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半分园
约在两年前，我第一次进北京，便去城西一片楼群的深处，拜访前辈诗人吕剑先生。
虽是初晤，但我并未感到陌生或忐忑，诗人也恰如平日的想象：完全是一位朴厚、慈蔼的温厚长者。柔和的面部轮廓，满含笑意的真诚的目光，只是黑发却已显得稀疏了……这使我想到岁月的艰辛。
诗人很高兴，引我去他小小的工作室（也是客室），叫来热情的宗珏先生向客人介绍，自己则忙着去沏茶：迈的是舒缓的老年人的步伐，脚上是一双老人们穿的中式黑棉鞋……
初识吕剑，当是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吧。因为爱诗，我遂在三大册的《新诗选》中精选十数首，其中便有吕剑写于40年代的《创造》。但当时吸引我的乃是这首小诗的玲珑、新鲜和蕴含的生存哲理，对作者则是一无所知。随后即在《诗刊》读到了他复出后的诗作《一觉》《回答》和《笑容》，深深的激情和酣畅的节奏引发我心灵的震颤。在一种渴望交谈的冲动中，我发出了给诗人的第一封信。
现在坐在诗人的家里，柔和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在洁净光亮的写字台上，一东一西两架书橱默默地陪着主人。四壁皆白，唯写字台左侧墙上悬一幅工整的小楷，是诗人自己的手笔。我想，诗人的书斋“半分园”虽小，却是一块绿洲，进入晚年之后，我们的诗人还能艰难而又快乐地耕耘、播种和收获吧？
诗人并没有讲述他个人的遭际，却满面微笑地提起了刚刚开过的一次作协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的气氛不错，似乎预示着文学事业或将开始一个健康的发展。我不由想到眼前这位老人青壮时期的风采，同时也想到他与祖国一起受难的岁月，想到他二十年间如何遭逢网罗、如何被发配塞上，又如何在狂热却又严寒的日子里被摔断了琴弦，默默地忍受着难言的孤独。从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上半年间，吕剑是兴奋而勤奋的，诗人前期任职于《人民文学》，1956年秋冬，又参与筹备《诗刊》。这期间他南下江汉，北上内蒙古，出版、编订了五本诗集。假若这种天朗气清的日子能保持得更为长久一些，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诗人又该会呈现出多少崭新的风貌！
然而正如诗人二十年后自己所说：“阳谋”既来，百花其萎。《诗刊》既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多事的地球，一个与民族共忧患的诗人又如何能超然物外？终于在愈喊愈高的“反右”声中，吕剑与艾青便一起被免去“编委”之职，然后“发配”。艾青去北大荒，吕剑去塞上……当我提到这些痛苦的往事时，内心是沉重的。这并非仅仅是替诗人抱不平，个人的荣辱得失是次要的，国家与民族的顿挫、伤痕却刻骨铭心。如何让我们多难的民族彻底挣脱旧的枷锁？如何让我们的人民满怀青春地走向世界？又如何让我们的诗真正成其为“诗”？正如诗人说的：“重要的是从历史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并且不要再那么轻易地忘记！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持诗的好名声。”我们多么需要诗人的勇敢和真诚啊！
相信二十年决没有白过，
不能只看经历了多少顿挫。
额上增添了几重沉思的皱纹，
因袭的古堡就是攻破了几座。
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吕剑依然年轻，依然富有青春的活力。岁月转瞬即逝，生命之树常青。从北京归来，即在《人民日报》八版的一角读到了他的《夸父》。诗乃“有感而作”。吕剑将神话中的夸父按照自己的理解与希望重新塑造，夸父并没有弃杖而死，而是追上了太阳，血肉化为新的太阳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我们伟大民族和人民的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主义精神”的象征。作者是富有社会感的，《夸父》当然也不是为诗而诗的产物，诗人后来反问：“倘不是活于今日，受到某种新的启示，我能出现这种构思吗？它也多少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了某种时代色彩吧？”
其实先此几年，吕剑就与艾青一起“归来”了。艾青把包括《光的赞歌》在内的几十首生命换来的诗编集为《归来的歌》；吕剑则在短短三年内写出了总数超过1949—1957年间的诗作，连同以前之作，编选出版了《吕剑诗集》，还写了许多颇有锋芒的杂文，与另外一些抒情散文一起汇成《一剑集》出版。吕剑并非武士，但这些杂文锋芒之利，议论之精深却可以振聋发聩。和他此时的诗一样，诗人由50年代“幻美”的抒情一转而为对现实和历史沉痛而深入的反思。我感到吕剑二十年的岁月的确没有“浪费”，他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富有社会意义，对时代、对读者最富有反思价值的作品！
而且，就在这次倾谈之后，诗人飞越地球上最高的大山，来到了热情却又受着战争威胁的巴基斯坦，之后又去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在异国的土地上，诗人当然难免祖国之思，但一个胸襟阔大的诗人是能够爱祖国也爱人类的，吕剑又一次触发灵感，抒写了超越一己、更为广阔深厚的情怀：
四海皆属兄弟，
爱情无不相同，
纵然远隔千山万水，
人民总是命运相通。
在初稿于伊斯兰堡、定稿于加德满都的《邻居》一诗中，当叙述了村中人亲密、友好的往来之后，诗人写道：
地球应当像是一个村子
不过住着百多户人家，
家家都能鸡犬相闻，
彼此都应肝胆相照。
是啊，地球应当像是一个村子。
《邻居》表达了诗人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这首诗正好可以献给“国际和平年”。
那么，这是不是标志着诗人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从而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了呢？或者说，它本来就是诗人爱心的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表现？
浓香的热茶温暖着身子，窗外的太阳渐渐当头，所喜并没有别人来打断我们的倾谈。吕剑先生出语温和、轻松，普通话里仍时时夹带某些莱芜口音。莱芜是古时齐鲁之间的缓冲地带，吕剑的家乡正在长勺之战的故地。记忆犹如扎在地下的草根，此时又吐出缕缕青绿，诗人谈起他儿时攀过齐长城之侧的青石关去博山读书的往事，语调里充满温馨。后来初中毕业，诗人终于走出贫瘠的故土，告别终年劳累辗转于泥色之梦的父母兄弟，来到济南当话务员。但当卢沟桥的枪声惊破了中国迷乱的梦境，翩翩少年便拔剑而起，踏上了流亡抗敌的人生大道。读着新老诗人讴歌神圣战争的诗章，吕剑也开始了自己的吟唱。一首《大队人马回来了》使众人频频注目这位青年诗人，正在流亡道上颠沛流离的李广田在《新华日报》上读了这首诗，特意在日记中记下，觉得“甚可读”。
从那以后，他或者以诗当剑，或者刻写故乡人的劳苦与坚毅，或者预言民族解放的欢欣，最后用诗迎来了共和国的建立。
半个世纪弹指一挥，足迹清晰而又沉重。当诗人回顾这些往事的时候，心里在起伏的该是一种怎样的波澜呢？
我还记得那天午餐时的情景。大家都坐下了，吕剑却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回转身从客厅拿过客人带来的“莱芜煎饼”，一一分给在座的亲朋，自己更是嚼得津津有味，像朝晖一样温煦的脸上现出隐隐的幸福感。我想：小米煎饼的香甜，大概也只有赤子之心能够品味得出吧？
在恋恋不舍中离开“半分园”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但那天的阳光异常饱满，西北风也并不寒冽刺骨。我轻松地走在北京的大道上，心里设想着再度的造访也许并不遥远。
那正是牛年春节期间，大年初二，吕剑先生已满六十六岁了。
1987年9月于泰山
附记：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初访半分园》应当算是旧作了。
但是文中所述的初次拜访吕剑先生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清晰得很。那是1985年春节，我首次进京，心头洋溢的始终是有点近乎神秘的激动。在走街串巷，领略着早在梦里就觉得温馨的京华风情之余，我造访了已经六十六岁的吕剑先生。记得诗人听到故乡的消息时，似乎一时年轻了许多呢！
去年夏天，我在北京又一次拜望了吕老。而这次相见，却是在积水潭医院的病房里，我生怕过多的谈话使诗人疲劳，稍待片刻即匆匆告退。第二天与牛汉先生谈到吕剑，他颇多感慨，对吕剑的病况很为关切，说要抽时间去看看吕剑，并建议他写一点回忆录……
现在，诗人听说《探海石》创刊，深为故乡文学的发展高兴。《晨雾》是刚刚寄来的极富乡土情趣的抒情诗，诗人自己说：“这是一幅淡淡的素描，我是想讴歌春天的到来，以及对于生活的爱……”而今年吕剑将步入古稀高龄，让诗人的作品与故乡父老相见，应当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同时，我把这篇旧作拿出来遥祝老人家长寿，而七十岁的诗人吕剑先生，相信在新的春天里，一定会写出更多更美的诗章吧。“大雨大雾之后，必有一个好晴”，为此，我为诗人祈祷。
1989年4月5日补记于济南山东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