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的形成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英明睿智，善于纳谏、役用众智。早在藩王时期就思“大有为于天下”，[1]关心前代治乱之史，搜罗中原人才。“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始太平，喜而慕焉。”[2]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金莲川设置幕府，招贤纳士，积极延揽各地的儒士文人。一时间，忽必烈潜邸之中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藩府谋臣侍从文人集团，为他日后继承汗位、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
金莲川藩府士人群体是一个较复杂的文人群体，基本上是北方中原各个地域文化与文学领域的精英，文化渊源不同，师承各异。他们大多来自金末的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大致可分为四类：怀卫理学家群；邢州学派；从东平、真定、顺天三个汉族世侯幕府进入金莲川藩府的；非汉族谋臣文士。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的形成有历史、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耶律楚材得到太宗窝阔台的信任和重用，他在保护、任用儒士，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尊孔，设置编集经籍的机构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这些都为忽必烈信用儒士文臣及施行汉法打下了基础。其次，在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北方汉族文人的心态、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对宋金政权的失望以及他们的文化忧患意识，使他们关心国计民生，欲借出仕而“行道”。再者，忽必烈具有英明睿智、采用众智、善于纳谏、善于抚下的特点，加上他“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志向，这使他在潜邸时期就积极延揽人才。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一个庞大的金莲川藩府谋臣侍从集团的形成。
第一节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和他的兄弟子侄带领蒙古铁骑像飓风一样横掠大漠，统一了漠北草原，建立了蒙古帝国，继而消灭了西夏、西辽，荡平了花剌子模、金国，对汉族聚居的南宋也虎视眈眈。善骑射、勇猛彪悍的蒙古军事贵族凭借着强大的武力优势，“在短短数十年内即摧毁和蹂躏了周围比它先进得多的文明实体，成为横跨欧亚两洲广袤地域的主宰者”。[3]这是一场惨烈的武力征服，掠夺财物、扩大地域是他们征服的主要目的。
成吉思汗六年（1211），蒙古发动对金的战争。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在他（成吉思汗）攻占了（涿州）城之后，他把左右两翼军队和几个年长的儿子们以及异密们派遣了出去，自己则和托雷带着称为（豁勒）的军队……他们征服并毁掉了途中的一切城市和地区”[4]，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人生最大的乐事，即“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5]根本不理会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对于如何统治中原地区，他们一无所知，也没有考虑。至于实行汉法，在当时更是不切实际。不过，在已经占领的中原地区，成吉思汗已开始任用汉人降将。如六年冬，围攻威宁，刘伯林降，“即以原职授之”。北还时又命刘伯林屯天成，“以本职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6]八年（1213）七月，攻破居庸关，逼近中都（今北京）。是年，史秉直降，木华黎命其屯霸州。九年（1214），成吉思汗赐其子史天倪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辖二十四万户”。[7]
成吉思汗十年（1215）金中都被蒙古人占领。蒙古人占领中都后，以札八儿火者、石抹明安镇守，而广大中原地区却远未占领。其后，木华黎相继攻取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北京路（今内蒙古宁城县），进克辽西、北京等处；脱栾扯儿必则抄掠河南、山东各地。战争依然是掠夺性的，华北、山东广大地区还未被蒙古军队占领。
成吉思汗十二年（1217），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其全权经营“太行以南”。在木华黎和孛鲁父子经略中原时期，蒙古统治者对中原地区的政策开始有所变化。
1225～1231年，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先后被蒙古军队牢固控制，中原大部分地区开始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逐步被占领，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占领这些地区才是此时的主要任务，根本无暇顾及在中原地区推行汉法。耶律楚材说：“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8]但这一时期对中原地区的政策，与成吉思汗亲征时相比，还是有了许多变化。
首先，改变了惯常的秋去春来的掠夺性战争方式，注意对占领地区的经营。木华黎受命南征伊始，就“建行省于燕南，以图中原”（《太师鲁国忠武王》）[9]，开始依靠汉人上层“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10]。其次，在成吉思汗任用汉人降将的基础上，木华黎更加注重对汉人地主武装——汉人世侯的普遍利用，其中真定史氏、藁城董氏、顺天张柔、东平严实等均受到重用。这些汉人世侯大多“且耕且战”，在“聚其乡邻，保其险阻，示以纪律，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后复业”（《郭弘敬墓铭》）[11]的情况下，注重对其辖地的治理。如史天泽在真定“招流散，抚疮痍，披荆榛，掇瓦砾，数年间，官府民居，以次完治”（《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12]。藁城董俊，“为政宽明，见人善治田庐，必召与欢语，有惰者，则怒罚之，故其部完实，民惟恐其去也”。[13]张柔在满城“定列教条，劝民修治耒耜，数艺桑麻”[14]，“焚毁之后为空城者十五年”的保州城，经过他“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的精心治理，成为“燕南一大都会”[15]。严实在东平“辟田野，完保聚”，“以劝耕稼，以丰委积”，“辟置俊良，汰逐贪墨。颐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五城而南，新泰而西，行于野则知其乐岁，出于途则知其为善俗，观其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16]。可知，虽然北方社会处于普遍混乱之中，但在汉人世侯控制的区域社会比较稳定，辖区内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汉人世侯对辖区的治理，基本上是实行金之旧制，即以汉法治理，且卓有成效，对当时政局的稳定起了一些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蒙古统治者的认识，虽然他们未必认识到以汉法治理中原的重要性，但客观存在的治理效果必然会影响到蒙古统治者的思想认识。因此，汉人世侯以汉法治理汉地，既为蒙古贵族以后实行汉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两种文化已开始融合。
由成吉思汗亲手创建的蒙古帝国，是一个以蒙古草原为重心的游牧政权。游牧民族的特征是惯于迁徙，孔武强悍。欧阳修曾道：“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常驰逐。”（《明妃曲》）[17]蒙古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存在生活、制度、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游牧民族射生饮血、逐水草而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农业和农耕区无所顾惜的破坏性，他们入侵中原农业区是纯掠夺性的，是对土地的占有和对资源的利用。不仅声称“虽得汉地，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18]，而且对汉地原有的社会制度也不感兴趣，根本不了解中原农耕地区与塞外游牧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上的迥异，强硬地把游牧制度施行于中原。把游牧制度施行于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农业定居区，把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强加给内地，根本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且中原北方地区经历了长期战争的残酷破坏之后，一直处在混乱和凋敝之中，社会经济明显倒退。“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19]为了继续对征服区进行掠夺，就必须着手恢复生产，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组织形式。“锋镝余生的汉地百姓在蒙古亲贵和色目酷吏竭泽而渔、诛求无厌的剥削下，彻底斩断了生机。”[20]在这种危机下，势必要顺应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进行变革，于是，在中原地区逐步推行汉法以治理汉地。
窝阔台汗即位第二年（1230）秋，就承继其父遗志出兵攻打金国，蒙古帝国战略的重心又转向中原地区。虽然蒙古帝国已经占领河北、山东、山西等中原大部分地区，但局面混乱，制度不健全，“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货财，兼土田”[21]，汉人世侯又在辖区内各自为政，中央缺乏有力的控制。针对中原汉地的这种情况，耶律楚材在得到窝阔台信任和重用的条件下，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推行一系列有利于中原恢复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徐子方称，耶律楚材为元代实行汉法的“先驱者”和“孤独者”：“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初，耶律楚材是最早倡导变革漠北旧俗、实行‘汉法’文治的中原士大夫。”[22]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辽朝东丹王突欲八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博学多才。据史载：“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23]金代曾为开州（今河南濮阳）同知，后为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夏，蒙古军队攻破燕京，1218年被成吉思汗召至帐下，遂辟为掾。1219年夏，以“治国之匠”自居的耶律楚材[24]开始随成吉思汗西征。此后六七年，他并非以身为儒者的“治国之匠”来辅弼成吉思汗，而是一直以星相术士的身份跟随成吉思汗，在从征西域之时，耶律楚材取得了成吉思汗的高度信任[25]。成吉思汗去世时，曾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窝阔台即将即位时，“宗亲咸会，议犹未决”，耶律楚材极力促成了窝阔台继承汗位，帮助他制定君臣礼仪，因而，窝阔台对他怀有很大的感激之情，曾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26]
耶律楚材取得了蒙古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这样就为他推行汉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此时，蒙古军队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将近二十年，已经占领了华北、山东地区，客观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因为有了多年来经略中原地区的实践，逐渐加深了对中原地区情况的了解，为了长期有效地统治中原地区，蒙古统治者内部曾展开过一场辩论。近臣中使别迭等试图将中原农业区变为牧场，这显然是对中原农耕区的摧残。对此，耶律楚材提出：“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可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27]他驳斥了中使别迭等人的主张。耶律楚材的这句话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蒙古因成吉思汗西征花费了大量财力、物力，“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中央财政很不乐观。再有，窝阔台要南伐，军需物资需要补给，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多的财富。所以耶律楚材继续向窝阔台提出：“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如果真如耶律楚材所言，国用可绰绰有余，因此窝阔台欣然采纳，说：“卿试为朕行之。”[28] “蒙古统治者为了长期有效地统治中原被攻占地区，需要任用既为自己所熟悉、信任，又熟悉治理中原的人才。”[29]因此耶律楚材这位“治国之匠”才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耶律楚材初行汉法并非一帆风顺，可谓步履维艰，正如时人宋子贞所说：“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趣向之不同，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30]不过，耶律楚材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也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经济方面，窝阔台汗二年（1230）冬十一月，“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31]即立十路征收课税所，所设的使、副二员都是儒士。《元史》卷二《太宗本纪》也记载道：“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陈时可、赵昉使燕京，刘中、刘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贞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王晋、贾从使真定，张瑜、王锐使东平，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程泰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使济南。”任用儒士为十路征收课税使，取得了明显的功效，到了窝阔台汗三年（1231）秋，窝阔台“至云中，诸路所贡课额银币及米谷簿籍，具陈于前，悉符原奏之数”。显然，耶律楚材的做法让窝阔台很是满意，因此，他非常开心地夸奖耶律楚材：“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于是，“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在耶律楚材拜中书令后，窝阔台“事无巨细，皆先白之”[32]。耶律楚材竭尽全力想把汉法推行下去。窝阔台汗八年（1236），耶律楚材上陈时务十策，曰：“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对于这些措施，窝阔台“虽不能尽行，亦时择用焉”。[33]不过，耶律楚材初行汉法还是时时碰壁，“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因为在一些保守的蒙古贵族看来，耶律楚材的做法有悖祖训，且限制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耶律楚材不时遭到反对。但他在经济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元史·食货志》税粮、科差、钞法、盐法、酒醋课、商税、岁赐、惠民商局等项中，均较详细地记载了窝阔台时期建立的一些制度。
在政治方面，“耶律楚材既反对蒙古诸王功臣‘分土裂民’，又限制割据各地的汉族武装地主所掌握的军、政、司法、经济权力，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为恢复重建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原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也为忽必烈依靠汉人推行汉法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奠定了基础”。[34]
耶律楚材在保护、任用儒生，实行科举取士方面尽其所能，确实做了不少。如上所述，窝阔台汗二年，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每路正副使各两名，任用的都是儒者，陈时可、赵昉、刘中、刘桓、周立和、王贞、吕振、刘子振、杨简、高廷英、王晋、贾从、张瑜、王锐、王德亨、侯显、夹谷永、程泰、田木西、李天翼等被任用，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儒者、文臣的开始，也是一部分儒者的地位和生活处境有所改善的开始”。[35]在任用儒士担任征收课税使收到效果后，耶律楚材便借机向窝阔台申述任用儒者文臣的重要性，建议窝阔台选用儒者，并在战乱中保护了一批儒者。如窝阔台汗五年（1233）攻占汴梁后，耶律楚材奏请选取儒者“散居河北，官为给赡”（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其后，在攻取淮、汉诸城时，也以此为定例，继续选用儒者加以优待。又如窝阔台汗七年（1235），窝阔台之子阔出带领蒙古大军攻打南宋时，姚枢、杨惟中曾随军出发，挑选了忽必烈的名臣窦默、王磐，著名经学家赵复等数十名儒者带回北方加以优待。后来，这些人中有不少在北方办学教授生徒，崇儒兴学之风大盛。耶律楚材因此高兴地写道：“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钦风尽读书；可爱风流贤太守，天山创起仲尼居。”（《周敬之修夫子庙》）[36]
窝阔台汗九年（1237），耶律楚材又向窝阔台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元史》本传）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并命他校试。《元史》记载，窝阔台汗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37]这就是有名的“戊戌选”。戊戌科举取士，保护、鼓励、培育了一大批社会人才。窝阔台死后，因受到以乃马真氏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的排斥，这样的科举取士没能继续下去。
此外，耶律楚材在恢复发展中原文化，建立学校[38]，修复孔庙、尊孔[39]，设置编集经史典籍的机构等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40]确实，当中原文化面临毁灭之际，耶律楚材独担文化救亡之任，被誉为“大有造于中国，功德塞天地”。[41]
虽然耶律楚材行汉法屡屡受到牵制，甚至在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冬十月，窝阔台“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把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交给了西域人，耶律楚材所极力推行的汉法至此形同虚设；但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为忽必烈建立金莲川藩府，依靠藩府儒士推行汉法并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奠定了基础。而且，耶律楚材在保护、任用儒生、士大夫，实行科举取士方面所做的贡献，让中原儒生看到了希望，这毕竟是窝阔台曾批准的政策、措施，同时，“蒙古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儒士的重要性”[42]。这些都为忽必烈信用儒士文臣及实行汉法打下了基础。
窝阔台汗十三年十二月，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她“撤掉了在合罕时被委以重任的异密和国家大臣，并任命了一批不学无术的人来担任他们的职位”。[43]耶律楚材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都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甚至不得不中止。1246年，贵由继承汗位，蒙古统治者对中原地区的掠夺更加严重。《元史·定宗本纪》载：“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驿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中原凋敝已极。在这种危急状况下，需要改革现状，需要一个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英明之主，也要有一批能辅佐他完成大业的儒士谋臣侍从。此时，忽必烈的金莲川藩府应运而生了。在藩府谋臣侍从文人的辅佐下，“元世祖忽必烈汗扭转了这一颓势。他把蒙古游牧帝国改建成一个以中原农业地区为主干的中国式王朝。这一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44]
第二节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形成的主观原因与社会时代因素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的形成，有一定的主观原因和社会时代因素。
一 藩府文人形成的主观原因
金莲川藩府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忽必烈态度开明且倾向于汉文化。萧启庆先生说：“一个人的个性，便是一个人的命运，而他的身世和他早年的环境则成为凝铸成他的个性的模型，同时也形成他生命未来的轨迹。”[45]忽必烈深受其母庄圣太后的影响，年轻时已经接触了汉文化。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时期的改革，也对忽必烈影响很大。据《元史·世祖本纪一》所载，他“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46]苏天爵也说：“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终始太平，喜而慕焉。”[47] “仁明英睿”、“尤善抚下”的个性，加上他早就已经关注天下大计，追慕李世民的英明，对唐太宗即位前招揽房、杜等十八学士而后成就一番事业的事迹非常钦慕，以及他本身就具有的成就帝王霸业的志向，这些均促使他在潜邸时期积极延揽人才，无论汉人、蒙古人还是色目人的儒士文人，只要能为其所用，他都收揽进幕府，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藩府谋臣侍从集团[48]。
忽必烈深受汉文化和儒学濡染，对中原汉文化和儒学非常熟悉，他因此才有了开明的态度，认识到中原文化对于治理汉地的重要性，从而实行汉法。从以下几件事可以了解忽必烈深受汉文化和儒学影响的情况。
其一，在行军途中，听赵璧讲授儒学典籍《大学衍义》。赵璧（1220～1276），字宝臣，云中怀仁人，师从金末名士李微和兰光庭两人，儒学修养自然不错。于乃马真后元年（1242）入侍忽必烈藩府，是较早进入藩府的儒士。《元史·赵璧传》载，忽必烈“令蒙古生十人从璧受儒书。敕璧习国语，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听璧陈说，辞旨明贯，世祖嘉之”。[49]可见忽必烈对儒家学术的倾心。
其二，呼廉希宪为“廉孟子”，由此可知忽必烈对儒家人物并不陌生。廉希宪（1231～1280），一名忻都，字善用，号野云，布鲁海牙子，畏兀儿人，是金莲川藩府中的重要谋臣之一。他自幼便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元史》本传：“世祖为皇弟，希宪年十九，得入侍，见其容止议论，恩宠殊绝。”[50]又《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载：“公于书嗜好尤笃，虽食息之顷，未尝去手。一日，方读《孟子》，闻急召，因怀以进，上问：‘何书？’对曰：‘《孟子》。’上问其说谓何，公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为对，上善其说，目为‘廉孟子’。”[51]
其三，据《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记载：“世祖尝欲观国子所书字，不忽木年十六，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可知忽必烈必然熟知《贞观政要》的内容。
其四，《元史·窦默传》载：“世祖即位，召至上都，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其人也。’”[52]忽必烈以唐太宗为榜样，将魏征看作理想的大臣，可知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比较熟悉，也颇有心得。
其五，他态度开明，推行中原文化，在游赏之际，还偶尔赋诗寄情。据《御选元诗》卷一载忽必烈《陟玩春山纪兴》诗：“时膺韶景陟兰峰，不惮跻攀谒粹容。花色映霞祥彩混，炉烟拂雾瑞光重。雨霑琼干岩边竹，风袭琴声岭际松。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53]可见，忽必烈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能赋诗，而且有一定的水平。
忽必烈也是英明之主，对入仕藩府的儒臣他做到了礼遇有加，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使藩府文臣看到了希望，因而，一时间各方人才纷纷而至。现引以下几例为证。
对待赵璧，“呼秀才而不名，赐三僮，给薪水，命后亲制衣赐之，视其试服不称，辄为损益，宠遇无与为比。”[54]
对于亡金状元王鹗，忽必烈不仅“遣故平章政事赵璧、今礼部尚书许国相，首聘公于保州”，而且“既至，上一见喜甚，赐之坐，呼‘状元’而不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凡圣经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无不陈于前，上为耸动。尝谕公曰：‘我今虽未能即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内翰王文康公》）[55]忽必烈尊重他且以礼相待，虚心听取王鹗的建议。
窦默进入藩府后，因医术高超又精通儒学，且为人忠厚，很受忽必烈赏识。“一日凡三召与语，奏对皆称旨，自是敬待加礼，不令暂去左右。……俄命皇子真金从默学，赐以玉带钩，谕之曰：‘此金内府故物，汝老人，佩服为宜，且使我子见之如见我也。’”[56]久之，窦默请南还，忽必烈命大名、顺德各给田宅，有司岁具衣物以为常，赏赐丰厚，在礼节上也非常尊重窦默。
贵由汗元年（1246）冬，刘秉忠的父亲录事刘润去世。哀闻传至和林，忽必烈温言慰谕，并赐黄金百两，于次年春天遣使将刘秉忠送回邢州赴父丧。
张德辉《岭北纪行》载：“仆自始至迨归，游于王庭者凡十阅月，每遇燕见，必以礼接之，至于供帐、衾褥、衣服、食饮、药饵，无一不致其曲，则眷顾之诚可知矣。”[57]忽必烈对延请来的贤士文人都曲尽其能地款待，态度亲切，没有征服者的骄横与傲慢，这也不是一般中原君主所能做到的，因而张德辉不无感激地写道：“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愿王之意出于好善忘势，为吾夫子之道而设，抑欲以致天下之贤士也，德辉何足以当之，后必有贤于隗者至焉。”[58]
姚枢来到和林，见忽必烈“聪明神圣，才不世出，虚己受言，可大有为，感以一介见信之深，见问之切，乃许捐身驱驰宣力”[59]。于是，一改窝阔台时期弃官归隐的态度，当忽必烈待以客礼、询及治道时，他便尽其平生所学，披肝沥胆，为书数千言进谏。
许衡在出任京兆提学之前，曾被忽必烈召见。据程钜夫《鲁斋书院记》：“世祖皇帝经营四方，日不暇给，而圣人之道，未始一日不在讲求。观兵陇山，首召河内许仲平先生衡入见，先生亦首谓圣人之道为必可行，嘉言笃论，深契上心。时自陕以西，教道久废，乃命先生提举学事。于是秦中庠序鼎兴，搢绅缝掖，川赴云流，文事翕然以起。其所成就，皆足以出长入治，由是圣人之道乍明。”[60]如此礼遇，才使得许衡决定为忽必烈所用。
郝经于蒙哥汗八年（1258）被征召为藩府侍从，忽必烈便赐第怀州，赐田河阳。《殷烈祖庙碑》载：“岁戊午，诏以怀、河阳为今上汤沐邑，于是经在藩府，得赐第怀，赐田河阳。”[61]可见，忽必烈很注意恩抚、礼遇儒臣。
综上可见，忽必烈确实是“善于抚下”，对藩府谋臣礼遇有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这让藩府文臣看到了希望，认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能够实现，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于是通过互相荐引或推举的方式，各种人才纷纷入侍藩府。
忽必烈的兄长蒙哥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后，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交给忽必烈全权处理。二年（1252）春，忽必烈把藩府从漠北移营至漠南，在金莲川设立了藩府。这一时期的忽必烈雄心勃勃，又思“大有为于天下”，而且他所统治的地区主要是汉地，统治的民族主要是汉族。他所依靠的物质经济基础，也主要是中原地区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他利用自己在漠南的地位，在更大范围内吸收各种人才，开始为他辉煌的事业奠定基础。于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逐步形成。这个藩府谋臣侍从集团，对忽必烈总领漠南乃至以后缔造元帝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藩府文人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
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即北方汉族文人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和对忽必烈的认可。
正如第一节所述，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初，战乱频仍，金帛、子女、牛羊等皆被席卷而去，房庐被焚，城郭变成丘墟，破坏非常严重。中原地区大部分土地荒芜，社会混乱，盗贼横行，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以往通过读书、科举以求仕进的儒士也丧失了传统的优越地位，四处流徙、跻身民间，所受打击尤为沉重。前朝经过几代人积累发展起来的文化成就在战争中灰飞烟灭，“自经大变，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之余者，百不一二存焉”[62]。典籍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苏天爵《三史质疑》记载：“中原新经大乱，文籍化为灰烬。”[63]藩府文士中许多人遭受过战乱之苦。如：
郝经幼时，“金季乱离，父母偕之河南。偕众避兵，潜匿窟底，（蒙古）兵士侦知，燎烟于穴，爝死者百余人，母许亦预其祸。公甫九岁，暗中索得寒遗一瓿，按齿饮母，良久乃苏”。[64]
窦默在蒙古对金的战乱中，同大多数北方百姓一样辗转流徙。1215年金迁都后，南走渡黄河。“会国兵南下，公为所俘掠，间关险阻，还走达乡井，家人辈皆已去，唯母氏存焉。惊怖之余，母子俱得时疾，僵卧困惫中，重罹母忧，扶病藁瘗。而大兵复至，遂往河南而依母党吴氏以居。”及河南破，由陈州（今河南淮阳）迁蔡州。[65]窝阔台汗五年（1233），金哀宗入蔡州，窦默恐兵至，由蔡州渡淮河，至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与窦默一起流落南宋的还有河南洛阳士人智迂（后也入侍忽必烈金莲川藩府）。窝阔台汗七年（1235），太子阔端南伐，诏姚枢跟从杨惟中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窦默和智迂才得以北归。
许衡，窝阔台汗四年（1232）蒙古军南下时，为游骑所得。“万夫长酗酒杀人为嬉，先生从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人赖全活者无算。万夫长南征，乃东去隐徂徕山，迁泰安东馆镇，寻迁大名。”（欧阳玄《元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国子祭酒赠正学垂宪佐理功臣大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文正许先生神道碑》）[66]许衡在某万夫长手下充当占卜士，窝阔台汗七年蒙古军南下攻宋，万夫长可能在这一年随军南征，许衡才得以逃脱。
王磐，金正大四年（1227）经义进士，后入侍金莲川藩府。“及河南被兵，磐避难，转入淮、襄间。宋荆湖制置司素知其名，辟为议事官。丙申，襄阳兵变，乃北归，至洛西，会杨惟中被旨招集儒士，得磐，深礼遇之，遂寓河内。”[67]王磐也是在战乱之中避难，辗转于淮、襄间，在窝阔台汗七年太子阔端南伐之时，因杨惟中从军中求儒、道、释、医、卜者，他才得以北归。
宋衜，潞州长子人，金兵部员外郎元吉之孙。壬辰乱后，年十七，避地襄阳，已而北归，屏居河内者十有五年，逃难走“女几（山），历嵩（山）、少（室山），涉丹（水）、淅（水），度汉沔（水），寓武当（山），抵南郡（秦汉古名，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地区），间关险阻，百死一生”。[68]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伐金战争中，许多藩府文人都有过惨痛经历，虽然他们都避免谈及，但这些经历还是带给他们很深的伤害，侥幸逃脱的儒士丧失了传统的优越地位，所谓“金季丧乱，士失所业”（王恽《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69]。他们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命运同普通民众并没有多少区别。金亡后，混乱的局面渐趋稳定。直到窝阔台汗十年（1238）戊戌选试，确立儒籍，儒士的情况才有所改变。按照规定，戊戌中选者被编入儒籍，得免差发杂役。虽然这一规定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但戊戌科举取士，保护、鼓励、培育了一大批社会人才，使部分身陷奴籍的士人得以进入儒籍，获得免役特权。这其中就包括许衡、赵良弼、张文谦等藩府儒臣，这也让儒士看到了希望，对蒙古政权产生了信心。因为身隶儒籍即可获得免役特权，并有机会出仕，自戊戌试后，“父老甫袭科场之余，率子弟以事进取，或负粮从师，阅经就友。当是之时，英豪济济”（李谦《赡学田记》）[70]，增强了儒士以读书为业的信心。郝经在《铁佛寺读书堂记》中记载了戊戌选试对他的影响：“壬辰之变，始居于保。岁戊戌，先君官于保之满城。是岁，经始知学，喜为诗文。适诏试天下士，第者复其家，驱者为良。遂为决科文。”[71]郝经是由原来的“喜为诗文”而“遂为决科文”。这年冬天，他的父亲因家境贫困，想让身为长子的郝经放弃学业，是母亲许氏坚持，他才能继续读书。除了郝氏一门累世为学的原因之外，恐怕未尝不是因为戊戌选试给了读书人以希望。
一方面，从窝阔台时代开始，随着耶律楚材等人的进说和起用儒士的成功，蒙古贵族接触的汉族以及汉化已久的契丹、畏兀儿、女真、回回等北方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对儒士和儒学逐渐有了简单、模糊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耶律楚材等人的努力，儒士开始在十路征收课税所、中书省、行中书省、燕京行尚书省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充当僚属。戊戌选试是蒙古贵族优待儒士的开端。
乃马真后元年（1242）十二月，窝阔台死。其后，在乃马真皇后、贵由汗、斡兀立海迷失后摄政时期，蒙古统治者更多的是按照传统方式对中原进行掠夺，中原的统治权掌握在西域人手中，更加造成了中原混乱的局面。因而，到蒙哥时期，中原不治的社会现实不仅促使忽必烈等一些开明的蒙古贵族开始关注中原的治理以及儒学和儒生问题，而且北方广大儒士身逢金源败亡、金元易代之际，干戈寥落，忧世伤生，充满了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熏染，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仁政爱民的学说，关心民瘼，同情人民疾苦，怀有济世救民、匡扶天下、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感，有政治抱负，欲借出仕而“行道”，也同样需要一个机会来改变社会现实。因而，当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广泛延揽人才之时，他们认为忽必烈是可以让他们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明君，于是乘势而动，抓住历史的契机，慨然出仕，入侍藩府。
如元初名臣刘秉忠，是较早进入藩府的文人。他进入藩府之初曾犹豫过，后来决定留在忽必烈藩邸，帮助忽必烈完成一番事业。原因就是，他认为忽必烈是一个英明的蒙古藩王，是他可以辅佐的君主。从此，他开始以一个佛门弟子的身份留在忽必烈身边，参与谋划军政机要，成为忽必烈潜邸的重要谋士。再如姚枢，也是忽必烈金莲川藩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姚枢因好友窦默的推荐[72]进入忽必烈藩府。他见忽必烈“聪明神圣，才不世出，虚己受言，可大有为，感以一介见信之深、见问之切，乃许捐身驱驰宣力”（《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73]。当忽必烈待以客礼、询及治道时，他一改窝阔台时期弃官归隐的态度，慨然出仕。又如许衡，在他进入藩府之前，两位好友窦默和姚枢都已经入侍藩府，他也有任道之意，在写给窦默和姚枢的送别诗中已流露出这种意向。据《鲁斋遗书》卷一三《考岁略》记，“雪斋赴征，先生独处苏门，便有任道之意”。而且许衡也不是一个空谈性命的腐儒，他主张经世致用，注重“治生”：“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74]因而，蒙哥汗四年（1254），许衡出任京兆提学，也入侍忽必烈藩府。而郝经在幼年时母亲险些丧命于蒙古军队之手，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而此时他认为自己能有机会一展抱负，于是积极入侍忽必烈藩府，后来又奉命出使南宋，被拘囚真州十六载，体现了苏武式的高风亮节而不辱使命。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他认为忽必烈是有道之主，值得他这样付出。
从刘秉忠、姚枢、许衡、郝经等四人进入藩府的情况来看，反映出一些普遍特征。第一，他们都认为忽必烈是有道之主，辅佐忽必烈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有一番作为，以改变中原“干戈恣烂熳，无人救时屯。中原竟失鹿，沧海变飞尘”（许衡《训子》）[75]的社会现状；通过“仁政苏民疲”、“善政赒民饥”，可以给百姓以生路，使社会安定，以行己道。第二，藩府儒士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心态。在北方中原地区，至金末各族知识分子间均已淡化了民族界限。从辽立国算起，北方中原地区经历了辽金统治，已有三百年不是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区了，北方汉族知识分子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76]。他们的现实政治活动常常冲破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不是正统，从而也容易接受蒙古贵族的统治。他们所重视的是能否行汉法、实行王道，正如郝经所言：“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77]金朝于1234年灭亡，而南宋政权自1127年金朝俘虏了徽、钦二宗并占有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后，便偏安于江南。显然，面对中原干戈寥落、百姓流离失所的状况，宋和金政权都不可能再给他们任何希望。金亡之后，儒士失去凭依，身处乱世，只能通过辅佐忽必烈在中原地区采行汉法，使其接受汉文化，才会给百姓以生路，使社会安定。从他们给忽必烈所上的奏疏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海迷失后二年（1250）夏，刘秉忠根据他在中原两年所了解的情况，向忽必烈呈上“万言策”，“献书陈时事，所宜者数十条，凡万余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78]。姚枢也是尽其平生所学，披肝沥胆，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79]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夏四月，奏陈《时务五事》，洋洋万言，大抵本之儒道，分为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为君难六事、农桑学校、慎微等五条。郝经因看到百姓遭受蒙古官僚压迫而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向忽必烈上《河东罪言》，以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而他的《便宜新政》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这些奏疏中的献言和建议对忽必烈实行汉法，以及之后元帝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藩府文人都是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对宋金政权的失望，才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因为具有同样的文化忧患意识，而且目标一致，即以汉法治理汉地，让百姓安居乐业，进而保护汉文化、弘扬汉文化，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中原地区，所以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才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李谦《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载：“世祖皇帝始居潜邸，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辐辏，争进所闻。迨中统至元之间，布列台阁，分任岳牧，蔚为一代名臣者，不可胜纪。”[80]可见当时金莲川藩府人才云集之盛况。
中原儒士文人在金莲川藩府受到忽必烈的礼遇，忽必烈不仅安车征召，且遣使护送，又赏赐第宅、田地，使得潜邸文人感到宠遇无比，无不感激涕零，尽全力倾献自己的才智和能力。
1251年，蒙哥即汗位，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金莲川设立幕府，积极延揽四方才能之士。很快，在他的潜邸之中聚集了一大批北方来的，精通经济、义理、文学的各族儒士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藩府谋臣侍从文人集团。其中包括怀卫理学家群——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和智迂等人；邢州学派——刘秉忠、刘秉恕、张文谦、张易、王恂、赵秉温等人；从东平、真定、顺天三个汉族世侯幕府招揽的文士，其中，从东平严氏收揽了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刘肃等人，从真定史氏招纳张德辉、杨果、贾居贞、张礎、周惠等人，从顺天张柔处延揽名儒王鹗；此外，还有赵璧、李简、张耕、杨惟中、宋衜、马亨、李克忠、杜思敬、周定甫、陈思济、王博文、寇元德、王利用、李德辉等其他原金源文士谋臣。金莲川藩府侍从中的文士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精通儒学的汉族藩府侍从谋臣，如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赵炳、高良弼、许国祯、许扆、谭澄、柴祯、姚天福、赵弼、崔斌等人；二是深受儒学影响、有很高的汉文化造诣的非汉族侍从谋臣，包括蒙古人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等，西域色目人孟速思、廉希宪、爱薛、也黑迭儿等，以及女真人赵良弼等。这些人对忽必烈总领漠南乃至以后缔造元帝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论大定大业，厥有成宪。在位三十余年，凡大政令、大谋议，诸儒老人得以经术进言者，可考而知也。[81]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以儒家治国安邦之道影响元世祖忽必烈，“礼乐尊周孔，声名慕汉唐。恢弘张治具，突兀振朝纲”（郝经《仪真馆中暑一百韵》）[82]，推行汉法，建“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83]拯救民生， 襄赞军务，尊崇孔子，修建学校……为复兴汉文化、恢复儒家文化之传统起了重要作用。
[1]（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7页。
[2]（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康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8页。
[3]徐子方：《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85年版，第198页。
[5]〔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85年版，第362页。
[6]（明）宋濂等：《元史》卷149《刘伯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15页。
[7]（明）宋濂等：《元史》卷147《史天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79页。
[8]（元）耶律楚材：《西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9]（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10]（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3页。
[11]（元）刘因：《静修集》卷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2]（元）王恽：《秋涧集》卷4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3]（明）宋濂等：《元史》卷148《董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93页。
[14]（元）王磐：《张柔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5]（元）元好问：《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592页。
[16]（元）元好问：《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26，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
[17]刘扬忠编选《欧阳修集》，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4年版，第84页。
[18]（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7，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8页。
[20]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3～114页。
[21]（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56页。
[22]徐子方：《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3]（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55页。
[24]《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记载：“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
[25]在《元史·耶律楚材传》中有很多诸如耶律楚材占卜灵验的记载。如：“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祃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楚材言月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壬午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直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他在诗文中也曾言道：“车盖知何处，衣冠问阿谁？自天明下诏，知我素通蓍。”（《湛然居士集·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他是因善于占卜而被征召，可以看出在西征时，耶律是因精通阴阳术数与符瑞卜筮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
[26]（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57页。
[27]（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7，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28]（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58页。
[29]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发展的贡献》，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66～67页。
[30]（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7，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31]（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58页。
[32]（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58页。
[33]（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参见（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7，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34]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发展的贡献》，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66～67页。
[35]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发展的贡献》，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69页。
[36]（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4，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页。
[37]（明）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17页。
[38]《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记载：“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
[39]《元史·太宗本纪》载，窝阔台汗五年癸巳（1233）冬，敕修孔子庙。八年丙申（1236）三月，复修孔子庙。
[40]（明）宋濂等：《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59页。
[41]（清）于敏中编纂《日下旧闻考》卷100，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5页。
[42]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发展的贡献》，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74页。
[43]〔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5页。（明）宋濂等：《元史》卷2《定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9～40页。
[44]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4页。
[45]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7页。
[46]（明）宋濂等：《元史》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7页。
[47]（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8页。
[48]据李谦《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记载：“世祖皇帝始居潜邸，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辐辏，争进所闻。”
[49]（明）宋濂等：《元史》卷159，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47页。
[50]（明）宋濂等：《元史》卷126《廉希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85页。
[51]（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7，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52]（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31页。
[53]（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69页。
[54]（明）宋濂等：《元史》卷159《赵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47页。
[55]（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2，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56]（明）宋濂等：《元史》卷158《窦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30～3731页。
[57]（元）王恽：《玉堂嘉话》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页。
[58]（元）王恽：《玉堂嘉话》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页。
[59]（元）姚燧：《姚燧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查洪德编辑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60]（元）程钜夫：《雪楼集》卷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61]（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62]（元）段成己：《河津县儒学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63]（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64]（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15《国信使郝文忠公》，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65]（元）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卷8《内翰窦文正公》，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66]（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7]（明）宋濂等：《元史》卷160《王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51页。
[68]（元）宋衜：《潞州长子县法兴寺记》，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69]（元）王恽：《秋涧集》卷4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70]（清）觉罗石麟等修《山西通志》第54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71]（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5，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72]《元史》卷158《窦默传》：“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默荐姚枢，即召用之。”
[73]（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0，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74]（元）许衡：《鲁斋遗书》卷1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75]（元）许衡著，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76]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81页。
[77]（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7，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78]（元）王磐：《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文贞刘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刘秉忠《藏春集》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79]（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2页。
[80]（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58，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
[81]（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1《典礼总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47～548页。
[82]（元）郝经撰，秦雪清点校《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83]（元）刘秉忠：《陈时宜所宜疏》，载陈得芝辑点《元代奏议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