令田聪明和他们班党小组组长、团支部书记三人，交出所有“黑材料”，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主要罪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二天，班里“造反派”小头头找田聪明“训话”，要他不要离校，实行群众专政，要集中精力交代问题。特别强调出身好也没用，1957年的右派中就有出身好的人，同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然后要他交出“黑材料”，在他的所有书籍和资料中，搜出三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从学雷锋以来的二十多本日记，全抄走了。又过了几天，系里一个“造反派”头头找他谈话，大概是由于他们的出身有相同之处，除了指出他所犯严重错误外，一说不用与被群众专政的人一起劳动了，二说政策是“给出路”。
此时的校广播站，不断广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取党、政、财、文大权；田聪明每天6点出操，领队的“造反派”总是先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语录；学校成立了以谭厚兰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歌颂“一月革命”风暴，要实行“红色恐怖”，甚至强调“囚徒当狱长，痞子要掌权”……
从头年6月以来，田聪明对“文革”一些做法一直想不通，也很苦恼，但没有惧怕，更没有说过“软话”。可此时的他，却产生了紧张和“恐惧”，就表示“愿意作深刻检讨”，同时陷入了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春节那天中午从食堂打回的带鱼、过油肉等菜，他放在宿舍窗台上三天都未吃完；从夜深人静时西直门火车站的鸣笛声，到次日早上6点钟的起床号——校广播站放的北京电报大楼正点报时的乐曲，他彻夜不眠，时而默默地流泪，不断想着毛主席，“这究竟是咋的了？！”
大约到了2月中下旬，田聪明的“检讨”——18张16开纸的小字报，贴在了宿舍楼道水房旁的墙壁上。他自己认为“够深刻”了：一是违心地承认近九个月中一些主要争论的问题上，自己错了；二是违心地上了自己认为最高的“纲”——尽管自己主观上拥护毛主席，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但由于自己路线觉悟不高，迷失了方向，客观上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由此，他想可能会“过关”了。
再次令田聪明没想到的，是这个“深刻检讨”换来的是又一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次次的批判会。特别是在批判会上面对各种质问，他如果做些解释，就被斥为“狡辩、抵赖”；如果因为“揭发”完全不实而说明事实的声音高点，就被斥为“猖狂反扑”；如果他认为有的批判不值一驳，就不吭声了，又被斥为“装死躺下，以求一逞”……班里造反派头头又找他训话，主要内容就是要他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而且用毛主席关于“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来“堵”他。
此时的田聪明，才真正理解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含意。认为这不只是个形容词，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而且他由自己的遭遇，就想到了所有那些被批判甚至关押的人，包括今天这里打倒几个“走资派”，明天那里又挖出几个“叛徒、特务”，很可能也和自己一样。因而对“文革”的怀疑更大了。所以，除了极度痛苦，有时又产生了愤怒。
田聪明觉得自己检讨已经没用了。往后要么就是以死抗争，因为自己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如果组织上就这样“定罪”，则生不如死；要么就是“与他们斗”，相信组织上明白了真相还会有出头之日。他选择了后者，就是要斗，要斗到底。
田聪明他们班串连最后返校的朱广褔等几个同学，不回避和他接触、说话，他就流露了上述想法。这是他当时唯一的一次与别人交心，心里的感受稍好了些。在过了两天后一个晚上的批判会，照例首先责令他交代、检讨。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他比较平和地说：“我就不要检讨了，你们批吧。因为你们要我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纲，我死也上不去；如果不上这个纲，你们又通不过。所以，我检讨已经没用了。”他说完后不少人显得有些惊讶，主持批判会的人则很生气，便呵斥他“下去吧！”
田聪明从会议室走出来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回宿舍就先睡觉了，一夜睡得很好。第二天起床后照例出操，他走到楼梯口看到墙上有一张用几张纸竖着连起来的大字报《声明》，停脚一看是关于他的，说“田聪明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必须看到他的本质还是好的。像这样对他的批判，大方向有问题”。他们班44个同学中25人签了名。这是他没有料到的，所以格外受震动，感到振奋。他感谢班里那么多同学，更觉得自己原来就不该作那些违心的检讨。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自己的事自己都不敢说真话，不敢坚持真理，让别人怎么说呢？！”
在此后的日子里，对田聪明的批判还有，特别是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会，有人常以他为“活靶子”，有的大字报也点他的名，说他是“修正主义的黑党员”等。但他明显感到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在“应付”。此时的他对校革委会已完全失去了信任。他“想通了”，也就不那么痛苦了。许多活动不让他参加，就“愉快”地过“宿舍—食堂—图书馆—操场”四点一线的日子。
——1968年国庆后，“工军宣队”进驻首都各高校，田聪明热切企盼“打破谭厚兰的一统天下”，因而他含着热泪加入了校门口的欢迎队伍。当时住在他们班的一位姓高的山西籍解放军班长，据同学们说对田聪明很同情。12月25日，高班长通知他，第二天就同一位姓史的工宣队员去山东搞“清理阶级队伍”的外调。这是两年多来第一次分配他做的事，所以有人也说他从此“解放”了。后来才知道，中央要求搞“清队”外调至少要有两人，其中还必须有一名党员。而学校教职工中的党员不少因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被信任”，学生中党员又很少，他就被起用了。对此，他当然还是欣慰的。
在此后的半年里，田聪明又同参加造反派的外班同学到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及青海省诺木洪劳改农场外调或查阅档案，他工作得很认真。从诺木洪农场回到西宁，因还要到兰州、西安继续外调，需要将已查阅档案摘抄的材料寄回学校。他们先找到邮局，被告知机密材料寄不成，就又找到省军区机要科才寄回。
可到了1969年6月中旬，“工军宣队”通知田聪明不要参加外调了，回班里参加活动吧。很快听说是因他搞外调，“调查一件排除一件”，因而被认为是“白搞了”。他当即对这种不讲实事求是的说法和做法表示了愤怒：“‘清队’就是清嘛！外调不就是要把一些疑问、线索搞清嘛！难道调出一大堆‘坏人’才算成绩？如果那样，还叫‘清’吗？！”此时，他不只对“工军宣队”失望了，而且认定“文革”有问题了。
9月份开始整党，每个党员都要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做一个“触及灵魂”的发言。当时有个说法就是要“敢于冲锋陷阵”。其中学生党员主要“冲锋”的“靶子”是“入党做官论”“学而优则仕”。田聪明的发言中违心之处也有，但就是没有这两条。因他深知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深知自己的读书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尽管有人揪住不放，“工军宣队”也做工作，但他最终也没从。
1970年1月，首都高校开展“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运动，因此前许多“左”的或“违法”活动没让他参加，就成了“不得不依靠的对象”。驻班的杨姓工人师傅找到田聪明，说领导要他负责一个“五·一六”嫌疑学生的专案组。他问有证据吗？杨师傅说“百分之百”。他更产生了疑问，就提出要看已经掌握的证据和线索。当杨师傅说要“保密”时，他说“那还要我负什么责？！”说完就走了。在此后两年多的“批清”运动中，他又在循着“宿舍—食堂—图书馆—操场”四点一线过日子。他至今常说道，正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不仅读了一些书，而且观察了许多人和事，思考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认为都是“反面教育”中所得，一生受益。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认真读马列主义原著，警惕上“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他很拥护，又觉得看到希望了。毕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他就到王府井旧书店买了《马恩文选》《列宁文选》各一套，抓紧时间读，并到图书馆查阅和摘抄资料。他说真正比较系统地读马列的原著主要是那两年。
——林彪事件，田聪明首先是在1971年国庆期间听到传说。他当时在内蒙古磴口县一中，他爱人大学毕业并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后分配到那里任教，他送去安家。听到林彪出事的传言，他觉得是“天大的事”，即返回学校。他回校正赶上传达（行政22级以上及大学毕业党员干部）。他听后受到极大震动，这样一个阴险的人，爬到了这样高的地位，特别是两年前“史无前例地写进了党章的接班人”，出逃摔死了，遭到报应，清除了党内一个极大的隐患，庆幸啊！同时他的忧心也加重了——党内还有没有类似的隐患？！因为他对两年前“九大”选举江青、叶群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有看法的。他说如果“内举不避亲”，那资历、德才能与邓颖超比吗？他认为，毛主席用了自己的老婆就不好不用林彪的老婆了……
1972年4月，田聪明被分配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做理论干事，大约七八月份，他参加文教组组长孙宝林（军人）带领的政治部工作组，在磴口县补隆淖公社下乡。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下到生产队了，分配他随组长住在公社。一天下午，盟文教组的刘子杰来看望孙宝林。刘子杰从兜里掏出一个64开的小本本，就蹲在宿舍门前的地上读给孙宝林听，也不回避他。内容是毛主席1966年7月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信，其中谈到不少对林彪的不满，还说历来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的主任等。田聪明开始时怀疑这封信是否真是毛主席所写。后来看到文件后感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确定林彪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既然连林彪的老婆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都不赞成，为什么还要让其当政治局委员？像这样涉及中央最高层之间的事怎么能在给自己老婆的信中讲呢……
此时的田聪明，对毛泽东的质疑越来越多，并不断思考。由于对巴盟“文革”情况不了解，他很少说话，行动上也是凡“能躲都躲”。1973年的元旦社论中讲，批林整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批林整风不要联系实际……他觉得这些观点从理论到实践都多有“不通”。当时他正在下乡，对所驻生产队群众反映队干部的问题，能处理的他都据实据理作了处理，有人就以元旦社论为据诬告他“违反大方向”。对此他不在乎，而是据实说服了宣传组和政治部的领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月中旬宣传组调他回单位给上级宣传部门写全盟学习元旦社论的情况报告，他就“空对空”、东抄西抄应付了事。
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说是“文革”的继续。田聪明先是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有个同志说人家都写大字报，咱们是不是要对中央一号文件表个态啊？可当他写了开头一段，盟党校的一位同志看后说：“你们这不行，人家是要‘干货’呢！”即要揭批人和事。他便一把撕掉了。他私下和人说了当地的一句俗话：“取回经来唐僧坐，惹下鬼头孙悟空。”意即表示“不能稀里糊涂为别人卖命”。此后他就以不了解情况为由，始终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发过一次言。每天上班除了看报看书，就是与几个同志学下围棋。
——盟委第一书记被造反派闹得无法工作了，自治区党委就调李贵来接任。李贵敢做敢当，对造反派很反感，将造反派斥责了一通后就带领机关干部下乡了，当时叫“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一抓三促”），主要是挖排水沟，治理河套土地盐碱化。田聪明的精神头又来了，积极报名下乡，并被抽调到“一抓三促”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11月中旬，田聪明接到盟委通知，说根据内蒙古党委要求，借调他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半年。他到呼和浩特后参加分社的第一次会议上，当着副社长林沫的面，批评当时新华社的报道不实事求是，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处莺歌燕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后来看了有关新华社的历史资料，听了“老新华人”的讲述后，他感慨那些报道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新华社”的问题，表达了对当时中央宣传工作的不满。
后来，他得知毛主席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狠抓铁路运输畅通，进行全面整顿等，很振奋。分社领导说，从地方借调一些年轻同志到新华社加强新闻报道工作，就是根据中央的这个决策部署决定的。他内心里又想“毛主席还是了解民心的”，就积极地和分社同志一起工作。在1975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他从电视里看到江青和小平同志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很反感；当看到小平讲话记录稿中，有江青一句插话“是个别情况”，小平同志当即说：“个别的也不能允许！”他觉得特别痛快。
1976年1月9日，已经正式调任新华社记者并在乡下采访的田聪明，从广播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悲痛至极，迅速返回了分社。那一阵，他见了熟人嘴里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这泪水表达了他当时极为复杂的心情：他对周总理逝世后的中央工作很担心；对中央一次次下发通知，不许各级各单位各界群众开展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很反感；他深知周总理的“早逝”有长期辛劳的原因，也有近年太多的委屈又不好倾诉，心痛不已；他每天从《参考资料》等内部刊物中得知国内外许多政要和知名人士，忆述周总理半个多世纪中对中国革命、建设，对新中国内政、外交所作无可估量的付出和贡献，可中央不许公开报道，很不理解；更重要的是他对毛主席自始至终对周总理的逝世未作具体表示，这让他十分不理解，觉得太不应该了……
收到报道周总理追悼会的报纸后，田聪明将所有有关周总理逝世的报道，从讣告开始，到所发15张生平照片，一字不落地剪了下来，工工整整地贴在稿纸上，并用针线装订好。他一边贴一边流着泪说：“这些，可能不会出版了。”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作者极度悲痛、忧心。图为将当时发表的“讣告”直到追悼会后15张生平照片的所有报道，一字不落地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稿纸上，装订好保存至今。
1975年底，田聪明听说毛主席又“听信谗言”，对周总理充分信任依靠、全国人民拥护的邓小平同志不信任了，并要针对邓小平搞什么“教育革命大辩论”等。他既感到不平，感到危险，更是着急，内心里常想：“毛主席又咋的了？！”在分社反映内蒙古各族人民怀念周总理的内部报道中，他和大家执意写上了一句话：“内蒙古各族人民希望邓小平同志接任国务院总理。”可自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后，邓小平的名字仅在报道外国首脑唁电中有过一次，而人一直未出现过。此时他已兼任了分社代理秘书（办公室主任），兼管着行政和党务工作。他对中央部署开展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及“倒邓”的传言，感到兆头不好；对决定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主要是因为没有让江青那些人掌实权而松了一口气，但心还在悬着。
——田聪明对1976年“四五”事件及此后开展的“批邓反右”，真有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感觉。电台播发消息的那天晚上，他在磴口县出差，正遇巴盟教育处的张华，很熟，就痛痛快快地“纵论”了一番：明明是悼念周总理，咋成了“反革命事件”？！两年多工作成就显著的邓小平为啥又要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如此颠倒黑白的事咋能让人信服……
在“批邓反右”期间，中央的许多部署很具体，分社这方面的事都是田聪明具体负责抓，他就“积极应付”。比如追查“四五”事件期间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一级一级部署下来，并要求尽快上报。他就在分社全体人员参加的会上问一声有没有人去过？人们说没有，他就说如果没有，我们就上报了。实际上分社有4人去过，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统一口径”。对“追谣”也是这样，写几句话向自治区直属机关党委报告了事。
田聪明主持分社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会，实际成了“学习三个文件”的会。如对中科院的《汇报提纲》中关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内容，分社摄影记者施长江以照相机为例说：“如果真能这样就好了”。会后，他同样以“认真组织了‘批判’，大家踊跃发言”而上报搪塞。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田聪明是在土默特右旗农村采访时，从村头大喇叭中听到的。当时，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哀乐，播音员念讣告，他听后也悲痛，但与周总理逝世时悲痛的程度差了不少。对此，他说连自己也没有料到。自治区党委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开悼念大会，他是分社的领队。在队列集结过程中停留时，看到有人就蹲在地上休息，在队列来回移动中发生些相互碰撞时，有些人小声地又说又笑。他当时对此有些不好接受，但一想到自己对毛泽东的“质疑”，也就“理解”了。
毛泽东是人、是伟人
1976年10月11日，正在乡下采访的田聪明根据通知返回了分社。第二天，分社社长申万起向他传达自治区党委尤太忠第一书记，在区党委传达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的精神。申万起传达完后问他要不要“转弯子”？他脱口说：“早就是直的。”他确实高兴极了，他认为那是中央纠正了毛泽东最大的一个错误，也是清除了存在于党和国家机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田聪明经常用郭沫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1977年夏，党中央全会又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那是田聪明从粉碎“四人帮”后就一直急切企盼纠正的毛泽东另一大错误。他认为那不只是为小平同志平冤，更重要的是党、国家、人民需要邓小平。
粉碎“四人帮”和恢复小平同志领导职务两件事，使田聪明觉得“我们党真行”。特别是“四人帮”中有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两个政治局委员，其中还有身份特殊的江青。这是多么大、多么难的事啊！可我们的党中央“不声不响”地就解决了。他那时常讲，这两件事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内始终有健康力量做“中坚”。这一“力量”平时也许感觉不明显，但一到紧要关头就会立即“站出来”力挽狂澜，转危为安。他常将那时与解放初相提并论，觉得风清气正，天天都有好消息。
对毛泽东的不同评价，争论的尖锐激烈，让田聪明感到思想准备不足。引起他注意的，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随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和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中，批评和肯定毛泽东的意见都很强烈。尤其1980年春节，田聪明调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的秘书，使他接触的人和材料多了许多、广了许多。其中，有不少对毛泽东的评论意见和材料，他感到闻所未闻。
由于他对毛泽东既有过充分的肯定，又有过强烈的质疑。所以，他对各种意见都能平心静气地听，且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是只听不评，或问而不评。这使他逐步地感觉到自己原来对毛泽东不论功还是过，了解都很少，理解更浅显；不论“拥护”还是“质疑”，都只能算得上是很有限的感性认识。这就促使他不断地积累材料，并反复阅读、琢磨，联系自己的亲历、亲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
——三十多年中，田聪明从大量事实中感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要比他在“文革”中的那些怀疑、“反感”严重得多，而且对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的严重错误都负有主要责任。特别是1957年后的毛泽东，脱离实际的“左”倾指导思想逐渐滋长，各级一些看眼色行事的领导干部又不时上报一些支持“左”倾路线的“依据”，推波助澜。加上人的自然规律，随着年龄增大，真正亲自到实践中调查研究越来越少；个人威望很高而又无法监督，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自我批评越来越少；“近小人、远君子”甚至“听信谗言”时有发生，这就导致对党和国家面临的客观“实际”了解越来越不够全面、准确，大脑这个“加工厂”不时出现“乱象”，时而多疑，感情用事，甚至怀疑自己几十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时而显得缺乏自信，出尔反尔。这就使得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分析判断，既越来越离开可靠的客观基础，又越来越背离了群众路线和民主程序，最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判断、决策失误，以及许多错误难以在过程中及时得到纠正，一错再错，给党、国家、民族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田聪明认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粉碎“四人帮”、彻底否定“文革”，认识一致的程度，超过新中国成立后所有重大事件，确是“物极必反”，已不得不反。
田聪明认为，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人祸大于天灾’”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人祸”的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他过去只相信是自然灾害，是苏联撕毁协议并逼着中国还债造成的，根本没有想到过还有毛泽东的错误。因为在他的意识中，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不仅说“要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而且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业合作化大体需要“三个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可事实是，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开展不久，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做法就开始逐渐背离原来的指导思想和安排，背离自己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三农”的客观实际，一意孤行地发动了“大跃进”，搞“集体食堂”“人民公社”化，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他还引用毛泽东关于“感觉到了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等论述，来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1959年底，他家队里的食堂倒了，生产队每人每天只发4两稻稖子（水稻与稖子草杂交后的一种植物，其籽约稻谷三分之一大小，灰褐色，在脱粒时从稻谷中分离出来）面，参加一天劳动再加4两。加上他家是新来户，没有一点积蓄，真是“锅底朝天”啊！为了增加4两稻稖子面，父亲的肺结核病稍好了些就尽量参加劳动。在1960年春天给队里播种小麦时，父亲每到收工时就将手伸进装麦种的毛线口袋里抖，抖出一点遗留的麦种粒就直接塞到嘴里嚼着吃。由于麦种都是拌了农药的，他听妈妈说，父亲收工回到家里后嘴角上仍留有粉红色农药的痕迹。那年春夏，他父亲被饿得眼皮成了“水泡”，下腿手指一摁一个坑；他上小学四年级的弟弟，为了每天加4两稻稖子面，也辍学给生产队放猪了。他还听妈妈说，弟弟常饿得一个人坐着发呆，眼睛里不停地流泪。
田聪明的粮食供应是1961年初从县城转回生产队的，头年每月34斤的口粮还能保证。从1961年开始，生产队将他的口粮按定量卖到当地粮库，本人将票据交到学校，学校食堂再从县粮库购粮。那时，五原一中的住校生全是农村的，估计可能还有些照顾，学生吃的主食多是“三合面”（至今也说不清楚是哪“三”合，反正是灰褐色面，有时还吃出沙子），也有少量玉米面和极少一点白面、大米。当时学校食堂有一种名叫“金裏银”（玉米面裹白面）的食品，同学就又叫出了“金裹铁”“银裹铁”等，就是外面裹有玉米面或薄薄一层白面，里边全是“三合面”，切成块蒸熟了吃。不仅很难往下咽，也很难往出拉，营养就更难说了。为了减少同学们的体力消耗，学校决定尽量减少活动，要求晚9点就睡觉。
1961年初，中央决定给农民分了点自留地，他家4口人分了0.2亩。到了6月份，自留地种的蔬菜就可以吃点了，到了7月下旬也可以掐一点麦穗搓下麦粒磨面吃了，农民的肚子就稍饱了些。所以，他们班一些农村的同学由于在学校饿得受不了就弃学回家了。为此，学校不得不将1960年春季招收的两个班撤销，将其中学习成绩好点的同学分到他们那个年级的4个班里。即使这样，他们班原55人到毕业时还不到30人。
田聪明为什么没有离校？他说得很简单：“学校领导和老师没说让我走，班里要只有一个学生，那可能就是我。”那年，上级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下厨房”，学校成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他是委员。可到了1962年春天，他的身体有些坚持不住了，头常发晕，有时失眠。学校后来将十来个体弱学生集中到了一个组单独吃饭，主要是多给吃点细粮，吃得稍饱些，他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直到现在，他每当讲起“三年困难时期”仍很动情。
田聪明在新华社做农牧业报道记者时，脑子里经常想的就是如何能首先让农民吃饱饭。对内蒙古中滩公社1978年开始实行的“口粮田”“大包干”等改革曾几次报道，旗帜鲜明地给以支持。他那时常说，如果土改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按原设想慢上十几年可能会好得多。因他家1954年秋才分下25亩耕地，1955年收成很好。可当年冬就加入了初级社，第二年又加入了高级社，紧接着就加入了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他说，农民满怀期盼地分得了土地，仅种了一两年就归了集体，年年种粮又年年饿肚子，咋能有生产积极性？！加上太离谱的浮夸、虚报与领导的官僚主义相结合，“报纸上的粮食产量”只是“画饼”，有些地方发生饿死人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田聪明认为，毛泽东另一个令人难以原谅的错误，就是搞政治运动整人。党的八大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党的决议，不是带领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是一个接一个搞政治运动直至“文革”，使那么多人挨了整。他相信，“文革”确实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向极端，但确实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毛泽东虽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与阴谋利用“文革”篡党夺权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并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保护了一些遭受迫害的重要领导干部和著名人士。但执意坚持“文革”错误路线，虽然没有把党和国家的主导权交给江青反革命集团，仍把“四人帮”留在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之中，特别是再次撤销了对“文革”持“保留”意见的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从客观上“清除”了被江青一伙视为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最重要障碍，身后给全党全国留下了一个“危局”。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田聪明对在毛泽东“左”的错误影响下，那么多干部、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迫害的情况感到触目惊心。特别是在党内乃至全社会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后果，就是使国家许多工作背离了《宪法》和法规，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上毛泽东逐步滋长了愿听顺耳话，难以容下不同意见等专断作风，甚至将在党的会议上，向党讲真话、实话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他们长期遭受迫害，使我们党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而一批以精于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善于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糊弄领导等为特征的“两面派”得以滋生。这种社会“恶行”古今中外有之，但解放以来，以毛泽东晚年错误时期为最盛。至今仍有一些这样的人寄生于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严重侵蚀着党的机体。这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一种“病毒”。
——三十多年中，田聪明更多地是从大量事实中感到，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乃至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功绩和影响，远不只给自己留下“大救星”印象的那些亲历和书本上的史实。所以，他每当讲起来总会说：“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是中国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国家走向统一和社会发展进步、人民生活走向富裕幸福等作出决定性贡献的伟大领导人；毛泽东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毋庸置疑的代表。”所以，他从内心里赞同邓小平关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的评价。
田聪明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的观点深信不疑。他认为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的努力，但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
田聪明常说，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就经历着各种磨难，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曾犯过多次错误，有无数共产党人牺牲或被错杀，还有一些信仰动摇、意志薄弱的党员，特别是担任了高层领导职务和重要工作的党员叛变了，曾给党组织和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和威胁。但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乃至消灭一切剥削、压迫和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及其政党，解放全人类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始终没有变。而且正是经过这样的大浪淘沙，不断聚集锻炼了一批“用特殊材料铸就”的共产党员前仆后继，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攻坚克难的“脊梁”。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坚定的信仰和勇气、意志、智慧令今人难以想象。
田聪明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壮大乃至取得革命成功，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国内外一些政要一直不是很看好或支持中有所保留。回过头来想，这也是有些根据的，最根本的是中国国情十分复杂落后，既没有马恩当年设想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也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所以，可以说没有一点现成经验可供借鉴。而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硬是直面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坚定不移地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精神实质理解和掌握的探索，对中国国情认识和把握的探索。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不断理解掌握的科学理论与不断认识掌握的中国国情相结合，及时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正确解决了一个接一个的实际问题，终于走出了20世纪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而代表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和回答理论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主要领导者是毛泽东。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处于极为不利地位时，正是靠着毛泽东令人难以置信的钢铁意志，无所畏惧的“唯实”精神、“坚持”精神和惊人的智慧，带领党和军队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终得化险为夷，克敌制胜。
谈到这里，田聪明往往会根据自己掌握的那些史实和理解，一口气举出毛泽东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所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若干实例。
——建党初期，共产国际指示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城市工运、学运，毛泽东也搞过学运、工运，但认为中国革命还必须要发动农民，搞农运。为此，毛泽东搞农民运动讲习所，坚持深入农村调研，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更是对在农村开展革命运动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革命的首要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没有自己的武装不行。中央“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观点，并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和共产国际仍坚持以城市民运为主，所以会议虽然决定建立工农革命军，但首先进攻的目标是大城市。因而对毛泽东关于发展工农革命军至关重要的农民和土地革命的主张基本没有接受和重视，毛泽东则不动摇。会后，主张工农革命军进攻城市的瞿秋白，想要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说“不愿住高楼大厦，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委派，毛泽东到湖南东北和江西西北的交界处，组织那里的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发动了起义，即“秋收起义”。毛泽东将起义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自己任师长。还制作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红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打出自己的旗帜。
——可起义后，即党掌握了革命武装后，部队如何发展、如何生存和壮大呢？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央主要负责人，还是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中央和湖南省委为“秋收起义”确定的目标是攻打长沙。但毛泽东从起义后作战的惨重损失中很快发现攻打长沙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为了保存起义部队的力量，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改变了原定计划，由攻打长沙转而向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前进。同时，针对部队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毛泽东及时着手对部队进行整顿，下决心通过教育、改造，建设一支真正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武装。如进行了“三湾改编”，并创造性地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措施，以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杜绝损害军民关系；巧妙地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抵制领导的错误决策，也不顾中央给予的处分，坚持将部队带上井冈山，团结当地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斗争，深入做群众工作，开辟革命根据地。第二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与朱老总率领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坚持下来的部队会师，组成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此诞生了威震四海的“朱毛红军”，并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后又与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会合，壮大了“朱毛红军”并根据当时当地的敌情社情，向赣南、闽西扩展革命根据地，建设革命政权。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有了自己的武装，而且开始有了可赖以立足、生存和发展的“革命根据地”。
——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下去？如何发展壮大？这方面，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没有也不可能有正确答案，还是靠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带领红军和农民，在打击反动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建设革命政权的实践中顽强探索。毛泽东于1928年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提出并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战略，即开辟革命根据地、建设革命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而发动农民，扩大农民武装，并利用有不同背景的“军阀割据”和“白色政权”之间的矛盾，通过一小块一小块红色政权，形成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之势。同时，毛泽东坚持对红军中逐渐暴露出来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但由于中共主要领导的错误指挥和红军中有的领导的“摇摆”，通过“选举”一度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又是斗争失败的实践教育了红军中的领导，便主动向中央汇报了实情，并将毛泽东请回红四军任前委书记。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于1929年底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用决议的形式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从此将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的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当选为主席。以此为依托，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工农红军也不断发展壮大。“朱毛红军”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依靠切合根据地和红军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连续取得了对国民党反动武装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正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不仅使钱壮飞等暴露了身份的党的“特科”工作人员有了转移之地，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后，才得以转移到了苏区，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央苏区。
十分糟糕的是，此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央主要负责人，仍没有接受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继续坚持脱离中国国情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以至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指挥权，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中央苏区破坏殆尽，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依然坚守既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主张，又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深入做宣传解释工作的一贯思想。面对国民党反动武装围追堵截，特别是红军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导致重大损失忧心如焚，但毫不灰心。而是一方面及时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方面耐心地通过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反复向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阐述自己对扭转中国革命战争危局的主张，并逐步得到了理解、支持。这就为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中央和中央红军实际上的领导人、指挥者地位做了准备，也使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毛泽东的道路”。
——毛泽东受任于危难之际，但正是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督战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次次进攻，纠正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结束了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实现了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陕北会师，在陕北红军根据地的基础上创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各地逐步发展，真正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的曲折发展道路，正像军歌中所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形成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解放全中国的摧枯拉朽之势，迫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退缩到了台湾岛，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田聪明十分敬佩毛泽东对党的信仰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认为这种坚定的信仰和忠诚不仅能产生动力、毅力和力量，而且能产生智慧。这正是毛泽东历经千难万险而终能立得住脚，并能团结带领党、军队、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最根本的内因。
1995年7月，作者在延安毛泽东题词碑前留影。
这方面，他有时与张国焘对比着讲毛泽东。他说党的一大建党时，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13名代表之中，当时张国焘的影响和作用要比毛泽东突出些。在后来的十多年中，毛、张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也都有过胜利和挫折，但俩人对党、对革命事业所持的态度和选择却截然不同。
他说，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创建革命根据地很有成就，在长征中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时仍有八九万人。中央、中央红军领导及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胜利会师无不兴高采烈，而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由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和当时中央指挥错误而损失惨重，所剩人数要比四方面军少得多后，却向中央提出了一些与党的宗旨、原则格格不入的要求。如“凭实力要权力”等；当这些要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时就在行动上分裂军队，乃至另立中央、分裂党；当自己的错误路线和行动遭到失败后又阳奉阴违，死不认错，最终走上叛党的道路。
而毛泽东呢？最早创建了工农红军，最早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主持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当选主席；坚持从红军和根据地的实际确定战略战术，指挥红军连续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论哪方面的“实力”都超过了张国焘。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几次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主要负责人错误的批评、排斥，但当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时，毛泽东二话不说，热情欢迎中央派来的领导人。特别是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破坏后，中央主要负责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一方面不得不将中央机关向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苏区转移，一方面继续坚持对苏区红军实行错误路线指挥，特别是错误地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原则，保留意见；一方面服从中央的决定，并继续尽力为革命事业做工作。
田聪明有时还与蒋介石对比着讲述毛泽东。他认为，外国有人说蒋介石一生唯一斗不过的人就是毛泽东，有道理。论个人天赋和掌控能力，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确实算一个人物。仅孙中山逝世后两年多时间内，蒋介石就利用“好心人”不备，通过各种手段将国民党内元老、北伐军中的“异己”，乃至苏联顾问清除掉了；又通过“清党”特别是“四一二”政变，背弃“国共合作”，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当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创建了工农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后，蒋介石又集中精锐武装“围剿”。蒋介石在“围剿”中的一个特别举动是重金悬赏毛泽东的头颅。
由于共产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路线，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从红军领导岗位上被排斥出去。这对蒋介石无疑是“喜从天降”，接连取得“围剿”中央苏区和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的重大胜利。但正是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红军根据正反面的反复实践，最终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从此，蒋介石就一直以毛泽东为心腹大患，朝思暮想欲除之而后快，且手段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特别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自以为有美式装备等绝对优势，悍然撕毁国共和谈协议，执意发动内战，并扬言几个月内消灭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武装。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只是当了“运输大队长”，不断地将美式装备运给了人民解放军。进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行事“逻辑”做出了概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一直灭亡”。所以，有人将毛泽东称为蒋介石的“克星”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田聪明还经常强调，在新形势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很重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是“开山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和基础。
1995年7月，作者在延安毛泽东旧居前留影。
田聪明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缔造了新中国，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社会等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和所取得的建设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也走过不少弯路，付出了很多代价，但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基础性意义，已越来越被实践证明。包括“文革”中，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贪污腐败、防止干部腐化变质。以及反对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打开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等思想和决策，同样具有长远战略性指导意义。特别是最近常想到毛泽东1956年的一段谈话，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这一论述切中共产党执政后的最根本的危险，值得所有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铭记，指导我们的行动。
即使对1989年春夏的北京风波，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下能得以顺利平息、对西方的制裁能够从容应对等，有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取得成绩做基础，有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毛泽东时代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精神、思想原则和基本制度，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田聪明常说，毛泽东著作的最大特点是来源于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且大多出于本人亲历、亲闻及本人的脑、本人的手，并以本人的语言而成就，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与已经或正在做的实际工作结合得紧密自然。无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是对中国国情，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讲得深入浅出，干部群众愿意看、看得懂，具有现实针对性。
1987年7月，作者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考察时，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留影。
田聪明学习毛泽东著作比较早。1960年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但要凭购书证买。而当时学校有购书证的只有三四位老师。还在读初二的他，看了有关报道后就想学，但只能找有书的老师借来学，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学。他读完了第四卷，尽管理解得很有限，但与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话语产生了共鸣，受到了很大鼓舞和教育，就又在寒假借了前三卷学。后来，对《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他就从新华书店买了单行本学。其中不少文章的一些内容他至今能叙述下来。上大学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又反复阅读了马列的一些重点著作，还在巴彦淖尔盟党校讲授过《反杜林论》。他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哲学著作，以及在许多著作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理解和运用得深而活，特别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让人对看似很抽象的“哲学”感觉到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田聪明经常说，陈云同志所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比较、交换、反复”，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辟概括，只要有“勇气”用以指导实际行动，就会有顺理成章的成效和感觉。他常引用毛泽东《实践论》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是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等论述谈体会，认为领导干部在新事物、新技术、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新形势下做工作，坚持以这样的认识论原理为指导，就会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达到预期目的。
长期以来，田聪明这么说、这么做，也建议别人这么做。他的讲话和与下属干部谈话，总是将“学习、调查、思考”挂在嘴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1993年是中影公司的一位处长，经田聪明建议和协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任了副厂长。行前他特意叮嘱童刚要带上《毛泽东著作选读》，强调要结合工作实际，反复学习《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等哲学著作。2001年夏秋以后，41岁的鲁炜从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调任总社秘书长、副社长。第一次谈话中，他在要求鲁炜重视学习调研的同时，反复叮嘱要学习《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等哲学著作。
新华社党组在先进性教育中提出要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为此，社机关党委号召每人推荐一本书，发表一句感言。田聪明推荐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一句感言是“终身学习，受益无穷”。他从社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又推荐过三次。一次推荐的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另一次要求推荐两本，他推荐的是《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最近一次推荐的是《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
结语
就这样，田聪明对毛泽东功、过的认识，以及他对毛泽东认识的“再认识”，都在逐步丰富和深化、逐渐趋向理性，并形成了他的基本结论：“毛泽东是人、是伟人。”
他认为，自己过去对毛泽东的感恩以至迷信、质疑以至伤及感情，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和直接感觉都没有错，主要问题出在认识和理解的浮浅、局限性上，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片面性。而现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客观环境和全过程联系了起来，与毛泽东一生在中国革命建设中的全部功过是非联系了起来进行思考，就大不一样了。他由此感慨：还是毛泽东说的好，感觉到的东西不会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1959年“庐山会议”重要受害者之一的周惠曾对田聪明说：“毛泽东如果在1956年党的八大时退下来，可以说是近乎完人。”他从大量事实中感到周惠讲得有道理。
现时的田聪明，对毛泽东的认识从朴素的感恩乃至迷信，以及后来的质疑，发展到了一方面是理性的崇敬，从内心里崇敬这位20世纪中国的伟人、世界的伟人；另一方面则是深刻认识和科学分析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危害和根源，在惋惜心痛中，以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为鉴，尽力做些警示后人的工作，认为这是自己的历史责任。
1999年10月1日，作者（左）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李嘉诚（中）、姜恩柱（右）合影。
田聪明曾很深沉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语，将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讲透了。特别是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都是“史无前例”的事业，建党九十多年的历史正是循着这个规律发展的。可否这样说，如果没有建党后十多年多次犯错误导致的失败，就很可能不会那么快地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同样，如果没有近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教训，就很可能不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找到并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可算一家之言。但这是从认识论原理和坏事变好事的规律而言，而实际是所付代价太大了。所以，我们要像毛泽东所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聪明起来了，就要努力减少代价。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法律及规章制度，以保证杜绝重大错误，减少小错误，出了错也能快改。所以，他讲话、写文章、聊天，常以此为例，强调在本职工作中加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法制国家建设，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警惕重犯毛泽东时代的错误，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作风，并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田聪明常说：“包括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在内，都是人；凡人就总会有长处短处；当了领导，管的事多了、做的工作多了，就随时可能出现错误，甚至大错。但一个人包括伟人，真正承认和认识自己的错误，特别是重大错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承认、不认识错误何谈纠正？！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错误，尽管在‘七千人大会’上有检讨，实践中也作了不少纠正，可事实证明对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和根源，特别是对于自己错误的主观因素没有真正认识，也就不可能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对‘文革’也感到出现了不少错误，也作了一些纠正，并且直接领导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同‘四人帮’也作了不少斗争。可直到‘闭眼’时也仅承认‘三分过’，仍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田聪明说，在毛泽东看来，不论德才还是工作实绩，邓小平都比“四人帮”强得多，这是由他们共同的信仰决定了的。但由于此时的毛泽东已深陷“文革”的误区，而邓小平不赞成“文革”，“四人帮”则热衷于“文革”，最后还是先舍了邓小平，只是念其德才和工作成绩，坚持保留了其党籍，为以后可能再起用留下余地。这就证明党和国家必须要有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和比较完备的法制保障；要有正常的党内外民主生活和监督制度，再加上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个人自律。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人特别是领导人的长处得以发挥，工作富有成效；短处得以制约、补充；出了错也能尽快得以纠正。
关于毛泽东，田聪明还常引用列宁对卢森堡的评价来表达自己结论性的观点。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领袖人物，是当时公认的革命活动家、理论家。列宁曾列举了卢森堡一生所犯错误，但仍认为“他始终是一只鹰”。进而，列宁引用了俄国一个寓言中的两句话：“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