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疆域空前，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元代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对于元代文学的成就，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中已经予以关注，言其“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1]文学成就是很可称道的。元代文学包括五种文体，诗、文、词、小说、戏曲等，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辉煌。元代雅文学和俗文学均繁兴一时，雅文学和俗文学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俗文学之杂剧、南戏繁荣一时。元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这样评价本朝诗文：“我朝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2]诗歌和文章依然是元代文学的大宗，元代的诗文别集数量相当可观，清人修《四库全书》，收入元人别集171种，另有存目36种，现存元人诗文集在450种以上，散佚（含未见）425种。元代诗文数量可观，质量也相当高。

元代结社、文会、唱和、赠答等文学活动频繁，形成了众多的文学群体，其中在蒙古灭金后的北方，“成就最高、对元代学术史与诗文发展史影响最大”^[3]的一个文人群体就是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该群体不仅人数众多，来源广泛，而且活动基本贯穿整个元代前期的文学发展阶段，他们的诗文共同创造了北方诗文创作的繁荣，对元初北方文坛影响深远。

从中都沦陷、金南渡到金亡的数十年中，中原历经战乱，北方士大夫文人所受打击尤为沉重，命运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四处流徙、混迹民间。前朝经过几代人积累发展起来的文化成就，以及学校和文化典籍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广大北方士人，身逢金元易代之际，宋金政权不可能再给他们任何希望。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士人品格中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更加突出，他们充满了对天下一统的期待。

自窝阔台死后，乃马真后、贵由汗、海迷失后摄政时期，中原的统治权掌握在西域人手中，加剧了中原混乱的局面。到蒙哥汗时期，中原不治的社会现实促使忽必烈等一些开明的蒙古贵族开始关注中原治理以及任用儒士的问题。

忽必烈的母亲庄圣太后，有远见，才智超群，注意让她的儿子们接触、学习汉文化，经常邀请汉族知识分子到和林，因而，忽必烈年轻时即对汉文化比较熟悉。忽必烈幼年时，与濡染汉文化和儒学的耶律楚材父子多有交往。尤其是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时期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所生的社会效益，对年轻的忽必烈产生了很大影响。

1251年，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帝位终于转到托雷一系，忽必烈的兄长蒙哥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因“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4]，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交忽必烈全权处理。蒙哥汗二年（1252）春，忽必烈把藩府从漠北移至漠南，在金莲川^[5]设立了藩府。这一时期的忽必烈雄心勃勃，史载，“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6]。加上他早就已经关注天下大计，追慕唐李世民的英明^[7]，并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于是利用自己在漠南的地位，更加广泛地延揽各地区和各族经济之士、义理之士与“文学之士”，为他辉煌的帝王大业奠定基础。当时所延聘的主要是以刘秉忠等经济之士为主的邢州集团，以许衡、姚枢等人为主的理学家群体，以及由汉族世侯幕中的文人组成的旧金遗士。于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逐步形成。这个藩府谋臣侍从文人集团，对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乃至以后缔造元帝国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的形成，有一定的主观原因和社会时代因素。一方面，忽必烈态度开明且倾向于汉文化，他能充分利用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的机会，在潜邸时期积极延揽各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影响了北方汉族文人的心态，他们对天下一统怀有期待，对宋金政权失望并具有文化忧患意识，他们关心民瘼，同情人民疾苦，怀有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道德情感，已经认识到空谈心性与读书吟诗的士人生活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他们需要一个机会来改变社会现实。面对漠北蒙古军队的冲击、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的现状，他们认识到，必须抛弃误导人心的南北旧说，摒弃夷夏之辨的观念，不以华夷、血统、辖地的位置及广狭等论正统，需要建立新的正统观和华夷观。再者，“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8]，北方地区契丹、女真、汉族长期杂居，各族文化交流融合，“华夷同风”，他们的现实政治活动常常冲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不是正统。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当忽必烈广泛延揽人才之时，他们认为忽必烈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治国安天下目标的有道之主，和汉族有为之君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乘势而动，抓住历史契机，慨然出仕，入侍藩府，借以“行道”，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中原，维系华夏文化。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莲川藩府谋臣侍从集团的形成。

金莲川藩府文人，一个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文人群体。这一文人群体不仅人数众多，民族与地域来源广泛，文化渊源和师承各异，而且各族文人经常接触，广泛交流，相互尊重理解，超越了民族的藩篱，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民族文人群体。他们无论是在忽必烈潜邸做幕僚，还是之后为朝臣，或居台谏，或在经筵，或处翰苑，多处于政治的核心。他们鼓吹名教，促进儒治，直接影响帝王的观念及朝廷之政策。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通过其文化与文化主张对忽必烈产生影响，影响了蒙古贵族，影响了元初的文化政策，继而也影响了整个元代的学术发展与文学发展。可以说，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不仅在元初成就最高，而且对元代学术史与诗文发展史影响最大。

文学史上的文人群体，往往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既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学术和文学方面的因素：或通过科举考试形成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或通过政治运动结成党派关系，或因为志趣和审美趣味的相互投合形成文学宗社关系。一般的文人群体大致相近的文学创作风格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会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因为无论形式上联系是紧密还是松散的文人群体，他们的活动一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群体的活动，时代风会、审美风尚、文人心态、宗教信仰以及地理环境等都会对群体成员的创作产生影响。在群体内部，能够形成风气，利于切磋借鉴，共同提高；在群体之间，则容易形成竞争，能够激发理论自觉。因而，随着文学团体意识的自觉产生，文学理论也必然得以拓展，从而推动学术和文学的繁荣。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它主要是由政治因素促成的。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成为元初北方文坛的中坚，居北方文坛主导地位。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各自有着独特之处，影响了一代文风与诗风；他们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也影响了整个元代学术史与文学发展史。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在总结前代文学、开创新朝文学方面，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文人群体。这一文人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金莲川藩府士人，多是来自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不同地域的儒学、文学等领域的汉族精英。此外，在金莲川藩府侍从中，还有一批深受儒学影响、有着很高汉文化造诣的非汉族侍从谋臣。大多数藩府文人具有实际的行政工作能力，有治国的见识和眼界，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许多人兼有经济之才、学者素养和诗人气质。这样，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学术渊源的多民族藩府文人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在藩府之中，群体成员之间广泛交流，声气相通，互相影响，因而又体现出多元一体性。

第二，这里集中了当时北方具有代表性的诗文作家。如郝经，堪称金末元初北方文坛影响一代文风的名家，其文大气包举、苍浑绮丽，为“元文中之杰然者”，“其学博，其才赡，故发而为文也，汪洋滂沛，如大河东注，一泻千里；抑扬起伏，如太行诸峰，层见迭出。盖积之深而发之盛”（明陈凤梧《陵川集序》）^[9]。其诗不崇华丽险怪，而追求豪迈奔放，以高华劲健之笔写沧桑之变，蕴含着一种崇高美，《元史》本传称其“诗多奇崛”。尤其是他的长篇歌行和律诗，笔力健，气势雄，造语奇隽，更有奇崛之特色。清代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说：“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10]又在《元诗选》丙集袁桷小传中说：“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11]充分肯定了郝经在元代诗史上的地位。郝经是元代诗坛中承上启下的一位重要诗人。刘秉忠在元以事功称，虽然“至于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在公乃为余事”（阎复《藏春集序》），但其“诗章乐府，又皆脍炙人口”^[12]。顾嗣立《元诗选》小传称其“以佐命元臣，寄情吟咏，其风致殊可想也”^[13]。《元诗选》录其诗三首，评价在耶律楚材之上。査洪德教授也曾对刘秉忠的文学成就作了精辟的论述：“刘秉忠诗文词曲兼擅。由于文章留存不多，我们无法根据现存作品评价其成就和价值，但诗和词作都有相当数量，可以肯定地说，在元代诗史和词史上，其成就是不可忽视的，并且具有他自己的个性特色。”^[14]可以说，刘秉忠是元初北方文坛很有影响的一位文人，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后世的瞩目。而许衡虽不以文章名世，但其诗文雅洁、深稳而又质实，代表了元初北方儒者之文风特色。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文章无意修词，而自然明白醇正。诸体诗亦具有风格，尤讲学家所难得也。”^[15]又据《新元史》：“北方文学自衡开之，当时名公卿多出其门。”^[16]总之，许衡在元初北方文坛的地位不容忽视。姚枢的品格、才华和胸襟都让人佩服，可惜诗文存之不多。明何乔新在《重刊黄杨集序》中曾评道：“有元一代，俗漓政厖，无足言者，而其诗矫宋季之委靡，追盛唐之雅丽，则有可取者。盖自郝伯常、姚公茂鸣于北方，而马伯庸、萨天锡诸公继作。”^[17]元初北方诗坛雅丽之风，实自姚枢与郝经始。王磐，元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主盟文坛二十余年。言论清简，义理精谙，“辞语纵横，援引征据，众莫可屈”，其为文冲粹典雅，得体裁之正，不取尖新以为奇，不尚隐僻以为高。诗则述事遣情，闲逸豪迈，不拘一律。综上，他们不仅是蒙古政权中较早出现的一批文学家，也是元代文学的主要奠基者。这些文人无一例外，均经历了金元易代的变故，这在他们心里留下的痕迹是相当深刻的，因而带来元前期文学内容的深度。

第三，金莲川藩府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有着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藩府文人本着儒家修齐治平的精神关心国计民生。初时，对忽必烈藩府的征召怀着极大的热情。进入藩府后，积极用世，辅助忽必烈行汉法，借以“行道”。但忽必烈只是相较于其他蒙古统治者开明，他对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原传统文化不可能完全理解，这是需要时间、需要历史的传承和积淀的。因而，金莲川藩府儒臣和他们的君主在理念和文化上始终存在着不和谐。而且，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的李璮之乱，对那些积极辅佐忽必烈施行汉法的金莲川藩府中的汉族旧臣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忽必烈由此对汉族儒臣开始猜忌和逐渐疏远。正如王恽《秋涧集》所言：“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赵、姚、商、杨、许、王之伦，盖尝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固虽文武圣神广运于上，至于弼谐赞翼、俾之休明贞一，诸人不无效焉。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予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重轻，用与不用之间耳。”^[18]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导致儒士不被重用，赵良弼、商挺、廉希宪等曾深受信任的谋臣后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猜忌和疏远。

当汉族文臣发现“行道”的理想难以实现时，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这苦闷来自于文化心理的隔膜带来的他们与蒙古贵族之间的互相不能理解”^[19]。仕途上的挫折与失望让他们摇摆于仕与隐、进与退的矛盾中，他们普遍怀有宦途漂泊之感、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心理。最初忽必烈藩府征召时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应召途中及进入藩府之后，藩府文人纷纷题诗或写文来描绘沿途的景物风光、藩府经历，或赠诗鼓励友人入藩，这就形成了藩府文人的一个特殊心理——“金莲川情结”。金莲川藩府文人共有的心态——忧患意识与华夷观、出仕与归隐的心理矛盾与金莲川藩府情结——对他们的诗文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金莲川藩府文人多是出自河朔地区的原金源文人，有着深厚的北方历史文化背景，也体现了很高的文化素养，代表着金末元初北方文人的主体特色。河朔地区是金王朝前期和中期统治的中心区域以及政治文化中心，“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20]，河朔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促成了北方雄峻古朴、悲壮慷慨的审美风尚。长期藩府谋臣的生活，北方民族的粗犷豪爽性格，以及北歌的传统，为金莲川文人群体的诗词注入了不同的元素，藩府文人的诗文体现着北方文化的特色和文学传统，有着地理文化上的意义，呈现出纯朴质野、伉爽清疏、豪旷雄健的北方地域文化色彩。

第五，金莲川藩府群体的创作也具有其群体性特征。首先，藩府文人间的诗歌唱和以及大量送别诗的产生。明胡震亨说：“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21]而忽必烈时期的金莲川藩府文学和唐代的幕府文学不同，因忽必烈是蒙古藩王，和金莲川藩府文人有着文化上的隔膜，藩府文人不可能“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这一文人群体由北方原金源文士构成，又多以互相引荐或推举的方式进入藩府，他们相互之间交往密切，常酬唱赠答或游宴题咏。因而，藩府文人的文字之交主要体现在诗歌唱和以及以诗赠行等。

其次，藩府文人诗展现了西北边地的奇异风光、漠南漠北的风俗人情，大大拓宽了边塞诗的表现领域，不再把边塞诗仅仅用作反映边地苦寒和边地战争，从而表现了更为深广的区域文化内涵。如郝经，在谒见忽必烈之初，于北行途中留任藩府，往来南北，亲闻亲历沿途的各样风情、各种风景，无论是朔漠风寒、高山峻岭，还是草原风光、游牧民族的特殊风情等，都为他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诗人以浓墨重彩的大笔挥洒、勾画出博大雄浑的景物或场景，有《界墙雪》、《沙陀行》、《居庸行》、《北岭行》、《怀来醉歌》、《化城行》、《古长城吟》、《鸡鸣山行》、《白山行》、《铁堠行》、《居庸关铭》等诗。这类诗歌不仅数量多、内涵丰富，艺术地展现了北国的风光与风情，而且在继承唐代边塞诗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很有李贺诗的奇崛与唐边塞诗的豪健之风，尽展雄浑壮美、豪迈的奇崛与高古沉郁之诗风特色。再如刘秉忠，从入侍忽必烈潜邸起一直就是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元立国之后，一直跟随在忽必烈身边，忽必烈两都巡幸时他都随行，有《过界墙》、《清明后一日过怀来》、《过居庸关》、《过也乎岭》、《过天井关》、《寓桓州》、《桓抚道中》、《桓州寄乡中友人》、《大碛》、《和林道中》和《宿河西沙陀》等诗。他笔下的边塞风光更有一番景致，也许是受浩瀚无垠的塞外风光和游牧民族的特殊风情熏染。刘秉忠的这类诗歌，于清雅平和之风中蕴含着一股豪放之气。

最后，在散文方面，藩府文人常常使用的文体是序、记、书、表、状等，其中一些序跋和记游类散文写得文情并茂，体现了元初的散文风貌。藩府文人普遍致力于序文、杂记的创作，多有佳作。如《秋涧集》卷一〇〇所收录的张德辉的游记《岭北纪行》（又名《边堠纪行》、《塞北纪行》），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记载了应召的经过。他笔下的岭北地区，无论景物、风土还是人文，对当时的汉地人来说都是神秘陌生的，充满了异域风情。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较早反映蒙古草原地带风情的游记散文，山水文字在具体的描绘中展示了地域特色，也丰富了山水文字的抒情格调。书、表、状等公牍文在藩府文字中有重要地位，也在藩府散文中占有最大比例，较能体现藩府散文的特点。虽然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书、表、状等本身并非文学作品，而且相当程式化，但这种有特定的使用对象与应用场合的公牍文体的写作，更要求作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与高超的写作技巧。王鹗、王磐和杨果等藩府文人在诏书、制书等公牍文体写作上功力不凡，堪称高手。

总之，金莲川藩府文人的诗文创作，是藩府文人思想情致的显现，也是时代风会所造成的儒士文人群体心态的缩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这一文人群体独特的心理状态，还是他们的诗文创作、文学理论，在金末元初的北方文坛影响都很大，对元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成就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才受到后人的瞩目。

[1]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2]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4册，上海：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

[3]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页。

[4]（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7页。

[5]金莲川，曾经是金代皇帝避暑离宫之所在地，因夏季盛开美丽的金莲花，金世宗时易名为金莲川。位于滦河上游地区，是一个空气明净、水草肥美的地方。

[6]（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7页。

[7]《内翰王文康公》记载：“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2，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8]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9]（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10]（清）顾嗣立：《寒厅诗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9页。

[11]（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3页。

[12]（元）刘秉忠：《藏春集》卷6附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13]（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3页。

[14]查洪德：《刘秉忠文学成就综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107页。

[15]（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13页。

[16]（清）柯劭忞：《新元史》，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页。

[17]（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8] （元）王恽：《秋涧集》卷46《儒用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6页上。

[19]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15页。

[20]（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3，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21]（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谈丛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